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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道雄◎師大音樂研究所教授 德國後期浪漫的樂劇大師華格納（Richard Wagner 1813-1883），在其著名的「尼貝龍指環」連篇樂劇的最後一部，以「諸神的黃昏」為終曲，訴說諸神因棄絕崇高的神性，滋生人世的貪婪與慾念，而導致整體神界的崩潰。 在現實的生活中，我們找不到神界，但若論足以讓凡世昇華，並且啟發人類良知，維繫生命價值，拓展未來知識與視野者，則大學雖非現世的神界，至少也應是一塊淨土。 然而，台灣的大學因嚴重的世俗化，在政經和權力的衝擊下，人們步入此莊嚴的學術上庠之門已不大能感受到智慧殿堂的嚮往，也不大可能喚發起良知的覺醒。大學精神的淪喪與價值的崩壞，其來有自。主要是教授們治校之後，權傾一時，少數更是矯矜不求自習，在世代交替、知識爆炸的年代，學術技能已瞠乎學子之後而不自覺，一些公立大學的教授，更是捧著鐵飯碗，渾然不知「諸神黃昏」的來臨。 大學教授的權益太受保障，缺乏制衡與評鑑，是大學質變最根本的問題。在我們尊師重道的國度裡，學生明知教授不行，又不用功，也少有人提出批判，反正你給我學分，大家得過且過，這是功利主義的惡性循環，也是大學集體的墮落。教授每週授課八小時，副教授十小時，除了部分兼行政工作，大部分只要不出大錯，學校不曾因教授不做研究、不寫論文、不做學術或展演活動，而不予續聘的。教授缺乏制衡與評鑑之外，還有層層的教師法和申訴委員會可以保護，要想動一位不稱職的教授工作，難如登天。 大學民主、校長無為，也是肇因之一。過去大學校長由官方指派，政治色彩濃厚，除少數真正學人之外，沒什麼學術權威可言，現在校長由教授們票選產生，則既無學術權威，也沒行政尊嚴。社會上所有選舉的弊病，大學選舉都幾乎難免，一到校長或院長級的選舉，拜訪、拉票和黑函、攻訐，習以為常。為不得罪「選民」，大學「民主」之後，校長可無為，教授們則氣燄高張，很多校務會議的發言，看來很像立法院。南部有一所公立科技學院，曾為要徵聘一位藝文科通識課程的專任講師，邀我做面試的客席甄選委員，場外有近二十名由網路公告後篩選過的國內外博士學位應徵者等候進場以電腦軟體做輔助報告，但場內兩派校方教授卻爭論不休，後來反對的一方竟不惜要退席讓評選會癱瘓流產，校長進來緩頰，有一兩名教授依然把身子斜靠椅背，態度惡劣，即使工友進來倒茶，也不應如此對待。我不知這是特殊案例或是常態，當時我只感到一陣深沈的悲哀。 「布袋蓮效應」也是教授素質低落的原因 。教育鬆綁、大學自主之後，不同大學，教師升等難易懸殊很大，尤其十幾所學校升等自審，教育部便加以承認，有的學校頗能潔身自愛，但也有學校獲得這種特權後，大量近親繁殖，不加節制，我們翻開一些大學的通訊錄，你可能會發現，一個系裡有五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都是教授。其內在的主因是國家沒規定一個系所裡教授所佔的名額比例，卻反而准以四到五位教授就可增加一位教授，這種「本金加利息」的複率計算，教授乃年年增多。大學教師升等雖分三級，但校評尊重院評，院評又尊重系評（號稱專業評審），所以往往系評一過，幾乎可直達教育部的認證。大學本來如一泓清淨的湖泊，但教授快速繁殖，有如布袋蓮衍生，大學當然很快就變成一潭死水。現在台灣的教授滿街走，廣告板不小心掉下來都會打到一兩個，據說在公共場合叫一聲「教授」，至少有三、四個人會回頭回應你。如果量多而質不提昇，有天「教授」的名望將比推銷員的名片和江湖醫生的錦旗更不值錢了。 雖然如此，國內真正全心全力從事教學與研究的教授也不在少數，現今的大學大概也只靠這些人在維持程度。義大利古諺說：「勇者上陣，疏懶者坐食」，真正在學術領域開天闢地者有之，但疏懶坐食者亦不少，其中還有很多權充政黨的打手，成天在電視的政治鬥雞場耍嘴皮，談八卦新聞。還有些官海浮沉的失意政客，來大學濫竽充數當起教授來的，筆者願在此提示一點：ＷＴＯ之後，不只意味著農產品的交流和關稅的解除，學術的國際交流也將會淘汰掉一些學校，不論私立和國立大學都會受到考驗，敬告那些在大學伸懶腰，飯酒作樂，備受呵護的「諸神」：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林健次◎淡江大學國際企業經營系副教授 李前總統最近說，財政部整頓農漁會信用部是「要消滅農漁會」。因為事實認知與語言習慣的不同，這句話對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理效果。有不同的心理感受，就會有不同的政策選擇。而有建設性、理性的討論，並達成可行的改革共識，釐清農民、農會、農業、農會信用部等四個互相關聯而又不同的概念，應該是必要的。 農民與農業 我們自己即使不是農民，也是農民的兄弟姊妹、親戚朋友、同胞百姓。農民的福利一定是大家所關心的，尤其是農民處於弱勢的時候。農民所從事的行業就是農業。一般說來，農民的福利與農業的發展是有正向關係的。這可以美國為例，大體而言，美國農業發達而農民生活優裕，美國農業同時也提供價廉物美的農產品。不過農民福利與農業的關係有時並不全是正面的，日本就是這樣。日本農民福利的提高，得自剝削消費者多、得自農業進步者少。這種從業人員的福利與其本業的榮枯背道而馳的現象並不奇怪。一個軍人待遇與福利特高的國家，可能有一支不堪一擊的國防部隊。從業老闆及員工享受高度保護的產業，也常是落後的產業。純就經濟利益而言，全國民眾的利益與農業發展息息相關。一般民眾即使可以不關心農民，但是不能不關心農業的發展與政策。 農會與農民 農會是農民的結社，是農民互助、合作，維護農民利益的團體。因此，農會代表農民去爭取權益與利益是當然的。不過，真正能代表農民的農會，必須是農民自由結社產生的，而不是統治者為了容易控制農民而設立的。這就衍生了一個農民結社權是否已經解嚴、現存農會是否能代表農民利益的問題了。在國民黨戒嚴時期，為了控制全國各行各業，嚴格執行一行業、一地區、一公會的制度，並由中央黨部派出職業黨工為總幹事。解嚴以後，集會結社權開放，不同利益、不同產業的工商團體，自由組織各種或不同、或類似、甚至互相重疊、競爭的公會，逐漸有百花齊放之勢。唯獨農民團體仍保持一地區、一農會，與統治區域平行的制度。 解嚴以後，雖陸續有人發起自主性農會，但都沒有成功。究其原因，不外戒嚴時期留下來的農會，享受太多的資源、擁有太多的保障、甚至行使太多的準公權力所致。農民在脫離現有農會必須犧牲資源的情形下，與既存農會平行或競爭的自主農會不易成長是必然的。這和國民黨享有太多的黨產，不利民主政治的競爭與成長的道理是相通的。因此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是，戒嚴體制殘存下來的農會，是不是最能代表農民、照顧農民的民間團體？是不是有很多潛在的、有活力的農民自主團體，在還沒有萌芽以前，就被現存的、具有龐大資源的農會擠壓而死了。因此現存農會是不是扼殺農民自主力量的劊子手，現存農會的利益與真正的農民利益是否有正面的關係，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 農會與農會信用部 農民或農業是否需要特殊的金融體系，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假如真的需要一個特殊的農業或農民的金融體系，也不表示一個農會必須設立一個信用部、開一家銀行。說一個農會必須開個信用部，就像一個同業公會必須開一家銀行一樣荒謬可笑。農會可以是農民利益團體，也可以是農民合作組織。農民可以透過農會，施行生產、行銷、推廣的合作。合作產銷與推廣，當然有需要融資的時候，但這與開銀行是截然不同的﹔有專業從事農業與服務農民的金融機構、滿足農業與農民的融資需要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用台灣農政、農會人士說要參考的美國農業金融體系為例。美國有形形色色的、難以數計的農民合作社。但從來就沒有一個農民合作社底下有信用部或銀行的。不錯，美國有獨立的農業金融體系，叫做農業信用體系（Farm Credit System）。在這個體系之內，現在有八家農業銀行及約二百家農業融資機構。這些銀行、融資機構都是股金制或由私人集資成立的，與農民合作社或農會沒有隸屬關係。這就像台灣的產業同業公會的會員，可以各自選擇往來銀行、各自投資不同的銀行一樣。更重要的是這些農業金融機構不能吸收存款。他們的資金必須到資本市場以債券或各 種不同形式的票券去募集。貪污腐化、管理浮濫是不容易募到錢的。 台灣銀行界今日壞帳龐大的主因 ，來自於財團對於銀行的直接控制，把銀行當成私人財團的金庫。但是，私人財團至少在法律上與銀行有所區隔，而農會與農會所控制的信用部，甚至連法律的區隔都沒有﹔難怪農會信用部會變成農會或農會幹部的私人金庫了。事實上，主導農會運作的農政人員認為為整理農會信用部等於消滅農會，並非言過其實。既存的農會之所以成為地方上排他性的農民團體，除了受託政府許多業務以外，靠的就是農會信用部這座產權不明的金庫。既存農會喪失了金庫，資源失去大半之後，地方農民自主組織與團體更有成長茁壯的機會，甚至取代既存農會 。這就難怪既存農會的主導者要憂心忡忡了。 農民福利與農業發展才是目的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農會信用部是農會幹部離開農民利益更遠的誘因與金融亂源，更是農民自主組織成長的絆腳石。在農民、農會、農業、農會信用部四者之中，農民福利與農業發展是目的，農會與農會信用部只是工具。只要農民福利的提昇與農業發展的目的，可以經由其他途徑達成，則現行農會與其信用部的被「消滅」 並不足惜，甚至值得慶幸。假如我們有一套符合農民自主需要、讓農民自由發展組織的法律機制與誘因機制，讓「不排他」的農民團體與合作社可以成長茁壯，誰說我們還需要現在的「行政區域式」的、「排他式」的、統治式的農會呢？假如我們能設計一套，比現行的農會信用部更能服務農民的農業金融體系，誰說我們還需要現在人謀不臧的農漁會信用部呢？ 從現實面去看，台灣的農會已由非農民所控制，謀的也不必然是農民的福利。看看農政人員的背景，看看農民「代表」與地方政客與黑道的關係，看看選舉時由農會信用部運出的一袋袋鈔票，你還能相信既有的農會與農會信用部會對農民的福利與農業發展有貢獻嗎？ 沒有人相信財政部整頓農漁會信用部是要消滅既存的農漁會﹔財政部沒有那種眼光與能耐。但是假如因此得以重新思考並建立台灣農業金融的新架構，並使台灣農民的自主力量與組織得到生機，那麼消滅戒嚴時期留下來的農會體制不就是必然的結論嗎？

林朝億◎台灣日報記者 民進黨成立十六年，昨天舉辦十六週年茶會，看似風風光光。其實，當年充滿了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辛酸。十八人建黨工作小組執行長黃爾璇昨天表示，其實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就打算以「黨外公政會」為基礎組黨，可惜並未成功；最後，之所以會選定隔年九月二十八日組黨，主要是算準了隔天教師節補假一天，國民黨高層都忙著打麻將，沒有時間處理組黨事宜，民進黨得藉由空檔爭取海外力量聲援進來之故。 提到這段組黨艱辛，黃爾璇說，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本就想藉由黨外公政會基礎組黨；十二月二十六日將公政會改名為公共政策研習會，刪掉了公職人員才能參加的條款。不過，這一波的組黨工作，在國民黨分化、威脅下，到了一九八六年二月就失去了動力。 隨後，一九八六年七月三日起，每週展開密集的組黨秘密會議。第一次參與的有，江鵬堅、費希平、尤清、張俊雄、謝長廷、周清玉、陳菊、傅正、黃爾璇和康寧祥。開會間，康寧祥數度接聽電話，態度上略顯猶豫。黃爾璇表示，事後他與傅正、尤清等人討論，「老康這樣子可能會脫隊，但是，他又是大老，沒有他參加，不夠圓滿」。因此，決定在進行到第二階段組黨時，再邀請康寧祥加人。此外，為避免國民黨監控，往後會議不用電話通知，由參與者自行前往開會場合。 九月中旬召開三次擴大會議，其中，九月二十七日，敲定在隔天舉行的後援會上正式組黨。談到這組黨的風險，黃爾璇形容當天一共有三十多人與會，但是簽名的人只有十幾人，有的人不敢簽、有的人藉故離去。不過，他們還是對於二十八日變更議程等進行模擬，由費希平主持會議，謝長廷起草決議文等。 不過，二十八日還是發生了一些小插曲。前國策顧問陶百川事前並不知道，黨外當天要組黨，他非常熱心，主動前來參加後援會。陶百川一到會場，傅正馬上拉著他往外走，不讓他介入。黃爾璇回憶說，當時傅正告訴他，「不要讓這位老仙仔在這裡，不然萬一國民黨要抓人，就少了一個救援的人了」。 隔天，在費希平家中開會，敲定了成立十八人建黨工作小組，分組進行建黨工作：以費希平為召集人，江律師擔任組織組召集人，黃爾璇則擔任執行長兼政策組召集人，其餘人士包括，江鵬堅、張俊雄、謝長廷、周清玉、陳菊、傅正、黃爾璇、游錫?、蘇貞昌、許榮淑、邱義仁、顏錦福、李勝雄、洪奇昌、郭吉仁、康寧祥等人。一直到十一月十日建黨完成前，國民黨還陸陸續續派人前來關說，希望不要現在組黨，等到選後再講。期間雖然有部分人士同意國民黨的條件，不過，大家研判一定等到選後再談時，恐怕立委當選人就不一定會同心協力的推動這個工作。也因此，經過幾個月的折衷協調，第一個台灣本土產生的政黨，總算存活下來了。

林建良◎在日台灣同鄉會長 「雙十節」語出1911年10月10日、由反政府的「新軍」發動的武昌起義。而隨後與此起義完全無關的孫文接收了此成果之後，「雙十節」成為「中華民國」的建國圖騰。對當時的台灣人而言1911年10月10日是發生在鄰國中國的武裝改變，而今日「雙十節」卻是台灣人受歷史翻弄的象?，附隨在「中華民國」的大亡靈之下繼續糾纏著台灣人。由於歷史的捉弄，當時受「中華民國」体制迫害的人進入「中華民國」体制的核心。而當時身處「中華民國」權力中心的人，一邊高喊「保衛中華民國」，一邊與中國眉來眼去，到處與現政權作對。以打倒「中華民國体制」為務的本土派勢力在取得政權之後，卻反而必須去保護原本是敵人的金斗甕，高舉壓迫台灣人的圖騰，慶祝「雙十節」的活動就是其中之一。 「雙十節」對台灣人而言，完全沒有慶祝的意義，「雙十節」也得不到任何台灣人的感動。本土派在取得政權之後，還必須依章行事地去高舉過去迫害台灣人的圖騰，也正是台灣人的悲哀。我們期待有一天能真正慶祝屬於台灣人的日子，不再高舉舊政權的圖騰來侮辱自己。

許世楷◎靜宜大學教授 一、此關係應該置放在整個國際環境來了解，尤其是不能忽視美國的動向，其對極的蘇聯動向也應該留意。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形成的美、蘇兩極化國際政治結構，在1970年代起變化。(1)一向在軍事上優勢的美國，有被蘇聯趕上之兆，例如大陸間飛彈的保有數量在1970年逆轉。(2)美蘇兩陣營內漸有多極化現象，例如中蘇對立在1969年演成珍寶島軍事衝突；歐州各國、日本的經濟成長顯著，相對降下美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3)越南戰爭長期化，以及引起美國國內分裂，使美國本身以及各國對美國的力量感覺有限性。 1968年Nixon當選美國總統，與Kissinger商量訂定：(1)與蘇聯交涉核武管理，以緩和美蘇對立。(2)接近中國，以迫蘇聯在核武管理交涉的腳步。(3)以(1)(2)來促成越南戰爭的結束。1971年7月Kissinger祕密訪問北京，旋即美國發表Nixon1972年將訪問北京，日本稱之謂Nixon shock。 1970年聯合國大會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的Albania案表決，有過半數贊成，雖然該案是重要事項需要3分之2才通過，但是表現出來一種形勢。當年10月加拿大、11月伊大利與中國締結邦交，留意take note中國的「一個中國」主張。 在此情況下，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Albania案。 1972年2月Nixon訪問中國，共同發表『上海公報』，認識acknowledge中國的「一個中國」主張。 日本在自民黨長期政權下，不是以政黨輪替而是以首相交替做政策變換。繼佐藤榮作做首相的田中角榮，與競爭者台灣派福田糾雄對抗，即時開始與中國復交工作，9月發表共同聲明，表示「理解、尊重」中國主張的「一個中國」，進入「國交正常化」。另一面與「中華民國」斷交，12月設立交流協會。 在這裡中國主張的「一個中國」通常包含以下三點：(1)中國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2)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是中國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份，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3)各國與台灣的邦交是不合法的，應該廢棄。而對此除了「承認recognize」以外，有上述留意、認識、理解尊重的對應三方式。 如此，台日中關係必須置放在國際環境裡面去了解，尤其是要了解日本對台灣、中國的關係，一定要考慮到美國這一個變數。過去如此，現在及將來也是如此。 二、台日斷交，旅日台僑受衝擊，在中共派的中國華僑總會、以及國民黨派的中華民國華僑總會之外，獨立派公開召開大會討論今後對策，此舉鞏固了在日台灣同鄉會的基礎。 斷交以前，「中華民國大使館」可能是由於基於「中華」一向不發給放棄國籍證明書，要辦理歸化日本的一部份台僑不得已，轉向中國華僑總會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然後放棄國籍拿到證明書。斷交不久，「中華民國大使館」才朔及日期發給放棄國籍證明。「中華民國」萬事總是事過境遷，才做。 三、1971年Albania案得到過半數以後，日本、美國有想將台灣以「台灣」名義保留在聯合國的活動，後來還是因為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主張，演出「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回顧「中華民國」的外交，就是爭取中國正統的外交，一直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取誰代表中國，有似「國王的新衣」故事裡面的國王。 到1990年代，有「兩個中國」論的出現，這是主張有「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國家存在的分裂國家理論。是將台灣問題由內政問題，清楚提升為國際問題。但是仍跳脫不出中國的陰影。如此即(1)第一步需要中國的同意；(2)中國不同意時，反而成為自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台灣應該尋出一個與中國無關係的路線，我提倡「台灣新生國家理論」的原因在於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從未屬於中國，且自1949年占領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亡命台灣，1951年『舊金山和約』以後台灣更處在國際地位未定狀態，自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1990年代台灣化、民主化以後，台灣成為一個「事實上獨立的國家」。等待(1)放棄「中華民國」體制；(2)表明要成立一個獨立國家的意志時，即將成為「法理上獨立的國家」，而此可以「以台灣名義申請新參加聯合國」的一個動作來完成。所以所謂台灣獨立建國，也可以說是要將台灣建立為一個法理上獨立的國家的活動。 四、因而「以台灣名義申請新參加聯合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此「制憲運動」是一個很重要的運動基礎，而「正名運動」是更廣泛大眾可以參加的運動。 五、30年來日本對中國很客氣，中國以歷史教科書、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加壓力於日本，得到每年約2000億日圓的ODA，但都無感謝表現。最近有些變化，要削減ODA，9月10日小泉首相在紐約的外交關係委員會演講：台灣、中國都是與日本關係很深，日本希望兩岸和平解決問題，為此日本願意盡力。這是與過去日本盡量要避免將台灣與中國並提，不同的變化。 既然日本開始談到台、中間維持和平關係，而且甚至在憲法上規定：不以武力做為解決國際問題的手段，為此放棄保持軍隊、放棄國家的交戰權。我想目前對日外交很重要的一個焦點，是要日本對中國擁有400基飛彈瞄準台灣一事，表示意見。 ＊今年正值台日斷交、中日建交30週年，以下一文是在9月27日台灣心會所舉辦「台日中關係30週年回顧與展望」座談會中，做為與談人的發言大綱。

張茂森◎自由時報記者 我國駐日代表羅福全也以「現場指揮官」的立場回顧台日斷交三十年，他認為台灣能從七○年代在國際社會中處於最惡劣的情況，逐步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至少基於三個條件，第一是台灣的經濟發展；第二是台灣的民主化；第三是台灣的對中政策由漢賊不兩立到和平共存。 記者與羅代表的訪談大要如下。 問：請你對七二年日本犧牲台灣轉而承認中國做一個回顧。 答：我覺得在這個時候來檢討台日斷交三十年是很有意義的，當時季辛吉沒有通過日本而密訪北京，對日本造成很大的衝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日本很大的鄰國，當時日本是站在反共的立場和美國交往，沒想到美國偷偷地私會中國，因此日本也就不顧一切匆匆忙忙和中國建交，當時因為中國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而使台灣在國際社會出現大退潮。 幸好台灣很成功地發展經濟，可說是與先進國家並列，同時也因為完全民主化而受到世界民主主義國家的重視，在對中國政策上也由「漢賊不兩立」轉為「和平共存」，這是台灣沒有因為外交上大幅失利而沈沒的原因。 問：這三十年來台日間所發展出來的是怎樣的一種關係？今後又將如何？ 答：七○年代的日本想幫助中國，是希望中國能現代化，安保的項目則由美國來做，但是現在發現中國經濟強大以後，軍事上也不斷地擴張，因此除了修訂日美安保新指針之外，最近也積極制定「有事立法」、「周邊事態」等安保相關法案，開始關心亞洲的安全問題，現在的日本政治家已經排除親中、親台的傳統政治思考，凡事以日本的國家利益為最優先考量，這是對台灣有利的大環境，以最近因訪台未能獲准憤而辭去外務省政務官的眾議員水野賢一為例，他一方面認為日中關係非常重要，但也堅持不能因此而故意忽視台灣對日本的重要性，這是當今日本政治家的傾向，我認為整個大環境對台灣在日本的外交空間拓展是有利的。 問：你是對日外交的「現場指揮官」，今後對日本的外交工作順位是什麼？例如對制定『台灣關係法』的看法。 答：台灣最重要的是如何恢復國際地位，ＷＴＯ等於是經濟上的聯合國，在ＷＴＯ的遊戲規則下，台灣會有更大的空間，日本政府也表明支持台灣成為ＷＨＡ的觀察員，台灣不必堅持日本制定類似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理由是美國有防衛台灣的歷史背景，日本與美國不同，台日間的實質關係毋寧比較重要。 問：你對日本政府的要求是什麼？ 答：我覺得日本已開始發現自己必須對亞洲提出更多的貢獻，而且也開始知道日本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日本如果能進一步分辨出什麼時候要說「YES」，什麼時候要說「NO」，日本的地位將更為提高，換句話說，就是日本必須早日排除「戰敗國家」的陰影，走上「普通國家」的正路。我們並不要求日本特意為台灣的利益辯護，只希望日本在強權的前面也能堅守日本的國家利益，如此台灣的利益就不會因為中國的壓力而被日本犧牲掉，幸好這種「日本國家利益至上主義」的年輕政治家已經逐漸成為日本政界的主流，我一直認為這是台日關係的幸福。

張茂森◎自由時報記者 台灣人對台日斷交三十年到底有什麼感受，日本昭和大學名譽教授黃昭堂表示，他不認為日本和中國建交對台灣是一種背信行為，他指出，造成台日斷交的最大禍首是蔣介石政權的「漢賊不兩立」政策。 黃昭堂的訪談內容如下。 問：請你以台灣人的身分談一談台日斷交三十年的問題。 答：這三十年來我不認為日本人背叛台灣，因為當時蔣介石政權堅持「漢賊不兩立」的一個中國政策，日本要選擇北京政府還是蔣介石政府是基於日本的國家利益，當時蔣介石說他代表全中國政府，這好像「橫柴拿入灶」，是不可能的。當時要強迫日本承認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是不可能的，而且前一年聯合國也通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國的政府，因此日本選擇北京政府是有道理的。 當時有一個辦法是雙重承認，可是被蔣介石否決，如果他接受雙重承認留在聯合國，現在也不必怕中國的飛彈，更不必為ＷＨＯ的問題傷腦筋，台灣也不必要編龐大的預算買槍砲，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政策對台灣的傷害實在太大了。 問：台灣用什麼方法來補救損失？ 答：現在生米已煮成熟飯，在「漢賊不兩立」時代的國民黨政府外交官實在很辛苦，現在的民進黨政府外交官更辛苦，外交官的自尊心受挫，三十年來台灣的外交無法突破是必然，台灣不要一味說日本媚中，日中公開交往三十年自然有人脈，也有感情。但是有努力就會有報酬，在歷任駐日代表的努力之下，台日關係也有若干提升，如護照直接蓋印、七十二小時免簽的問題都已解決，現在不能再有「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夢幻，台灣所代表的就是台灣，實實在在地腳踏實地就會有人尊重，我認為建立對台灣的國家認同是外交工作的一環。 問：道理在哪裡？ 答：例如我們現在正在進行台灣的正名運動，在日台灣同鄉會也在東京發動過遊行，要求日本政府將在日台灣人的外國人登錄證上的國籍登記為「台灣」而不是「中國」，抗議書送到法務省，法務省的官員說，「很抱歉，我們不能這樣做，因為台灣的居民還有人說他是中國人」，一句話就打了回票，這就是認同的問題，百分之一百的日本人都說「我是日本人」，而有一部分台灣人則不敢說自己是台灣人，這也是蔣介石強迫台灣人要說「我是中國人」的「德政」，甚至也有人說「我是台灣人但也是中國人」，這等於是說「我是男人但也是女人」一樣，真正笑死人。 如果所有的台灣人都能拍胸膛大聲說「我是台灣人」，日本法務省可能就不得不考慮把台灣人的國籍由「中國」改為「台灣」，駐日代表處在和日本交涉時當然成功的機會大增，對台灣的認同可以使外交工作更加順利。 問：你認為日本應該怎樣對待台灣？ 答：日本應把台灣看成一個很普通的國家，台灣本身也必須努力做好一個普通的國家，例如台灣目前開放地圖自由出版，這就不是一個普通國家應有的責任，這樣一來，同樣住在台灣，統派畫出來的地圖連蒙古、南沙諸島都在內，獨派畫出來的只有台灣和澎湖群島，一個國家有好幾種地圖，實在亂七八糟，台灣政府與台灣人民都必須很務實地經營台灣，這是台日關係或是台灣與世界其他國家發展正常關係的基本。 　

莊承業 一、美國 因為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以及台灣的民主化，所以美國一直支持台灣。 美國的一中政策是根據一九七二年美國和中國簽署的上海公報而建立的。該公報說「美國認識在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同意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公報上只有註明美國認識而不是承認。這份公報沒經過美國國會的通過，所以不是一條法律，只是中美兩國政府暗中黑箱作業所做的決定。 三十年後的今天，台灣走向民主化，台灣居民有權自認是台灣人時，只要超過半數，上海公報就變成廢紙一張。台美人全力遊說國會議員們，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目前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是根據一九七九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台灣關係法」來擬定。台灣關係法是一條法律，美國政府必須遵守，其法律功效高於上海公報。上海公報不是一條法律，所以美國政府是可以隨時取消上海公報。關係法所關注的是台灣安全，而不是中華民國這個招牌。 布希政府對台灣相當友善，台灣和美國的關係也非常密切。二○○二年四月布希不但自己脫口說出「台灣共和國」，八月二十六日美國副國務卿阿米搭吉在北京親口說出「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並不表示反對台灣獨立。」布希政府慢慢體會到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一中政策開始鬆動，只是等待時機來改變而已。只要大多數的台灣居民贊成「台灣共和國」為國名時，一定會加速美國對台灣主權的承認。 二、聯合國 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取代中華民國的席位後，只要是中華民國的資產，中國有權接管。日本和南韓的領事館被中國接收之後，國民黨政府一聲也沒吭過。 在聯合國官方報告上，有關台灣部份都附加「是中國的一部份」。如果台灣繼續使用「中華民國」，中國會強詞奪理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如果改用「台灣共和國」時，中國就無法無理取鬧。更何況聯合國明文規定人民有自決的權利，行使民族自決是對付中國的最佳武器。 三、中國 除上海公報、聯合國的官方報告之外，中國一直認為國民黨佔領台灣是一九四九年後國共內戰的延長。有一天大多數台灣居民贊成更改國名為「台灣共和國」時，中國的內戰論就無疾而終。在國際法上，中國無權也不敢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中國只好用武力來威脅台灣。目前中國沒有能力武力侵略台灣，是台灣更正國名的最好時機。 四、台灣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命令國民黨暫時代理聯軍管理台灣（參考李筱峰著作《台灣史100件大事》下冊）。沒想到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就非法佔領台灣變成中華民國的領土。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和平條約簽訂時，明文記載日本放棄對台灣的權利，並沒註明台灣是屬於那一個國家。五十年後的今天，如果台灣居民繼續使用中華民國，會被國際誤解台灣居民願意和中國統一。 台灣居民需要瞭解本身的歷史，台灣居民無緣無故被迫捲入國共內戰的糾紛，永難脫生。根據過去歷史的記載和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條文，中華民國目前擁有的領土只有金門和馬祖而已。台灣居民有權要求這個島嶼應該歸還給台灣人，最具體的做法就是更正國名為台灣共和國。台灣正名運動可以徹底破解五十多年來加在台灣人身上的四個符咒「中華民國」、「我是中國人」、「國共還在內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解脫後做一個有尊嚴的新台灣人。 有一個新的國名台灣共和國，不但名正言順，而且會得到美國和國際的支持，進一步順利加入聯合國，變成一個正正當當的主權獨立的國家。 五、結論 台灣的前途是操在台灣居民的手中，也就是你的手中，不是中國的飛彈。只要台灣居民有信心、有毅力，繼續走民主、自由、人權的路。更要緊的是宣傳和支持台灣正名運動。大家來參加二○○三年五月母親節那一天台灣正名運動的大遊行。 有一天，大家做伙歡歡喜喜來慶祝台灣共和國的誕生。

李應元◎民進黨提名台北市長參選人 一九八一年，密特朗當選法國總統，就職典禮那一天，密特朗手持一朵紅玫瑰進行宣誓，那個畫面至今仍深深烙在我的腦海中，原來政治可以如此優雅、如此有情調，在嚴肅的儀式之外，可以有人味，可以有文化意涵，政治不必然是殺伐，不必然要流盡最後一滴血。 人類的歷史是部征戰的歷史，從漢民族到羅馬帝國，每一篇史頁，都充滿血腥，充滿暴力、仇恨與死亡。 這種征伐的循環，到了二十一世紀應該有所轉變，也必須有所轉變，不同的種族、不同的文化，應該依賴溝通、說服，和平共存於世上。國與國之間，不只是比力的大小，更要鬥智，透過不斷的對話，相互尊重對方的存在。 國與國如此，國內不同的政治團體又何嘗不該這樣？選舉雖然有勝負，必然有人上有人下，但過程中可以快樂一點，有趣一點，文明一點，最重要的是「尊重對方的存在」，不必把對手的成就與努力一筆抹煞，選情可以激烈，但不該有仇恨。 因此當媒體問我給馬英九的市政成績打幾分時，我給了六十分，我肯定馬英九的努力，給了個及格的分數，但台北的市政不可否認的可以做得更好，有極大的成長空間，這就是雙方雖有競爭，但可以肯定對方的成績。雙方在激烈競爭下，還是保持一定的尊重。我希望透過這次的參選，能塑造一種參選者以禮相待，君子之爭的氣氛。 馬英九的回應很有風度，他感謝我的評分。當雙方都心存善念，都給對手留餘地，這樣政治就可以走向一個正循環，有競爭而不鬥爭，有輸贏但不致人於死。 這段互動過程中，很遺憾的是馬團隊的官員，以相當激烈的言詞反擊，這實在是很沒有必要的事情，反應出低落的政治水準，也是台灣「拼生死」的政治文化令人不悅的地方。 由於我深信政治可以快樂、可以優雅，因此，不但在選舉中打出陽光市長的口號，對於未來的市政，我更提出「仙樂飄飄處處聞」的構想，讓藝術融入生活，台北市可以生活的有品質，讓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人生有夢最美」，一個城市也應有其夢想，我希望台北市成為一個「真、善、美」的城市，像紐約一樣成為各種文化、語文、種族的大熔爐。 密特朗於一九八一年在愛榭麗宮，贈榮譽騎士勳章給《百年孤寂》的作者馬奎斯時，說了一句話，「你屬於我熱愛的那個世界」，當時已名滿天下的馬奎斯聽過各種讚詞，但密特朗這句話一出，立刻令他熱眼盈眶。 來自中南美洲的馬奎斯，可以被法國總統視為「屬於我熱愛的那個世界」，國內的不同政黨的人，更是應該共同屬於「我熱愛的那個世界」－－那個有夢、有質感、有文化的世界。 在彼此熱愛的世界中，應該彼此認同，相互接受，相互鼓勵，有競爭也有合作，展現二十一世紀應有的文化與質感。

待業半年多　仍不忘「男兒志在四方」豪情　李進勇沈潛後再出發 陳水旺◎自立晚報記者 民進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李進勇，精神抖擻體格一級棒，原來他靠著不斷的運動，半年之內減重八公斤，他形容自己長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打高爾夫球、潛水、騎腳踏車，少吃多動讓他「中年發福」的身材獲得控制與改善，從沈潛到「再出發」，李進男的事例亦印證了「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這句勵志格言。 去年的十二月一日，當時行情看漲爭取連任的基隆市長李進勇，竟輸給各界從未看好的競爭對手，選舉的結果跌破專家眼鏡。接著他被友人推荐競選黨主席、爭取監察委員均未如願，「失業」半年多的李進勇一方面準備「回律師樓」重操舊業，也加強體能訓練，才五十出頭的他不認為自己「可以退休了」。 一九五一年出生於雲林縣四湖鄉的李進勇，少年時代曾歷經坎坷歲月，「流浪到台北」之後，半工半讀完成高中學業。再從中興大學考進台大法律研究所，開啟了他另一段人生史頁，不但通過司法官考試，還取得律師執照，從法官生涯退下，自設律師事務所，十一年前李進勇兼任民進黨基隆市黨部「平民律師」，起先只是玩票性質、每週六下午才到基隆作法律服務工作，沒想到他的「熱情、正義、阿莎力」的服務口碑逐漸打響，變成每天至雨港結交三教九流，並且初試啼聲即以黑馬之姿當選立委，第二屆更是最高票蟬聯，六年後基隆市民用選票把他送上市長寶座。 「大頭大頭，下雨不愁，人有雨傘我有大頭」，李進勇被人叫「大頭勇」絕非浪得虛名，經常下雨的基隆市，造成人們生活起居上的不便，李進勇卻甘之如飴，即使滂沱大雨他出門也不用雨具，光是這一點就教基隆人印象深刻，據「勇仔」的說詞，雨天的基隆另有一番浪漫氣氛。不過在兩次大雨市區淹水之後，擔任救災中心指揮官的李市長，開始對下大雨有了莫名的恐懼症。為了替地方祈福，他還特別至佛寺「打禪七」戒菸戒酒長達六個半月。 李進勇競選連任，提出一百億打造「港都」政見，行情各方看好，不料在決戰最後關頭，一對一的選局，國親合作效應發酵，加上李進勇的「法律人性格」使然，不肯善用行政資源，對於攻訐耳語亦不多加解釋，選情開高走低乃至黯然落敗。李進勇倒是風度十足的坦承失利，並祝福對方真的能帶給基隆市民「有財有利」。 突然自政壇被「強迫退休」，李進勇體認世事之無常，除了重操律師舊業之外，計畫出國深造，學校也申請好了。以前因擔任法官、縣市長無法至中國大陸旅遊，李進勇想趁此空檔偕夫人至大陸看看，接任民進黨中央副秘書長一職之後。這些如意算盤都必須延期了。 在「待業」的半年多時間，李進勇重溫了與妻小的天倫之樂，但也難忘「男兒志在四方」豪情，隨時有再出發打算，所以他每天只吃一餐，而且不碰零食，加上不停的運動，潛水、打球以外的時間，自己騎單車健身，目前的體能可以說處於顛峰狀態，朋友戲稱是「狗公腰」，彷彿少年家的體形，跟他當年服兵役時的精力一樣，永遠不覺得疲憊。 擔任民進幾中央黨部要職，尤其組織發展工作必須全省走透透，出生在台灣南部，在中部唸過書，曾於東部當過法官，至基隆擔任兩屆立委、四年市長的李進勇，又可以重新展現其熱情、正義、阿莎力的魅力，而體育選手般的條件不啻是他「拚業績」的最佳後盾。

施並錫◎國內知名畫家　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古今多少奇男子，難得護國寺裡明觀師。難得他十幾歲就剃度出家。難得他留了一臉大鬍鬚，難得他頭頂上有三個戒疤，與眾不同。難得他當了和尚，卻天下事、台灣事，事事關心，並且身體力行。難得他從事建國運動，關懷眾生人權。難怪認識明觀師父的人，都用「明觀」兩字的台語諧音，稱之為「民權」師父。 明觀師父不僅是民權師父，更是人權鬥士，他頂上三個戒疤，應當是誓願「斷惡修善，渡一切眾生」，並誓願「護國衛社稷」。巧合的是這位堅持台灣自主優先的出家人，住錫在台北市臨濟護國寺，然而吾人盡知明觀師一生矢志所護者，應是台灣國。 人世的明觀師父誠然是特殊奇異的僧人，當年郝強人擔任院長的緊張時代，天天喊抓民主電台。明觀師父卻無有恐懼地提供帳戶名李明觀予某台灣電台之台呼使用。許多人也知道收入有限的他，卻縮衣節食，竭其所能地捐助慈善組織，甚至是台教會或建國黨等等。這正是師父實踐「斷惡修善，渡眾生，救台灣」的具體行動。他不擅長篇大論，內斂緘默。縱然他有些想法讓不少平庸世人當成離經叛道。他終究是位能讓自己保有返回性靈根源能力的人。明觀師十分率真，永遠忠實於自己的理念。順著自然的稟賦，發揮了上蒼所賜給的能力，是「利物而不爭」之不泥古法的僧人。 佛家說「法輪常轉東西轉，佛法逢源左右通」。明觀師不遠離世間，且積極關心世間人事物。所懷者是對眾生萬物之大愛以及台灣的未來。師父認真求學，博覽群籍，他以知導行，且知且行。其抱負和誠摯，信念與勇氣，給人強烈的「千年暗室，一燈即明」的啟發。 然而就在八月中旬，明觀師父就因肺炎併發症而捨報辭世了。這使得眾多走向台灣路的仁人志士們無限哀傷與懷念。我們難用高僧大德稱呼只有五十三個歲月的明觀師，在咱e社會，那不尋常的平凡生命之存亡，是不太被重規的，我等不忍見及如此愛著、護著吾土吾民的不尋常出家志士，在辭世後，旋即被世人忘得一乾二淨，故我懷悲抒文以誌悼明觀師父;並準備以虔敬的用筆用色畫成師父法相，冀祈法相長留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