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欣賞

盧建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臺灣誤中改革必敗的魔咒 我要從王安石變法談起。王安石欲變法圖強，在遭遇政治菁英和知識菁英雙重阻撓之餘，賈起餘勇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勇壯則勇壯矣，亦不足挽回改革失敗的命運。臺灣在民主改革的進程中，歷史科大學聯考題型改易逾13年，一綱多本教科書新制起用滿3年。在這一連串改革帶動之下，歷史科教育變得只有愈糟，歷史知識的製作和流通機制只有愈加不健全！何以如此呢？這是《從根爛起》本書嘗試要解答的。我們好像受到改革必敗的詛咒，當年的王安石如此，今天的我們何嘗不然？ 在反王安石陣營中，有位曾鞏先生在與王安石爭辯過程中，早已指出改革必敗的癥結所在。可惜王安石聽不進去，我怕的是，千年後的我們改革派也聽不進去。曾鞏的看法很簡單。即令中央政府貿然推出改革政策，但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情形下，一切全歸徒勞而已。曾氏認為王安石的財經措施需要強有力的行政體系支撐方可為功。但揆諸當時北宋政權只有一副千瘡百孔的行政機器，該機器效能之低落，於處理平常業務上早已捉襟見肘了，還復能擔當新政的繁複業務？所以，曾氏主張，先厲行行政革新作為爾後政治改革的張本。事實證明，安石變法的結果，就發生了曾鞏所預見的，效能低落的行政人員誓死抵制新法和新政。今天教科書的改革，也碰上一群高中老師誓死維護他們所熟悉的舊歷史知識，不願接受新的歷史知識這樣的事。走改革路線的教科書全部潰不成軍，率由舊章的教科書反而大受歡迎。這又重演一遍改革必敗的歷史。 改革的方案找不到合適的執行者，是安石所受的詛咒。但我們亦有與宋代不同之處。那就是改革的方案不見得比傳統的慣習高明，那是以壞的案子強人所難地去捨棄好的案子。有些高中老師不採用號稱有「新意」的教科書，不是在反對改革，而在反對新法反不如舊制這一點。亦即，同樣是反對改革，亦有如曾鞏之流並非為反對而反對，他是看到新的辦法不具舊制的優點，或說其中優點微乎其微，故而主張一動不如一靜。同樣是保守派，實有明智和死硬之別。 同理，同樣是改革派，亦有拙劣者搶搭改革列車，其所製作的劣質產品卻強要人買下。這是赤棉小孩身懷AK47步槍，其不造成改革的血海屠場才怪。改革是亟需的，但要一小撮無知之徒如同盲人反過來帶領一眾導盲犬踏上跌落火山之途般，領導神智清醒的人逼他們走上絕路。這是自殺，不是改革。焉有愈改愈壞的改革，這是反改革，比守舊還糟。近年來假改革之名行反改革之實者掌握大權，我怕是赤棉小孩擁有AK47步槍，其不可怖幾稀！？ 我在上一世紀八○年代負笈美國看到人文社會科學各系在訓練學生如何從事真實報導社會事件，往往要學生品讀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邪惡的凡常：艾奇曼在耶路撒冷》和托克維爾﹙A. de Tocqueville﹚的《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紀實》﹙一般通譯為《回憶錄》﹚這兩部書。在前者，這位女作家在報導德國納粹黨殺人魔艾奇曼所受以色列法庭的審判。法庭內殺人者死不認罪，法庭外民眾群情激憤，深恐法庭無罪開釋兇手。女作家反覆關照庭裡庭外種種非理性的作為，將人們事後猶不見平靜的心理，筆之於書。在後者，這位大史家在描繪國會議員同僚如何因平庸而使到手的革命果實落入野心政客手中的故事。女作家是受過納粹迫害猶太裔，大史家是身與革命的國會議員。他們一方面很易譁眾取寵而不為，另一方面他們對所報導的事，自己都有著置身其中的主觀位置，竟然卻能寫出被公認極具客觀的作品。鄂蘭因以同情理解的筆觸描寫施暴者，被她的同胞視為「猶奸」；托克維爾唯恐作品問世傷及同事感情，乃嚴命子孫不得出版其書。兩位作者都因不得脫身事外而從事寫作，卻懷抱不為同胞和同僚諒解的情操，只為「如實寫出所見」這個理想而自甘願受苦。 我自認不如上述兩位偉大的寫手，也沒有他們兩位自苦的高貴情操。我的同胞非常鄙陋，我的同行極為貪得無厭，我試著把他們的嘴臉給描摹出來。希望以後能有更多的書來寫醜陋的自我這一主題。這就不枉費我在溽暑揮汗寫這部書了。 序曲：政大歷史系研究大樓停車坪事件 2002年2月23日下午兩點許，兩輛私家轎車在政治大學歷史系研究大樓停車坪不期而遇。其中一輛是由政大歷史系張哲郎教授所駕駛，走出了為龍騰出版社寫書的張元教授(任職清大)、為三民書局寫書的甘懷真教授(任職臺大)、以及為南一書局寫書的楊肅獻教授(任職臺大)和周惠民教授(任職政大)。另一輛是由政大歷史系的彭明輝教授所駕駛，走出了為建宏書局寫書的盧建榮教授(任職師大)。一群人寒喧中，盧教授因某君透露得知，這一群人是為了7月大專聯考歷史出題方向事聚會而來。他一眼瞥過去，負責大考中心5、6年歷史科的清大張教授神情顯得極端不自在。午後春陽照在他那付眼鏡上，更照見他那不安的神色。 當時盧氏的內心震撼了一下，暗自忖度，為龍騰、南一、以及三民寫教科書的作者，何以可以參與大專聯招命題之事？這不是明擺作者兼出題者嗎？何以教育部可以任憑6家出教科書書店／出版社中，選擇其中3家作者命題有份，而另外3家作者命題無份呢？這種作者又兼出題者的作法，顯然有違大專聯考的公平性，而且又有圖利特定廠商的嫌疑。這些教授全都博士出身，竟然會聰明到不知利益迴避。這種學商合夥共組生命共同體、知識 份子不知有所利益迴避之事，在10年教改期間不知發生多少，如今鬼使神差天可憐見教盧教授給撞見。公然向盧氏講今天聚會事的人，難道不知此事當有所隱諱嗎?這種公然違犯職業倫理卻不知避忌、而宣之於口的作風，象徵著臺灣國運「猖癃」，教改「萬衰」。 2002年2月23日的公然違犯職業倫理事件只是臺灣10年教改積弊冰山的一角。許許多多匪夷所思的事情10年來偷偷摸摸進行，從無間斷，只是罕為人所撞見罷了。領導教改的人正是這一群公然違法、卻自以為蒼生救星的教授，在他們菁英自專的倡導下，國家權力下放，交出教科書統編權，允許民間自由競爭。這些教授在6家書商爭食大餅之下也分得一分油水，讓自己的荷包鼓脹起來。可是他們賺的是當得利益嗎?從他們漠視聯考的公平性，敢公然以教科書寫手下海參與聯考出題機密，即此一端就暴露其心態之偏差，真是到了利慾薰心和不解人間尚有公平和正義為何物了。臺灣的教育操縱在這群宣揚教改，並著手寫教科書、又參與聯考出題的教授手中，可見這群教授的心已經鈔票化，一切向「錢」看了，他們自己活在黑暗心靈中卻在白晝到處要抓他們口中的傳統鬼。有他們在，臺灣的教育可說已從根爛起，這些腐爛的「根」又透過教育部制式管道和所屬書局校際網絡，時時召訓中學老師，而中學老師因緣進入暑期課程而受教於這群人，如此不上下交征利也難。腐爛的毒水就這樣傳染給中學教師，中學教師在課堂上理所當然傳遞給臺灣的未來希望──中學生，這讓臺灣的人才樹苗將來在抽枝發芽時都噴出毒來。 從根爛起，正是歷史科10年教改的重頭戲。這我得話說從頭了。 ＊本文原載自《從根爛起》一書。

楊碧川◎靜宜大學兼任技術講師 赤子與同胞 明石元二郎在1918年7月就任台灣總督，翌年10月病逝。短短1年3個月時間的建樹，不在立即效應，而在長遠的影響。 他一上任，首先關心的是如何教化台灣黎民的問題。基本上他主張同代台灣人逐漸成為日本臣民，因此訓示部下「切須予以感化，俾得施行同樣教育。」最終內台渾然一體。 台灣人是被殖民者，不算是日本人。要教化台灣人成為天皇的「忠良的臣民」，為政者不可操之過急，首先要撤除語言、風俗、習慣等那堵無法踰越的高牆。教育是最基本的手段。當時尚無內台共學，對台灣人的教育體制混亂，明石延長教育年限，開闢專科教育，同時注重女子教育（1919年1月〈台灣教育令〉）。 明石和前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一樣，深知一旦操之過急地全面日本化，將刺激台灣人那一點僅存的自尊心。要讓台灣人同意被日本人統治，並且心悅臣服，不能只靠暴力。 日本人公務員、教師以身作則，身教重於言教。使台灣人學生尊敬師長，才能漸漸培養出有日本人品味的台灣人。有教養的台灣人事實上在思考上、行為上及世界觀都已接近明治維新以後新一代的日本人。這才能達到「使台民與我同心」的長遠目標。 相對於明石總督，蔣介石父子對台灣人的教育是以制式暴力加上對台灣人精神上的凌虐為手段，台灣人儘管敢怒不敢言，但內心充滿了對「狗語」（國語）教育的痛恨。沒有人因為拒絕接受日本教育而遭受國家暴力的懲罰；相對地，接受北京話、中國化教育則是掛狗牌──「我不講方言」──進而被迫蔑視台灣人自己的母語及這塊土地歷史的永遠的傷痛。 明石期待把台灣人當作和他一樣的「天皇的黎民」；蔣介石父子把台灣人當作中國人征服者的奴隸。口口聲聲「同胞」，可是那幫從中國大陸敗逃來的支那人，至今仍瞧不起台灣人。 也許明石多活幾年，可能會看到教育體制改變過程中的一些始料未及的弊端，但至少他的誠意是值得肯定的。明石及歷代台灣總督從未想到利用特務來控制教育，蔣父子的拿手好戲是，甚至隨他們逃來的敗民遺民當作人看待。台灣人受的是奴化教育。至今支那人反而倒過來指斥台灣人身中「皇民化教育」遺毒。 日本人從未教育台灣人蔑視自己的母語及自己生長的土地，即使被教化成支那化的台灣人，在蔣父子的眼中仍是奴隸，頂多不過是奴才罷了。李登輝、陳水扁是「台灣人民選」的總統，而不是支那人的「台灣總統」。 接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已涵養成現代人，可以和日本人平起平坐，即使不自比為日本人，有世界眼光，也不至以身為中國人為恥，因為台灣人至少保持了起碼的尊嚴。 取之台灣　用之台灣 明石總督頒佈「台灣森林令」，目的在保護台灣的森林不被人為的濫伐，保持水土的安全。至今台灣到處土石流、水患不斷，同樣是外來政權，日本人要根留台灣和永續經營；支那人卻是能搶就搶，隨時要讓台灣廢墟化。 要讓台灣人感動，必須拿出魄力，修建嘉南大圳及開發日月潭發電計劃，表面上促進台灣農業的發達，奠立工業發展的基礎，但最大的效果是收攬了台灣的人心。 台灣電力公司（日月潭發電）的3千萬圓資金，由總督府提供40％，其餘的60％由台、日民間資金承股。嘉南大圳當初興建預算4200萬圓，其中1200萬圓由總督撥款補助。一切成果都永遠留在台灣，提昇了台灣人的生活品質。 取之台灣，用之台灣，使台灣人從物質生活的改善與提昇，進而對日本統治心悅臣服。台灣人沒看到日本人興建工程偷工減料，蔣經國的十大建設，事實上是再一次集中台灣人的財富到支那人的手上重新分配，各項工程更是弊端叢生，至今還在挖挖補補。台灣任何公共工程預算超低，回扣佔三分之一，這是「日本時代」聞所未聞的。 奉公精神 明石總督一生奉公清廉，即使貴為台灣最高統治者，仍舊無欲恬澹，例如他在朝鮮時代（1907~1913）的東京舊家，已經殘破漏雨，仍不肯動用公款修繕。當台灣電力公司的股票上漲，有人勸他擁有一些股票，被他當場嚴斥，他決不為一己之私而左右股市。 這種奉公精神是武士的本質，儘管明石滿腦子「天皇神國」，但絕不動台灣人的血汗錢去修築豪邸，他的家人仍舊租房子過日子。 蔣介石佔盡了台灣的名勝，據為一己的私人花園別墅，全台灣的資源就是他一家的私有。他的嫡傳宋楚瑜，更以貪污台灣人的錢在海外置產而自豪。 支那人50年的統治，徹底破壞了台灣人已被「皇民化了的」奉公精神。執法者玩法，老百姓只有走後門送紅包。至今70歲一代的台灣人，歷經過兩個截然不同的體驗，奉公清廉的日本人官公吏和貪污玩法的支那人官僚的統治。 至今台灣人人以貪瀆為能事，選舉買票，民代官員包工程，甚至包娼包賭。將人民最起碼的尊嚴踐踏在地。守法不一定代表奉公，台灣人一向公私不分，唯我獨尊，唯有受過現代教育才能涵養一個人對社會、對公眾事務的關心。日本統治台灣，使台灣進入近代市民社會，台灣人起碼懂得公私之分。明石對台灣教育的改進，奠定了一個有教養的台灣人社會的基礎。如今台灣人從一個「人」回到原始叢林社會的「野獸」狀態，濫用自由（即自私）甚於奉公。 明石總督的風範給在台灣的日本官公吏帶來一股清新風氣，提昇了日本在台灣統治的素質，也就使台灣人更加接受日本統治了。 遺葬於台灣 作為一個傑出的情報武官明石能策動列寧等俄羅斯革命家從內部撼搖沙俄帝國，事後，他把剩下的錢分文未動地退回給日本政府。他謙虛地自稱為一屆武夫，統治3百萬台灣人別無他策，一秉誠心而已。明石病逝日本，卻遺言葬在台灣，這是奉公精神的最高體現，比起蔣介石父子不願埋骨他們踐踏五十年的台灣，其胸襟截然對立。明石不見得愛台灣或台灣人，但至少表現出餘生埋骨台灣的精神。蔣父子把台灣當作剝削的過度之地，死後他們的幽靈仍在所謂「中華民國人」的身上借屍還魂，作為這些人糟蹋台灣及台灣人的精神象徵。 台灣人大概很少人會懷念明石總督，但對蔣父子的痛恨卻是不共戴天，同樣是外來統治者，一個想把台灣人教化為日本臣民，一個把台灣人當作反共炮灰和剝削對象，同樣站在歷史回顧上，立即涇渭分明。 以往對台灣被日本統治的歷史，大多著重物質層面的探究，僅以此演講對日本及支那統治台灣的所謂「殖民心態」，作一個精神層面上的比較。 ＊本文發表於10月26日舉行「元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先生紀念演講會」。

張維邦◎前淡江歐研所教授、歐盟研究協會理事長 討論未來十年，台灣永續發展的十件大事其實是環環相扣的。民主化是個台灣現代化的運動。民主還沒鞏固，在國際社會(Concert des nations)還沒有爭到一席現代化國家的法定地位，想要討論布希總統訪台或是陳水扁總統訪美，表面上看來，有點不切實際，甚至有點一廂情願，不過，將之當激發國人去思考台灣在國際社會應有的尊嚴與現實國際社會的運作，勿寧是一種有意義的腦力激盪活動。 今後積極要解決的大事，應該是制定新憲法的大工程，離開了憲政的改革，台灣無從施展現代化國家的大業。唯有從根本憲政進行民主化運動，才有望塑造全民國家的認同新意識。目前的這部憲法是蔣介石在軍政、訓政中國時代，一黨專政量製的家法（而不是國家根本大法），連大部分的中國人都不承認的蔣介石家法（中共所代表的中國人），竟然將之套牢在台灣上，依然受制於專政的國民黨政權，不僅不合時宜，反而影響民主化憲政的運作，以致國家無法進行現代化的革新，更無法突破障礙，大幅度的提升國際競爭力。到底現代化的經濟與政治的革新息息相關。因此制定一部符合台灣永續發展所需要的新憲法，異常迫切，否則永遠自我綁手綁腳，事倍功半。 在制定憲政時期，讓人民參與建構一部新憲法，然後請憲法學者整理，讓新憲法留下一些具有彈性的條款，以利針對國家發展的需要，能夠定期讓人民針對政治人物違背民意精神的立法複決。瑞士除了代議制度外，還設計了直接民主（人民創制與公民投票）制度，如此實行才可望實踐主權在民的真諦。對於國會的立法，如果人民有5萬人的簽署，可以公投複決。 從獨裁專政到威權白色恐怖時代的台灣，內閣議會成了政客討價還價的叢林世界，無法推動國家的現代化，因此可以考慮施行總統制，向人民負責（總統每4年大選或是設計特殊憲法條款牽制總統，使之無從濫用權柄，保障整體人民的權益）。當然對於媒體的濫用公器，也得研究人民的監督權。 但以目前國會的生態，要進行修憲或是制憲根本不可能，但是透過制憲的選舉訴求，一次又一次用國家施政力量向廣大的人民宣傳制憲的必要性，應該在8年內可以完成壯舉。有了一部現代化，符合台灣永續發展的憲法，就可以透過國家教育與媒體系統加速度宣揚國家現代化（國家認同）的迫切性。 國家認同逐步共識，才能夠發揮國際外交，以嶄新的現代化民主國家面貌，向國際社會訴求，也才有望突破邀請美國總統訪台，或是民主台灣的總統訪問友邦國家，否則處處受到杯葛。當然在推動新憲法的制定過程中，也可以將布希總統訪台及陳水扁總統訪問美國或是歐洲作為外交大工程的一環。 在制定新憲法時，必然得針對國土重劃，如何有效充分利用國土，以及透過教育系統進行新思想新思惟的建構，塑造新國民價值觀，藉以深化科技與廣佈創意文化，使得一代又一代的國家新主人能夠創造國家國民新財富，才有望達成國民所得倍增，厚植國本，進而建設成富強的福利國家，否則只不過是一場紙上談兵，不切實際的文字遊戲競賽而已。 至於兩岸對談，應該配以獨統公投機制運作，表面上兩岸對談有其現實需要，其實國家安全，遠比商人利益的議題考量來得重要，連Adam Smith在18世紀提倡自由經貿之餘，都知道將國防安全列為國家首要的重大責任，何況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如果缺少國際強國的奧援，就算商人的商機還是會泡沫化。 兩岸對談應該要有操之在我的決心，而不是自我矮化，委曲求全的結果，將失去一切動力，要有全盤的沙盤作業準備，隨時都可以進行合法合理合情的對談，因攸關人民長遠的生存空間，隨時要有拒絕的魄力，這是一場生存與滅亡的對談，絕不可掉以輕心、以逸待勞，而不必將之當為非對談不可的陷阱。那是一場自由、民主對抗奴役、專政的長遠競賽，因此將兩岸對談列為最不迫切的大事，否則會讓中共及部份台商逼迫台灣投降。公民投票是主權在民的主要內涵，也是對抗奴役、專政武力威脅的重要工具，這也是談判的法理基礎，更可以展現出全體國民意志的政治智慧。 ＊本文發表於《新台灣總合周刊》，第58期。 ＊ 作者張維邦教授，生前擔任歐洲聯盟協會理事長，於日前受世界歐洲研究協會邀請，代表台灣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參加「第六屆世界歐洲研究協會理事長會議」。途中前往巴黎拜訪友人，卻不幸於巴黎時間12月2日下午，因心臟病及過勞而遽逝巴黎，享年65歲。張維邦教授，生前擔任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專任教授，一生致力於推動台灣與歐洲的深度交流、期透過宏觀的世界觀、國際觀，去促成各界思考並尋求台灣進步及生存的關鍵及意義。並積極希望透過教育的辯證省思，去教育、栽培年輕世代，以培養具有國際觀、世界觀並關心台灣永續發展的智識菁英。

黃文雄◎台灣人權促進會顧問、總統府國策顧問 曾經名列黑名單、卻無論如何也要逆流回鄉的「鮭魚」裏，以公元紀年推算的「三年級生」折損率近年不斷上升。維邦是最近力盡身亡的一「尾」。12月2日在去比利時參加歐盟研究協會各國分會理事長會議的途中，他取道巴黎，在老友Andrei Grachev（前蘇聯領袖戈巴契夫的發言人）的家裏心臟病發，雖然老友立刻招來數名醫生，還是急救無效。 在今天的台灣提起黑名單，年輕人多半不太懂得那三個字的歷史關聯和民主意義；年紀大些的人記得的恐怕也只是少數有頭有臉的政治人物。事實上當年的黑名單很長，回鄉的鮭魚也遠比一般人所知道的多，只差沒有吸引媒體的「闖關」而已。維邦也是其中的一個。 這批鮭魚裏的「三年級生」是很特殊的一群。剛剛懂事的時候看到了幾年日本殖民政權的統治及其覆敗。之後，從小學到大學那段時間，經歷了另一殖民政權下的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大學畢業前後那幾年又見證了象徵連最溫和的反抗也不為國民黨所容的「自由中國」事件。不但如此，出國的時機又是全球風起雲湧（只有台灣在政治上卻宛如一潭死水）的六十年代。這種個人生平和歷史變化的巧合，不可能不在出國的「三年級生」留下某種痕跡。當年參與海外獨立與民主運動的留學生多數是學理工的人，遠多過被認為思想容易有問題的文法學子。這種分佈正好證明了時代影響的普遍。 對這批「三年級生」的鮭魚來講，出國留學是為了回國革命或改造，和學而居留的「學留」有別。因此，即使為了政治上的原因不能回國，畢業就職後該不該買房子，也成了午夜自省和大家討論的議題。對他/她們來講，獨立和建國也不是同義詞。獨立只是最後的結果；獨立之前，還有一個艱難萬端、面相眾多的建國過程，來為獨立的目標累積條件。他們永遠忘不了親眼所見的眾多差距：被凌虐的故鄉和留學國之間政治上和政治以外的差距。 這批鮭魚回鄉後在不同領域各自努力、不求名利，知者不多（用多少有名的來測試：誰是王秋森？誰是黃呈嘉？誰是張維嘉？）。這正好證明建國工作必然也必須是多面相、多層次的長期工作，不可能每個人都是明星。他（她）們不是媒體會去注目的人物，他/她們做的工作和同「行」似乎相同，卻總是帶著所經歷的時代的影響和烙印：一種難以自抑的使命感和急切感。維邦正是這樣的一「尾」鮭魚。 正是這種建國觀、使命感和急切感，使他在瑞士留學時就是有名的工作狂。他的口頭禪是為台灣的長遠「發展」建立這個、那個「基礎」。台灣、基礎和發展壟斷了他一生的思考和行事，不論是留學時在歐陸各國遊學觀察，到奧地利去做博士後研究，到加拿大去教書，應聯合國之聘去中國顧問地方經濟發展，到日本（立命館大學）講學，或是—逆流回國。 如果維邦還在世，聽到我說他這條鮭魚「逆流」回國，一定嗤之以鼻。但他的確是逆流游回來的。他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立學院和蒙特利爾大學教書，有著優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在城外城裏各有一處居所。如果厭倦了蒙特利爾，魁北克和法國歷史文化語言淵源深厚，交往密切，歐陸之外也可以到他地如中國、日本走走。何況1994年一帶，他已經不是一個棒球健將，而是一個心臟病纏身的人了。闖關回國不一定是在機場上演的。證諸許多「三年級生」的經驗，「闖關」有心裏和外在的許多種類。但維邦這尾鮭魚，這個建國工作的工作狂，還是等不及退休就幾乎不加思索地回來了。 他回國後的許多事跡，尤其是在淡江歐洲研究所所長任內和任後為歐洲和台灣的相互瞭解、聯繫和合作所做的許多奠基和發展工作，從學術研究到文化交流，從出版叢書到帶著中小企業和青年學子到歐洲多國的田野調查和實地互動，還有在財力和人力都極端困難的狀況下，使歐洲研究國際網絡的台灣這一環成長茁壯，使「世界」在台灣人的腦中漸漸不再只是美國、中國和日本的縮寫。這些自然會有其他紀念文字來敘述。我心中迴繞難忘的還是他的性格和他的時代所加給他的宿命。 也許不只一個人會說，維邦在另一趟為台灣努力的旅途中逝世於他心愛的巴黎，是回國安身立命之後的死得其所，一個有其悲壯淒美的句點。但是，儘管死者為大，我還是要向維邦抗議。維邦，多少次我們談過：各種競賽裏，「壽命競爭」也是很重要的一種？多少次我們談過：雖然知識經驗和見識在某種程度內可以傳承（像你努力的培養歐研青年人才），但卻絕不能像銀行存款一樣的全數累積，遑論生息？你這一走所帶走的東西太多了。在這兩點上，由於你在工作上的痴狂，就其後果而言，你是有負於故鄉的。也許你在Andrei Grachev的玄關閉眼一去的時候，腦中在閃過心愛的妻兒的臉龐之外，也有某種悔恨吧，就像我們無力阻止你工作成狂的悔恨。

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今年台日斷交邁入第卅個年頭，但我認為應該說成是日本跟中華民國斷交較恰當，因為台灣與日本間的關係，30年來繼續不斷。有一個評論家曾說，中國跟日本在桌上握手，在桌下踢來踢去，台灣與日本間則是在桌下握手。這個比喻我很認同。 台日斷交並不意味日本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因為在日中建交的共同聲明中，日本雖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政府，但對於中國主張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說法，日本則僅表達「充分理解跟尊重」的立場。另外，在聲明中，日本表示堅持波茨坦宣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波茨坦宣言中表示要遵行開羅宣言，而開羅宣言中則指出日本戰敗後台灣應歸還中華民國。所以現在台灣國際法學家有兩種看法，一是台灣應堅持中華民國的存在（因為日本將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另一看法則是應視對日和平條約才是最後的決定（因為對日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台灣，而日本放棄了台灣，台灣必屬台灣人民，中國政府無權插手台灣）。兩種看法至今爭辯不休。 台日斷交固然是外交上的損失，但對台灣內政而言卻有所得。當初蔣介石撤退到台灣時，最大的目的是要反攻大陸，對台灣並沒什麼建設。但在1972年與日本斷交後，政府才開始思考如何在台灣生存，73年開始十大建設；1978年與美斷交後，又有十二大建設的推動，兩者皆對日後台灣經濟發展有相當大的幫助。台日斷交後為維持雙邊關係，民間設有亞東關係協會及交流協會，但實則都有官方資助或參與。至於實務外交交流則透過1973年成立的「日華議員懇談會」進行，藉由日本超黨派議員盡量替台灣爭取權益。不過，大部分成員也同時是「日中友好協會」的成員。 陳水扁總統上台後，對美日下了許多功夫，日本對台相關組織也發生變化。如日本自民黨組成「日台友好議員聯盟」，民主黨也組成「日台友好議員懇談會」，至於舊有的日華議員懇談會內，由於具有主導權的議員年紀已大，許多年輕一輩（多為當選四屆以內）的議員在懇談會架構之下，另組了「二十一世紀委員會」加強對台灣關係。而年底以前，日本民間方面也有日本李登輝之友會要成立。 另外，活動上質的變化也逐漸顯露。現在日本政黨中除了共產黨、社民黨以外，大部分政黨對台灣都相當關心，如民主黨大幹部菅直人訪問中國時，明日地說應該讓台灣加入聯合國，他在中國說出這句話的確有影響力。而自由黨的小澤一郎則譴責中國動不動對日本施壓，要求日人道歉，並對台持續高壓，他公開批評中國不要太「靠勢」。 日本政治家也逐漸顯露出對台灣的相對友好，例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表示，日本支持台灣加入WHO，就具有指標意義；另外，日本外務省政務官水野賢因為台日斷交30年想到台灣致意，遭上級大臣否決後毅然辭官。我們在敬佩水野的判斷之餘，也應該了解水野其實已看到日本民眾對台灣的熱情；因為水野之所以這麼做，勢必讓親台的民眾拍手叫好，選舉時可能會得到較多支持。 日人對台灣觀感好轉有幾個原因，台、日經濟關係密切，日本是台灣第一大進口國，也是台灣第三大出口國；再者兩國人民往來密切，以2001年為例，中、日人民往來約150萬人次，台、日則達180萬人次；另外美、日、台安全防衛是互相依賴的。我常告訴日人，日本制定對台政策時應倒過來想：假設台灣被中國拿去，日本的政策該怎麼辦？屆時日本國土南邊軍力成本勢必大幅增加。 儘管日本對台灣日漸重視，但是台灣方面卻感受不到，認為日本仍是嚴重向中國傾斜。有人認為這和過去美國一直有意防止日本勢力介入台灣有關。美國知道台、日間有特殊關係，如果兩國太緊密，美國則無法獨占對台灣的影響力。不過，我認為台日關係的大步前進是可以期待的，未來首先要突破的是台灣要和日本變成普通的國家和國家的關係，不用特別親日或反日，未來在軍事、政治、外交等領域的交往上，雙方應該會有更大的突破。 ＊本文原載《財訊月刊》，2002年12月號，由紀淑芳整理。

一、現狀無法維持 有人說「台灣維持現狀最好」。我想假如現狀能夠永久維持，並且台灣成為聯合國承認的永久中立國，台灣有聯合國的保護傘，則我也贊同。但是面對霸權中國瘋狂的擴張軍備，而且瞄準台灣的飛彈急速的在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台灣跟中國雙方的軍力消長時時都在變化，單就這一點來說「維持現狀」不但是不可能，如此下去台灣將只能任人宰割，並將禍延我們的後代子孫。所以「維持現狀」是錯誤的想法，也是危險的想法。 二、走台灣自己的路 台灣因為尚未正名，現在只能算是半個國家，所以才會被人恐嚇，無所不至的被人打壓。因此我們必須突破困境、尋求出路，盡快擺脫被武嚇、被併吞、不安全的陰影，建造一個「能安居樂業，過著民主、自由、有尊嚴生活方式的光榮國度」。這是我們這一代台灣人共同的歷史使命，也是不能推卸的責任。「走台灣自己的路」就是達成上述目標的唯一活路。但是這條路上現階段佈滿了重重的險阻與障礙，需要全體台灣國人團結一致做政府的後盾去突破、打通。要台灣人團結，就必須先建立「以台灣做為中心思惟的台灣意識」。有了堅強的台灣意識，才能凝聚國家認同的共識，進而產生不可抗拒的強大力量，去完成神聖的建國使命。 三、台灣路的第一段：建立台灣意識 建立台灣意識是「走台灣路」的第一段工程，也是第一道難關。建立台灣意識所面臨的障礙非常的多，其所牽涉的範圍非常的廣泛，例如體制上的各種束縛、法令規章的落伍、長年累積下來的人事包袱等等，把改革的力量綁得死死無法施展。若要跳脫舊有的框框、突破障礙，就必須仰賴政府的強有力領導，如能再加上民間團體自動自發的配合參與，則可形成強大的改革力量。茲將對於建立台灣意識有關的事，筆者以一介平凡老百姓，不顧學識淺陋斗膽的將個人所感覺認為最迫切而須即刻著手進行的事，列出七大項就教於諸位先進，並請大家為母親台灣一起來打拼。 (一)教育改革 1. 教育界人事的調整 建立台灣意識的首要任務在於教育，所以台灣意識的建立工作從教育改革著手是當務之急。自從政黨輪替以後，自從陳水扁總統宣示要「走台灣路」以後，仍舊在「走中國路」最明顯的部會首推教育部，因為其教育內容仍舊以大中國意識為中心，除了新增加的國小鄉土語言一點點教材外，其他很難看出有何種改變，明顯的背離了本土化教育的方向。雖然教育的改革所牽涉的層面非常的廣，但是我們可以從教育界的人事調整做起，包括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的教育主管人事做適當的調整，將教育主導權拿回台灣人手中，始能踏實的推動本土化的教育，儘速加強台灣意識的教育工作。 2. 教科書完全改編 (1)教科書內容以培養富有台灣意識忠於台灣這塊土地的公民，養成台灣民族原有的公義、誠實、勤儉、樸素、謙恭的美德為宗旨。 (2)以母語為主北京話為副，增加母語教材，減少北京話教材，將來以母語教材取代北京話教材，北京話將保留作為語文教學的單一科目。而注音符號也可以考慮逐漸取消，另規劃英文拼音來取代。 (3)編纂第二次大戰後的台灣史，做為小學五年級以上的歷史教科書，將歷史真相明白的傳授學生。 (4)更改教科書名：「國語」改名「北京話」。「國文」改名「漢文」或「中文」。 3. 教學法的變革 歡迎敬愛的老師們多多採用雙語教學，在日常教學中使用母語混合北京話來教學。各公私立幼稚園也請多增加母語教學。 4. 母語的進修 提升各小學教師的母語能力也是急待解決的課題。是否可由上級教育機關通令各小學，鼓勵其舉辦校內教師母語研修會，每週舉辦一次。或利用寒暑假，由政府主導開辦小學教師短期母語講習班，分批調訓，以利母語教學的推行。師範教育系統或各公私立大專院校也請多開設母語進修班。 (二)語言 1. 對「國語」這一詞的正確認識 台灣固有的語言是河洛話、客家話、原住民話，這就是台灣的母語，也即是我們的國語。北京話並非台灣固有的語言，所以不能稱為「國語」。這一點請全體國人認識清楚，以後不要再稱它為「國語」。也請大家多用我們的母語交談，多唱我們的母語歌曲。尤其國家領導人、各縣市首長、文化局長等請帶頭示範，以便帶動使用母語的風氣。各電視台、各電台也請多多播放母語歌曲。 2. 地名、村里名、路名、路標的譯音拼音 現在還在爭論要採用通用拼音或者漢語拼音是毫無意義的事。這兩種拼音系統都是北京話發音的譯音。我們強烈要求台灣的地名、村里名、路名、路標的譯音，先正名後一律採用母語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如此做不但能跟國際接軌，還能減輕國小學童學習母語及英語的負擔。至於地名、村里名、路名、路標的譯音拼音，筆者建議採用當地多數住民的母語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為原則，如：河洛人多的地方：採用河洛話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客家人多的地方：採用客家話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原住民多的地方：採用原住民各該族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 對於上述筆者的建議，教育部有可能搬出：「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關於統一中外譯名音讀標準的訂定事項是國語會掌理事項之一」。而且「路標、地名的譯音拼音工作屬於華語譯音拼音組」等規定來塘塞。如此將令人懷疑「國語推行委員會組織條例」是不是永遠不得更改？一個「國語會的組織條例」是不是可以凌駕於國政大方針之上？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課題，但是採用通用拼音好像已成定局？教育部已經在9月18日行文各縣市政府希望配合實施，研考會也有提鼓勵措施，採用通用拼音的縣市有獎勵經費可拿。在此筆者鄭重呼籲教育部及研考會，共同來思考一個問題：我們的地名一般民眾日常大都慣用母語來稱呼，在這種情形下採用通用拼音有沒有背棄本土化？有沒有背離「走台灣路」的方向？假如不能翻案，我們的路標、地名的譯音拼音一定要採用北京話發音的通用拼音，則請問：台灣還像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嗎？或者是更像屬於中國的殖民地呢？ (三)正名 中華民國的字號在國際上行不通是人盡皆知的事實，台灣正名是為台灣拓展生存空間、繁榮國家、確保安全必走的途徑。除了國家正名以外，我們也主張下面各項的正名： 1.護照上面附印英文「TAIWAN PASSPORT 」請貫徹實施。 2. 駐外單位的名稱一律冠「台灣」名義，請外交部排除困難徹底執行。 3. 加入國際性各項組織，請用「台灣」名義。 4. 出國參加各項比賽（含體育、學術、藝文、技能、棋藝等等），其隊名請用「台灣」名稱，不要再使用「中華隊」等類似的名稱，這在國內尤其需率先實行。也請參賽的選手們能堅守立場，並應該以能在「台灣隊」名義下參賽，為台灣效勞為光榮。假如遇到隊名無法維護時，則寧可罷賽宣示我方的尊嚴，也不要屈服於統戰的屈辱之下改名參賽。這一次在韓國舉行的亞運，國外電視媒體所打出的我隊名稱是「CHINESE TAIPEI」（我們自稱「中華隊」），這個跟「CHINA TAIPEI」做比較，並無多大的差別。外國大多稱呼我們為「TAIWAN」，我們正名「台灣隊」是很合理的事情。以「中華隊」的名稱去參加比賽，不但很容易被外國人誤認為我們是中國的附庸以外，對台灣來說一點尊嚴都沒有，而競賽的勝敗也引不起國內觀眾的共鳴，我們的參賽，好像是在替中國做白工。 5. 台灣各地的路名、村里名、校名、銀行、公營事業單位等，冠上中國色彩的名稱的為數不少，令我們覺得宛若置身於中國境內。這種生活環境有必要加以改變。是不是可以請政府下令研究改名，或輔導各地方熱心人士籌組正名促進會，先做住民意見調查，經過該地區住民的公民投票決定新名稱，再報請上級機關核備施行。名稱變更後，相關各項證照的異動登記，則請各該主管業務之機關免費為住民服務。冠有下列名稱的，建議改名：中國、中華、中原、中山、中正、光復、光華、大華、興華、華興、五權、三民、民族、民權、民生、介石、經國，以及中國的地名等。 (四)媒體 正常的媒體對社會教化及國政的扶助有其貢獻，當然對台灣主體意識的提升也有正面的功能。可悲的是台灣現在的媒體及媒體從業人員絕大多數可歸類於統派，這是媒體的畸形發展，在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是屬於不尋常的現象。不過在台灣，國民的民主素養尚待提升，以及價值觀不斷遭受統派媒體的嚴重扭曲下，也許這是一種暫時性的現象。我們期待媒體正常化的提早來臨，到時候將帶動國政的順暢，經濟的繁榮，台灣主體意識的形成，以及族群的和樂。但是這些都需要靠民眾對媒體的正確選擇以及努力才能得到。現在有台灣心的媒體正需要大家熱烈的支持，尤其更盼望有更多的廣告主們的光顧，使其壯大而成為社會安定的一股力量。 近來媒體最大的變化是統派電視政治性頻道的快速增加，並隨著產生了一大堆的政治觀察家及名主持人。成天的在唱衰台灣、抹黑政府、誤導大眾、腐蝕民心，恨不得早一天將政府扳倒。跟政府努力提升經濟反其道而行。大家對這種電視節目應該加以唾棄，也請民進黨及台聯立委遠離這類節目，不要淪為傳播毒素的花瓶。 台灣電視叩應節目為數之多，可以用氾濫兩字來形容，除了眾多名主持人之外，參加叩應節目的來賓個個都是專家學者之流，皆為一時之選，通曉天文地理、包山包海、學問精深淵博，真是酷斃了。開口謬論連篇、顛倒是非、講不完誓死不休，看了會吐血。電視叩應節目一點營養都沒有，其負面的影響遠大於正面的效應。奉勸民進黨立委及台聯立委，能拒絕引誘，避免成為散佈毒素的幫兇。讓有任務的統派民代及學者之流去唱獨角戲唱個夠。 11月12日國防部宣示「中國是我國的敵人」以後，敵國的電視節目是不是繼續在我們的電視頻道播出？政客及媒體呼應敵人的言論有沒有收斂？針對這兩點能不能加以規範？請新聞局火速處理。 (五)撤除銅像、刪除遺像 孫文是和台灣不相干的人物。蔣家父子兩人是二二八大屠殺、白色恐怖、實施世界最長戒嚴的統治者。這些人物的銅像早該撤除。莫非是歷史倒轉，或者認為台灣人好欺負，才又把孫文和蔣介石的遺像印在貨幣上面。這是對台灣人的重大侮辱，請將這種貨幣逐漸回收加以銷毀。 (七)慎防統戰交流 中國及在台統派政客對台灣最慣用的統戰用語是：「我們都是一家人。」他們所舉出的理由是，台灣、中國兩邊的人民屬於同文、同種、相同的文化，台灣人的根在中國，連關公、媽祖都是由中國來的（還好沒有說出佛祖的來源，不然台灣人豈不成為印度人？）。「我們都是一家人」是一句很動聽、能讓人心動的美麗謊言。到底「我們是不是一家人」？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加以探討，很簡單的加以破解。其一，中國佈署四百顆飛彈瞄準台灣，不時恐嚇台灣，這是同一家人不會做的事，所以「我們不是一家人」。其二，台灣民族除了外省籍同胞以外，台灣人身上的漢族血統幾乎等於零。除了血統以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台灣民族在歷經數百年來外來政權的統治下，已經形成獨特的優質文化，其生活習慣、思想觀念、人品素養、道德行為等皆和中國人大大的不同。台灣人和中國人並不同種，也不同文化，所以「我們不是一家人」。 我們跟中國並不是一家人，我們是台灣人，這是跟中國交流時必先建立的心理防線。由於中國對我國的強烈敵意，國防部又於11月12日宣示中國是我國的敵人，今後台灣跟中國的交流，筆者認為應該以敵對國的模式來思考。第一，錢進大陸是資敵的行為，應予嚴厲禁止。第二，除了經貿交流以外，其他各方面的交流儘量減少。請陸委會、文建會、交通部等相關單位嚴格把關。下列就體育、藝文、觀光、宗教交流提出筆者的觀點： […]

李心怡◎新台灣周刊記者 看到「車輪牌國旗」的「滿地紅」，金美齡就聯想到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的血腥屠殺，當然越看越討厭。 被稱為「台獨之母」的國策顧問金美齡一向就是話題女王。當多數台灣民眾都知道這位白髮資深美女就是金美齡的時候，正是她冒著統派人士攻擊的劍影回到台灣為《台灣論》作者小林善紀辯護之時。日前一句「看到中華民國國旗就想吐」，再度讓金美齡站上浪頭，而她的爭議性，其實只不過來自於「說出實話」。 拒絕中華民國 拒絕中華民國國旗 雖然住在日本，但是金美齡因為「愛台灣」，一年總要往來日本與台灣十多趟，尤其到了選舉期間，她更是頻頻回台灣義務為理念相同的候選人助選。這次回台，除了參加台教會募款餐會之外，也特地與前總統李登輝商討訪日事宜，為了讓李登輝能夠順利訪日，金美齡這次回台比往常低調許多。 但號稱「台獨小辣椒」的金美齡，想要低調也難。向來拒絕「中華民國」不假辭色的金美齡，再度拒絕「中華民國國旗」，表示「看到中華民國國旗就想吐」，不但惹來統派立委撻伐，更讓被統派立委視為眼中釘的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也受到炮火波及。 「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對金美齡而言，絕對不等於「台灣」，而是代表一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在國際上等於已經滅亡的國家。金美齡一向對於國民黨所謂的國旗、國徽十分不屑，她總是說那是「車輪牌」因為討厭車輪牌，金美齡與先生周英明直到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前，都不願意拿車輪牌護照。 更何況，看到「車輪牌國旗」的「滿地紅」，金美齡就聯想到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的血腥屠殺，當然越看越討厭。她表示，每次從總統府走出來，看到國民黨大門口寫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向偉大的台灣英雄致敬」幾個字，便感到渾身不舒服，她只是如實表示出自己的感覺。 國民黨的黨徽 不等於台灣的國徽 陳師孟於立法院表示，「有許多愛國家的台灣人，對現在的國旗、國號雖然並不贊同，但都沒有任何減低或削弱他們對國家的熱愛和忠心。很多熱愛台灣這個國家的人，真正熱愛的是國家本身，對於國號、國旗、國歌，他們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就不遵守目前的憲法和法律。」也是出自於坦白罷了。 對金美齡而言，既然「車輪牌」的國旗不能代表台灣，討厭國旗便不代表她不愛台灣。說到愛台灣，金美齡與周英明兩人寧願數十年忍受沒有護照之苦，也不願拿日本國籍，這種堅持當台灣人的決心，即連許多獨派大老也難望及項背。 金美齡也認為，中華民國現在這面國旗是國民黨黨旗，國旗的標誌是國民黨黨徽，現在時代改變了，「國旗、國號為什麼不能改？」她表示，大家應該從不同的歷史角度，去探討國旗國號的意義。 一樣是老實說 陳、金卻受統派謾罵 這樣的想法，其實是許多台灣人民共同的聲音。許多台灣人正透過台灣正名運動，希望將國名更正為「台灣」，並將由國民黨黨旗、黨歌所充數的國旗、國歌，改為真正代表台灣的國旗、國歌。也因此，陳師孟11月11日到立法院備詢時，回答國民黨立委洪秀柱時說，「中華民國的國旗並不等同國家」。 金美齡一句誠實的表白，卻引來統派立委趁機報復，要求陳師孟下台。但陳依舊強調，他不會懷疑金美齡熱愛台灣的情操。 金美齡對於陳師孟因為她而受到波及，也覺得不好意思，但她也肯定陳師孟和她一樣都是堅持說實話的人。對於統派人士的謾罵，一向瀟灑的金美齡總是輕鬆地回答道，「沒關係，他們越罵，我越紅！」。 ＊原載《新台灣周刊》347期，2002年11月16日。

吳行健◎OPEN雜誌記者 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李應元有位同學又同床逾24年的頭家牽手，她就是黃月桂教授。 「爸爸 ，阿嬸打電話找你」，「有沒有說是哪個阿嬸?」「有，就是那個建國阿嬸」。李應元的弟弟、曾任行政院僑委會國會聯絡人的李宗明，回憶10多年前，他的小女兒接到李應元太太黃月桂從美國打回來的越洋電話，那時候李宗明的三哥李應元還沒競選立委，還沒闖關返台，還記得黃月桂向李宗明的稚女回了一句話:「乖，我不是建國阿嬸，我是獨立阿嬸，請你爸爸來聽電話。」 李宗明現在三哥李應元台北市長競選總部幫忙，他解釋這段回憶之所以深刻的原因，在三嫂黃月桂平實、理性但擁有獨立自我的學者個性，從那句「獨立阿嬸」的話，顯露無遺。 李應元出生於雲林縣崙背鄉崙前村，父親李謀見在虎尾糖廠工作，李家一共育有四男三女，大哥李宗仁在清大物理系教職退休，二哥李宗德為台北市大同區戶政事務所主任，老三就是李應元，老四為李宗明，另外還有三位姐姐。嫁入李家這樣的大家庭，台語俗諺說:「三叔公、九嬸婆」，難怪黃月桂打電話給小叔家，接電話的小孩要問是哪位嬸嬸? 不過，在長庚大學教書10多年的黃月桂，可不是典型夫唱婦隨的政治人物太太，她自稱是獨立阿嬸，除了有和先生李應元一樣的主張台灣獨立的理念以外，其實更意味著現代女性獨立自主的一面。「我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所謂『官夫人』，我還是擁有自我」黃月桂接受本刊專訪時強調。提到台北市長選舉，民進黨徵召的李應元現正陷入苦戰，因為他的對手、現任市長馬英九得到的民調高支持度不易挑戰，而且擁有廣大婦女票源的馬英九，背後同樣有一位不愛曝光的馬太太周美青，默默的照顧好家庭，讓馬市長沒有後顧之憂。 的確，從20多位加入李應元青年軍的大專學生義工，在長庚大學醫管系的師生們的眼中，中等身材，捲髮中分，圓臉大眼，一幅賢妻良母模樣的黃月桂，從頭到腳絕對是「黃教授」的角色大於「李夫人」，為什麼會有這種印象?早年的黃家家庭背景，可能對黃月桂的個性有著很大的影響。 種煙葉的農事 養成黃月桂耐心個性 黃月桂出生於1953年，家住台中市北屯區的軍功里，父親黃登玉是小學老師，家裡七分地的薄田種值煙葉，從小她就要到田裡和煙寮幫忙農事，從栽種煙苗，挖一個個的洞，一株株的植入土裡，再掩土育苗，等到煙草發芽，就要捻掉芽稱為「轉蕊」，約莫2個月後，一旦煙葉成熟發黃，就要一株株的摘煙葉，送進煙寮，把煙葉一捲捲的纏在木桿子上，升火烤煙，等烤乾煙葉後，再依據品質好壞分類，捆成一箱箱的送進儲藏室，等著發酵。 參與這麼多的繁複生產過程，黃月桂養成了細心與堅忍不拔的韌性，她英著形容:「種煙葉很煩瑣，就是台語說的『厚工』」，她一向是大人的最好幫手──端點心到田裡的小幫手。大概因為從小就目睹一件農事的完成至少要歷經10多道手續的關係，等到日後黃月桂嫁給李應元，因為李應元在海外辦台灣人社團的刊物而被列入黑名單滯留美國，她一路看著先生為爭取人權和返鄉自由的理想闖關返台，歷經被捕、獲釋、投入廢除刑法第100條社運、爭取民進黨雲林縣長初選失利、參選台北縣立委等過程，起起伏伏，黃月桂都甘之若飴，黃月桂說:「夫妻不是互相綁在一起或是互相牽制就能成功的，這樣反而無法持久，若相綁在一起，兩人的力量會抵消掉，總要給對方有點空間，一加一不能小於二、一加一要大於二，當然啦，我有時候也希望這個先生能夠平凡一點，像別人的先生一樣找個穩定的工作，有固定收入，可是後來我發現李應元好像不是位平凡的先生，往往就被他給說服了，因為他比我的口才好。」 姐姐早逝影響她投入公衛領域 說著說著，黃月桂就很開心的英出聲音來。她上有4位哥哥，本來還有位姐姐，但不幸因病早逝，卻也種下她矢志獻身公共衛生醫學領域的職志。黃月桂陷入往事中，聲音不覺低沈下來，姐姐從小就成續優秀，考高中聯考當天，姐姐在考場中突然眼痛不能視物，看不到考卷，監考老師權宜之下為姐姐口述題目，姐姐聽了就手抄在答案卷上，結果還考上台中女中。黃月桂說:「我姐姐真的好厲害，人家形容眼睛閉閉也能考上，就是在講我姐姐的案例。」後來，姐姐治療多年仍是群醫束手無策而過世，黃月桂總覺得可能姐姐罹患了腦瘤，卻也因此注下了她對醫療特別的有感觸。 黃月桂在台中女中畢業後，大學聯考第一志願填寫台大公共衛生系，第二志願填寫護理系，她說:「我的分數可以上北醫醫學系，但當醫生每次只能救一個人，但做好公共衛生一次卻可以救好多人。」黃月桂在台大公衛系與同班同學、雲林子弟李應元的感情故事，在李應元日前發表的自傳《人生的驚嘆號》一書中，寫得很清楚，她補充一段書中沒有的小故事，印象最深的是和李應元到自助餐廳共叫一盤菜餚;你儂我儂的、你一口我一口的「逗陣呷朋(一起吃飯)」。 後來，兩人結婚，一起到哈佛大學讀醫療管理碩士，又一起到台獨的「黃埔軍校」北卡大學念醫療經濟學博士，說起來，同窗同學又同床共枕至今也超過24年，夫妻生活有沒有衝突過呢?黃月桂說，在海外時，看到新聞播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還有周清玉、許榮淑的先生因為美麗島事件被捕，她和李應元就想凡是做個有良心的人，不能置之不理，其實，李應元每次做一些重大的事情，她也會有些意見，但她不是那種很固執的太太，兩人講到最後，李應元每次都會先讓步說:「好，好，我聽妳的，誰叫妳是我的頭家！」於是兩人就達成Agree to disagree(各自表述)，否則要是還各吵各的，「人生短短的，太浪費時間了吧！」黃月桂英著說，她覺得她和李應元其實和其他的民進黨政治人物夫妻一樣，就是很實在、很平淡的過生活，平常兩人都很忙，但彼此都有默契。 黃月桂曾因李應元一年多擔任駐美副代表及五個月擔任行政院秘書長，讓一向是教授身份的她披上「官夫人」的頭銜，她搖搖頭說，在華盛頓時，她還常穿條短褲去購物中心買東西，她也從不覺得名牌服飾有什麼要緊的，讓其他的國內派駐華府外交官夫人覺得不可思議，李應元奉調返國前，她們還聯名寫卡片說他是「另類夫人」。她補充說，無論如何，她還是要保有自己的生活，她會看情形同時扮演好當李應元太太的角色，但她不會因此就完全拋棄自我，她會維持目前每週在長庚大學授課9小時的教職，因為政壇上的官職會有下台的時候，她才不會跟著先生上上下下的。

比恕依‧西浪◎公共電視記者 「 扁柏」與「紅檜」合稱「檜木」，全世界只有幾個區域有檜木的生長，如北美洲的東海岸、西海岸、日本，以及台灣，而台灣是檜木生長的最南界，也是唯一亞熱帶氣候卻能擁有檜木生長的國家。 今年九月，公共電視環境新聞採訪小組與台灣山林文化工作室負責人賴春標，深入雪山山脈的北段主脊山脈，兩次歷經共十五天，強渡野溪激流、攀爬崩崖、餐風露宿，終於拍攝到傳說中的扁柏神殿之第一手影像畫面。過去大家所熟知的棲蘭山檜木，大多為林道附近散生的群落。九月三十日，公視新聞部將在「我們的島」節目播出這次採訪小組的初探歷程，這是目前所知的最大一片千年扁柏林，在電子媒體上首次曝光。 根據賴春標表示，目前北台灣的主檜木林帶，主要分布在雪山山脈的北段主脊山脈兩側山谷，海拔約在1800公尺到2500公尺間，面積粗估約有一萬五千公頃左右。賴春標歷經兩年、十餘次的實地田野調查，終於在大漢溪及蘭陽溪上游水系的檜木林區之中，發現最寶貴的成熟扁柏族群，其胸高直徑約一到三公尺，樹齡大多在一到二千年之間，部份散生群落甚至接近三千年的巨木，泰雅族人傳說中的扁柏神殿，確實存在。 置身在檜木林中的感覺，就像一個小人物進入參天古木中，是帶著一種敬畏崇拜的心情，讚嘆台灣高山峻嶺中竟然有這樣一個環境存在，而扁柏林就這樣安靜無聲的生長了上千年。隨著冰河時期南遷到台灣避難的檜木林，已經在這裡演化台灣的特有種，成為台灣島上最古老的「活化石樹」之外，也是最最道地的「原住民」。 但矛盾的是，這是在六十幾年的砍伐之後，因為民國64年葛樂禮颱風在石門水庫上游造成大量崩塌，這裡才劃設成保安林，逃過了被「開發」的命運，而我們才能有幸的看到僅存的巨大檜木林相。而在脫離了「拼經濟的勞工台灣經濟奇蹟時代」之後，我們才回過頭看到這一片檜木林，是全世界珍貴稀少的檜木林，除了應該了解之外，更應該積極的保護它。 ＊請參考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網址http://www.pts.org.tw/php/html/island/list_main.php

許極燉◎任教於明治大學 台灣語(福佬話)學界的泰斗王育?博士生前的著作(中文版)全集於7月中旬，由台北的前衛出版社出版發行。王教授的才氣?溢，?獵的學術領域廣泛而深遠。全集所涵蓋的範圍不限於語言學，而踏越到?史學、文學、政治評論、劇本、小?、社?評論、時評等。這些林林總總的著述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圍繞台灣，而著作的核心厥為他的母語台灣福佬語研究。易言之，台語的著述是整個《王育?全集》的金字塔，其中他的博土論文《閩音系研究》(日文版出版的書名是《台灣語音的?史研究》)可以?是金字塔上的「天守閣」，是現今世界上閩台語的最高權威之作。 王育?先生是台灣台南市人，19?(1943年)考入戰前的東京帝國大學支那哲文學科，翌年因空襲返回台灣。又翌(1945)年終戰後?任台南一中教員，因熱衷於新文化建設，而一邊從事台灣新戲劇運動。不久「二二八事變」(1947)發生，王先生的胞兄王育霖(戰前東京帝大法科畢業)被?殺，也感到自己身邊危險，乃於1949年潛往香港再偷渡日本。他抵日後，再度進入東京大學復學(1950)，跟隨中國語學界的權威學者倉石武四郎、藤堂明保博士學習。他的博士論文是《台語表現形態試論》，可見王先生很早就有志於研究台語了。實際上直到他因心筋梗塞猝然逝世(1985)的前?所發表的生前最後一篇論文〈台灣語記述研究的發展情形〉(收錄在全集第8冊)，前後35年之久，他的學問研究一直以台語為主要領域。 在進入新制研究所後，他的碩士論文是《拉丁化新文字的台語初級課本草案》(1955)。接?進入博士班繼續研究閩台語。在研究所，除了受到中文系的傑出學者的指導，更在日本語言學界耆宿服部四郎博士的?陶之下，習得了科學的記述言語學(descriptive linguistics)的方法。在東大博士班努力下14年之後，終於以《閩音系研究》獲得頒授文學博士學位(1969)。這本論文在王先生過世2年後以《台灣語音的?史研究》正式出版。論文的主審服部教授在序文裡引用當時的評語?，「本論文的記述研究極為正確，比較研究非常精密。….特別是文言音的?史和現狀，由於著者的努力，可以?好像看到了他的整個容貌。…本論文的業績整個地看起來，超過了先人在這方面的成果。」 王先生的一生所做的學問全都是針對台灣，而且為了熱愛他的祖國台灣，他更貢獻他的一切從事拯救台灣的獨立運動，而犧牲以至於鞠躬盡瘁。他在讀博士班的1960年，組織「台灣青年社」，發行《台灣青年》誌鼓吹台灣獨立運動。這個雜誌到今年6月剛好發行第500期，完成了時代性的任務而終刊。 台灣在戒嚴時代，他的文章著作沒能在台灣出現，而解嚴後他已過世。再加上他的著述全是用日文寫的，所以能夠受到他的教益的同胞畢竟非常少。筆者於36年前來日本繼續研習日本學，20年前開始步入語言學的領域，開始從事研習台語學。在台語學的領域摸索的階段，跟王先生「接觸」數年，拜讀他的著作以及他贈送的他的論文抽印本，使筆者得到很多的啟發。例如筆者致力研究的台語的歷史，得力於王先生的論文，諸如〈台灣語講座〉（全集第3冊），〈關於「十五音」〉、〈泉州方言的音韻體系〉、〈福建的開發與福建語的形式〉（以上全集第9冊）。雖然王先生不是筆者的老師，但是對筆者而言這種學恩有甚於恩師。所以王先生過世時，筆者即撰寫了一篇近兩萬字的〈王育德先生研究台灣話的貢獻〉（原載1986年1月6日~9日美國台灣公論報，後來收錄於拙著《台灣話流浪記》,1988）。 王先生對台灣的熱愛，不僅表現在對台語、台灣史、台灣文學的研究論述，對台灣獨立建國的貢獻犧牲，更展現在替台灣人原日本兵向日本政府爭取補償的長期抗爭運動。台灣籍原日本兵約21萬人的傷亡補償問題，國府一直不聞不問。1975年「二二八」時，王博士在他的篤交日本友人學者教授支援下，成立了一個組織，自任事務局長，向日本政府陳情、抗議、示威，甚至告日本政府到最高法院，獲得超黨派國會議員組織的同情與支持，才贏得每位傷亡兵200萬丹的弔慰金(1987)，然而王先生為此苦戰了十年，已經在前此二年前過世了。 王育德先生過世17年了。他對台灣的愛情，從語言、歷史、文學、政治的諸多論述，以及領導獨立運動的犧牲、奉獻，替同胞爭取權利、補償而不惜告日本政府。這一切莫不從王育德精神投射出來閃熾燦爛，同時都蘊藏在《王育德全集》裡面。今天台灣正迎向獨立建國的重要時期，台灣人的精神文化、民族的原點，非語言莫屬。台灣人的母語被禁錮達半世紀以上，目前母語教育剛在試步，台灣意識、本土文化的建設、充實可謂刻不容緩。《王育德全集》（中文版）的出版發行，適是因應時代的需要。雖然這一部5千5百頁的全集（15冊）不便說它是建國的經典，但是作為科學的學術著述，作為台灣人精神文化的食糧，無疑地充當是營養滿分的。

侯榮邦◎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委員 前天(九月一日)筆者好不容易與闊別三十三年的老友也是同志會面。三十三年絕不是短暫的時光，為什麼那麼長久沒見過面？原因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是蔣家政權白色恐怖統治下使然。 老友陳中統醫師高雄醫學院畢業後赴日深造，就讀岡山大學醫學院研究所專攻癌症的治療和血液學。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接到從台灣拍來的電報，只有五個字：「父病危速回。」為盡孝道，他接到這一通急電，立刻簡裝返台，從此一去不復返。 筆者為參加八月一日在東京舉行的台獨聯盟世界中委會年會和第二十九屆世界台灣同鄉會，待在東京迄八月中旬才返台，同月下旬，在朋友的公司偶然有一位職員，告訴說他看過昔日政治犯陳中統醫師的著作，書中有提起你的事。不禁令筆者驚奇，因為已經很久沒有聽過「陳中統」這個名字了。頓時迫不及待地拜託他儘速借給我看一下，兩天後我就收到書，一口氣把它看完，讓筆者百感交集，感慨萬千。 筆者於一九六七年在東京經秘密盟員李宗藩（已故前民進黨台南縣長候選人高票落選，後來當選國大代表，不久患肝癌去世）的介紹始認識陳中統醫師，當時筆者是「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前身）組織部負責人，經過幾次的交往和觀察，獲知他是一位豪爽開朗、樂觀進取、富有正義感的優秀青年，正是從事組織工作者求之不得的吸收對象。陳中統雖然學醫卻具有政治意識和知識份子的使命感，因此很快的宣誓成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秘密盟員。他在「生命的關懷」著作中，謙虛的描寫自己對獨立運動幾乎沒有貢獻，其實在筆者的記憶裡，他在秘密盟員中是難得的積極想要做事，且也有能力做事的優秀盟員。他曾經以其靈活的腦筋與機智，做過難能可貴的事蹟，他也曾經與我計劃做一件很重要的秘密工作，並且勇敢地答應我說他有自信完成這個任務，可惜他就是一去不復返。茲將書中印象較深刻的一部份記下來以饗讀者。 一九六九年元月七日，陳中統醫師經其姨母的介紹認識了台大醫學院醫技系畢業的蔡憲子小姐。陳醫師形容她落落大方，端莊清秀，談吐優雅，由於兩人學的都是相關醫科專業，一談之下，極為投契，大有相逢恨晚之慨。難怪經過幾次約會便墜落愛河，一個月後，閃電式地決定在二月六日完婚。 三天歸寧後，開始環島蜜月旅行，順道看些住在各地的親朋好友。沿途陳醫師發現令人忐忑不安的事，即不論搭乘公路局金馬班車，或是火車，以及計程車，總覺得有些人士在跟蹤，大多數穿著便衣。二月二十一日向老同學們告辭返回中和市住家。時已午夜，家人已入睡，憲子發現茶几上留有一張紙條寫著：「中統兒：十時左右中和派出所主管，撥電話來，要與你面談。父留」。剛看完留言，中和派出所主管來電說：「半夜三更真對不起陳醫師，希望您馬上過來，這是上級交辦的。」一進派出所，已有號稱孫組長的警總保處人員在場，旋即被套上一付眼罩，兩名特務人員挾持我坐在軍用吉普車的後座，似乎向台北市的方向駛去，大約不到半小時行程，直覺到一個門禁森嚴的地方，隨後將我眼罩拿下來，接著就是所謂的「疲勞審問」。 兩夜三天的疲勞審問是由三組輪流，每組成員三名，第一組組長為孫上校、第二組組長為崔上校、第三組組長為梁中校。 第一組孫組長首先第一句就問：「陳中統！你在日本這幾年，有沒有認識侯榮邦？」「見過兩次面，是經同學介紹。」我才明白是為了我曾參加「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這件事。「你有沒有參加他們的偽組織？」他問。「沒有」我回答。… 第二組進來後便開門見山的說：「我是崔組長，這位是石少校，這位顧中尉。」「好了啦！好了啦！這裡有十幾張紙，你先將自己的身世寫一遍。」…我只想打瞌腄哪裡能寫字，但不得不寫，不過我不記得到底寫什麼。 第三組的偵查員，也可說是審問員，進來後，中校組長自我介紹：「我姓梁，這位是林少校，這位是鐘上尉。」「剛剛崔組長要你寫的『供詞』，寫好了嗎？」「崔組長沒叫我寫供詞，只是要我寫身世啊？」「胡說！供詞就是身世，身世就是供詞！」… 到最後一次偵查黃上校說「陳先生！我與崔組長、孫組長、及其他幾位校官，是偵訊你參加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小組。」我加強語調回答說：「假如我真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不待在日本，還要回到台灣來？」「事實上在你的住家，我們搜索到你從日本帶回來的獨立宣言，那是台獨份子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三人聯名撰寫的反動宣言。」孫上校厲聲的斥責。「同時你在日本經常與侯榮邦來往，是不是事實？」崔上校接口問。「我已講過，只是偶而見過幾次面。」 我被羈押將近四個月，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終於接到「台灣警備總司令軍事檢察官起訴書」，竟然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之罪嫌起訴，若依照起訴判刑是唯一死刑，不幸中之大幸，結果是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一九七五年，蔣介石死亡，由嚴家淦繼任總統，頒布特赦令而減刑三分之一，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出獄為止坐了足足十年的冤獄。 陳中統醫師在書中頻頻提起在判決後第二年就被派服外役，因他具醫師專業故被安排在景美看守所醫務室看病，坐十年牢獄有九年服外役，當然比一般服刑者來得輕鬆和自由，以他待人接物修養和健談幽默談吐，自然會很快的與獄吏和周圍的人們融合在一起。加上他醫術高明，因而時有外出為獄吏家屬往診的機會，才使他異例的在獄中卻能生育一男一女。更有幸的是上天賜他一位秀麗的賢妻良母，兒女都去美國學醫，兒子畢業後在大學醫院服務，女兒現就讀於史丹福大學醫學院。 長久以來筆者心想雖陳中統醫師是基於其思想信念加入台獨聯盟，惟若沒筆者勸進，或許他不致去坐十年的黑牢，而耿耿於懷。如今獲知他事業有成，又擁有美滿的家庭，終於稍能寬解內心的歉疚。 如同上述筆者在偶然的機會看到陳中統醫師的著作「生命的關懷」後，恨不得馬上和他見面，書中開頭有幾張相片，還有立法委員賴勁麟先生為他寫序文，也知道他當中和扶輪社長，因此很快的查到他的診所電話，立刻撥電話給他並約在九月一日會面。 當天陳中統醫師帶著夫人依約在國賓飯店會面，這是闊別三十三年後第一次戲劇性的重逢。怎麼能不使我興奮呢？他帶了幾本「生命的關懷」著作送給我，我也帶了幾本有關台獨聯盟活動的書籍送給他。 戲劇性的重逢，我們兩個人莫不興奮而語無倫次，大談而特談。陳醫師依然故我，樂觀、開朗、健談。旁邊的陳夫人頻頻默默露出微笑，有時向陳醫師輕聲反應她的想法，頗令筆者羡慕這對夫婦的恩愛。 陳醫師表示這本書完全是記載他獄中生活片段，多年後將這些資料整理成冊出書，目的不是為了報復，也不是有恨存在，是為了留下歷史見證。他也說當年為贊成台灣獨立而入獄，至今仍不覺得後悔。他希望為動亂的時代留下一點記錄，提醒世人用關懷和愛，為台灣的未來努力。 大約三個小時的交談中，讓筆者再次深刻感受陳中統醫師對台灣這片土地的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