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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 雖然經過了37年，但是1970年發生的「424刺蔣事件」對於台灣政治發展之影響的相關研究還是嫌太少。首先，1970年事件發生後，台獨聯盟對外聲明此一暗殺事件與組織無關。再加上二位當事人在事件發生過後不久就棄保逃亡，導致整個事件所產生的政治漣漪，一直欠缺當事人的第一手說明，除了對於海外獨派團體內部產生一定之激盪外，對於島內黨外運動的影響，其實直接的影響有限。其次，對於國民黨政權來說，刺蔣案固然對於蔣經國個人衝擊甚大，但是國民黨政權也有意無意藉由此一事件詮釋其「催台青」政策的發端，進一步暗示蔣經國乃是一個寬容大量、願意進行自我反省的政治人物。 也就是說，刺客本身是怎麼想的，而被刺殺的對象本身又是怎麼回應的，以及環繞在刺客、被刺殺者周遭的組織及團體又是怎麼因應的，這種多元、甚至對立的歷史觀點，對於還原及評價整個歷史事件極具重要性。 本期的《共和國》雜誌所規劃的「424刺蔣案」專題，即是有意彌補這兩個缺憾。希望透過鄭自才、黃文雄兩人的專訪還原37年前刺蔣案的歷史原貌，讓歷史回歸歷史。可惜的是，訪問當晚，黃文雄因為要照顧其生病的父親，所以，我們只訪問到鄭自才一個人。雖然，鄭先生的口述相當精彩，對於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也確實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資料，不過，當然還是有遺珠之憾。《共和國》雜誌還是希望往後有機會可以進一步再訪問黃文雄等人。 此外，本專輯的另外一篇文章，則是由我們邀請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陳儀深所撰寫的。透過新解密的外交部檔案，這篇文章提供了我們另外一個角度來觀察「刺蔣案」對於國民黨政權的衝擊及其所採取的對策。而從解密文件中也可以看得到，國民黨在了解到「即使黃鄭兩嫌第一審判決有罪，亦不過數年有期徒刑」後，一方面暗中施壓，「對於我方秘密協助承辦檢察官偵察本案及提供各項證據事，應注意保密」外，另一方面則保持緘默，但也要「對台獨多方打擊」的作法。 最後，我們也轉載了兩篇分別由李筱峰和邱斐顯所寫的文章，前一篇探討「刺蔣案」的歷史意義，後一篇則著重於和黃文雄相關的事蹟，以彌補我們沒能親身訪問到黃先生的遺憾。

酥餅 或許你聽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個默默無名的部落客偶而上網，發現一個跨國大企業所做不公不義的事，決定寫好抗議信並把這件事披露在部落格上，沒想到不用多久的時間，參與抗議的部落格四處湧現，到處串連，抗議聲響徹雲霄，到最後，渺小的部落客們英勇的扳倒邪惡又巨大的跨國企業，小蝦米在電腦螢幕前輕輕鬆鬆的敲敲鍵盤，透過網路與部落格，戰勝了大鯨魚。 這是一個美好的故事，也是一個動人的故事，可惜卻不完全是個真實的故事，我把它稱為夢想，一個有關部落格的夢想。 現實是，全世界每天出現成千上萬新成立的部落格，也有許許多多的議題在網路上串連，但是真的因此改變了世界的部落格與議題仍舊鳳毛麟角，屈指可數，不可否認的，部落格平台的出現，降低了成立個人網站的技術門檻，許多人因此由資訊的消費者成為提供者，但是當越來越多人都會使用部落格發表言論時，每個人言論的份量也隨之減小，很快的你我的部落格就這麼淹沒在許多其他的部落格之中。 夢想不能脫離現實，現實世界裡也不能沒有夢想，重要的是認清夢想與現實間的差距，並找出由現實走向夢想的可能路徑與方向。 部落格能不能實現「公民媒體」的夢想？首先要先討論什麼叫做「公民媒體」，以及什麼是公民媒體的夢想。公民媒體顧名思義就是由公民或是一般大眾所參與，發揮類似媒體報導功用的組合體。而公民媒體報導的內容則被稱之為公民新聞（Civil Journalism）或是參與式新聞(Participatory Journalism)。根據美國學者波曼（Shayne Bowman）和威利斯（Chris Willis）的研究，公民新聞與傳統新聞最大的不同有兩點，第一，傳統新聞採取的是先篩選再報導，報社的主管每天早上先開會選定報導題材（News Idea）再派記者出去完成報導，但是公民新聞運作的方法則是先報導再篩選，每天全世界有成千上萬的部落格主撰寫新文章，之後透過互相推薦、聯播、書籤分享等機制將特定的文章篩選出來。 第二個不同點則是傳統新聞是由一群經過新聞專業訓練的專業人員，以由上而下的方式製作產生，而公民新聞則大多是由一群沒有經過新聞專業訓練的一般人以由下而上的方式透過串連形成議論。這兩個主要的不同點讓公民新聞有許多令人期待的夢想，與叫人擔憂的現實。 首先，公民新聞產生的方法無疑是民主的具體表現，沒有人扮演老大哥與守門員的角色，人人都有權參與，人人也都平等競爭，另外，由於公民新聞參與者眾，報導的內容與觀點勢必多元，這兩點都讓人們對於公民新聞與媒體有能力型塑一個更民主、更多元的公民社會有很深的期待與夢想。 但是另一方面，也由於公民新聞參與者眾，內容難免參差不齊，比較悲觀的人甚至認為，網路上流傳的謠言遠比事實多，再加上一般人並不像專業記者有充分的時間、能力、與資源進行查證，在網路或是部落格圈風行一時的串連，人云亦云的參與者也不少，最後，不可否認地，傳統媒體在公民新聞篩選的過程中，不管是對議題設定、曝光率或是價值判斷仍然有非常巨大的影響力，這些都是對公民新聞抱有夢想時不可抹滅的現實。 在認清公民媒體與新聞的本質、夢想、與現實後，我們可以來討論部落格如何在現實的環境中，透過網路社會運動，實踐公民媒體的夢想。首先部落格作為一個網際網路的應用（Application），它擁有所有網際網路的優點，包括低成本、即時性、與連結性，在大學時期我曾經參與反核運動，在那個時代，發展經濟是台灣社會的主流想法，為了推廣反核理念，我們募款製作反核戰報，製作費錢費時不說，一次只能印製幾百份，要把這幾百份戰報發送出去也是個大工程，但是在部落格時代，戰報製作的時間與經濟成本大幅降低，也很容易透過網路發送戰報與連結志同道合的伙伴，發送的份數也不受限制，但是即便是如此，部落格終究不是實現夢想的仙女棒，一個成功的社會運動，不論是在實體社會或是在網路上，都有類似的要件。 首先，一個成功的社會運動必須有正當性，以發生在我自己部落格上的抗議Google將台灣稱為中國的一省（http://blog.roodo.com/subing/archives/519476.html）的正名運動為例，運動的正當性就在於「事實」，台灣的確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台灣有自己的政府、土地與人民，選舉自己的總統、有自己的貨幣，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第二，運動的訴求要能引起共鳴，有人說英雄造時勢，我倒是比較相信時勢造英雄，Google正名運動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許多網路使用者無法忍受每天使用的Google出現矮化台灣的不實資訊，因此，不需要大量的說服就能引起許多人的共鳴。 第三，要有清楚的目標，Google正名運動的目標很具體的要求Google稱台灣為台灣，移除中國一省的字樣。這樣的訴求，在活動開始後的第三天就得到Google的正面回應。但是不到一天的時間，某一方面的壓力馬上迫使Google又改稱台灣為中國的一省，所幸在持續抗議與各方幫忙後，最後Google決定取消一切地圖旁的文字敘述，迴避稱台灣為台灣或是中國一省的問題，雖然結果與當初設定的目標不盡相同，但是最起碼Google的網站上不再有矮化台灣的不實資訊，這樣的結果大多數的參與者也表示不滿意但是可以接受。 第四，要有簡單、具體、可行的行動與步驟，雖然我的部落格因為Google正名而受到許多注目，但是我要趁這個機會澄清，這個運動並不是我發起的，我真正的貢獻，應該就是將整個活動化為簡單、具體、可行的行動與步驟。 當初是網友暴貓先通報我Google稱台灣為中國的一省這件事，之後我發現在妙子的部落格（http://blog.roodo.com/lifeshot）已經發起抗議活動，於是我改寫妙子部落格的抗議信，將整個抗議方式整理成簡單的三個步驟，降低參與抗議活動的技術門檻，讓更多人參與。 第五，要結合一切力量，在網路虛幻世界中的串連要是不能落實到現實世界，再偉大的夢想仍舊只是夢想，Google正名活動雖然始於部落格串連，但是在主要網站如南方快報（http://www.news100.com.tw）的加入後引起電視媒體的注意加以報導，最後立法委員質詢，外交部官員出面交涉，就連在舊金山地區的台僑都自動自發到Google的公司外示威抗議，就是這一連串在實體世界的實際行動，才真正改變一個跨國大企業的不當行為，絕對不是在電腦螢幕前敲敲鍵盤這麼簡單而已。 最後、要認清運動的成功絕非一人一己之力，所以平常就要發展經營，培養動員能量，部落格的即時性讓部落客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報導與發佈消息，但是網友與串連網路的建立，仍舊是一步一腳印，長期耕耘的結果。部落格想成為一個社會運動的平台，首先要有能力成為一個動員的平台，集合志同道合的伙伴，平常就要有互動與對話，這樣當議題發酵的時候，才能真正發揮力量。 在Google正名成功後，我的部落格運用類似的原則與方法，陸續完成抗議WHO將台灣列為禽流感疫區、全球外來種資料庫正名、228全球接力秀台灣、中研院網站正名、與NOKIA網站正名等活動。 雖然部落格不是實現夢想的仙女棒，但是只要有一顆熱切的心，一個值得實現的理想，一部具體的計畫與腳踏實地的經營，部落格無疑將成為在現實的土地中栽種夢想的耕耘機，也是實踐公民媒體夢想，建立一個更民主、更多元的公民社會最有力的工具。 本文原載《聯合報》，2007/2/1。

林朝億 媒體工作者 2002年4月2日，《中時晚報》在頭版和三版，大篇幅刊載南非《華僑新聞報》的一則發現「華工支持革命，捐助三箱金條」新聞。但是第一時間踢爆這條假新聞的，卻不是其他跟起來瞎起鬨的電子媒體，而是一群由網友自動自發組成的「與媒體對抗」網站。當時立刻有網友第一時間連線到南非《華僑新聞報》網站查證，發現這是一條愚人節當天娛樂讀者的假新聞，豈料台灣的報紙居然以整整理二個版面，加上一堆不知所吟的「斑斑血淚當年華工受盡欺凌」文章報導此事。 這不是這個網站第一次踢爆台灣媒體新聞造假的案例。因為事後證明，只要有些疑似假新聞出現，就會有網友主動提出質疑、查證，甚至進一步發現為假。事實上，從它的名字最早是「與媒體對抗」到現在的「與媒體對抗」，就可以知道這個網站的成立主要是反映出讀者、或是泛綠的支持者對於當今媒體亂象的不滿所致。 八掌溪事件 2000年7月22日嘉義縣發生的八掌溪事件，部分媒體過度報導與炒作新聞，尤其不斷重複受難者的鏡頭，刺激了「與媒體對抗」網站的成立。當時許多在外獨會討論版的網友如LKK就指出，「中國大舜號（1999年發生的船難）死亡了幾百人，救援船七小時才到，獲得褒揚；臺灣死亡四人直昇機就慢了半小時，高層副院長之下，署長全部換，還被叫做棄車保帥，斷尾求生。混蛋的宋狗媒體」；「宋當省長，新竹尖石沖水九個人也是等不到救援，死掉。省府誰下台了？」 很快的，這股「反制大媒體！還台灣真面貌！！」的民氣集結起來，2000年8月他們立刻在「台灣茶黨」網站上成立了與「與媒體對幹」討論版。筆名路犁的站長是個深綠的支持者，90年代還曾在地下電台主持過節目。 他在回顧與「媒體對抗」的成立過程時指出，一個事件發生後，訊息的選擇相當重要，可以從負面或是正面報導切入。而民主化後的台灣，媒體的操作並沒有多大改變，思維方式還是不脫過去那種醜化民主人士的方式。只不過更細膩罷了。 由於這個網站，平常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掛載網站上。甚至只要有跟台灣相關的外電新聞出現，就會有「外電組的志工」將它翻譯成中文，甚至還去電跟一些國外智庫專欄作家取得翻譯版權許可。有時候，熱門的討論議題，點閱率還可以破萬以上。這在台灣而言，除了色情、交友、電腦議題網站外，還是相當罕見的。這樣的規模，當然會有人質疑背後是不是有民進黨或是特定勢力出資呢？ 第一個公開捲入這個質疑風波就是名嘴劉寶傑。他在2005年11月14日的「火線雙嬌」節目講了一段話說，「民進黨雖然執政，可是他一直覺得他們在媒體這邊是弱勢，那所以他們其實成立了很多網站，你也知道說有所謂的什麼媒體對抗的網站…」。這段談話，立刻引起了網友的批評。有的立刻展開側錄，有的把這段談話逐字逐句的打下來，有的呼籲提告，然後，有人開始呼籲捐款。 隨後，劉寶傑則在回應媒抗管理者claireCLAIRE說，「對於我自己言語不夠精準之處，感到抱歉，我再次重申我無意說媒抗是由民進黨出資成立，我會在下次參加雙嬌錄影時，利用時間說明，這樣做，只是表達我個人負責任的態度，至於媒抗要如何處理，我表示尊重」。 雖然整個風波以劉寶傑在隔週的「火線雙嬌」錄影時公開澄清落幕；不過，這個事件相當有趣，值得關心公民如何透過網路進行運動的人注意：一、如果民事求償告訴真的提出，法院是可以接受未登記為法人的團體提出告訴？二、告訴如果是以自然人身份名義提出，因為網友多數是以匿名或筆名方式在網站上發言，屆時網友如何主張自己的名譽已經受損呢？三、網友雖是自動自發上網的，但是在跟劉寶傑對話時、甚至準備提出告訴前的準備動作，都在網站上公開公告相關步驟與想法，這種組織與紀律其實跟實體的公民團體相較，毫不遜色。四、這也是國內少數幾個案例，透過網際網路方式逼迫媒體或是媒體從業者選擇在同一個版面或是節目以相同篇幅公開道歉的。 匿名的網路文化 談到網際網路的「匿名」議題，媒抗站長路犁本身就是一個相當典型的例子。他行事相當低調，偶而會跟部分媒體記者私下約見面。但是都不願意透露他的本名。除了公共電視在拍攝「回首台灣報業」影片時曾經露過臉外，他從來沒有意願在公開場合拋頭露臉。 談到為何要「隱姓埋名」，路犁說，因為他自己有些業務跟台北市政府有往來。不想，因此受到影響。同樣的，近年來許多泛綠的大型群眾活動，媒抗網友也都會發起「網聚」，主動動員報名參加。有趣的，這樣的「網聚」活動後，post上來的照片，也都大部分在網友臉部打上馬賽克。形成了一種，私下你會知道我是誰，我會知道你是誰，但是公開場合上我們都不會說破的網路文化。 至於媒抗的出資者是誰？路犁說，就是他自己和一小部分朋友罷了。媒抗的主機架設在他家裡，拉一條寬頻網路。偶而會有警察上門。花的錢不多，比起過去他常常晚上出去找朋友喝酒聊天而言，他跟他太太說，錢是沒有省下來，但是因為要管理網站，所以留在家裡的時間還比較多。

ANDRES LEO 夜雨失眠，寫三闋台語詩助酒…詩裡行間遣意舒懷，就麼隨雨滴瀝，諸款念想紛情盡皆落地流散吧。 清明 雨落未清心難平 Ho lok boe chheng sim nan pheng 事情親情擾凡性 Su-cheng chhin-cheng jiao hoan seng 行步沈重… KiaN bo tim-tang… 若海親岸起水湧 Na hai chhin hoaN khi chui eng 夜思人生得意時 Ia su jin-seng tit-i si 雨來即時澆夢醒 Ho lai kip-si ak mang chhiN 斟酒擱飲… Thin jiu kok jim… 明日猶是甘願癡 Mi-jit iu-si kam-goan chhi 隨人公媽隨人拜 Shu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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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聰德 台灣教授協會秘書長 「台灣教授協會」（以下簡稱台教會）英文名稱為Taiw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TAUP），係由一群具有強烈本土意識的大學教授，於1990年12月成立，以「結合學術界認同台灣主權獨立之專業人士，以促進政治民主、學術自由、社會正義、經濟公平、文化提昇、環境保護、世界和平」為宗旨，1995年進一步將消極的「認同台灣主權獨立」修正為積極的「致力實踐台灣獨立建國」。 台教會創始會員有83人，以後逐年增加，最多時曾超過400人，會員完全是本著知識份子的良心，關心社會、關心台灣前途而結合。台教會會員依專長和興趣分成人文、法政、社經、科技和環保五個學術分組，科技組設兩位召集人，其他各組各設一位召集人；也依地域分台北、桃竹、中部及南部四地區，各設一位召集人；會員大會為最高主權機構，其下設執行委員會，由會長、副會長、六位學術分組召集人、四位地區召集人、另由會長指定一位秘書長及兩位副秘書長所組成。會長、副會長和所有召集人皆由會員大會投票選舉產生。台教會設有秘書處，由專職人員、幹事及義工協助處理行政事務。 凡具備大學教師資格或研究機構相當職位者得申請加入台教會，新會員入會時，須取得會員五人以上介紹。創會之初，可能為了防止惡意人士滲透，會員入會之審查及程序相當嚴格費時。今年（2007年）的執行委員會已決議簡化程序，將提請會員大會認可通過。之後，應該可以吸引較多的年輕教授和研究專業者入會。 為實現其宗旨，台教會不僅舉辦學術性活動、發表政論性文章與白皮書，更積極地參與推動民主化、社會改造及正名制憲。台教會第十四屆（2004年）的會長王塗發教授在2004年11月6日的《自由時報》發表「台灣教授協會14歲了」一文，其中詳細列出台教會的許多重要活動，為達完整性，此處一併將2005和2006年較具代表性的活動也附加於後： 在主辦研討會方面 1991年的「台灣歷史與文化學術研討會」、1992年「國土規劃學術研討會」、1993年「媒體改造與自由民主研討會」和「體檢小學教科書研討會」、1994年「集會遊行法修正研討會」和「台灣憲草研討會」、1995年「海岸地區保護研討會」、1996年「族群政治與政策關係研討會」、1997年「公投入憲研討會」和「地方自治與國家發展研討會」、1999年「海內外台灣人國是會議」、2000年「中國文化在台灣檢討會」、2001年「大學教育之台灣主體性學術研討會」、2002年「台灣獨立理論與歷史研討會」、2003年「台灣漢文化之本土化學術研討會」、2004年「民間制憲論壇會議」、2005年「台灣媒體生態」座談會、「台灣國民主體文化的追尋」座談會、「從當前政局展望台灣憲政遠景」座談會及「台灣與西洋國家觀」研討會、2006年「外來劇與本國藝人權益」座談會、「轉型期正義」座談會及「 2006 台灣政情觀察期中報告」發表會。 在召開記者會、發表聲明或白皮書方面 1993年的「兩國兩制、和平共存」白皮書、1996年「反對中國侵略台灣的嚴正聲明」、1998年「反對強權侵害台灣主權宣言」、1999年「廢除國統會」記者會和「九九修憲還有什麼戲唱？」政情評論記者會、2000年「掃除黑金與民主法治」政情評論記者會、2001年「全民公投、立委減半」記者會、2002年「對親中媒體亂台的嚴正聲明」、2003年「公民投票民意調查發表」記者會、2004年「國會改革、立委減半」記者會和「守護台灣民主國際記者會」等、2005年發表「自由台灣世紀宣言」、「晶圓西進」記者會、「呼籲扁政府勿在WTO喪權辱國」記者會、「台大‧師大校長遴選與資格問題」記者會、「面對國家迫切危機──批判國親中國熱與政府公權力淪喪」記者會等、2006年評論「國共經貿論壇」記者會和「馬英九評論及張正修新書發表會」記者會。 在推動民主運動、舉辦遊行方面 1991年發起「一○○行動聯盟」並推動廢除刑法第一○○條、1992年發起「退報（聯合報）救台灣運動」、「廢國大、反獨裁」大遊行和「總統直接民選」大遊行、1994年推動「台灣人覺醒運動」、1995年舉辦「馬關條約一○○年，告別中國」大遊行和「媒體全面改造，黨政軍退出三台」大遊行、1996年發起「三一六反統一」大遊行、1997年主辦「二二八50週年追思夜省燭光遊行」、發起「公投入憲立法推動聯盟」、1998年舉辦「關切柯江會談，決志保台建國」大遊行、「台南市台灣前途公投」大遊行、1999年主辦「四一○公投救台灣」大遊行、參與「反黑金廢國大」大遊行、2001年舉辦「立委減半、黨產入庫」大遊行、2002年主辦「八吋晶圓延緩開放，根留台灣減少失業」大遊行、2004年發起「萬人牽手圍繞立法院」以推動「國會改革、立委減半」、2005年發起「228自由台灣全球行動」、響應326「民主和平護台灣」大遊行、2006年「318護民主反併吞」大遊行。 從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不少台教會的領導成員被吸納入執政團隊，這些活躍份子無法再參與帶動會務，加上許多成員對本土政權的高度期待，甚至認為階段性任務已經達成，台教會因此必須重新摸索定位自己。從2000年到2006年底，台灣人對本土政權的心情從先前的熱烈期許，轉為失望困窘，終又激發出人民自救的積極情緒。從執政團隊退下來的蔡丁貴教授，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爭取成為2007年的會長，確立回歸實踐台灣獨立建國的核心運動思維。 台教會的成員主要是服務於學研界的專業人士，不但學有專精，而且願意放下教授的身段走上街頭，以實際的行動來愛台灣。也因此，台教會受到社會的重視與尊敬，它在台灣建國運動中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本身具有論述公共議題、傳播建國理念的能量，可以和民進黨執政團隊溝通，可以和島外台灣人團體連繫，可以在校園鼓吹學生運動，還可以和本土草根性的組織合作發動抗爭行動。台教會義不容辭可以為建國運動擔當有效的宣傳、溝通、協調的角色。 在蔡丁貴教授的領導下，台教會和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開始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雙方正在進行規劃「台灣民眾大學」，希望以這兩個團體成員共同的專長，直接參與貢獻台灣社會，發揮影響力。前不久，雙方也合作推動台灣共同旗幟，會同島內外主要台灣人團體，成功地達成共識：以「世界台灣人大會」所設計的旗幟為共同旗幟。此後，將鼓勵島內外台灣人團體和個人在代表或象徵台灣國家的場合，能夠廣為使用這個共同旗幟，來展現台灣和台灣人建國的決心。台教會也積極和「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以及「908台灣國運動」合作推動群眾運動。台教會相信厚植草根性的組織是實踐台灣獨立建國運動非常重要的工作，更願意和認同獨立建國理念的團體共同打拼。

詹文睿 留法巴黎第二大學法律系學生 本週二（2007年4月），有關中國外交政策及人權方面的表現，成為法國總統大選的熱門議題！在一場以關心蘇丹 – 達佛為主軸的聚會中，與會的多位法國總統候選人，一致的批判，過去的四年中，蘇丹政權屠殺了達佛地區超過二十萬人的事實，並且嚴厲的譴責了蘇丹政權背後的金主，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內媒體普遍不關心國際大事的情況下，國人或許不清楚蘇丹政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夥伴關係，所以無法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丹二十萬人被屠殺的關係，不過稍微清楚區域情勢的人，都知道，蘇丹每年所產生的石油，有三分之二都輸出前往中國，而換來的除了金錢，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量的軍事裝備和國際上的支持！這樣的夥伴關係直接了引發了兩件值得國人思考的事情。 第一件，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達佛屠殺事件乃「蘇丹內政問題，外國不應干涉他人內政為由」，迴避各國的外交壓力，更不曾在國際場合上，譴責蘇丹嚴重忽視達佛人的生存基本權！這樣的態度，換個地區，不正和中國對台政策，不謀而合嗎？對中國來說，這些都是內政問題，那麼國人是不是該認真的思考，哪一天中國真的打算來 「 關心」我國時，我們會受到何等的待遇？ 第二件，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袒護邪惡的友邦，直接以聯合國安理會永久理事國的身分否決了聯合國對蘇丹的懲罰決議。這樣的做法除了間接的幫助蘇丹政權繼續進行國內的屠殺，更再次的指出聯合國制度的嚴重弱點，以及生命及人權在中國領導人眼中是多麼的卑賤與沒有價值的事實。這樣的國家眼裡，除了金錢與勢力外，還有什麼更重要的嗎？ 遠在台灣的國人，一定很難想像，這樣的屠殺，在國際上，引起了多麼大的震撼，也因為有了盧安達十三年前的一次種族滅絕屠殺案例，所以這個議題，正式的進入了法國總統大選的政治議題，以及民間普遍的關心與討論！回到法國，本週二，出席聚會的多位總統候選人中，以第三勢力的貝魯先生(Francois Bayrou) 和左派候選人華雅夫人(Segolene Royale) 火力最為猛烈！第三勢力的貝魯先生指出，如果這場屠殺不停止的話，法國應拒絕出席2008年的北京奧運，而華雅夫人也明確的提醒了國際社會，如果不在此時對中國施壓，國際將失去一個促使中國面對人權問題的最好機會！當然出席的眾多意見領袖們也沒有讓候選人成為唯一的焦點。如著名的哲學家Bernard Henri Levy 就在會議中，提出了抵制參與北京奧運的五個理由 : ㄧ、人權問題。 二、台灣及西藏問題，中國普遍的亞洲地區性或者國際問題之態度及侵略性格。 三、非人性的運動員訓練方式，傳承過去東德及蘇聯的惡例，違反奧運精神。 四、國際奧委會對中國的現狀不聞不問，形同支持專制政權的問題，也違反了奧運精神。 五、中國人民普遍缺乏物質，但政府卻忽視其需要，不斷的增加軍備，並大量的砸下相當於兩兆台幣的經費來，建造一個巨型的，虛假的面具，以向世界炫耀、洗腦的假奧運。 看到這樣的論述，筆者不得不佩服法國的民主，也實在是對國內，同樣在參選總統的政治人物感到不可思議和失望。對泛綠的候選人們，筆者要提醒，你們沒有國際觀的論述，也對你們不夠關心國際事務的事實提出抗議，更要求你們表態，面對2008年如果當選總統，是否有像法國政治人物一般的勇氣，抵制且拒絕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所舉辦的奧運？！ 對泛藍的候選人們，除了同樣的譴責外，筆者知道你們並不愚蠢，但是嚴重的是你們不願意去承認自己在走錯的路，所以希望你們由這件事情，提起勇氣張開眼睛，接受所謂祖國，中國的真面目，別再繼續做不利於台灣人民的終極統一惡夢。更別再以一慣的，誇張的，消極的，不符合比例的方式來回應，人民對你們的建議與期待！最後也同樣的要求你們表態，面對2008年如果當選總統，是否有良心，抵制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所舉辦的奧運？！

張燦鍙 態度決定高度，格局決定結局 當前台灣社會藍、綠嚴重對立，真的無解嗎？ 「如果我們始終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爭吵，我們必將失去『未來』。」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邱吉爾(Winston S. Churchill) 幾個月前，台北某個扶輪社的友人，邀請我去該社演講，對於演講的主題，他表示，除了政治以外，其他都可以談。我不禁問他：為何不能講政治呢？他說：現在大家對政治議題都覺得很「鬱卒」、也很敏感，還是不談的好。我思索了一下：讓我考慮兩天後再回覆你吧。兩天後，我回電給他：我相信我打算演講的題目，你會認為是政治議題，但是我要講的真正內容，卻是台灣的民主素養和領導者的格局，以及要如何來解決台灣當前的困境。 電話中聽來，他似乎很勉強的接受。然而，演講之後，卻得到大家的熱烈反應。之後，就一直介紹我到不同的場合演講。 怎麼可以不談政治？民主政治，不只是一種政治體制，更是一種生活方式，那麼，怎麼可能生活於其中，卻又避而不談？也許\，更精確的說法是，我們之所以厭惡政治，是因為我們目前看到的，政治就是藍綠對決、政治就是政黨惡鬥，而忽略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素養：理性、尊重、包容。 藍綠對立，社會撕裂 台灣當前的政治亂象，我想以藍綠嚴重對立、社會不斷撕裂、政府持續空轉為最。歷次的民調也都顯示，有50％以上受訪民眾認為：「政黨惡鬥是台灣當前最大的危機」。但是面對問題，卻不想探討原因，不想辦法解決，只是一味的迴避，一味的避談政治，我覺得這並不是健康、正確的態度。正如法鼓山聖嚴法師所說：面對問題時，你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就來面對它吧！ 目前台灣的社會，可以說是兩極化，也就是所謂的M型社會，對立相當嚴重，甚至以簡單的二分法來區分彼此。這種非藍即綠的二分法，正是導致政府空轉、社會內耗、經濟無法突破的根本原因。李登輝前總統曾說：如果經濟不搞好，講民主也沒有用。因為經濟發達是民主的根本。曾經有位美國友人向我表示：他想將設在台灣的總部遷出，因為政治不安定、政府不穩定、政策不確定，讓人無法長期投資。尤其在六年之內竟然換了五位行政院長，六位財政部長、六位經濟部長，如果一家上市的公司不斷地更換董事長及總經理，相信投資者絕不敢購買那家公司的股票。 在多元化、民主化的開放社會，意見不同本是很正常，不足為奇的。不幸的是，台灣目前卻不懂得如何處理，處理模式更常常陷於：只有立場，不問是非；只有黨派，不問黑白。甚至拼命找對手的缺點、拼命找與對手不同的地方，追求零和遊戲（Zero-Sum Game），贏者「整碗公捧去」（Winners Take All），形成「互相否定、互相消滅」的局勢。完全缺少西方國家理性溝通，和而不同(Diversity in Unity )，同中求異，異中求同的文化。追究其原因不外： 1.互信基礎薄弱。 目前台灣社會人與人之間互信基礎相當薄弱，尤其是政治人物普遍不將信用當一回事，從「言行不一」到「光說不練」，如今已被譏諷為「言『言』不一」，連言論也前後不一致，今天說一套，明日又是另外一套，已淪落為「政治卡奴」，信用完全破產。 記得當年我從美國闖關回台被關，被判無罪出獄後，在多位朋友鼓勵下，1994年我參加競選民進黨黨主席，希望能將我的理想帶進民進黨，改造民進黨。然而要競選黨主席得先選上中執委，當時要選上中執委的安全票數是8票，我不但為自己拜票，還要幫別人拉票，以期選上中執委後，能順利當選中常委，以取得競選黨主席的資格。在配票過程中，雖然有不少的朋友提醒我「會跑票」，但我天真的認為：我分配了12票，即使跑票也不至於會低於8票，因此一些「鐵票」，包括我太太，全投給別人。豈料開票結果我只拿到7票，中執委都選不上，遑論黨主席呢。 事後記者問起我的感想，我說：「當年在台灣唸書時，我最拿手的科目是數學，沒想到今日台灣的數學這麼深奧，竟然難倒我，因為如今台灣的數學是〝1+1≠2〞。」魚夫也畫了一幅漫畫刊在自立晚報，替我感慨：台灣政治充斥著「〝Yes〞並不等於〝是〞；〝No〞並不等於〝不是〞」的惡質文化。 2.民主素養不夠，包容性不足。 台灣雖已「民主化」，但坦白說目前只達到初步的民主化而已。民主除了在硬體上要有公平公開的選舉，還要文官體制的建立，尤其是軍隊國家化，司法要獨立，第四權即媒體要公平公正客觀。當前台灣社會，將民主簡化為各項選舉的投票行為，充其量只是程序民主而已。民主的風度、民主的內涵及民主的素養，尚待培養。「服從多數，尊重少數」體現在西方的民主是「我雖然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會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Maybe it is a good idea.」是民主社會對不同意見所表現的尊重；但在台灣卻是「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來打斷您，讓您無法繼續談下去。「服從多數，尊重少數」在台灣卻變成「多數欺負少數，少數不認輸」，在立法院更成了「關鍵少數敲竹槓」的現象。可以說今日的台灣只擁有「民主」的形式，但不懂「民主」的真諦。因此有人說台灣人是民主的田僑仔，民主的暴發戶。 3.做事炒短線。 猶記得我在台南市長任內，曾至日本京都參訪，希望汲取日本營造古都的經驗，藉以打造「日本的京都，台灣的府城」。在京都我看到了他們的「市民憲章」，那是營造京都成為世界文化首都所規劃的百年大計，無論是誰擔任首長，皆可依循之建設方針。這是台灣遠遠比不上的。 目前台灣社會普遍只看眼前、短期、表象，而不重視中長期的工作。凡事市場化，經濟發展當然應是市場化的操作，但是若連教育、媒體、政治都市場化，只考慮眼前效益，忽略核心價值，則表現在今日台灣就是：大學太多收不到學生；媒體完全只看收視率；政治更是以選舉掛帥。尤其在政治效應上只求勝選，即使當選也只想如何連任，完全缺乏長遠規劃的願景與理想，如此的文化令人憂心。政黨輪替之後，現在的台灣，我們可以說已經沒有「在野黨」，只剩下「執政黨」與「想執政黨」，這才是今日台灣相當嚴重的問題。 藍綠差異，過度炒作 記得2004年總統大選剛結束不久，社會紛亂不已，媒體記者問我：身為台獨大老、民主的前輩，對如今藍、綠嚴重對立，有何看法？我以：「我是色盲，看不清楚藍綠，只看是非、黑白」回應。然而藍綠對立真的無解嗎？我不以為然。我們要動腦筋，設法走出目前的困境。事實上，若就藍綠陣營的本質，做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 1.就政治色彩來說：藍營有深藍、淺藍、中間偏藍；綠營亦有深綠、淺綠、中間偏綠，何況還有約佔40％的中間選民。所以我們不應該以絕對的二分法來區分，來看待問題。 […]

邱斐顯 媒體工作者 黃文雄行刺蔣經國，那歷史性的一槍，雖然未能結束蔣家政權，卻讓全世界知道台灣人對蔣家政權的唾棄。 1960年代末期，國民黨政權依然對台灣實施白色恐怖統治，而大權在握的蔣介石開始將政權逐步轉移給兒子蔣經國。蔣經國先後擔任黨、政、軍、特各種要務職位，於1965年1月出任國防部長，1969年6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長。為了建立蔣經國的國際聲望，蔣介石經常派蔣經國出國訪問。 1970年3月，蔣經國將出訪美國的計畫一經報紙披露，留學美國的台灣學生圈裡，開始有人表示「要給蔣經國一點警告」。 1970年4月18日，身為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奉蔣介石之命，應美國國務卿羅吉斯的邀請前往美國，做為期十天的訪問，以爭取美國政府對台灣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援助。早在蔣經國訪美之前，台獨聯盟主席蔡同榮就已先致函給美國總統尼克森，要求美國停止對「蔣家政權」的援助。美國各地的台獨聯盟成員，也在蔣經國所到之處舉行多場示威遊行。 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原本預定於上午11點45分，赴紐約第五街中央公園附近的廣場飯店，應遠東美國工商協進會之邀演講，他原想從隔街的飯店徒步到會場，卻因下雨而改乘汽車。然而，廣場飯店外面早已聚集了一大群台獨聯盟示威抗議的隊伍。 中午12點左右，蔣經國的座車駛到廣場飯店。蔣經國在警察的護衛下登上石階，正走向飯店門口之際，混在抗議人群中的康乃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班學生黃文雄，突然自示威的行列中衝出來，朝蔣經國背後開出那歷史性的一槍。 黃文雄開槍的那一剎那，被身旁的警察發現了。他朝著黃文雄的手肘劈了過去，讓手槍失去了準頭，隨後三名警方人員將黃文雄撲倒在地。而當時，黃文雄的內弟，台獨聯盟的秘書長鄭自財，則從人群中跑出來打算救援黃文雄，兩人同時都被美國警方逮捕。 台灣留美學生黃文雄與鄭自財兩人行刺蔣經國一事，是震驚中外的政治暗殺事件，「424的槍聲」驚醒了國民黨統治者，也喚醒了沈默許久的台灣人。 在籌劃「424刺蔣案」時，鄭自財一邊在紐約一家建築事務所工作，一邊擔任台獨聯盟的秘書長。 黃文雄，1937年出生，台灣新竹人。1967年赴美時先就讀於匹茲堡大學，後來加入台獨聯盟。事件發生時，他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黃文雄那革命性的一槍，成功地向全世界控訴蔣家的罪行。黃文雄被捕時，高喊著：「讓我像男子漢般一樣站起來！」充分展現出他不平凡的骨氣與尊嚴。全球各地的報紙都以很大的篇幅，報導這件「424刺蔣事件」。鄭自財和黃文雄成了台灣人的英雄。營救鄭、黃兩人的捐款四處湧來，海外的台灣人湊足了錢，分別以九萬元及十萬元的美金，才將兩人保釋出來。 這次的刺殺行動雖然失敗了，但是給國民黨的蔣家政權一個大大警惕。蔣經國返台後，為避免被暗殺的歷史重演，自此不再踏出國門。兩年後，1972年接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極力推動所謂的「吹台青」政策，開始起用台籍政治菁英，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施啟揚等獲重用，被稱為「台灣本土化」的開始。 「刺蔣案」的審理拖了一年多，1971年5月中旬，美國法院的陪審團判決兩人有罪。1971年7月6日，刺蔣案宣判，黃文雄、鄭自財兩人棄保逃亡。鄭自財先逃至瑞士，轉到瑞典；此後分別在瑞典、英國、美國的監獄服刑。最後鄭自財才在1991年6月22日，以「黑名單闖關」的方式成功地現身在陳婉真的「叛亂餐會」上。 然而，黃文雄卻是二十一載，杳無音訊。九○年代，在一次很偶然的機會下，陳菊在歐洲見到黃文雄。陳菊因而在台灣的報紙上，發表一篇〈是的，我真的見到了黃文雄〉。在陳菊的勸說下，黃文雄終於考慮返台。 黑名單中最後一個被解除返台限制的就是刺蔣案的主角黃文雄。1996年5月6日，黃文雄闖關入境。二年後，1998年11月10日，黃文雄被政府查獲，控以違反國家安全法第三條，未得許可入境罪名起訴。

李筱峰 世新大學教授 認識黃文雄與鄭自財之後，很難想像他們那樣溫文儒雅的人，竟是當年行刺蔣經國的「暴徒」。「暴徒」當然是蔣政權的媒體對黃、鄭等人的形容，就如同滿清政權罵孫文、陸皓東等革命份子為「大寇」一樣。 同樣動刀槍，行暴力，打家劫舍的盜賊，與抗暴革命的志士，兩者有著天淵之別。刺殺秦王的荊軻，在司馬遷的筆下，留下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歷史場景；刺殺滿清攝政王的少年汪精衛，也以獄中詩，明其心志──「慷慨歌燕市，從容坐楚囚；引刀逞一快，不負少年頭」。總之，刺客非匪徒，志士非盜賊，革命非作亂。翻閱歷史，後人萬不可魚目混珠，忠奸莫辨。 溫文儒雅如黃文雄、鄭自財者，何嘗喜歡動刀槍？好好留學拿個博士回來，或在美國找個令人歆羨的工作鍍金，做一個「有為的青年」，不是很好嗎？為何要當「暴徒」，斷送美好的前途？誰叫他們的肩膀，扛負著沈重的苦難台灣的歷史！ 黃文雄、鄭自財都是生於戰前，長於戰後的台灣子弟。他們生長的時代，正是台灣相當陰霾不開的一段歷史。終戰之初，台灣人民熱切企盼的「祖國」，卻在一年四個月後，為台灣帶來了一場「二二八」大屠殺，台灣精英幾乎犧牲殆盡。1949年後，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敗逃入台，掛著「中華民國」的旗號，在台灣厲行軍事戒嚴統治與所謂「動員戡亂」體制。台灣人在經歷二二八事件的摧殘之後，還來不及療傷止痛，五○年代以降的「白色恐怖」卻又接踵而至。光是從1949年的四六事件起，到1960年的雷震案止，短短十年間就有二、三千人遭處決，八千多人被判重刑。這些血淋淋的白色恐怖政治案件，蔣經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從歷史跡象觀察，我們可以確信，早在蔣介石逃退到台灣時，就開始有計畫地栽培兒子蔣經國的勢力，從情報、治安系統起，橫跨黨、政、軍各方面，為他佈置適當的基礎，以便他有朝一日能夠「子承父業」。試看蔣經國到台灣之後一路攀升的經歷：1949年到台灣任國民黨省黨部主委；1950年3月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同年8月兼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1952年10月當選國民黨中常委；10月31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出任主任（團長為蔣介石）；1954年3月總統府「機要資料組」改為「國防最高會議」，設有「國家安全局」，9月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1956年，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委；1958年7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64年任國防部副部長；1965年1月13日升任國防部長；1969年6月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經委員會主委…。看過前面的經歷，就不難理解此時的黨、政、軍、特的各脈絡各環節，逐漸在蔣經國的主導之下。而蔣介石正安排他繼續朝著行政院長的寶座邁進。 蔣介石為了建立蔣經國的國際聲望，自1963年起就經常派他出國訪問，先後有以下的訪問行程：1963年9月6日以行政院政務委員身分訪美；1965年9月19，以國防部長身分訪美；1966年4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1967年11月26以國防部長身分訪日；1969年2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5月12以總統特使身分訪泰國…。 蔣經國一次又一次的出國訪問，身價與權位日重，卻讓期待民主化的有志之士憂心忡忡。台灣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下，民主運動備極艱辛。《自由中國》雜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省議會五虎將」等地方政治精英結合，他們企圖建立新政黨的運動，卻在1960年9月因雷震案的爆發而胎死腹中。爾後的六○年代幾乎進入一個無聲的世界，民主運動跌入谷底。而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依然層出不窮。台灣要民主化，似乎只有期待垂垂老矣的蔣介石的自然凋謝。可是蔣介石所一心栽培的兒子蔣經國，已然成為接棒人。民主人士發現，這位情報特務頭子一旦順利接棒，台灣要民主化顯然更遙遙無期了。歷史告訴我們，革命的行動通常是在改革絕望之後開始。 1970年4月18日，已經升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又受蔣介石之命訪美。4月24日革命青年黃文雄、鄭自財終於在紐約採取刺殺蔣經國的行動。 這次的刺殺行動雖然失敗了，蔣經國也果然在兩年後(1972.5.29)接掌行政院。不過，蔣經國在遇刺逃過一劫之後，心中盤踞著一個問題，他這樣問身邊的人：「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 蔣經國自從那一次遇刺之後，就沒有再出國。不過，正式主政的蔣經國，顯然較諸於五○、六○年代的政治有了不同的作風。最明顯的是，開始起用台籍政治精英，讓台籍人士嶄露頭角，而被稱為「本土化」的開始。以前，台籍人士能進入內閣的，只有蔡培火、連震東兩人。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立即大量任用台籍人士入閣。副院長首度由台籍人士擔任（徐慶鐘）。16名閣員當中，有6名台籍人士，除前述的徐慶鐘外，尚有林金生（內政部）、高玉樹（交通部）、連震東（政務委員）、李連春（政務委員）、李登輝（政務委員）等，還有台北市長張豐緒。省主席也由台籍的謝東閔出任。過去台灣省主席清一色都由外省人擔任，從蔣經國時代起，開始起用台省籍人士擔任，（先後有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等人，都是由蔣經國提拔）。當然這些台籍政客的出現，政治樣板的意義大於實質作用，目的在安撫台人對外來政權的不滿。說到這裡，謝東閔、林洋港等人，實在應該感謝黃文雄的「致蔭」。 此外，整肅異己的政治案件雖然沒有在蔣經國主政後絕跡，不過數目顯然減少許多，而且處刑也較寬緩，不像五○、六○年代動輒就槍斃處決。 蔣經國時代還有一項重要的變革，那就是開放「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台灣在50、60年代的選舉，因為受所謂「動員戡亂」體制的限制，最高層次只能選到省議員和縣市長，不能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蔣經國時代開始，透過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自1972年底起，有了「增額」的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雖然只佔國會總額的小部份，不能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卻也為往後台灣的民主運動多提供了一條跑道。 蔣經國總統的晚年曾經思考著一個問題：「我和父親來台灣主政已經40年多了，為什麼台灣民間還有很多人對我們父子不諒解？我應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台灣人的肯定？」蔣經國以這個問題詢問一位前來訪見他的國策顧問。這位大老級的國策顧問回答他說：「應該勵行民主憲政」。蔣經國又透漏一句話說：「台灣的政治，遲早是台灣人的，他們何必這麼急？」蔣經國與這位國策顧問的對話，也許透露出蔣經國晚年開始朝著「開放」方向進行變革的心情。從歷史的觀察，不難了解刺蔣案的歷史意義。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政權論是非。當年犧牲個人大好前途而醉心於革命行動的黃文雄，看到台灣今日的民主轉型，或許會有幾分安慰。可是，當我想到，過去一些專門效忠獨裁政權、打壓民主運動的幫凶，今天卻那樣無愧於心地享受民主的成果，而窮苦的黃文雄至今仍孑然一身，繼續為人權運動奮鬥，我忍不住一陣犬儒式的悸動而熱淚盈眶。

郭麗芬 陰霾的午後，赫然可見停靠在岸邊的巨輪，蕭瑟凝重的空氣，隨即被一聲聲巨響劃破！機關槍的掃射聲不絕於耳，硝煙迷漫中火光飛濺；應聲倒地的人?發出淒厲的哀嚎，驚慌失措的倖存者狂奔竄逃；手持機槍的軍人彷彿殺紅了眼，露出猙獰扭曲的笑容搜尋著遍體麟傷、呻吟流血的獵物再補上幾槍！基隆港邊頓時成了修羅場…… 這幅題目為的油畫巨作，是由本土畫家施並鍚先生所繪，內容陳述二二八事件中，國府軍隊在3月8日由基隆登陸，難以數計的無辜百性被無差別開槍掃射；血流成河的基隆港成為基隆市民恐怖的共同記憶，和死難家屬傷心地的最寫實圖像見証。 向來在民主自由的先進國家，藝術工作者永遠站在創作的立場向政治等的壓迫抗爭！畢卡索曾說：「繪畫不是用來裝飾牆壁，而是用來自保和對抗敵人的武器！」歷來以畫筆見證浩劫的畫家不計其數，出名者如畢卡索的和，哥雅的和，還有達利令人顫慄不安的蔣兆和描繪日人侵華的等；都在寫實或抽象的畫作中留下了對戰爭的批判和悲慟！這些優秀的美術圖像，其感染力是沉厚強大且久遠廣披的。 反觀二二八事件，雖然發生迄今已將屆六十年，但除了部份人像的照片資料及文字和口述史料外，幾乎找不到任何事件發生過程的圖像；即使有少數如當年旅居台灣的大陸版畫家黃榮燦先生之作品，及本地人吳炳煌先生的，亦僅是呈現局部的暴行！對於歷史感薄弱且健忘的台灣族群而言，實有必要藉著創造或重塑清晰的歷史圖像，以作為歷史記憶的憑藉；並經由作品的力量，喚起民眾對社會、歷史、國家、文化的關心和認同，並為子孫留下歷史的見證。 「歷史的錯誤可以被原諒，但不可以被忘記」，發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即使已經走過被禁錮的歷史行程，但多年來以二二八紀念美展名義展示的美術作品，其參展性和態度立場實際上大於反映二二八事件本身；無法讓人深刻感受到台灣美術家面對此一歷史苦難的精神內涵，也削弱了透過藝術來撫平歷史愴痛傷口的力量！施並鍚先生這幅彷彿帶領我們回到事件現場，正視衝突和流血的歷史記憶和發現；在傷痛的吶喊中發出不被壓抑的聲音！一方面建構了台灣美術的精神圖像，也讓人更珍惜今日得來不易的自由和平。 今天，雖然白色恐怖已逐漸過去，台灣政治也已相當民主化；但在台灣經歷二二八事件及其它白色恐怖尚未徹底檢討與清算之際，卻已面臨中國赤色帝國之威脅！在中國霸權性格的主張下，認定台灣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其侵略的藉口已經具備，並以軍事威脅、外交圍堵、經濟與軍事破壞，欲達成其目的；而活躍於台灣的中國第五縱隊，更是透過親中媒體、教科書、政治文宣、政治綱領等裡應外合，以徹底瓦解台灣人的生存命脈，和得之不易的民主價值！ 二二八肇因於1945年所謂「台灣光復」後，台灣與中國在「統一」過程中，由於雙方文化水平差距太大，尤其是落後的中國企圖壓制水準較高的台灣而引起的反抗和不幸；而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是政治制度、法律規範、社會結構經濟發展、文化內涵，甚至價值觀和人權指數……都和台灣社會迥異，台灣若再次被中國統一，又將要付出何等慘痛的代價呢？ 施並鍚先生在這幅二二八登陸基隆港的畫作上，語重心長的題上另一個的標題，無疑是對一心想親中、聯中、投中的賣台人士當頭棒喝！也許人類永遠不會從歷史中得到教訓，也永遠反覆的在自嚐苦果；但凝視二二八，希望台灣全體住民能從歷史與現實中找到答案，讓台灣的前途仍有一線曙光。

林世煜 政論家兼作家 幾天來一直抗拒。不要，不要從這個念頭寫起… 那天經過信義路一段，分隔島上掛著常見的公共活動廣告旗，一式左右兩幅。中文版寫著，「台北國際電玩展」；英文版是「Taipei Game Show」。心想，哪天我們可以不再到處寫「國際」兩個字，給自己看。 路過之前剛看了電影試片「竊聽風暴」。英文片名是「The Lives of Others」，德文原名也是一樣。散場時想起盧貝松的「終極殺陣」，原文片名是「Taxi」。連續幾集下來，「殺陣」和「盧貝松」兩個詞都爆紅。於是影碟出租店的網站上又看到「盧貝松之雷霆殺陣」，「盧貝松之光芒萬丈」等等中文片名…心想，哪天我們的片商才不必把「Ghost」改成「第六感生死戀」… 請容我引王鼎鈞先生的回憶錄第三冊《關山奪路》裡，一小段南京印象： 「…我們臨時住在空置不用的庫房裡，那是日本人建造的庫房。一排一排，佔了相當大的面積。這麼大一座倉庫，想必存放了很多物資，我們來時，庫房乾乾淨淨，可以說寸草不留，屋頂下孤零零拉著一根電線，稀落落掛著幾個安置電燈的螺旋窩，沒有燈泡。那時距日本投降十個月，「接收」還是熱門新聞，接收人員常常侵吞?賣敵偽物資，這些人有後台，膽子大，可以把一座一座倉庫搬空，因此京滬報紙把「接收」寫成「劫搜」。面對空空的庫房，我對這個新詞有深刻的體會。 第一件事情是買燈泡。特務長從沒見過燈泡，好歹找到電料行，店員問他「幾度」，他怔住了。幸虧店員懂得怎樣做生意，問清楚用途和使用的場所，替他作了主張。我還記得，一個燈泡的價錢是法幣兩百，很貴。 各排領到燈泡，都不知道怎樣安裝，李戩排長料到我們有困難，前來察看，他在重慶讀憲兵學校，接觸過都市文明。他親手把燈泡裝上去，倉庫的屋頂高，他的身材又矮，我們出去到處找凳子，好不容易弄到一把椅子。 他吩附我們不要去碰那些燈泡，「觸了電，就像天打雷劈！」他的聲調很誇張。以後一連多天，電燈晝夜亮著，沒有人知道怎樣把它關上，連長和值星排長偶然來過，都沒有對電燈表示任何意見。」 三十年前初解世事，聽說了雨傘扁擔挑著鍋碗瓢盆，和強搶燈泡水龍頭到處亂插的故事。十多年前，威權瓦解，目睹了陳澄波、吳鴻麒和盧炳欽等人遇難後的遺照和血衣。我們談論悲情，談論忘記悲情或走出悲情。目睹或參與二二八事件的前前世代，已是暮年，那年出生的兄姊，也六十歲了。今年，大家都談轉型正義。我卻被兩幅廣告旗子和一部電影片名卡住。 「轉型正義」這個詞才流行幾年，捧在手上，就已覺得被耗損得輕些薄些了，何況二二八。十多年來遍歷政客和媒體的輕薄，那幾張經常曝光的屍體和血衣的照片，彷彿失去了呼喊雄辯震天撼地的力道。有幾分像當年反共抗俄的標語，佈滿大街小巷，成了趁著人來人往，靜悄悄的背景。 不要，我不要那樣，我不要變成口號、標語、政治人物的口惠─lip service。三十年前初識二二八，熱血的年輕心靈斬釘截鐵的將它定性為「野蠻與文明的撞擊」，三十年之後初老的千頭萬緒，談起「轉型正義」，談起自由化、本土化、民主化、與現代化的長路漫漫，不禁有些黯然。野蠻嗎，是的；文明嗎，似乎往沈淪的方向落去呢！ 半個多世紀威權統治期間的屠殺流亡和鎮壓與綑綁，讓我們倒退了多少，扭曲到怎樣的地步？上網翻看受難前輩的名錄，那些位學者、醫者、律師、教師、作家、畫家、學生、青年…他們曾經是文明的標竿，是我國邁向現代社會初期的典範；如果他們有知，如果他們今天魂魄飄飄，回到故里，探進客廳，站在我們背後，看我們端著飯碗，嘴開開瞪著電視新聞裡活生生的醜劇… 我隱約明白自己為什麼纏著廣告旗的字眼和翻譯的電影片名不放了。六十年了，無論是電視新聞裡聲嘶力竭的活劇，或坐在電視前面長噓短歎捶胸頓足，我們並不能令我們受難的前輩引以為傲。我們喊著轉型正義的口號，政客指天誓日的說紀念活動要持續一整年…但願這樣說說，就等於重新邁出當年因為受難而停滯的腳步〔何意？〕，但願這樣說說，我們就會變得更好，只是不免令人懷疑。轉型很困難，黨產收不回，正名推不動，憲法很難改，連原兇都不能提。想起卡爾帕柏「細部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的概念，那麼，我們總可以想辦法「轉性」吧。很存在主義式的，一點一點改掉那些彷彿很瑣碎的積習，說不定我們就會漸漸尊重自己。 譬如我那個走在馬路上常不由自主浮現的念頭。我們不是推動役齡青年改服社會役嗎，那麼可不可以安排青年來改善交通倫理呢。他們站在街頭，把那些不禮讓行人的，在十字路口上下客的，蛇行的，亂按喇叭的車攔下來；也請他們搭乘公車和電車，勸那些聲若洪鐘旁若無人講手機的「巴士大叔」安靜下來。 青年也可以在大街小巷走動，請那些在鐵捲門上大書「嚴禁停車，違者送警」的人家，好歹改用客氣些的字眼，畢竟已經是民主時代了嘛。對於官方單位張掛的佈告也一樣，我們可愛的社會役青年，可以懇救長官，把所有的「嚴禁」和「禁止」，都改為「請勿」。如果不太勞動他們的話，我也好想請他們到各自「管區」的公共廁所走走，把小便池前面那些「請靠近我一點」之類的告示牌拆掉。標語是沒人理會的廢話，徒然污染視覺啊。 我真覺得紀念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和推動轉型正義的社會工程，其實大有可為。我們可以全力推動國際化，譬如和善的對待國內人數最多的「外國人」，不，「國際人士」，也就是外籍配偶、外籍媽媽、家務助理、看護婦、和勞動工人。我們也可以拒絕塞紅包給一些行徑惡劣的外國領袖，平白讓他們中飽私囊，不但沒能援助受苦的人，反倒壞了自己的名聲。 我們可以多向偶遇的陌生人微笑，多說謝謝或對不起；我們可以不再在風景區或路邊的山坡丟垃圾，我們可以學習愛護公共資源，多關心公共事務。我們可以少看一點電視，並且不再把票投給黑金角頭。我們可以各自想出一百種有創意的方法，讓自己更美好更快樂，並且向一百個人宣揚文明的福音。我們可以少砍樹、少開路，少一點僚氣，少一點官樣文章，少炒一點短線，多讀一點書。我們可以多聽不一樣的聲音，不因為不能立即兌換成選票，就不理會更根本更長遠的社經文化工程。 六十年了，我們可能越來越奈何不了中國，越來越不能節制媒體和政客，財閥和角頭，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可以鼓舞身邊的人。越來越多更優秀的人，總能動員足夠的力量，重新撐起這個國家，完成轉型大業吧。 我想著要這樣來紀念六十年間，為我受難的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