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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峰◎世新大學教授 　　陳水扁問宋楚瑜：「請您講清楚，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宋楚瑜不願意講清楚，卻顧左右而言他，回答說：「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建國以來，對外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你們說對不對？對內來說，是個主權在民的國家，你們說對不對？」那些在宋楚瑜台下對歷史相當無知的天真民眾就跟著起鬨，立刻回應：「對！對！」 　　 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就在油腔滑嘴的政客與愚蠢無知的群眾的一搭一唱之間，被模糊掉了。容我以一名大學歷史教授的身分，回答宋楚瑜的是非題：「不對！不對！」 　　 先就對外主權而言，自一九一二年以後，中華民國仍受制於許多不平等條約，連關稅都不能自主，其境內仍有許多外國租借，主權並非完全獨立。況且統治者仍一再為了自己的統治方便，而繼續讓度國家的部份利權給他國，別的不必多說，我們只要看看一九一五年袁世凱承認日本的廿一條要求，一九三三年蔣介石與日本訂定的「塘沽協定」（承認日本佔領東北和熱河，並將其察北冀東大片國土拱手讓給日本），就可以回問宋楚瑜「這是哪一門的主權獨立的國家？」 　　 至於說一九一二年起中華民國就是「主權在民」的國家，就更愚昧無知了。宋楚瑜及其臣民難道不知道？中華民國成立不久，就進入袁世凱專政時期；袁世凱之後，接著就是軍閥割據的時代。孫文結合南洋軍人建立南方政權，對抗北洋政府，南方陣營紛紛攘攘，北洋軍閥也混亂不已。請問這期間以什麼民主的程序出現過什麼「主權在民」的政府？孫文還坦白承認那是所謂的「軍政時期」，既是軍政時期，尚不能「還政於民」，何來「主權在民」？到了一九二八年蔣介石號稱「完成北伐」、中國國民黨於同年十月三日通過「訓政大綱」，國民政府於八日公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進入所謂「訓政時期」，實際上是國民黨不折不扣的「一黨專政」，何來「主權在民」？ 　　 更重要的是，一九一二年起建立的中華民國，剛好不包括台灣。因為那時候的台灣，早已經被滿清政府出賣給日本。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五年的中華民國，不管宋楚瑜如何地扭曲它是一個「主權獨立」、「主權在民」的國家，它的主權都不及台灣。一九三六年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五五憲草）裡面有關中華民國領土的規定，以臚列的方式明確其「固有疆土」，當時連控制不到的蒙古及滿洲都列在其中，但台灣並不在其列。既然一九一二年起，中華民國就不包括台灣，那麼，陳水扁的問題「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宋楚瑜卻回答「自一九一二年起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不是太可笑了嗎？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雖然接管台灣，但是四年後（一九四九年底），隨著國民黨政權的敗逃台灣，自一九一二年所建立的中華民國便告結束了。無怪乎，隔年(1950.3.13)蔣介石在陽明山莊演講〈復職的使命與目的〉時坦白說：「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流亡來台灣的蔣政權，雖然在台灣仍掛著「中華民國」名號，但其內容卻前後迥然不同。一九一二年開國時的中華民國，其範圍是所謂的「秋海棠」，並沒有包括台灣；但是一九四九年以後掛名叫做「中華民國」的，其統治範圍卻只有台灣，而沒有「秋海棠」。國號雖然相同，但其範圍剛好顛倒過來。一九一二年建立的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結束後，其原先的掌政者（蔣介石統治集團）拿著原先的「中華民國」名號，流亡到原來沒有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的台灣，繼續維持其政權。原先代表範圍僅限於「秋海棠」（不包括台灣）的所謂「國旗」（沒有經過民主法定程序，純然由一黨制定，且黨國不分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卻只能拿到原本不在其代表範圍之內的台灣來插旗。所謂「國歌」（其實是中國國民黨黨歌）及憲法，也是如此。台灣的國家型態，自一九四九年底以後，竟出現這種世界罕見的型態。他的國旗、國歌、憲法都是由外面一個已經結束的國家帶進來的。這種荒謬的國家型態，宋楚瑜及其臣民卻甘之如飴，有志氣的現代國民則是不甘如此的。這場總統選舉，正在考驗台灣人民的志氣。

企鵝先生 由於工作的關係，本人有幸能在過去 10 年所居住與南極素有地理及歷史淵緣的紐西蘭國，涉入南極事務；加上因激起的興趣，進一步投入，而完成了圖文並茂的第一本中文之南極綜合介紹書籍《前進南極── 從南極看台灣》回來出版。本人試圖透過南極事務之探討以回顧台灣並提出建言，期待或能在跨世紀的前夕提供國人對台灣前途作另類思維之參考。 西方人在 500 年前即開始從事遠洋的南極海上探險，在 100 多年前就已登上南極大陸，隨即展開至今未停歇的各種陸上探險，並早已跨入太空探險：由南極科學研究活動中之高空大氣研究，導致的人造衛星發射，進而的登月成功到今年正好是 30 週年 ……，火星已在 1 年多前被登陸，第 1 代的太空站已運作十多年，而第 2 代的太空站研究計劃亦已展開。 即連遠自北極圈內的國家如俄羅斯、瑞典與挪威都有很活躍的南極活動，前者在近 180 年前領先發現南極大陸，而挪威之現在人口才 434 萬卻一直有傑出的表現；另海岸線極短的比利時也剛在 2 年前完成其南極探險 100 週年慶。 西方人約在 11 世紀中葉方開始使用羅盤，但他們很快地發現磁針所顯示的南北方向與正南北向有出入。這除了促成他們進行地磁學的研究，更實地去從事遠洋海上探索而導致發現「南／北磁點」及其他許多「南／北極」的地理發現。而漢人雖然發明了指南針，且其居住的陸地有「臨世界最大海洋之漫長的海岸線」，但至今傳承其「添福壽、保平安、積功德、天命及恭喜升官發財 …… 等」特殊文化的子民，顯然將它用在「看風水」比做海陸大自然活動之指向定位還多。 同樣是帝制時代，西方有民間學術組織及其所引領的活躍之各種大自然探險活動，而自古中國大陸之各朝代即統一學術思想、陸封內鬥、海禁鎖國及限制科學發明研究 …… 等，甚至後朝拼命清除前朝之建樹。相反的，原係東方鎖國帝制的日本，經明治維新後，在沒有今日快速的資訊傳播之下，其南極陸上探險隊竟能在 1911 年西方人已花了數百年的海上探險、才正由挪威與英國進行南極點陸上探險決戰之際，知道並能首度做長程海上航行經紐、澳前往，讓在南極海岸等待其已完成人類首度征服南極點之探險隊歸來的挪威船隻驚遇他們，並於後續的活動中，在今日的南極大陸地圖上留下有「難得的由東方國家所命的地名」。 在西方之南極事務中有許多極具啟示意義的，尤其可以看到今日人口才 5800 萬之英國在過去更少的人力資源之下如何於群雄之中異軍突起。除發展成日不落國，更將其語言及文化推促成今日世界最強勢者之點滴的痕跡。 在本世紀初，英國替其兄弟國 ── 紐西蘭及澳洲，在其就近的方位所宣佈而瓜分的南極領地面積約有整個南極大陸的一半，僅管早年包括美國、德國、日本、挪威及法國等均曾在那些地區做過開發探險活動。 雖然不是最早開始從事海上探險活動，英國卻由政府、民間公司與教會很積極「有組織地」往他國所先發現的新大陸做海外「殖民」。儘管在一場熬戰 7 年 ( 1776～1783 年 ) 「領土不可分割的聖仗 ( 美國獨立戰爭 ) […]

陳鴻達◎台灣憲政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車臣在其七千年的民族歷史中，歷經數次強權侵略而綿延不斷，其中最為嚴厲的威脅就是這兩百多年來俄羅斯的吞併企圖。從十八世紀開始，信仰東正教的北極熊俄羅斯，開始向北高加索地區擴張勢力。世居於北高加索，信仰回教，自認為野狼傳人的車臣人，直到1859年才被俄羅斯征服。爾後雖然在俄羅斯共產革命時，車臣曾經宣布獨立，但還是被紅軍壓制住。然而因為車臣有其獨特的語言與文化，因此在1934年俄羅斯讓其成立自治共和國，為俄羅斯十一個自治共和國之一。 雖然表面上車臣被俄羅斯征服，但車臣的游擊戰卻不曾中斷，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立臨時政府，並對德國放話：只要德國承認車臣的獨立，車臣將熱烈歡迎德軍的到來。當德軍進攻接近到北高加索地區但還未到車臣勢力範圍時，有些車臣的人民就開始與德軍合作，結果觸怒莫斯科。蘇聯紅軍不但屠殺車臣村落，還將百萬的車臣人放逐到中亞，將車臣人的財產送給蘇聯人，車臣的歷史文物古蹟破壞，企圖將車臣人的認同從根拔起。這種民族的血海深仇就是車臣人追求獨立的根本原因。 在追求獨立的過程，車臣也曾經成為俄羅斯內政鬥爭的工具。在1991年的俄羅斯總統大選中，葉爾辛為了爭取一些沒有俄羅斯人的自治共和國的選票，在政見中表示要儘可能的賦予這些少數民族最大的自治權，結果葉爾辛在車臣得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選票。同時戈巴契夫為了與葉爾辛對抗，認為俄羅斯內分離主義活動可用來牽制葉爾辛。在兩巨頭的對抗下，車臣獲得短暫的春天。 1991年蘇聯解體，空軍退役將領杜達耶夫領軍推翻共黨，並宣布獨立，隨後當選為總統。莫斯科不肯承認車臣的獨立，於1994年派兵鎮壓，杜達耶夫陣亡。1996年六月，莫斯科與車臣達成停火協議，俄羅斯同意撤軍，但協議未被遵守，衝突不斷。八月雙方又協議停火，但難以執行。直到九月底雙方終於簽訂車臣自治地位的和平協定，並將車臣自治問題延到西元兩千零一年底再行協商。 1996年十一月，葉爾辛將俄羅斯軍隊撤出車臣，以和平解決車臣問題。1997年一月，車臣舉行一場在國際監督下的民主選舉，選出新國會與總統，並將首都的名稱從俄文的葛羅尼Grozny改為車臣文的狄哈爾Djohar。主張獨立的的領袖馬沙度夫以百分之六十五的選票當選總統。1997年五月葉爾辛與馬沙度夫在克里姆林宮簽署新約，以期結束數百年來的衝突，然而該條約並沒有說明俄羅斯是否同意車臣獨立。 之後莫斯科發生三起爆炸案，俄羅斯將之歸咎於是車臣獨立人士所為，並一口咬定車臣政府是回教民兵的幕後主使者。莫斯科又要求車臣派兵達吉司坦鎮壓回教民兵，車臣政府斷然拒絕，於是俄羅斯開始空襲車臣的通訊設施，並且大舉進軍車臣。 雖然車臣的生死存亡再次面臨嚴厲的考驗，但相信一旦北極熊進入高加索山區，終必付出昂貴的代價。北極熊可以侵略、壓迫高加索之狼，但永遠無法消滅高加索之狼。

宗像隆幸◎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 為何現在出版本書？ 李登輝的著書《台灣的主張》於五月二十日由台北市的遠流出版社發行，而日文版的《台灣主張》則於六月十七日由ＰＨＰ研究所出版。再一年（西元二千年五月）李總統的任期一滿即將退任，然而，為什麼此時寫這本書且又非出版不可呢？這是我本人最大的疑問。繁忙的李總統為了這本書徹夜努力地趕寫，聽說因而感冒入院。如此拼命地完成這本書，應該有其相當大的理想才是。於是，我看了這本書。 先從結論說起，李總統為了要明確自己主導完成的「寧靜革命」的意義，並將為繼承「寧靜革命」而該執行改革的方針明朗化。因此，對今後需要什麼樣的指導者，做了綜合性的指示。不是嗎？我覺得如果這是目的的話，針對下任總統大選，這本書是非出版不可。最近下任總統候選人即將出齊，他們各自表明自己的信念及基本政策，讓台灣的有選舉權者參考以選出下任的總統。 ■超越能力的信念 當我看第一章〈我的思想歷程〉時，覺得本書開頭似乎是哲學家兼政治家的自傳。但是，再繼續往下看，我立刻明白不是這麼一回事。在面臨複雜的內外情勢下，為了今後也能順利推展「寧靜革命」，必須有一個堅定的哲學與信念的指導者，我認為李登輝先生想說的就是這個吧。他是這麼敘述的── 「歌德的思想精髓，用較為通俗的解釋來說是，雖然我們都是只考慮自我的利己主義者，但要在這個社會生存，就必須以受相互扶持。如果我們彼此的愛，也能如同神的大愛一般，社會就能充滿關懷與活力。這也就是我的政治哲學以及從政的基本理念。」（中文版，以下皆同。第52頁） 僅此，李先生想表達的到底是什麼，實在很難理解吧。於是他針對這個主題從各個角度反覆地說明。 李先生對於孫文倡言「民權主義」而且積極宣揚「天下為公」的事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而指出── 「事實上，這也是人最欠缺的觀念。」(第57頁) 在中國的歷史上，從未尊重過人民的權利。在如此的社會裡已經徹底地利己主義化的中國人欠缺「為人、為社會」，也就是「為公」的精神。 在毛澤東指導下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一樣，未能打破這樣的中國傳統文化。李先生是這麼寫的── 「共產革命的結果，並未脫離中國的傳統，也沒有擺脫『亞洲之停滯』的困境，反而促使霸權主樣抬頭，帝制主義再度興起。」(第64頁) 皇帝至上的王朝一概不承認「民權」，將人民當奴隸來支配，妄想中國是世界的中心而想霸權四周。這是從秦始皇以來就有的中國傳統文化。即使取代了王朝的中國共產黨，取代了皇帝的「主席」，或如鄧小平般的「最高實力者」，這一切實質上還是中國傳統式的王朝幾乎沒有改變。國民也好國家也好，全是皇帝與王朝的私人財產。 一九八八年蔣經國總統的急死，由李登輝先生繼承總統職位。當時的中華民國的確地如中國傳統的王朝一樣。李總統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中說及：「國民黨也是外來權，只不過是來治理台灣人的政黨罷了。」（《週刊朝日》一九九四年五月六─十三日期刊）。國民黨不只是外來政權，還將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原封不動地帶入台灣。這個照理應稱之為蔣王朝的國民黨政權，將台灣及台灣人看成了王朝私人的財產而支配著。 蔣經國提拔了被支配者的台灣人李登輝為副總統，並不是要給予他權力，而只不過是為了與台灣人妥協，與台灣人和解。在經濟方面，雖然國民黨控制了大企業及國內市場，但是，由於台灣人的中小企業的輸出急速成長，維持了台灣的經濟成長，因此無法忽視台灣人的力量。 成為總統的李先生認為將被支配者的台灣人之政治地位拉到與「外省人」同等地位是他自己的使命。但只不過是陪襯物的副總統昇格成總統後，其國民黨、軍隊和特務機關以及政府仍然都是在「外省人」的支配之下。在如此的情況下，他苦惱著自己能夠做些什麼？處在李先生的立場想一想，就可以理解他所寫出的下一段話── 「人們若欲超越理性的『能力』及機關算盡的利害關係，就必須先去體驗一下『能力』及『利害』所不能及的境界。」(第209頁) 「政治家有時必須拋開『能力』與『利害』的束縛。」(第210頁) 「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留學生及政治家，離鄉背井站在外國土地上的時候，懷抱著的，應該是同樣的心情。而二次大戰結束之初，身在異國，心懷母國的日本人，心情也應該是相同的吧！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信念』。」(第211頁) 在國民黨政權下，為了擁有某種程度的權力，必須於黨、軍、特務機關、政府中任何一處擁有相當的支配力。為了成為絕對支配國民黨政權的「皇帝」，則必須完全掌握這四個機關。但是，當時的李登輝先生無法擁有支配四個機關中的任何一個的「能力」。如果，李先生以現實所擁有的「能力」為基礎來考慮事物的話，那就連「寧靜革命」也想不到吧。 於此，超越「能力」的「信念」是有必要的。因而使李總統聯想到明治維新後的日本。 面對亞洲諸國接二連三地變為各個列強國家的殖民地，抱著危機感的幕府末期的志士們打破幕藩體制，建立了中央集權，認識唯有將日本的力量結合為一，才能使日本免於被殖民地化。他們實行了明治維新，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但是，實際地觀察過歐美諸國的人，了解敵我實力的差距後都相當地愕然。如果，以當時的日本實力為基準來考慮事物的話，就如其他亞洲、非洲等諸國一樣，不會有想要趕上歐美諸國的構思了吧。然而，當時的日本人秉持著超越「能力」的「信念」，亦即排除常理，「只要肯做的話沒有辦不到」的信念。 雖然，當時的李先生被稱為沒勢力的「傀儡總統」，但卻一直秉著排除常理的「只要肯做的話沒有辦不到」的信念。幸而，李總統得到了處在被支配者立場的台灣人絕對的支持。台灣人在台灣人口上占了百分之八十七的比率，如果是個民主國家的話，這將是無比的大力量。但是只要尚未民主化，這個力量將無法發揮出來。台灣的民主化成為台灣人與李總統的共同目標。也就「寧靜革命」的開始。 ■何謂超越「利害」？ 李總統強調超越「能力」的同時必須超越「利害」。我原本只不過是一個與台灣毫無關係的日本人，但由於參加了台灣留學生所組織的台灣獨立運動，大約四十年與他們共同行動。我由此經驗試著來解釋李先生話語的意義。 我的朋友於一九五○年後半到台灣留學時，是和李登輝夫妻親密往來的日本人中的一人。我從他那兒聽到這樣的話。 他在李先生的府上一邊喝酒一邊只顧著與其夫妻談話，一不留意才發覺已過了深夜十二點。正好是戒嚴令下禁止通行的時間，整條街都進入一片死寂。因為回不去就和李夫妻繼續談話，劃破寂靜的吉普車聲漸近，李夫妻倆緊張地互望，待吉普車聲走過後，才放鬆了一口氣。 李總統與司馬遼太郎談話中曾說── 「在以前我們這些七十歲左右的人從未好好地睡過覺。」 這是當時所有台灣知識份子的共同現象吧。只要一批評國民黨政權就是反叛罪的時代。不管當事人是否有反政府之言行，一旦誰被特務機關以反叛罪拘捕的話，以拷刑逼供朋友的名字，再拘捕這些友人，而這些友人再招供朋友的名字，順藤摸瓜式的逮捕。因此特務們開著吉普車以「反叛罪嫌疑犯」來逮捕都是利用深夜禁止通行的時間。於是，在深夜一聽到吉普車聲的台灣知識份子就再也無法入眠而擔心是否來逮捕自己了。 對於台灣知識份子來說，台灣並不是個安全的地方。只要一從大學或專門學校畢業服完兵役取得留學資格，他們就往海外逃跑。與其說是留學還不如說是政治亡命。這些留學生的一部份，分別於美國、日本、加拿大、歐洲等等組織了台灣獨立運動。一旦被發覺參與了獨立運動，就無法再返回台灣了。 只要不是國民黨派來監視留學生的特務留學生，而是在國外呼吸自由空氣的台灣知識份子們，誰都知道台灣不合理的政治體制而對蔣政權愈來愈反感。但是，為了參加獨立運動必須超越利害而放棄歸國。甚至，因參加獨立運動而使台灣的親兄弟遭到政治迫害的恐懼。如果考慮到個人的利害關係的話，無論如何也無法參加獨立運動的。然而，仍然有台灣留學生世界各地組織獨立運動，讓許多的年青人參加。 即使沒有參加獨立運動，歸國後決心參加反體制運動的也大有人在。譬如說，現任的高雄市長謝長廷先生曾說：「京都大學留學期間，閱讀《台灣青年》後認清了政治，想於歸國後實行反體制運動，所以也就沒有參加獨立運動。」他於返台後以律師身份參加救援政治犯的運動，與同志們一起觸犯戒嚴令所制定的禁止結黨令，而組織了民主進步黨。 李登輝先生兩次留美，我不知道留美期間的他是做何想法。但在美國時曾於台灣獨立運動者有交情關係，所以歸國後的李登輝先生自己也絕不是安全的。事實上，當他是台灣大學教授（兼農復會技正）時，曾被特務機關找去嚴加調查了一個星期。李先生於本書的後記這麼寫的。── 「我一生中最痛苦，不是自己面對危險與死亡的威脅，而是因為我的政治活動，而使內人身處險境。」(第295頁) 和平的日本讀者也許很難理解，但這一切絕無誇大其辭。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因高雄事件被逮捕的林義雄先生於入獄中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的三十三週年紀念日，其母親與二個女兒在自宅中遭到殘殺，另外一個女兒被刀子刺傷六處造成瀕死的重傷。 一九八四年，《蔣經國傳》的作者江南（本名是劉宜良）於加州自宅中被台灣派來的特務機關人員暗殺了。指揮這次暗殺的特務機關人員的台灣暴力團頭子陳啟禮也曾企圖要暗殺在美國活動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張燦鍙先生（現任台南市長），但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查獲。對於這件事，美國新聞記者問張燦鍙先生感想時，他回答：「早已將自己與家族的生死置之度外了。」為了與以恐怖政治控制國民的獨裁政權鬥爭，不只自身的利害關係，就連牽涉到家族的生命之利害關係也非置之度外不可。 李登輝總統花了十年推展「寧靜革命」。所謂革命是徹底地改革社會體制。就算以和平的手段實行的「寧靜革命」，革命就是革命。當然，不拼命是無法與死守既存體制的勢力鬥爭的。 ■李總統於任期內想完成的事 李總統的這本書，篇幅不算長，內容卻很精彩重要。若要將感想詳細地寫下，恐怕會寫成另一本書吧。於此，再針對兩個問題寫一些吧。 第一個問題是，於去年十二月的三合一選舉（立法院及台北、高雄市長以及市議會議員之選舉）時，有關李總統提倡的「新台灣人」之說。當時，李先生並未說明其內容，而遭到對「新台灣人」說詞上的爭論。但是，本書有以下之記述，而使「新台灣人」的意思明朗化了。 「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融匯不同的族群與文化。」(第98頁) 「直到一九九六年，競選第九任總統時，我才提出『主權在民』的主張。」(第75頁) 「台灣人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已經『脫胎換骨』。從身處威權體制下的無能為力，蛻變為民主制度下的活力充沛。」(第162頁) 「今天，在這一片土地上共同成長、生活的我們，不論是原住民、是數百年前、或是數十年前來的，都是台灣人，也都是台灣的真正主人。我們對台灣過去的發展，有著相同的貢獻；而對台灣的未來前途，更有著共同的責任。如何以對台灣的愛，和疼惜同胞的情，化為具體行動，開創台灣更大的發展格局，是我們每一個『新台灣人』無可旁貸的使命。」(第264頁) 由於一九九二年以來國會議員全面改選，由國民直接選舉而選出，及一九九六年國家元首也是透過國民直接選舉而選出來，台灣人已經成為台灣的主權者了。已經沒有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差了。跨越民族與文化之差異、愛著台灣，只要努力於建設自由、民主、繁榮的台灣的人，皆是李先生所說的「新台灣人」。 李登輝總統對於議會制度和司法制度、教育制度的改革是這麼寫的── 「如果不能將這三種制度建立完備，或人民不能充分了解這些制度的深層意義，就不算是真正民主化的國家。在總統任期內，我希望能完成這三大改革。」(第282頁) 關於這三大改革的討論已在進行中，於此省略不提。 現在，對於被孤立於國際社會中的台灣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國家定位而適用於國際社會中。李總統針對此事是這麼記述的── 「我們目前將台灣定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具有國家的主體性，也保持了主權獨立。」(第240頁) 「為確台灣的存在，我們不僅要拒絕這種簡化存問題為獨立問題的方式，更必須在法理上奠定無可辯駁的論據。因此，我希望在卸下總統職務之前，能集國際法學者之力，就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提出更完整的解釋。」(第240頁) […]

去年十月辜振甫訪問中國，恢復中斷三年的辜汪對話。今春，汪道涵回訪台灣似乎已成定局。台灣代表應當盡力使中國了解台灣政體的民主化及台灣化，並且明確強台灣住民的民族自決權。在上次對談中，國民黨基於過去的一貫立場，自陷於四個危險陷阱： ■一、「一個中國」的框架 唐樹備祭出「一個中國三段論」：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參訪團未能解脫「一個中國」的框架。雖然表述對等政治實體分治中國、互不隸屬，但是這種解釋，不足以否認中國主權，淪落於「一個中國」的陷阱之內。至於許惠祐所說的「一個中國等於中華民國」，不但不具說服力，恐怕更貽人笑柄。 ■二、「兩岸統一」的共同目標 主客均宣稱台灣與中國的統一是雙方的共同目標。雖然台方所指的統一，包含重大的前提：均富及中國的民主化。只因此兩條件不具現實性、或要費五十年以上的時間、或永遠不能達成，容易被國際社會忽略。自美、日等外國來看，國民黨政府只在爭取比較有利的投降方式而已。贊同中國侵佔台灣的目的，破壞台灣的外交立場及空間，不只是愚劣的自行為，並且侵犯了台灣人民自決的基本人權。 ■三、「我們都是中國人」的錯覺 台灣代表顯然都自認是中國人，而對於「中國人」的定義，未曾思考。辜振甫於十月十七日赴香山向孫中山衣冠塚致敬。其後他在書面談話中指出「兩岸中國人都十分景仰孫先生……云云」 最近的民調顯示，五成一的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近三成的人民自認是台灣人，自認是中國人的受訪者僅有一成五。換句話說，兩千二百萬的台灣人民之中，自認是中國人的僅有三百萬多，大多數的台灣人民認同台灣，不希望台灣被中共併吞，這是民意的主流。 其實文化相似或血緣都不是國家認同的重要因素。最基本是由歷史回憶養成的價值觀、對於鄉土的愛心、以及從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產生的共同命運連帶感。但是國民黨既然認同少數派的中國人，不宜也不能代表台灣人的權益。 ■四、「維持現狀」的幻想 最可慮的陷阱是台灣人民被中國的微笑外交鬆弛了自衛警覺，忘掉危如累卵的台灣國際處境。 華府威爾遜中心於十月十日舉辦了一場討論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座談會。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沈大偉(DAVID SHAMBOUGH)教授表示，中國解放軍計畫在五年至七年之內，取得封鎖台灣港口及使七十五萬兩棲部隊登陸台灣的軍力，因此軍事採購都根據對台動武的策略。大多數的中國專家都有同樣的看法，即中國在積極備戰，最晚於公元2007年以前，將大舉犯台。不過現在中國尚無攻台的本領，中國經濟也脆弱，諸多問題急待解決，因此企圖以懷柔手段及和平攻勢，消滅台灣人民獨立建國的意願。 以善意與中國協商，甚至以三通讓步，終究不能保持台灣的自由生存。只有積極備戰，建立堅強的國防力量及士氣，並且及時對國際社會明確表達台灣人民要保衛自由、民主的意志，台灣才能獨立於中國之外。 很明顯地，中國對台灣不懷好意。辜團訪中前外，台方為了促進和諧的氣氛，取消預定的漢光軍事演習，但是中國並不領情。於辜汪會談之際，中共的陸、海、空三軍連續在西沙海域，集結四十艘軍艦，以台灣為假想敵，舉行侵略性的攻擊演習。在外交部門，中國副總理錢其琛，繼續推動所謂「三光政策」（把台灣邦交國挖空、國際政治生路堵光、與中國爭對等的籌碼擠光）。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江澤民訪日之前，中國開始施壓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以書面支持「三不」政策，這是一例。 如果台灣政府將注意力灌注於中台協議（三通、李江會談等），而忽略獨立建國稍縱即逝的良機，則台灣危矣。現狀決不能維持，只有直向建國之路，全力邁進，台灣才有生機。 兩國對談已再開始，汪道涵今春訪台，似乎已成定局。將來的磋商必須避免上述的陷阱。但是國民黨被「中華民國」的累贅緊縛，無法解脫。最好迴避政治談判、注重實務，例如台商權益的保障、制止毒品、槍械的走私、罪犯的引渡等。

侯榮邦◎譯自日本SAPIO雜誌 深田祐介(Fukada Yusuke) 1931年生，日本作家、時事評論家，以《新西洋事情》一書獲得1971年大宅壯一賞成名；1982年《炎熱商人》一書獲得日本文壇直木賞；1987年《新東洋事情》得文藝春秋讀者賞。最近對亞洲情勢分析著作尤多，如《最新東洋事情》、《高麗奔流》、《激震東洋事情》等，為日本當代情作家。 羅福全 1935年生，嘉義人，台大經濟系、美國賓西維尼亞大學Ph. D.　早年於費城參加創設全美台灣獨立聯盟，歷任中央委員、《台灣公論報》創刊發行人。歷職聯合國機構，現任聯合國大學首席學術審議官兼高等研究所副所長。現居日本東京。 ■中國面臨瀕死狀態 亞洲經濟蕭條，8%的經濟成長目標亮出黃燈時，八月空前的水災襲擊了中國經濟，人民幣的貶值也似乎成為現實。但是，在中國經濟面臨瀕死之際，中國依然有恃無恐地擺出強硬的姿態。 一方面不放棄武力犯台政策，他方面促使美國承認「三不」政策，即1.不支持「台灣獨立」2.不支持「一個中國、一個台灣」3.不支持「台灣加入以國家為身份的國際組織」。柯林頓總統因經濟利益的慾望，似乎忽視日本與台灣而靠近中國。 經濟蕭條，面臨瀕死狀態的「窮途之龍」中國也因此搖身一變為暴龍的可能性頗高。現在還伏身在地面上的龍，到底在想什麼、有什麼企圖？請熟悉國際局勢的作家，深田祐介氏與研究中國經濟的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副所長羅福全氏兩位來談論中國的現狀與未來。 深田：羅先生對中國「持續發展的可能性」有所研究。首先介紹他的簡歷：台灣大學畢業、美國賓州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職聯合國機構與美國的大學，自1990年起在聯合國大學從事地理環境、都市問題、經濟發展的研究。 羅：是的。最初去中國是1980年，時為天安門事件一年後，聯合國機構派我到中國就「人口與經濟發展」為課題，在北京大學授課。現在以中國有限的資源，繼續急速發展，到底是否能保持其速度，持續發展的可能性如何，是我的研究課題。 深田：身為台灣人深入研究中國問題的很少吧。 羅：身為聯合國的職員，到處都要去的(笑)。拿的護照有台灣、美國、聯合國三種。 深田：現在是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副所長，最近去過中國嗎？ 羅：五月去過西藏，是個自然環境嚴酷的地方，我的工作是調查解放後遷入的中國人如何地生活。發現了漢民族都集中在拉薩市內，他們只能夠在那裡生活。 深田：西藏首都拉薩的海拔比富士山還高吧。 羅：是的，平地有3800公尺。新疆地區有40%的漢民族，西藏只有3%。 深田：新疆在武力解放後，中國曾獎勵集體移住，但是中國侵入西藏虐殺一、二百萬藏民後不也是獎勵集體移住嗎？ 羅：結果並不順利。因為漢民族在那裡不能生孩子，另一個說法是因為那裡氧氣稀薄，生後心臟會肥大而死亡。 深田：西藏為平均海拔四、五千公尺的國家，因此西藏人壽命短，身體發生障害的人也不少，聽說人民解放軍駐軍的薪水雖然比平地高出三成，卻不受士兵的青睞。 羅：要在那嚴酷的自然環境中謀生，沒有宗教信仰難以維繫，不像新疆地區引水農耕就可以。中國在西藏努力使農耕安定，但是事實上不可能，民俗與風土這種東西不是由上而下的移住政策能夠改變的。達賴喇嘛亡命印度，西藏人在中國的支配下，完全不想學中國話。雖然有中國電視台可看，但是看也不懂意思。 ■中國的農民面臨瀕死狀態 深田：中國發生的大洪水遭受災害者達三億三○○○萬人，經濟上的損失，僅直接的損失就高達三兆圓。 羅：可以說日本人二倍的人遭受水的災害。但是這次水災其實是人禍。江澤民說這是「一○○年才一次的豪雨」，其實不然，長江上游的森林砍伐才是真正的原因。中游有一個很大的洞庭湖，是吸收水量緩衝地帶。但是上游的森林已被砍伐以致雨水不能完全吸收。老實說雨量並不是那麼大，因為濫墾而變成「臭頭仔山」使雨水急速流入長江。 深田：又因為下面的洞庭湖在千拓後利用為耕作地而失去吸收力。 羅：是的。昔日長江也具有自然的保水系統，洞庭湖在150年前有6000立方公里，現在只剩二分之一以下，因而喪失蓄水功能。又本來上游有30%至40%的森林，現在只剩下10%。 深田：洪水與缺水都起因於森林的砍伐，因為地下不能積水，地下水的水位日趨下降，雨季發生洪水那一年在次年的乾季就會缺水，因此朱鎔基急速下令禁止砍伐原始林。 羅：對了！要製材廠全部關門大吉……(笑)。 深田：聽說每年有一、二公里變成砂漠，且漸接近北京。 羅：雖然與剛才西藏的例子不同，不過遊牧民族討厭漢民族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一來就在草原地上挖土耕農，這樣一來土地會砂漠化，需要適合風土的生活或人口，忽視這些要素將使保持生態的系統破損。 深田：那是很重要的一點。 羅：這次的水災也是一樣，現在中國遭受「三發的重擊」，1.亞洲的不景氣2.水災3.朱鎔基的行政改革。亞洲不景氣而經濟弱體化時，因水災而生產基盤受損，中國全部經濟面積的四分之一以上受到災害，再加上朱鎔基的行政改革，在體力衰弱時進行改革反而使經濟惡化。顯然的，經濟成長8%的目標幾乎不可能達成，加上9%的失業率，當朱鎔基的部屬警告他說：「著手行政改革與國有企業的整理統合將會喪失眾多的生命」時，他回答說：「既然如此，我的棺木也給我作好罷。」甚至有朱鎔基的祖先之墓被不滿其政策的勢力所爆破的傳說。 深田：爆破墳墓在中國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羅：是的，這叫做「鞭屍」，掘出屍體加以鞭打，是最大的侮辱行為，可見對行政改革非常不滿。 深田：對問題重重的中國，柯林頓未免評價過高，也許他認為中國將成為亞洲政治、經濟的領導者。 羅：這可能是因為柯林頓元封不動地接受世界銀行對中國過高的評價數字。有由人口多寡把中國的經濟以購賣力推算的數字，依照這個數字，中國已經在幾乎前就與日本的購買力匹敵，今後幾年將與美國的購買力並駕齊驅……。真是荒唐無比。中國沿岸地域的生活費或國民所得與內陸卻完全不同。中國農村的平均所得與都市最貧窮階層的下面5%的所得一樣。 深田：所得差距那麼大。 羅：是的。這次的水災受害的也是最貧窮的農村，所得的差距將更離譜。 深田：中國沒有稅收，到底稅務制度如何？ 羅：富有的人的收入不能把握，他們用種種的名義減少收入，因此無法徵收直接稅，當然無法分配所得。所以上海等地必需自己建造大樓、高速公路，什麼都要自己去確保起來。可以說與中央做稅金的拔河。農村因為沒有中央的稅收補助，只好對農民抽稅，因水災而大受打擊，再被抽去稅金，農民面臨瀕死狀態。 深田：好像最近頻繁發生農民暴動、農民大舉襲擊、占領縣政府而被治安部隊或警察部隊鎮壓。 羅：是的。由各種管道可以得到這種情報。 ■中國逃避數十億美元的資金 深田：現在風聞的人民幣的貶值如何呢？ 羅：單刀直入來說，如果日本經濟不轉好，亞洲經濟也不景氣的情形下，貶值是免不了的。尤其這次美國股票下落不可不慎。最有活力的亞洲經濟竟然成為危機的中心。日本景氣依然不振，輸入不伸。因金融的破綻，經濟受害是戰後最大的一次。所謂亞洲的泡沫，好像年薪二萬美元的薪水階級者到了賭博場借到五萬美金似的，賭贏的話當然很好，賭輸了不是大難臨頭嗎？因為他的年薪只有二萬美金……。 深田：剩餘錢多的是，任你去借。 羅：頂多借5000美金，恰到好處(笑)。其中香港與中國很努力，但還是不能樂觀。中國遭受「三發的重擊」、亞洲經濟、現今俄羅斯經濟、南美股市暴落……未必跌到谷底，還是不安定。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六個月以內日本經濟看不到任何徵兆時，諒必會開始世界性不景氣的連鎖反應。 深田：在這外壓之中，人民幣到底能夠不貶值而渡過嗎？我想很難。已經舉出黃牌，正等紅牌是否出現。 羅：貶值不是慢慢來的，恐怕一下子就下降10%。其實因預測會貶值，已有數十億美元的中國資金逃出國外。 深田：看看俄羅斯的情形也是這樣，而中國的情形更嚴重。 羅：美國與歐洲盛行投資中國，日本經濟衰弱時，美國大量投資中國。舉例說，TOYOTA在中國拼命地訓練100人技術人員，當GM來時，全部吸收走了(笑)。 深田：在北京看過TOYOTA的訓練，TOYOTA認為汽車文化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塑造的，在砂漠中放置一輛汽車等於廢鐵，必須先有道路、信號……。聽說TOYOTA被要求二十億圓的回扣而未成交，要在中國做生意會做要求多次的回扣，要與重要人物會面也需要錢，有一天GM總會覺察。 羅：這種社會組織構造，經濟學者完全沒有理解。 […]

公元二千年的總統大選，不僅是對民進黨能否贏得中央政權的關鍵性考驗，亦是對台灣前途的嚴峻挑戰。台獨議題將是大選的核心議題，民進黨必須處理好這個問題，才有可能贏得選戰。 由於民進黨在此次台北市長與立委選舉中遭到挫敗，黨內有部分人士將其原因歸咎於台獨黨綱，因而引發台獨黨綱應否修改的爭論。其實，民進黨的敗選與台獨黨綱毫無關係。民進黨的選戰主軸是台灣優先與李登輝改革路線，而國民黨的主軸是台灣第一與新台灣人，民進黨的敗選自有其他原因，但都與台獨黨綱無關。 然為何有人主張應修改台獨黨綱才能打贏總統大選呢？長期以來，統派媒體一直在宣傳，搞台獨必然會引來中國的武力犯台，所以「台獨」就是「台毒」，倘民進黨不修改台獨黨綱，則無法解除選民對它的疑慮；得不到選民的認同。現在民進黨內部竟有人也聽信統派媒體的謊言，認為台獨黨綱不放棄或不修改，民進黨就不能邁向執政之路。 其實，統派勸告民進黨放棄台獨黨綱，並不是出自善意，他們了解一旦民進黨放棄台獨黨綱，則等於解除了民進黨的武裝，讓民進黨永遠無法對他們構成威脅。他們要民進黨放棄台獨，就是要讓台灣人不能「出頭天」。簡言之，統派反對台獨的真正目的，並不是所謂台獨會導致中國武力犯台，而是不願意台灣政權落入台灣人手中。 所以即使民進黨廢除台獨黨綱，甚至修正黨綱認同中華民國，乃至主張與中國統一，統派一樣不會支持民進黨，因為民進黨是台灣人的政黨。統派這種反台灣人的心態在此次台此市長選舉已經表現的非常清楚了。 遺憾的是，部分民進黨人士沒有能夠識破統派的謊言與陰謀，反而認為「公投台獨」、「台灣共和國」已被「汙名化」，所以必須重新包裝「台獨」，乃至不得不修改黨綱。其實，無論用什麼辭來包裝台獨，都不會獲得統派的認同，因為他們反對的不是公投不公投，而是台灣人。 民進黨同志應牢記著：民進黨係為反抗國民黨外來獨裁政權對台灣人的迫害而成立的本土政權，它必須永遠與台灣人站在同一陣線，肩負起獨立建國的歷史使命。民進黨的黨綱稱：「基於國民主義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這個主張完全符合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及國際人權公約中所保障的人民自決權。民進黨的當務之急是，發行說帖向選民清楚解釋「公投台獨」的精義，而不是玩弄文字技巧，企圖討好統派或所謂的中間選民。 必須指出的是，民進黨選票的流失，不是因為台獨黨綱，而是有一些頭兄背離了創黨的精神。例如許信良說台獨「不符合國際期待」、「台獨黨綱已成歷史文獻，只有象徵意義」，甚至還主張「大膽西進」。施明德則說民進黨執政，「不會也不必宣布台獨」、「台灣已經獨立」，又倡言要與國民黨大聯合，與新黨大和解。此外，黨內人頭黨員充斥、派系分贓公職、部分政治人物品德惡劣、家族政治盛行，眾多弊端讓支持者痛心失望。他們發現民進黨已失去道德與理想的正當性，與國民黨已無甚區別，甚至比國民黨還腐敗墮落。如果民進黨不設法防止上述弊情，反而以為修改台獨黨綱就能增加票房，那就大錯特錯了。 誠然，台獨議題、國家定位與兩岸關係將是公元二千年總統大選的焦點問題，民進黨必須向選民清楚說明，民進黨在取得政權之後，將依民主程序，終結中華民國體制，重新確立國家定位，建立新國家體制。而中華民國體制的終結，同時亦意味著國共內戰的結束，至此兩岸關係將邁向和平共存的新時代。最後必須指出的是，民進黨要贏得公元二千年的總統大選，必須結合全體台灣人民的力量，因此民進黨領導人要開誠佈公，爭取獨派團體的合作。民進黨領導人應致力於重振創黨的精神，伸張正義公理，讓台灣人民相信，民進黨執政才能使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才有光明的前途。

研究近代台灣史或台、中關係的人，都會發現一項很重要的事實，那就是所「台灣問題」，甚至「一個中國」的「中國之爭」，乃是出於兩大原因：一是台灣人民聲音的微弱；二是由蔣介石所導引出來的中國侵台野心。 台灣人民聲音之所以微弱，概出於數百年殖民統治的結果，日治時代的嚴密控制，以及福佬人與客家人在民族意識上的混淆不清所致。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國民黨史地專家張其昀在《大公報》發表論文〈日本帝國的喪鐘〉，主張台灣民族自決。一個多月之後，蔣介石即開始脅迫在中國從事台灣獨立革命運動的一部分「半山」，然後陸續把所有的「半山」組成他的傀儡，為他「收復台灣」；另一方面，蔣介石更藉日「抗日」的名義，亟力爭取英、美兩國的援助，甚至不惜破壞大西洋憲章賦予殖民地民族自決權的精神，去遊說、爭取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支持，再由羅斯福去勸說英國首相邱吉爾，而在開羅會議上技巧地破壞開羅公報（俗稱「開羅宣言」）的宗旨，並堅持把「台澎歸還中華民國」寫在公報上，致使戰後台灣的民族自決權在台灣人民的「沉默」中橫遭破例剝奪。 近年來，中國瘋狂地對我國施加無敵的恫嚇打壓，就像一個變態的惡人不停地在製造、享受鄰居的憂愁一樣；其實，和國民黨比起來，戰時的中共對於台灣的民族自決權是非常尊重的，例如： 1.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新華日報》在〈展開世界援華運動〉的社論中提到台灣之時，就把台灣提升為當時抗日援華的十二個國家之一。 2.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四日，《新華日報》在〈台鮮人民的反日運動〉社論中就說：「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不但是危害中華民族的，同時也危害日本人民與朝鮮、台灣各民族。」 3.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五日，《新華日報》以周恩來的政論文章〈民族至上與國家至上〉代替社論，文中表示中國應該贊助包括朝鮮、台灣的「反日運動」在內的「獨立解放運動」，而且強調中國「決不能站在這些被壓迫民族的宗主國方面」。 4.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日，蔣介石在重慶發動「光復台灣宣傳運動」的時候，《新華日報》在〈論台灣解放運動〉的社論中說：「台灣的解放運動始終在台灣本族革命志上和革命黨派的策劃之下努力進行。……台灣與中國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民族必須繼續奮鬥，不至中國與台灣完全解放不止，……自然，最後決定台灣命運的仍須依靠台灣人民自己。」 5.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為了紀念「台灣民主國」，《新華日報》刊載了一篇由該報資料室所寫的文章〈抗爭的火焰在燃燒著〉，說：「……台灣的人民始終沒有停止過他們的鬥爭，即使落後的生蕃，他們為了民族的解放，也曾和日寇搏鬥過相當長的歲月。……他們首先建立東方的第一個民主國，直到今天，這還是一條走向民族解放的大道。」 6.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七日，為了紀念日本在台灣的「始政」，《新華日報》在〈台灣，回到祖國來！〉的社論中首次提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也為「國際共管」提出駁斥；但是，它還是說：「台灣的前途有大西洋憲章為最高原則，台灣的命運決之於中國的抗戰、台人的努力和各國人民對民族自決的尊重和遵守。」 7.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新華日報》在〈實現民族自決原則〉的社論中說：「如果在戰爭進行中或戰爭結束後，反法西斯侵略陣營中竟仍有被剝奪或漠視其自由、民主的權利的國家或民族，則這戰爭便將失掉其主要意義。」又說：「只要尊重民族自決權，遵守民族自決的原則，則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8.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新華日報》在〈中英美開羅會議〉的社論中，雖然以為公報「確認」台澎「應歸還中國」，卻更強調「大西洋憲章中的民族自決的原則」。 9.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日，在《解放日報》的時評〈開羅會議與德黑蘭會議〉當中，毛澤東公開讚揚公報的宗旨（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停止及懲處日本的侵略，三國決不為自己圖利，亦無擴張領土的意思。）說：「它杜絕了我國某一種人（按：指蔣介石）的陰謀，……趁火打劫，掠奪其他民族（按：指台灣民族），當帝國主義者。……我們希望……莫斯科三國會議（按：指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一日的英、美、蘇會議）所用於歐洲的原則，也能用到東方來，使東方各民族的人民大眾都獲得完全的民主自由，並在國際範圍內享有民族的完全平等……」 從以上的摘錄，人們當更容易明白，台灣的「民族自決」原是天經地義的大事，戰後台灣所以和「民族自決」擦身而過，除了台灣人民缺乏政治覺醒之外，數外來的「野心家」，則中共遠不如國民黨。今天，台灣有本事處置國民黨就應當更有本事對付中共。當然，最重要的是台灣人民要經由公投自決，對自己的前途做明確的宣示，則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台灣問題」和「中國之爭」都將消弭於無形。

廖中山◎海洋大學退休教授 十七世紀初努爾哈赤創立盟旗圖騰，入關後以滿州八旗統領系統，建立絕對專制的極權體制，整個中央政府成為一人傳達命令所在，全體官員不過是施令者不同等級的奴才。所謂八旗，分黃紅藍白四色，又有正鑲之別，計有八種。旗人沒有地籍，只有旗籍，是一種全民皆兵的新戶籍制度；入關後演變成單純的軍事制度，藉以統治多數的漢人，為便於控制這些統治基礎，對原屬各旗轄地作統一分配、限制遷移並藉原為其祖宗家法，予以特別規範及保護。 ■八旗制度使滿州人成大奴隸集團 八旗制度原創時，是使全體滿州人民成為一個大奴隸集團，人人皆受層層制約，不能離旗獨立；後來有滿人做奴才時，原來在旗的子民，對愛新覺羅的榮耀及皇太極的膜拜就成為天下真理。到了皇家日衰，漢人高喊驅逐韃虜時，除了末代皇帝、王孫及太監等文學戲劇描述之外，眾多原屬旗人後裔的窘境更令人感嘆。如就人類文明演進史而言，這些人，特別是後者，都是受始作俑者的制度所害，如今，大清國和旗人、滿人都已走入歷史，但這種以寡御眾的治術，在台灣有效的運用半世紀至今仍能揮灑自如，中國歷史重演的績效，也該算是台灣奇蹟之一吧！ 蔣記國民黨被中國人民驅逐來台後，先以反攻神話填補逃離來台的外省軍民思鄉心理，再用省籍區隔作為統治基礎，藉黨政軍特等行政體系，類同八旗方式，使外省人以不同等級形成各級政府及社會機構的核心組織，再按駐地設立眷村，便於市恩宣導，兼收掌控實效。長期被特別眷顧的外省人，如同滿清八旗子弟一樣，視黨國像皇朝一樣，視為生存的唯一價值。當眼見藩籬漸失時，自然會產生危機意識，因為他們很少思考黨國外外的人和事，雖然也曾體認到黨國的腐爛，罵歸罵，票一定投給代表正統黨國的外省人。 ■老蔣早知反攻大陸是不可能的事 據美國早已解密的外交檔案記載，早在民國四十三年，老蔣就已向來訪的美國杜勒斯國務卿說：我知道反攻大陸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訂定中美協防條約。之後的卅多年，蔣記黨團集團仍堅持光復大陸為既定國策；甚至在十年前，該集團後裔馬英九先生仍「奉命」撰擬國統綱領，就在半年前，馬英九出馬（競選台北市長）、中國統一有望的報導，仍是大多數外省人的安心丸。 看到謝啟大在電視上說：她覺得阿扁市長作得很好，但是不會投票給他，因為對他不放心。同理，真正的台灣人如我者，對蔣記老店的傳人，如馬英九、宋楚瑜等，也無法信任，以後任何選舉，我一定大聲喊：台灣人投台灣人，就算我在挑起省籍情結吧！ 假設蔣氏集團稍具良知，在明知不可能反攻時，為當時外省軍民及其後人著想，能捨滿清軍國制而像鄭成功一樣、寓兵於農，使數十萬正值青壯年的軍人分別加入農漁工商等基層社會，現在的「省籍、族群、老兵、眷村」等爭議，根本不會存在。 數十年來，95%的外省人都是制度的受害者，雖然他們仍是忠實的支持「正統黨國」的繼承人，台灣人對這些基層外省人應付出更多的耐心與愛心，但是對那些「喝啡咖大和解」的對象，理應理查他們的族譜與政績，公諸於世由社會公評。 ■建立新台灣國是新台灣人當務之急 孫文等人是先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喚起民眾，建國後才改用「五族共和」作為「族群和解」的口號。台灣人急須用「廢除舊中國、建設新台灣」，喚起「台灣國民」意識，至於族群攻策，我認為最好的族群政策就是沒有政策。待建國後，依國際人權原則確立台灣憲法，各族群特色兼容併存，才是長遠之計。何況，現有族群、省籍現象的製造者就是中華民國的錯誤政策，在民間，省籍早已不是問題。 建立新台灣國是新台灣人的當務之急，我們建國的手段是意志和選票；建國後，外省人和八旗人一樣自然都是國民。否則，如以中興為重的少康先生預期：外省人變成多數的一天，應該是新、舊台灣人共同的危機意識。

專訪◎奇美實業公司 許文龍董事長 ■同一民族相互殘殺不可容忍 許文龍率性地指出，大多數外省人因懷有危機意識，才會有省籍情結，其實他們真的不了解台灣人天生溫和敦厚，心胸寬闊的本性，絕少人有省籍情結，也不會有報復之心。 他說，由歷史的觀點，異族間相互殺戳並不稀奇，但同一民族間的內亂和相互殘才是不可容忍的事，台灣在「二二八事件」中有很多台灣人死於冤罪，而他們的後代子孫並沒有想到要報復，還有那些早期被列入黑名單不能返國的海外人士，在國家日漸走向民主化後獲准返回故鄉，他們也不會想到報復，只希望多做事來奉獻給台灣這塊土地的人民。台北市長馬英九之當選也是靠台灣人百分之五十的選民給他的。 台北市長陳水扁在這次選戰中，遭到國、新兩黨封敗下陣來，許多選民惋惜落淚、頓足捶胸，然而看到他隨後幾天所到之處受到歡迎與擁護的場面，誰會相信他是敗兵之將？落選人如此魅力不減，人氣不散實不多見。支持阿扁的選民也就趁勢鼓勵他勇敢地參選下屆總統，讓台灣的領導人換黨做做看、換人做做看。若從此角度視之，對阿扁本人而言，也可謂塞翁之馬，焉知非福。 許文龍認為，陳水扁在這場跨世紀的市長選戰中雖然敗北，但邁向總統之路卻更寬廣。 在選舉進行到如火如荼時，曾有人邀請許文龍為阿扁公開站台，但他認為有所不便而謙虛地加以婉拒，只願私下默默地贊助、支持。 僅管在這場激烈的選戰中輸了，並不表示阿扁從此失去政治舞台，一些支持者反而激起一股同仇敵愾之心，民間也普遍對阿扁有一份深厚的「補償」情感，種種主客的因素，阿扁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似乎已是順理成章之事。 這位閃亮的政治明星對於選民及支持者的盛情除了感謝之外，也一再表示他需要省思、冷靜，調整腳步再重新出發。 ■李總統許多地方非常肯定阿扁 許文龍贊成阿扁的作法，認為應該沉潛一些時日，才能匯集更驚人的能量，並且建議他多安排時間到鄉下走走看看、實際了解人民的需要，不要光看舞台前的光鮮亮麗，也要到舞台後面聽聽演員卸裝後的心聲。 他也同意某些人士的建議，希望阿扁能到海外，尤其是美國，觀察潛思一段時間，一方面可補強比較欠缺的國際觀，同時可以和美國相關人士進一步溝通，加強互動的關係，避免老是被誤會他只是「台獨的陳水扁」。 身為國策顧問的許文龍經常有機會和李登輝總統見面，不是打球就是聊天敘舊，他透露，其實李總統有許多地方非常肯定欣賞阿扁的能力，有些理念也很相近。因此他特別建議阿扁應該多去了解李總統，多向李總統學習，共同找出台灣未來應走的路，為台灣這塊土地作出更多的奉獻。 三合一選舉結束了，二千年的總統大選為時不遠，這位每週只上班二天、最懂得生活品味的企業家就認為，台灣的選舉太多，只要留下總統、立法委員、縣市長及議員二級政府四種選舉就夠了，以減少社會衝擊，其他鄉鎮長、村里長改成官派，工作重點在協助治安、交通及環保，避免淪為選舉的樁腳，敗壞選風。 許文龍最近提出對「政治改造」的一些看法，獲得熱烈的回響，他主張政府應比照三權分立原則，保留行政、立法、司法三院，將監察院及考試院廢除，而且中央民代要重質不重量，三十至五十人足夠了，地方縣市議員以七至十一人為原則，這足可發揮監督行政單位的功能。 他也強調，成功的企業經營是以最少的人力，最少的投資，最快的效率來達到營運目標，充分授權，員工分享。國家也可視為全民持股的大公司，因此政府應努力精簡組織，分散權力，稅收合理分配，如此將可改造成小而美、小而能的政府。

和特務拔河 第一次被迫和國民黨特務拔河，我才唸國小三年級。 那是一九五○年代初期，民生凋敝，物質匱乏。 爸爸患有嚴重氣喘病，天氣一冷就發作。那時候毛織品又貴又少，於是爸爸去舊貨市場買了一條美國軍用毛毯，染成黑色，做成長褲，天冷時穿著。 有一次，爸爸帶我去台北。回台南時，台南車站人影幢幢，憲兵、特務四處巡視。可能是看見爸爸穿著一件不太尋常的長褲，咚咚咚不由分說就圍上來要抓走爸爸。我嚇得當場哭出來。特務一邊要抓走爸爸，我一邊哭也抓著爸爸往回拉。彷彿拔河比賽，爸爸像中間那條被扯來扯去的繩子。 後來到底是罰錢了事，還是沒收褲子，我已經完全不記得。但是車站裡那一幕與特務拔河，天昏地暗、天旋地轉的恐怖感，或許就捚下了我反抗的種子。 ■ 我是哪裡人 小學四年級時，有一天早上，老師很鄭重其事的宣布：「今天督學要來學校巡視，如果督學問起你是哪裡人，你們要說你們是… 老師開始分配，第一排同學是福建漳州人，第二排是福建泉州人，…隨便督學怎麼抽問，大家都知道如何作答。雖然我出生在台南縣玉井鄉，卻被指定是福建漳州人。其實我根本不知道福建在哪裡，漳州是圓的還是扁的。 那是二二八事件的餘波。國民黨為了沖淡省籍矛盾，決定從小學做起，讓小孩子牢記自己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 ■ 槍斃現場 唸五年級時，有一天放學，出了校門，看到許多人成群結隊急急忙忙往台南公園那邊走去。「要槍斃人囉，要槍斃人囉。」人群中有這樣的字眼在傳遞著。 什麼是槍斃？我一邊想像，一邊背著書包尾隨走去。 台南公園過去是台南二中，台南二中後面是墳場，等我氣吁吁趕到時，墳場已經聚集了四、五百人，周圍有憲兵持槍守衛著。 太陽漸漸要落山，遠處才駛來囚車。車子一停，拉拉扯扯下來兩個雙手反綁、雙眼矇布，背後插著一個長長尖尖寫著「漢奸×××」白色牌子的犯人。接下來好像電影快轉鏡頭－憲兵押著人犯往墳場窪地走，腳一踢，兩個犯人雙膝落地，阿兵哥退後開槍，砰砰幾聲，犯人往前仆倒，叫了兩聲，抖了幾下，就不動了。有個法醫模樣的人走向前，探看一番，揮手叫人搬走。 我從來沒看過槍，沒看過槍斃人，沒看過近距離的流血場面，整個人嚇呆了。 散場之後，一個人慢慢走回家，飯吃不下，覺睡不著，又不敢跟大人說，怕被罵。心中充滿問號。 漢奸是什麼？中國人為什麼要殺中國人？ 那時候我還沒有所謂中國人、台灣人的觀念，認為自己─就像老師教到，也是中國人。只是隱隱約約害怕外省人，因為外省人欺負台灣人。 我對外省人有驚惶之心，除了偶而聽見父執輩小聲談論二二八事件的屠殺之外，石姊姊的手榴彈慘案，也使我難忘。 搬到台南之前，我在玉井讀小學。四○年代末期，國民黨軍隊剛撤退到台灣，還沒有固定的營地，大部份都佔住學校或寺廟，我們玉井國小也有軍隊駐紮。 一年級時，班上有個石姓同學，他姊姊在我們學校教書。石姊姊被駐軍的一個排長看上了，但是石姊姊始終不理會他。 後來，玉井國小的部隊調防嘉義。調防後，有一天夜裡，排長從嘉義開車回玉井，二話不說，往石姊姊房裡丟了一顆手榴彈。 轟的一聲，石家大姊被炸斷了腿，石姓同學也受了傷。災情慘重，全村默默。 沒有人敢反抗，受傷的人獨自在心頭自我療養，那是典型四○年代末期的社會寫真。 ■ 炸彈郵包 我買了三本國語字典。字典翻開來，用刀挖空內頁，放進鋁製小便當盒。便當盒裡擺著電池、閃光燈膽和鞭炮用的黑火藥。 字典外面再拿牛皮紙包好，貼上郵票。三個郵包分別寫上收件人的姓名：謝東閔、李煥、黃杰。 謝東閔時任省主席，是當紅的台籍政客樣版。李煥乃蔣經國親信，權傾一時。至於黃杰，我在美國看過一本台灣雜誌，名為觀光指南，實為色情介紹，通篇都是外國人喝花酒左擁右抱的照片和報導，彷彿教外國人如何嫖台灣女人，上面居然還有黃杰寫的序。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謝東閔收到郵包。他在拆封時，炸傷了左手，送醫治療時，因恐引起敗血症，動了截肢手術，切除左手，安裝義肢。那就是震憾國民黨統治集團的謝東閔郵包炸彈事件。 國民黨始終極力封鎖新聞，不願張揚此事。一直要等到十幾年後，李煥才公開承認，他當時也收到郵包，炸傷了手指，並立即通知各黨政要員，黃杰乃逃過一劫。 其實，當時我根本無意傷人性命，否則裡面不會只放鞭炮用的黑火藥。選擇郵寄炸彈字典，一來不會傷及無辜，二來殺傷力較小。可是，國民黨終究拒絕承認：經過那麼多年的統治，到了七○年代末期，台灣人還膽敢採取如此激烈的反抗。 ■ 被捕的謎 郵包案發生的一個半月後，也就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妻子美霞帶著兒子良正、女兒怡芬、怡芳來美。我們一邊安置行李，籌畫未來，美霞一邊向我細訴家鄉的種種。 「前陣子，台灣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竟然有人寄炸彈給謝東閔*v完全不知情的美霞如此說著。 我不知應如何作答。 說「真的嗎？」假裝不知道。或者說「好大膽的人！」評論一番。我不知應如何作答，終於沉默以對。那時候，美霞做夢都想不到，坐在對面的丈夫，就是寄郵包的人；再過一個多月，我們整個家族的命運，即將全部改寫；往後十三年多的歲月，美霞幾乎嚐遍了人生的苦杯。 原本在搭機橫渡太平洋，返回台灣寄郵包的彼時，我已經懷著必死的決心。 其實，早從我決意關心政治，我就改變原來移民到美國當美國人的初衷。我決定不入美國籍，寧可做一個寄居美國的台灣人，也不願當一個關心台灣的美國人。我不能一邊拿美國籍，一邊搞反對運動，這是原則問題。不入美國籍，二十年前我這樣堅持，二十年後我也同樣堅持。 後來我才知道，國民黨用郵包上採到的指紋，逐一清查核對台灣已服役男子的資料，到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初，已經把我列為重大嫌犯。 國民黨把我爸爸、弟弟和五個好朋友，通通抓到警總保安處，開始嚴酷的偵訊。國民黨得知我們將有香港採購珠寶之行，於是逼朋友在保安處打電話到紐約給我，約好一月初在香港另一個蔡姓朋友處會面。 一九七七年一月四日，我搭機飛往香港。 在此之前，我完全不曉得國民黨已經把我的家人、朋友囚禁了一個月。香港蔡姓朋友的妻子和妹妹，也被扣在台灣輪流當人質。 一月五日晚上，我無意中在香港珠寶街遇見爸爸在台南製藥公會的老朋友，焦急的說：「幸男，你還在這裡幹什麼？國民黨已經知道郵包案件是你做的。你爸爸、弟弟和朋友都被抓走了，正準備抓你回去。」 我當場的反應，是假裝若其事。回到旅館，我馬上打電話回台灣，終於從在霧峰教會當牧師的表哥獲得證實，明知有電話監聽，表哥還是坦白告訴我，他們確是被抓了。回美國，還是回台灣？ 回台灣，死路一條。美霞到美國不久，才開始學英語、考駕照，三個稚兒十一歲、九歲、七歲，面臨全然陌生的世界，我如何讓他們孤伶伶與水深火熱的生活搏鬥？ 回美國，台灣無辜的親友都要為我受苦受難，我一輩子良心不良。 自己做的事，自己擔當吧。 我沒有告訴香港蔡姓朋友，我準備過境台灣時讓國民黨逮捕，只是默默讓他安排一切行程。那時候他已經身不由已，我沒理由連累他。我們約好搭乘一月七日上午九點半經台北飛往日本的國泰班機，過境時下飛機就擒。 當天飛機抵達松山機場，擴音器播出要安全檢查，請乘客合作在過境室等候廣播，我和蔡姓朋友走出機門，看見過境室裡一群保安人員押著兩個朋友，如臨大敵的等候著。 以後我才知道，警總怕我改變主意，不下機了，所以才押著朋友來，以便應付突發狀況。兩個囚禁已久、焦慮等候的朋友，看見我走出飛機，心中狂喜，說道：「一定不是幸男幹的，他才敢回來，我們沒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