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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編撰 陳國雄 整理 節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2》之說明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於2011年4月首度發表分析中國軍事動向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本協會曾編入2011年5月出刊的《台灣安保通訊》第19期。2012年2月，防衛研究所第二度發表《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1》，本協會也編入2012年6月出刊的《台灣安保通訊》第23期。 2012年12月19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第三度公佈《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2》，內容基於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18屆全國代表大會之前的情況，針對人民解放軍在外交與安全決策過程中和政策協調上的作用進行分析，並重點關注人民解放軍的多樣化軍事任務、軍隊與政府部門的政策協調、以及在外交與安全政策中軍隊與政府部門的合作等議題。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資料詳實且論述中肯。本協會重新校訂後繼續提供給關心國家安全議題者參考，冀望有助於對中國政策之討論。然而本期《台灣安保通訊》的內容豐富，囿於篇幅所限，無法全文刊載《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2》，除了簡單介紹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角色之外，僅節錄其中三篇專欄及結束語。 淺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角色 話說2011年1月，前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訪問中國時，人民解放軍突然首度試飛新一代隱形戰機殲-20，示威意味濃厚。根據蓋茲的說法，在會談當中，包括胡錦濤在內的「文官領導人似乎都對戰機的試飛表示驚訝」，因而蓋茲對中國的「文官治軍」表示擔憂。隨後蓋茲到訪日本，不僅提到殲-20的試飛，也談及2007年1月人民解放軍利用反衛星武器（ASAT）摧毀氣象衛星的試驗，還有2009年3月發生的中國軍艦及公務船對美國海軍調查船「無暇號」（Impeccable）的妨礙事件，他表示，這些跡象暴露出中國的文官領導層與軍隊之間缺乏溝通。很多觀察家也議論紛紛，懷疑軍力急速竄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否不接受「文官治軍」了？ 此外，近年來中國軍方及軍方相關人員發表意見時，不少內容都展現強硬的姿態，而且與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也出現不協調的狀況，似乎人民解放軍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發揮的影響力有所增強。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於2010年發表的《中國外交政策中的新角色》報告也指出，中國在外交決策過程中以及對外行動上「正在發生質變」，原因之一就是人民解放軍已經成為外交政策「新的參與者」。 其實，上述種種現象並非中國的「文官治軍」有所動搖，中國人民解放軍屬於中國共產黨的「黨軍」角色依然牢不可破，只是中國政府的國務院與解放軍之間的關係需要加強協調。也就是說，問題在於國務院與解放軍之間要如何進行協調並加強協作。由於人民解放軍是黨的軍事組織，並不隸屬於國務院（中央政府），儘管國務院下設國防部，國防部也接受國務院的領導，但國防部主要肩負的只是軍隊的涉外職能而已，幾乎不參與國防決策與軍事活動，因此兩者之間談不上有密切的合作與協調。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是紅軍，創建於1927年，解放軍根本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軍」。至於「黨」和「軍」之間的關係，鐵律就是毛澤東所提的「黨指揮槍」，決不允許「槍指揮黨」，也就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因此《中國共產黨章程》（2007年10月修改）在總綱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堅持對人民解放軍和其他人民武裝力量的領導」。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第19條也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可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聖諭完全無可違逆。 由此可知，篤信「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擁有軍隊，這支軍隊叫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隊的開銷全部來自人民的稅金，卻由中國共產黨在指揮、領導。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阻斷了中國共產黨之外任何其他黨派的執政可能性，這就是中國特色的「一黨專政」。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向來都是「以黨領政」，也「以黨領軍」。為了防止人民對「軍隊國家化」的常態要求，《解放軍報》和軍隊領導人都一再強調，所謂「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以及「軍隊國家化」的主張，都是錯誤的政治觀點，對此堅決反對。因此我們可以預見，一旦台灣與中國統一之後，包括國民黨和民進黨在內的台灣所有政黨，都將成為共產黨政權之下永遠的在野黨，而「中華民國」的「國軍」，也將成為被共產黨所屬的「人民解放軍」了。 在「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體制下，有關中國的國家戰略和外交戰略等重大政策，當然都是由黨中央下決策。而且從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來看，人民解放軍始終保有2名中央軍委副主席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中央委員會所占比例一直保持在20％左右，雖然在黨中央的政策決策過程中還是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在黨內高層當中，人民解放軍發表意見的機會卻有一定的局限。反觀中國在有關所有外交及安全政策的部門協調方面，乃是以國務院為中心的政府部門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而人民解放軍的影響力實際上有其局限性。因此筆者認為，有關中國軍方及軍方相關人員的發言內容，包括對外關係的態度及立場，都有黨中央的默許，代表的都是國務院的政策指標或意向，軍方不敢擅自逾越尺度。以下為節錄的三篇專欄與結束語。  專欄一 退役軍人發表意見 國防大學和軍事科學院等單位都是人民解放軍的研究機構，這些研究機構的高級軍官和退役將校等，目前在中國國內媒體上踴躍地發表言論。由於人民解放軍正式發表的政策說明並不充分，因此不少媒體把這些軍事專家的發言視為軍方的政策方針。 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羅援少將。羅援少將於1968年參加人民解放軍，自1978年起在軍事科學院從事戰略問題研究，曾經擔任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最近他就美國與一些亞洲國家舉行聯合軍事演習、黃岩島事件以及尖閣諸島形勢等問題發表言論時，談及中國的應對方法應該包括採取軍事行動。 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決定尖閣諸島國有化之後，中國國內多次召開座談會談論相關問題。在羅援少將、楊毅海軍少將、徐光裕少將、王海運少將、彭光謙少將等人參加的座談會上，「軍少將」們關於「為了捍衛主權不惜採取軍事行動」的發言，引起了國內外媒體的關注。 但是這些「軍少將」大多並非現役軍官，而是退役少將。中國的軍銜原本屬於「名譽稱號」。儘管在現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第48條）中規定，退役後在原軍銜稱號之上加「退役」字樣，但他們往往在退役之後仍然使用「少將」軍銜，因此退役少將的發言常常被媒體等作為「軍少將」的發言加以報導，而退役少將的發言未必代表人民解放軍的正式立場。 一些軍事專家在每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全國政協）上的發言，尤其受到矚目。全國政協會議被視為國政諮詢會議，退役海軍少將尹卓、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主任金一南少將、羅援少將等軍事評論家都是政協委員，他們的發言並無現役和退役之分，常常被作為「軍少將」的發言。但是，全國政協原本就沒有「軍方代表」，他們在全國政協中屬於各個專家委員會，其中尹卓是代表科技界的政協委員，金一南和羅援則是代表社會科學界的政協委員。政協委員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解放軍代表」不同，他們在全國政協的發言通常被視為站在專家的立場。 我們認為，無論上述軍事專家是退役少將還是現役軍官，他們的言論活動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人民解放軍或黨中央的意向。自2011年1月起擔任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委員（前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的劉源上將，曾經在《求是》等刊物上發表意見，他在談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論點的同時，還指出以「文攻武備為核心，在進行威嚇的同時做好實戰準備，開展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相結合的軍事鬥爭」，已成為共產黨領導軍隊的理論之一，敦促積極地開展言論活動。 另外，羅援少將在接受《環球人物》雜誌（2012年第21期）的採訪時，把自己稱為「理性的鷹派」，他指出：劉源上將認為現在應該「文攻武備」，而不應該是「文守武廢」，他還強調了自行開展言論活動的必要性。這篇採訪報導的摘要也被刊載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 總之，無論是現役還是退役軍事專家的言論活動，都是在所屬機關黨組織的領導下進行的，他們有義務對調查活動的結果進行彙報。要是如此，他們的言論應該都是在黨的政策方針範圍內進行的。另外「軍少將」中，有人在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講課，也有的在退役後擔任政府或軍隊相關研究交流機構的顧問等，與政策當局的關係比較密切。 在2012年3月的全國政協會議期間，羅援少將還談及南海領土權的問題。他提出，為了展示中國的主權，應該以「軍事手段作為堅強後盾」，用「五個存在」突顯主權歸屬中國。第一個是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等的「行政存在」；第二個是「法律存在」；第三個是「軍事存在」，要駐軍或進行巡邏；第四個是「經濟存在」，鼓勵漁業活動和資源開發；第五個是「輿論存在」，讓國際社會承認中國的主權。此後在同年6月，中國政府決定設置三沙市，並於7月決定設置三沙警備區。此外，同年9月，中國政府公佈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領海基點基線」，這正符合羅援提議的「法律存在」。 目前，外界並不清楚人民解放軍對「軍少將」發言的參與情況究竟如何，但「軍少將」在退役之後依然與軍隊和政策當局保持著密切關係，因此他們的發言有可能涉及到中國今後的政策抉擇，因此應該對「軍少將」的言論活動予以關注。 專欄二 中國共產黨對「軍隊國家化」提高警惕 中國共產黨一貫對「軍隊的非黨化、非政治化」以及「軍隊國家化」加以批判，近幾年來，批判的勢頭有增無減。尤其是2012年春天，幾乎每天在《解放軍報》上都能看到批判「軍隊國家化」的評論。我們認為，雖然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解放軍的黨軍關係的基本結構穩定，但由於軍隊的現代化建設進一步發展，以及在其他非民主主義體制國家的民主化運動中，軍隊採取了中立性態度，因此中國共產黨對可能導致「軍隊國家化」的動向反應出過度敏感，提高了警惕性。 在進行相關討論之前，首先要認清人民解放軍是共產黨的軍隊，而不是國家軍隊，這一前提不容置疑。人民解放軍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捍衛共產黨政權。但如果軍隊不是黨的軍隊而是國家的軍隊，那麼，其主要任務就是要保衛國家，而無須承擔捍衛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義務。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事情。中國共產黨指出：「境內外敵對勢力」主張「軍隊國家化」，企圖「動搖我們黨執政的重要基石」，並對此提高了警惕。 在其他非民主主義體制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中，由於民主化運動而導致政權崩潰的先例不少，因此中國共產黨從中汲取了教訓，進一步提高了對「軍隊國家化」的警惕。例如，有些分析指出：前蘇聯共產黨取消了對軍隊的領導之後，導致當共產黨出現危機時，軍隊沒有伸出援手，從而使共產黨喪失威信，進而國家崩潰。此外，也有意見認為，在2011年發生的中東和北非國家的政變中，「軍隊保持中立」是導致政權崩潰的重要原因。 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專業化發展，解放軍所處的社會環境也隨著經濟發展而迅速變化，軍隊內部有可能出現容易接受「軍隊國家化」觀點的可能性。如果軍隊持續被捲入政治，又可能與軍隊的專業化（即：更新先進武器、使軍隊具有更強的作戰能力）產生矛盾。關於這一點，《解放軍報》刊載的評論指出：在軍人價值觀呈現多樣化、軍隊組織實現現代化發展的狀況下，軍隊政治性「意識形態鬥爭日趨尖銳複雜激烈」，擔心軍人的政治意識變得淡薄。《解放軍報》還在另一篇報導中指出，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部分軍官和士兵缺乏政治警戒心，導致「軍隊國家化」觀點「有一定的市場」。雖然很難想像在軍隊內部公開討論「軍隊國家化」問題，但黨和軍方領導人已經發現有可能導致「軍隊國家化」的苗頭，因而提高了警惕。 我們認為，2012年之所以轟轟烈烈地批判「軍隊國家化」觀點，其背景在於上述長期性傾向，再加上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十八大）之前黨內權力鬥爭的影響。2012年3月，前重慶市黨委書記薄熙來事件發生後，黨內的權力鬥爭進一步激化，其影響波及到秋季召開的十八大。 我們認為，在發生黨內鬥爭的情況下，為了維護政治穩定和黨內團結，就需要軍隊保證服從黨中央、尤其是胡錦濤主席的命令，因而借助於批判「軍隊國家化」的觀點。人民解放軍也自2012年2月起，在軍隊內部開展宣傳「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學習教育活動。該活動被視為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並批判「軍隊國家化」觀點破壞團結。這樣，就需要與黨中央、中央軍委、以及胡錦濤主席的政治立場保持一致，需要禁止一切反對言行。 此外，2012年中國共產黨對「軍隊國家化」觀點展開批判，意味著黨中央的政治不穩定已經成為黨軍關係的最大危險要素之一。黨中央領導幹部團結一致是黨領導軍隊的前提條件，而黨內發生權力鬥爭，黨中央難以形成統一意見的時候，軍隊亦難以決定自己的立場。 因此，如果黨中央的領導層出現分裂，中國的黨軍關係將會最不穩定。中國的政軍關係是以黨中央的領導為前提進行協調的，如果協調的前提（即：黨中央的職能）不健全，必然會導致軍隊與政府機關難以進行協調。目前，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正處於交接時期，因此可以說，黨中央是否能夠實現平穩過渡，是決定中國黨軍關係的重要關鍵。  專欄三 新黨中央軍事委員會 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八大），胡錦濤總書記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此後，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當選總書記，並公佈了黨中央的新領導班子成員名單。與此同時，新的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也正式成立（參閱表8），習近平兼任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胡錦濤與江澤民不同，並沒有繼續留任黨軍委主席。如果政權交接順利的話，習近平將在2013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國家主席。而胡錦濤在2002年11月就任總書記時，只兼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直到2004年9月才升任軍委主席。因此，兩者相比較，習近平的體制建設相對比較順利。為此，我們可以認為，本次新老交接並沒有給現有的黨軍關係帶來重大影響，今後以習近平為中心的黨中央將繼續領導和指揮軍隊。 另外，十八大之前召開的十七屆七中全會決定增補范長龍和許其亮為黨中央軍委副主席，兩位在十八屆一中全會上也入選中央政治局委員。范長龍自2004年起連續八年擔任濟南軍區司令員，沒有擔任中央軍委委員或四總部領導人就直接升任黨中央軍委副主席，因此媒體報導稱這是一次較為特殊的人事安排。而許其亮則是第一位來自空軍的軍委副主席。由於許其亮擔任黨軍委副主席，因此空軍不僅獲得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席位，而且在黨中央軍委獲得了兩個席位（其他一位是空軍司令員）。由此可以認為，空軍在黨中央及軍內的發言權有所增大。 另一方面，近年來中國海軍的動向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而海軍司令員吳勝利也繼續留任。海軍在中央軍委依然占一個席位。被視為有望升任軍委副主席的常萬全繼續留任中央軍委委員，但有望在2013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接替梁光烈擔任國防部長。 解放軍四總部分別由房峰輝任總參謀長、張陽任總政治部主任、趙克石任總後勤部部長、張又俠任總裝備部部長。房峰輝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2009年10月舉行建國60周年國慶大閱兵時曾擔任總指揮。張陽原任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從大軍區政治委員直接晉升總政治部主任，這是自1987年北京軍區政治委員楊白冰升任總政治部委員以來的人事調動。趙克石原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張又俠原任瀋陽軍區司令員，本次擔任四總部領導人的四位全部來自各大軍區。包括當選為黨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范長龍在內，五位高級將領全部都是從各大軍區領導晉升為軍隊高層領導層，這一點也受到各界關注。 此外，原副總參謀長馬曉天和魏鳳和分別出任空軍司令員和第二炮兵部隊司令員。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今後人民解放軍將以總參謀部為核心，進一步加強聯合作戰能力。但由於中央軍委委員大多來自陸軍部隊，而且總參謀長也出自陸軍部隊，因此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聯合作戰今後依舊將以陸軍為中心。 本次當選的中央軍委委員截至2012年11月，大多數為65歲以下的將軍。這也順應了近年來人民解放軍注重的新老交接的潮流。即使中央軍委把退職年齡設定在68歲，本次當選的大多數中央軍委委員也可能在今後10年繼續留任。   結束語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制度下，人民解放軍幾乎不可能背離黨中央的意志而執行獨自的政策。迄今為止，軍方接納共產黨一貫主張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基本原則，黨指揮軍這一基本結構也沒有發生變化。為了維護這些原則和結構，目前仍在繼續開展政治工作，黨委制、政治委員制、政治工作制等組織制度依舊沒有改變。人民解放軍依然維持著「黨軍」的基本特性。此外，在黨中央決策過程中，軍隊所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對於外交決策也不例外。總之，黨中央能夠領導人民解放軍參與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決策過程和實施過程。 儘管如此，由於中國的黨軍關係是在一黨執政制度下的極其特殊系統所致，而且軍方與政府部門間的政策協調也是目前所面臨的一大課題。人民解放軍是黨的武裝組織，與以國務院為中心的政府部門之間沒有明確的上下級關係之劃分。為此，黨軍關係的穩定，並不意味著軍方與政府部門的關係的穩定。 迄今為止，人民解放軍與政府部門之間幾乎不存在制度化直接關係。而且，軍方專業化提高了軍隊在軍事上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由於黨中央認識到安全領域的範圍正在不斷擴大，因此要求軍隊執行多樣化任務。其結果導致軍方與政府部門之間出現了政策協調這一新課題。其中尤其包括在日常的政策執行過程中，軍方與政府部門之間有可能發生意見不統一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黨中央能夠領導人民解放軍和政府部門的政策協調。只有黨中央認識到事態的嚴峻性和緊迫性，將其視為具有戰略性的「重大政策問題」，並正確地領導軍方和政府部門的時候，兩者間的政策協調才會發揮作用。中國也認識到這一問題。因此，中國目前正在構建部門間的協調機制，推行制度化，而且在一些領域已經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軍方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取得一定進展的領域包括：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應對，尤其是自然災害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以及海洋安全領域。關於國內的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應對，通過立法，調整人民解放軍與以國務院為首的各政府部門的許可權和作用，推動政策協調的制度化進程。在海洋安全領域，實施海軍與海上執法力量的聯合演練，加強實際合作。 換言之，上述問題都是黨中央認為應該解決的「重大政策問題」。海洋問題涉及到眾多政府部門，因此部門間合作與協調的制度化絕非輕而易舉之事。但在「十二五」期間（2011～2015年），中國將制定海洋戰略，而且《海洋基本法》的立法活動已經開始起步。 […]

歲末天寒，值此台灣各方的整體表現亦漸走入「嚴冬」的時刻，日前又爆發了基層公務人員初等考試的試題出現明顯傾中的情事，讓這欲墜的台灣猶如雪上加霜，教人憂心不已……  公務員？誰的公務員？那一國的公務員？公務員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繼馬政府的「外交休兵」後，台灣的內政也棄械了嗎？公務員考試，國文科試題不考本國作家，卻考「楊貴妃」、考「長恨歌」？公民科試題不考國際形勢，卻考中共體制、中國總理、共產黨章？如此荒謬之事，台灣人又「放他一『馬』」了？ 日前，前駐日代表許世楷博士出了一本新書，名為《許世楷與台灣認同外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台灣認同」這四個字。是的，「台灣認同」、「認同台灣」，身為一個「公務員」，許大使就是本著這樣的精神與態度，為台灣的外交創下了無數次破冰的紀錄。除了最為人所熟知的台日免簽證與駕照互換之外，書中又披露了一段鮮為人知的驚濤駭浪： 二○○四年，在美國舉行的ICCAT（大西洋鮪類保育委員會）年會上，日本代表強烈譴責我們超額捕撈大目鮪，並扣還超捕的八千公噸；二○○五年，日本再度提案，禁止台灣鮪魚出口，並將漁獲配額刪減為「零」；後來雖然暫時化解這個危機，但二○○六年，大會決議將我們的配額由一萬四千九百公噸，縮減為四千六百公噸（據估計，此嚴厲之懲罰，讓我們的損失高達美金十九億二千萬元）；其後，或許因為台灣一直未遵照合約的規定，二○○七年，日本又在大會上提案，二○○八年將台灣的大目鮪配額由四千六百公噸，減為「零」公噸。面對這個幾乎已成定局的漁權危機，許大使發揮拚命三郎的精神，積極斡旋、奮轉劣勢，他立即打電話給當時日本的農林水產大臣中川昭一要求會面，但中川說：「該案已經定案，談也談不成，不要來！免得破壞友情。」但許大使堅定地說：「不行，一定要去！」就這樣，在許大使的堅持與以人格掛保證之下，全案最後竟能起死回生，逆轉勝！（按：時日本派赴ICCAT大會的官員已經上路，提案已無法變更，但許大使卻硬是把它「追回來」！） 從這件事中我們可以發現，身為一個公務員，許大使是以國家的利益為最高利益，並且為此拚鬥到最後一秒鐘──拚出了台灣人的精神，更拚出了公務員凜然的尊嚴！準此，我們再回頭檢視馬政府遴選公務人員的試題，能不感到悚然嗎？

本專輯是今年9月21日台灣安保協會主辦「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國際研討會的報告書。本輯目的在於提供給更廣泛的讀者朋友能閱讀當天的論文與討論的主旨。 「中國崛起」是個不爭的事實。中國崛起已經對全球的政治、經濟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中國今後的動向，使亞洲陷入一個不確定的時代 (age of uncertainty)，尤其是對亞太區域安全與穩定造成威脅性衝擊，導致周邊國家紛紛採取因應措施。而台灣一直處於中國各種威脅的陰影下，要如何採取足以維護國家安全與台海和平的政策，乃是迫切課題。 今年6月2日，美國國防部長潘尼塔（Leon Panetta）在新加坡舉行的第11屆亞洲安全會議上表示，美國的國防資源將持續轉向亞洲，到了2020年，美國海軍會將60%的船艦部署在亞洲，包括6個航母戰鬥群、多數的巡防艦和驅逐艦、瀕海戰鬥艦以及潛艦，並增加亞洲的軍演次數。這是美國宣示要重返亞洲後，潘尼塔在軍事部署上最明確的一次說明。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地圖也加緊腳步進行布局，近年來除了與日本發表『美日安保共同宣言』，確立美日同盟為東亞穩定的基石，更亟思與亞太區域國家建立並強化彼此的同盟關係。台灣面臨中國強大的武力威脅，本身位居重要的戰略地位，更應思考在此戰略新情勢下必須扮演何種角色並肩負何種任務，始能謀求國家最大的安全及發展利益。 本協會針對當前美國重返亞洲與中國崛起的新情勢，於9月21日舉辦「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國際研討會。由於國家安全乃是超黨派的議題，本協會特地邀請民主進步黨蘇貞昌主席蒞場發表專題演講，闡述民進黨的國家安全戰略與中國政策，並對近日釣魚台紛爭發表看法，讓社會大眾了解最大在野黨的政策方向。 同時，本協會邀請新台灣國策智庫董事長吳榮義以及美國亞洲問題專家林霨（Arthur Waldron）教授、日本拓殖大學校長渡边利夫、前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隊司令官金田秀昭發表論文，並且邀請國內著名專家學者共同研討，冀望有助於尋求台灣在當前新情勢下有利的政策選項，以符合台灣整體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戰略平衡點。 所有與會的專家學者在研討會中提出許多極具價值的觀點，本協會謹此提供本專輯給各界參考，冀望有助於台灣國家安全戰略之擬定。 最後，我們借此機會再度感謝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王康陸博士紀念基金會、以及各協辦單位與各界人士鼎力贊助，還有本會全體同仁的認真努力，始有這項成果，在此一併致謝。 理事長 羅福全 2012年10月20日

台灣安保協會研究員  （壹）話說釣魚台事件中的嘴炮 自從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於今年4月16日公開表示購買釣魚台計畫之後，引發中國政府及民間的嘴炮四射，台灣內部也出現零星炮火。台灣保釣團體於7月5日搭乘「全家福號」漁船，在海巡署艦艇戒護下前往釣魚台海域宣示主權，手上拿的卻是中國五星旗，引發「聯中制日」的爭議。7月7日，總統馬英九針對釣魚台主權議題表示，「一寸都不能讓步」。8月15日，香港保釣船「啟豐二號」突破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的封鎖，有7人成功登上釣魚台，最後全船14人都被日警依「非法入境」罪名逮捕後遣返。日本政府於9月11日正式購買釣魚台列嶼收歸國有，自此釣魚台爭議急速升溫，中日關係陷入谷底。中日兩國政府互嗆與抗議聲不斷；中國軍方的強硬言論連連；中國各大城市的遊行隊伍高呼「中日開戰」；中國總理溫家寶聲言「毫不退讓」；解放軍放話「鄭重警告日本政府不要玩火」；中國民間的反日示威演變成攻擊使館、砸店毀車與趁火打劫；中國海監船頻頻接近釣魚島，並與日艦對峙；台灣一架F-16戰機掛載的一枚炸彈寫上「釣魚台是我們的」標語；在台灣的「九二三保釣大遊行」，統派團體手持中國五星旗高呼「兩岸聯手保釣」；台灣海巡署動員「和星艦」等12艘艦艇護衛上百艘漁船繞釣魚台一周，並與日方艦艇互噴水柱，連軍方也出動機艦策應。 在此期間，美國明確表態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納入美日安保範圍，美國「華盛頓號」航空母艦戰鬥群赴關島海域進行軍演，美、日也舉行奪島演習；為了反制美日軍演，中國在四個軍區展開軍演，並進行東海實彈演習；美國派出兩個航空母艦（「華盛頓號」和「史坦尼斯號」）戰鬥群及一個陸戰特遣隊在東海和南海活動；中國也派出7艘軍艦穿越與那國島與西表島之間的日本鄰接海域。美、日、中的軍演磨刀霍霍，台、日、中三方也嘴炮連連，在台北市長任內曾經高喊「不惜一戰」的馬英九竟然不敢造次，反而拋出「東海和平倡議」，並一再重申不會和中國大陸合作處理釣魚台問題，他究竟在顧忌什麼？ 美國對釣魚台主權問題雖然聲稱維持中立，卻始終堅持1960年的「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涵蓋範圍包括釣魚台。美國擺明的態度意在警告相關國家，如果要以武力奪取釣魚台，等於是向美、日同時宣戰。須知領土主權從來不是打打嘴炮就可求得，必須憑藉實力奪取。如果馬英九想要「不惜一戰」奪取釣魚台，就必須認清「台、美、日、中」的軍事情勢到底如何，以免誤判形勢而自取其辱。 （貳）美、中海軍軍力對比 美國智庫「戰略暨預算評估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曾經預測，中國到2020年就能阻止美國進入「第一島鏈」，但是英國《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在今年4月7日出版的期刊以「中國的軍事崛起」為封面，內文標題「龍的新牙」文章則指出，至少在30年內，中國的軍力仍然還是一條「紙龍」。中國軍力到底被「高估」或「低估」，各界說法莫衷一是，然而有一點是不容否認，中國從1990年代展開的軍事現代化，尤其在最近5年來，的確看到顯著的成果，至少解放軍已經從小米加步槍的落後窘況，逐步邁向某種程度的現代化水準，情況如（表一）[1]所示。 （表一）：資料來源為美國國防部公布的《2011年中國軍力報告》 迄今為止，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成果的確頗為豐碩，也大大提振中國人的驕傲感，因而時常會表現出不可一世的姿態，但是在真正現代化軍隊的面前，中國仍有不小差距。 就以中國雄心勃勃發展海洋戰略所需的海軍來講，中國海軍現代化水面戰艦只有14艘驅逐艦（1艘051B型、2艘051C型、2艘052型、2艘052B型、2艘052C型、1艘052D型、2艘956E型、2艘956EM型）和20艘巡防艦（10艘053H3型、2艘054型、8艘054A型）。若和美國海軍來比較，美國海軍艦隻的噸位比排在其後的17國海軍艦隻噸位之總和還大，有11艘核子動力航母，包括企業級（現役1艘）、尼米茲級（現役10艘）。美國海軍的主要水面戰艦有22艘「提康德羅加級」（Ticonderoga class）飛彈巡洋艦和62艘「阿利‧伯克級」（Arleigh Burke class）飛彈驅逐艦，這些戰艦都配備「神盾作戰系統」（Aegis combat system）。反觀中國最先進、最近（今年8月）才服役的052D型，是號稱「中華神盾」052C型飛彈驅逐艦加強版的第一艘，所攜帶的飛彈數量僅為美國最先進驅逐艦的三分之二，其作戰系統也難以和最新型的神盾系統相提並論，由此可知中國海軍水面戰艦的實力與美國海軍之懸殊差距。 另以水下的潛艦戰力來談，美國全部都是核子動力潛艦，現役有14艘俄亥俄級彈道飛彈潛艦、4艘俄亥俄級改裝型巡弋飛彈潛艦、49艘洛杉磯級攻擊潛艦、3艘海狼級攻擊潛艦、3艘維吉尼亞級攻擊潛艦。中國海軍的潛艦部隊，核子動力潛艦有2艘094型「晉」級飛彈核潛艦、1艘極為老舊的092型「夏」級核潛艦、2艘093型「商」級多用途核潛艦、3到4艘不太完善的091型「漢」級核潛艦，目前估計現役的核潛艦為5～6艘，由於技術上的瓶頸，中國核子動力潛艦的列裝和掌握極為緩慢，而且不時出現各種問題；在常規潛艦方面，中國海軍有31艘現代化柴電潛艦，包括14艘039/039G型「宋」級、5艘041型「元」級、12艘從俄羅斯引進的877EKM/636/636M型「基洛級」（Kilo class）。持平而論，中國潛艦發出的噪音頗大，容易被偵測到，作戰系統也遠不如美國潛艦，戰場的存活率極為可慮，遠非美軍的對手。 此外，美國海軍航空兵的裝備飛機約有2,700架，其中作戰飛機約1,600架，都是現代化裝備，但是中國海軍岸基航空兵的狀況並不理想，在上百架飛機中只有24架蘇-30MK2型戰機符合現代要求。 根據俄羅斯海軍問題專家亞歷山大‧莫茲戈沃伊刊登在俄羅斯《國防》雜誌2011年5月號的專文指出，與美國海軍相比，中國艦隊顯得非常弱小。如果剔除海上核力量的話，中國海軍甚至遠遜於配置平衡、裝備精良的日本海上自衛隊，在整體實力上僅接近於韓國海軍的水準[2]。也就是說，無論是現在，還是不遠的將來，無論是在近海，還是在遠洋，中國海軍根本不會對美國海軍構成任何嚴重挑戰。 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戰略力量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United States Pacific Command，簡稱USPACOM）是美軍的第一個聯合作戰司令部（Unified Combatant Command），也是目前6個聯合司令部中最大的一個。司令部位於美國夏威夷瓦胡島H·M·史密斯軍營，現任司令為塞繆爾‧洛克利爾海軍上將（Admiral Samuel J. Locklear III）。 太平洋司令部司的責任區域（Area of Responsibility）涵蓋一半以上的地球面積，延伸的海域北至北極、南達南極、東起美國西岸、西至非洲東岸，幅員廣達1億6,900萬平方公里，包括以亞太地區為主的36個國家，區域人口數占全球50%以上，貿易額則占美國外貿總額的三分之一。美國與各國訂有七個聯防條約，其中五個在此區域，分別是澳大利亞、日本、南韓、菲律賓以及泰國。 太平洋美軍司令部有32.5萬美軍及文職人員，180艘軍艦，1,500架飛機。美國有11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其中6個部署在轄下的太平洋艦隊；轄下的太平洋空軍部隊擁有300架以上的戰機，包括美國最先進的F-22戰機，已經成軍6個中隊的半數在此轄區；另外約有100架戰機駐在關島，轄下也有85,000名海軍陸戰隊，這是所有海軍陸戰隊的三分之二[3]。 美國從21世紀初就開始增強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儲備，將距離台灣2,500公里的關島逐步打造成天王級的基地，部署有「洛杉磯」級攻擊潛艦、B-2隱形轟炸機和B-52戰略轟炸機、以及64枚AGM-86C空射型巡弋飛彈等等。一旦情勢需要，B-2或B-52從關島出發，可在4小時內飛抵台海上空，轟炸機從關島起飛後2小時發射AGM-86C型巡弋飛彈，能在1小時內打到中國領土。 2001年7月17日，美國國防部首度證實美國擬有台海防禦應變計畫，這套作戰方案就是存放在美軍太平洋司令部，作戰計畫的內容是由美軍獨自和解放軍作戰，排除台灣軍隊參與，以免因為缺乏聯合演訓而自亂陣腳[4]。 台灣可支撐戰力與戰略儲備 一旦中國武力犯台，有人擔心台灣撐不到美國援軍趕到之前就被征服了。國防部長高華柱於2011年3月初在立法院備詢時表示，面對中國大陸第一波攻擊，國軍可以撐超過兩星期以上[5]，時間上綽綽有餘，因為美國航空母艦馳援台灣所需的時間，從日本橫須賀港或美國關島出發，2天之內即可抵達台海；從新加坡要2.5天；從夏威夷要5.9天；從美國西岸的聖地牙哥要8.2天。至於如果台灣海峽遭到封鎖時，台灣的戰備儲量有：在發電能量方面，燃氣、燃油及燃煤之發電機組將在2個月內陸續停止，但水力發電與核能可維持3年；戰備儲糧方面，食米7個月以上、雜糧3個月；戰備儲油有90天；後備軍人約有400萬。只要台灣有堅強的抗敵意志，中國就很難在短期內征服台灣。 「反介入／區域阻絕」（A2/AD）與「海空一體戰」（Air-Sea Battle） 考慮到美國介入未來台海戰爭的可能性，中國研發一種新型的DF-21D反艦彈道飛彈（ASBM），宣稱可以攻擊趕來馳援台灣的美國航空母艦，這就是所謂「反介入／區域阻絕」（anti-access/area denial）的能力。其實解放軍並未具備精確定位及跟蹤航空母艦的能力，而且以非精準的彈道飛彈想要擊中移動目標的航空母艦，可能性也極低。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范布斯科克（Vice Adm. Scott van Buskirk）在去年初就曾經指出，號稱「航母殺手」的DF-21D型飛彈的打擊能力尚未獲得證實；DF-21D型飛彈並不是無法克服的罩門，也不會迫使美國海軍改變在太平洋的任務[6]。 為了反制中國可能的「反介入／區域阻絕」戰略，五角大廈「淨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Net […]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 諸位貴賓、先進，大家早安，大家好！ 謹代表台灣安保協會歡迎大家來參加2012年度國際研討會，大家來共同討論「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這個議題。在2011年的國際研討會，我們曾經提出，如何維持台海和平並非台灣與中國「一對一的關係」，台海和平是亞太區域安全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台灣絕非是一個被孤立的國家，一年來中國與美國在亞太區域逐步提升戰略上的影響力，兩岸如何維持台海和平，台灣如何積極與中國對話，使台灣在亞太區域的戰略地位更為重要。 二十年來中國的崛起在經濟上成功的牽引東亞經濟起飛，如今是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位經濟體；在金磚（BRIC）四國中居首領先，近年來其外匯存底資助美國與歐盟債務危機功不可沒。但是中國崛起的另一個層面是在軍事上逐步提升對亞太周邊國家的擴權與進出，2010年以來中國由一個大陸國家邁向海權國家，逐年提升與亞太周邊國家的爭執。導致美國在九○年代冷戰結束後，又一次重返亞洲。 2010年7月，在越南河內的東協區域論壇上，中國宣稱南海140萬平方哩為中國「核心利益」如同西藏與台灣。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對此公開宣稱「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的爭議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支持各方在不受威脅下採取合作的外交途經解決各種領土爭議；反對任何一方使用武力或威嚇的方式」。 2012年6月中國宣佈在南海東沙群島，西沙群島、南沙群島領域成立「三沙市」並派遣巡邏艇衛護這一區域，這一年來，中越與中菲之間在這個海域紛爭不斷，這一個月中國就釣魚台問題全面提升中日二國緊張。2012年6月2日，美國國防部長潘尼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舉行的第十一屆亞洲安全會議上宣示美國重返亞洲，準備在2020年，美國海軍船艦由目前50%增加至60%部署在亞洲，包括六個航母戰鬥群、多數的巡防艦和驅逐艦、濱岸戰鬥艦以及潛艦，並增加包括印度洋的亞洲軍演次數。潘尼塔並於6月5日到印度拜訪印度首相辛格（Manmohan Singh），表達美國在亞洲提升海軍佈署是基於「Rebalance」（軍事力量的再平衡）；針對中國擴建海軍，美國希望與包括印度洋的亞太區域同盟及友好國家關係緊密化，並宣示美軍在這一區域的存在（presence）。6月4日，美國國防政策刊物「Defence News」（國防新聞）亦刊載潘尼塔稱日本為區域安全的「基石」，強調日本是支持美國非常重要的同盟國。潘尼塔國防部長在這短短數天內強調，從日本到東南亞以及印度洋，美國決心提升同盟國的參與，並保證美國提升海軍力量，以維護包括印度洋在內的亞太區域安全。 美國宣稱重返亞洲，美國與台灣的互動關係也有很清楚的交待。2011年9月21日美國國務院宣佈對台灣58.5億美元的軍售時，美國重申「對台六項保證」。所謂「對台六項保證」是1982年雷根總統向台灣提出的承諾。其中最重要的第四項是「美國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也就是美國繼續對台灣提供必要的軍售。第六項更明白表示「美國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主權的主張」，換言之，美國重申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 綜合2010年以來由於中國崛起，包括印度洋的亞太區域安全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第一、中國在2010年宣示南海為中國「核心利益」以來持續提升在亞太區域周邊海域的軍事力量。第二、美國重返亞洲宣示後，已具體地加強在亞太區域的軍事力量，期能維持對中國軍事力量的再平衡。第三、美國重返亞洲後，開始加強與印度、東南亞諸國、紐、澳、台灣、韓國、日本等同盟關係或新的信賴關係，逐步形成如同連線對中國的制衡力量。 在這裡應該強調的是美國的戰略佈署，並非冷戰時代的圍堵戰略（containment strategy），對中國更不是敵對關係，而是基於2005年美日同盟戰略目標所標榜的勸阻戰略（dissuasion strategy），也就是希望中國在亞太區域扮演大國建設性角色。美日與中國並非敵對關係，而是在正式邦交關係的基礎上展開經貿、外交等互惠的關係。重要的是，勸阻戰略能否發揮效用，必須對中國具備強大的軍事抑止力量為後盾。這兩年美國宣示在亞太區域擴大軍事力量，正如美國國防部長潘尼塔所稱，是基於「軍事力量的再平衡」（Rebalance）。不希望因為中國提升在亞太區域的軍事佈署，而失去對中國制衡力量。 就台中日三角關係而言，台灣的戰略地位是日本生命線上的重鎮。日本的貿易尤其是海外資源的補給的四分之三是由琉球群島通過台灣海峽或台灣東海岸，經過麻六甲海峽通往印度洋，連接到中東的石油與非洲礦產的一條航線。對中國而言，中國石油礦產的輸入也通過同一路線。胡錦濤曾擔憂「麻六甲困境」（Malacca Dilemma），表示中國進口的石油90%必需通過這一條航線，也是中國的生命線。 進入21世紀，中國各項能源及資源需求升高，以石油為例，2003年石油進口為1億噸，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依此推算，至2020年時，中國進口石油將超過3億噸，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進口國。目前中國的能源及資源產地，絕大多數為中東及非洲地區，故在維護由南海通過麻六甲海峽至印度洋的運輸線時，成為中國海軍必須解決的問題。所謂「珍珠項鍊」便是一項中國的戰略佈局。自2005年起，中國利用軍事外交手段，於巴基斯坦瓜達爾港、斯里蘭卡漢班拖特港、緬甸科克島及柬埔寨西哈努維爾港等建立海外基地，以突破「麻六甲困境」。 無疑的是由台灣海域連接南海一百四十萬平方哩的海域通過麻六甲海峽到印度洋的航線對日本與中國都是一條生命線。因此台灣是日本所不能輕易放棄的戰略性據點。從冷戰時代以來五十年，美日同盟是亞太區域和平穩定的公共財（public goods）。在這一次中日釣魚台紛爭，美國對中國明確宣稱釣魚台是美日同盟所適用的範圍，其用意非常的清楚，不容中國對釣魚台使用武力。1996年以來由於中國的崛起，日本與美國不斷提升同盟關係，台灣的戰略地位也深受其惠。 綜合亞太區域的戰略局勢，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迎接新的時代。台灣如何展開新的「中國政策」不止關係到台海和平，也是整個亞太區域如何維持現狀及和平穩定的指針，深受美、日與亞太國家所關注。 只要中國與包括美國的亞太國家之間在軍事上維持均勢（balance of power），便足以勸阻中國對台灣使用武力，始能維持台海和平。馬英九總統上任後提出「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立場，在今年又提出「一國兩區」的主張，在國際上引起台灣是否開始「傾中」的疑慮。民進黨以在野立場亦開始摸索，以維持台灣主權為出發點，希望展開與中國和平對話。另一方面，中國與台灣的經濟關係歷經20年的互動發展，但是近年來台灣經濟是否因為過分依賴中國而使台灣經濟陷入下滑不振的困境。台灣過分傾中的經濟政策面臨重新調整的時候。 我在去年台灣安保協會的國際論壇曾經提出一個見解：中國經濟成長過程中逐步現代化，將來能否如同台、韓一樣，從一個黨、政、軍結合的專制國家逐步走上民主化國家；或是會以狹隘的中國民族主義為後盾，逐步傾向軍事冒險主義國家，中國要走那一條路？後者將使亞太區域逐步邁向一個不確定的時代（age of uncertainty）。為此，美日同盟與亞洲民主國家的連線也在提升足以制衡的軍事力量，構築一道具有阻嚇力量的防波堤，期能抑止任何國家之間有關領土或領海的衝突。這並非與中國敵對，而是希望能促使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在亞洲扮演建設性的角色。美國一再宣示重返亞洲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在這個大環境中，台海的和平是維持亞太區域均勢（balance of power）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同時，台灣也是亞太區域中擁有民主主義共同價值觀的國家的重要夥伴。

蘇貞昌 民主進步黨主席 台灣安保協會的羅理事長、日本李登輝之友會川村常務理事、各位與會的國際和國內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貞昌很榮幸應邀參加「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國際研討會。這場研討會舉行的時機，適逢近來亞太安全情勢多事之秋的敏感時刻，格外引人重視。 中國崛起的矛盾情結 「中國崛起」已經不是一項話題，而是事實。「中國崛起」為國際社會帶來的影響，更是擴及政治、經濟、軍事、能源、外交、環保與民主等各層面。有人看見「中國崛起」光鮮亮麗的那一面而認為機不可失，主張進軍中國市場；有人擔心「中國崛起」會成為亞太區域霸權，製造區域安全的不穩定；即使中國自己也陷入矛盾，對內強調「維穩維權」，確保即將到來的十八大權力交接平順穩定。對外則是保持「韜光養晦」，迴避承擔崛起大國必須承擔的國際責任。這也構成亞太地區各國都對中國抱持既期待又戒備的矛盾心情。 近期釣魚台與南海衝突的遠因 2009年年底，美國總統歐巴馬就任後第一次進行亞洲與中國訪問前，許多亞洲國家就呼籲美國繼續強化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避免中國霸權快速擴張。果然北京不但未能滿足國際期待，扮演「負責任利害關係者」的角色，更高舉在西藏、南海甚至台灣的主權領土完整作為其「核心利益」，挑戰亞太地區的和平秩序。 因此從2010年起，我們陸續在朝鮮半島、東海與南海等區域，見證美中兩強的外交與軍事角力。美國雖然否認「圍堵」中國，也持續透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來與中國交往互動，但不容否認的是，美國結束在中東戰役，呼應亞太安全盟邦訴求，在外交與國防政策上開始「轉進亞洲」(pivoting to Asia)，強勢主導亞太地區的安全，採取「避險」(hedging)與「再平衡」(re-balancing)的衝突防範戰略，同時深化與日本、南韓、印度、東協、澳洲等國的安全同盟。台灣在「美國重返亞洲」的安全大棋盤中，卻因為馬英九政府的兩岸政策過於「傾中」而儼然成為安全上的缺口。 從這個角度來回顧，最近有關釣魚台與南海情勢的緊張情勢升高，絕非突發，而是早有遠因可尋，更與中國近年來積極發展遠洋海軍，試圖突破第一島鍊、甚至第二島鍊的海權戰略息息相關。 另一個激化衝突可能性的變數是，相關主要國家近期都面臨國內政治的變化，包括中國十八大的領導班子更換、南韓與美國將進行總統大選，日本可能舉行國會選舉、台灣執政的馬英九政府也陷入國內施政不彰的低支持度。國內政治的不確定性導致各國領導人透過外交議題的操作來轉移國內焦點，造成情勢更加複雜，稍有不慎就可能擦槍走火，引發軍事衝突。 特別在釣魚台事件之後，中國境內數十個城市爆發大規模的反日抗爭遊行，局面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儘管有人認為這是中國政府在背後有計劃的組織動員「反日」遊行，但這股社會力量卻也有可能轉變為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中國領導人處在經濟下滑與權力接班的敏感時刻，想必對這股民族主義情緒的可能失控也是戰戰兢兢。 台灣處在如此詭譎多變的衝突引爆點之中，既要堅定對釣魚台和南海領土主權的立場，但更重要的是將上述區域安全戰略變化列入國家安全政策的考量，才是平衡之道。 民進黨的釣魚台與南海主張 以釣魚台事件為例，過去民進黨執政時期，台、日兩國雖然都堅持對釣魚台的主權，漁事糾紛也偶有所聞，但兩國政府多能透過外交手段與漁業磋商化解歧見，八年間進行了十多次的漁權會談，釣魚台議題從未激化成為台日外交危機。本人擔任行政院長時，台、日兩國觀光客互訪人數也創下新高，日本成為台灣人心中最友善的外國第一名。 反觀馬政府上任迄今近五年，台日漁權談判僅舉行一次。2008年馬總統上任不到一個月在釣魚台海域發生「聯合號海釣船」事件，當時行政院長劉兆玄甚至說出「不惜一戰」。四年後馬總統連任不久，七月初保釣人士前往釣魚台宣示主權，台灣政府海巡署派船保護，結果保釣人士拿出的竟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旗。八月初馬總統拋出「東海和平倡議」，但隨後台灣公務船再次補給香港保釣人士登上釣魚台，他們口中喊的卻是「釣魚台是中國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而馬總統一方面提出和平倡議，另一方面又有上述明顯不一致的作為，且讓外界有台灣與中國合作的錯誤印象。 民主進步黨在釣魚台事件上的立場從執政到在野始終如一，就是強調領土主權、和平外交解決、避免衝突擴大、台日外交優先、捍衛台灣漁權、台灣不與中國合作。為了避免誤判造成失控，民進黨呼籲相關各造皆應冷靜以對。因此對於日本政府最近宣布將釣魚台國有化的決定，我們認為此舉只會激化區域情勢緊張，無助區域穩定，我們呼籲馬政府應立即與日本政府交涉。同樣地，中國擅自將台海劃為其領海基線，卻未見台灣馬政府嚴正抗議，加深了國際社會認為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的印象，民進黨也敦促馬政府嚴正向中國進行外交交涉，確保台灣主權與漁民權益。 在南海爭議上，民進黨執政時期曾提出「南沙倡議」，如今依然是堅持台灣在太平島的主權，但呼籲各造和平協商共同行為準則、維護公海航行自由。台灣應該積極與相關各國進行諮商，不應被排除在東協對話機制之外。民進黨也要求台灣馬政府對於中國擅自在南海諸島設立三沙市，將太平島劃入三沙市行政管轄的舉動，展現堅定捍衛主權的行動，不要讓外界認為馬政府默認中國與台灣在南海爭端上合作。 這就是民進黨認為台灣應該在亞太安全變局中扮演和平與穩定力量的明確主張！我們很清楚是站在主權、和平、穩定、對話、漁權以及不與中國合作的這一方！ 民進黨中國政策的戰略思考 民進黨曾經執政過，如今雖然在野，但仍致力建構一個符合台灣國家利益、確保台海和平互動、促進區域情勢穩定的中國政策。民進黨最近正針對中國即將進行的十八大權力接班與後續的經濟、社會與人權挑戰舉辦公開論壇(Open Studio)的討論，未來也會深化與中國「庶民社會」的對話，全面並深入的了解中國。 更重要的是，未來民進黨對於如何因應「崛起中國」的討論與決策，絕不會只是建立在選舉考量或是國內政治思考，而是會將上述亞太區域戰略情勢的變遷納入，同時尋求與美、日等國的對話協商，讓台灣成為亞太地區安全防衛網的關鍵重心。 面對中國新領導人接班後的不確定性，以及潛藏在中國經濟與社會底層的不安變數，民進黨認為台灣與亞太國家都應該抱持更為謹慎、冷靜與全面的態度來因應變局。用對話代替對抗、以和平化解衝突、用民主決定未來！ 再次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也預祝大會順利成功！謝謝大家！

小田村 四郎 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會長・前拓殖大學校長   此次台灣安全保障研討會的召開，本人從內心深感喜悅。我很抱歉，因為另有他用而不能參加，但衷心期盼研討會能取得豐富充實的成果。 然則，日本的近鄰除台灣以外已被非友好國家所包圍。如將在日本戰敗時或美軍佔領時期所不法佔領的領土，以固有領土名義日益成為既成事實的國家（如俄羅斯、韓國等），再如將無辜的日本人不法綁架甚至連消息都完全封鎖的國家（北韓），甚至更應該警戒的是巨大國家－中國的軍事、思想威脅。 自天安門事件後的1990年代以來，中國在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政策的同時，也著手大量擴張軍備。中國的國防預算以每年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而在其經濟實力突飛猛進的背景下，現在已經明顯發展成為一個軍事大國。中國發展軍事的中心是加強海空軍，進而在網路戰力和太空戰力方面，也希望能擁有與美國匹敵的能力。尤其令人擔憂的是，中國進入海洋的意圖。在東面，中國試圖從東海跨越第一島鏈，迫近第二島鏈；在南面，中國希望稱霸南海，威脅東協諸國；在西面，中國計畫從印度洋橫跨阿拉伯海，奪取非洲資源。 基於領土野心，中國早已宣稱圖博（西藏）、維吾爾（新疆）以及南海為「核心利益」，但他們最大的目標是台灣。自建國以來，中國即宣稱台灣為「固有領土」，甚至制定「反分裂國家法」，不僅針對台灣獨立，連維持現狀都能做為攻擊的藉口。萬一台灣落入共產中國之手，不但台灣二千三百萬國民將遭到最壞的不幸，而且東海、南海將完全被中國掌控，台灣將成為中國海空軍（尤其是潛艦）的重要基地，做為中國海空軍稱霸西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據點。此點不僅會對日本確保海上通道造成嚴重打擊，對東亞甚至世界的自由主義國家都將成為可怕的威脅。 在43年前的1969年11月21日，當時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於有關歸還沖繩的美日共同聲明中即指出，「確保台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對日本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要素」，而現在的情況遠比當年還要嚴峻得多。 中國現在不只要併吞台灣，還稱日本固有領土的尖閣群島（釣魚台列島）為「核心利益」，甚至更進一步聲稱對琉球群島的領有權。中國的領土野心正朝向日本拓展。 因此，日台兩國是命運共同體，必須共同對抗中國的威脅。然而，由於目前雙方沒有邦交，無法進行正式國與國之間的合作，故有必要檢討包括民間私人的交流或透過美國等第三國的交流等各種方式。同時，我認為日本政府有必要進一步加強以確認集體自衛權的行使為首的國防體制，而台灣政府也要努力強化國防實力，同時對中台間的交流抱持高度的警戒心來處理。無庸贅言地，兩國特別是要與美國繼續保持密切的連繫。   譯者：李明峻（台灣安保協會副秘書長）

在內心的震撼與衝擊還未平復的時候，匆匆已屆一週年。去年此時，在大家猝不及防的時候，前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先生驟然離世，帶給心繫台灣建國運動的朋友們無比的哀痛。 昨（十日）晚，入秋的台北起風、微涼，大家齊聚一堂，遠從北、中、南各地來到追思紀念音樂會的會場。會場上滿座的七百多人，望著舞台上方黃昭堂先生的巨幅照片，台上台下兩相凝視，恍若他也正蒞臨會場，與我們相視而笑。節目伊始，在牧師的帶領下，大家低頭默禱，回思昭堂先生為台灣獨立奮鬥的一生，不禁教人潸然淚下，座位前後也不時傳來咽咽的抽泣聲……。其後，在播放黃主席生前的錄音訪問時，他說他對自己這一生能從事找回「人的尊嚴」的工作感到很光榮、很高興！其歡喜建國、豁達無悔的態度，再度激起與會者的崇敬與熱情！ 似是有感而發，身旁一位民主前輩跟我述說民主運動的點點滴滴時，提到兩件事，讓我印象極為深刻。他說前國策顧問、也是白色恐怖受害者楊金海先生曾訴說當年他在法庭上遭到法官不斷地的羞辱，其中有一次法官跟他說：「你敢叛亂，我就敢亂判！」聞罷，直教人不敢置信！他又說，同樣是白色恐怖受害者的林永生先生（「海洋的國家」一曲的作詞者），在就讀淡江大學大三時因成立「筆劍會」而遭到逮捕，判刑五年。他問法官：「我又沒有做錯什麼事，為什麼判這麼重？」法官跟他說：「就是因為你沒做什麼事，才關你五年；若有做什麼事，你就要被抓去槍殺啦！」真不敢相信，台灣曾走過那樣荒謬的年代…… 黃昭堂主席、楊金海先生、林永生前輩，還有諸多民主先輩，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熱血少年、熱血歐吉桑，從青春到暮年，他們那把堅持作為一個「人」的尊嚴的火炬從不曾止熄，燃燒過去，也照亮未來！ (作者為高中教師)  

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名譽教授  一、被聯合國遺忘的台灣 台灣可以說是二次大戰後被聯合國遺忘的國家。 二次大戰後聯合國由五十一個國家開始，目前有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這六十年來新增加一百 四十國以上的會員，其絕大多數都是二次大戰後脫離殖民地或脫離舊宗主國而獨立的國家。在二次大戰後獨立的國家，絕大多數是現代化的國民國家（Nation State）。日本戰後在1952年舊金山和約中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主權後，台灣在國際上地位未定，是二次大戰後的最大懸案。 聯合國擁有崇高的理想，聯合國憲章反應人類社會對基本人權的保障與國際秩序公正平等的基本精神。但是聯合國六十年的歷史也反應聯合國重大決議受制於大國干涉，尤其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而未能執行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與規約。 台灣問題是其中最嚴重的一個懸案，由於大國的干涉，始終無法尊重台灣人民大多數的意願或其表達意見的機會，顯然是忽視台灣人民的基本人權，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與相關規約。 二、台灣不屬於中國 二○○七年七月十九日台灣的陳水扁總統代表台灣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正式以「台灣」名義向聯合國祕書處提出加入聯合國的申請，然而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於七月二十三日卻援用「聯大二七五八號決議」，以「一個中國政策」認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針對此事，美國迅即在七月二十五日向聯合國表達無法接受秘書長擴張解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而認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說法。美國在其台灣地位的非公開說帖（U.S. Non-paper on the status of Taiwan）中指出，「聯合國大會於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通過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事實上並未確立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該決議僅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在聯合國及所有相關組織的席次。聯大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並未提及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There is no mention in Resolution 2758 of China’s claim of sovereignty over Taiwan）」。除美國之外，日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國在聯合國的常駐代表團，也相繼對聯合國處理台灣的歸屬提出異議。因此，2007年8月13日潘基文秘書長對美國提出承諾，聯合國在未來提及台灣時，不再使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說法（The UN no longer uses the phrase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針對潘基文改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立場，中國駐聯合國代表並無提出異議，日本、美國與西方國家此次在聯合國確立「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的立場，頗具歷史意義。 三、聯合國國際人權法規和台灣人民的基本權利 按照聯合國所採納的國際人權法規（the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有權決定他們自己的前途。自決權利被視為強化國際和平的量度標準並編入聯合國憲章中，為人權法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九六六年聯合國民權及政權國際規約（the 1966 U.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

 2012.10.15 「如果我們始終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爭吵，我們必將失去『未來』。」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邱吉爾(Winston S. Churchill) 作為一個台灣建國運動的推動者，我時常捫心自問：「我對台灣的終極關懷是什麼？」，或者是說：「我希望百年後的台灣，會是什麼樣的社會？」，面對台灣社會的現狀，午夜夢迴，雖然輾轉反側，然而思緒卻愈來愈清晰。 我所看到的台灣社會 台灣從2000年以來的藍綠對抗，可以說是「撕裂的十年」、「民主倒退的十年」。台灣社會裡，充斥著感性熱情的選民，卻鮮少有理性參與的公民；政治人物整日吵翻天，媒體名嘴以特定的立場推波助瀾，導致人民理盲又濫情。討論問題前，要先分清楚顏色，台灣社會早已陷入「有立場沒是非、有黨派沒對錯」的極端對立。政黨的使命，窮得只剩下選舉；政客的目標，窮得只剩下選票；政治人物的歷史視野，窮得只看到2016年，國際視野，更是窮得只剩下對岸的中國。 台灣當前的政治亂象：藍綠嚴重對立、社會不斷撕裂、政府持續空轉。歷次的民調也都顯示，有50％以上受訪民眾認為：「政黨惡鬥是台灣當前最大的危機」。幾年前，「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曾評論：「政治文化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2011年8月美國時事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則指出：台灣、日本、比利時的國會，是全球三大最無能的國會。 其實在多元化、民主化的開放社會，意見不同本是很正常，不足為奇的，重要的是要用什麼態度面對問題？有沒有能力處理問題？不幸的是，台灣社會卻不懂得如何處理，處理模式更常常陷於：只有立場，不問是非；只有黨派，不問黑白。甚至拼命找對手的缺點、拼命找與對手不同的地方，追求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形成「互相否定、互相消滅」的局勢。完全缺少西方先進國家理性溝通、尊重包容，和而不同(Diversity in Unity)，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文化。我們必需認真思考，如何擺脫目前理盲又濫情、只問顏色不問是非的困境，建立台灣新的政治文化，回歸民主政治的常規，創造安定的政局。 面對問題，卻不想探討原因，不想辦法解決，只是一味的迴避，一味的避談政治，我覺得這並不是正確的態度。正如法鼓山聖嚴法師所說：面對問題時，你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就來面對問題吧！ 我所思考的台灣社會 回顧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台灣社會由威權到民主的轉型過程，也許是世界歷史上的最佳典範。 1987年，蔣經國前總統體認到國際情勢的變遷與台灣人民的要求，正式宣步解嚴，將禁錮近40年的台灣社會，踏出自由民主之途的第一步。 1991年5月1日李登輝前總統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承認中共統治大陸、兩岸不對立、國內開放，這是台灣民主化最關鍵的一步。接著解除黨禁、開放媒體、凍省、廢國代、修改刑法100條、廢除海外黑名單、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總統直選、2000年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短短10年間，台灣社會由威權體制轉化為民主開放的社會，這種世界史上前所未見的民主大轉型（great transformation），台灣卻付出相當低的代價，也因此被稱為「寧靜革命」，國際社會更常常稱讚台灣是民主轉型非常成功的典範。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乃至於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都在人民的高度期待厚望下登台，但令人遺憾的是，期待與事實落差太大。藍綠對立，社會撕裂、政府空轉、經濟發展停頓、價值扭曲、是非不分、道德沉淪，因此也有很多人認為：台灣是世界上民主深化與鞏固，相當不成功的案例之一。 自由民主是一件容易吞下去，卻不容易消化的東西，選舉不等於民主，政黨輪替也不等於民主，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更要內化為生活的方式、待人處事的態度。民主之所以可貴，乃在於民主可以包容獨立、統一、或維持現狀等各種不同的意識型態與主張，但任何意識型態，絕對不能取代民主、凌駕民主之上。任何人更不應該違背「台灣前途應由二千三百萬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來決定」的立場。民主已是超越統獨的台灣共識，也是高於統獨的台灣價值，更是化解統獨爭論的最佳方法。只要經由人民自由意志、透過民主程序得來的結論，不論統獨，任何人都應該予以尊重同意。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更是我們面對中國威脅的最大軟實力與最大優勢。 前幾年，藍綠政黨惡鬥、社會動蕩不已時，曾有媒體記者問我，身為台獨大老、民主的前輩，對於現今藍綠嚴重對立，有何看法？我答說：「我是色盲，看不清楚藍綠，只看是非黑白」。然而藍綠對立真的無解嗎？我深感不以為然。 台灣社會面對的許多問題，尤其是道德標準，社會規範，公共倫理，政治人物的誠信與清廉、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根本無關意識形態，不分藍綠。至於其他公共政策，大部分更是屬於政治性低，非意識形態的議題：包括提昇政府效能、經濟發展、國家競爭力、永續發展、拼治安、司法改革、金融改革、教育改革、國土規劃、政府再造、重整健保制度、社會福利、在國際上與美、日等國家簽訂FTA，不都是超越藍綠，超越意識形態！只是大家過於強調不同的地方，而忽略了更多相同的地方。 台灣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我們應該知道不會有一個「沒有中國的全球化」，也不會有一個「沒有風險的大陸政策」。事實上全球化經貿的交流合作，既是機會，又是風險，我們不應該只談正面，也要談負面，要有客觀冷靜專業的評估。就以簽訂ECFA而言，國會表決前，執政黨，說盡好話；在野黨，盡說壞話。2010年6月簽訂至今，對台灣產業與社會的利弊得失，反倒無人聞問。殊不知，公共政策本來就有它的一體兩面，作為負責任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就應該權衡利弊得失，然後告訴人民，要如何擴大利基爭取獲益，也會提出配套措施以降低損失。然而，藍綠兩黨，卻是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始終沒有交集。 不過我想，台灣社會的現狀，固然是對立，然而當我們看到1987年韓國的反對運動，以自焚、跳樓自殺、丟汽油彈等手段來反抗獨裁貪污的政權；看到PLO（巴基斯坦解放組織）為了建國、消滅以色列，從事劫機、汽車炸彈、自殺攻擊等慘不忍睹的恐怖行為；看到南非ANC(非洲民族議會)，在1990年代，為了反抗白人的少數統治及種族隔離政策，黑人放火、暴動、搶劫；白人警察開槍、丟催淚彈、放狗咬人等情況，相較之下，這些國家的國內分歧，國際孤立，都比台灣目前的問題嚴重許多。這些國家都能夠從對立撕裂中，尋求和解之道，所以我們要虛心學習這些國際級政治人物的格局、高度與器度，以及他們解決問題的智慧，為台灣社會找出一條和諧共生的康莊大道。 就以愛爾蘭為例：愛爾蘭過去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連馬鈴薯都不夠吃，只好大量向外移民。1920年代為了抵抗英國殘酷的殖民統治，以生命、鮮血與大膽激進的行動爭取獨立，當地曾有一句古老諺語說：「愛爾蘭的河水是鹹的，因為那是愛爾蘭人的眼淚」，整個愛爾蘭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政治動亂不安，在1987年還被「經濟學人」雜誌稱為「歐洲的乞丐」呢！然而，不到20年的時間，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愛爾蘭國民所得接近五萬美元，高居歐盟第二，教育至大學全部免費，並號稱是世界的投資天堂。 我仔細探討其原因，發現愛爾蘭的改變最主要來自於愛爾蘭人思考邏輯的轉變，跳脫過去凡事對抗的慣性思維，遇到問題時不是爭論問題、解釋問題、解釋立場（make a point），而是想辦法找出實際具體的解決方案（make a difference）。有句話說：「If you are not p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