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615 11:30-14:00 於淡水紅樓餐廳 一、為何這麼多在國外的台灣人，願意冒著自身、在台家人的生命安危，從事台灣獨立運動？ 張： 除了少數的個人，或是家族成員，曾經在島內受到國民黨政府壓迫以外，大多數的海外反對份子，可能都像我一樣。在台灣時，雖然對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感到不滿，不過也只是消極性的不滿，倒沒有真正想過要做些什麼事。出國後，見識到真正的自由民主社會，才會進一步思索，身為台灣人，就應該為台灣作一些事。 我很小就接觸政治。台南市第一任民選市長葉廷珪，不僅是無黨籍，還分別當選第一、三、五任的市長，可以說是台灣地方自治史的奇蹟。我的父親是葉市長的大樁腳，我哥哥開出租車行，所以選舉時，家族動員，甚至連整個車行都暫停營業，車輛全部都拿來選舉使用。在這樣的環境下生長，我比較有機會聽到一般人聽不到的事，耳濡目染，自然對國民黨沒有好感。 高中就讀台南一中，當時一中的校長是蘇惠鏗先生，他不會要求學生加入政黨，不會灌輸政治思想，只是要學生好好讀書。高中畢業後，以第一志願考上台大化工系，最後也以台大化工系第一名畢業。當時的我，對政治沒有興趣，所以人生的規劃一直都是出國留學，當個學者。台大畢業後，很順利申請到美國南部的Rice University，學校還提供每個月150美元的獎學金，讀了一個學期，我的論文指導教授就建議我直接攻讀博士。當時看來，我以後應該會是個傑出的學者。 當時在美國的台灣人，生活圈不大，台灣的留學生或多或少，都有些認識，所以一些參與台灣獨立運動的朋友，開始寄刊物給我，像陳以德、林榮勳、盧主義及楊東傑等等，他們沒有獎學金，到餐廳打工，賺到的錢卻拿來充當台獨刊物的印刷和郵寄費用，令我非常感動。也因為這些刊物的啟蒙，我後來又讀了一些書籍，尤其當我讀到王育德《苦悶的台灣歷史》，和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的時候，我那時才覺醒過來，知道真實的台灣歷史。 雖然我的人生目標是要當學者，不過，當時的我還是認為，身為台灣人，我應該要盡一份力量，至少要為台灣沉默的大眾發聲，把台灣的真實狀況，講給外國人聽。有了這種想法後，我們一批留學生就舉行不定期的讀書會，不僅吸收新的政治智識，也開始用民主政治的原理原則，拿來檢視台灣的政治現況。 歷史的偉大之處，就在逼迫生活其中的人，作出命運的決定。書生論政一久，總要面臨真正的考驗。 拿到博士學位的前一年，當時休斯頓有一家報紙，派記者訪問台灣，回來後在報上讚美台灣，稱台灣為「Free China」。我覺得這與事實落差太大，當時的台灣，既不自由，也非中國，「Taiwan is neither free nor China.」。我很想反駁他，就找了十位朋友，收集一些資料來，寫一篇文章，投書到該報社。大家都用化名，不過為了便於聯絡，還是留下我的電話。文章送出後不久，報社的人便打電話過來表示願意刊登，不過要用真實的姓名發表，因為美國是個開放的社會，是不得用化名投書的。 當時，大家的護照被控制住，家庭也都在台灣，如果用真名發表，一定會造成個人及家庭極大的困擾；如果不用真名，報社不願刊登，那讀書會的目的，不就真的只是書生論政，倒不如解散好了，從此不再談論政治。我決定要豁出去，最後有五位留學生，一道具名發表。 果不其然，報社刊登後，來自領事館的壓力，就不曾間斷，甚至在我要延長護照期間，台灣的領事館更把我的護照取消，幸好萊斯大學的校長出面保證，我才能留在美國，繼續完成我的博士論文。在美國，國民黨政府終究還忌憚著社會輿論與人民觀感，我無法想像，當時還在國內的家人，要忍受何等的壓力。 所以參加台獨的基本動機，主要是盡一點身為台灣人的責任而已。從隱性的支持者、到熱情的參與者、到籌劃的主其事者，始料未及，我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入了不歸路。 二、七O年代，您在美國推動的台灣獨立運動，對當時的國民黨政權有何影響？ 張： 當時，在美國從事獨立運動，終極目標當然是台灣獨立，具體的策略則是成立台獨組織，團結海外台灣人民、發揮國際影響力，進而改變台灣政治現況。對內，關心台灣人民的人權與政治權利；對外，利用國際舞台，向世界各地宣傳台獨理念。 因此，首先以台灣同鄉會為名義，鼓勵各地成立同鄉會來團結海外台灣人。在美國，組成全美台灣同鄉會，歐洲也有，加拿大也有，最後成為一個全世界性的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後來，又成立了人權會、婦女會等等組織團體，雖然組織多元化，但基本上都以台灣做主體，所以海外台灣人成立了很多團體，各社團都互相協調，發揮了其應有的功能，為台灣發揮了總體戰的功能。至於同鄉會中，台獨意識較明顯的，就進一步鼓勵他們來參加台獨聯盟。 除了台獨聯盟外，在1982年初，也成立FAPA。當時，Kennedy正爭取民主黨總統提名，旅美台灣人為他舉辦一場空前成功的募捐餐會，因此大家認為國會外交會有很大的發揮空間，故建議成立FAPA。FAPA成立後，美國國會外交就由FAPA主導。 有了FAPA主導的國會外交，我個人就把工作重心轉向第三世界，如西藏達賴拉嘛的團體、韓國、菲律賓、PLO的阿拉法特、南非、巴拉圭等國的流亡團體。有人說，台灣人見過外國元首，可能我是最多的人，比官方還多。最初我是在美國華府的一個International Center of Development Policy（ICDP），當一個資深的研究員，不久他們就邀請我當董事，因此我是第一位在該基金會擔任董事的外國人。當時包括韓國金大中、菲律賓Ninoy Aquino等人，在流亡時，也都曾在此基金會擔任資深研究員，大家都是好朋友，可以說第三世界的反對力量，有深厚的國際友誼。我想，這對台灣當局應該也是一種壓力。 後來，我們也開始推動與島內黨外人士的交流。起初大家都偷偷摸摸，暗中進行，像康寧祥第一次來美國，就透過嚴密的保密機制，包括多次轉車、暗號連絡等，在紐約與聯盟秘密會面。後來，島內反對人士來美國，我們也會半公開地安排拜訪美國國會議員，給國民黨一些壓力，國會議員也樂意接觸黨外人士。例如陳菊來美國，我太太安排她成為一個美國人權團體的董事，對她而言，這等於也是一種保護。我們奔走遊說美國國會舉行台灣人權聽證會，第一次正要舉辦聽證會時，剛好張金策和吳銘輝偷渡到日本，身份及停留的問題，無法解決。我們就向國會議員提議，讓這兩個人來為台灣人權作證最為恰當。因此就由國會發邀請函給他們，請他們到美國來作證，最後獲得美國政治庇護，並解決了他們身份及停留的難題。 透過這些交流，不僅讓聯盟人員對島內政治情勢更加了解，同時也讓島內黨外人士增加了解美國對台灣、中國的政策，以及國際情勢的發展，對雙方而言，都是很好的互補。最後海內外就大方公開交流合流，尤其是聯盟要遷台回來時，開了很多次海內外的懇談會，有時在日本，有時在洛杉磯，有時在馬尼拉集會，大家討論台灣情勢，聯盟要遷台會碰到什麽問題，要如何解決，就這樣逐步完成了遷台的準備工作。 除了成立組織，關心台灣人民的政治權利外，我們也常常以讀者投書的方式，為台灣前途發聲，這對國民黨也形成不少的壓力。 美國紐約時報有一個Op.Ed.版面，受邀稿寫專論的人通常是在國際間極具份量的人士。1975年秋天，福特總統將到北京訪問，紐約時報向我邀稿。我就以台灣獨立聯盟主席的身份，寫了一篇「邁向獨立的台灣」（Toward An Independent Taiwan─A Taiwanese View on President Ford’s Trip to China）。可能因為題目過於敏感，編緝將標題改成「台灣的未來」（Taiwan’s Future），於1975年5月14日見報。這篇文章適時傳達出台灣人民的心聲，我籲請美國及國際社會應尊重台灣人民決定台灣前途的權利，我也對台灣當局提出四點建議：1.立即宣佈台灣是一個新政治實體，切斷與中國內戰的糾葛；2.終結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戒嚴令；3.釋放所有政治犯；4.舉行自由的普選，提供一個政權和平轉移的開放環境。見報當日，我心中的暢快，實筆墨難以形容。台灣人曾經獲邀為紐約時報撰稿的只有三個人，另外兩位是彭明敏與謝聰敏。 雖然我們和美國國會交流相當頻繁，也結交不少要好的朋友，但與官方的來往一直無法打通。而我，則是有史以來第一位被邀請到國務院演講的台灣人。1987年10月14日，我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前往國務院演講「台灣：舊的神話與新的現實」（Taiwan：Old Myths and Ne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