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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楷◎台灣文化學院院長 第一次和江鵬堅兄見面，是一九八七年夏天，在美國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當時鵬堅兄就任第一屆民主進步黨主席不久，我也剛接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海外台灣人看到我們海內外反抗國民黨政權的，兩個台灣人組織主席同時出現，很喜歡安排我們兩個人並坐在一起，聖地牙哥的台灣同鄉會餐會將我們兩個人排成相鄰並坐；不多久在加拿大托倫都台灣同鄉的聚會，又是一樣的安排。 當時台灣仍在蔣經國強人統治下，白色恐怖氣氛未除，來到海外和「叛亂份子」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公然並坐在一起，是對國民黨政權一大禁忌的挑戰。我感覺得到鵬堅兄在公開場所和我並坐，心理上不是很安然的，但是他顯出那獨特具有親和力的笑容，和我握手坐下來。後來他常常來我東京的家，和我很熟悉，跟我講他的動機是，居然那麼多台灣同鄉希望看到我們並肩坐下來，雖然明知是挑戰禁忌，也要回應同鄉的願望。 他就任民進黨主席，在當時不是登上權力之座，而是等於從事「殺頭生意」，但是為了回應台灣人民的祈望，他願意犧牲自我接下來，其動機相似。他就是這樣的人，為了回應台灣人民，鼓勵台灣人民，會犧牲自我。 另有一件至今難忘的是，他為我們黑名單不能回國的海外政治亡命者，歌唱「黃昏的故鄉」一事。第一次在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聽到時，我們感動！我看到席上很多同鄉拭淚，包括我在內；以後再三聽到他歌唱它，感動有進無退。鵬堅兄性格豪爽的另一面，也具有如藝術家般的細膩感覺，他遇到我們，很快就能領悟我們迫切懷念故鄉的心情，所以所唱出的「黃昏的故鄉」獨具一格，震撼我們的心。 大家常說，一個人的一生，不在於其長短，而在於其內容。科學發達的今天，六十一歲辭世，未免是太匆促了一點，我們惋惜，我們「無彩」，「毋甘」！但是同時，我們還是覺得他為台灣人留下來的「腳步」巨大！

李勝雄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秘書長 將近三十年前，經共同朋友謝雲漢兄的介紹，初次見面聚餐即一見如故，成了比換帖兄弟更親密的知己。兩人無數次在國內外開會旅遊攏逗陣、天南地北無所不談，作伙辦案件做代誌，一起吃喝玩樂，也為美麗島高雄事件等不少政治案件並肩作戰。兩人間幾無秘密可言。 民進黨創立後，他踏入政界，由擔任創黨主席、立委到現今的監委，彼此從不中斷聚首。如此親密的至交，竟在學經驗正處顛峰尚未傳承之際，蒙主恩召，離世而去。正如陪伴他一生的愛妻，在前一晚送我及牽手到電梯時，向我們說：「他再不能跟恁吃喝玩樂了。」令我們強忍滿腹的悲痛。 鵬堅兄一生堅持理念，有時達於頑石不化至六親不認、只認義理的程度。尤其在他擔任監委開始，退出政黨、扶輪社以及一切交際應酬。只有在我們多年私交聚餐的場合才樂意出現。其實，他是非常受歡迎、熱情廣交、幽默風趣無架子的性情中人，只要有他在場，整個氣氛就熱絡起來，尤其在酒酣後，他意氣飛揚，引吭高歌之神態，更是豪氣萬千，魅力十足，其一代領袖才氣的吸引力更表露無遺。 他交友無數，瀟灑豪放、不拘小節，常和我在小吃店、路邊攤就無所顧忌地隨時隨地大吃大喝起來。但他頗愛惜羽毛，一生不貪不取，卻慷慨好施不落人後。如呂秀蓮留美回國，開始成立「保護妳」專線及拓荒者出版社時，我向他提及，他立即自動出錢出力幫忙到底。 我的朋友也算不少，但難得像鵬堅兄這種至交，同行同業又有相同志趣及愛台灣的堅定信念、公私大小事作伙一起。1984年他發起籌組台灣人權促進會，他當創會會長，我是執行委員之一，也當過第四、五屆會長。1998年民進黨創黨，他被選為主席，在金華女中大會受民眾歡呼慶祝時，我當大會司儀。許信良要闖關回台時，我與黃爾璇、顏錦福陪同他去機場，他不畏危險，在指揮車上帶領黨員與鎮暴部隊對峙；無數次的街頭運動，兩人可說是形影不離。而閒暇時，常常相聚一起，或討論時事、或開懷痛飲直至凌晨，與他同赴東京、大阪及漢城開會旅遊的歡樂趣味情景，歷歷在目，令我懷念不已，兩家庭亦互相往來，如同親人。正如他的名言：「做事時專心做事，玩樂時盡情玩樂」。 因為我在大四那年與牽手一同受洗成為基督徒，他生前常笑我說：「你還不能叫我信耶穌。」在信仰上尚未與他分享，使我常耿耿於懷。因此，他第一次入院開刀後，我每次去看他，為他祈禱，總帶些信仰小冊子，要他信耶穌。這次再入院，我就迫不及待，希望他受洗，所幸在他離世前晚，得到他家屬同意，由義光教會許承道牧師施洗、高俊明牧師夫婦及我陪同，在其家人旁觀之下，完成了與我同一信仰的任務。因此，我能在悲痛之餘，勉強匆忙寫下此文，記念他這台灣一代領袖，且要向這位一生之至友說：「鵬堅吾兄，天堂再見了！」，也盼望他的家族及所有親友也能得到上帝的安慰。因為他只是從世上消失而已，從今以後在天上享受永遠的平安與喜樂，我們定會在天國相見。 鵬堅兄的一生有如提摩太後書四章七節：「我已經爭戰好的爭戰，已經盡跑走的路站，已經守所信的道理。」而有公義的冠冕為他存留在天上。

典型在夙昔，風骨留人間 悼念江前主席鵬堅兄 黃爾璇◎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副主席 最近我們才知道，江主席再度入院，豈料突聞噩耗，不勝哀悼。他方值壯盛之年，於台灣國家發展正需他這樣的領導精英之際，上蒼竟然讓他遽然而逝，真是眾神不仁，令人愴然唏噓。 我與江主席共事，記憶最深刻的是共同推動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成立，秘密組黨突破黨禁、護衛建黨初期民進黨艱困的黨務，以及卸下黨務後推動獨派溝通整合的工作。翻開昔日札記和照片，江主席堅毅、宏達而豪邁的談笑身影，猶歷歷如生。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立委增補選，高雄事件後辯護律師和家屬四位脫穎而出，江律師以戒嚴未解除僅擔任一屆立委為訴求，深獲社會稱讚。翌年他以立委身份即積極尋求建立台灣人權組織。一九八三年六月底，我被國民黨青工會會同教育部與警總迫害失去東吳大學教職，深感島內台灣人有仿效在美台灣人組成北美台灣人權會、台灣人教授會之必要。江律師於八四年九月初邀我深談其事，九月底舉行台灣人權促進會籌備會，十一月二十一日發表章程，而於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日正式成立台灣人權促進會。江律師一再表示不希望台權會被視為他的「山頭」，所以堅持由非政治人物和學者主導其事，但當時尚處於敏感時刻，大家仍然公推他擔任首屆會長，而副會長、秘書長則分別由劉福增教授和林永豐醫師擔任。台權會成立後，發行專刊，辦理各種人權救援工作和研討會，對爭取台灣人權貢獻很大，創會和肇建初基的江律師功不可沒。 一九八六年六月，台灣島內祕密組黨活動經數次無影而終之後，終於結成超然於公政會之外的十人組黨祕密小組，其成員立委有江鵬堅、張俊雄、費希平，監委有尤清，省市議員有謝長廷、游錫?，國代有周清玉、政治犯有陳菊、學者有傅正和黃爾璇，沒有明定召集人。九月中擴大參與成員，完成黨名及黨章、黨綱初稿，而於九二八在圓山以黨外後援會推薦大會為掩護，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其後成立十八人建黨工作小組，分組進行建黨工作，以費希平為召集人，江律師擔任組織組召集人，我則擔任執行長兼政策組召集人。因此得以與江律師同心協力從籌建台權會進而為建黨的高難度工作。同年十一月十日，民進黨在環亞飯店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完成中央黨部建制，江律師被推選為首任主席。民進黨於九二八突破組黨禁令，繼而於十一月十日再攻略一城，克服國民黨「可以籌備，但不准成立」的威脅。自此以後，江主席擔任任期僅能一年的首任黨魁，在危疑震撼中發揮對內調和鼎鼐、對外堅毅不拔的長才。原先擔心被派系掣肘的顧慮，也因為他不偏不倚的領導風格而獲讚許。 建黨未足彌月的十一月三十日，因許信良欲闖關歸鄉而發生桃園機場事件。於前一天下午江主席為此先趕赴中壢視察，三十日江主席因顧慮建黨未久，如迎機群眾失控，不但會遭受鎮暴部隊之害，民進黨且有被藉口鎮壓摧毀之虞，乃果斷親自率領全體幹部分頭進入機場和群眾之中，我們少數人即陪同他先到中壢許國泰服務處，然後驅車並步行到現場。當時交流道和機場道路已擠滿群眾，部份被軍警鐵絲網阻隔，官方不斷以消防水龍強壓和催淚瓦斯驅散群眾，直昇機低空盤旋撒下威脅傳單，江主席和我們一些人都與群眾共患難，民進黨的幹部從主席以下，都承受瓦斯和灑水的侵襲，他持著麥克風，揮去混合水珠的散髮，指揮若定。這個鏡頭不但使我們懷念首任主席，也應可讓後起的同志，體會建黨之艱辛，知所珍惜。最後，我們幾位被容許進入機場大廈，我們以電話與在日本陪伴許信良的友人連絡，獲悉成田機場未准許許先生登機，江主席乃決定宣佈和解散群眾的時機，終於結束一幕相當緊張但又有些荒謬的政治劇。也因為有此危機的體會，才使我淡然卸除不接任秘書長的堅持。嗣後一年，在江主席領導下，逐步完成中央建制，節節建立地方黨部，並推動一波一波面對國民黨政府的群眾抗爭運動，漸漸壯大民進黨聲勢，使之屹立於不敗之地，從此奠定黨的始基。 民進黨進入第二屆，我續任秘書長職位，江主席則退為顧問襄助姚主席，我們仍然合作無間，過從密切。迄至第三屆，我們都退出民進黨決策核心，江主席因感獨派理念有日漸淡化之勢，乃一方面出面組成台灣國際關係基金會，一方面主辦獨派溝通會(後改稱為建國研討會)，分別在各地舉行會議，甚至遠赴馬尼拉和東京與尚無法返台的海外獨派人士舉行懇談會。該會辦公廳設在江主席律師事務所，第一屆由江主席主持，其後則分由姚主席等人分擔，到最後一次則再歸由江主席擔任。他因感民進黨獨派派系分殊化已日漸明顯，乃宣告停止辦理。在此期間，我因時間關係未能同意就任類似執行長的專職，但以義工身份全力協助其獨派溝通整合的工作。 江主席是一位極具開創性的領袖，不但具有豐富的法政經驗，而且有開闊的包容力和親和力，沒有不願屈居人下的的習性，於膺任領導者時，則博徵輿情，衡平斷事，其為一般成員，也能推心置腹，與他人合作共事，從其爽然答應許信良主席為秘書長、毫不矯情地與黨內後進競爭區域立委雖敗選而悠然自得，可以見到。他嗣後被延攬為監察委員，毫不遲疑地揭發舊體制時代諸多迫害人民的冤曲案件，表現超然公正之御史之風，甚至為他黨高層人士所折服。方今民進黨初次執政，正期盼其展佈長才，有所貢獻之際，竟然遽然長逝。撫今思昔，追懷他過去的勞績，給我們留下無限的感念與哀思。

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美麗島高雄事件的公開大審，在消息封鎖的時代使台灣人大開眼界，看到一群的「政治犯」心裡在想甚麼，想把台灣帶到甚麼地方去。美麗島高雄事件的英雄榜排在台灣人的眼前，大審的公開是一個突破。又在那黑暗時代竟然有一群律師敢站出來，仗義為這群「政治犯」辯護，這是另一群的英雄榜。我認識江鵬堅律師的存在是透過這次的大審。 1987年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為了與在台灣內部推行民主運動的人士建立半公開的連絡，成立了「台灣建國委員會」，江鵬堅、姚嘉文、鄭南榕、顏錦福……等重量級人物是主要被邀請的對象。我與江鵬堅律師的第一次見面就是在這種場合。江律師為人率直、豪爽，我們非常投契。又我們都是嗜好杯中物的同好，當然借此更能互相交陪暢談。記得有一次在美國東部的馬里蘭大學開會時，晚上他要我跟他溜出去，到陳安和的公司。他看到排在商品架的玩偶，雙手抱起好幾個，哈哈大笑說「沒收，帶回去給孩子」，好像一個頑皮的小孩。 我因為是被KMT禁止回台灣的老台獨，要見台灣的朋友們，只得靠他們來找我。他跟洪貴參、李勝雄律師……等人，常常到日本來，我們透過來往交談之間增加友情。1992年在日的台獨聯盟盟員大舉回台，這也是靠他們這群律師的安排。在此之後，他很少到日本了。我問他，甚麼時候到日本，他回答說：「到日本幹甚麼。你們都不在日本了」，輕輕的一句話，使我深感他的友情真摯。 在台灣我們也常聚在一起。但是自他就任監察委員以後，要約他喝一杯，就變成非常困難的事了。據側面的了解，他是為要創立監察委員的風格，故極端地減少與外界「風塵」人物的來往。後來他得了大病，更少在外露面了。2000年2月29日台獨聯盟在國賓大飯店開了「台灣青年四十周年、台獨聯盟三十周年慶祝會」，那時他由於病況愈差，已經瘦得很，竟然拋頭露面來慶祝，使我們感激不已。 他就任監察委員，按照我的了解是要協助林義雄家族慘殺案的調查。但是到了他的逝世，還未能水落石出，這可能是他的一大憾事。 江鵬堅先生在台灣民主化的路程建立了偉大的成果，台灣史已經記上他的英名了。但是，做為他的朋友，失去他的寂寞感，是難以拂拭的。安息罷，江律師！

金美齡在其新著作中告訴日本人說： 日本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國家，但是過於自我虐待 金美齡◎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侯榮邦◎翻譯 日本人可以更有自信 世紀末期正漂著鬱卒的氣氛。在二十一世紀正要打開門扉之前連曙光也看不到。在這種情形下有異樣的評論家，金美齡氏的著作「生為日本人，幸福嗎」（海龍出版社）中說「日本是個得天獨厚的國家，其最大的缺點是過於自我虐待，不能正確評價自己的國家，需要更有自信」。年輕時投身台灣獨立運動，三十一年之間，身為無國籍而嚐盡了心酸的她，對這個國家的現象似乎感到不可思議。現在讓我重新來聽一下滯日四十餘年的外國人的日本觀。 妳寫這本書的動機……. 我是台灣人。就我看來，無疑的，日本是一個和平、富裕而得天獨厚的國家。既然如此，竟然有許多人並不認為幸福，真的令我不可思議。不得不說的話累積了九年，期盼藉此機會加以具體化。 請具體的說明 具有經濟力是很好的事。貧窮是辛苦的事。有很多人因為貧窮而不能發揮其才能。例如開發途中的國家到處乞食而無家可歸的孩子們，如果生於日本，可能在良好的教育環境下成長而發揮其才能，可惜為了維持一日的生活不得不用盡其智慧。 對日本這個國家絕望，而計劃創造獨立國家的中學生們的故事「脫出到達希望的國土」這本書據說叫好又叫座。就是說此論點引起不少日本人的共鳴。就我來說，所謂富裕，由客觀上看來可以說處於容易持有希望的環境裡。 由妳自己的經驗來說，是否日本人完全浸漬於自己本位的構造之中？ 我一直沒有保護自己的國家。所以切親了解所謂國家是何等的重要。但是日本人有名為日本的這個完整的國家一直保護著所有的國民，早已成為習慣，因而未免過於蔑視國家的存在。 現在的日本人與統治台灣的時代，即戰前的日本人比較之下，我認為後者的日本人比較以身為日本人而感到驕傲，甚至有很多人抱有不違背這個國家的強力意識而營生。司馬遼太郎先生在「台灣紀行」也已經寫過了，現在可以印證的事例在台灣仍然留下很多。 我的母校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位於總督府的建築物的斜對面。李登輝總統（當時）的民主化政策的成果，終於獲得返鄉權。初次歸台訪問母校時，昔日原貌的職員辦公室前面立有石碑，其中以日本語刻著「正直 堅強 賢淑」。因為我是戰後進學的，當時並沒有這個石碑。尋問之下，職員說：「那是日本時代雕刻的校規，戰後國民黨把它丟在後面的竹林中。新赴任的鄭美?校長重新把它立在原來的場所。雖然有人批評其過於親日，校長卻認為這所學校是日本人建立的，這是歷史的事實，歷史教育不可以滲入意識型態，壓小年輕人的意識與思考的空間務必戒慎，而堅持復建。」 我聽了說明後，對這樣具有見識與勇氣的女性已經在新生的台灣出現而感到膽壯與欣慰。而且對其端正的文言之訴求力量，使我重新認識日本留下給台灣的東西是何等的廣大呢。 一九九六年的總統選舉時，你為什麼不顧中國開始飛彈實驗而回歸台灣呢？ 在日本留學的期間我就參加台灣獨立運動。我的人生始終一貫反對國民黨政權，到這個時候若要支援國民黨的李登輝先生，可說是某種的背叛行為。思考再思考，得到的結論就是：台灣正需要他，雖然他屬於執政黨，惟他正想要改革執政黨，僅有國民黨支持他是不夠的，期盼他能夠獲得超過半數的選票。事到如今證明我的判斷是正確的。又，當我獲得中國要向台灣發射飛彈的情報時，我切實希望待在被飛彈射擊的台灣。祖國正面臨危機的時候，在安全的日本悠哉閒哉是我做不到的。 對於去年春天總統選舉的結果… 對我們台灣人來說，這次的選舉是有關國家將來的重大的選擇。被視為有力的候選人之中，有偏向中國的宋楚瑜氏、李登輝氏的繼承者連戰氏、純粹的台灣人陳水扁氏。對我來說可謂賭注人生的選舉。如果宋楚瑜氏當選總統，我已經下決心不要做台灣人了。中國不斷地狂喊若是台灣宣告獨立不排除使用武力恐嚇台灣人，但是台灣人不屈不服，推翻了選舉前一般的預料，讓陳水扁氏獲得了勝利。這次的選舉對台灣人而論可以說是有關尊嚴與生存的重大關鍵之選擇。所以後來看到日本的選舉以及自民黨的亂象，讓我覺得日本人是那麼的傻裏傻氣呢。 那麼今後…… 我將思考自己能夠做什麼，現在經濟上已經稍有餘力。這個房間恰好以新宿御苑為借景，不錯吧！我想把它開放為台日交流的社交場所。設立日本語學校是對次於台灣的第二喜歡的日本儘了些禮儀與奉仕。 日本人對於所得到的東西，要如何重視、要如何使用，應該要認真嚴肅去思考才對。在台灣，將日本傳統上的優美、勤勉、正直、規律、稱為「日本精神」，現在還有相當高的評價。 在日本留學期間，參加台灣獨立運動 「為了台灣，希望繼續發言」 以「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屈辱為彈簧，一貫勇敢地活過來，現今令我的人生開始出現曙光。出生為殖民地的日本人，身為台灣人而成長，日本留學期間投身台灣獨立運動。撕破並丟棄護照，了斷退路。 「人們不能選擇在何地，如何出生，所以只有接受與生俱來的條件。到了自己能夠選擇的時候，要選擇什麼，要自主去選擇，或站在被選擇的立場，我認為要靠自己的努力而定」。 父親是普通的公司職員，母親是富裕的茶商的女兒。父親在年青時患了結核病，母親在娘家雖然很風光，但是在封建的大家族之中卻只是一位邊緣者。幸運的是我具有堅強的意志、語言的才能與洞察力。「我可以明確的說在某種意味上，幾乎僅具負面的要素，因此我一直努力將其轉變為正面的效果」。 留學生時代靠打功過生活。學生打工的日薪五○○圓時，我做通譯的工作則可得二○○○圓。工作獲得好評，努力爭取後續的工作。終於博得電通公司與博報堂的信任，「讀者文摘」的中國語的香港版之翻譯也由我一手包辦。語言學的磨練，同時也得到頗高的收入。與透過獨立運動認識而結婚的丈夫兩人不休不眠拼命地工作。 「我有任性的性格，奢侈而喜歡美麗的東西，又喜歡美食」她這樣地分析自己。另一方面她平常自覺為社會中的邊緣人物。現在她能夠肯定自己的人生與營生方式，並斷言有關自己的事她能夠負起一○○﹪的責任。而「有關國家的事，我一個人的力量不能有所作為。到底還能夠活幾年，發言還能夠繼續幾年呢。為了社會，為了台灣能夠做些什麼，盼望今後能夠在生活中不斷地思考」，她這樣地結束了採訪。 人物介紹──這一個人 金美齡 一九三四年生於台灣台北市。一九五九年以留學生身分來日。進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院英文系，七一年完成該大學研究所博士班課程。歷經劍橋大學客座研究員，早稻田大學英文系講師，JET日本語學校校長，現在為活躍的評論家。今年就任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從大學時代就參加台灣獨立運動，撕破而丟棄失效的護照，到了九二年一直被封閉了歸國之路。 著作有「自己的人生 需自己去抉擇」、「世界第一富裕而幸福的國家，卻不知其可貴的不幸的人們」、「金美齡的直言」、共著有「關鍵在『台灣』！」、「不能自立的國家 － 日本」、「敵人是中國」、譯書有「七個中國」等。與丈夫周英明‧東京理科大學教授之間育有一男一女。 ＊本文摘自日本《每日新聞》2000年12月15日

唐詩◎台灣日報記者 回國參加亞太區域會報的駐日代表羅福全昨天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日本輿論正敦促政府改變對中國態度與政策以及日本正考慮與美國強化伙伴關係的新發展；他也強調，台灣與日本的關係應建立在﹁安全利益的共同基礎上﹂。就李前總統訪日而言，羅福全則認為﹁中共對李前總統有意訪日過度介意的表現，是一件很不幸的事，而陳總統要訪日可能性並不大，但與日本首相森喜朗兩人彼此的溝通，他認為是﹁條條大路通羅馬以下是專訪摘要： 問：當前對日工作方針與未來登展為何？ 答：去年我到任後日本即舉行大選，政局發生很大的變化，選舉中新的一代出現，戰後日本的意識形態政黨，如日本共產黨、社會黨慢慢消失，逐步走向兩大政黨之路，並進入新舊交替時代，未來我將儘量安排一些新的議員來台訪問，以了解台灣。其次，日本對中共在態度上、作法上正慢慢改變。比方說，日本給中國每年三仟億日元的援助，中國不但不領情，而且還把其中五分之二拿去給其他回家用。另一個例子是，去年七月中國調查船在日本海域附近巡迴，逕自進入領海卻未通知也引發日本國民不滿，因此近來輿論也在敦促政府，認應改變對中國的政策。 再者，日本政府過去認為，亞洲的安全問題交給美國去操心，日本應專注發展經濟，並協助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但日本慢慢感覺到中國發展起來以後，在軍事勢力增加，對區域安全構成潛在威脅，因此在小布希兢選時一方面把日本當作伙伴，一方面把中日定位在戰略上競爭對象的關係，日方也正在重新深思這樣的變化。 我認為新的環境下，台灣和日本的關係應建立在安全利益的共同基礎上，並以此提昇交往的層次。當然這並不是我方一面倒的想法日方也在如此思考，就議員與兩岸來往而言，交往上並不會過份單純化。 問：日本有無可能扮演兩岸的「第三者」，新政府在日進行「二軌」與北京對話的可能性？這方面會不會有所進展？ 答：日本人智庫人士與兩岸雙邊都有來往，但也許還未能擔任「第二軌道」角色，沒有成熟到這個程度，除了日本學者怕被貼上「親中」、「親台」標籤外，最大的關鍵還市在北京，除非北京方面能找到具有代表官方性質的適當人選，並且有這樣的意願，否則現在談這些還太壟統，但這是一個可以思考、努力的方向。 問：李李登輝前總統今年訪日與陳總統任內訪日，可能性的評估？ 答：有關李前總統這件事，現在我要「百分之百」我才敢說，百分之九十九的話都不敢講，因為我是代表官方。不過我要一再強調的是，李總統訪日並不會造成任何政治上實質意義，只是一種象徵的意義，因此中國對此事過度介意，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我不願在此促成此事的過程中發言，以免徒增新的困擾，像去年十一月中嶺雄校長有關的發言，結果是製造一個目標讓中共「打靶」，因此定位在私人訪問的性質的話，它不應該在日本造成軒然大波，也不致影響日本與北京的關係，只是中共看待此事太過情緒性。另一方面，日本也認為李前總統並不需要事先取得北京的諒解，日本人認為：私人的訪問為何須經國家間交涉？ 但陳總統訪日意義不一樣，要順利成行也比較困難，因為陳總統是現任國家元首；1月5日我在公開場合和森喜朗首相碰面時，除了與森首相寒喧外，也替總統向首相問好。我相信阿扁總統和森首相之間可能從「心」交往，「心可以通心」就好，雙方聯繫管道，依我看是「條條大路通羅馬」。

蔡明殿　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委員 「這一個團體運用其力量來保護人類生命的價值，國際特赦組織給予因為種族、宗教或政治觀點而被監禁的人，實際的、人道的和公平的支持。」- 1977年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頒予諾貝爾和平獎時候的聲明。 「國際特赦組織」(AI)的中文譯名時有受到誤解，事實上其聲援的工作對象是經嚴謹的篩選和求証，僅限於良心犯或一般稱為政治犯為對象。「國際特赦組織」的創始者本奈生(Peter Benenson)是一位英國律師，向來關切人權問題，並曾為不少政治案辯護。他看到當時的國際新聞，每日所見無不有關因為政治觀點不同，而被當地政府逮捕入獄受難的令人痛心的信息。時常思考，如何來營救這些人權受到侵害的陌生人。1960年的11月，葡萄牙在當時的獨栽者Salazar的統治下，有兩名學生在葡京里斯本，公然舉杯為自由而乾杯，為此他們被捕並判刑七年。這一則新聞觸發本奈生採取行動的動機，他想，葡萄牙政府有沒有可能在世界各方同時寫信的民間壓力下，釋放這兩名學生？他認為這是可行的，而且，可以對各國同時進行。 1961年似乎對人權工作是一個很適當的年代，這是美國釋放奴隸和蘇聯釋放農奴的一百周年。本奈生找來兩位可能同意他的行動的人 – 貝克(Eric Baker)和布倫庫伯(Louis Blom-Cooper)，三個人一起發起「1961為特赦而請願」(Appeal for Amnesty 1961)，行動的目標有限但也很清楚，是要為因為政治觀點有異於政府而入獄者：尋求公平審判的機會；擴張受庇護的權利；幫助流亡的政治人士尋找工作；推動保護言論自由的國際組織。 在倫敦的本奈生辦公室中，搜集並發佈他們認定為「良心犯」(Prisoners of Conscience)的消息，他們也向朋友推介這項活動，主要是律師、新聞界、政界和學術界人士，由此組成一個核心組織。1961年5月28日他們在當地報紙「觀察者」(THE OBSERVER) 全版登載新聞，呼籲大家為世界各國政治犯的釋放而行動，每一組的人都認領三位良心犯，分別來自共產集團、西方國家和第三世界各一人。 這一則新聞在當日的法國報紙(Le Monde)登出類似版本，隔日美國的The New York Herald、德國的Die Welt、瑞士的The Joural De Geneve、丹麥的 Berlingske Tidende、瑞典的Politiken、以及荷蘭、意大利、南非、比利時、愛爾蘭、印度，甚至於在佛朗哥獨栽統治下的一家西班牙報社也冒著風險而登載。 「觀察者」第一次登載出來八名被本奈生認定為「被遺忘的犯人」(The Forgotten Prisoners)，其中安哥拉的奈托醫師(Dr. Agostino Neto)是一位詩人，也是該國僅有的五名非裔醫生之一，但是他對改善醫療的努力卻因為政治活動而不容於當局。他在家人的面前被鞭打，未經審判即入獄；另一位「被遺忘的犯人」是羅馬尼亞的哲學家諾怡卡(Constantin Noica)，被判25年徒刑下獄的罪名是「陰謀違害國家安全」和「散佈對當局敵意的宣傳」；一位西班牙的律師亞曼(Antonio amat)，因為試圖組織反對派聯盟，未經審判而入獄三年；65歲的美國牧師瓊斯(Ashton Jones)，他因為幫非裔民眾爭取人權而在德州和路易西安奈州，有三次挨打和入獄；南非白人鄧肯(Patrick Duncan)因為反對種族隔離而入獄；希臘共產主義和工會運動者亞必迪克羅(Tony Abiaticlos)因反對政府而入獄；還有匈牙利的樞機主教Mindszenty和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總主教Josef Beran。 這些新聞發出後各地的反應很熱烈，信件和捐款湧入，隨之而到的還有數以千計的有關各國良心犯的訊息請求申援。這些個案被分配到各地的關心人士所組成的小組，讓他們「認領」特定的某一位良心犯，替他(她)的釋放寫請願信函之外，並設法與其家人聯繫、在年節時寄一點禮物或為家人生活費募款。每一小組還要設法寫信給獄中的良心犯，即使沒有回信也要繼續寫，期待有一封信可以達到良心犯的手中，讓他(她)知道這個世界並沒有遺忘他(她)，以之來鼓勵其堅決活下去的勇氣。 「國際特赦組織」創會時的基本工作 – 寫信和其宗旨，後來在戒嚴時期的台灣的許多良心犯的遭遇上得到印証。這些眾多政治受難者之中的一位，後來擔任「國際特赦組織」中華民國總會會長的柏楊先生，在綠島服刑的期間，「國際特赦組織」全世界的會員寫了很多信件給他，但獄政當局扣留所有信件，只是有人傳話說有些來國外的信件。柏楊先生後來到出獄之前都未能看到這些信件，而他的刑期也未因為「國際特赦組織」會員的聲援而減少一日，但是柏楊先生出獄後曾對「國際特赦組織」的會員說，在獄中知道各國人士寫百千封的信給他，讓他更堅強和安慰。副總統呂秀蓮、國策顧問楊金海等多人也曾被AI的全球會員所救援。 「國際特赦組織」創會時的基本工作 – 寫信和認領政治犯延續到今日，仍是各國會員最熱衷參與的志願工作。其工作流程由各國的侵犯人權事件發生後，通報至倫敦國際秘書處(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的緊急救援組(Urgent Action Team)經調查並認定為「良心犯」之後，即編號以電子郵件、傳真或空郵發至各國分會的緊急救援聯絡人，由此再分發給志願寫信的會員或小組，依照緊急救援組的指示向各國領袖、法務部長、外交部長、警政首長或相關人士，寄出請願信函。一封請願信可以英文、本國或對方文字書寫，再以個人或多人簽名寄出。 由倫敦的緊急救援組傳出的個案，必然都包括有當年的編號、國家、姓名和案情，然後有詳細的背景消息，通常是很新的該國政治現況的報導，對於研究國際事務的人很有幫助。然後，有一段建議事項，是提示會員寫信的重點和請願的方式。接著是受信者和副本寄送的地址，以及寫信的時限，通常是五、六個星期。之後，緊急救援組有可能再發出同案的接續聲援通告，有時情況危急或牽涉面很廣時，會有第三、第四次的通告。1999年中東帝汶的政情不穩，極多人命損折和動亂，維持治安的印尼軍方坐視民兵施暴，緊急救援組發出極多次通告摧促會員向印尼總統及軍方請願，要求確保居民的人權。台灣的蘇建和等三人案，在1995和1996兩年之中，共發出六次通告要求各國會員向總統和法務部長請願。這種多次聲援的策略，就等於一個人講話，講一次沒有回應，那麼就再講，一而再的講。人少聲小，那麼就再多找人，匯集更多的人更大聲的講，直到這些話有人聽到。在1975年多明尼加共和國的一位工會幹部皮納瓦地滋(Julio De Pena Valdez)被當局在地下牢房裸體監禁。「國際特赦組織」得知他的情況後立刻發動全球會員為他的釋放寫信請願。事後他自己敘述：「當最先的兩百封信寄達時，獄警還給我衣服穿，再來兩百封信之後，典獄長跑來看我。當成堆的信件再來時，典獄長去找他的上級。信件繼續的寄到，一共有三千封之多時，連總統也被告知。然後信件繼續的寄來，終於總統告訴獄方將我釋放。在我被釋放後，總統找我到他的辦公室面對面談話，他說：『一個工會的幹部怎麼在全世界會有那麼多的朋友？』他展示給我看，他所收到的一個堆滿信件的箱子。當我離開的時候，他將所有的信都送給我，到今天我還保藏著。」 因為良心犯的情況會變動，有些短期內被釋放的當然可以消案，有些被判刑後正在服刑的，則由緊急救援的檔案轉入「行動檔案」(Action […]

前台獨聯盟副主席李應元 接受自立晚報專訪 王珍瑜◎自立晚報記者 ■ 未來與FAPA互相配合共同打拚 問：您將在這兩天前往美國出任駐美副代表，對於這個新任務，您對自己與駐美代表處有什麼期許？而在新政府上台後，FAPA又將如何發揮其功能？ 答：在這段時間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也可以說是已經「覺悟」了，以一個新人、一個外行人要跨足到一個新的領域裡，當然是一項新的挑戰，因為美國是一個大國，而台灣是一個小國，到了那裡難免會面對一些新的挑戰；這次到美國，我想我會全力配合協助程代表完成任務，因為程代表在美國有其名望，也極有經驗，他以部長之尊領導我們，其實是受到陳水扁總統的特別委託，在美國為台灣爭取最高的外交權益。不可諱言的，過去幾十年FAPA（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和外交部駐美代表處因為意識型態不同，一直處在競爭與敵對的狀態，因此彼此幾乎鮮少往來，在許多的活動與主張上，雙方常常出現意見南轅北轍，甚至讓力量互相抵銷，後來到了前部長胡志強的時候，駐美代表處就開始與FAPA有些接觸，現在新政府上台，這也是長年在國外為台灣民主奮鬥的FAPA的朋友們所樂見的，大家態度上也出現了很大的不同，未來雙方有很多地方可以相互合作，整合彼此的力量。共同為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閒而打拚，我想我這次去，也可以在這方面作一些幫忙。 問：據了解，由於中共方面不斷的向美國施壓，因此我駐外人員在華盛頓DC的活動，一直受到若干限制，情況到底是如何？ 答：我們的代表處是在華盛頓DC內，代表處的人員可以在當地進行各項活動，不過我們的外交部長、國防部長，正副總統、正副行政院長等和國家主權宣示性比較強的政府人員，到目前並不方便在當地出人，這是過去美國國務院方面的一項不成文的指示（instruction），不過據我的瞭解，到目前台美的實質關係，也就是整體的外交狀況很好，溝通的管道非常的暢通，雙方也都可以互相體諒，我認為新政府和美國的關係應該是很好的。 問：新政府上台至今半年，但是陳水扁總統的大陸與外交政策一直備受在野黨責難，部分人士甚至明白的說陳總統「只聽英文、不聽中文」（意即只聽美國的話），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答：台灣是一個小國，這是一個事實，和美國要配合的地方還很多，所以我不知道他們說聽誰的話是什麼意思？陳水扁總統過去就聽過包括工商界大老、農民、工人、還有親民黨、新黨與將要見面的國民黨的話，阿扁總統確實是在傾聽社會中各種人的聲音，這樣的批評出自在野黨的口中，因為他們有他們的立場，我可以理解，任何國家領導人一定要廣聽各種建言，其中當然包括各種語言，在野黨說陳總統聽英文，事實上這段時間他還聽了德文、日文，所以這並不值得大驚小怪。 問：過去美國內部，一直有所調的BLUE TEAM，據說都是一些比較友我的學者與我略專家，您的瞭解又是如何？未來您是否會與之接觸？ 答：過去在美國的學術與輿論界中 確實有所謂的BLUE TEAM與RED TEAM之分，BLUE TEAM指的是比較傾向反共，對於共產國家態度比較強硬，而RED TEAM的人就比較親共，在行為與言論上比較傾向共產國家，對他們也比較友好。這是美國輿論與學術界有這樣的區分，最近特別是在對中國政策上，會有這樣的分野，但是這樣的劃分方式也會有謬誤，因為有些學者會因為各種情勢與時間的不同，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因此這樣的劃分並不是太精確，或許大家還不知道，過去台灣也有BLUE TEAM，那就是國民黨，未來我們在美國的工作，應該是讓各種層次的人都能知道台灣，瞭解台灣的處境，進而支持台灣，因此我們將不會特別去分誰是BLUE TEAM，誰是RED TEAM，都會一樣的去爭取去努力。 問：過去兩岸問的互動，大體上都與美國脫不了干係，因此外界形容美中台三達的關係是一個橫垮太平洋的三角關係，雖然美國有「台灣關係法」提供台灣必要的保障，但是中共方面也從美方取得了戰略伙伴地位與永久最惠國待遇（PNTR），就您的瞭解，未來美中台三邊關係走向將是如何？台灣又將會處於什麼樣的地位？ 答：講到美中台三邊的關係，那真的是一個大題目，如果真的要說的話，一言以蔽之，我認為應該是「交往中有圍堵，圍堵中有交往」，因此有一個新字叫做congagment就是engage和contantment商個字合起來組成的，我所謂圍堵，指的並不是對台灣，因為台灣大小根本沒有能力去侵略別人，而是對中國，從冷戰後美國感受到來自共產國家威脅，因此在韓戰後，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並建立北從阿留申群島南到菲律賓、越南的防線以圍堵中共，一九七0年初期，尼克森和中共交往，而改變了世界的態勢，目的就是在「聯中制俄」，一九九0年蘇聯瓦解，從各種角度看，「聯中」的必要性已經沒有那麼重要。至於美中雙方所謂的「戰略伙伴關係」、是因為在最近這兩年美中間發生了許多事，像是南斯拉夫使館誤炸事件等。讓雙方關係一度緊張，美國的智庫人士就明白的表示「有中國這樣的戰略伙伴，我們還需要戰略敵人嗎」單方面積極要去推動的，並不是中共在「大國外交」的思維下，因此所謂的戰略伙伴關係，是柯林頓政府的要求，因此在這次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共和黨就表示要修正雙方的關係為「戰略競爭」關係，就是這樣的道理，我認為國與國要和平相處，在沒有戰爭之前，任何潛在性的預防仍然是必要的，所以所謂的戰略伙伴關係，實際上只是一個口號，美中間並沒有因此而加深合作的可能。 目前在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威脅到區域安全的只有中國，孟子有云「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孫子也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道，不得不察」，我們是一個小國，沒有侵略能力，只求安定、自衛，儘管我們處境艱難，但正是因為如此，讓台灣的民眾格外努力，父母都會盡力栽培小孩受教育，送他們到國外唸書，學習最新的知譏，幾十年來奠定了我們高科技產業的基礎，雖然我們在名份，也就是官方的外交上仍有困境，但是與各國的實質關係仍十分堅強，台灣是一九七o年美國「聯中制俄」政策下的犧牲者，當時的美國政府屈服放大的三角關係，而犧牲了台海間的小三角關係，因此才會有退出聯合國、美中簽署公報等事件接踵而至。 ■ 新時代、新世紀對台灣有利 以三角關係來說，我們一定會受制於國際問的大戰略，但是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主權重新確定、網路無遠弗屆、經濟力決定一切的時代，土地大小不再是國家國力的象徵，雖然台灣小，曾經困苦過，但是我認為「最艱難的處境已經過去」，理論上這樣的新時代、新世界對我們有利。大家細想一下，以經濟力量來說，有誰可以挑戰美國、日本？但是美日等國為了要維護自己安全與利益，一定要設定一個「假想敵」，以現實的狀況來說就是中國，因此才會有美日安保條約的重新修訂，而台灣也在其中扮演一個角色，因此大家不要妄自菲薄，在世界大戰略的改變後，台灣的地位將會慢慢被突顯出來，因此美目始終不願對條約中「周邊事態」的定義，向中共明確表態「排除台灣」。 在這個科技經貿掛帥的新時代，台灣的電腦與網路產品遍及世界，以目前台灣的電腦產品就有十四項是世界第一，而其中還有部分的產量超過全世界的百分之五十，如果控制了這百分之五十的出口，世界經濟就會因此受影響：台灣雖小，但是我們的農業仍生產過剩，高科技如此、工商年台灣大地震，遠在歐洲的飛利浦公司股價就會下跌，這是未來我們可以走出的方向與關鍵。 問：既然美國在兩岸間具有如此舉足輕重的地位，未來在兩岸談判，甚至是兩岸終局上，美方將會扮演何種角色？ 答：阿扁總統曾再三強調，目前的大陸政策仍以五二0就職演說為基礎，大家只注意到四不一沒有，與「共同解決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卻忽略了他也說必須要在「民主、對等與既有基礎之上」的前提，這樣的論述，深獲國內外認同。美國對兩岸關係確實有建議，但這並不一定是美國的意見，阿扁總統要考慮到的，不只是朝野各黨的意見，對於美國在兩岸間扮演的角色，當然我們很希望他們能出來當調人，不過美國官方已經再三表明不會當調人，因為當調人很累，責任很重又吃力不討好，因此美方的態度是鼓勵兩岸談判，只要是雙方可以接受的，美國也都可以接受．原則就是要「和平穩定」。雖然美方的態度是這樣，但是我認為美國畢竟是世界超強，而且他在台海也有其利益，因此對於兩岸問題，美國不可能不介入，如果描述精確一點，應該是說美國一定會在西太平洋的政治棋局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論名稱是「調停者」、「仲裁者」都不影響這樣的地位。 ■ 李前總統早晚會出訪日本 問：李前總統雖然已經卸任半年，但是他在民間仍然具有一定的聲望與份量，過去多位民進黨立委甚至要求外交部與他合作，共同發展台灣的生存空間，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答：事實上他已經在做了啊，像他卸任後前往英國、捷克，雖然是私人訪問，但是他仍有很高的代表性，儘管中共不斷的打壓，但是李前總統已經是台灣的代言人，李前總統是台灣民主的完成者，特別是在東亞地區道樣威權政治的環境內，他的表現非常突出，也因此他被尊稱為「民主先生」，對於道樣的尊崇，我認為他是當之無愧，也值得肯定，未來他的角色，我認為他應該會繼續為台灣的人民與這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上發聲。像這次他在捷克，被介紹以「來自台灣的李登輝前總統」，和哈維爾、達賴喇嘛等國際領袖平起乎坐，這就是我們平日求之不得的機會，李前總統去日本的事，我想他早晚都會去，根據我從日本方面的朋友傳回來的消息，日本政府發給簽證是遲早的事，一方面因為日本人對他非常的景仰，再者李前總統「民主先生」的稱號，在世界上名氣很大，在他卸任前提出的兩國論，儘管美國人不喜歡，但是他認為這樣做對台灣有利，因此要盡快讓國際瞭解，在前一陣子我與幾位海外的朋友去拜訪他，他自己表示執政十多年來，完成了許多艱的工作，唯獨對黑金與司法改革沒有完成，一直到現在他還會耿耿於懷，但總體來說，我認為是「瑕不掩瑜」，他的付出必然會在台灣歷史留下無可比擬的紀錄。 問：過去在李前總統執政的時候，台綜院長劉泰英曾經聘請美國的卡西迪公關公司在美國國會穿梭，為台灣相關的議案遊說，未來新政府是否仍將聘請卡西迪繼續推動這方面的工作？ 答：就我所知，原本台灣綜合經濟研究院劉泰英院長他們在美國委託的卡西迪公關公司的案子，現在已經被誠泰銀行林董事長等陳水扁總統的幾位友人接續下來，但是目前實際運作的狀況以及他們和新政府間的關係，我還不清楚，我想等到美國後，我會主動去瞭解。 問：許多政治觀察家認為，陳水扁總統在贏得大選後，台灣獨立的呼聲與行動反而沉寂下去，對於這樣的現象，您如何解讀？再者，過去台獨聯盟在海內外前仆後繼的推動台灣獨立，在陳水扁總統就任後，台灣獨立建國的的理想是否還存在？ 答：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和香港完全不同，在台灣這個社會裡，陳水扁總統說了就算，我們立法院所通過的法律，只要完成法定程序、經過總統公佈就可以施行，並不像香港一樣，在立法局通過後還要送到北京，經過老共的同意或批准，因此我認為陳水扁總統的當選，和台灣獨立建國的目標並沒有不同，甚至可以說是完全一致。過去台獨聯盟所揭櫫的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一共分三個層次，一個是國際間主權承認，包括爭取國際認同、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第二個是憲政改革的層次，包括了國會全面改選、公民投票等；第三個則是公共政策的層面，像是國民意識的養成、公共建設的促進，把台灣建設成一個高生活品質的國家。在上述著三個層面上，第一個目標，目前還有待新政府去努力，在這個層面，陳總統就已經明確的表示，要繼續加強推動加入聯合國，因衛這是屬於國際主權的一部份；第二個目標則是和第一個目標一樣，目的是在建構一個民主的骨架，目前國會已經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我們甚至和平的完成了政權與政黨輪替，所以憲政改革這個部份可以說已經完成；至於血肉部份，則在第三個層次，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如果徒有民主的形式，卻沒有安和樂利生活的實質內容也是枉然，目前世界上許多自稱民主的國家，整體的狀況卻乏善可陳。 在這樣的理念下我認為「名號」的部份，我們可以不需要那麼積極去改變它，這部份可以靠國民意識的培養與普及，進而促使國家意識形成，從台灣的歷史上，這樣的情況也不是第一次，最早是幾百年前的漳泉械鬥，接著是閩客械鬥，但是打來打去，到了日本人來的時候，大家又都變成台灣人，一起對抗日本；一九九六年中共打飛彈的時候，當時的民調也發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民眾比率大幅提昇；現在新政府正在執行的掃除黑金、推動社區主義、照顧弱勢、環靜保護與推動加入聯合國等等，也都是建國三層次的一環，而且這些都是「現在進行式」。 我認為每個社會運動在每個不同的時代，都會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現、去表達，但是執政的陳水扁總統不能不去考慮到其他人的想法，因此目前並不需要去苛責新政府在形式上的建國腳步已經放慢，另外像是過去我們主張的「公民投票」與「住民自決」，陳總統也要盱衡到兩岸間的互動，不過我認為雖然獨立建國之路還有一段距離，但是時間是站在我們這一邊。 運動是個進行式，在完成之前，社會會不斷出現新的挑戰，人類的社會在這幾年來進步的突飛猛進，網際網魯、基因複製，都是後來才出現的，人的潛力既然無窮，因此對於現況我們當然不會感到滿意，雖然我知道很多內閣閣員大家一天上班十幾個小時，但是挑戰仍然是無限的，我們會以最大的努力去面對。 ■ 國際政治與科技戰略改變有利我方開拓邦交 問：過去國民黨執政的外交部，曾經以金援外交來開拓我們的外交空間，當時他們所強調的是「邦交國的數目涉及到國際承認的問題」，未來這樣的思維與作法是否會改變？而到底我們邦交國的理想數目與最低限度應該要維持多少？此外您這次到美國，是否有可能邀請屆時已卸任的美國總統柯臨頓來台？ 答：邦交國的數目，當然是越多越好，我們不會定上限；至於下限，我認為那是一個心裡的感覺，我們只能說和任何願意與我們平等交往的國家交往，並盡最大的力量去和他們交往，到目前為止，我們和很多國家都沒有正式的邦交關係，但是卻有很緊密的實質關係，未來在國際政治與科技的大戰略改變下，情況對我們越來越利，也會慢慢的改善。 像這次陳總統去非洲，據駐地使館透露就有許多國家希望和我們建交，如果我們的經濟持續上升、政治民主也有所提升，要做到「近悅遠來」，讓大家樂意和台灣作朋友，並不是很困難的事，因此大家不要被邦交國的數目字所影響，只要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我們不排斥與所有國家加強交往、提高交流位階。 我們並不排斥邀請美國現任或是卸任領導人到台灣來作我們的上賓，我們樂意積極邀請他們，特別是柯臨頓總統長久以來對外交事務極有興趣，雖然我們不喜歡他在上海說的新三不，但是對一個不瞭解我們的人，我們更要和他交往，讓他知道台灣人民追求民主的決心與成就絕對值得世界領袖到台灣來做實地、第一手的瞭解。

曾建元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哥斯大黎加 ˙富庶海岸，人間樂土 陳水扁總統民主友誼之旅的第三個國家是哥斯大黎加共和國（Republic of Costa Rica）。這是中美洲內政外交最為清明靈活而值得尊敬的國家。 哥斯大黎加位於中亞美利加洲地峽中部，尼加拉瓜的南方，巴拿馬的北邊，東臨加勒比海，西接太平洋。面積約五萬平方公里，相當於一個半台灣，人口約三百四十八萬，比台北市、縣還少一點。 一五零二年哥倫布率西班牙艦隊第四次遠征美洲新大陸時，途遇颶風，船被吹至卡里阿利灣，乃登陸探測，發現當地印第安人似甚富有，哥倫布乃稱該地為哥斯大黎加，意為富庶海岸。 該國五十年前在內戰結束後解散了軍隊，實施民主憲政與政黨政治，並於一九八三年宣告成為永久中立國，因此在過去數十年中美洲各國忙著內戰之際，哥斯大黎加卻能全國上下一致全力投入建設。哥斯大黎加以農、牧立國，生產咖啡、香蕉、蔗糖、牛肉等。近二十年來也發展了一些工業，如農牧產加工、製藥和造船等。由於注重環境保護，林業、礦業和重工業的開發都很受限制，取代的是以保育自然生態為主的觀光事業。中小學自一八八零年代即完全免費，教育普及，識字率高達百分之九十，詩人、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考古學家等人才輩出，據聯合國公布世界各國人文發展指數資料統計，哥斯大黎加名列拉丁美洲各國之冠。真是名符其實富庶安定的樂土。 ˙取消軍隊，民主典範 哥斯大黎加早年的歷史和尼加拉瓜等其他西班牙語系中美洲國家是分不開的，最早也是為西班牙新大陸佔領地首任總督達維拉所征服，最後也是趁著拿破崙征服西班牙的機會，於一八二一年簽署〈和睦協定〉後脫離西班牙屬瓜地馬拉而宣告獨立。哥斯大黎加獨立旋加入新成立的墨西哥，一八二三年，墨西哥帝國因伊杜比德皇帝遭人民反抗而解體，哥斯大黎加與中美洲各國遂脫離墨西哥自組中美洲聯合省，並且也捲入了自由黨與保守黨的內戰，一八三八年，中美洲聯合省解體為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宏都拉斯、哥斯大黎加五國，哥斯大黎加始真正獨立，但卻要等到政治上一段混亂時期後，才在一八四八年建立共和體制。哥斯大黎加在一八五零年代積極發展咖啡產業，一八八四年與美國簽訂〈蘇多-凱斯條約〉，引進美國資本發展香蕉產業，哥斯大黎加在農業經濟上取得巨大的財富，使得免費的中小學教育得以普及，人口素質的提高，逐步打破了經濟寡頭壟斷政治的局面，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九年政變後，阿可斯他及其部屬領導哥斯大黎加成為中美洲最為民主的國家。一九四八年，因國會抵制總統當選人烏拉德就任，主持國家問題研究中心的參謀總長費格雷斯乃率領國家解放軍發動四八年革命，在加勒比海兵團的外援以及國家解放運動社會民主主義知識份子的支持下，成立了軍政府，訂定具有社會福利色彩的現行第二共和憲法，迎接烏雷特出任總統。烏拉德為了減輕內戰後的公債負擔，也為杜絕後患，索性把國家解放軍全部改編為警察。此後，哥斯大黎加再修憲禁止總統連任，在以國家解放運動份子組成的國家解放黨和反對黨聯盟之間，乃形成準兩黨制的政黨政治。 ˙和平中立，統合中美 尼加拉瓜桑定國家解放陣線民族復興政府的出現，引發美國和中美洲鄰國對於社會主義革命輸出的恐懼，是中美洲動盪之主因，美國要求哥斯大黎加庇護尼加拉瓜革命民主聯盟反抗軍，同時哥斯大黎加國內也出現共產主義游擊小組的活動，使這個永久中立國對於是否恢復軍隊感到十分左右為難。解套的方法，就是和平避戰，在由墨西哥、哥倫比亞、巴拿馬、委內瑞拉組成的孔塔多拉集團和中美洲各國先前提出的和解方案未獲共識的情形下，哥斯大黎加總統阿里亞斯於一九八七年二月提出了新的中美洲和平計畫方案〈阿里亞斯計畫〉，主張以協商方式解決區域危機，此舉獲中美洲各國支持，爰於同年八月七日在瓜地馬拉簽署〈中美洲五國共同和平方案〉，施壓尼加拉瓜政府據此與反抗軍進行直接談判，取消新聞檢查，特赦政治犯並停止內戰，尼加拉瓜乃根據新憲法提前舉行全國大選，全國反對聯盟候選人查莫洛夫人當選尼加拉瓜總統，終於結束中美洲戰爭危機。阿里亞斯因此一卓越貢獻，獲得了一九八七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在〈阿里亞斯計畫〉的基礎上，中美洲各國簽訂了〈艾斯基普拉二號條約〉，成立了中美洲議會作為區域協商機構，一九九零年哥斯大黎加總統喀德戎‧傅尼爾又倡議研究成立中美洲經濟共同體，次年並同意墨西哥的參與整合。一九九二年，中美洲元首高峰會議決議成立中美洲統合體。一個半世紀以前解體的中美洲聯合省，以另一種型態重現團結中美洲各國。 ※尼加拉瓜—-在戰火中重生 ˙沒有一塊是好的 告別了多明尼加，陳水扁總統民主友誼之旅的第二個國家是尼加拉瓜共和國（Republic of Nicaragua）。 一抵達尼加拉瓜，我駐尼加拉瓜大使蔡德三立刻給陳水扁來場震撼教育。率直的蔡德三說，尼加拉瓜總統阿雷曼清廉度不夠，也不夠民主，讓國際援助裹足不前，再加上尼加拉瓜人口只有五百萬，但是外債卻高達六十五億美元，失業率偏高，入超高達十五億，國民年平均所得只有四百五十五美元，因此對我國的需求殷切。蔡德三說，去年中美洲高峰會議在台北舉行，今年我國總統就職典禮，阿雷曼都曾經來我國訪問，請求援助成為「習慣性動作」。蔡德三更說左派政黨桑定國家解放陣線常常藉著工會發動工潮、培養勢力，若非大使館的事前疏通，桑定國家解放陣線還打算結合工會，針對台商企業的勞資糾紛，向陳水扁抗議。蔡德三最後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桑定國家解放陣線來往密切，明年尼加拉瓜將舉行總統大選，不論親我勢力競選結果如何，他還是相信兩國的邦誼永固。 陳水扁聽了蔡德三一番報告後說，他會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尼加拉瓜政府與人民，尼加拉瓜經過半世紀蘇慕薩家族的獨裁，十一年桑定政權的內戰，加上天災巨變頻頻，這是上天對尼加拉瓜不公平的地方，「說白一點就是『沒有一塊是好的』」，不過他們現在站起來實在不容易，民主制度建立得也不簡單，身為友邦之一，我們應該更關心、支持和協助他們。陳水扁最後有感而發嘆道，尼加拉瓜雖然生活清苦，外債沈重，但是他們至少是個真正主權獨立的國家，可以參加所有的國際組織，反觀我們又如何呢？ ˙與中美洲各國系出同源 尼加拉瓜位於中亞美利加洲地峽之上，北與宏都拉斯為界，南接哥斯大黎加，東臨加勒比海，西濱太平洋，正處熱帶，面積有台灣的三倍半大，是中美洲最大的國家。尼加拉瓜一詞導源於尼加拉瓜湖畔的印地安原住民部落首領名尼加拉奧，陳水扁開玩笑說，西班牙語的「拉瓜」就是「水」，所以大家也可以叫他「阿瓜扁」。 一五零二年，哥倫布在第四次出征中發現尼加拉瓜，此地遂成為西班牙殖民地，最早屬於聖多明哥（即今多明尼加），後歸屬巴拿馬，再併入瓜地馬拉。拿破崙征服西班牙的同時，拉丁美洲各國乃紛紛趁機爭取獨立，一八二一年，尼加拉瓜與中美洲各國共同宣布脫離西班牙獨立並加入新成立的墨西哥，一八二三年，墨西哥帝國遭人民反抗而解體，尼加拉瓜與中美洲各國脫離墨西哥自組中美洲聯合省，中美洲聯合省旋即爆發主張獨立的自由黨與維持現狀的保守黨的內戰，一八三八年，中美洲聯合省解體為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宏都拉斯、哥斯大黎加為五國，尼加拉瓜始真正獨立。但儘管如此，中美洲西班牙語各國仍唇齒相依，維持密切的政治經濟關係，其中一例，就是在中國問題上，一致採取支持我國的立場，我國也受邀成為中美洲統合體的會員國。 西班牙勢力退出尼加拉瓜後，美國乃取而代之，美國自從在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後，便希望在中美洲地峽開鑿運河通向大西洋，尼加拉瓜則極力爭取美國投資，巴拿馬運河的通航，終結了尼加拉瓜的美夢，卻也使尼加拉瓜自此引狼入室，擺脫不掉美國干涉的陰影。 ˙美國因素：獨裁與內戰 二十世紀初，美國對尼加拉瓜總統塞拉雅的中美洲積極主義深感疼痛，憂慮尼加拉瓜運河開發權利旁落英國，於是藉口塞拉雅處決兩名介入尼加拉瓜內戰的美國人，派遣海軍至尼加拉瓜示威，隨後利用塞拉雅遭安米里亞諾‧查莫洛政變推翻的機會，以保僑為名派軍進入尼加拉瓜，扶植傀儡政權，逼迫尼加拉瓜與其簽訂〈查莫洛-維塞協定〉和〈布蘭-查莫洛條約〉兩項不平等條約，給予美國有在尼加拉瓜興建跨洋運河以及租借尼加拉瓜海域的權利九十九年，並且擁有對尼加拉瓜的特別監管責任，可控制海關和國家銀行，並為尼加拉瓜設立了國防軍。美國完成了對尼加拉瓜政治與經濟大局的控制後，於一九三三年撤軍，桑定諾領導的國家主權保衛軍持續七年的反美抗戰告一段落，最後卻為國防軍總司令阿納塔西歐‧蘇慕薩所暗殺。 一九三六年，阿納塔西歐‧蘇慕薩挾軍功出任總統，在美國的支持下，蘇慕薩家族利用國防軍和咖啡經濟，和地主階級以及跨國企業結合，建立了長達半世紀的家族獨裁統治，一九六一年，由工人、農人與學生組織的反美反獨裁社會主義團體，為紀念桑定諾而成立，一九七八年，安納斯塔西奧‧蘇慕薩總統暗殺了反對運動領袖解放民族聯盟負責人兼《新聞報》社長華金‧查莫洛，引爆人民革命，一九七九年，桑定國家解放陣線游擊隊攻進首都馬拉瓜，宣布成立民族復興政府。 美國自一九八一年起斷絕與尼加拉瓜一切政治經濟關係，並在尼加拉瓜海域布雷與扶持反抗軍尼加拉瓜民主陣線，製造內戰，尼加拉瓜轉而左傾，並與我國斷交，一九八七年查莫洛夫人代表全國反對聯盟於總統大選中擊敗桑定陣線總統丹尼爾‧奧蒂嘉，尼加拉瓜才又恢復先前與美國和我國的關係。 ˙百廢待舉，國家重建 尼加拉瓜曾經是中美洲最富庶的國家，也曾經是個貿易出超國，棉籽產量更曾居世界第一，誰也想不到，不出幾年時間，尼加拉瓜竟然會窮困至此。尼加拉瓜的國家發展，受地緣政治影響很深，一九七九年桑定革命以前，全國百分之五的統治階級占有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而全國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只得到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貧富差距極大，桑定革命成功後，財政金融、礦業、漁業和林業全部收歸國有，並進行了廣泛的土地改革，這對於貧富階級結構的調整，當然有其貢獻。但鄰國對於尼加拉瓜桑定政府革命輸出的疑慮，則是導致尼加拉瓜經濟惡化的原因，如北方的宏都拉斯庇護前尼加拉瓜國防軍殘餘組織民主陣線反抗軍，多次與尼加拉瓜交戰，南方的哥斯大黎加則支持尼加拉瓜革命民主聯盟反抗軍，形成南北夾擊之勢，海上則有美國和宏都拉斯的經濟封鎖，一向供應尼加拉瓜石油的墨西哥亦實施禁運，這使得尼加拉瓜的對外經濟活動幾乎停滯，而軍費支出和戰爭損失則不斷提高，尼加拉瓜桑定政府終於不得不尋求國內與國際和解，一九八七年制憲國民大會通過新憲法，尼加拉瓜簽署〈中美洲五國共同和平方案〉，並舉行總統大選，結果由親美的反對派查莫洛夫人勝選，桑定陣線政府承擔了經濟凋蔽的歷史責任黯然下台。查莫洛夫人在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一項金援未果後，乃毅然決然決定恢復與我邦交。 我國與尼加拉瓜簽有投資保證協定，歷年我對尼投資總額更已達五千八百萬美元，尼加拉瓜更將總統府第一大廳取名為中華民國廳，以感謝我國的經濟援助。然因尼加拉瓜人民深受社會主義洗禮，勞工階級意識強烈，以致勞資糾紛時有所聞，對於我國國家形象損害極大。 ˙民主俠女：查莫洛夫人 梵歐蕾塔‧巴里歐斯‧查莫洛夫人可以說是尼加拉瓜國家重建的接生婆。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日，她的丈夫華金‧查莫洛遭到暗殺，查莫洛夫人帶著尼加拉瓜人民對於國民英雄的懷念以及對她母性形象的崇拜，一肩挑起重擔，投入反蘇慕薩政府的政治活動，而以《新聞報》董事會主席的身分，給予桑定國家解放陣線領導的武裝起義充分的社會支持。一九七九年蘇慕薩政權垮台民族復興政府成立後，乃出任執政團成員。隔年，查莫洛夫人認為桑定國家解放陣線背離最初執政計劃並與其理想相左，遂毅然脫離執政團，專心經營《新聞報》，並以之為言論基地抨擊桑定政府措施，以致《新聞報》屢遭停刊，其本人亦備受桑定政府迫害。 深受人民愛戴的查莫洛夫人於一九八七年為十四個在野政黨推舉為全國反對聯盟總統候選人，竟然奇蹟似地擊敗桑定總統丹尼爾‧奧蒂嘉。她在國內與國際和解的氣氛中於一九九零年就職。查莫洛夫人自任國防部長，首先廢止徵兵制與裁軍，通過〈軍事組織法〉，將軍方納歸於文人政府管轄，致力於推動軍隊國家化，促使桑定人民軍總司令琿伯托‧奧蒂嘉（前總統之弟）退伍並和平交出軍權，她堅持言論新聞自由、解除黨禁、釋放政治犯與禁止政治迫害，她更採行自由市場經濟政策，改善投資環境，加強基礎建設，以吸引外資。她風塵僕僕奔走海外爭取到高達三十九億美元的外援，抑制了通貨膨脹，並且經由她的魅力與誠懇的感染，使一百二十億美元的外債獲得減免及重整協商，減至三十八億美元。她為台灣的國際遭遇抱不平，她數度親赴聯合國大會為我國遊說，使尼加拉瓜成為聯合國中支持我國重返的急先鋒。 查莫洛夫人一頭銀髮，身材高挑，風姿翩翩，蘇慕薩、桑定、反抗軍、美國、甚至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些強權都拿她沒辦法，真是一個現代的民主俠女。

魏素惠紀錄◎紀錄人魏素惠為師大歷史研究所暑期班研究生；本文經吳文星教授指導，記於1996/8/18 家族 我是巴宰族人，乾隆皇帝（約1725年）時，因為我們巴宰族是台灣原住民中最強悍文化最發達的一族，因此賜姓「潘」，意謂有水、有禾、有田之意。因而我的家族擁有極光榮的通事家史(1725-1905)。我的家族原住在岸裡大社，而我曾祖父時代，因受來自大陸移民的壓迫而遷徙至內社（今苗栗縣）。到了我祖父潘文明，遷移至埔里。祖父追隨甘為霖牧師信教，並成為烏牛欄教會的傳道。他負責傳道的區域涵蓋了牛睏山（年眠）教會，守城分（守城）教會，蜈蚣崙（蜈蚣）教會及大楠教會。他每天都要徒步往返於這些教會的各家庭，很是辛苦。因此祖父在巴宰族群中的傳教事業是很受肯定的。 祖母潘破力是一位典型的巴宰族婦女，育有四男四女。因為巴宰族是母系社會，我母親潘慈美(1894-1977)是家族中的長女，在母系社會裡，她的地位很重要，因此從小祖父就很注重母親的教育，不僅親自教習漢字經典，而且讓母親完成中學教育。母親後來也成為台灣總督府第一批產婆訓練所結業生，取得產婆資格，直到五十歲才退休。父親李宇(1886-1927)為巴布薩族宇姓後代，曾就讀台南長老教會中學，之後進入新樓醫院習醫。後來返回彰化，追隨蘭大衛博士在彰化基督教醫院行醫。大約在1910年，我父親創立了宇記製藥廠，並與我母親結婚。原先他一面在醫院工作，一方面照顧藥廠，後來才辭去醫院工作，一心經營製藥廠。當時宇的藥方有很多是蘭博士提供的。出品的藥物在醫治當時的一些風土病如烏腳病等很有神效。由於宇記是當時很有名的藥廠，因此父親在地方上頗受尊重，當時往來於彰化的政府官員，各方名流常到宇記勾留。可惜在我四歲時，父親因照顧我的肺炎積勞而過世，享年四十一歲。 生平 我出生於彰化市東門街。小時候因左鄰右舍住的大多是日本人，因此在童稚及就讀幼稚園時，我就以會說流利的日語而備受寵愛。又因為蘭博士常在上下班途經我家時逼留聊天，所以我也跟著學會了英語。我家的房子，當時可說是彰化第一棟樓樓，站在二樓可以眺望很遠的地方。 那時的彰化街道，一天難得看見一兩輛汽車，每當有汽車駛近時，為了警告路人常有叭叭的喇叭聲，小孩聽見了就好奇的跑到街上來看。當時一般民眾的交通工具是一種在鐵軌上走，約有半坪大，以木塊製成，由人力推送的輕便車。遠距離的則有火車，當時的火車，同一列車有不同等級的車廂。很準時。 我小學讀的是彰化第一公學，中學讀台南長老教會中學，但只讀一年就因興趣不在傳教工作而輟學，隨即赴日就讀松平中學，畢業後考取天理教大學歷史科。因為我對統治台灣的日本文化很有興趣，也很想了解台灣，尤其是我們巴宰族的歷史文化。可惜當時(1941)日本對外作戰需要大量文科人材，而開始徵召文科學生入伍，我也被徵召了。 1942年，我回台後10月15日，由高雄搭龍田丸輪船起航，沿途停靠香港、馬尼拉等地，每到一地就接收一批英軍俘虜上船，約一個半月後到達目的地─New Britain島的Rabaul（位新幾內亞島東方）。我是負責通譯的工作，主要任務是管理數佰名各地俘虜的衣食宿等工作，並負責教授戰地士兵讀書。 日本人對待台灣來的軍屬很好，一視同仁，因此我在軍中備受禮遇，軍階尉官待遇備有青帶佩刀。當時日本軍隊在裝備武器上並不輸給美國人，最後卻敗在兩顆原子彈上。New Britain島雖然然不在美國跳島攻勢之名單上，但末期空襲，轟炸不斷，如今回想起來，真有劫後餘生之感。 戰後，我先從事糖、粉等大批發的生意，後來因為舊台幣四萬換新台幣一元而沒有資本。也曾進入台灣省民政廳工作（當時廳長是我姑丈），因無法適應那裡的辦公室文化而辭職。結婚後我和內人在彰化火車站前開了一家咖啡室，因為師父是來自台北的「天馬茶房」，所以叫「天馬咖啡室」。 當時有一批大陸來的人不時來店裡，他們一來就嫌位置窄，隨意搬挪桌椅，恣意泡茶聊天。我原本經營咖啡室是很有高的文化理想，實在無法忍受這些人的胡鬧，有一次我對他們帶頭的人說：「先生，我們很難招待你們」，結果那人就用槍猛擊我的腰脅，並罵我是匪徒、非國民，此後不管刮風下雨，必派人來店監視，使得客人紛紛抱怨，但我也無可奈何。如此一連五年，直到有一次，一連七天不見這些人蹤影，我立即搬家北上板橋。 北上後，我從事過印刷，也曾投資南海交通公司，擔任執行董事，並參與創辦德和傳播公司（當時台視正在成立）。後來與日本朋友相遇，而開始了鰻魚的養殖和貿易。這期間我因研讀日本水產食品學而發現九孔是高蛋白無膽固醇的高經濟水產品，於是各方收集資料，開始研究鮑魚的繁殖和養殖法。 1975年我來到香蘭籌建九孔養殖場。第二年人工九孔幼苗繁殖成功，這是國內首宗成功案例。因此當時的一些大企業曾派員和我接洽，希望能得到我的技術合作開發：利得包滋養食品、榮養食品、罐頭食品等興起我國第一家完全養殖食品工業相關健康食品企業。但這美好願景卻被一黑色集團橫佔吞沒：「本人區劃漁業專用智慧財產權」並加延續白色迫害澈底毀壞本人漁業權益廿多年迄今未底。 從事原住民文化研究的動機 我會從事原住民文化研究的工作，「二二八事件」是最大的動力。「二二八」當時，凡是有血氣的台灣人莫不想起來與「那批人」一拼。當時我有滿腔激情，但我母親卻把我看的緊緊的，只差沒有把我綁起來。有一天我戰地回來的同胞，二十幾個人，乘一部卡車來到我家門口，一直喊我的名字，我母親卻雙手攔著大門，不准我加入。想到我們台灣人受如此大的壓迫，我卻不能有所做為，真叫人懊惱。 後來這件事一直在我腦中縈繞，我不解的是，母親雖是女人，但她從來不是軟弱不明理的人，為何百般阻撓我？多年後我才知道，當時她不僅不願意失去一個她的寶貝（我那一卡車戰友後來全部都失蹤了），更不願我的族人再做無謂的犧牲。 原來太平天國之役(1850-1864)時，清廷曾調派台灣的義勇軍赴大陸對抗。當時義勇軍的主要成員是約一萬二千人的巴宰族「隘勇」，結果這批「隘勇」一去不回，使得巴宰族的菁英盡失，整個部族的勢力因而式微。因此在知道我們巴宰族曾有的輝煌歷史後，再加上我本來就對歷史研究很有興趣，以及在宜蘭養鰻期間，接觸了凱達格蘭族和噶瑪蘭族的事蹟後，使我對我們族以及其他原住民族的文化產生了研究的興趣。且趁買賣鰻魚之便，多次到日本收集資料，開始我的研究工作。 研究心得 我在研究原住民文化時，一直思索著的問題是：我們的「太祖」是怎麼來的？大約十幾年前，瑞士考古學家Erich Von Daniken的《史前文明的奧秘》一書，給了我很大的啟示：「頭戴天線一類帽子的神像，就是外太空人」。1993年我參加了一個台北縣政府舉辦的原住民文化活動，發現活動旗幟上就畫著這樣的圖像。於是我把兩者配合，再加上希臘神話裡Orion和Eos被遺棄於地球的故事,與原住民的月神崇拜吻和，於是我得到了我們的「太祖」是來自外太空的假設。這個假設很快就得到印證，我們在拔賽族的原始洞穴外石巖上發現了Elohim的石刻像，並且在陽明山發現了古祭塔和魔鬼塔，證明了我的看法：Elohim Orion和Elohim Eos降落在台灣北部山區，以「優生因子」而繁衍後代，分散成南島語系各民族，因此他們二神是南島語系各民族的始祖，台灣是南島語系民族的發源地，據此台灣歷史已有一萬餘年了。 我在研究中發現台灣的平埔族系於清朝代，乾隆23年(1758)時全體被更改為漢字姓名和漢式族譜之使用而喪失其原有「族名‧姓氏」稱呼，加速台灣平埔原住民族的文化解體和殞滅。惟其固有文化雖因與他文化而「變態」，但見「民族根柢」之脈血、DNA和民族語言等「文化資產」郤仍猶存。我家尚留存著巴布薩族千年重要信物等。台灣南島語系（漢謂之平埔族）寔並無完全亡族。 李君章先生大事年表 1924　出生於彰化 1930　就讀彰化第一公學 1937　就讀台南長老教會中學 1938　赴日就讀松平中學 1942　考上天理教大學 1942　到New Britain從軍 1946　戰爭結束返台 1950　與王秀蘭女士結婚 1951　經營天馬咖啡室 開始原住民歷史文化研究 1967　國際扶輪社板橋社創社社員之一，屢次出席國際會議 1975　從事九孔人工苗養、繁殖工作（九孔人工苗創始人）被譽為：九孔先生、九孔老人 1979　成立巴宰族─巴波拉族文化工作室 1994　推出關於「原住民族之權利」的「聯合國宣言」中文翻譯本（原住民族憲法藍本） 1995　成立亞太南島語系文化工作室，推出：「綠化故鄉」開發計劃 參與原住民聯合國會議推介：New Investigation upon Historicism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乙書。傳播發 現「全南島語系民族」的「開元始祖ELOHIM」訊息 當選「原住民教育改革促進會」平埔族總代表。

劉黎兒◎中國時報記者專訪 新任駐日代表羅福全表示，今後將推動多角度、多層面的對日外交；雖身為台獨聯盟中央委員，他將以執行國家外交政策為立場，在外交場合以高度耐力與中共官員溝通。 羅福全，一九五年生於台灣嘉義市，五八年台大經濟系畢業後，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研究所，取得經濟學碩士，轉赴美賓州大學取得碩士、博士學位，其後一直在聯合國相關組織工作，九○年起任聯合國大學學術審議官、高等研究所副所長等。今年四月卅日接受新政府任命出任駐日代表，辭去副所長職務。 羅福全日前接受中國時報記者越洋電話專訪，內容如下： 台日關係順調　交流不限經濟 問：您對日台關係的基本看法為何？ 答：最近幾年，日台關係相當順調；日本戰後基於和平憲法，全力發展經濟，獲致今天繁榮的局面。但九六年台海緊張，令日本開始意識到安全保障的重要性，因此調整與台灣的關係，不再僅限於經濟交流。最近五年，日本政治在轉型中，政府交替頻繁，但是無論哪個政府，均會注重安保問題以及對美關係。 問：目前對日關係看似不壞，但六月下旬眾院選舉後，如果執政三黨無法維持既有席位，親台的森政府便必須交替。目前對台有利青勢，不意味著不會在一夕發生變化，您認為如何？ 答：這可以從兩個層次來看，亦即陳水扁當選總統後，在對外關係上會與過去國民黨的作法有很多不同。新政府是以多角度與各方建立信賴關係，如當選後兩個月，有來自美、日等各國不同政黨、立場的外賓來見阿扁。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雖有親台與非親台之分，但執政後都會以日本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思考應在美國與兩岸之間扮演什麼角色。譬如阿扁，當選後不以個人立場發言，所以得到美、日等各國的肯定。 中共勢力崛起　日本備感威脅 問：日本政府常被形容為恐共，您認為日本是如何思考中國問題？ 答：冷戰之後，中共門戶開放，對於亞洲經濟有所貢獻，因而與各國發生互動關係。而中共經濟上道，也可達成現代化，這種正面效果，是日本一直所主張的。但另一方面，冷戰結束，亞洲出現力量真空狀態，尤其中共北邊少了蘇聯的威脅，增加其南下行動，令日本備感威脅。經濟和軍力其實是一體的兩面，日本理解兩者的相關性，稱之為「光與影」的關係；日本對中共的想法並不是單一片面的。 日本或美國對於兩岸的看法，最重要的原則是中共不能動用武力。中共主張一個中國原則，美國不會干涉，但是兩岸一旦發生紛爭，則全世界均受影響。對美日利益而言，台海安全是至高課題。 採取多管齊下　與日各界交往 問：我國對日外交傳統上比較偏向與較右傾的政治家來往，官僚方面也較侷限於主管中國政策的官員。這種傳統外交手法是否有商榷餘地？ 答：我想不僅對日外交，對美亦同，均應採多管道、多層面的外交，雖然不一定用第二軌、第三軌的名詞，就像日本在朝鮮半島與南北韓便是採多管道的外交。每個國家均有各種意見主張不同的黨派、人士，均應盡量讓對方理解我們的政治立場、主張，不僅政界各政黨、各層次的官員，甚至學界、新聞界，均應與對方建立互信關係，才不會錯失對大局的判斷。當然，戰後五五年，傳統的「日華懇」組織對日台政界交流有相當貢獻，但其成員逐漸高齡化，而日本現在又採小選區制，國會議員均較具獨立性……。我的意思並非指應一口氣世代交替，而是如阿扁對辜振甫先生所說的「老幹新枝」；除了政治之外，經濟、文化的交流也很重要。 問：日本慮及中共反應，對於卸任後的李登輝總統訪日依然躊躇。您會積極促成此事嗎？ 答：李總統卸任後又不當國民黨主席，是後純粹的民間人士，過去需要考慮的因素應已不存在，但中共的強烈反應則是實際問題。中共應平靜思考日本是民主國家，對於一位平民身分的人訪日，不必如此反彈。日本也必須多加考量。另一方面台灣不必強逼日本，有些狀況隨時間會有變化。阿扁對李總統相當尊重，希望李總統能順利訪日；中共若不這麼情緒化，也有助互信關係的建立。 問：您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中央委員，您認為這是否會影響日方對您的看法？此外，今後在外交現場、第一線上您將如何回應中共的一些手法？ 答：我不會以個人的立場為立場，而會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以執行國家外交政策為自己的立場。我長年在聯合國做事，擬定中國大陸有持續發展可能性之經濟計畫，也很受中共的肯定。我曾持聯合國護照到大陸，未遭中共刁難。今後在外交現場上，我會「忍耐」和「客氣」，儘量和對方溝通。各有各的立場，不能硬性要對方接受，而是以耐力讓對方理解，保留進一步溝通的可能。 派駐國外人員　傳統意識須變 問：政權交替，國外派駐人員意識型態的轉變往往較國內慢，您是否會有新作法？ 答：新政府是全民政府，優秀人才均可獲重用，而不是過去清一色為國民黨人士。五○年的歷史，人事上有一些傳統或意識型態需要變革，我不曾擔任類似職務，今後還需駐日代表處的人士合作，我亦將努力學習、理解，與各方建立互相關係。 羅 福全(Lo, Fu-chen) ★學歷 ‧ 1935年出生於嘉義市 ‧ 嘉義市垂楊國小(1948)，嘉義中學初中(1951)，台南一中高中(1954)畢業 ‧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1958年畢業 ‧ 第七期預備軍官訓練班結業、海軍少尉 ‧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 經濟學碩士(1963) ‧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碩士(1965) 博士(1968) ★職歷 ‧ 聯合國地域開發中心(UNCRD)國際比較研究主任(1973-80) ‧ 夏威夷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re)資深研究員(1980-82) ‧ 夏威夷大學經濟學部及地理學部兼任教授(1981-82) ‧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