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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欽仁◎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日．中問題一籮筐 北京政權與日本的糾紛不斷，有教科書問題，歷史認識問題，日本對中援助問題（ODA）、釣魚台領土問題以及靖國神社問題。中國強迫日本政要（特別是首相）不得參拜祠有A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但神社之參拜與日本傳統的信仰以及與皇室有密切不可分割的關係。外交家常引用一個詞彙守faux pas（法文），意思是走錯一步，整個脫線，目前的中國即是如此；但其霸權心態，用自己的觀點支配別人，鬥爭別人的習性難改，但其鬥爭的行為確實達到某種效果，使日本國內「懼中派」、「中國派」想以妥協的手段求饒，使日本國內的輿情分裂為二，中國也自以為得逞。可是日本國民對中國反感者日增，中國擔心日本停止經濟援助（ODA）。 台灣與中國不同；對過去發生的不幸事件常常是事過境遷，也就不再計較，故對蔣家的暴政與其家族的胡作非為也不太計較，這一點與中國擴大渲染中日戰爭的情形大為不同。話說回來，台灣與東京的距離很短，雖然只有三小時的飛程，但對不同文化的特徵也應該有所瞭解，以增進彼此的關係。 日本對戰歿者的態度與奉祀中國兵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國際上開創未曾有的新例，審判戰敗者的戰犯，日本的東條英機等被列為「A級戰犯」處以絞首刑。有些國家的媒體誤以為死者埋在「靖國神社」；但神社是不埋葬死者的。 A級戰犯的七名骨灰並沒有交給遺族，聯軍（GHQ）在火葬場未儘拿走而僅存的一壼份骨灰，由一位律師祕密拿出來，現在葬在熱海伊豆山的「興亞觀音」園內的「七士之碑」之下，這慰靈碑是吉田茂寫的。 興亞觀音不只祭祀日本的將兵；由於松井石根大將的緣故，「七七事變」戰鬥死亡的中國人也奉祀在那裡。 另外，在大阪有重願寺，其中有供養塔，供奉因太平洋戰爭與日本爭戰而死亡的澳洲、英國將兵，每年有一次的法會。 以上的情形關係到日本人的宗教觀。上智大學名譽教授渡部昇一認為，日本對於為戰爭而死，不論是敵我，反正都是死了，所以不論敵我的將兵都加以祭祀。日本外務大臣麻生太郎認為對死者的感覺「皆佛樣」；從來也不會挖人墳墓、曝其屍。我們讀中國史，幾千年來常有曝其屍之類的事發生；就說二二八事件罷：無故被槍決的人，竟放幾天不容收屍，讓其暴露，風吹雨打。 古文明中有神話信仰，但後來因各種世界性的宗教興起而中斷，但日本的皇室與古代神話結合在一起，這是日本特有的神道，故神道的神社奉祀皇室關係者，也祭祀對國家有功者。神道有祖先崇拜，祖先即是神。當然，神道之外佛教對日本的影響甚深，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什麼是「A級戰犯」 第二次大戰日本投降，國際上成立「遠東國際軍事裁判」，一般稱作「東京裁判」，審判戰犯。為了裁判必須制定「規則書」（the rule book），該規則書即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制定的『遠東國際軍事裁判所條例』，條例第五條規定戰爭犯罪種類，法律條約必須諸條列舉，以英文之慣例，依A、B、C等字母為表記順序：A是「對和平之罪」，B是「通常的戰爭犯罪」，C是「對人道之罪」。 但是世間多誤解，以為A級最惡，B、C等而次之，而且這種印象已普遍化，成為中國不時揭日本瘡疤，棒打日本的藉口。 如果論及那一級的罪狀最可惡，應該是C級。納粹德國的戰爭犯罪最被嚴厲彈劾的是對猶太人、吉普賽人的非人道行為，以及以人種的理由之迫害行為，故東京裁判被列為C級戰爭罪犯。 有佐藤優（Sato Masaru）者，曾經著有「日美開戰的真實－解讀大川周明著『美英東亞侵略史』」一書（小學館出版），他在一篇文章裡認為東京裁判是「勝者的制裁」，只不過是藉裁判形式行報仇之實而已。 他又認為這是對戰敗國的指導都要求其負政治責任；戰爭爆發當時，國際法並沒有明記「對和平之罪」要受制裁的規定。故A級戰犯被追究的，歸根就底只是政治責任。 毛．鄧．江．胡與靖國神社 中國政府批判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參拜有「合祀」A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但這些「A級戰犯」沒有一個人被列為C級，也就是沒有被列為「對人道之罪」的罪犯。 諷刺的是許多國家領導人是劊子手，卻崇祀於忠烈祠。蔣介石、蔣經國的二二八事件的屠殺案與白色恐怖，應被列為C級。 北京的紅色中國王朝，自毛澤東到胡錦濤的赤色恐怖，都應被列入戰犯。毛澤東參加韓戰是A級、金門砲戰是B級、屠殺中國人列為C級；鄧小平侵越是A級、對台武嚇是B級、天安門事件是C級；江澤民對台與天安門事件是B、C級；胡錦濤擴充武備、以飛戰瞄準台灣是屬於戰爭的B級。但在西藏的屠殺屬於C級。 台灣受中國的武力威脅，但看聯合國的『人權宣言』與A公約、B公約只是一張無用的廢紙，聯合國的秘書長安南祇不過是一位貪饞污吏，對八百枚飛戰對準台灣的侵略行為不曾置一詞。聯合國成為中國侵略者的舞台，台灣人應該有所警惕。 曰本人的不滿 最後附帶在此一提的是日本人對東京裁判的不滿與國際正義問題。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原子彈投下廣島，九日投下長崎。但蘇聯在八月八日對日宣戰，當時日蘇訂有中立條約，蘇聯竟然背信對日宣戰。但在東京裁判時，蘇聯是「原告」。 佐藤優不滿的說：英、美明知日、蘇之間訂有條約，竟然「教唆」蘇聯對日戰爭，所以英、美、蘇應是共犯。蘇聯應該屬於A級的「對和平之罪」而坐在被告席上，同時英、美也應該同列。 結語 從以上所論，無非告訴我們，歷史知道太少是可怕的，對於是非的辨明在無知之下容易被誤導；台灣人不應該隨著中國人為靖國神社問題起舞。 台灣人在喪失本土意識與主體意識的現階段，敵人以錙銖之利作為利誘，在台灣國內塑造買辦的剝削「新階級」，台灣人的「新三腳仔」開始出現，對內部顛覆，戰爭的悲劇似乎難於避免，台灣人除了自清與武備之外還有什麼可選擇的？

宗像隆幸 著 侯榮邦 翻譯 採訪註解：去年(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黃昭堂)與由我任幹事的亞洲安保論壇在台北市共同主辦以「美國的軍事改革與亞洲安保體制」為主題之國際演講會。在此集會李登輝前台灣總統也以一聽眾身份出席，並發表其意見。藉此機會我懇求李先生惠賜採訪機會時，輕鬆地接受說「好啊」，所以我將自己的想法與想要請教李先生的問題以書面交給他。 今年二月六日李登輝先生答應與我會面，所以我與家內一起全程訪台，黃昭堂先生也撥空同行，到淡水的綜合研究院訪問。我們被安排在客廳稍候片刻李先生就前來招呼並引導我們到隔壁的資料室。李先生從排著許\多厚厚的書類中抽出一冊。說「這是總統時代秘書所紀錄的我的日誌」，而翻開讓我看。那不僅是日誌，剪下來的有關新聞記事等也合在一起。拿此日誌給我看的理由，之後在傾聽李先生的話之間獲得理解。回到客廳，隨即開始採肪。 李登輝：今天採訪的目的是什麼。 宗像：這數年來我所寫有關台灣問題的文章想整理成一本書，若能夠加上先生的採訪記事是最好不過的。 李：(李先生拿著我之前交給他的文書)你寫的東西我已看過了，用這個做基礎來談好了。但是，我做了什麼你幾乎沒有寫。 宗像：那是我想由先生來說明比較好。 李：為什麼我說這些話，理由是民進黨雖然取得政權，卻不知道如何營造政治。不知道的理由是沒有學習過去施政過程與經驗。所以不知道何種做法始得實現台灣的種種政策。有時急於做此事卻僅列口號，當然不會有結果。 最近，說出廢止國家統一委員會與國家統一綱領(註．一九九一年二月通過。台灣與中國在對等的立場上，基於民主．自由．均富的原則而統一，可說只是非現實性的前提的綱領。對此中國批判這是中國的「和平演變」＝以和平的手段顛覆中國共產黨政權為目的)。要廢止可以。問題在之前沒有十分理解統一委員會成立的經緯。總統突然說出那樣的事，所以什麼都不知情的人們喊贊成或反對而鬧翻。這就是現在的狀態。 宗像：應該事前認清問題的本質。充分準備後提議才對。 李：對，為什麼那個時期必須設立國家統一委員會。為促成台灣民主化，無論如何須要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雖然我身為總統，萬年國代仍然支配著國會的情形下，不可能民主化(註．中華民國憲法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施行，但是國民黨政權以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內戰激烈為理由，翌年五月將此臨時條款公佈實施。由於該臨時條款的施行中華民國憲法實質上被凍結。內戰敗後，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逃亡到台灣後，在中國選出的國代未曾改選，被稱為萬年國代，他們只有服從蔣介石、蔣經國的命令制定法律，繼續施行專制獨裁政治)。 然而國民黨內部為確保既得權益，認為中國共產黨叛亂份子支配中國大陸期限內是內戰的延續，所以到中國統一為止，不能放棄國是的「反攻大陸」政策之意見為主流。因為如此，為了廢止臨時條款終結內戰，須要具備名分以明示並非放棄統一的目標。故一九九一年四月底廢止臨時條款，始得於同年四月底令萬年國代辭職，舉行國會全面改選。 台灣的民主化，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但是民主化，民主化僅止於口號現實的民主化並沒有進展。 「二月革命」 李：你有寫這樣的東西，(拿著我給他的書面)讓我念一下。「真失禮，我們稱李總統為傀儡總統。但是，因為台灣的人們熱烈支持李總統，所以一九九○年的總統改選，國民黨不得不再推舉李總統」。 那樣說似乎很簡單，但是，現實上不是那麼容易。其間國民黨內部有所謂「二月政變」的陰謀等，種種事態。一九八八年一月，蔣經國逝世，由副總統的我繼任，實在是傀儡總統。我不具任何權力。連自己坐的椅子也不能好好地坐。首先需要知道我處於這樣的狀態。像那樣的狀況中，若不知道我做了什麼就不能理解現實的情形。經過種種努力，自己需要亦趨亦步，穩定自己的地位。蔣經國去世以後，國民黨的元老們掌握政治實權。要如何與他們共事，如何對應軍隊或情報機關，警察。當然可能的範圍內也須要回應一般國民的期待。從繼承蔣經國到一九九○年三月被選為總統為止的二年二個月的時間，完全花費在這些工作上。 從蔣經國去世到舉行葬式為止，我每早八時赴安置他遺體的面前行禮拜。蔣經國去世後，由不具任何實力的我繼承，所以今後將如何演變非常不安。為使大家安心，我很想明白表示自己將確實繼承蔣經國路線，所以要大家安心。(註．一九七五年，蔣介石總統去世由嚴家淦副總統繼位，當時實權已由蔣經國完全掌握，所以不會發生混亂。蔣經國去世時，權力分散於國民黨的實力者，所以預料將發生混亂)。為避免發生混亂不得不與國民黨元老與實力者協調運營政治，如何去接近軍隊也是一大問題。 宗像：為掌握軍隊，一定很辛苦吧。 李：為掌握軍隊，需要想盡方法使掌握軍隊的人離開其職位。當時，郝伯村已任參謀總長八年，他對軍隊的權力達於頂峰。普通，參謀總長任期為二年，各一年延長二回則四年是最長的，因此想任命他為國防部長(國防省)。然而郝伯村去拜託宋美齡(蔣介石夫人)，想繼續留任參謀總長。我與家內被召喚。宋美齡為基督徒，最初說些有關教徒關係的話。然後說她有些像片、信件，電報等重要東西留在總統府，要還給她。最後，她說要郝伯村從參謀總長調任他職不大好，因此我只好給她說明。即，參謀總長幹了八年已違反制度，參謀總長以下，因為無法升級，故優秀的軍人不得不相繼退休。這使國家很大的損失，台灣海峽若發生戰爭，一個人無法對應，為使眾多優秀的人材能夠協力對應，需要調任郝伯村。結果宋美齡說「Please please listen to me」因此我說請把她所說的話寫成信件，她真的寫成信件給我。很可惜的是我要退休時，我的主任秘書將這信件燒掉了。不只這信件，我放在金庫的東西全部都燒掉了。金庫內有種種重要的東西。例如，與大陸的密使關係，雖然不是我命令去的密使，但是他們與大陸那邊的人對話的錄音與他們所寫的記錄也放在裡面，這些東西也全部被燒掉。 宗像：這是誰命令去做的。 李：主任秘書未得允許做的，實在亂來，這樣的情形在中國的政治上是常有的事。因此主任秘書以下全部換了新人，而且宋美齡的那封信件也消失了。 宗像：是否宋美齡命令去做的。 李：那我就不知道了。憑宋美齡的信件，我任命郝伯村為國防部長而換了參謀總長。國防部長沒有軍隊指揮權，但是能夠編列預算。所以僅止於國防部長還不能剝奪他在軍隊內的勢力。因此晉升他為行政院長(註．軍人首相遭受強烈反對，抗議示威等相繼而來)。給郝伯村做了兩年半的行政院長，待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立法院全面改選後，令他下台。那個時候，郝伯村來到我處說，為什麼要他辭去行政院長。我向他說明，立法委員由新人擔任，所以行政院長也應該由年青優秀的人來擔任。可是他不斷表示不滿，所以我忍不住大聲怒罵。家內以我為倆在吵架。 宗像：郝伯村任國防部長期間，在自宅召集軍中幹部秘密地在策劃什麼曾經成了問題。 李：那叫做「二月政變」，李煥(註：在黨組織內具有實績的國民黨實力者)為行政院長，郝伯村為國防部長的時期。在臨時中央委員會(一九九○年二月十一日)，要決定總統候選人時，企圖變更總統候選人。 宗像：國民黨的中央常任委員會已決定推舉李總統為總統候選人，可是他們企圖以軍隊與黨組織的力量為後盾，在中央委員會中變更總統候選人嗎。 李：對。郝伯村以軍隊的力量為背景，或許\自己想要當總統。我會說這種話是當了總統以後，取得政權後就認為什麼都能夠做的話，那才犯了大錯呢。民進黨就是沒有學習這種東西。 我知道那陰謀是中央委員會的前日。若事前不知道的話，或許\會被搞掉。這是高雄市國民黨部的鄭先生告訴我的。因此才在那天晚上研定對策。會議預定翌日早上九時在陽明山的中山樓舉行，所以我命幾個人從七時起在大門入口待機。我大概知道誰是反對者，那些人到達時，由待機者告訴他們說「主席叫你去，有話要說」。那些人一來，我就直接了當地說「總統候選人你要投票給我，副總統候選人我會決定」。這樣一來這些反對者無不露出「啊！破局了」的表情。雖破局並非全部變更，不過事實上有許\多人依照我的指示而變更。故我順利被推舉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這就是所謂「二月政變」。我提名李元簇為副總統候選人，他曾任政治大學校長與教育部長，不會強烈主張自己的意見，也沒有政治野心，但是敬業且盡忠職守。 國民黨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雖然決定了，但是國民大會又發生一大波浪。(註．當時，總統、副總統是由國民大會選出，但是七五二人國民代表中大部分在中國選出的萬年代表)。過去的總統選舉，國民黨的候選人一旦決定就等於決定了，但是這個時候有推舉林洋港(註．台灣人有力政治家，一九九六年公民直選的總統選舉時曾經出馬，排列第三位)與蔣緯國(註．蔣介石之子，蔣經國之弟)為總統、副總統等的動作。新聞等媒體因過去常被國民黨的實力者所壓制，所以他們都有好的情報報導，對我只有負面的報導。 宗像：先生有否與國民代表會面。 李：有，我到每個人的家裡訪問，並贈送他們我對於經濟發展與農業政策等的三本著作。這種事情剛才給你看的日誌也有記載。要理解現實的政治，那一候選人如何，這樣只知道結果也沒有用處。所以這種事情也非記載不可。民進黨所以遭受挫折，其原因在於不知道如何營造政治。像現在的情形若繼續下去，國家的政治實在不堪設想。 被逮捕一個禮拜，接受調查 李：我曾對陳水扁大學時代的老師李鴻禧說，政治要做不連續的連續。從一個黨的政權移轉到另一個政黨時雖然不連續，但是，國家的政治具有連續性。要改變政治的重要事項時，除了在連續之中改變下去，以外別無他途。若無視這個做法隨心所欲，則將不利政治的發展。後來我發現他們似乎沒有這樣做。如果發生政權交替，也能夠連續地運營政治，我準備總統選舉前就要全部轉移給民進黨。 宗像：換一個話題好嗎，李先生當總統時，曾經聽過您親信的人說過這樣的話。「李先生若當總統就好像成為海賊船的船長。所以李總統就將海賊個個拋棄海中，以確立總統的權力。 李：怎麼能開這種玩笑呢。很多事情不能隨便說的呀！一九七三年我能夠當政務委員，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即蔣介石自有其想法。一九五六年留學美國回來在寫著作時，只見過蔣介石一次。我雖然不認識李煥與王昇，可是似乎這兩人給我推薦的呢。當時國民黨面臨沒有適當的人才的困境，所以無論如何想找出新人材。 然而事情發生於一九六九年，某日早晨有人到家裡將我帶走。到達地方就是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關在那裡一個禮拜，對我過去做了什麼調查許\多事項。主要被審問兩件事，一為參加共產黨在讀書會期間做些什麼事。參加讀書會是事實，加入共產黨卻非事實。一為美國留學時代做些什麼事。而留美時代則無關緊要，這是從他們口中說出來的。 宗像：讀書會那件事，是戰後不久的事吧。 李：對、對。那是在二、二八事件後，我還是大學生時代。 宗像：當時還是國共合作時代，中國共產黨員為了感化台灣的青年人，頻繁地在大學與高等學校等舉辦讀書會的時代，所以他們以為李先生或許\與共產黨有連繫而調查的吧。 李：可以這麼說。這是中國慣用手法，應該是蔣經國下令做的。若蔣經國起用我的話，各種人也許\會批判李登輝是這種人，曾經做過這種事情。對此，大家會說有關李登輝的事，蔣經國一定詳細調查過，不用擔心。 宗像：那麼李先生被關於警備總司令部一個禮拜是出自善意的吧。 李：李先生邊笑邊說，其實可以這麼說，我被釋放時，姓周的安全局長暴言「像你這種傢伙，除蔣經國之外沒有人敢起用你」。 宗像：李先生曾與台灣獨立運動主要領導者之一的王先生會面一事若洩漏的話，實在令人擔心其後果不堪設想。 李：沒有，我未曾擔心過，接受調查時，也沒有提起那些事情。 我任政務委員時，最熱心推薦我給蔣經國的是王作榮。他的太太是大法官，而他只是大學的老師。他對我說「你要任政府要職，沒有加入國民黨不能參與重要會議」。他代我填寫入黨申請書，我只蓋\上印章就完成入黨手續。這也是中國人常做的一種好意。我加入國民黨，逐漸高昇對他有好處，所以我決定加入國民黨。我被配屬於中央黨部第一黨部。最後王作榮也高昇到監察院長。 當了六年的政務委員，這可以說是我學習政治的時期。我說自己是蔣經國學校的畢業生是指這六年間而言的。蔣經國比誰都重視我，這是感到不可思議的地方。任何事情大概都會跟我說。蔣經國要到金門，馬祖乃至鄉村時，都會帶我一起去，這在不知不覺中成了習慣。蔣經國對做為政治家必須注意的事很詳細地教練我。例如他說「要選擇人時，首先要看那個人的太太，調查其屬於什麼類型，過去做過什麼事的女性」。我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一環。這年春節看過漢武帝的DVD。景帝的太太是很溫順而淑惠的女性，從來不跟人理論。但是景帝死後，兒子武帝繼位，她突然開始發威，甚至為其所欲為。中國這種類型的女性不在少數。官廷的權力者非常腐敗，貪污盛行，且誰都不負責任，皇帝即位後，無不為此沖昏了頭。就是現在的中國政府也是很類似。國民黨政權也是這樣，所以身為總統者的確很傷腦筋。 宗像：現在的國民黨比李先生當主席的時期完全變樣，讓人感覺又倒退到昔日的國民黨。 李：不錯。尤其是連戰的時代，就有這樣的感覺。新主席馬英九大體稍有改變。尤其他認為國民黨非改革不可，但是，舊勢力不斷地扯後退，要改革國民黨非常困艱。 […]

黃麗妃 面對睽違三十二年的台灣，林文德以全新角度註釋台灣，他認為台灣的動盪和不安，讓每一天充滿了挑戰，也讓他樂觀看待每一天新的開始，因為「危機就是轉機」。 曾在黑名單榜上有名的林文德，在國立藝專畢業後曾任教於建國中學，卻因為總在教學生畫畫前先和學生討論起自由是什麼，而引起校方特別的關注，之後為了避開那充滿了不合理與不公平的危險年代，林文德選擇遠赴奧地利，進入維也納藝術學院深造。三十幾年旅居奧地利的林文德，雖然因為政治因素後來選擇定居奧地利，卻仍熱中於公共事務，關心台灣事。 告別黑名單 返台創作雕塑 隨著政治環境的改變，林文德思念台灣的心從來不變，回台的想法和計畫也一直在林文德心中盤旋擘畫，一直到二○○四年，林文德終於回到朝思暮想的故鄉，踏上故土的那一刻，林文德內心澎湃激動，他選擇定居在三芝並成立他個人的工作室「白沙灣工作室」，一個可以聽濤踏浪的海邊。林文德對於目前的居住環境滿意極了，言談間可以感染到他的喜悅之情。 在奧地利的時候，林文德深受當時時興素描技法影響，這是在台灣少見的畫法，在台灣一般所見的素描多受巴黎或日本的影響，著重寫實及光影明暗的關係，林文德在奧地利習得的，則以意象的手法勾勒，以人體的骨架為主架構，主從關係明確，表現的重點一目了然。林文德以自己的獨特素描手法和心得與當地學生透過授課教學相長，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及不間斷的創作，林文德持續活躍在藝術的領域中，並以素描和雕塑見長，在國外期間，雕塑作品曾受到奧地利著名收藏家Otto Kepka青睞，收藏其作品「舞」(Tanz)。在國內的作品，除了現在可以在國立台灣美術館廣場看到的銅雕作品「擁」、中華電信行通大樓公共藝術「頂天立地」之外，最著名的大概是在金寶山鄭南榕墓園的「自由之翼」銅雕作品了。 銅雕自由之翼 象徵南榕精神 與鄭南榕同樣出生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的一九四七年，雖然兩人沒有直接的認識和交集，但處於相同的時代背景下，又深受鄭南榕言論的影響，當受委託製作鄭南榕墓園的銅雕時，林文德想以象徵自由約意涵傳遞鄭南榕為追求自由，不惜以生命換取的捨我精神，經過一整年的構思、不斷的修改，才完成了現在的作品，並以「筆直向天，形狀似鳥，代表自由。內部洞開，代表開放。光滑的表面，期望有順遂的未來。」來說明作品的設計意含。 「自由之翼」在林文德的設計下，呈現中空，高約兩公尺、寬約六十公分的中空僅容一人從底下穿越，這樣的設計是希望人們能進一步親近銅雕，也是讓人在親近銅雕的同時，感受前人為自由犧牲的情操及自由的真諦。林文德表示，他有機會以創新的作法為鄭南榕立碑，除了將沉痛及感佩的心化為創作紀念他之外，也覺得傳統台灣人以大理石或各種礦石作為墓碑，而今，可以多一項選擇，為已逝親友製作雕像立碑，為墓園增添藝術氛圍。 藝術美學對話 重新詮釋台灣 回合兩年後與另一位油畫家鄭愛華共同辦展，【林文德的雕塑．素描】和【鄭愛華的花香．女人情畫展】，兩人的作品交互呈現、相輔相成，將是一場藝術美學的對話。林文德展出其三十件作品，依創作的年代大致區分為三個時期，一九九○年至九七年，主要在奧地利完成的作品，著重內心情感的描述，有著較多的人性面的觀察和掙扎。一九九八年至二○○二年的作品，逐漸走出了感性，以較理性的思考看待人世。二00四年至今的作品，則是以回台灣後的作品為主，面對睽違三十二年的台灣，林文德以全新的角度重新詮釋他眼中的台灣，他認為台灣的動盪和不安，讓每一天充滿了挑戰，也讓他樂觀看待每一天新的開始，因為「危機就是轉機」。

邱斐顯 「台語無字，欲按怎寫？」因為這個疑惑，一個台灣子弟，不惜賣掉房子，接受海外台灣留學生的捐款、募款，甚至是朋友父親的身後遺款資助，遠赴美國夏威夷大學攻讀語言學博士，十年努力，終於為台灣找到自己的文字，開啟有文有字的母語推廣運動。他，就是詩人李勤岸，一位畢生為台灣研究「國字」的人。 李勤岸，一九五一年生，台南新化人。美國夏威夷大學語言學博士，曾任教哈佛大學，現任教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一九七四年開始寫詩，從中文詩寫到台語詩。大學時代，從中文系唸到外文系；後出國進修，再攻讀語言學博士學位。十多年來，李勤岸投入母語運動，雖然辛苦，但從不放棄。 師生保守 對中文系大失所望 一九六九年，李勤岸自台南二中畢業，因沒有錢讀大學，因此先服兵役。退伍後，他做了三年的推銷員，賺了一點錢，才報考大學。一九七二年，李勤岸以「慕隱」為筆名，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第一篇散文。一九七四年，加入「後浪詩社」，並在《後浪詩刊》發表第一首詩。李勤岸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考上了東海大學中文系後，本來以為自己能在文學天地裡，得到更多的學識涵養，沒想到事與願違。 李勤岸比他的大學同學們，年長七、八歲，而且出過社會，閱歷豐富。他對大學教師的做法與期待，也和同學們不同。中文系的老師上課時，言語中常常透露著一些強烈排外的見解，他們告訴學生：「台灣只剩下中文系能保留中國文化傳統……」 李勤岸的心裡，對這樣的論調很不以為然。結果，班上竟有同學，要他勿以自己的問題影響老師教學進度。「我沒想到，中文系的老師，思想封閉保守，連學生也如此。」這個刺激，讓他萌生去意。基於對文學的喜愛，李勤岸選擇轉系，改唸外文系。 改讀外文 請益文壇耆老楊逵 東海外文系的外籍老師，不僅教學作風靈活，而且教學觀念進步，光是課程設計，就夠令李勤岸印象深刻的了。那時，曾經有個老師，要班上每個學生，各自扮演一個聯合國的代表，並針對他所給的議題—「評論是否要讓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提出自己的論點。李勤岸在外文系四年的薰陶之下，對英語教學頗有心得。 大學期間，李勤岸因地緣之便，有機會向台灣文壇耆老楊逵請益。一九七六年，他的詩作《示範公墓》獲第一屆「草根詩獎」；一九七七年，他的散文《牆》獲「愛書人散文獎」；一九七八年，他出版第一本詩集《黑臉》。 一九七九年，李勤岸大學畢業後，到台南家專擔任英語教師。一九八○年，他擔任詩人季刊社社長。詩人季刊社的前身，即是後浪詩社。 一九八三年，李勤岸加入「春風詩社」，積極參與政治詩運動。春風詩社於一九八二年創社。春風詩社的詩人與詩作，有著社會主義理想性格的左派思想。春風詩社前後總共只出版五期刊物，每一期出版，都遭國民黨查禁，刊物還在印刷廠內，就被當時的警備總部派人來搶、來抄。這段時間，李勤岸常常嚐到被人跟蹤的滋味。 一九八五年，李勤岸申請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英語教學」研究所。一九八六年，他取得碩士資格後，回台於高雄中山大學外文系任教。李勤岸在中山大學任教一年，觸目所及皆是「國民黨利用職業學生監視一般學生」、「教官干預校務」等事實，當時，他要求「教官退出校園」，因此遭到國民黨另眼相待。 〈解嚴以後〉 台語意識開始萌芽 一九八七年六月，中山大學文學院長余光中與外文系主任黃碧端，李勤岸因與他們理念不合，而遭排斥。李勤岸因此提出「評鑑制度」，讓學生來評鑑大學老師。李勤岸表示：「在台灣，我是第一個提出評鑑制度的老師。這只不過是把我在美國求學的經驗，用來落實在台灣的大學教育而已。」 學生對李勤岸的風評很好，但校方依舊執意把李勤岸解聘。為此，李勤岸不惜與余光中、黃碧端在報紙章上打筆戰。最後，李勤岸憤而辭職，並於六月十三日，為這件政治迫害事件走上街頭抗議。這個事件發生後一個多月，蔣經國總統才於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除台灣社會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八月，李勤岸發起成立台灣第一個教師組織「教師人權促進會」（簡稱教權會）。 解嚴後不久，有一次，教權會在高雄勞工公園，舉辦一大型演講會。李勤岸寫了一首詩〈解嚴以後〉，準備演講時朗讀。不料，李勤岸上台朗讀時才發現，這首用華語寫成的詩，他竟然無法當著廣大群眾的面，把詩讀好。他當時也不知如何用台語寫詩，然而，想用台語表達詩作的意識，卻因此而逐漸萌芽。 李勤岸遭解聘後，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兩年間，沒有別的學校敢聘用他。他雖有教師資格，也只能以兼課維生，因此，他更積極投入社會運動。李勤岸在母語文學創作上，有很深的挫折感。他的「語言意識」產生之後，看到不少前輩在台語文字化領域裡，各自埋頭苦幹，卻難以整合出一套全面適用的語言文字系統，他開始思考出國深造，希望對語言學有更深入研究。 台語無字 到底是欲按怎樣寫 一九九○年，一次聚會場合，台灣語言學的前輩學者鄭良偉教授，曾鼓勵李勤岸出國進修語言學。其實，早在一九八六年，李勤岸就已經認識鄭良偉教授了。那一年，李勤岸拿到英語教學碩士學位。返台前，他過境夏威夷，拜訪自己的老師—曾任東海外文系主任的李英哲教授。 有一次，李英哲教授家裡辦個聯誼餐會，鄭良偉教授也受邀其中。當時鄭良偉曾問李勤岸：「你寫作，敢有用台灣話來寫？」那時，李勤岸聽到這樣的問題，簡直不可思議，他無法想像：「台語無字，欲按怎寫……」幾年過去了，李勤岸慢慢體會出「需要用台語寫作」的必要性。於是他開始找學校，積極準備出國唸語言學的一切安排。 一九九一年，李勤岸不但參與發起「蕃薯詩社」，投入台語文運動，同時也加入台獨聯盟。李勤岸並申請賓州州立印第安那大學英文系，攻讀修辭語言學博士班。李勤岸選擇該校就讀，因為它是最便宜的公立學校。此時，李勤岸四十歲，完全沒顧慮到自己的經濟能力差、語言學理論基礎也差，就憑著一股信念勇往直前。 那時候，他太太剛生下小孩不久，他們的經濟壓力不小。幸好太太全力支持他。面對這些困難，李勤岸認為：「只要有心，就可以解決，再大的難題也可以面對！」 轉學重讀 健康差一點出問題 賓州讀了一年，有一天，李勤岸突然接到鄭良偉的電話。鄭良偉透過美國查號台，查到李勤岸的電話。鄭良偉非常希望他能轉學去夏威夷大學語言研究所。當時，鄭良偉任教於夏威夷大學東亞系。幾經考慮後，李勤岸接受這個建議。 要去夏威夷大學唸書，需要一筆為數不小的費用，幸虧自己的妹妹、好友鄭邦鎮、廖永來等人申出援手，給他經濟援助，他才能成行。 然而，李勤岸料想不到，夏大語言所不承認賓州印第安那大學的學分，要求他再從語言學碩士班修起。夏大語言所要求極為嚴格，教授功課盯得很緊，學生被逼得很辛苦。夏大語言所規定，學生必須通過「初考」，才能撰寫博士論文。 李勤岸前四年從不敢放假，也沒回來台灣過，孜孜矻矻拼命地唸，仍然考不過。沈浸在文學世界多年的李勤岸，怎麼也無法想像唸語言學，竟然要修數理、分析、統計等課程，他一度想放棄。 這段期間，吃緊的經濟壓力，也逼著李勤岸想放棄繼續唸書的念頭。因為他連房租都付不出來。「學業和經濟的壓力都很大，健康也差一點要出問題，我甚至必須到海邊去游泳，透過海療，來放鬆自己緊繃的弦。」 友人相助 咬緊牙關完成學業 一些海外留學生，得知李勤岸的經濟狀況後，約有二十個留學生，每人每個月出點小錢，積少成多地把錢資助李勤岸。主編《台文通訊》的鄭良光，即鄭良偉之弟，也給他經濟上的幫忙。鄭良光對他說：「你將來有錢再還我，不然，你就把這筆欠債，還給台灣。」 李勤岸咬緊牙關拼命讀，終於通過初考。初考通過後，李勤岸回到台灣，把房子賣掉，再把錢拿去夏威夷大學繼續拼博士學位。此時，同為台語文運動努力的陳明仁、陳豐惠等人，他們自己經濟也不好，還幫李勤岸為攻讀博士學位而募款；廖瑞銘也在其父過世後，將父親喪後的餘款，全數交給李勤岸，以做進修用途。「在這些友人的鼎力相助下，我才可能完成學業。這個語言博士學位，真的得之不易。」 一九九五年，李勤岸擔任台獨聯盟中委之一，負責宣傳部，兼編獨盟的刊物《公論報》。李勤岸開始在《公論報》用台語寫社論。當時，獨盟內部為此不同觀點，有著嚴重衝突，因為一些資深的老盟員不贊同他的作法。他們認為，刊物是要做宣傳用的，如果讓人看不懂，怎麼做宣傳？ 李勤岸一邊苦讀語言學，一邊在獨盟內部，堅持做實驗性的語文運動。一九九五年的夏天，第一屆北美洲台語夏令會在休士頓舉辦。李勤岸在會中發表〈語言政策與台灣獨立〉的論文。會中，作家賴永祥發表論文時，提起「白話字」小說，提到鄭溪泮、賴仁聲等作家用台語白話字寫小說，並將這些作品拿給李勤岸看。李勤岸這時才了解，原來早已有人以這種方式，做母語文學的創作。 論文重提 斷詞分析母語文學 李勤岸決定自己的博士論文要做此研究，於是論文題目重新提出，委員會、指導教授全部更換。他並與鄭良偉教授的一個美國學生合作，針對這些文學創作資料，設計一套軟體去斷詞、去分析。李勤岸用了三年半時間撰寫論文，從一九九七年寫到二○○○年，才完成論文，取得博士學位。 有一次，李勤岸的好友李筱峰來夏威夷拜訪他。向來鑽研台灣史的李筱峰，看見李勤岸書架上琳瑯滿目的研究書籍，就對他說：「那些語言學的專書，我看不懂，我看看這本《歷史語言學》好了。」李筱峰一看也十分不解地搖搖頭：「怎麼這本書裡頭，全是數學、邏輯概念？」 經過攻讀博士學位課程的淬練，李勤岸發現，自己竟然也能克服以前對數理知識的恐懼，透過種種學術上的訓練，便能夠發揮無限的潛力，突破過去的知識障礙。 二○○○年，李勤岸回到台灣，申請到國立東華大學英美系教書，不料該校校長表示，因為一些政治因素，學校遲遲不發聘書給他。政黨輪替之後，教育界仍有此戒嚴下的心態，這是李勤岸始料未及之處。 一通電話 哈佛大學走馬上任 二○○一年，李勤岸的太太，當時擔任鄭良偉教授的助教，得知「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正要開設「台語文課程」，並徵求台語教授，便通知他去申請。原先他並不積極，但後來連系主任彼得．鮑伯也打電話找他去。然而，彼得．鮑伯的「親中立場」，李勤岸很不以為然。他們兩個幾乎在電話中起爭執。不過，縱使政治立場不同，彼得．鮑伯仍堅持邀他去教授台語，就憑這點，李勤岸不得不信服，美國人可以在不同觀點下共事。 李勤岸在哈佛大學任教了兩年半，於二○○四年離開美國。由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開設「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因此，李勤岸回台任教。但是由於不合理的新制規定，舊制就擔任過講師的李勤岸，只能擔任助理教授之職。針對此事，他也只能徒呼無奈。 對於台灣目前的語言文化政策，李勤岸表示，前幾任教育部長都不曾真正用心推動母語教育，只有杜正勝部長有心有魄力在做，體制上有著不少困難，但他仍努力實行。李勤岸語重心長地指出：「母語運動，還有一段很遠的路要走，我們只能盡自己的能力做，期待我們的下一代，能有更好的母語環境。」

李友禮 一、 前言 今年Susan回台過年，到『台獨聯盟』走走。老朋友何康美告以：今年歐台會在比利時(Belgium)舉行，她已在台灣招兵買馬，屆時會有四、五十人參加。Susan回美後，就開始轉告美洲的熱心愛玩同鄉。結果，美國有十幾位參加。大會七月廾一日，也是比利時的國慶開始，時間選得真好。 布魯塞爾(Brussels)我們已去過，但還是抱著參加歐台會和比利時國慶的心情，提早一天出門，翌日清晨到達。結果天公不作美，7/20雷雨大作，在芝加哥出名的O\’Hare 機場停頓十二小時。住芝加哥快四十年，老是看電視或聽人說：因天氣關係，飛機停飛或延誤，在O\’Hare浪費半天一日的時光，非常可怕和可憐。沒想到，這次自已經歷到了。我們原定飛往華盛頓DC的班機，一延再延又換登機門，已遲誤到趕不上飛Brussels的班機。機場的服務櫃台，台台都在排長龍。好在Susan是1K哩程(一年飛十萬)旅客，一通直接電話，改乘當晚飛慕尼黑(Munich)的班機，再轉機，下午二點抵達Brussels。1K哩程旅客坐國際航線時，可以到貴賓室去休息，這多少也減輕長時間候機的苦悶和無奈。我一向都帶手提電腦飛長途，但因六月中得了「塞壓著腳」(Sciatica)，不能攜帶太重的隨身行李而作罷。如果有手提電腦，日子會好過一點。 我們一到Brussels，行李沒跟來，又得浪費時間擺\平。我們第一次到Brussels學到一點經驗，先問清楚價錢再上計程車。國慶日加倍。我們就坐火車去市區。七點多到會場，何康美叫我們先去宴會?，這頓飯是外交部(台灣的)請客。沒有行李，我們就買了大會的恤衫當上衣，晚上就無遮攔睡個光溜溜的。 無三不成禮，我們原先定好Euro-Star飛快車，自Brussels去倫敦(London)，翌晨一早飛蘇格蘭(Scotland)的愛登堡(Edinburgh)。但算好會趕不上，就決定在旅遊的最後景點科隆(Colon，德國)，脫隊坐火車去Brussels接Euro-Star。結果人地生疏，不知快車叫做THALYS，另有車站。德意志鐵路局(DB)的售票員告以絕對趕不上而作罷。好在火車站就在科隆大教堂附近，我們就原車回Brussels。住一夜，翌日午後飛愛登堡。特別提醒大家：THALYS有點像台灣的「竹雞仔」車，一小時有三、四班，非常方便。歐洲的台灣人都知道，但火車站的服務台和售票員，就不一定知影。 二、 年青活潑的台灣協會 歐台會是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的簡稱，它有九個協會(英文，會長)：奧地利(Austria，林淑卿)、比利時(Belgium，侯曉芳)、法國(France，黃彩雲)、芬蘭(Finland，李憶琳)、德國(Germany，連時青)、意大利(Italy，莊振澤)、荷蘭(Netherlands，盧振堅)、瑞士(Switzerland，施富真)、和英國(United Kingdom，李奕德)。這些年青的會長都參與於大會的事務，大會的節目和活動也因而活潑有勁、煥然一新、…。 主辦的比利時協會，這次總動員。總幹事何章獻、魯汶(Louvain-la-Neuve)大學的何康美、和住Brussels的十來位年青人 — 侯曉芳、沈清楷(阿楷)、李怡德(妻小在內)、李文欣、…分工合作，讓與會者賓至如歸、歡聚一堂、…，是大會成功\的重要因素。 大會期間，這些熱心熱忱的年青人忙得不亦樂乎，我們只有機會公事公辦而沒法建立私交。這次在科隆沒坐上Thalys而回Brussels多住一天一夜，我們因禍得福，才有機會和這批可愛的年青人上何章獻(他已出門去多倫多參加世台會)的大方閣聚餐\、到139年的酒店『水鳥』去『雨乾了(HO DA LA)』(台語)、由侯曉芳帶隊逛名牌店、…。 三、 制憲、正名、歐盟、青年、… 大會的議程分三大類：1) 『台灣制憲正名』；2)『歐盟與台灣』；3)『青年與台灣』。制憲正名由黃昭堂和姚嘉文主講；歐盟科技由歐盟的Theodor、Keersmaecker、科技組長許\榮富、駐歐盟大使高英茂、新竹北科學園區總裁李界木、和台灣來的留法博士教授吳志中分庭講解；青年與台灣由行政院青年輔委員會的副主委曾昭明與會說明。除了三大主題外，大會特別安排「三代同堂」和「台灣現狀」兩個座談會。前者由日本來的老生代黃文雄、台灣來的中生代，前文建會主委陳郁秀、和比利時幼牙代的李文欣同堂共席。後者由台灣來的眾多名嘴和學者挑主軸：陳郁秀、黃文雄、李界木、許\榮富、曾昭明、和吳志中外，還有FAPA的台灣子婿韋傑理(Garrit Vander Wees)、台大歷史系台灣史教授吳密察、和台南扁友會會長趙健明(不是駙馬爺趙建銘)。 「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從國家這個名詞講起。國家是人民命運的共同體，祖國不是國家。如果中華民國(ROC)是從中國分裂出來或繼承下來的話，別人就沒有承認的義務。為此，ROC是個給自己看的招牌，拿不出去的。民主台灣是寧靜革命下產生的政治奇蹟和異象，但沒流血的結果，除舊佈新的改革就會寸步難行。族群不是國家的問題，聯合國193個會員國幾乎都是多元族群的。單一族群的都是二、三萬人口的小(島)國。台灣要透過國家認同和多元文化，漸趨正常化。 考試院長姚嘉文說：「蘇俄在中國」、「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共和國在溫哥華」、…都是不切實際、沒有意義的詞句。雷震的『中華台灣民主國』和楊西崑的『中華台灣共和國』用到『中華』(China 或Chinese)這兩個字眼，就和中國糾纏不清，名不正言不順而進不了國際組織。在中國的中國人會說他是台灣人，希望把他送去台灣；而在台灣的中國人就是不說自己是台灣人，你說怪不怪！台大的名憲法學者薩孟武曾說：憲法是力的表示，不是法律。制憲就是力的表示，也是正名的手段。 Brussels是歐盟的中樞。從許\榮富、高英茂、和吳志中和兩位歐盟科技代表的講演中，我們得知台灣與歐盟的關係密切和亙動良好，這是值得欣慰的。兩位歐盟代表都是比利時人，這天是他們的國慶假日。他們說：只要和朋友在一起，還是放假呀。許\榮富可以當外交官，他言行中肯，娓娓聽來信心倍增。高英茂大會的前一天才上任，大會先正其名為「大使」。吳志中是我高中和大學(台大經濟)同學、也是前行政院副院長吳榮義的兒子，長得又高又帥、能言善語、…後生可嘉可慰。 吳志中幼時隨父留學魯汶大學來比，與『好糠』(何康美)和陳郁秀阿姨很親。陳郁秀的先生是已故的民進黨先賢盧修一。當時她(陳)在巴黎，他(盧)在比利時，他們必須「陳倉暗渡」(別亂想！簽證非常麻煩，到法國邊界小城偷渡)，盧修一、何康美和吳榮義都是老手。有一次，陳倉被逮，這些老手暗渡成功\就揚長而去，讓她一個人孤軍奮鬥。吳榮義還當過他們的媒人公呢。陳家的回應是：陳郁秀不好好唸書，交一堆「有的沒的」(台語)，又要嫁一個「有的沒的」。事實証明，這些「有的沒的」後來都是有名的「有的」。陳郁秀這次帶兩個女兒佳君和佳慧與會，並參加全程的旅遊。感謝何康美的安排，我們和台灣來的同車，而有機會和盧修一愛「白鷺鷥」的一家人親近相處。我唯一的遺憾是沒有瞻仰過盧修一的盧山真面目。 大會的司儀連時青和「三代同堂」幼牙代的李文欣都是第二代外省子弟轉型的「新台灣人」。連時青講台語「刁刁」，她不「見笑」也不驚阮「見笑」。李文欣生長在不同代溝的家庭。她的父母親沒有台灣的觀念。她也自認是中國人，但出國後，碰到「正牌」的中國人，才幌然大悟自己是台灣人。 台灣來的四十幾位同鄉，六歲到六十六歲，人才濟濟個個都是響噹噹的。沒有上台的後來在遊覽車上表現良好，把學有所長的台灣歷史文化、族群語言、…深入簡出地闡述。印象最深刻的是吳密察和太太胡家瑜、中研院院士陳儀深、馮昭卿(李界木太太)、范清美(蔡武雄太太)、黃海寧(留法學生)、…我們車上最幼牙的是六歲的黃珩瑄，她有很多妙語如珠的對答小笑話；配合美國新澤西(New Jersey)陳信宏的通俗白黃大笑話，這次旅遊該是學術與娛樂均高均衡的台灣文史之旅。 四、 再見布魯塞爾 三年前和知己同行的陳石琳會計師夫婦(Atlanta, Georgia)暢遊Brussels，也住同一旅社。Marriott就在巿中心，非常方便。這次再來，有兩大不同：第一，旅館大門左右肅有、館頂正中?有、…綠色白底的台灣旗；第二，一進門就看到觀光局「Taiwan」的七彩招牌和來自各地的台灣面孔。 適逢比國國慶，一大堆人就趕去市集廣場(Market Place)湊熱鬧、喝啤酒、看煙火、…。結果廣場人潮洶湧，我們給沖散成三團：一團留廣場看燈光秀；一團去看『放溺嬰仔』；另一團去喝啤酒。燈光秀是新的，柔和的彩色燈光自市政府射照在古色古香的教堂正面，配合著音樂，變換色彩，蠻有情調的。燈光秀之後，我們也去看『放溺嬰仔』，進Neuhous看巧克力，…。煙火秀一開始，我們在廣場內只聽到隆隆炮聲，從大樓的玻璃窗Facade看到煙火的尾巴。由於樓高迴響，在左邊遠處放煙火，炮聲好像在右邊。 到Brussels一定要吃Mussels (竹蚶)。這兒是一桶一桶的吃，佐料清鮮略?，竹蚶下酒脾土開，蚶湯泡飯好胃口。最棒的蚶仔店叫Leon，在海鮮街，一問便知。何章獻的大方閣是道地的台灣菜館，由何太太親自掌廚。我們旅遊回來，在車上湊合人數，事先通知大方閣。我們吃了一餐\有家鄉味的台灣菜。台灣之夜的福爾摩沙晚餐\，菜單是何太太指導Marriott大廚的傑作。何康美特別介紹國慶日晚餐\的甜點：它是鮮紅的「剌菠」(Berry，莓果)、草莓(Strawberry)、葡萄柚(Grapefruit)、…加料的流質甜點，比利時廚師很得意這道菜，有點酸溜溜的，但請笑納。翌日午餐\，有一盤類似的水果沙拉，非常的秀色可餐\，但無人問津。如果「堂」(糖)兄妹知道這道菜，一定會喜歡的。 大會期間阿楷帶姚嘉文和一批人去「水鳥」( A LA)喝啤酒，我們七個人沒跟上，就去廣場喝。旅遊回來的最後一夜，我們先去大方閣吃台菜，阿楷再帶去水鳥。這139年的老店，生啤酒灌入瓷罐，再倒入個人的啤酒杯。我們人多(十來個)，用二個特大號的瓷甕端出來。在場的都是年青力壯，又有阿楷，倒酒敬酒駕輕就熟、熱鬧非凡，引起其他遊客的注目和羡慕。這天正好是李亞琪(巴黎來的)的生日，我們大唱「生日快樂」後，阿楷還唱「雨乾了(HO DA LA)」的敬酒歌。我問出「HO DA LA」是台灣歌星何達拉，不不，是李炳輝的歌，歌詞如下：有緣無緣大家來鬥陣，燒酒飲一杯；雨乾了，雨乾了！ 五、 結尾 今年很早就決定參加歐台會而無法出席一週後在多倫多舉行的世台會。世台會的旅遊是週遊加拿大東北的蒙特婁(Montreal)、魁北克(Quebec)、…，也有很多引人入勝、略具歐味的景觀。歐台會的旅遊是何康美全盤計劃和阿楷一起領隊的「五天四夜歐洲文化精華遊」。五天穿過比盧德瑞法五國，行程緊湊，長時間坐遊覽車上。停下來觀賞的景點，都是歐洲的文化精華。在車上，我們也聆聽台灣的歷史文化，既精彩又精華。何康美編製的手冊，內容豐富、包羅萬象、圖文並茂、…是一本現成的遊記。如果我有時間，會寫點旅遊觀感。 在車上聆聽好多歷史文化、族群語言、…的講述，受益良多。可惜的那只是單方向的，沒有座談和討論的空間。為此，我建議：明年，全美會可以邀請吳密察、胡家瑜、和陳儀深來美參加夏令會。 政黨輪替後，台灣的政治真沒頭緒。以前的政治家和革命家都變成自私自利、坐享其成、失去方向、…的政客。縱觀這次台灣來的出席者，他們似乎對台灣的政治已失去興趣。儘管如此，海內外的台灣人還是要正視今年年底的北高市長選舉。只要一贏一輸，就能挽回民進黨的聲勢。但那一輸也要輸得漂亮一點，民進黨的黨章裡不應該有「放棄」這兩個字。(8/30/06完稿)

自由時報美東版 張勝凱享年64歲，早年熱衷台灣獨立運動 中年創業巴西 晚年捐地建寺弘揚佛法 世界台商會前會長、民主亞洲基金會主席、《自由時報》美東版董事張勝凱於五月十四日清晨在巴西聖保羅市溘然逝世，享年六十四歲。告別式於二十一日在聖保羅市如來寺舉行。張勝凱年輕時主修化學，興趣卻在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後來居住巴西，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可是最喜歡的話題不在企業，卻在他的學佛悟道。 張勝凱六十年代熱衷獨立運動，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巴西創業，九十年代與佛法結緣。在不同的階段裡，不同的思維流串著他的人生，而欲將最好的體驗，傳達給別人，則是他一貫不變的熱忱。 1964年，台大畢業後，當預備軍官那年，突然發生彭明敏被捕的案件，激盪著他年輕愛國的心。彭明敏教授是台大政治系的系主任，和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一起發表『台灣自救宣言』，查獲後被捕。張勝凱和十幾個朋友，組織了一個地下的「台灣自救會」，自己任召集人，希望盡一點力量，延續台灣民主的香火。他們從厚厚的電話簿裡，抄了許多政府官員和大學教授的名字和地址，寄抗議信給他們。可是在當時集權統治下，能做的事實在有限，於是大家決定各自出國，到海外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張維嘉因此去了歐洲，張勝凱和邱勝宗則到日本。 抵達東京一個月後，張勝凱即豪不猶豫加入了「台灣獨立聯盟」，成為一名秘密盟員，在東京大學研究所求學期間，也暗中和「台灣青年」的多位主力健將如許世楷、黃昭堂、周英明、辜寬敏、侯榮邦等人接觸。 1973年張勝凱全家移民巴西。1977年，他開設一家工廠，生產「代糖」的原料「糖蜜素」﹙Cyclamate﹚。1983年他的公司Brasfanta買下一家瑞士藥廠一半的股權，製造類似”Sweet n Low”的代糖產品，行銷全國，一躍而成為巴西最大的代糖生產公司。 經營代糖事業成功後，他接著在1990年開發另一種產業，製造紙尿布和衛生棉，推出自己的品牌”Team of Monica”及”Intimus”積極打入市場，不出幾年竟囊括了巴西絕大部份的市場。 1987年後，由於健康因素，張勝凱勤練氣功，修習佛法，較少涉及民主運動，一直到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總統民選，中共竟對台發射飛彈，在砲聲震撼中，張勝凱深入思索台灣的安全問題。他想：台灣與中國，兩者大小懸殊太多，面對中國的蠻橫霸道，台灣如何獲取安全﹖反覆思量的結果，他認為支持民運人士，鼓吹民主思想，以改變其霸權想法應是最佳途徑。 懷著這種想法，他到臥虎藏龍的紐約，尋找願意滋長中國民運的人。經人介紹，與前台灣獨立聯盟美國本部的副主席洪哲勝見面，兩人相談之下，非常投機，當下決定由張勝凱斥資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由運動老手洪哲勝推廣實際事宜。洪哲勝於是在《自由時報》美東版開闢「民主論壇」，邀請在美國的中國民運菁英寫稿，一時群雄爭鳴，論壇成為中國民運份子關注的焦點。此外，他們也聯合西藏、新疆等從事反抗運動的人士，相互聲援，為各自的族群命運努力，也期待能因此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改革。 1987年年底，他在洛杉磯隨懺雲法師皈依佛門，從此吃齋禮佛，十餘年如一日。隔年，聖嚴法師在紐約的東初禪寺授業，他特地前往拜師，修習禪定，發覺修行與氣功相輔相成，慈悲與智慧，自內心蘊藏而生。 自從皈依後，自覺人生進入新的境界，身心都較從前健朗，因此若和親友相見，總不自禁地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學佛的體驗，希望別人也能從中獲得與佛結緣的福澤。 既為佛門弟子，他有心向世人宣揚佛法，因此將在聖保羅附近之一座別墅捐獻出來，興建佛寺，供僧護法。他說，人心因為蒙塵，導致愚昧，以致世間混亂，佛法教人明心見性，由持戒、布施、忍辱、精進、禪定、而生智慧，是達到人間淨土的最佳法門。 走過漫長的心路歷程，張勝凱在宿世因緣的佛門世界裡，終得明鏡。

駱明永◎台灣生態關懷協會理事長 常常會有人問起，為何要推廣種植「台灣百合Lilium formosanum」？最常常用來說的理由或原因是小時候的記憶和過去的經歷。 因為小時候住在鄉下，那時的印象是盛開的喇叭形狀白花，一到花季，同學上學時就一把一把帶到學校插在玻璃瓶，過幾天花就謝了，然後丟到垃圾桶。這些花就長在小山坡上，附近有靶場、火力發電廠、舊車站、舊鐵軌，山上還有舊地道。那裡是我們常去遠足、野餐的地方，現在都變成了高爾夫球場、垃圾場、腐植土掩埋場。 還有的經歷是1990年3月在中正紀念堂廣場，看到台灣百合成為學生運動的象徵，學生們認為它代表著六重涵義：自主性、草根性、生命力強、春天盛開、純潔崇高。在最後，有學生送來好多好多從山上採來的百合，送給在廣場的學生、群眾，希望大家將「民主野百合」的種子帶回各校開花結果。 國中之後出外讀書到當兵期間，就很少看到這些美麗的花朵，在1997年即將退伍的前夕，在駐守的據點裡看到還算不少生長在草地上的百合花，帶了幾株回家栽種，並且開始蒐集相關的訊息和資料。 開始的想法是希望透過推廣介紹的過程，減少人們採花的行為，讓生長在野地裡的百合可以自然地繁衍，數量可以逐漸增加；也希望更多人了解它的生長過程和栽種方法，讓它可以進到我們的生活中，在學校、公園、花台、…..出現，與我們親近。 為了避免一些爭議與長期的思考，盡量用中性的方式來向外界述說，其他如「種自己的花」之類的說法，都是考量在未被多數人認識了解之前，不要反而造成對它的傷害。1997年建國黨舉辦「票選台灣國花」的運動，得票數最多的是台灣百合，但是票數還不多，需要再加油努力。 在持續的尋找過程中，發現到許多令人驚奇與感動的故事。到現在，我可以肯定地說找不到第二種花有這麼多的故事和貼近台灣的代表性。後續要努力的是讓更多的角落出現台灣百合，用不同的途徑和方式，不放棄每一次的機會讓島嶼的子民看到它。因為，堅定的認同需要真實的感動。未來，所有的一切都需要過半數人的選擇與認同，我們要做的是爭取這過半數的肯定。 2000年以前覺得這輩子的一個大夢想是看到KMT下台，沒想到它就這樣下台了，只是至今仍陰魂不散，也仍盤據在許多人的心裡。所以，會認為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因此決定這一輩子要投入於尋找/種植/介紹/推廣台灣百合，讓更多人多認識它一點。 您覺得「台灣百合」可以多高？可以多矮？一株最多可以開多少朵花？看過用百合種子裝袋作成的枕頭嗎？看過「台灣百合」郵票嗎？聽過一首歌就叫做「台灣百合」嗎？看過繪畫/戲劇中的主角是它嗎？……….. 想要一起來種花嗎？歡迎加入台灣百合同好會(封閉式網站，需申請才能加入) http://tw.club.yahoo.com/clubs/Lily。

鄭玉鳳 在台灣長期受中國封建思想教育的影響下，直到今日，讀書，做官，做教授，做老闆才是正當工作，專事體育運動為職業似乎是四肢發達的人才會去從事的。主流的價值從來不重視體育。然而，當台灣的許多優秀選手，擠身國際賽事漸漸展露頭角時，在網球，棒球，桌球，撞球等，透過國際體育賽事所能帶動的國家意識，是不容忽視的。畢竟選手在與世界競賽時，他所代表的就是一個「國家」，特別是當他來自一個國家認同錯亂的地方，體育的滲透力是巨大的。 最近在網路上看到這個團體──「台灣加油團」，這是由一位在美留學的年輕人組成的加油隊。透過網路的魔力，號召一群熱愛運動又有熱情的台灣年輕旅外青年，出現在國際比賽現場，替台灣選手加油打氣。另一方面，也希望透過運動比賽，增加台灣的能見度。他們製作的黃色隊服，上頭印有「Taiwan Woo」，背面是台灣地圖及國旗。2004年他們開始穿著隊服拿著國旗，去幫參加美國網球公開賽的盧彥勳加油，又為旅美的棒球選手郭弘志王建民等加油，也為極地路跑馬拉松林義傑加油。後來，2005年更在台灣開始號召同好，參與許多國內舉辦的國際賽事，並與世界各地的年輕台灣人串聯，至今已有台灣分會，LA分會，紐約分會，澳洲分會，英國分會，日本分會，預計在今年成立為社團法人。 從他們的互動裡，常聽到這些年輕人喊著，寫著，傳遞著以下這些口號:「Taiwan，touch your heart」、「Taiwan No.1」、「台灣加油! 大家加油!」、「一起來愛我們的國家~ya」、「大家一起來愛國喔!」、「台灣需要我們」。 這些年輕人單純熱情的以運動賽事為凝聚力，來從事「愛國」，當然口號流於空泛，思想內容貧乏，特別是拿著那個「偽國旗」在搖旗吶喊，缺乏進一步思考所謂國家認同的實質內涵。不過，從技術層面來看，卻可見以「運動體育」做為媒介，所展現凝聚共同愛國意識強大的滲透力。

陳郁杰◎台灣社會觀察者，旅德自由撰稿人 能有機會跟著各隊球迷在大街上起鬨，隨著二○○六年世足熱潮澎湃悸動，旅德迄今也算無憾了，即便我只是個零星觀賽的旁觀者。一向給外人嚴謹的、冷漠的德國佬（對此說法我總是一笑置之）在本屆世足的軟硬體佈局與設計巧思，果真展現了大國、強國風範：處處秀世足！處處為世足！ 如同官方logo所傳達的微笑迎賓意象一樣，大小城市和商店裡，只見無所不在的世足標語和商品等，要帶世人一起瘋世足、秀世足；也正如聞名於世的交通網一樣，從機場到賽場，四通八達的接駁車次，早以縝密計算的等著迎接數以百萬計的湧入人潮，就為世足。 見證國旗的多功能魔力 幾年下來留「德」察看的社會觀察慣性告訴我，三十二隊裡若沒有國家代言道具──國旗，施展十八般旗藝，只怕球隊和球迷有再強有力的國家意識以及再聲嘶力竭的支持吶喊聲，也將隨之走樣、變調，就像我接著要談的憧憬：如果有一天！ 國旗、國歌一如往常，震懾人心的充斥世足場內場外，其實已明確表達其功能而毋需贅述，而人們從頭到腳所穿的、戴的、拿的、揹的、吊的、貼的舉凡帽子、假髮、太陽眼鏡、彩繪膏、項鍊、T-shirt、背包、運動鞋……等各式以「國旗」色系為基準來作變化的相關「加油用」和「認同用」產品，倒也因世足的天時、地利、人和等條件，使其非突兀地點綴著大街小巷，十足展現了世足的國際、運動和歡樂性格。而說穿了，沒錯！它們統統是國旗的變相呈現，一個在台灣至今仍弔詭的猶如違禁品的玩意兒──至少對一半的台灣人來說！ 沒有國，那來的旗 為什麼？誰不嚮往能正正當當、高高興興地揮舞自己的國旗、哼唱自己的國歌，在世界任一角落秀它二下子。只可惜，且深深遺憾的，台灣並不是「國」，中華民國更不是（按：國際間乃定義它作獨裁、黨國特質兼具的「蔣介石政權」。前後在一九四九年被毛澤東中國所滅，接著一九七一年起被取代國名的「在台灣」政權），也因此，我深受世足憾動，雖覺得沒有國旗的想哭，不光是連三十二強的邊都勾不上。 沒聽清楚？你是說青天．白日．滿地紅那面「黨國旗」嗎？恕我先「泛政治化」的細數一番：只要連戰、宋楚瑜、馬英九等「正統」人士敢拿著它公開在鄰國中國及其領導人面前搖晃幾下，並從容的介紹「從中華民國來的」，乃至於中國的球隊、學術或藝文團體如再有機會蒞臨台灣，那位號稱要「捍衛中華民國」，還不忘在美唱秋「一中是中華民國」的中國黨馬主席，以及多次以「國旗（杆）」當打人工具的鐵衛部隊，能夠禮尚往來的讓咱們「國旗」和中國五星紅旗平起平坐揚升而不是動用公權力沒收、降旗，同時對中國代表團噤聲兼立正的話，我想，後續談「如果有一天」才有意義吧。 很可惜，且深深遺憾的，只見親中泛藍正統人士一再地以「奧會模式」和不挑釁的所謂「兩岸和平互惠互訪」作藉口，使得民進黨這六年執政，諷刺地倒成了不怎麼像輪替的政黨「接」替者，跟著捍衛起那曾經為之流血、流汗的中華民國系列產品，包括黨國旗、黨國歌，以及荒誕的中國（人）的台北（Chinese Taipei）隊！ 此時，不想拿不堪的黨國旗及黨國歌歷史再責難病態的，虛偽的台灣和領導階層，更不願「撕裂族群」、「製造對立」的硬是奚落，其實敬佩那一半就是不肯跟中華民國道具妥協的人民（有興趣者可以試著回想二○○四年總統大選前二二八手護台灣活動當天二百多萬人鍊身上的配備），因為我知道，台灣和人民，已遭中華民國多次重手、毒手的遍體鱗傷，且看著「國」「民」政府努力的維持現狀，心如刀割。 如果真有那麼一天 說來幸運，其實最「不幸」，由於親眼目睹了前後二○○五年德西杜易斯堡（Duisburg）世界運動會（The World Games）的閉幕盛況──其重要性在於二○○九年將由高雄市接辦；以及正發燒中的二○○六年世界盃足球賽的更壯闊場面，使我不由得看衰起台灣當局想爭辦世界級體育賽事的「春夢」！ 我擔心的絕不是有無能力承辦這類小事，而是質疑屆時爭辦的頭銜是不是又將不倫不類？朝野和人民是否會以台灣為立足點而上下一心？還是將再一次地，一方「含淚」的赤手空拳加油，另一方則樂得拿著黨國旗搖旗吶喊為「中華隊」加油？ 乾脆這麼問吧，若中國隊和其他各隊一樣同場競技時，媒體是不是又將報導「中大對抗」（中華 vs. 大陸）？打上國際媒體的英文字眼又如何？是「Chinese Taipei vs. China」嗎？馬、宋、連等的反應呢？堅持不挑釁的收起黨國旗，僅讓中國主子的五星紅旗在地主「國」飄揚無妨、別傷了和氣？若將鏡頭移到陳、呂、游、蘇、謝等人身上，是不是要看他們揮舞著黨國小旗，端坐來賓席而僵笑著？ 我不敢想，更不敢看「如果真有那麼一天」到來時，舉國上下要怎樣傾全力呈現世界級的運動盛會（萬一台灣還爭氣的有強項晉級）！不論是已篤定承辦的二○○九年高雄世運會，或是放話中的奧運會或世足賽等爭辦議題，相信國人對可以「宣揚國威」的良機一定心癢癢的願全力以赴作好東道主，不只是政府高層。然而，恕我不識相的疑惑：中華民國真的是公約數，可以（被）曝光嗎？「國旗」真的可以在屆時產生凝聚共識的效果？唱「國歌」真如同陳總統所言，可以提高競爭力？ 在中華民國入台灣和「在台灣」的真相未普遍公開前；在中國黨六○年治台的屠殺人民、愚民教育、黑金統治等惡行尚未被社會正義公審、清算和追究以前；在台灣有人還搞不大清楚自己身份，認同選項尚且撲朔迷離、忸怩作態而導致國不成國的此其時，我期期以為不宜！包括肯定「送肉飼虎」的參加二○○八年北京奧運。 明白講，如果真有那麼一天（已清醒地回到真實「現狀」）台灣人的國家意識夠堅定，共同體意識夠堅決與一致對外的敵我意識夠堅強，別說有八成民意基礎的法理兼備國旗、國歌與國名，要人民赴湯蹈火（看是要穿、要戴、要搖、要唱）相信一定在所不辭吧。

鄭任智 早稻田大學院 於2006年的6月16～18日，在日台灣同鄉會繼兩年前於茨城縣的渡假小木屋後，為了令台灣的留日青年與在日的前輩們更有深入的相互交流，舉辦了「2006在日台灣同鄉會‧快樂年輕夏令營」活動。本人有幸得以參與此次活動，不僅更加瞭解了許多留日前輩在日本為台灣所奮鬥的足跡，也因此活動認識了不少留日的學生朋友及對台灣默默付出關心的日本友人。甚至有位日本友人在我們出發之前，還送來自家手工製的肉粽（這還是他親身至台灣拜師學藝的呢！），其道地的台灣味令所有的台灣留學生都稱讚不已，除了一飽口腹之慾外，也滿足了一下思鄉情懷。 此次的合宿研修當中，有許多大大小小的課程，如箱根大涌谷、昭和和平公園等地的野外研修、旅日知名作家黃文雄先生及帝京大學蔡易達老師的專題演講、台日語混合燈謎、台灣史臨場測驗等，每個課程都令人印象深刻，許多「應為常識卻不為人知」的台灣相關知識不斷地湧進來，讓人如沐春風，滿是文化洗禮的充實感。 特別是在第二天早上，由在帝京大學任教的蔡易達老師所講習的「台灣歌謠史概論」一課中，更提供了我們對台灣文化之變遷應持有的省思態度。蔡老師以幽默中帶嚴肅的口吻，將我們記憶中朗朗上口的台灣歌謠，包括日曲台詞、台曲日詞、日曲中詞等，從其翻譯內容到其創作背景，深入淺出地分析了戰前至戰後的台灣歌謠諸面向。讓我們擁有獲得新知識的刺激及愉悅外，同時又提供了許多足以令人省思之處。例如在戰後的白色恐怖期間，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而不得不流亡、定居海外的台灣同鄉們最愛唱的「黃昏的故鄉」一曲，雖然此曲幾乎眾人皆知，但卻幾乎很少人知道那是來自日本曲的「紅色夕陽的故鄉」。其內容雖幾近直譯，卻意外地提供了所有流亡或旅居海外的台灣人心靈上的慰藉。當下我所想到的是，現在的我只要學校有放假且經濟上也許可的話，隨時都可以飛回台灣去見見家人、吃吃屏東肉圓、蚵ㄚ麵線等家鄉味的小吃；但是像許多被列入黑名單的前輩們，他們卻是即使想回也無法回去，想吃家鄉的小吃也吃不到，因為就如陳文成博士命案一般，一去可能就真的不復返了。因此，想像著自己若身處於當時的肅殺氛圍下的我，一聽到「…叫著我　叫著我　黃昏的故鄉不時在叫我…」歌詞，頓時思鄉的情懷整個湧上心頭，不由自己地鼻酸而潸然淚下。我如此自由便已如此，更何況白色恐怖時期的這些在日台灣前輩們？ 戰後，國民黨以勝利者的姿態進駐台灣，在其華夷思想的作祟下，在歷史教育上極欲斷絕台灣與日本之關聯，並硬生生地將台灣與中華民國連結；在地理教育上除了將台灣與中華民國連結外，更視台灣為中華民國的邊陲、反攻基地（也就是一時的棲身之所）；在語言教育上，強力推行獨尊北京話的「國語運動」，並將包括Holo語、客家語、原住民各族語等所有台灣鄉土語言視為低等語言，說出口即要罰錢或掛狗牌罰站示眾等…以如此之教育方針，塑造出文化上的歧視，漸漸地使得許多台灣民眾也開始自虐地認為自己是「沒水準」的一群，進而忘卻對母語（mother language）及母親大地（motherland）的珍惜與尊重。而這文化上的歧視，雖只是國民黨為了正當化自己統治台灣的手段之一，卻造成了「台灣人不懂台灣事」的悲哀現象。 此現象，就有如在百忙中抽空前來參加的駐日大使夫人盧千惠女士一開始問我們的一句：「你們當中有誰知道台灣的童話故事？」頓時大家啞口無言一樣。後來雖有人勉強擠出「虎姑婆」三個字，但卻沒有一個人能從頭到尾說出全部故事──即使大家幾乎都能清楚地描述灰姑娘仙杜拉、白雪公主與七矮人、人魚公主等童話的故事情節。隨後經由也是兒童文學作家的盧千惠女士娓娓道來「虎姑婆」的故事後，大家才漸漸地從記憶的倉庫中找出這塵封的童話故事，並一步一步地在腦海中拼湊起來。然而，屬於台灣的童話故事不只有「虎姑婆」而已，還有「蛇郎君」、「鴨母王朱一貴」、「巨人國‧小人國」…等；如此多采多姿的童話故事，竟就在戰後的國民黨殖民政權下，以及其背後的華夷思想所形成的文化歧視下，而逐漸在台灣人的腦海中消逝殆盡，且幾乎已不復見於我們的下一代。這無啻是台灣文化資產的損失，更是我們身為台灣人的權益之損失。 文化是由歷史的變遷當中自然形成，而歷史具有其連續性及多面性的特性，是無法像國民黨的作法那樣，跳過李登輝直接將連戰連接到蔣經國那般「選擇性遺忘」的。一如前日新科台北縣長周錫瑋只因自身的反日史觀，硬將烏來鄉高砂義勇隊紀念協會在烏來鄉瀑布公園所設置的慰靈紀念碑移除，而不問戰前為當時的母國捐軀的高砂義勇隊及其遺族之心情。如前所述，歷史是具有連續性及多面性的，吾人不奢求戰後來台的新住民能完全認同台灣人的歷史記憶，但只求實事求是並互相尊重，將心比心。在蔡易達老師所講習的「台灣歌謠史概論」課程中，有一首在太平洋戰爭尾聲創作的歌曲「鄉土部隊的勇士」，其歌詞描述出身台灣的士兵在前線思鄉的情懷，其歌詞的第四段中寫到「…雖然掛在我槍桿上的日之丸（日本國旗）已經因戰事變髒了　但我一定要將這面旗插在蔣介石的本陣上…」。如該歌詞所示，對台灣人來說，戰前的敵方總大將竟諷刺地變成了戰後的「民族的燈塔、世界的偉人」，這對於我們這群出生於戰後且受國民黨反日史觀教育長大的年輕人，實有當頭棒喝之感且餘韻繞樑，久久不散。 在參加此次夏令營活動後，我再一次回想到前總統李登輝先生與日本名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中所言及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一語。在歷經「寧靜革命」後的今日台灣，雖仍遭逢包括媒體在內的復辟勢力之全力反撲，而令許多旅居海外的台灣人憂心不已。然而，就如前所述，本人只希求每一位台灣國民能加強對台灣這塊我們賴以生息的母親大地之認識，不論是地理、歷史、語言、文化林林總總等，並珍惜現在這因許多先人的犧牲而好不容易得來的民主自由。希望有生之年，能見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名實如一地轉化為「生為台灣人的喜悅」之日的到來。

陳耀昌 我最敬佩的作家「鑽石先生」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是美國UCLA（加大洛杉磯分校）教授，以《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榮獲一九九八年普立茲獎，最近又出版了鉅著《大崩壞：人類社會如何走向衰敗或成功》。兩書在台灣都有譯本，我在飛航旅途中看《大崩壞》，空姐很好奇問我，這本書是不是很有趣，因為她看到許多台灣旅客在看。他的書其實一點也不有趣，是很嚴肅的科普書，但會帶給粉絲們很大的震撼與讀後的滿足感。 首先是，世界上怎麼會有如此有學問的人。從新幾內亞土語、南非洲土語、台灣原住民考古與語言、甚至中國古籍，他全都非常在行。作為一個語言學家，他已算很了不起的；然而，這算什麼，他也懂南美馬雅與印伽、非洲、大洋洲的歷史、經濟與人類學；也包括最現代的進化論、人類基因、動物生理，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不足以形容，《西遊記》中孫悟空說的「上知五千年，中知五千年，下知五千年」差可比擬。其次是，我自認對台灣史稍有涉獵，而他的書中，談台灣的大坌坑文化，談台灣原住民與南島語族的關係，讓我真覺得無比渺小與慚愧。書看到一半，我才注意到作者竟是與我同行的醫學院教授，是UCLA的生理學教授，也寫過像《第三種猩猩：人類身世與未來》這樣比較「正統」醫學類的書；也撰文寫過《物種差別：人類睪丸大小之差異》這樣純粹生理學與社會學之評論。戴蒙的學問之廣、創意之多，真是一顆閃閃發光的「鑽石」。 從他去年出版的《大崩壞》（COLLAPSE）一書，他似乎遍遊全世界－不是風景區，而是各古文明之處。像新幾內亞荒陸與玻里尼西亞島嶼，他更如數家珍。他是猶太人，一九三七年生，以台灣習俗而言，今年七十歲，九月十日生，典型處女座。 戴蒙在台灣應該也有一些熟人或朋友，但我無緣認識。我很好奇他是如何修練成如此深不可測的功力，所以上了維基百科去查。 戴蒙生於波士頓，父親是醫師，母親是教師、音樂家、語言學家。五八年哈佛畢業，六一年劍橋大學生理學博士。他的第一個生涯研究領域專的嚇人：「細胞膜生物物理」。從六二至六六年，他又回到哈佛當研究員。六六年，年方三十，他已是UCLA的醫學院生理學教授。而在他二十多歲時，就「平行」發展出他的第二個研究生涯。他多次到新幾內亞及附近小島，由研究鳥類的進化進而對整個南島文化、語言及文明的興衰產生興趣。這也是他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第一頁就以新幾內亞起始，以及他的多篇論文都是太洋洲島嶼背景。到了五十多歲，戴蒙又逐漸發展出第三種研究領域－環境歷史，於是他現在也是UCLA的地理學教授及環境健康科學教授，而「環境健康科學」根本就是戴蒙研發出來的新的跨領域。 他的學術成就非凡，在《自然》、《科學》頂尖科學雜誌發表了二、三十篇論文（在台灣，有一篇就可傲視同儕，有三篇絕對是院士級）。他也早已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他得到的國際大獎還包括美國國家科學獎、泰勒環境貢獻獎、日本國際環境和諧獎，以及全球唯一兩度的英國科普獎。戴蒙顯然也是超級棒球迷，在他的書中，談到多明尼加，竟寫出目前所有大聯盟中出身多明尼加的球員名單一覽表。 戴蒙的興趣非常廣泛，而他的成就是他對興趣議題的行動力與研究功力。例如他對新幾內亞有興趣，就一頭鑽入，深入研究，融會貫通，再逐漸擴散，自創學說。我覺得西方人在「廣」與「深」方面，確實比東方人利害。我想不少在西方國家待過的學者，都會有以下的印象：老外在高中畢業時，不過爾爾，但是他們大學時大都比台灣大學生認真；在初入研究所階段，所懂的與我們大概差不多，但總覺得他們「悟力」不如我們。但一旦開始深入一個主題的研究，他們的基礎之札實、用心之深刻、思慮之細密以及想像之豐富，使他們可以創新、融會，而成一家之言。東方研究者只有少數能達到這種境界。例如戴蒙就融會他對現代醫學的了解，加入歷史、人類學、語言學而創造了所謂「環境歷史學」。台灣的教育目標，太重升學考試，忽視了邏輯的訓練（因為入學考試多是選擇題與填充題）、缺乏縝密的觀察（因為只要求所謂「標準答案」）、抑制興趣的奔放（因為太功利主義），否則以國人的聰慧，在「創新」的成就應不止於此。 從戴蒙的著作，我們看到了台灣在世界史上扮演了遠比我們台灣人所了解的更重要角色。這個角色，不是當今大多數台灣人父系的漢民族，而是大多數台灣人母系的原住民所拓展出來的重大事蹟。 戴蒙早在他一九九七年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就有專章說明在一四九二年，歐洲開始殖民美洲，印歐語系開始擴張以前，南島語系（約有一千二百種語言）是世界上分布最廣的語族。東起南美復活節島，西至非洲馬達加斯加，真正縱橫四海二萬六千公里，其源頭都是台灣原住民。在二○○○年，他更在世界排名第一的科學雜誌《自然》上發表了一篇「台灣帶給世界的禮物」（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再進一步闡述這個過程。我輩身為台灣人，實不可不知。他的文章事實上有大部份是根據中央研究院語言所R. Blust於一九九九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所發表的一篇論文。 Blust的研究分析顯示：南島語系大約可以分為十個亞系，這十個亞系中有九個亞系（只包含二十六種語言）只有台灣非華人原住民使用；而第十個亞系就是其他與台灣非華人原住民無關者，涵蓋器馬達加斯加至東坡里尼西亞的一一七四種語言。戴蒙說，過去只知道南島語系中有多種只限於台灣原住民使用，但他很訝異研究的結果，比例竟如此之高。十個南島語亞系中，有九個集中在台灣，表示台灣是南島語系的原鄉。由於南島語在台灣已經說了幾千年，因此有顯著的分化歧異。所有其他的南島語，西起馬達加斯加，東至復活節島上的，都是台灣出發的祖先群使用的語言在後來才衍生出來的。 除了語言之外，台灣的大坌坑文化遺址出土的一件石器，使台灣和後來的泛太平洋島嶼文化聯繫在一起，就是樹及布打棒（見《槍》書三七六頁）。大坌坑文化出現於台灣後，源自大坌坑文化的文明大約在一千年之內逐漸散播到整個南島語族的分布範圍。而由玻里尼西亞考古出來的初民農業社會所用的鍋盆也再度證明這些工具都源自台灣原住民。有人懷疑，台灣花東的巨石文化與復活節島上的巨石文化，也許有些關連，因此有關復活節島巨石，其實不必硬要想到「外太空祖先」去。而復活節島文明何以由盛而衰，在戴蒙新作《大崩壞》中也有很好的解釋。 戴蒙的研究裡，凸顯了一個要點。過去台灣古文明出土之後，台灣與大陸的考古學家的重點往往只是往西思考「這些古文化和中國大陸有何關係」，而其實台灣原住民的發展方向是往東往南，對覆蓋全球近四分之一面積的海洋島嶼產生莫大的影響，所以西方人的研究方向反倒是「台灣古文化對世界做了那些貢獻」。雙方的視野與方向實在相差不可以道里計。這一方面是過去「漢族沙文主義」下的盲點，也是台灣地圖之所以要以台灣為中心，而不是依附在亞洲大陸東南一隅的理由之一；二方面是過去台灣考古及人類學家對南島區域不論語言、文化所知均太有限了；三方面大概覺得這些都是彈丸小島、落後地區，所以缺乏深入研究的動機。結果有關台灣古文明如何貢獻於全世界，反而是洋人老外，像上述的Blust（美國） 以及Bellwood（澳洲）等人所研究出來，再由戴蒙來發揚光大之，這真是本土學者應該慚愧之處。聽說這個現象自十年前已漸有改善，政府及學者已開始放眼於台灣附近外國島嶼的田野調查，希望不久能迎頭趕上。 台灣的政府、學者與人民應該慚愧之處還多著呢！首先，台灣出土的古文化，幾乎大半不被珍惜，從卑南遺址、惠來遺址等為堆土機大量破壞，全世界的考古學家、人類學家不知喪失了多少寶貴的資料。如上述所言，一件大坌坑文化的遺物就可以把台灣原住民農業文化與整個南島語族農業文化聯接起來，這真是無價之寶，台灣已在懵懵懂懂之中喪失多少與世界其他文化相聯繫的無價之寶。 台灣下一個應該建造的博物院，不應該是「嘉義亞洲博物院」或「台中古根漢東方博物館」。政府應該鄭重考慮在原住民原鄉的台東或花蓮建造一棟比現在「卑南博物館」更國際級的「南島文化博物館」，把台灣考古出來的珍貴物件，配合上在玻里尼西亞考古出來的農、漁、運輸等物件，並列出來，讓世人知道台灣先住民對全世界的偉大貢獻。讓台北有炫耀台灣父系文化的故宮博物院，台東或花蓮有展示台灣母系文化的南島博物館，相互輝映。讓我們自豪於台灣父系漢文化之際，也撥出相等時間與努力來了解及紀念台灣母系原住民在五千多年前至二千年前的那一頁輝煌、燦爛以及幾乎無遠弗屆，全人類最早，也最偉大的海洋開拓史。 台灣早在公元前三三○○年，先民已憑著當年世界上最好的造船技術，駕一葉之扁舟，邁向無際的太平洋，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早也最大的海洋民族，而且仗著農漁業文化優勢，完全取代了當地原來之土著。戴蒙說，大部份玻里尼西亞島嶼幾千年前都是「台灣殖民地」。「海洋台灣」不是自明鄭時代才開始的。而如今，台灣距離成為一個海洋國家，努力與認知實在都非常不足，有愧於祖先。讓我們由認識及保護台灣古文明開始，進而建立「台灣與南島古文明世界級博物館」，讓國人得以恢復遠眺南太平洋海域的宏觀視野，維護台灣的海洋資源、海洋領土，發展海洋科技、海洋產業，重新建立二十一世紀的「海洋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