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昭堂兄請安息。我與清芬這一生能夠認識你，與你做朋友、結為同志，是我們畢生的一大幸運，一個人生的喜相逢。 一九六○年八月我來到日本留學，當時台灣一黨專制的政治環境使我很苦悶，決定出國。抵達東京不久，在東京大學附近的青雲寮看到「台灣青年」誌創刊號，深受感動。當時我認識到台灣獨立之路將是一條漫長之路。我決心不回台灣，就決定去美國。 昭堂兄參與「台灣青年」創刊，在發刊社論中表示，我們這一代台灣青年在有思想、集會、出版自由的日本，應該效仿一九二○年由台灣留學生在東京為台灣同胞的自由與幸福發刊「台灣青年」誌的精神、奮鬥、發聲。不久我們在台灣同學會第一次逢面，他是我台南一中，台大經濟系高我二屆的前輩，我向他表示我決定要到美國去，那時候他與蓮治是令人羨慕英帥的一對。到美國後我在費城參加當時美國台獨組織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終於在一九七○年，日本、美國、加拿大、歐洲後來加上南美本部成立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WUFI），自始昭堂兄是如同大桶圈一樣促成大家大團結。「台灣青年」誌從一九六○年起成為海外留學生最重要的啟蒙運動刊物傳遍海外各地。當時在台灣恐怖統治下出國的留學生，有人接到「台灣青年」誌就怕在信封上留下自己指紋，竟以筷子夾起「台灣青年」擲進垃圾箱以免受累，這是現在的人無法想像的白色恐怖時代。在如此逆境下「台灣青年」誌成為帶動海外青年支持台灣獨立國的潮流。 一九七三年我因聯合國工作奉派到日本，曾經與昭堂兄就「台灣民族主義」爭論一番。當時聯盟日本本部論者以為一九四九年被國民黨，被中國人屠殺三萬台灣人精英，就是台灣民族論的出發點，這與一九二○年被日本人欺負的台灣人而產生台灣民族意識的覺醒一脈相承。我向他提出美國獨立精神是國民國家（nation state）的nationalism。最後他在一九九八年出版「台灣那想那利斯文」一書，把我的主張歸類為「台灣國民主義」（Taiwanese nationalism），因為nation一詞可譯為「民族」、「國民」、「國家」，他最後提出結論：「獨立的台灣共和國將是一個巨大的溶化爐，它會將四族群融合為一個台灣民族（Taiwanese nation）。五十年來使他成為最徹底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播種者。 一九八九年清芬決心闖關回台灣的前夕，昭堂兄親自到我們家，非常誠懇的要清芬正式宣誓加入台獨聯盟，希望她能代表獨盟日本本部返台。這是我們不能忘郤的歷史時刻。清芬可以說是受到你的感召，從此之後你講的話，清芬都把它當作金科玉律。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我與清芬到東京去參加在昭和大學上条講堂舉辦的黃昭堂告別式，我對昭堂兄的一段祭文如下： 黃昭堂主席你五十年來領導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貢獻今日邁向民主化的台灣，做一同志，一友人，衷心感謝。………你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永遠的主席。 東京是聯盟發祥之地，一九六○年組織刊物「台灣青年」哇哇墜地誕生，當時留學海外的青年受到啟蒙。一九七○年在日本、美國、加拿大、歐洲，後來加上南美的台灣獨立組織完成大團結成立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你是這一個大團結的關鍵人物，「台灣青年」刊物是我們思想與精神之糧。 黃昭堂主席在一九九五年回國，在邁向民主化的台灣挺身領導聯盟發揮號召天下之聲，向李登輝總統、陳水扁總統直率表達台灣應走之路的意見，承擔台灣獨立建國的意見領袖。你特別引以為傲的一件事，就是指揮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由二百二十萬人「手牽手」由基隆到南端的恆春，長達四百公里表達「台灣Yes，中國No」守護台灣的大示威。今年二月二十五日針對二○一二年總統選舉率先發表聲明，支持蔡英文民進黨主席出馬競選，也是他最痛快的一件事，如今回想，好像他要蔡英文接棒台灣應走之路。 回想黃昭堂主席五十年來一路從事台灣獨立運動，這是男性最高情懷，他一定過了很愉快的人生。十二月四日他與夫人移靈到他出生的故鄉，在台南七股海邊納骨安葬之際，海風徐來。我不禁口吟「千之風」的一節歌詞來思念故人，黃昭堂主席並非安眠於此地，他已成為千之風在守護台灣，黃昭堂是台灣護國之魂。 昭堂兄，請你放心，世界上任何走上民主化的國家，有時可能慢步向前，但是絕對不可能倒退失敗。你的一生在台灣獨立建國之路留下不滅的貢獻，你是這一條路上的里程碑，真多謝。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委員  我從年輕時就與黃昭堂一起從事台灣獨立運動50幾年。王育德先生因其兄長於二二八事件遭殺害後感受自己身邊的危險亡命到日本。1960年於東京和台灣留學生黃昭堂先生等5個人成立「台灣青年社」（現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創刊日文誌『台灣青年』。台灣留學生大都是為逃避國民黨政權的恐怖政治而脫出台灣，所以屬於一種政治亡命者。當時我正在一雜誌社勤務，接受王育德先生之託後1961年夏天開始負責『台灣青年』的編輯，在此時認識黃昭堂。 參加台灣青年社的留學生逐漸增加，他們主張擴大並強化台灣獨立運動，遂於1963年5月設立中央委員會，推選黃昭堂為委員長。翌年1月，黃昭堂在東京租一間木造兩層樓的房屋設立辦公室，我搬入辦公室從事編輯事務及辦公室的管理。隨著工作的增加必要的開支也增加好幾倍，黃昭堂因為忙於募款足跡遍及台僑之間。1976年起黃昭堂就任日本昭和大學政治學教授，將每週課程集於一日授課，幾乎不影響獨立運動的工作。 我們同志都相信數年後即可達成台灣獨立而熱衷於文宣與組織活動，那是有其根據的。即，只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占有安理會與常任理事國之一席位的不合理情形不可能長久持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參與聯合國時，中華民國政府將以一會員國留在一般議席，則國際社會等同承認台灣與中國為不同的另一國家。如此一來，蔣介石政權就不能再主張「中國大陸為中華民國的領土」，高唱「反攻大陸」，則中華民國不得不實施台灣化政策。 但是，1971年7月，美國總統尼克森秘密派遣其特別助理官季辛吉赴中國與中國周恩來首相交涉，結果180度改變以往對「中國的政策」，並公諸於世。此突如其來訊息震驚世界，對後來召開的聯合國大會造成混亂。美國發表讓中華民國留在一般議席的方針，蔣介石政權的外交部長周書楷也力說「留在聯合國大會很重要，若留在大會，北京或許不會進來，縱使北京加入聯合國，我們也必要停留在大會」。以美國為中心的各國為阻止阿爾巴尼亞決議案，即中國代表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替後聯合國驅逐中華民國（稱為阿爾巴尼亞決議案，實際上為周恩來執筆）的通過而提出指定重要事項決議案（必須3分之2多數的贊成始得通過），但結果贊成55票、反對59票的4票之差被否決，其次的阿爾巴尼亞決議案獲得通過。 之所以形成此結果乃因蔣政權誇言「中國大陸為中華民國的領土」，而中國主張「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但是聯合國的代表多數不知道其不屬任一國的領土，其實為台灣的國際法上地位未定。若知道台灣的國際法上地位未定，也許多數的聯合國代表會認為支配台灣的蔣政權應該留在一般議席。但是季辛吉接受周恩來的要求，約束「美國政府不言及台灣的法律上地位未定一事」，此外日本等國也接受相同的約束，所以完全沒有聯合國代表言及台灣的法律上地位未定。當時若中華民國以一般議席留在聯合國，則台灣問題被視為國際問題而解決。隨著台灣的民主化，或許中華民國的國名早已變成台灣國了。由於中華民國被聯合國驅逐，蔣介石政權更加強化恐怖政治，繼續主張「中國大陸為中華民國的領土，使台灣的民主化大為遲緩。 為此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成為長期戰。黃昭堂認為應該給更多人經驗聯盟日本本部的委員長，自己轉為助理角色，與委員長時代一樣努力於募款等重要工作。黃昭堂雖不擔任委員長，只要他存在，組織內部不會產生派別，也未曾引起強烈的對立。黃昭堂不會考慮私人的利益，常常考慮周圍同志的境遇而推進運動，所以任何人都樂於和他協力共事。面臨重大局面被同志請託時，黃昭堂未曾躊躇而負起責任。 台灣人的李登輝先生擔任總統後，台灣的民主化快速進展，1992年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本部遷台並設立總本部辦公室於台北市，1995年黃昭堂被推選為總本部主席。後來他也與在日本從事運動一樣希望由年輕一代來接任主席，自己扮演助理的角色，但是一直到2011年11月17日逝世為止，黃昭堂都未能擺脫主席的重任。黃昭堂主席不但奔走於募款工作，連他23年間的大學教授退休金等私財也投入台灣獨立建國運動。 2004年2月28日「百萬人牽手護台灣」由黃昭堂擔任總指揮，成功完成任務是他一生極為得意的大事之一，也是促成陳水扁險勝連任的一大關鍵。 黃昭堂未能親身看到台灣獨立建國而去世誠為一大遺憾。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於去世約一個月前的2011年10月12日出席聯盟日本本部的會議時強調「台灣獨立建國是我們50年來不變的目的，必定要使它實現。」這終於成為黃昭堂主席對我們的遺言。

1963年4月我以留學生身分抵達東京，在摯友羅福全住家接觸到台灣青年社（台獨聯盟日本本部前身）發行的《台灣青年》月刊誌，頓時受到衝擊，卻由衷共鳴。其實在大學時代我就曾經與志同道合的朋友討論過在蔣介石獨裁恐怖統治下，台灣何去何從等問題，最後得到的結論是：唯一追求自由民主的獨立國家，台灣人才有幸福可言。 同年12月，我與知友林啟旭基於知識份子的良知與使命感，毅然投入台獨運動的行列，從此台獨運動成為我人生的一大部分。 難能可貴的是我擁有黃昭堂等值得敬佩的前輩和同志，他們不吝給我教誨與勉勵，豐富我的人生內涵，幫助我奠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1963年12月我與林啟旭以秘密盟員身分參加聯盟的忘年會，首次認識當時的委員長黃昭堂。在同志們盛情招呼敬酒下已有些醉意，黃昭堂又帶我與林啟旭去2次會，3個人相對暢飲，不覺中我醉了，是在日本首次酒醉，印象特別深刻。 1964年6月聯盟發生陳純真間諜事件，黃昭堂、廖春榮、許世楷、戴天昭等7人中心幹部被警視廳逮捕，在外面的周英明、金美齡、林啟旭與我等得到有心台僑和友好日本人的支援，從未間斷工作，照常發行《台灣青年》，更奔走於救援受難中的同志，我也因此暴露身分成為公開盟員，從此一生與黃昭堂結下不解之緣。 黃昭堂的政治意識已於大學時代開始萌芽，諸如為黨外政治人物助選，倒念國民黨發行的刊物，堅決拒絕加入國民黨等事例以及留學日本後積極尋找亡命日本的高中老師王育德就可證明。1959年間黃昭堂與王育德、廖春榮等6人徘徊於台灣「託管理」與「獨立論」後遂於1959年底確立「台灣獨立論」，並於1960年2月28日成立台灣青年社。當時黃昭堂認為「台灣人的85%會贊成台灣獨立」，從此他步入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不歸路。 鑑於台獨運動者首要務需思想武裝及理論基礎藉以啟蒙台灣人及日本輿論，遂發行月刊《台灣青年》機關誌，影響了許多世界各地的台灣留學生，進而投入運動的行列者不在少數，其對台獨運動的貢獻不言可喻。 從事台獨運動黃昭堂深切瞭解必須具理論基礎，他開始研究台灣史，以「台灣民主國」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題目，1970年完成《台灣民主國研究》的博士學位論文，並榮獲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是外國留學生得以在此出版論文的第一人。1976年黃昭堂與彭明敏教授合著《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同樣在上述出版會出版。值得一提的事黃昭堂在東京大學的博士學位證書中的國籍欄寫著中國，黃昭堂堅持改寫台灣，最後校方召開教授會決定接受他的要求記載台灣，為台灣留學生的開路先鋒。 黃昭堂不但是台獨運動的理論家，也是以身作則的實踐家，一生超過半世紀的台獨運動生涯中始終站在第一線，無役不與，幾乎所有大小戰役都有他的身影。具睿智樂觀、謙卑寬容、提攜後進、幽默風趣、無私奉獻、領袖風範的人格特質可說是瞭解黃昭堂的人們有口皆碑的。這使他獲得多數熱愛台灣的人們讚揚與敬重。黃昭堂與我共事近50年，成為親密的戰友，也成為莫逆之交。從他的身上學些為人處世的風範，學些人格上的修養，也分享到莫大的喜悅和榮耀。我喜歡以「稀有動物」來形容他，即瀕臨絕種，列為「保育」範疇之類，如今卻驟然消失，不勝唏噓。 黃昭堂台獨運動的人生留下的事蹟不勝枚舉，較為人所知的是為抗議美國與日本支援蔣介石政權於1966年7月5日起在京都國際會館附近展開為期3天的絕食抗議。美國首席代表為國務卿魯斯克，日方首席代表為外務大臣椎名悅三郎。參與絕食抗議者為黃昭堂等7人。其次為1967年抗議聯盟中央委員張榮魁與林啟旭遣返事件，黃昭堂等7個同志在品川入國管理局對面展開為期7天的絕食抗議。在台灣則有立委蔡同榮為催生公投法發動的「公投絕食」有絕食10天的經驗。1968年3月發生同志柳文卿被遣送回台事件，黃昭堂率領9個同志趕赴羽田機場搶救不成被捕入獄，其為同志奮不顧身的義舉震撼日本社會，從此日本政府不敢再進行類似的強制遣送行為。 黃昭堂雖自嘲「我在製造政治犯，我也在救援政治犯」，事實上他投入救援患難的同志不遺餘力。早於1961年9月，台灣發生蘇東啟密謀發動武裝革命的「陰謀叛亂」事件，逮捕300餘人，蘇東啟等3人被判死刑，黃昭堂聞訊立即向國際人士及人權團體呼籲救援，經各方奔走，蘇東啟等人終獲免於死刑。1969年2月，黃昭堂經由秘密管道得知遭受全天候監控的彭明敏教授恐有生命之虞，立即組成秘密營救小組，由他負責籌備資金，與同志通力合作，終使彭明敏教授於1970年1月3日安全逃離台灣。1977年6月13日受郭雨新前省議員之託，從日本沖繩群島的與那國救援被栽贓的宜蘭縣前礁溪鄉長張金策與涉及阿里山事件的嘉義縣前縣議員吳銘輝，經由日本到美國出席美國國會舉辦的台灣人權公聽會。此外，聯盟努力促成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日本分部的成立，黃昭堂一直擔任日本分部的理事到1992年返台為止，對救援台灣政治受難者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968年發生柳文卿事件後，海外台灣人及運動團體無不義憤填膺，發奮圖強，呈現濃厚的團結氛圍。於是從1968年6月，《台灣青年》誌91期起成為日本、美國、歐洲、加拿大的台獨運動團體的共同機關誌。日本的台獨運動從「台灣青年社」歷經「台灣青年會」、「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等階段，迄1969年黃昭堂等人協調結合世界各地的台獨運動團體於1970年1月1日成立「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即WUFI）總本部設在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台灣各設置本部，促成海內外台灣人大團結，開啟了台灣人對台獨運動的全面性參與。 1995年黃昭堂出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他綜觀台灣的政治社會情勢，深知要獨立建國必須依靠各種團體通力合作，因而捐棄本位主義的思考，以「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呼籲獨派團體團結一致全力以赴。 黃昭堂從事台獨運動後就與台灣的家族失去聯絡，使他生活陷入困境，一直到在大學任教後，家裡的經濟狀況才好轉。在我的記憶中他幾乎舉債生活，不免連累妻兒，有一次夫人打電話到辦公室說：「家裡沒有米了！」正在忙於工作的他回答說：「請食堂外送，月底還清好了。」1964年陳純真事件被捕時他和律師見面時，第一句話竟然是：「家裡沒錢買米，請先向聯盟同志調錢為我照顧妻兒！」由此可見，黃昭堂的人生中台獨運動優先一切。夫人性情內向不善於人際關係，或許她樂觀加上粗線條的神經，助黃昭堂成為高風亮節的大人物。 黃昭堂對同志朋友的交心用情很深，無微不至，他喜歡照顧人，尤其對弱勢者特別關懷，任何場合只要有他的存在總會覺得莫名的溫馨與安全感。而他也說過「除妻子對我默默支持外，還有很多朋友一直支持鼓勵我，成為我繼續推動台獨運動的原動力，所以我的人生很幸福。」 最後黃昭堂在回顧他的一生說：「聯盟最重要的資產是所有盟員無私的奉獻，尤其是長期無條件的奉獻毫無怨言。」又說「我的一生有機會從事台獨運動，覺得很有意義，我的人生價值正在於此，至今無怨無悔，尤其深信台灣獨立指日可待，更覺得『好佳在！我參與過』。」 無可諱言的，黃昭堂的人生是台獨運動的人生，有意義的人生，幸福的人生。黃昭堂一生的歷史也是台獨運動歷史的一部分。

  一、變動年代的台灣青年 黃昭堂，出生於1932年，是在日本統治的年代。家住台 南州北門郡七股庄下山仔藔，是瀕海的漁村。父親從事魚 塭的工作，他從小在鄉村長大，養成素樸、耐苦、勤勞的個 性。在日本時代，進入公學校就讀，奠下日文基礎。戰爭時 期經歷過美軍轟炸台灣、走空襲的驚惶，日本戰敗後體認 到台灣人到底是戰勝還是戰敗的矛盾，並親眼見到日本人 一夜之間淪為戰敗國的淒涼。這些親身經驗影響了他日後 思想的形成。 戰後，19 4 6年2月考入台南一中。在學中發生2 2 8大屠殺，有軍警來到家裡欲抓走父親，但因父親不在，黃昭堂成 為代罪羔羊，受到粗暴盤問，最後父親送出紅包，才獲得解 決。228成為他生命中深刻的印記。 就讀台南一中六年期間，學校訓導處灌輸反攻大陸的思想，老師要求黃昭堂加入國民黨，並要學生下課後，到市 街上向市民宣傳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政策。但他始終沒有 加入國民黨。這六年期間，他感受到台灣人、日本人與中國 人的文化差異性，開始思索台灣人的成分到底是什麼。加上 父親的早逝，讓他的內心沉潛，進入小提琴音樂的世界。 就讀台灣大學經濟系三年級時，適逢省議員改選，黃 昭堂將佳里的房子借給無黨無派的郭秋煌當作競選總部， 並返鄉助選，這是他首次參與選舉，表達他對台灣政治的 熱情，以及反對國民黨、支持無黨無派的態度。 在大學時，黃昭堂認識了歷史系的吳新雄。吳新雄常 對他提起「台灣前途是要獨立？還是要託管？」所以他早就 知道廖文毅在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也知道聯合國託管 論的問題。大四時（1956年），廖文毅在日本成立台灣共和 國臨時政府，吳新雄曾將此消息與他討論，因此促使他想去 日本與廖文毅接觸，談論台灣前途的動機。在畢業前一天， 他在新公園（二二八和平公園）博物館前，向女友謝蓮治說 明要去日本從事台獨運動的想法，女友並未反對。服完兵 役之後，1958年6月與謝蓮治結婚，12月就一起到日本留學， 不久即加入台獨運動，黃夫人也無怨無悔，一輩子支持他 作台獨運動。 在政權變動的年代，總是外來統治者決定台灣的歸 屬，台灣人的處境堪稱無奈又無助，只能任由宰割，縱使有 反抗者如228，最終仍然無法改變台灣人的命運，只好默默 接受被人屠殺的慘痛事實。生在這個時代的台灣青年，歷 經政權變動的創痛，自然思考到台灣未來前途，以及台灣 人該如何作為的問題。因此建立自己的國家，擺脫中國的束 縛和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成為台灣人的追求。黃昭堂就是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成長，而走向建國之路。 二、台灣獨立運動的開拓者 228大屠殺之後，廖文毅在中國上海組成「台灣再解放 聯盟」，後到香港，提出「聯合國託管，台灣人公投決定前 途」的呼籲，並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書。1950年結合在日本的 台獨派人士，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正式對外宣告台灣 獨立建國的主張。1956年組織「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在 海外形成一股勢力，影響海外留學生，打擊國民黨政權統 治的威信。因此國民黨派線民潛入組織，進行分化與打擊 的任務，並派人遊說、瓦解臨時政府的陣營。黃昭堂去日本 時，正逢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內部分立與成立統一戰線， […]

二二八65週年紀念 自救護台灣-台北大稻埕遊行 時間2/28(二)下午1：30集合 二二八65週年紀念 自救護台灣-台北大稻埕遊行、追思會 遊行日期：2月28日(二) 集合地點：永樂市場廣場(迪化街一段30號對面) 集合時間：下午1：30 出發時間：下午2：28 遊行路線：永樂市場廣場–>永昌街(右轉)–>民樂街(左轉)–>南京西路(左轉)–>延平北路二段(左轉)–>民生西路–>大稻埕碼頭。 聚會地點：大稻埕碼頭 節目時間：15:00-18:00 「魷魚糜」:15:20-16:00 演講： 姚嘉文 / 台灣國家聯盟 總召集人 蔡英文 / 民主進步黨 主席 黃昆輝 / 台灣團結聯盟 主席 張炎憲 / 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 理事長、台灣教授協會 陳儀深 / 台北市二二八公義關懷協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副研究員 黃崑虎 / 台灣之友總會 會長 吳樹民 / 台灣社 社長 表演： 致 勇者 / 重擊打擊樂團 思慕的人、相思雨、河邊春夢 / 蘆堤薩克斯風樂團 伊是咱的寶貝、黃昏的故鄉、母親的名叫台灣 / 愛莉思室內樂團 「自救護台灣」行動劇 / 圓桌劇團 […]

邀請函 《黃昭堂追思文集》新書發表會  2011年11月17日，本盟黃昭堂主席因主動脈剝離去世，為紀念這位任期最長「永遠的主席」，特邀黃昭堂主席生前摯友及同志提供追思文稿，輯成《黃昭堂追思文集》。同時，由張炎憲教授對黃昭堂主席進行多年訪談的口述歷史《建國舵手黃昭堂》也已編撰完成，首度揭露黃昭堂主席的內心世界，以及許多台獨聯盟的秘聞軼事。 黃昭堂主席說過：「我這一生除了台獨運動，別無所求，這是我對待生命的浪漫方式。」《黃昭堂追思文集》與《建國舵手黃昭堂》兩本書的聯合新書發表會，將於2012年2月26日下午2點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01室舉行，誠摯歡迎大家蒞臨參加，一起來品嘗他的生命是如何浪漫。同時，現場將提供加蓋黃昭堂主席生前珍愛印章的珍藏版，以茲出席者典藏紀念。 主辦：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現代文化基金會、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時間：2012年2月26日下午2點（1點開始報到）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01室（台北市徐州路2號）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代行主席 吳庭和 敬邀 2012年2月10日

 林成蔚 前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 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國際社會必須共同面對且是最重要的問題。根據美國「外交」（10／11月號）雜誌最新刊的論文，經濟學者在試算GDP、貿易量、債權持有量的成長後，中國在2030年將毫無疑問超越美國，成為壓倒性的超級大國。美國將類似1950年代的英國，徹底的成為過去的霸權。這樣的推論或許\過於的低估美國經濟復甦的可能性及高估中國維持穩定經濟成長同時解決嚴重的社會失衡的能力，但卻再度的提醒我們必須正視中國崛起會對國際社會帶來的變化。在經濟上，中國的製造能力牽動了世界各地生產鏈的變化，造成多數國家傳統製造業的蕭條，導致各國僱用關係的變化，失業率也不斷增加。外交上，中國提倡「和諧世界」與經濟發展的思維，使得冷戰結束後曾是國際社會共識的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正逐漸地被獨裁政權或威權體制取代。為了強調國家發展與穩定，不惜扼殺社會內部對威權統治的批判，更對在失去平衡的發展過程中衍生之人權與弱勢問題，採取鎮壓的方式因應。 在軍事上，中國過去20年來的軍備擴充，使其擁有之軍事力量及投射能力超過了武力解放台灣及防衛國土之範疇。由於其軍事體制缺乏透明化，指揮系統及戰略意圖，更為東亞穩定與和平帶來極大的威脅。長島議員以豐富的專業知識及身為防衛省前副大臣之經驗，精準的披露了中國對亞太，特別是西太平洋的軍事戰略意圖及其所可能帶來的衝擊。 觀察及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專家們曾經嘗試定位中國的崛起，也掀起了中國是否成為「修正型的強權（revisionist power）」或「現狀型國家（status-quo power）」之爭論。小布希政權在911事件之前，曾認為中國對美國在西太平洋及東亞所擁有的霸權與建構的區域秩序極為不滿，中國的崛起終將企圖挑戰美國以美日同盟為支柱所建構的亞太戰略秩序，試圖「修正」現狀。也因此，小布希政權也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但自911事件之後，中國不論在反恐、北韓核武、伊朗核武等議題上都與美國保持良性合作互動的關係。再加上部份學者檢視中國參與各種國際組織之數目與在各組織之參與方式後，主張中國並非一般「中國威脅論」者所指認之「修正型的強權」，而是「現狀型國家」。 其實，這兩種概念均有其界限，霸權的崛起是一種具有複雜層面且動態的過程，如何衡量這樣的過程並證明此一命題，本身便有其困難，再加上，就算能賦予「修正型強權」的定位，也無法解釋到「修正」的結果為何。「現狀型國家」也有類似問題，或許\新霸權的崛起不會挑戰既有的國際組織或區域秩序，但並不表示它不會形成新的規範或勢力，而在不久的將來超越現有的規範與秩序。 長島議員在論文裡藉著引用中國領導人、海軍名將，乃至於檢視中國現階段的實際戰力，清楚地勾勒出中國軍事崛起對東亞區域所形成的挑戰。更引用孫子謀攻之策來提醒我們不可忽視中國長期以來對海洋戰略的佈局。孫子在論述中提到何謂上等的軍事行動，亦即在「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之前，所提到的是戰爭最上位目標：「全國為上，破國為次，全旅為上，破旅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也就是最理想的戰爭就是在不實際交戰的情況下，使對方完全屈服。長島議員表示，在觀察中國的長期戰略時，必須考慮這種把非軍事層次的謀略視為戰爭最上位目標與手法的思維，以及透過這樣的觀察可以為我們帶來警惕。 曾幾何時，軍事安全專家等爭論中國是否有發展航母戰鬥群或者是地對艦導彈能力之可能性，這些爭論，現在都已毫無意義。8月，中國航空母艦瓦良格號試航，以及2010年美國海軍情報辦公室證明了東風21D型地對艦導彈即將投入使用之事實，都是中國軍事崛起正逐漸「修正」東亞軍事平衡的事實。中國逐漸發展其軍事力量，是否會對其他國家造成威脅，一般而言，軍事安全專家們在討論威脅時，常會使用的標準是「能力」與「意圖」。在能力方面，長島議員的論文已有充分的討論，不在此重複。但在意圖上則有一新動向值得探討。根據上個（8）月22日台灣蘋果日報的報導，中國戰機在6月底飛經釣魚台之後南下，闖入東台灣防空識別區。台灣的國防部雖公開否認，但根據事後產經新聞的報導，在當天駐那霸的航空自衛隊的確有為了因應進入周邊防空識別區的中國戰機而緊急起飛。如果這些報導是事實的話，證明了中國不止已擁有繞行台灣周邊海域的能力，更展現出擁有類似空中作戰能力的意圖。也就是說，中國的軍事崛起不論在能力或意圖上，都已經在改變現狀。 面對這樣的狀況，長島議員也提出了非常具體的建議：從日本在新防衛計畫大綱裡提倡以南西方面為主要考量的「動態防衛力」的整備，到深化美日同盟，最後到建構多邊架構或強化現有架構，並與中國逐漸形成多元的改革力量進行對話。這些都是具有建設性的措施，也有很多目前台灣與日本在不必要挑釁中國的前提下可以進行的合作。長島議員在結論中更提到，必須重視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才能有效處理東亞與西太平洋國家間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這樣的認知與戰略與民進黨執政期的論述與實際政策幾乎完全符合。台日兩國因台灣所處的特殊境遇，雖無法正式合作，但在維護美日同盟這個亞太地區的公共財時，卻可有許\多「不約而同」的合作。 反觀現在的國民黨政府，雖對美日同盟或東亞、亞太地區秩序在論述上與民進黨執政沒有明顯的差距，在實際上的作為確有極大的落差。日本提出「動態防衛力」的新建軍概念，國民黨政府對安全情勢的新挑戰卻只圍繞在軍隊參與救災等因應非傳統安全議題上。日本政局雖然有所動盪，但朝野皆有人士努力深化美日同盟。相較之下，國民黨政府在過去3年國防預算持續縮小，與民進黨執政時至少減少500億以上。在台海制空權幾乎流失的狀況下，卻傳出在國民黨政府指揮下的駐美代表處對爭取F-16C/D毫不努力。許\多台美軍事合作事項的腳步更是放慢。在美國及東亞各國都期盼能夠以多邊的機制來促使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時，國民黨政府卻一再的以密室交涉、黑箱作業、忽視國內共識的方式與中國協商。這樣的做法恐使民主台灣的籌碼極小化，更無益強化亞太公共財的美日同盟。 筆者要藉此機會呼籲日本以多邊及既有的國際規範為主軸的架構為平台，積極的協助台灣參與東亞的安全對話，台灣的參與不但有利於落實區域安全對話機制，同時也是對民主台灣的一種支持。落實民主台灣的參與，東亞的情勢才能相對穩定。鞏固民主台灣的存在才能使21世紀的新超級大國－中國－必須嘗試接受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現代國際社會所擁有的規範。 *本文發表於 「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2011年9月7日，台灣安保協會主辦。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壹、正視台灣族群多元化的存在 當今台灣制約著政治運作的社會分歧 (cleavage) 主要在族群性(ethnicity)，而非一般已開發國家所見的階級之爭。 一般習慣把台灣的住民分為原住民、外省人 1、客家人及鶴佬人 2 四個族群 3。 在可能出現的各種族群關係中 4， 以原 / 漢、客 / 鶴、本省 / 外省三大軸線為要：客家、鶴佬之間的互動最為隱晦；本省、外省之軸最具政治敏感性；而漢人、原住民之軸則較為一般人、甚或政治人物所忽視。 雖然台灣當前是由多個族群組成的社會，但令人困惑的是，政治精英多不願面對這個事實，或許因為我們一向視族群現象為不祥之物 5，傾向於希望能消除某些族群特性或是族群多元化 (ethnic diversity)。 在這種情況下，執政者自是不鼓勵有人從事學理上的探究。在學術界裏，族群研究只能託身於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的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 6，政治學者對族群關係所作的研究也不多 7。相較之下，西方的政治學者對此研究豐富，蔚然發展成一個族群政治的專門領域 8。 一直到解嚴之前，因為威權統治的壓抑，使族群現象在表面上看似消聲匿跡。 1980 年代後期解嚴之後，政治威嚇逐漸消退，隱伏的一股力量便開始在日常生活浮現 9。方興未艾的族群意識，無不積極找尋自我定義，重新作歷史建構，並具體追求在政治上表現，比如外省族群的政治危機感，充分表現在新黨及新同盟會的成立；泛原住民運動則以正名、還我土地、及自治區的要求來展現；而客家族群的焦慮感，則反映在其語言文化上的訴求。所謂「省籍問題」、「統獨之爭」，甚至於「總統制或內閣制」孰優之辯，乃至於總統選舉的「直選或委任制」之爭，都可看作是族群間互動的表象 (manifestations) 罷了。可見族群現象並未隨著時間推移、或者因彼此互動日漸而自然消逝。 朝野人士對此現象採取的態度， 是刻意淡化 10、甚或忽視，認為大家都是血緣相同的漢人 ( 或華人 )，族群區別根本就不存在， 比如國民黨堅持台灣所有住民皆為中國人，反對運動人士則擔心族群多元化會妨礙台灣意識的凝聚，主張「大家都是台灣人」，兩者雖然內涵不同，卻同樣拒絕接受台灣有多個族群存在的事實。 其實，族群多元化並無產生族群對立的必然性，尚有許多中介其間的催化劑或緩和因素值得我們去探討，比如政治權力或經濟資源的分配公平與否，族群菁英的角色，政府的對策、族群是否地理集中、是否有外國連繫，以及經濟發展的程度等等 (Shih, 1994a,1991)。 朝野的單一族群訴求，可能是認為族群多元化是不好的，是動亂的淵藪 (ethnic abyss)，不利政治發展，因此規範性的(normative) 希望台灣是單一族群構成的民族國家。然而，一廂情願並不等於事實。 也因此， 我們時常聽到，民間早已族群融合，都是族群菁英 ( 比如新黨 )為了私利在推波助瀾 11，導致族群關係惡化等想當然爾的說法。 其實，人都有社群 (commu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