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何康美 《鄉訊》於1971年8月創刊於比利時，同年的十一月成為全歐台灣同鄉會的月刊。一直到1983年第136期後，每年僅發行一次，於1995年11月完全停刊。在這二十四年間《鄉訊》發揮了聯繫散居各地同鄉的心聲，連絡彼此的感情。除了在異鄉充實自己外，並各盡己力貢獻故鄉。停刊十一年後的今天，又由比利時的新生代留學生正準備復刊《鄉訊》，他們的熱情令人激動，更引發了無限的美好回憶。借此機會整理《鄉訊》及其相關資料做一記錄。 60年代開始由台灣來歐洲的留學生漸漸增加，尤其在法、比、德、奧等各國的名大學有20~30名台灣留學生。當時最重要的歷史事件，莫過於1968年在法國的「5月革命」，這個影響最大的學運，衝擊著世界各地(台灣除外)。當時要求政治、社會改革之聲處處皆是。當時身在比利時魯汶大學的我們，也匯集志同道合的同學們，討論故鄉的種種問題。不過即使在國外民主的環境中，校園裡還是遍佈著國民黨可怕的職業學生 。因此，我們的聚會幾乎都以較秘密的方式進行。為了避免防不甚防的「小報告」，而且也希望更多台灣同學的參與：關心故鄉、關心台灣的處境。因此於1970年10月創辦了「魯汶中國同學會經濟研討會」，學術氣氛盛況一時，筆者在此感謝童志諴公使對我們的支持，以政府官員的身份，力主台灣改革的必要性。在1971年3月出版了一本討論會文集結束此會之後，比利時的同學們，接著就公開組織同鄉會並籌辦《鄉訊》的創刊了。 一、鄉訊的創刊 首先，1971年4月24日成立了「比利時台灣同鄉互助會」，為全歐第一個台灣同鄉會，並於1971年8月創刊了《鄉訊》(Courrier des Formosans )月刊。我們開始熱情地收集世界各地同鄉的地址，免費寄送大家所撰寫的文稿，並得到的熱烈回應，更鼓舞了大家的工作士氣。當時影印價格高昂，又沒有中文打字機，更談不上電腦的使用，只好以成本最低的刻鋼版方式，買了一台印刷機。出刊的日子，大家分工合作刻鋼版、油印、貼郵票寄送，工作氣氛有如開同樂會。當時比較活耀的人包括盧修一、吳榮義、施光、陳秉璋、洪育銘以及本人。《鄉訊》初期的資金，完全靠大家打工的收入及善心人士的小額捐款。 70年代初在歐洲台灣的資訊來源缺乏，我們的資訊主要靠書信的往來、免費的中央日報以及外文報刊。《鄉訊》的內容主要以專欄新聞報導與分析、介紹歐洲各地的制度、台灣的鄉土文物，尤以「鄉友動態」部分，更是無形拉近了歐洲各地同鄉間的距離。 在「比利時同鄉會」成立及《鄉訊》創辦後，在1971年間陸續成立了法、奧、瑞、德各區的同鄉會。由於各國同鄉會的串連，於1971年10月3日在法蘭克福近郊的Kronberg，正式成立「全歐台灣同鄉聯合會」及「全德台灣同鄉會」，參加人數共176名。其中：比利時17名、瑞士7名、法國6名、奧地利5名、意大利1名，其餘則為德國同鄉。第一屆全歐理事會理事長兼秘書長：吳修團(德國)、內務：施光(比利時)、外交：陳嘉哲(法國)、財務：楊飛龍(瑞士)、學術：吳尊和(奧地利)。《鄉訊》由第四期1971年11月起，改由「歐洲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發行，但仍然由比利時編發。1972年第十六期由德國陳建福同鄉接手發行，法國編輯並改成影印小冊子。1973年4月每期發行700份，開始收費平寄11美金一年，航空20美金一年。編輯發行的工作由各地同鄉會輪流執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奧國的胡炳三同鄉全家於1976年3月開始擔負起郵寄的工作未曾中斷，一直到1983年9月精神可嘉。 1977年2月第67期開始使用打字出刊，但由於還不熟悉運作，仍然以手抄及打字並用。1973年起《鄉訊》及同鄉會的運作自此已穩定成熟，與世界各地的同鄉接軌了。 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後文章增多而且更政治化，並由「歐台會」積極地摧生了「世台會」。來自全歐、日本、美國、加拿大等世界各地的同鄉於1974年六月匯聚一堂，熱烈討論故鄉的前途，更凝聚了為台灣的民主運動打拼的決心，大會充滿了熱情、溫馨、士氣十分高昂。唯一的遺憾、更是令人傷感的是：最努力籌備的吳修團同鄉，因癌疾於1973年9月於世台會籌備期間逝世。 《鄉訊》為同鄉會的靈魂，同鄉們可發言吐心聲，並獲得信息，增加對台灣的關懷。因為1975年代表台灣民主化聲音的《台灣政論》遭停刊 ，加上1976白雅燦被判無期徒刑的事件 ，同年的5月《鄉訊》第58期發動了對政府採取「三不運動」：1.不再相信蔣經國所說的話。2.不再參加任何由國民黨主辦或資助的活動。3.不再理睬國民黨的官員及其工作的人。 經過這些事件，1976年開始在台灣的民主運動也開始公開化了，除了白雅燦事件外，尚有郭雨新事件 、楊金海、顏明聖被捕 ，謝東閔被炸等政治事件，日日增加。,從此《鄉訊》登載台灣的消息大幅增加，也成了台灣紀事錄了。1983年9月第136期中止了刊行，1987年至1990年每年的全歐會出刊一號，之後又停刊一直到1994年10月由德國北區再出刊了1995年10月號及11月號，就完全停刊了。 二、同鄉會與鄉訊 同鄉會與《鄉訊》息息相關，60年代的留學生大部份都必須經過留學考試，取得獎學金者，是台灣的菁英，年紀以在三十歲以下居多數。當時的台灣整體經濟尚處於「未開發國家」，留學生除了領獎學金外，還必須打工賺外快，甚至寄錢回家補濟家庭或還清出國費用等等。 台灣的留學生從一個戒嚴，白色恐怖又封閉的台灣，來到一個完全自由的國家，受到無以倫比的衝擊。同鄉會的成立反應了大家心聲，共同的命運感，共同的需要，出錢出力在海外建立一個溫暖的大家庭。目標在於加強同鄉間團結自保，促進鄉誼，為同鄉解決困難、謀求福利。 自從台灣不再具有「中國代表權」，被驅逐出聯合國之後 ，國民黨政府在外交節節敗退 ，無暇為鄉親服務，國民黨政府與僑民之間的距離相去日遠，同鄉會的成立其實無形中分擔了政府護僑保民之責；在故鄉危急存亡之秋，消除鄉友們自掃門前雪的冷漠感、激發鄉友們對故鄉國事之參與討論，進而以行動表現對台灣前途的關切與愛護之決心。 國民黨政府對各地台灣同鄉會的正當態度應該是感激、鼓勵、贊助或支援，但事實上，卻是只有嚴重打壓，滲透同鄉會及利用學生，以各種打「小報告」的方式恐嚇同鄉。因此更激發了大家對國民黨政府的反感。同鄉們這時更加團結，自動自發，不靠任何團體的補助、不受大使館的利誘、反抗一些鬼鬼祟祟的威脅，並以光明磊落地活動。《鄉訊》是同鄉們的共同園地，以容納各種不同相對的真理思想，為最明確的立場，已因此部份的積極鄉親被「特別關注」或列入「黑名單」。 70年代及80年初同鄉們的精神：樸實、誠懇、無私、正義、愛心、熱情、積極、團結、責任感、使命感、榮譽感，以任何一句形容詞來說明，決非言過其實。會長及幹事雖全經過選舉產生，但以輪流的制度，沒有惡性競爭的局面；鄉務完全是義務的。每年一次的全歐大會，分別在各國輪流主辦，但以在德國的次數最多，因為德國是鄉親最眾多的地方。每年為期三天二夜的聚會都利用最廉價的青年會館，住宿在八人一間上下舖，可想像夜間的鼾聲大起，此起彼落的「交響樂」，但大家仍然在隔天精神奕奕的參與大會。《鄉訊》所擔任的任務，除了報導大會的實況，並公佈大會及各地分會詳細的收支帳目，可看出當時大家對公共事務執行的負責精神。 留學生的變遷甚多，學成歸國或遷移他國， 因為在歐洲就職機會少，長期居留者不多；即使留在歐洲的人，大都以自行開業為主。1975年成立了「意大利台灣人招待所」免費招待「願身為台灣人的真正台灣人」。(筆者曾與葉菊蘭及魏耀乾二家人接受陳主加一家人的熱情招待)；同時，在奧國一群成業的鄉親成立了「奧地利台灣人基金會」， 不論是獎勵學術活動，還是積極從事台灣民主運動等，它們慷慨地支助同鄉的需要，實在令人感佩。 80年代以後來歐洲的留學生增多，台灣已進入「錢多淹腳目」的時代，一般的學生生活較為富裕，氣氛有重大的改變，尤其對公共事務的冷漠。同鄉會的運作遭遇種種困境，尤以世代的代溝為最。魯汶的學生幾乎沒人參加同鄉會，加上其他因素，比利時同鄉會也因而停頓一時。其他地區也有同樣狀況。最令人興奮的是於1994年4月27日「留法台灣同學會」的成立，創會會員20多名(鄭麗君即為其中一人)，會刊《台灣賦格》並活躍一時。隨著大部份成員的回國等，此刊物也因而曇花一現地結束了。但是值得一書的是，1995年元月第一次成立「英國台灣僑民協會」，為歐台會添加了生力軍。 《鄉訊》1995年3月號登載德國林本添同鄉的文章〈論名正言順成立台灣協會之必要〉引起共鳴。1996年開始正式使用「全歐台灣協會聯合會」簡稱「歐台會」，名國只於台協會加上當地國國名。雖然遊說歐洲以外的國家改用同名，但沒成功。不過「歐台會」仍以此新名稱參加「世台會」，一直使用到現在。《鄉訊》雖然在1994年10月號已進入現代化的電腦作業運行，但很遺憾地，卻在1995年11月號完全停刊了！從此也失去了同鄉們的論壇天地，也因此失去與各地鄉友的動態消息。 《鄉訊》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時代在改變、同鄉會的成員結構也變了，加上當時旅歐各地關於台灣資訊來源的獲得，已經可以由台灣的各種黨外雜誌、美國的《公論報》、《太平洋時報》及《美麗島》的復刊。大大地影響《鄉訊》內容的「新鮮」感以及時限等問題。 E世代的今天，大部分學生物質生活較富裕，具有手機電腦，加上訊息取得便利，有更好結合在一起的工具，在《鄉訊》復刊的前夕，深深期待這一群具有理想、熱誠的青年學子，發揮各自所長。我們以真誠、感激的心情，祝福全體有心人士抱著堅忍、不屈不饒的精神，實踐新時代的願景。

張學謙◎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民進黨政府自稱是本土政權，又號稱是人權立國，不過，對於族群語言權利的維護卻漫不經心，令人失望。據報載，九月七日行政院長蘇貞昌在行政院會表示反對以公權力推動語言，也不贊成語言獎賞制度的建立，看來『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制定大概遙遙無期，陳總統的競選支票又要跳票了。 蘇院長顯然不了解現代語言人權的發展，忽略了政府在語言復興的過程當中，可以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人口、政經勢力和制度性的支持是影響族群語言的延續力的三大因素。弱勢族群人口單薄，缺乏政經勢力，只能依靠政府提供的制度性支持，進行語言復興的工作。 政府能提供的制度性支持最重要的是語言權利的保障和獎賞制度的建立。這些都是『國家語言發展法』應當處理的事項。蘇院長認為推動語言不須公權力，就表明了民進黨政府不打算積極的促進語言權利、維護本土語言生存。 語言權利和語言保存息息相關。這也是為什麼面對母語流失，先進國家常透過賦予弱勢族群語言權利以確保族群語言活力。弱勢語言缺乏強勢族群語言所享有的語言權利，無法在公共場合使用，造成族群語言活力不足，弱勢族群常被迫放棄母語，轉向強勢語言。語言的流失或死亡實在是語言不公平的結果。要是無法保障弱勢族群的語言人權，使之得到公平的對待，弱勢語言終將滅亡。 加分優待等語言獎賞制度也有其必要性。缺乏實用價值常常是弱勢語言流失的主因。一個語言要是欠缺尊嚴、財富和法律權力，常會讓人瞧不起，其語言使用者一有機會就會放棄母語，轉用能帶來實質利益的強勢語言。換句話說，要促進母語保存就得提供能提升語言工具性價值的語言獎賞系統。母語需要成為個人的資源，才能促進母語保存。原委會前主委尤哈尼曾主張要「以功利的箭復興母語」就是這個道理。建立語言獎賞制度，讓母語學習成為學生的資源，可以促進語言保存，也可以糾正母語沒有用的偏見。

鄭欽仁◎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日．中問題一籮筐 北京政權與日本的糾紛不斷，有教科書問題，歷史認識問題，日本對中援助問題（ODA）、釣魚台領土問題以及靖國神社問題。中國強迫日本政要（特別是首相）不得參拜祠有A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但神社之參拜與日本傳統的信仰以及與皇室有密切不可分割的關係。外交家常引用一個詞彙守faux pas（法文），意思是走錯一步，整個脫線，目前的中國即是如此；但其霸權心態，用自己的觀點支配別人，鬥爭別人的習性難改，但其鬥爭的行為確實達到某種效果，使日本國內「懼中派」、「中國派」想以妥協的手段求饒，使日本國內的輿情分裂為二，中國也自以為得逞。可是日本國民對中國反感者日增，中國擔心日本停止經濟援助（ODA）。 台灣與中國不同；對過去發生的不幸事件常常是事過境遷，也就不再計較，故對蔣家的暴政與其家族的胡作非為也不太計較，這一點與中國擴大渲染中日戰爭的情形大為不同。話說回來，台灣與東京的距離很短，雖然只有三小時的飛程，但對不同文化的特徵也應該有所瞭解，以增進彼此的關係。 日本對戰歿者的態度與奉祀中國兵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國際上開創未曾有的新例，審判戰敗者的戰犯，日本的東條英機等被列為「A級戰犯」處以絞首刑。有些國家的媒體誤以為死者埋在「靖國神社」；但神社是不埋葬死者的。 A級戰犯的七名骨灰並沒有交給遺族，聯軍（GHQ）在火葬場未儘拿走而僅存的一壼份骨灰，由一位律師祕密拿出來，現在葬在熱海伊豆山的「興亞觀音」園內的「七士之碑」之下，這慰靈碑是吉田茂寫的。 興亞觀音不只祭祀日本的將兵；由於松井石根大將的緣故，「七七事變」戰鬥死亡的中國人也奉祀在那裡。 另外，在大阪有重願寺，其中有供養塔，供奉因太平洋戰爭與日本爭戰而死亡的澳洲、英國將兵，每年有一次的法會。 以上的情形關係到日本人的宗教觀。上智大學名譽教授渡部昇一認為，日本對於為戰爭而死，不論是敵我，反正都是死了，所以不論敵我的將兵都加以祭祀。日本外務大臣麻生太郎認為對死者的感覺「皆佛樣」；從來也不會挖人墳墓、曝其屍。我們讀中國史，幾千年來常有曝其屍之類的事發生；就說二二八事件罷：無故被槍決的人，竟放幾天不容收屍，讓其暴露，風吹雨打。 古文明中有神話信仰，但後來因各種世界性的宗教興起而中斷，但日本的皇室與古代神話結合在一起，這是日本特有的神道，故神道的神社奉祀皇室關係者，也祭祀對國家有功者。神道有祖先崇拜，祖先即是神。當然，神道之外佛教對日本的影響甚深，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什麼是「A級戰犯」 第二次大戰日本投降，國際上成立「遠東國際軍事裁判」，一般稱作「東京裁判」，審判戰犯。為了裁判必須制定「規則書」（the rule book），該規則書即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制定的『遠東國際軍事裁判所條例』，條例第五條規定戰爭犯罪種類，法律條約必須諸條列舉，以英文之慣例，依A、B、C等字母為表記順序：A是「對和平之罪」，B是「通常的戰爭犯罪」，C是「對人道之罪」。 但是世間多誤解，以為A級最惡，B、C等而次之，而且這種印象已普遍化，成為中國不時揭日本瘡疤，棒打日本的藉口。 如果論及那一級的罪狀最可惡，應該是C級。納粹德國的戰爭犯罪最被嚴厲彈劾的是對猶太人、吉普賽人的非人道行為，以及以人種的理由之迫害行為，故東京裁判被列為C級戰爭罪犯。 有佐藤優（Sato Masaru）者，曾經著有「日美開戰的真實－解讀大川周明著『美英東亞侵略史』」一書（小學館出版），他在一篇文章裡認為東京裁判是「勝者的制裁」，只不過是藉裁判形式行報仇之實而已。 他又認為這是對戰敗國的指導都要求其負政治責任；戰爭爆發當時，國際法並沒有明記「對和平之罪」要受制裁的規定。故A級戰犯被追究的，歸根就底只是政治責任。 毛．鄧．江．胡與靖國神社 中國政府批判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參拜有「合祀」A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但這些「A級戰犯」沒有一個人被列為C級，也就是沒有被列為「對人道之罪」的罪犯。 諷刺的是許多國家領導人是劊子手，卻崇祀於忠烈祠。蔣介石、蔣經國的二二八事件的屠殺案與白色恐怖，應被列為C級。 北京的紅色中國王朝，自毛澤東到胡錦濤的赤色恐怖，都應被列入戰犯。毛澤東參加韓戰是A級、金門砲戰是B級、屠殺中國人列為C級；鄧小平侵越是A級、對台武嚇是B級、天安門事件是C級；江澤民對台與天安門事件是B、C級；胡錦濤擴充武備、以飛戰瞄準台灣是屬於戰爭的B級。但在西藏的屠殺屬於C級。 台灣受中國的武力威脅，但看聯合國的『人權宣言』與A公約、B公約只是一張無用的廢紙，聯合國的秘書長安南祇不過是一位貪饞污吏，對八百枚飛戰對準台灣的侵略行為不曾置一詞。聯合國成為中國侵略者的舞台，台灣人應該有所警惕。 曰本人的不滿 最後附帶在此一提的是日本人對東京裁判的不滿與國際正義問題。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原子彈投下廣島，九日投下長崎。但蘇聯在八月八日對日宣戰，當時日蘇訂有中立條約，蘇聯竟然背信對日宣戰。但在東京裁判時，蘇聯是「原告」。 佐藤優不滿的說：英、美明知日、蘇之間訂有條約，竟然「教唆」蘇聯對日戰爭，所以英、美、蘇應是共犯。蘇聯應該屬於A級的「對和平之罪」而坐在被告席上，同時英、美也應該同列。 結語 從以上所論，無非告訴我們，歷史知道太少是可怕的，對於是非的辨明在無知之下容易被誤導；台灣人不應該隨著中國人為靖國神社問題起舞。 台灣人在喪失本土意識與主體意識的現階段，敵人以錙銖之利作為利誘，在台灣國內塑造買辦的剝削「新階級」，台灣人的「新三腳仔」開始出現，對內部顛覆，戰爭的悲劇似乎難於避免，台灣人除了自清與武備之外還有什麼可選擇的？

宗像隆幸 著 侯榮邦 翻譯 採訪註解：去年(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黃昭堂)與由我任幹事的亞洲安保論壇在台北市共同主辦以「美國的軍事改革與亞洲安保體制」為主題之國際演講會。在此集會李登輝前台灣總統也以一聽眾身份出席，並發表其意見。藉此機會我懇求李先生惠賜採訪機會時，輕鬆地接受說「好啊」，所以我將自己的想法與想要請教李先生的問題以書面交給他。 今年二月六日李登輝先生答應與我會面，所以我與家內一起全程訪台，黃昭堂先生也撥空同行，到淡水的綜合研究院訪問。我們被安排在客廳稍候片刻李先生就前來招呼並引導我們到隔壁的資料室。李先生從排著許\多厚厚的書類中抽出一冊。說「這是總統時代秘書所紀錄的我的日誌」，而翻開讓我看。那不僅是日誌，剪下來的有關新聞記事等也合在一起。拿此日誌給我看的理由，之後在傾聽李先生的話之間獲得理解。回到客廳，隨即開始採肪。 李登輝：今天採訪的目的是什麼。 宗像：這數年來我所寫有關台灣問題的文章想整理成一本書，若能夠加上先生的採訪記事是最好不過的。 李：(李先生拿著我之前交給他的文書)你寫的東西我已看過了，用這個做基礎來談好了。但是，我做了什麼你幾乎沒有寫。 宗像：那是我想由先生來說明比較好。 李：為什麼我說這些話，理由是民進黨雖然取得政權，卻不知道如何營造政治。不知道的理由是沒有學習過去施政過程與經驗。所以不知道何種做法始得實現台灣的種種政策。有時急於做此事卻僅列口號，當然不會有結果。 最近，說出廢止國家統一委員會與國家統一綱領(註．一九九一年二月通過。台灣與中國在對等的立場上，基於民主．自由．均富的原則而統一，可說只是非現實性的前提的綱領。對此中國批判這是中國的「和平演變」＝以和平的手段顛覆中國共產黨政權為目的)。要廢止可以。問題在之前沒有十分理解統一委員會成立的經緯。總統突然說出那樣的事，所以什麼都不知情的人們喊贊成或反對而鬧翻。這就是現在的狀態。 宗像：應該事前認清問題的本質。充分準備後提議才對。 李：對，為什麼那個時期必須設立國家統一委員會。為促成台灣民主化，無論如何須要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雖然我身為總統，萬年國代仍然支配著國會的情形下，不可能民主化(註．中華民國憲法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施行，但是國民黨政權以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內戰激烈為理由，翌年五月將此臨時條款公佈實施。由於該臨時條款的施行中華民國憲法實質上被凍結。內戰敗後，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逃亡到台灣後，在中國選出的國代未曾改選，被稱為萬年國代，他們只有服從蔣介石、蔣經國的命令制定法律，繼續施行專制獨裁政治)。 然而國民黨內部為確保既得權益，認為中國共產黨叛亂份子支配中國大陸期限內是內戰的延續，所以到中國統一為止，不能放棄國是的「反攻大陸」政策之意見為主流。因為如此，為了廢止臨時條款終結內戰，須要具備名分以明示並非放棄統一的目標。故一九九一年四月底廢止臨時條款，始得於同年四月底令萬年國代辭職，舉行國會全面改選。 台灣的民主化，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但是民主化，民主化僅止於口號現實的民主化並沒有進展。 「二月革命」 李：你有寫這樣的東西，(拿著我給他的書面)讓我念一下。「真失禮，我們稱李總統為傀儡總統。但是，因為台灣的人們熱烈支持李總統，所以一九九○年的總統改選，國民黨不得不再推舉李總統」。 那樣說似乎很簡單，但是，現實上不是那麼容易。其間國民黨內部有所謂「二月政變」的陰謀等，種種事態。一九八八年一月，蔣經國逝世，由副總統的我繼任，實在是傀儡總統。我不具任何權力。連自己坐的椅子也不能好好地坐。首先需要知道我處於這樣的狀態。像那樣的狀況中，若不知道我做了什麼就不能理解現實的情形。經過種種努力，自己需要亦趨亦步，穩定自己的地位。蔣經國去世以後，國民黨的元老們掌握政治實權。要如何與他們共事，如何對應軍隊或情報機關，警察。當然可能的範圍內也須要回應一般國民的期待。從繼承蔣經國到一九九○年三月被選為總統為止的二年二個月的時間，完全花費在這些工作上。 從蔣經國去世到舉行葬式為止，我每早八時赴安置他遺體的面前行禮拜。蔣經國去世後，由不具任何實力的我繼承，所以今後將如何演變非常不安。為使大家安心，我很想明白表示自己將確實繼承蔣經國路線，所以要大家安心。(註．一九七五年，蔣介石總統去世由嚴家淦副總統繼位，當時實權已由蔣經國完全掌握，所以不會發生混亂。蔣經國去世時，權力分散於國民黨的實力者，所以預料將發生混亂)。為避免發生混亂不得不與國民黨元老與實力者協調運營政治，如何去接近軍隊也是一大問題。 宗像：為掌握軍隊，一定很辛苦吧。 李：為掌握軍隊，需要想盡方法使掌握軍隊的人離開其職位。當時，郝伯村已任參謀總長八年，他對軍隊的權力達於頂峰。普通，參謀總長任期為二年，各一年延長二回則四年是最長的，因此想任命他為國防部長(國防省)。然而郝伯村去拜託宋美齡(蔣介石夫人)，想繼續留任參謀總長。我與家內被召喚。宋美齡為基督徒，最初說些有關教徒關係的話。然後說她有些像片、信件，電報等重要東西留在總統府，要還給她。最後，她說要郝伯村從參謀總長調任他職不大好，因此我只好給她說明。即，參謀總長幹了八年已違反制度，參謀總長以下，因為無法升級，故優秀的軍人不得不相繼退休。這使國家很大的損失，台灣海峽若發生戰爭，一個人無法對應，為使眾多優秀的人材能夠協力對應，需要調任郝伯村。結果宋美齡說「Please please listen to me」因此我說請把她所說的話寫成信件，她真的寫成信件給我。很可惜的是我要退休時，我的主任秘書將這信件燒掉了。不只這信件，我放在金庫的東西全部都燒掉了。金庫內有種種重要的東西。例如，與大陸的密使關係，雖然不是我命令去的密使，但是他們與大陸那邊的人對話的錄音與他們所寫的記錄也放在裡面，這些東西也全部被燒掉。 宗像：這是誰命令去做的。 李：主任秘書未得允許做的，實在亂來，這樣的情形在中國的政治上是常有的事。因此主任秘書以下全部換了新人，而且宋美齡的那封信件也消失了。 宗像：是否宋美齡命令去做的。 李：那我就不知道了。憑宋美齡的信件，我任命郝伯村為國防部長而換了參謀總長。國防部長沒有軍隊指揮權，但是能夠編列預算。所以僅止於國防部長還不能剝奪他在軍隊內的勢力。因此晉升他為行政院長(註．軍人首相遭受強烈反對，抗議示威等相繼而來)。給郝伯村做了兩年半的行政院長，待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立法院全面改選後，令他下台。那個時候，郝伯村來到我處說，為什麼要他辭去行政院長。我向他說明，立法委員由新人擔任，所以行政院長也應該由年青優秀的人來擔任。可是他不斷表示不滿，所以我忍不住大聲怒罵。家內以我為倆在吵架。 宗像：郝伯村任國防部長期間，在自宅召集軍中幹部秘密地在策劃什麼曾經成了問題。 李：那叫做「二月政變」，李煥(註：在黨組織內具有實績的國民黨實力者)為行政院長，郝伯村為國防部長的時期。在臨時中央委員會(一九九○年二月十一日)，要決定總統候選人時，企圖變更總統候選人。 宗像：國民黨的中央常任委員會已決定推舉李總統為總統候選人，可是他們企圖以軍隊與黨組織的力量為後盾，在中央委員會中變更總統候選人嗎。 李：對。郝伯村以軍隊的力量為背景，或許\自己想要當總統。我會說這種話是當了總統以後，取得政權後就認為什麼都能夠做的話，那才犯了大錯呢。民進黨就是沒有學習這種東西。 我知道那陰謀是中央委員會的前日。若事前不知道的話，或許\會被搞掉。這是高雄市國民黨部的鄭先生告訴我的。因此才在那天晚上研定對策。會議預定翌日早上九時在陽明山的中山樓舉行，所以我命幾個人從七時起在大門入口待機。我大概知道誰是反對者，那些人到達時，由待機者告訴他們說「主席叫你去，有話要說」。那些人一來，我就直接了當地說「總統候選人你要投票給我，副總統候選人我會決定」。這樣一來這些反對者無不露出「啊！破局了」的表情。雖破局並非全部變更，不過事實上有許\多人依照我的指示而變更。故我順利被推舉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這就是所謂「二月政變」。我提名李元簇為副總統候選人，他曾任政治大學校長與教育部長，不會強烈主張自己的意見，也沒有政治野心，但是敬業且盡忠職守。 國民黨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雖然決定了，但是國民大會又發生一大波浪。(註．當時，總統、副總統是由國民大會選出，但是七五二人國民代表中大部分在中國選出的萬年代表)。過去的總統選舉，國民黨的候選人一旦決定就等於決定了，但是這個時候有推舉林洋港(註．台灣人有力政治家，一九九六年公民直選的總統選舉時曾經出馬，排列第三位)與蔣緯國(註．蔣介石之子，蔣經國之弟)為總統、副總統等的動作。新聞等媒體因過去常被國民黨的實力者所壓制，所以他們都有好的情報報導，對我只有負面的報導。 宗像：先生有否與國民代表會面。 李：有，我到每個人的家裡訪問，並贈送他們我對於經濟發展與農業政策等的三本著作。這種事情剛才給你看的日誌也有記載。要理解現實的政治，那一候選人如何，這樣只知道結果也沒有用處。所以這種事情也非記載不可。民進黨所以遭受挫折，其原因在於不知道如何營造政治。像現在的情形若繼續下去，國家的政治實在不堪設想。 被逮捕一個禮拜，接受調查 李：我曾對陳水扁大學時代的老師李鴻禧說，政治要做不連續的連續。從一個黨的政權移轉到另一個政黨時雖然不連續，但是，國家的政治具有連續性。要改變政治的重要事項時，除了在連續之中改變下去，以外別無他途。若無視這個做法隨心所欲，則將不利政治的發展。後來我發現他們似乎沒有這樣做。如果發生政權交替，也能夠連續地運營政治，我準備總統選舉前就要全部轉移給民進黨。 宗像：換一個話題好嗎，李先生當總統時，曾經聽過您親信的人說過這樣的話。「李先生若當總統就好像成為海賊船的船長。所以李總統就將海賊個個拋棄海中，以確立總統的權力。 李：怎麼能開這種玩笑呢。很多事情不能隨便說的呀！一九七三年我能夠當政務委員，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即蔣介石自有其想法。一九五六年留學美國回來在寫著作時，只見過蔣介石一次。我雖然不認識李煥與王昇，可是似乎這兩人給我推薦的呢。當時國民黨面臨沒有適當的人才的困境，所以無論如何想找出新人材。 然而事情發生於一九六九年，某日早晨有人到家裡將我帶走。到達地方就是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關在那裡一個禮拜，對我過去做了什麼調查許\多事項。主要被審問兩件事，一為參加共產黨在讀書會期間做些什麼事。參加讀書會是事實，加入共產黨卻非事實。一為美國留學時代做些什麼事。而留美時代則無關緊要，這是從他們口中說出來的。 宗像：讀書會那件事，是戰後不久的事吧。 李：對、對。那是在二、二八事件後，我還是大學生時代。 宗像：當時還是國共合作時代，中國共產黨員為了感化台灣的青年人，頻繁地在大學與高等學校等舉辦讀書會的時代，所以他們以為李先生或許\與共產黨有連繫而調查的吧。 李：可以這麼說。這是中國慣用手法，應該是蔣經國下令做的。若蔣經國起用我的話，各種人也許\會批判李登輝是這種人，曾經做過這種事情。對此，大家會說有關李登輝的事，蔣經國一定詳細調查過，不用擔心。 宗像：那麼李先生被關於警備總司令部一個禮拜是出自善意的吧。 李：李先生邊笑邊說，其實可以這麼說，我被釋放時，姓周的安全局長暴言「像你這種傢伙，除蔣經國之外沒有人敢起用你」。 宗像：李先生曾與台灣獨立運動主要領導者之一的王先生會面一事若洩漏的話，實在令人擔心其後果不堪設想。 李：沒有，我未曾擔心過，接受調查時，也沒有提起那些事情。 我任政務委員時，最熱心推薦我給蔣經國的是王作榮。他的太太是大法官，而他只是大學的老師。他對我說「你要任政府要職，沒有加入國民黨不能參與重要會議」。他代我填寫入黨申請書，我只蓋\上印章就完成入黨手續。這也是中國人常做的一種好意。我加入國民黨，逐漸高昇對他有好處，所以我決定加入國民黨。我被配屬於中央黨部第一黨部。最後王作榮也高昇到監察院長。 當了六年的政務委員，這可以說是我學習政治的時期。我說自己是蔣經國學校的畢業生是指這六年間而言的。蔣經國比誰都重視我，這是感到不可思議的地方。任何事情大概都會跟我說。蔣經國要到金門，馬祖乃至鄉村時，都會帶我一起去，這在不知不覺中成了習慣。蔣經國對做為政治家必須注意的事很詳細地教練我。例如他說「要選擇人時，首先要看那個人的太太，調查其屬於什麼類型，過去做過什麼事的女性」。我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一環。這年春節看過漢武帝的DVD。景帝的太太是很溫順而淑惠的女性，從來不跟人理論。但是景帝死後，兒子武帝繼位，她突然開始發威，甚至為其所欲為。中國這種類型的女性不在少數。官廷的權力者非常腐敗，貪污盛行，且誰都不負責任，皇帝即位後，無不為此沖昏了頭。就是現在的中國政府也是很類似。國民黨政權也是這樣，所以身為總統者的確很傷腦筋。 宗像：現在的國民黨比李先生當主席的時期完全變樣，讓人感覺又倒退到昔日的國民黨。 李：不錯。尤其是連戰的時代，就有這樣的感覺。新主席馬英九大體稍有改變。尤其他認為國民黨非改革不可，但是，舊勢力不斷地扯後退，要改革國民黨非常困艱。 […]

黃昭堂◎台獨聯盟主席 一、 戰爭型態的多樣化 所謂戰爭的世紀20世紀接近終了時美蘇冷戰終結，人人無不期待即將來臨的是和平的21世紀。美國開始摸索「世界新秩序」，不久，在「全球化」云云之中，也出現揶揄的議論，即是否以剩下的唯一超大國的美國來主導世界「美國化」。不管如何，新世紀的來臨，讓人人興奮不已。 但是，新世紀來臨了，在「危機的弧」之威脅持續下，任何人都無法想像的9·11恐怖攻擊使人喪心落膽。吸入二機巨霸的二棟超高層大樓一瞬間熔化而陷落。這個畫面超越人人的想像之外，「新形態的戰爭」，即與恐怖攻擊的鬥爭或許將為新世紀掛採的不吉徵兆。過去的戰爭是「看得到的戰爭」。但是不特定的恐怖集團，其存在難於確認，而其描準的標的之預測也困難，所以可說是「看不到的戰爭」。最近的將來不用說，甚至將來的新世紀末，地球規模的貧富落差應仍無法解決，民族間的對立，超越國家境界線的不同宗教引起的「看不到的戰爭」或許將繼續使人類困惑與煩惱。不幸的是，這種「新形態的戰爭」連富有的國家中也可能發生，所以難於對應。任何國家，都難免自危。因為那可能是對外的戰爭，也可能是對內戰爭的情形。很緊張的神經戰，也可能使美國逐漸崩潰。美國除了對應戰鬥行為，或且通常戰爭以外，對可能性不大的核子、生物化學戰爭也非準備不可。現在又加上了「看不到的戰爭」。這個「百忙」的美國大家能夠持續多久對她的依靠，不無疑問。現今盼望具共有價值觀的諸國能更加互助，尤其期待日本能負起更大的責任。 二、 台灣的角色與其缺陷 台灣對東亞的和平，安定與進步一直有所貢獻。台灣以「寧靜的革命」的民主改革方式終結恣威數十年之久的獨裁政權，除確立以自由民主主義與人權為基礎的政治體制外，台灣對中國表示和平的善意，並對中國的經濟建設也有所貢獻。不止於亞洲，對大洋洲、非洲、中南美的開發中國家也有相當程度的經濟援助。而且，不論有否外交關係，對災害等的人道上的支援也不落人後。台灣從來未曾以軍事威脅近鄰諸國，並一直保持維護和平的姿態。台灣只有和平始得保持其獨立地位，故台灣熱愛和平比任何國家強。但是，中國卻不斷以武力恫嚇這樣的台灣。 聯合國是維持和平的機構，著重會員國的世界普遍性，完全具備會員國條件（憲章第4條＝有履行聯合國義務的能力及意志的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台灣卻一直不得其門而入。台灣的人口為2300萬，這個數目比聯合國人口小國46個國家加起來的總數還大。這麼多的人們，不能得到聯合國憲章的保護，連對聯合國提供協力之道也被阻塞。 台灣為了自衛，一直投入其所需要的國防預算。歷年來其總額與奔走於阿拉伯紛爭的以色列或面績大國巴西完全同金額。雖然如此，企圖併吞台灣的中國的軍事力量強大，所以台灣實有需要更新軍備，然而無法獲得非理性政權鬥爭的在野黨的贊同而停滯，誠為一大遺憾。 三、 台灣的重要性 台灣雖然是愛好和平的國家，卻不能僅此就得以確保自國的安全。這對日本來說也是沒有兩樣。僅自衛還不夠，不得不依靠集體自衛的情形不少，試以台灣來思考一下。 面臨核子飛彈時代，部分識者認為台灣的戰略上，地政學上的價值大幅下降，實際上如何呢。假設台灣已經成為中國的領土： 台灣的人力、經濟力不用說，台灣的軍事力量也全部被編入為中國解放軍的一部分。台灣海峽則僅剩下一點兒中間海域為公海，但是，加上鄰接海域（contiguous zone 由領海外緣基線算起12浬，可防止犯罪、並加以鎮壓）的概念，對中國來說，如同其內海一般。這種狀況自然連結到南海。又，巴士海峽的彼方為弱體的菲律賓，因此巴士海峽也成為中國的內海。日本進口的石油的80﹪，貿易貨物的25﹪都經過台灣周邊的巴士海峽、台灣海峽，日本必會傷腦筋。 中國的領海當然從台灣的東岸突出太平洋，中國航空識別圈（由領土基線起算30浬）也將大幅擴大。就台灣海峽而言，整個海峽上空都是中國的航空識別圈。台灣本身成為中國的海軍基地，所以中國的潛水艦更能無顧忌地在太平洋堂堂出沒。美軍依靠空母機動艦隊在遠東展開，因此不但其行動受限制，甚至遭受莫大的威脅。對日本來說也是非常困擾的問題。 而且，中國的領土台灣將圍繞沖繩最南端。已經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台灣軍事力量對沖繩是一大威脅。本來是日本友軍的台灣軍，整個變成日本的敵人，對日本是加倍的損失。可知中國對台灣的武力行為也是對日本的威脅。我們慶幸美日兩國的外交、國防２＋２會議已經公開宣稱台灣海峽的和平是美日的共同戰略目標。 四、 確立台灣認同，切勿妨害 協防台灣也就是日本的利益。 阻止中國併吞台灣最有力的武器無疑是對獨立台灣的認同。不幸的是歷經半世紀的中國式教育的破壞，台灣認同的確立還在半途中。李登輝總統以後的民主化過程，對台灣的認同有顯著的貢獻，大約超過50﹪，而接近60﹪，但還有流動性的一面。 台灣認同的確立必須改革具有中國要素的制度，但是，那常被扭曲為違反「維持現狀」。這種扭曲必須修正。 現在的台灣，尚有不合時宜的種種制度： 憲法是在中國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以後雖經幾次的修改，但仍然停留在「國家統一(與中國地域的統一)前」的暫定憲法的階段。領土則兩分為中國地域與台灣地域，台灣當局主張僅支配其中的台灣地域。憲法解釋上則是整個領土主權屬於「一個中國」。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則還殘存著解釋蒙古國也是其領土的條款。 連現今在台灣使用的國歌仍然援用中國國民黨的黨歌，國旗則為國共合作時期採用的旗幟。那是將中國共產黨的紅旗與中國國民黨的黨旗「青天白日」合成的東西。國語則為俗稱「北京語」的語言。有這些因素，怎能確立對台灣的認同呢？ 本來，所謂「現狀」即台灣海峽兩岸，事實上互相獨立的狀況而已，而兩岸各自的制度沒有不能改革的理由。難道中國不得廢止共產主義制度嗎？ 中國軍事費用異常的膨張，不能說是違反「維持現狀」嗎？將武力攻台合法化的「反國家分裂法」不就是違反「維持現狀」嗎？ 1950年6月，韓戰勃發二日後，美國曾發表所謂「台灣『中立』化聲明」。這是為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攻台灣，另一方面，也禁止蔣介石軍反攻大陸，所以其內容是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這正是台灣海峽維持現狀的本來的形態。 美國忙於處理「危機之弧」的苦惱，我們能充分理解。但是，對台灣的改革未免太神經過敏。防衛台灣須要充實武器之外，台灣認同更加重要。 台灣正在摸索「國家的正常化」，台灣正名為台灣，台灣應有一本合身、合時的憲法，敬請日本的朋友們支持台灣國家正常化的種種努力。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For the supporters of parliamentarism, the bad news is that no existing presidential system has ever changed to a parliamentary system, while several have made the reverse move. Shugart & Carey（1992: 3） 壹、前言 不管是從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建立、還是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角度來看，台灣目前所面對的課題有三，也就是國家肇建（state-making）、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以及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國家肇建涉及如何確立國家主權（state sovereignty）的獨立，民族塑造關心如何凝聚住民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而國家打造所進行的是政治制度的擘建。一般而言，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包含憲政體制、政黨體系、以及選舉制度；除了說政黨體系大致會反映社會結構以外，憲政體制、以及選舉制度是比較可以直接透過社會工程的方式來建構 。憲政體制主要分為中央政府體制、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定位 ，而中央政府體制又可以分為總統制（presidential system）、內閣制（parliamentary system）、以及所謂的雙首長制三大類別 ；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憲政體制，就是政治人物所謂的中央政府體制。 『中華民國憲法』是中國國民黨政權於戰後移入台灣所帶來的，並非台灣人自己加以選擇的。在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台灣先後進行六次憲改 ，重點在如何從事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特別是國會的全面改選（1991）、以及總統直接選舉（1992），真正牽涉到中央政府體制調整的部份，是將憲法文本中的內閣制特色逐一割除，包括取消閣揆（行政院長）對於總統人事令的副署權（1994）、以及廢除立法院對於閣揆的人事同意權（1997）（施正鋒，1999）。不過，由於目前的「九七修憲體制」仍有尚未割除的盲腸，也就是沒有民意基礎、由總統所任命的行政院長必須「對立法院負責」，造成民選的總統不能享有充分的權力、卻必須負所有的政治責任，有違民主政治所強調的「權責相當／課責」的精神。 不管是制定新憲（constitutional making）、還是憲政改造（constitutional change），暫且不提國號、領土、以及人權等議題，朝野政黨對於目前憲政體制／中央政府體制的定位，一直有相當程度的歧見；譬如國民黨堅持目前的憲政體制類似法國第五共何國的「換軌制」，也就是執政黨如果不能擁有國會的優勢，必須由掌控國會的在野黨出面組閣，然而，陳水扁總統並未茍同這樣的詮釋。面對如此的分歧，即使大家同意有必要加以釐清，不過，究竟對於未來的憲政體制應該如何調整，仍然有待尋求共識。 到目前為止，除了台灣團結聯盟（台聯黨）已外，執政的民進黨、以及民間的21世紀憲改聯盟，也分頭著手憲改方案的草擬，大致是採取總統制、以及內閣制兩案並陳的方式來呈現。此外，手護台灣大聯盟出版了《制憲運動手冊》（張葆源，2006）、總統府憲改小組有《憲政改造問答集》（n.d.）、以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6）編了一本《憲改方向盤》，同樣地，也沒有採取特定的憲政體制選擇偏好。 我們在此，先將介紹三種主要的憲政體制的特色；接著，我們整理有關民主化文獻對於憲政體制的評價，特別是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優缺點；再來，我們會回顧台灣人歷年制憲運動所提出的制度選擇；最後，提出簡單的結語。 貳、憲政體制的分類 總統制與內閣制的最大差別，在於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究竟是分（separation of powers）、還是合（fusion of […]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透過台灣本土社團所發動的「手護民主、手護台灣」活動，總算讓隱忍許\久的五顏六色民眾宣洩胸中的鬱卒。由於民進黨高層政治人物刻意淡化，即使遭到自己人惡言相向也要委曲求全，以免落人「當家者鬧事」的口實、或是外力趁機介入，再加上警方進行隔離奏效，紅與非紅雙邊並未發生嚴重肢體扭打，暫時化解令人擔心可能一觸即發的大規模衝突。 其實，用不著民進黨中央登高一呼，各地公職服務處自從「倒扁」行動以來，一直面臨支持者請纓的壓力，「不能再沉默不語、以免被人瞧不起」的說法不斷蔓延，也就顧不得先前所作的自我約束。如果由男歌手在演講台上所唱的「天光」引起的共鳴來看，未嘗不能說是不少人對於當前的政治紛爭視為「暗夜的惡夢」，仰天長嘯，長夜綿綿，不知何時才能天亮？ 由參與的綠營群眾來看，大致上可以分為搭乘遊覽車北上、以及大台北都會區兩大主力。坦承而言，不管是從藍綠政黨認同、或是族群人口分布而言，難免可以看出彼此在城鄉、職業、以及社會經濟條件的差距，當然就有政治參與模式的差異，更不用說集體動員上的交通考量，因此，只要沒有接受傳統地方派系所發的「走路工」，都可以視為自動自發的行為。 自從民進黨上台以來，除了選舉造勢場以外，對於社會運動意態闌珊，尤其是與選舉無關的活動，會刻意保持距離，以免給予本無淵源的企業帶來負面印象，因此，民間社會稍有自主發展的空間。然而，在中南部縣市，即使民進黨得以執政，並且嘗試努力社區發展，卻一直對於國民黨透過地方派系的宰制一愁莫展，如何讓基層支持者形成水平式的另類結社，不再完全倚賴政治人物的動員，恐怕是更基本的課題。 令人擔憂的是，在以鐵絲網、以及拒馬所構成楚河漢界兩邊，連台鐵在台北車站的動線都要涇渭分明，以免彼此因為看不順眼而動口角、甚至於鬥毆，連原本彼此可以共享的公共空間都要做謹慎的切割，此時，如果企盼建構一個可以凝聚共識的公共論壇，豈不是緣木求魚？當一邊口口聲聲「人民」之際，另一邊則強調「老百姓」，不禁令人懷疑，大家都是同一個生命共同體的成員嗎？所謂的「親綠學者」，除了口誅筆伐以外，請告訴大家，公民社會從何而來？ 比較遺憾的是，有兩家電子媒體轉播台被憤怒的群眾佔領，在現場的主播甚至於踉蹌離場。對於任何的暴力行為，應該是民主社會所不容，或許\，在下回的類似場合，主辦單位還必須對於享有崇高地位的第四權提供特別的保護。然而，除了有意無意暗示反扁人士比較理性以外，媒體本身也要反躬自省，為何自己會特別招致嫌惡、甚至於唾棄呢？ 其實，不論是從秒數、所出動現場轉播車數、場景選擇、取景角度、報導方式、還是主播的表情，都可以看出媒體工作者本身、或是新聞台的立場，究竟是否公平，觀眾心中自有一把無言的尺。當媒體競相播報倒扁的溫馨面，卻刻意誇大非紅的粗鄙面，當媒體強調忠孝東路一路通暢，又對照鄰近中山南路阻塞不便，卻不明說這是警局隔離線所致，又如何讓身歷其境的第三者信服？當政治媒介儼然變身為行動者、甚至於挑撥者之際，本身已經構成另外一種文化性的暴力，這才是台灣民主鞏固最大的挑戰。 對於不少本土人士而言，缺乏語言表達、對談論述的能力，恐怕是一輩子最大的痛處；噤聲無言，除了因為長期殖民的內化，也有母語缺乏在公領域表達的無奈。然而，即使在高唱入雲的「包容」口號聲中，如果不願意承認對方長期在結構上的劣勢，只願意以刻板印象來強化自己的優越感，譬如說，「南部人比較沒有水準」，當然也就沒有辦法作真正的相互了解，更不可能作有意義的公民互動。 當群眾場的叫囂透過媒體，蔓延到日常生活肆無忌憚的不寬容，我們彷彿看到另一個北愛爾蘭蟄伏而出，究竟，誰來負責？ (中國時報，2006/9/17)

陳師孟◎台大兼任教授、前總統府秘書長 今年以來，倒扁的風潮一波波展開，先是在野的中國國民黨利用在立法院的多數，強推罷免總統案正式成案，所幸陳總統做出正確的處置，以對全民的公開電視談話代替對立法院提出答辯，使國民黨羅織的十大罪狀反成了執政黨的政策說明，只顯示在野「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鬥爭本性，與「林林總總、瞎掰湊數」官僚習氣。 操弄族群 不應綠營背黑鍋 不料正當我們以為歹戲下棚之際，一群自命為「泛綠」的學者與政治人物卻接起了倒扁的棒子，演起續集來；只是比起稍早提出罷免案的泛藍政客們，多了一副大義滅親的神聖臉色。我們這些素來也自以為是泛綠的人士，誠惶誠恐地捧讀他們公告周知的「起義檄文」，看懂了兩個要阿扁自動下台的理由：一是阿扁「以挑撥族群代替反省」，二是阿扁「以國家認同壓抑民主」。先看族群問題：不客氣地說，這是睜眼說瞎話；任何人了解兩蔣七任統治的用人邏輯、任何人檢視歷次選舉的選票結構、任何人環顧泛藍陣營的未來領導集團，如果還不能指認台灣族群問題的元凶，還要把操弄族群的罪惡由國民黨身上卸下，而要求民進黨或陳總統背黑鍋，這不只是盲目，而且是撒謊。我只想問：難道一定要福佬族群也把九十％的選票投給藍營，綠營才能洗脫「族群意識」的罵名？老實說，身為所謂「外省子弟」，雖然自己在成長中沒有享受「權貴」的滋味，但仍不免為了自己族群過去的集體罪過有連帶的愧疚。當一些外省子弟為其優秀的家世背景或學養表現而趾高氣揚之時，應該回想當年在二二八時被你們的長輩「人間蒸發」的台灣菁英，你們的優越感或許得來並不怎麼光彩。 依法進退 避免民主退為民粹 再看認同問題：不客氣地說，這是無知加三級。試想在一個民主國家，國家認同重要，還是民主程序重要？多數民意是否就可以違背對自己國家的認同？人民可以用選票推翻政府，是否也有權出賣國家？答案非常明顯。美國是公認的民主國家，但是人民對國家的效忠卻不容一絲含混，也不受民意表決。如果美國公民認同前蘇聯共黨政權而充當間諜，或認同阿富汗「塔利班」政權而充當傭兵，美國政府不會因為這是信念不同而予以寬貸。同理，今天部分中華民國國民若認同不時對台灣做武力威脅的中國，台灣政府可以裝聾作啞嗎？應該尊重這種叛國的主張嗎？把民主自由無限上綱到國家認同之上，聲援那些認同錯亂的泛藍民眾，對國家尊嚴與國人安全棄之不顧，反而嗆聲陳總統打壓民主，這些言論出自政治學者之口，真不可思議。 更令人咋舌的是，當媒體詢及阿扁若下台，足以抹殺六百四十多萬選票中任一票的效力，也不因此有權要求任一個泛綠選民讓步。 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是來自綠營之內，但第三波倒扁訴求不再是前番對阿扁政治立場的質疑，施明德大聲抨擊的是阿扁的道德，包括第一家庭幾位成員的操守在內。套用施明德的話：「民進黨政府的統治基礎就是道德，不談道德，還剩什麼」，因此「現在一百萬人站出來反貪污、反腐敗，這跟族群對立、藍綠對立都沒有關係」。老實說，要不是這十五年來對施明德的近距離觀察與第一手了解，真的會以為這是出自一個德高望重的民主先知之口，也真的會讓人搞不懂民進黨當初在推舉總統候選人時，怎麼會不取黃鐘取瓦釜。 姑且不說阿扁被指控貪腐迄今沒有獲司法認定，即使要未審先判，施明德對阿扁的道德譴責也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他的滿口仁義道德只益發凸顯其人格的雙重性。除了近日媒體上對他的各項「爆料」外，我們還見聞了不少更不堪的私下行為，有些當事者或目擊者至今仍然陷於隱惡揚善的心理矛盾，公開與否舉棋不定。其實要透明化施明德並不難，他洋洋自得的「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三原則，固然是出自對女色的自白，但未嘗不代表他對金錢、權力、友誼等各種「所欲」的基本態度，任何送到眼前的「貢物」，他都可以大剌剌地享受，不必心存感念，也不必愛惜善用，因為本來就聲明過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嘛。我們可以斷言，有朝一日若把總統大位獻在他的腳前，他也會面不改色地登基，繼續他的「三不」人生。我們無意以他的一百步來襯托陳總統或我們自己或許在道德缺憾上的五十步，我們只想呈現施明德這樣一個人竟然自居為道德審判官的荒謬性。 禁揭瘡疤 民進黨不應鄉愿 沒有人想要玷污施明德早年反抗威權的英雄事蹟，沒有人企圖摘下他頭上的光環，如果今天他的事蹟蒙羞、光環褪色，要怪只能怪自己。施明德曾怒斥批評他的民進黨人士「放肆，憑什麼資格問他？」他罵這些「後生小輩」、「徒孫輩」忘記他當過黨主席，又說當年他在台北車站前三天四夜抗爭時，他們都還不知道在哪兒呢！很巧的，當時我剛擔任民進黨秘書長，我也在那兒，而且我是從頭至尾待在車站前，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林義雄前主席深夜凜立狂風疾雨中，周遭是一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基層黨員，卻不多見施明德的身影。不過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形象何以在台灣民主傳承歷史中江河日下，從美麗島年代的戰神英雄，到兩黨競爭年代的玩世浪子，到今天的邊緣政客。人稱「印度聖雄」的甘地有謂：「我的一生就是我的信息」，相較之下，或許施明德只能俯首沉吟：「我的前半生就是我信息」。 也有些民進黨民意代表要同志不可挖瘡疤，畢竟施前主席以往確有汗馬之功，再說砲口向內也有傷黨譽。我很厭惡這種鄉愿態度，就是這種邏輯，到今天蔣介石的雕像還佔據了多少台灣的公共場域，毛澤東的畫像也依然高懸在北京天安門，彷彿一個政治人物生前只需要做對一、兩件事，就可以「吃一世人」。我們自小在學校被教導「前功不能抵後過」，因為功過之論並非算術加減而已，還有蓋棺時的晚節要計較；換言之，昨日的施明德再有多少豐功偉蹟，也不能覆蓋今日施明德的惡言劣行。再退一步說，之所以對施明德「算帳」，也不是有人閒極無聊；要不是施明德起乩般比起倒豎的拇指，要不是他冷嘲熱諷地責罵不願附從者「向權勢屈服、向利益低頭」，要不是他不甘寂寞要百萬人陪他玩抗爭，哪一個人會吃飽撐著去挖他的醜事呢。既然他一意要站在聚光燈下，就不能抱怨身下的黑影被看到，旁人也沒有要大家別過頭去、視而不見的道理。 我以為果真擔心民進黨的名譽受拖累的話，不是要大家噤聲，而是把該清掃的家醜勇敢清除，即使已經瞞了一輩子。史恩康納萊在一部電影中說：「要獲得勳章不難，要配戴它就不容易」，民進黨現在要思考的不是勉力保有過去所得到的勳章，而是如何再恢復挺胸配戴的資格。 記錄這一段台灣民主發展的黑暗時期，不能不提到金恆煒，如果在這齣連續劇中有一位英雄的話，非他莫屬。他長久以來仗義執言、毫不妥協，而今受到林正杰的暴力相向，施明德陣營裡的教授、醫師與人權律師居然連起碼的慰問與歉意都吝於表達，真是令人感慨萬分。我想不該再讓恆煒孤軍應戰，爰為記。

手護台灣大聯盟 歡送2006年台灣加入聯合國宣達團 自從2003年9月開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台灣本土社團，每年一次組成「台灣加入聯合國宣達團」赴美宣達台灣應當加入聯合國。 今年「2006年台灣國加入聯合國宣達團」由成立兩年多的台灣聯合國協進會主辦，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社委員會協辦。宣達團成員有60多位，包括牧師、律師、商界人士、家庭主婦….，也有阿美族及布農族的教會合唱團，已於9月7日啟程赴美，主要目的與行程如下： (一)要求陳總統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 陳總統已宣認要嚴肅思考以「台灣」名義，直接申請加入聯合國。宣達團此行的目的，即為向全體台灣國人宣示支持陳總統的決定，要求政府今年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9月12日宣達團將與紐約當地僑團在聯合國大廈前哈瑪紹廣場，以詩歌、演講和遊行要求聯合國應為台灣打開大門，也要走到極權中國駐聯合國代表處前嗆聲，抗議北京政權對台灣的蠻橫打壓，企圖長期孤立台灣，以利其侵吞。 (二)為世界公義、和平歌唱與祈禱 宣達團將在華府雙橡園、紐約台灣會館以及波士頓台灣基督教會禮拜堂，與當地台僑及國際人士在紀念911恐怖攻擊5週年之時刻，舉行「為世界、台灣暨美國公義和平音樂祈禱大會」，藉著唱歌與祈禱，表達台灣國人願盡世界公民的責任，為維護台海、東亞以至於全世界的公義、和平與人類安全出力又出聲！ (三) 走出「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的國門 宣達團將首度走出「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的國門赴美宣達，台灣已經進入民主時代，應當早日棄除過去威權時代的產物—即紀念外來政權獨裁者蔣介石的圖騰，明示台灣國內外的時空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四)訂定每年10月24日為「台灣聯合國日」 日前，手護台灣大聯盟決策會議通過，將10月24日聯合國日訂為「台灣聯合國日」，從民間社團開始發動到政府部門，喚起全體台灣國人共同響應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要求政府儘速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把台灣與聯合國連結起來。 我們「2006年台灣國加入聯合國宣達團」全力支持政府「相信台灣、堅持改革」，從正名「台灣桃園國際機場」開始，此舉亦可提升我們的國家「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有助於台灣走向國際社會。

PanRenPu 把鄭、清時代台灣人口數列一表如下（滿清據台後的人口數來自台灣府誌與清宮奏摺，參見沈建德網頁http://www.taiwannation.com.tw/inside016.htm 與中央研究院網頁 http://www.sinica.edu.tw/~pingpu/library/ fulltext/npmdatabase/）： 1661荷蘭據台．．閩粵人3萬（壯丁25000+婦孺5000，據荷蘭長官記載） 1661鄭氏來台．．閩粵人5萬5千（九成以上男性，鄭兵25000+壯丁25000+婦孺5000） 1683滿清據台．．閩粵人遠少於5萬（因大多數被趕回原鄉，又有許多單身，官方統計民數是16,820） 1683-1875實施渡台禁令，人民來台須申請並經核准，初期的近100年還禁止人民攜眷 1711．．．．．．民18,827（1683-1711的28年裡增為1.12倍，年增長率0.40%，其中有些是歸化為民的番） 1781．．．．．．共90萬（遠少於5萬的閩粵人在1683-1781的98年裡靠生育與偷渡能增加多少？） 1811．．．．．．190萬（1781-1811的30年裡100萬人是如何突然增加的？） 1893．．．．．．254萬（1811-1893的82年裡增加為1.34倍，年增長率0.36% < 0.40%） 1895 日本據台，閩粵人停止來台，故關鍵年是1683-1811，1811後的增加是靠生育，移民微不足道 1943．．．．．．587萬（1893-1943的50年裡增加為2.31倍，年增長率0.54%） 有讀過書的人用腦筋想想就知道，必須漂洋過海、主要靠偷渡、且成功\率只有三成（俗諺「十去六死三留一回頭」）的閩粵農民只用了1683-1811的 128年約四代人就全面取代了平埔族是不可能的事，漢人有兵力當後盾、合法走陸路並繁衍一千多年最多也只取代了福建人的1/4。美國白人能取代印第安人靠 的是長鎗與大砲，還有世界最先進的制度與科技，而閩粵農民有的只是鐮刀與鋤頭，識字的沒幾個。而且並沒有閩粵農民大量屠殺平埔族的記載或傳說，只聽說有唐 山公入贅（可見大多是和平相處），但語言不通入贅談何容易，靠入贅不可能在四代內就消滅一個民族，平埔男人不會糟到本族女人都不要。又據泉州、漳州府 誌，1829年二州總人口約620萬，故三代男性約310萬（這是清以前閩南人口的最高值）。從有記載有族人去台灣的當地族譜看，去台人數都是族中的極少 數，遠低於1/10，而我們合理推測有族人去台的家族不會超過全閩南家族的一半，故三代人裡偷渡去台灣的應遠低於310萬的1/20，即15萬人，或四代 人裡渡台的應遠低於20萬人。故台灣人的自認是閩南人，應該與福建人的自認是河南固始人一樣，都是亡族的具体表現！（註：唐初（約670年）陳元光、唐末 （約890年）王審知帶到福建的部隊只有3600人與5000人，但當時福建人口已有數十萬。據《通典》，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福建有人口54萬，而這 只是有列入官方統計的，實際人口更高。固始人王審知建立了閩國，統治福建51年。） 1683-1811的人口增長率可用它的中期1766-74來估計。1766年乾隆30年有666,380人，1774年有765,721人，八年增長為 1.149倍（同時期福建是1.025倍），年增長率1.75%（福建0.31%）。因為這是政府的統計，有些增長是因為被列入統計的番社愈來愈多（當時 尚有未被統治的〝番界〞與未被掌握的人口），故純粹生育增長率應該低於此。1683-1711、1811-1893的年增率都只有約0.4%，日據時代是 0.54%。以最可能的年增長率0.40%算，一代30年可增長為1.0040的30次方即1.13倍，128年增長為1.67倍，鄭成功\時代的閩粵人 的後代在1811年時應遠少於5萬*1.67倍=8.4萬。又雍正10年至乾隆26年間（1732-1761）曾有三次短暫開放攜眷移民，共來了約3萬人 （老中青），以75年估計這批人可增為1.35倍，故在1811年時這批乾隆移民的後裔約為4.1萬人。所以1811年的閩粵人總數應遠少於13萬，遠少 於當時人口190萬的6.8%。如果以年增長率1.75%作高估計算，則遠少於5萬*9.21倍+3萬*3.7倍=57萬，即遠少於人口190萬的3成。 至於其他偷渡來台的人數規模（1811嘉慶16年以前的）都只是臆測，標準說法是「閩人大量來台」，為了符合「台灣人都是閩粵人」的結論，需多大量就說有 多大量。他們認為台灣人長得 像福建人，預設的結論絕對錯不了。但真的錯不了嗎？ 2006年6月林媽利教授的新結果：74%台灣人的母系源自福建，26%源自高山族。但近400年來的福建移民都是「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母系沒變，為 何唐山母系會高達74%？唯一的解釋是平埔族來自漢化前的福建！看來這結論已無可避免。四百年前的平埔族就已經長得像福建人，是百越族，不是南島族，他們 應是台灣人的真正祖先。（我有一個懷疑提供給學者參考：會不會是6300年前百越開始進入台灣後啟動了南島民族的偉大遷徙？百越可能是最先跨越大海的民 族。） 如果把滿清據台1683年的閩粵人取半為2.5萬，把乾隆移民取為官渡者的3倍9萬（即假設偷渡成功\且能結婚生子的達到6萬，實際偷渡人數可能需超過 20萬，而這樣的偷渡規模不可能不驚動朝廷），以最可能的年增長率0.40%算，則1811年時是2.5萬*1.67倍+9萬*1.35倍=16.3萬， 是190萬的8.6%。若以年增長率1.75%作高估計算，則是2.5萬*9.21倍+9萬*3.7倍=56萬，也是190萬的3成。但當時全島人口必不 止190萬，因為直到日本來台時（1895），今縱貫鐵路以東大都還是未被統治的番界。（註：年增長率1.75%代表一代30年可增為1.68倍，即平均 每一對夫婦須養活3.36個子女直至他們也結婚生子。即使來台開墾的閩粵人個個都成了有錢的員外，但要代代如此並不容易，尤其是在衛生條件差的清代。 1766-74福建的年增長率是0.31%。） 楊緒賢《台灣區姓氏堂號考》裡極力搜羅後所列出的開台祖估計不超過4000人（據該書，佔人口10.9%的陳姓有172人、8.2%的林姓有280人、 6.1%的黃姓有206人、52.6%的前十大姓有約1631人），絕大部份在康熙、雍正、乾隆時來台。假設他們全是貨真價實的閩粵移民，這些家族興旺的 知名祖先是佔〝有後代的移民〞10萬的1/25，或20萬的1/50？再假設每個知名祖先現在活著的男性後裔平均有500位（男女共千人的大族），他們的 基因都放大500倍，則現在這些知名祖先的基因有0.4萬人*500倍=200萬人，佔現代台灣人的10%（= 200萬/2000萬）。這些是多子多孫的閩粵人，至於其他沒那麼幸運的閩粵人則假設他們與平埔族一樣以0.40%的年增率增長，則如前面的估計，他們的 貢獻少於10%。故多子多孫閩粵人與一般閩粵人的後裔合計不超過10%+10%=20%。 答案揭曉：以純靠生育每年人口增為1.0175倍估計（實際值最可能是1.0040倍），1781年時，鄭成功\時期與乾隆時期閩粵人的後裔應遠少於5 萬*5.5倍+3萬*2.2倍=34萬，那90萬人口那裡來？又在1781-1811的30年間100萬人是如何突然增加的？答案都很明顯，大都來自先前 […]

黃麗妃 面對睽違三十二年的台灣，林文德以全新角度註釋台灣，他認為台灣的動盪和不安，讓每一天充滿了挑戰，也讓他樂觀看待每一天新的開始，因為「危機就是轉機」。 曾在黑名單榜上有名的林文德，在國立藝專畢業後曾任教於建國中學，卻因為總在教學生畫畫前先和學生討論起自由是什麼，而引起校方特別的關注，之後為了避開那充滿了不合理與不公平的危險年代，林文德選擇遠赴奧地利，進入維也納藝術學院深造。三十幾年旅居奧地利的林文德，雖然因為政治因素後來選擇定居奧地利，卻仍熱中於公共事務，關心台灣事。 告別黑名單 返台創作雕塑 隨著政治環境的改變，林文德思念台灣的心從來不變，回台的想法和計畫也一直在林文德心中盤旋擘畫，一直到二○○四年，林文德終於回到朝思暮想的故鄉，踏上故土的那一刻，林文德內心澎湃激動，他選擇定居在三芝並成立他個人的工作室「白沙灣工作室」，一個可以聽濤踏浪的海邊。林文德對於目前的居住環境滿意極了，言談間可以感染到他的喜悅之情。 在奧地利的時候，林文德深受當時時興素描技法影響，這是在台灣少見的畫法，在台灣一般所見的素描多受巴黎或日本的影響，著重寫實及光影明暗的關係，林文德在奧地利習得的，則以意象的手法勾勒，以人體的骨架為主架構，主從關係明確，表現的重點一目了然。林文德以自己的獨特素描手法和心得與當地學生透過授課教學相長，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及不間斷的創作，林文德持續活躍在藝術的領域中，並以素描和雕塑見長，在國外期間，雕塑作品曾受到奧地利著名收藏家Otto Kepka青睞，收藏其作品「舞」(Tanz)。在國內的作品，除了現在可以在國立台灣美術館廣場看到的銅雕作品「擁」、中華電信行通大樓公共藝術「頂天立地」之外，最著名的大概是在金寶山鄭南榕墓園的「自由之翼」銅雕作品了。 銅雕自由之翼 象徵南榕精神 與鄭南榕同樣出生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的一九四七年，雖然兩人沒有直接的認識和交集，但處於相同的時代背景下，又深受鄭南榕言論的影響，當受委託製作鄭南榕墓園的銅雕時，林文德想以象徵自由約意涵傳遞鄭南榕為追求自由，不惜以生命換取的捨我精神，經過一整年的構思、不斷的修改，才完成了現在的作品，並以「筆直向天，形狀似鳥，代表自由。內部洞開，代表開放。光滑的表面，期望有順遂的未來。」來說明作品的設計意含。 「自由之翼」在林文德的設計下，呈現中空，高約兩公尺、寬約六十公分的中空僅容一人從底下穿越，這樣的設計是希望人們能進一步親近銅雕，也是讓人在親近銅雕的同時，感受前人為自由犧牲的情操及自由的真諦。林文德表示，他有機會以創新的作法為鄭南榕立碑，除了將沉痛及感佩的心化為創作紀念他之外，也覺得傳統台灣人以大理石或各種礦石作為墓碑，而今，可以多一項選擇，為已逝親友製作雕像立碑，為墓園增添藝術氛圍。 藝術美學對話 重新詮釋台灣 回合兩年後與另一位油畫家鄭愛華共同辦展，【林文德的雕塑．素描】和【鄭愛華的花香．女人情畫展】，兩人的作品交互呈現、相輔相成，將是一場藝術美學的對話。林文德展出其三十件作品，依創作的年代大致區分為三個時期，一九九○年至九七年，主要在奧地利完成的作品，著重內心情感的描述，有著較多的人性面的觀察和掙扎。一九九八年至二○○二年的作品，逐漸走出了感性，以較理性的思考看待人世。二00四年至今的作品，則是以回台灣後的作品為主，面對睽違三十二年的台灣，林文德以全新的角度重新詮釋他眼中的台灣，他認為台灣的動盪和不安，讓每一天充滿了挑戰，也讓他樂觀看待每一天新的開始，因為「危機就是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