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欣賞

悼念黃昭堂主席 你匆匆而去，讓我措手不及；你不告而別，讓我失魂落魄！ 想起第一次見你，是在台灣正值黎明前的黑暗期，一九九○年，你還名列國民黨的「黑名單」不得回來，摯友黃英哲陪我去昭和大學見你，真是一見如故。不知道是革命理想拉近我們的距離，抑或是你爽朗的笑容，解除了我的心防？ 你對我這位後生晚輩的親切，讓我受寵若驚。你招待我在一家日本舊武士宅邸改裝的餐\廳吃晚飯，你談笑風生，神采奕奕，當時我知道，眼前正與我把酒相對的，是一位歷經數十年辛酸血淚\的台獨運動的前輩，你背後那幾個以「風林火山」冠首的書法題字，正是你數十年歷經風霜的寫照，至今歷歷在目。席中我問了你一句話：「你看李登輝如何？」當時正是李登輝初掌政權的後蔣時代，李登輝還在撇清與台獨的距離，你卻笑著回答：「我看他是在走台獨路線」。如今想來，不得不佩服你的敏銳，與今天一些只在乎表面口號的後輩相較，真不能同日而語。 兩年後，台灣終於民主化，你也帶著爽朗的笑容，回到暌違數十年的台灣。在每次友人的聚會中，或在電視的訪談裡，你那爽朗的笑容與風趣的談話，成為你最獨特的標誌，也成為朋友們在挫折時的「抗憂鬱劑」。在全世界的獨立運動領袖中，像你這樣「微笑拼台獨」的領袖，恐怕不多。記得在一次聚餐\中，大部分的朋友都直呼我的名字，唯獨你還在稱我「李教授」，我忍不住問你，為何對我後生晚輩還如此客氣稱呼？你不假思索回答：「不能叫得太親，萬一你要向我借錢，怎麼辦？」逗得全場大笑。 有一次你看了我一篇談到我的平埔族血統的文章，你告訴我你也是平埔族，你說你是蕭壟社(今佳里)的西拉雅族，讓我想起我的曾祖母也來自蕭壟社，也和你一樣姓黃(不知是否乾隆的賜姓？)。看來我們真的很親，可惜來不及向你借錢了。 不過，我們追求現代國家的人，並非以血緣思考，而是以土地認同和民主自由的價值為依歸。說到這裡，我想起有一次我們與阮銘教授聚餐\，你用生硬的北京語，卻是親切的態度，和這位來自中國的「新台灣人」交談，彼此之間，毫無族群的對立，毫無語言的歧視，那一幕，至為感人。我彷彿看到一尊「心寬體胖」的彌勒佛。 然而，你也有生氣的時候。扁珍家族的海外密帳曝光之後，我們兩人都氣炸了！我憂憤難過，為文痛批，你也說出重話：「陳水扁去跳海好了！最好從世間消失！」我們兩人的反應立刻受到扁迷的攻擊與侮辱。不過數天後，你對你的談話公開道歉。我於是私下問你，你真的向阿扁道歉嗎？你回答說：「不是，我是為了我的不當用語道歉，我已經受洗了，基督徒不該講粗魯的話」。 扁案之後，台灣的獨立建國運動嚴重受挫，我成為一隻鬱鬱寡歡的烏鴉，如今你倉皇而逝，我更茫然失魂。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在淚\眼中，我又看到你燦爛的笑容，就讓你的笑容，撫慰我的傷痛…。

咱所敬愛的黃昭堂博士，一生以台灣獨立建國為志業，數十年如一日奮鬥不懈，令人感佩，是我們應當學習的典範。 與昭堂兄在不同的場合相聚時，有三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值得我們懷念與省思： 一、昭堂兄常說我們台灣本土運動的人士經常在喊「大家要團結！」好像只要大家團結在自己的領導之下，而不在別人領導之下；我們台灣國人如何學習在共同的理念與目標下，手牽手團結在一起，只要獨立建國的目標一致，就應有更多與更好的互動，相互鼓勵與支援，相輔相成達成共同的使命，如此始能產生更鉅大的力量，做夥向前行。 二、據我所知昭堂兄住在日本時，早就常到台灣人教會做禮拜，但為何7年前(2004/12/5)才在義光教會受洗加入教會為正式的信徒呢？！他說是因為看見自稱「基督徒」的蔣介石一生何等專制獨裁，殺戮人民…，可見有名無實的「基督徒」之言行舉止常會成為別人受洗歸主的絆腳石。 我留意到昭堂兄受洗之後，在義光教會參加主日禮拜聽牧師講道時，很留心聽講，認真吸收，這真是值得我們效法。 三、2008年4月間前總統陳水扁卸任前，邀請我們台灣加入聯合國大聯盟的委員們到總統府茶敘，結束後，我們一起在走廊上步行出府時，我就用太平洋戰爭期間麥克阿瑟將軍帶兵撤離菲律賓時的一句名言：「We shall return!」(我們一定要再回來！)我的內心期盼民進黨再執政時，我們可以再回來總統府，昭堂兄就立即點頭表示認同，如今深信昭堂兄的靈魂在天上，時時刻刻為明年台灣總統與立委的大選懇切祈禱上帝，2012年5月讓台灣民進黨再回到總統府執政而且本土政黨立委過半，以深化台灣共識，帶領台灣邁向獨立建國，加入聯合國！是的！We shall return! 願以此與大家互勉。 羅榮光寫於 2011年11月20日

聽到黃昭堂先生在做鼻竇炎的小手術後卻突然去世的消息，很是震驚。雖然人老了，總有一走，但他是個象徵性的人物，在台灣走向正常化獨立國家的進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而我因曾跟他有過多次聚會，所以特別地感到惋惜、悲傷。 黃先生早年留學日本，在東京大學獲得國際政治碩士和社會學博士學位，因從事台灣獨立運動，擔任「台獨聯盟」主席，而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無法返回台灣，長達33年！ 我有好幾次在台灣的研討會上跟黃主席同台，聽到他的33年，非常感觸，曾開玩笑地說，「我可不想跟黃主席比賽」。因反共、支持台獨等，我已在中共黑名單22年了，也是有家回不得。一個人能有幾個33年？最多也就三個吧，而黃昭堂的人生有三分之一是在流亡中度過的，那種長年累月在異鄉他國、有家回不了的痛苦和煎熬，不是外人能體會的，真是「甘苦寸心知」。 黃昭堂先生令我最印象深刻的，還不是他的「台獨」，而是他的幽默。由於東方人普遍缺乏幽默感，所以黃先生的幽默尤其令人耳目一新，跟他在一起聊天，從不感覺乏味，即使觀點衝突時，也能哈哈大笑地收場。 例如我跟他同台時，他開口就一臉嚴肅地對聽眾說，「我最不願意跟這個中國人曹長青同台」，下面的人都大眼瞪小眼，以為我們之間發生了什麼問題。可他話鋒一轉說，「因為跟曹長青同台，我就必須說那個北京話。」但他為了尊重我，更為了讓我聽懂，每次同台，他都很費力地說「北京話」。他說得真是很費勁，像說「外語」一樣咬文嚼字，或者說是尋文找字，因為台灣話才是他的母語，還包括日語。說實話，聽黃昭堂、李登輝、彭明敏、辜寬敏他們那一代台灣人講北京話，就像聽學中文的日本人說的華語差不多。 黃昭堂還很會用幽默的方式肯定別人。他說「最不願意跟曹長青同台」的第二個理由是，「我要講的都被他講了」，接著再幽默一句：「見識了這個曹長青，我才對中國人有了一點好感。」我被中國人最痛恨的理由，成了黃主席對中國人好感的原因，一個真正的黑色幽默！ 有一次我去拜訪他的台獨聯盟總部，看到他辦公室有一副畫，畫面竟然是陳文茜。我很奇怪，怎麼一向嚴謹的黃主席要掛這個被人罵為「妖婆」的女人的畫？仔細一看，畫面是陳文茜舉著大刀，地上躺著許\信良、施明德這兩位前民進黨主席，前面是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奔逃。我問黃主席這是什麼意思？他說，我也是「主席」，要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被這種女人「幹掉」。黃主席的幽默實在到位。 我接過來說，我們可是歡迎陳文茜到中國去，如果她能做掉了「胡主席」，我馬上就給這個女妖寫一篇讚美詞。 黃昭堂不僅講話幽默，而且能寫。就台灣獨立問題，寫過好幾本專著，比較知名的有《台灣民主國的研究：台灣獨立運動史》、《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與彭明敏合著）等。所以他被視為台灣獨立運動的理論家。同時他更是充滿激情的活動家。1970年由世界幾個國家的台獨組織合併而成的「台灣獨立聯盟」，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台獨組織，致力於推動台灣獨立建國，黃昭堂多年擔任主席，直到過世，可謂終身獻給了台灣獨立事業。他生前就說過，「台灣獨立運動是我的專業」。 2004年總統大選前夕，綠營的「二二八手牽手護台灣」運動，橫貫全島，氣勢恢宏，對陳水扁總統的連任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黃昭堂是這個「手牽手護台灣運動」的總指揮。李登輝擔任總召集人。那是一次最體現綠營團結（包括扁、李聯手）的活動。因為有了那種建立在理念共識基礎上的團結，所以才有了後來選舉的勝利。 在流亡日本期間，黃昭堂在昭和大學擔任教授。直到李登輝出任總統取消黑名單後，他才得以返回台灣。他後來跟李登輝的關係一直很好，甚至成為至交。在陳水扁被紅衫軍圍攻，地位搖搖欲墜時，我曾問李前總統，以台灣目前政壇的情形，哪個適合做總統，或者說你有一票的話，投給誰？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投給姓黃的」。我以為是一直跟隨他的那位群策會秘書長黃昆輝，結果他是指「黃昭堂」。由此可見黃昭堂在李登輝心中的地位和分量。在最近一次李登輝訪問日本時，主要隨從者只有黃昭堂。這兩位老人，可謂惺惺相惜。 多次在台北跟黃先生和他的秘書長王康厚先生一起「把酒論台灣」，那些談苦也談樂、對明天滿懷希望的場面還歷歷在目。本來準備在這次總統大選時再相聚，尤其想跟他探討一下我們的某些不同看法（觀點衝突的談話，仍能以笑聲做標點符號，這在華人中並不多見）。可現在竟天人永別，再沒有機會聽他說「我最不願意跟這個曹長青同台」的幽默了，再也見不到他那典型的淳樸、真誠的台灣人音容笑貌、聽不到他那朗朗的笑聲了，實在是令人感傷、心痛。 享年79歲的黃昭堂走了，但他所代表的那個時代並沒有結束，那個把台灣建成一個正常獨立國家的夢想更沒有破滅，但卻沒有最後實現。可以想見，他是多麼不甘心，多麼遺憾。黃先生雖說也算高齡了，但在那一代人中，他還算是比較年輕的。像李登輝、彭明敏、辜寬敏、黃昆虎等，都在跟時間競賽，期盼著、渴望著在他們的有生之年，看到養育自己的土地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一個獨立的國家，一個以台灣的名字走向世界、加入聯合國的國家。 黃昭堂那一代人，用一輩子的辛酸、奮鬥，甚至血淚\，構築著這個建國、建立屬於自己家園的夢想。「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希望千千萬萬的覺醒的台灣人，能夠繼承黃昭堂這一代人的理想精神，接過他們夢想的火炬，前赴後繼，點燃一個燦爛的台灣的明天！ 2011年11月17日匆匆寫就於美國 ——原載“曹長青網站”（caochangqing.com）

兩週前黃昭堂主席談笑風生的提及需要安排開刀的來龍去脈之訊息，昨晚手機行事曆提醒我這件事，原本想趁今日北上開會後探望他，不料在一場會議中接獲電話，當下我完全無法相信，立即撥了電話到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部辦公室確認後，先是一陣錯愕，再來是一種無法形容的複雜失落感，猶如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在留學美國的那段期間，有幸成為台獨聯盟的成員，也因此認識許多所謂的黑名單份子。當我見過一個個曾經被描述成壞蛋與暴徒的台獨份子後，我才驚訝的發現我們被矇騙的不僅是屬於台灣人的歷史與認同，更是被有心者以最卑劣的手段抹煞一群真正台灣人人格，污名化他們卑微但堅決追求屬於自己國家的訴求。成為獨盟一份子的我與前輩們相處的時間，總是不厭其煩的聽他們一次又一次講述他們為台灣獨立建國所作所為之創意英勇生命故事，這些曾經是年少年華的台灣好男好女，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激勵我們這一輩更需要努力。但隨著漸漸步入中年，除了為自己無法有如前輩們那樣的付出而感到愧疚，也總是更珍惜每一次可以跟前輩們的時光，想多聽他們的生命故事來鞭策自己多為台灣付出。 黃昭堂主席雖然一路菁英式的學術訓練，但他不像一般人選擇從政或是進入學術界，反而在個人的人生經驗與社會與政治科學訓練背景下，他義無反顧的親身力行參與了台灣社會政治的改革運動。他認為進行台獨運動不能不懂台灣的真正問題癥結，於是他以台灣民主國為題研究來配合他的具體行動，這也讓他常說台獨運動其實就是他的天賦與興趣。黃主席不僅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行動派思想家與革命者，他的組織哲學更是務實 。有一次盟員大會餐\敘，有人問主席吸收盟員的準則，他說能力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不能有「相鬥雞」。主席的這個準則一直放在我心裡，甚至到現在還是我參與一些學術性社團中驗證的準則。 認識主席十幾年了，從留學生時期到現在步入中年的我，在台獨前輩的眼裡永遠還是「少年仔」。剛返台時我總以為至少在美國總部好歹是中央委員與秘書長，可以很正經以美國式方式找主席談些獨立運動的策略，但每每談話中他卻總是只關心一群致力於建國運動的女性為何不結婚，而結婚的了卻只擔心為何還不生小孩。如果以日式教育的父權思考來看待主席當然不為過，但他卻也大方的讚賞具有能力的女性，尤其是率先支持蔡英文擔任民進黨總統候選人，以及近期曾公開稱讚台獨聯盟日本總部的女性委員長來證明女性參與社會政治的必要性，這也或多或少算是沖淡了歐吉桑的日式父權作風。主席的日式講求輩份與分際作風雖然和我們這群留美講求平權的「少年仔」有點相佐，但是他的不造作之和藹作風， 再配上頭腦清楚但幽默的領導風格，我們這群後輩還是打從心裡佩服這位可敬與可愛的台獨歐吉桑。 雖然不捨黃主席走了，但他如生前說過最羨慕的無病無痛不拖泥帶水的離開，也是一種幸福。 臉書上好友寫著：「人們總說，大老惜殘年，昭堂先生卻是顛覆這個法，晚年的他依然聲若洪鐘、臉色紅潤、大口飲酒，豪邁暢談台灣獨立之必要。… 我所知道與認識的昭堂先生，一生都在顛覆著俗世的功利價值觀念，他從頂尖的學校畢業（台南一中、台灣大學、東京大學博士），甘為布衣、著書立志，宛如苦行僧、傳教士，投身於台獨理念的傳揚。他的價值取捨，他的身體實踐，無疑已為台灣標立了又一個的公共知識份子典範；你不一定要效仿其行，但你不得不敬重其志。」這短短幾句，道出了黃昭堂主席一生為台灣建國的貢獻。 我們這一輩除了感念上一輩的無怨無尤付出，更需要藉著前輩的智慧與經驗，以具體行動繼續建構屬於台灣主體性，努力實現台灣人真正擁有國家的願望。 (作者為東華大學教授)

十一月十七日、一生奉獻給台灣獨立運動的黃昭堂博士與世長辭。突然接此訃報讓我全身顫抖，無以名狀的喪失感充滿了整個空間，讓我無所適從。 如沒有黃昭堂先生等前輩們的努力，就沒有今天台灣的民主與自由的社會。民主與自由，絕不是憑空掉下來的，獨裁政治下的台灣，不只沒有言論的自由，連行動都被嚴格管制。當時就是有如黃昭堂先生的鬥士們犧牲奮鬥才有今日的台灣。 一九六○年、我的父親王育德與五名年輕人在東京成立「台灣青年社」，開始了台灣獨立運動。當時如沒有黃昭堂的存在，此組織與台灣獨立運動可能就無法持續到現在。 黃昭堂先生敏銳的頭腦、寬大的胸襟、幽默又開朗的個性，如大家長的領導風格讓大家能團結一致，也像一盞明燈讓大家在困難中保持著希望。 台灣獨立運動的目的是爭取台灣人的尊嚴，建設自由民主的國家。在六○年代的當時要打倒有美國在背後撐腰的國民黨政府的野蠻統治，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然而即或如此，在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卻日漸成長深化，在一九八○年代以後對台灣的民主化更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力。而在李登輝前總統的執政下，台灣終於完成民主化的改革，蛻化為民主主義的社會。 但是，我們還沒有達成最終的目標。一個多月前，來日本視察的黃昭堂先生與我們再度確認了建國運動的目標。 黃主席堅持我們必須達成的目標是「基於多數台灣人的意志建國，建立一個名為『台灣』，並被國際社會承認的新國家」。 這卻成了黃主席的遺言。為了不辜負黃主席一生為台灣的奉獻，我們只有秉承此遺志繼續奮鬥。 （作者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

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去世的消息來得非常突然。兩天前，在台大交響樂團與日本小提琴家久保陽子的名曲名琴音樂會上，我相信是看到他的背影，旁邊坐著前駐日代表羅福全。因為工作忙，我聽了半場就先走，沒上前打招呼。現在我充滿懊惱沒有這麼做。 黃主席是一輩子追求台灣獨立的老革命家，我是新聞工作者，但我們的交情主要是工作以外的關係。 1991年，我獲得新聞評議會的研究獎，拿了一筆獎金，可以到國外考察三個月。第一站我在日本停留一個月，一位朋友建議我利用這機會認識黃昭堂，那時他還是國民黨政府黑名單上的人物。黃昭堂約我在東京新宿地鐵站見面，然後到站前一家他熟識的居酒屋喝酒。 事情是從他點一種產在東京灣春夏之際，比較特殊的魚開始的。我們談到了在日本的魚、在台灣的魚，而因為我幼年在澎湖成長，也談到了在澎湖的魚。黃昭堂顯然對澎湖有特殊的回憶，他開始談起大學畢業後，在澎湖當預官一年半的日子。 他說，那時他是年輕小伙子，離島假日無處去，便在街道上亂逛。有一天，他聽到一家醫院 (現在應該叫診所)樓上傳出鋼琴聲，因為自己拉過小提琴，一時好奇便自我引介，走進醫院去認識主人。黃昭堂說著說著，我聽他的描述，怎麼愈聽愈像是我過去在馬公的家。我說出父親的名字，嘿，居然天下就是有這麼湊巧的事！ 我的父親蘇銀河，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戰後回台灣，帶著一點史懷哲情懷，到澎湖當離島醫生 12年。他喜歡古典音樂，自己演奏好幾種樂器，會作曲，能編譜，寫過澎湖縣歌，還組過善友和澎友兩個管弦樂團。 他能喝酒，好交朋友，在澎湖期間，許\多台灣本島到澎湖的預備軍官，特別是台南家鄉來的，或是喜歡音樂的，都經常在我家出入。我聽說，常常在榻榻米床舖下的空酒瓶拿去賣，就足以購買回台灣的船票。而黃昭堂是台南人，會拉小提琴，而且顯然很能喝酒。 後來，黃昭堂在一些比較輕鬆的場合，講了好幾次他的包皮被我父親割掉的故事，他繪聲繪影講得非常傳神，消遣自己不遺餘力，自立的同事陳銘城還把它寫到報紙上去。只是後來我跟父親查證這件事，他說不記得了。他雖然是名校訓練出來的科班外科醫生，但當離島醫生，就是甚麼都割，割多了，就忘記割了誰的甚麼東西了。但對黃昭堂而言，這是何等切身大事，所以應該錯不了吧。 1992年，黃昭堂流亡海外34年後，終於回到台灣。我們還是有見面機會，好幾次他都提到希望再見到我父親。可是黃主席忙於獨立建國大業，我父親則身體不便，大部份時間隱居在台南，他們始終沒有再碰面。幾年後父親去世，我們為父親舉辦家族音樂告別式，黃昭堂也出席了，為此嗟嘆不已。 從德國回來之後，我與父親有很好的的關係，亦父子、亦朋友。父親去世，我非常懷念他，對他生前的朋友也都有特別親切的感覺，彷彿從他們身上還可以再呼吸到一點父親的氣息。每次和黃昭堂見面，便是在這種感覺上特別愉快，而他也都很自然地、沒有壓迫感地釋放出他在你身上看到故人的神情。 自己有堅定的主張，卻能為別人設想，不予人太大壓迫感，對自己坦率面對，是作為台獨聯盟主席的黃昭堂一種非常特殊的人格特質。 他常說自己記性不好，記得了別人好處，卻常常忘記別人壞處。其實，他只是要提醒，要做「大事」的人，不能老記著別人的缺點。 有一些文章稱黃昭堂出身台南望族，他自己卻坦白說，是母親「儉腸耐肚」，讓他這個僅存下來的男孩予取予求。別人以為他是「好額人(有錢人)」出身，其實他只是漁農村好過日子的草地囝仔而已。 他太久生活在日本社會，又是搞體制外的革命，習慣豪邁的講話和動作，甚至有明顯的日本大男人作風。他說自己是「無情」男子，不是好丈夫，狀似瀟灑，其實是因為為革命奔走，對妻兒有歉疚感。他太清楚自己的缺點，不吝自我解嘲，也經得起別人批評，這些缺點就顯得像明月之蝕了。 黃夫人去世之後，我聽說，他處理掉回台時用退休金在北投所買的一個小公寓，去還一筆不屬於他個人的債務，然後搬到附近一個租來的更小的空間，獨居在那裡。組織裡面的一些老戰友，都會設法安排有人和他一起吃飯，一起聽音樂會，怕他在公務之餘，生活得太寂寥。這種同志情誼在今天社會已經少見。 有一次餐敘後我送他回家，在他小小客廳裡陪他多喝兩杯，他提到，一個家族後輩會經常到他住處協助起居飲食，可是他不太喜歡。我知道，他打從心底不想給人添麻煩。現在他用這種壯烈的方式驟逝，雖然許\多人覺得不捨，但不也正符合他一貫的作風。

許世楷／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代行主席 黃昭堂主席，與你認識實在很久了，至少有56年。當時我與林二創辦台灣大學管弦樂團，能拉小提琴的找來找去，在校內才找到一男一女，其中男的就是黃昭堂主席。人不夠，還對當年的師範學院借許\常惠、李淑德兩位。可見黃昭堂主席的愛好音樂，是年輕以來的興趣。 1959年底我去日本留學，遇著早我一年去的黃昭堂主席，他當時和一群台南一中的畢業生與他們以前的老師王育德先生，正在籌劃發行批判國民黨獨裁政權的雜誌。我經過他的紹介認識王育德先生，加入「台灣青年社」，就是現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前身。 雜誌印出來以後需要貼上地址紙條發送，黃昭堂主席負責印地址紙條，他印了25份。當時『台灣青年』雜誌是兩個月發行一次的雙月刊，25份地址紙條可以寄50個月，就是4年多，當場還年輕氣銳的會員就有人批評：你認為國民黨政權會存在多久？你想要做獨立運動做多久？結果，其實我們30幾年後才能回到台灣來，而且現在台灣還未完全獨立建國。 開始發行雜誌時，除了王育德先生以外都用筆名，過了一段時間，有人提案將雜誌內容著重於台灣的民主化，筆者都用真名。經過一番激烈討論，遂決定著重於台灣獨立，仍用筆名。這是一次使成員對台灣獨立意識更清楚的討論。黃昭堂主席一直用黃有仁的筆名，這是他過逝大哥的名字，為了紀念他大哥所採用的，可見他的情深。 1964年2月，我們都還是學生，在東京Hotel Okura召開記者會，向世界公開訴求台灣獨立，出乎意外地有100多個日本內外記者出席。我記得有記者質詢時說：你們講的都是對，我們也贊成，問題在於你們手無寸鐵，而你們兩方的敵人中共和國民黨都有軍隊、金錢等，你們要以什麼方法戰勝他們？我記得黃昭堂主席和我們的綜合回答是，「力量是正義」、「勝者為王」，這確實是嚴酷的現實，但是歷史上「正義就是力量」的成功\例子也多的是。果然到現在，台灣人民主化、掌握政權的經驗都有了，目前又迫近掌握政權的機會來臨。 1992年我們回到開始民主化的台灣，我們致力於台灣獨立的普遍化。黃昭堂主席奮身奉獻，亦在此次總統選舉，於所有團體中率先正式表明支持民進黨蔡英文主席為候選人，一貫為此努力，這是他近期目標的遺志。 但是主席近來身體不適，遂於11月17日永眠。可惜不見目標實現而去世，但願留下來的我們，得為此努力，更為實現他一生心願的台灣獨立共和國努力。 2011年12月3日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民族塑造是指如何把國家內部的多元族群加以鞏固整合，也就是使他們即使在文化、語言、宗教的來源不同而有社會分歧的情況下，仍能建立共同的認同，也就是民族意識的培養。台灣在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的過程中，和所有國家面對相同的困境：如何把境內的多元族群納在一個民族之下，使大家願意戮力同心建構一個國家， 也就是如何同時進行民族的塑造（ nation-building ）與國家的建構（ state-making) 。 平心而論，台灣民族意識並未成熟，由於族群認同相互競爭與否定對方，尤其是一般所謂的省籍關係。 追根究底，本省與外省族群間最大的不同在於共同記憶，前者有被母國遺棄的慘痛命運，與太平洋戰爭的經驗；相對的，後者有八年抗戰的仇恨，以及被迫流亡台灣的經驗。而一九四七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又為二個族群劃下了一道難以縫合的鴻溝。 過去四十多年來，台灣的族群關係在表面上一直顯得和諧，然而在實質裡，由於外省族群透過國家機器，將其對於本省族群間的支配從屬關係加以制度化，兩個族群無形中進行垂直的分工，由外省人掌控黨、政、軍、特、及文化媒體，本省人則聽任在其他部門發展，一國儼然有兩個社會，因此，族群互動並未如我們所想像般地水乳交融。由於國民黨流亡政府實行少數統治，不得不鞏固隨其來台的外省族群，一方面進行居住上的隔離（眷區）與職業上的隔離（軍公教），同時又製造外省人的危機感，並以文化霸權來宰制本地人，甚至是百般羞辱，以利其控制。 在這種廣義二二八巨靈的長期壓制之下，背負著亞細亞的孤兒情結的台灣人（本省人）不禁要捫心自問：到底我們那裏作錯了﹖身為台灣人有什麼原罪﹖因此二二八不只意味著一九四七年的滅族或屠殺，它還代表著族群間的衝突、國家認同的歧異，以及國家定位的矛盾，而身為中華民國體制內一等公民的外省族群，雖然並未直接涉及屠殺，但是他們對於這種結構性的族群歧視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其實就是一種縱容默許，因此，道德責任是免不了的。 名哲學家 Habermas 提出自我反省，以為戰後的德國人再如何辯解也擺脫不掉他們的集體道義責任。也就是說，即使這一代的德國人雖然未親身經驗或目擊浩劫，但是他們仍然有義務為他們的父親或祖父負責。 如果說我們長期的目標是如何建立一種超越族群的台灣人共同認同（trans-ethnic Taiwanese identity ）的話，那麼，除了要求所有住民土斷外，還要以地域來定義國家認同，要求大家都以台灣為祖國（ fatherland ），也就是依據住民的身分來提供公民權。此外，我們更要具體的去找出彼此共同的地方，比如共同的敵人、經濟發展的參與，尤其是較正面的共同記憶。而記憶不限於過去，更可以是朝未來去建構的，比如現代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建構的過程來建立更多的共識，尤其是以憲政制度的建構來規範族群關係。 對於外省族群來說，二二八的集體記憶一直是族群的共同污點，也是重建其集體認同的障礙。不論是否認、脫罪、或是集體失憶，都擺脫不了集體的良心問題。唯有把二二八攤開來討論，大家才能克服悲情與消弭激情。在這二二八五十週年之際，真正的二二八探討才開始。

「老仙」從事台獨運動四十多年，不認同「中華民國」是必然的，但他並不排斥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更積極支持蔡英文，對蔡英文說出「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也不排斥。他不能接受因「絕對台獨」與「相對台獨」的衝突而讓「統派」坐收漁翁之利，才出現「絕對台獨」代表人物包容「相對台獨」的畫面。

我與昭堂主席不是很熟稔，但幾次的近身接觸，發現他是一個非常幽默、非常純真、非常自然的長者，跟他在一起，只有「如沐春風」四個字可以形容，其間感受最深刻的，當然是他那堅定的台獨立場與不移的信念，這樣的精神徹徹底底地感召了我們這些後生晚輩。

「如果我們始終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爭吵，我們必將失去『未來』。」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 ————————————–邱吉爾(Winston S. Churchill) 作為一個台灣建國的推動者，我時常捫心自問：「我對台灣的終極關懷是什麼？」，或者是說：「我希望百年後的台灣，會是什麼樣的社會？」，面對台灣社會的現狀，午夜夢迴，雖然輾轉反側，然而思緒卻愈來愈清晰。 我所看到的台灣社會 台灣從2000年以來的藍綠對抗，可以說是「撕裂的十年」、「民主倒退的十年」。台灣社會裡，充斥著感性熱情的選民，卻鮮少有理性參與的公民；政治人物整日吵翻天，媒體名嘴以既定的立場推波助瀾，導致人民理盲又濫情。討論問題前，要先分清楚顏色，台灣社會早已陷入「有立場沒是非、有黨派沒對錯」的極端對立。政黨的使命，貧乏得只剩下選舉；政客的目標，貧乏得只剩下選票；政治人物的歷史視野，貧乏得只看到2012年，國際視野，更是貧乏得只剩下對岸的中國。 台灣當前的政治亂象：藍綠嚴重對立、社會不斷撕裂、政府持續空轉。歷次的民調也都顯示，有50％以上受訪民眾認為：「政黨惡鬥是台灣當前最大的危機」，幾年前，「經濟學人」雜誌曾評論：「政治文化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但是面對問題，卻不想探討原因，不想辦法解決，只是一味的迴避，一味的避談政治，我覺得這並不是正確的態度。正如法鼓山聖嚴法師所說：面對問題時，你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就來面對它吧！ 其實在多元化、民主化的開放社會，意見不同本是很正常，不足為奇的，重要的是要用什麼態度面對問題？有沒有能力處理問題？不幸的是，台灣社會卻不懂得如何處理，處理模式更常常陷於：只有立場，不問是非；只有黨派，不問黑白。甚至拼命找對手的缺點、拼命找與對手不同的地方，追求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形成「互相否定、互相消滅」的局勢。完全缺少西方先進國家理性溝通、尊重包容，和而不同(Diversity in Unity)，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文化。 我所思考的台灣社會 然而藍綠對立真的無解嗎？我深感不以為然。 台灣社會面對的許多問題，尤其是道德標準，社會規範，公共倫理，政治人物的誠信與清廉、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根本無關意識形態，不分藍綠。至於其他公共政策，大部分更是屬於政治性低，非意識形態的議題：包括提昇政府效能、經濟競爭力、永續發展、拼治安、司法改革、金融改革、教育改革、國土規劃、政府再造、重整健保制度、社會福利、在國際上與美、日等國家簽訂FTA，不都是超越藍綠，超越意識形態！只是大家過於強調不同的地方，而忽略了更多相同的地方。台灣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我們應該知道不會有一個「沒有中國的全球化」，也不會有一個「沒有風險的大陸政策」。事實上全球化經貿的交流合作，既是機會，又是風險，我們不應該只談正面，也要談負面，要有客觀冷靜專業的評估。就以ECFA而言，執政的國民黨，說盡好話；在野的民進黨，盡說壞話。殊不知，公共政策本來就有它的一體兩面、利弊得失，作為負責任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就應該權衡利弊得失，然後告訴人民，要如何擴大利基爭取獲益，也會提出配套措施以降低損失。然而，藍綠兩黨，卻是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始終沒有交集。 不過我想，台灣社會的現狀，固然是對立，然而當我們看到韓國的反對運動，以自焚、跳樓自殺、丟汽油彈等手段來反抗獨裁貪污的政權；看到PLO（巴基斯坦解放組織）為了建國、消滅以色列，從事劫機、汽車炸彈、自殺攻擊等慘不忍睹的恐怖行為；看到南非ANC(非洲民族議會)，在一九九Ο年代，為了反抗白人的少數統治及種族隔離政策，黑人放火、暴動、搶劫；白人警察開槍、丟催淚彈、放狗咬人等情況，相較之下，這些國家的國內分歧，國際孤立，都比台灣目前的問題嚴重許多。 就以愛爾蘭為例：愛爾蘭過去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連馬鈴薯都不夠吃，乃大量向外移民。1920年代為了抵抗英國殘酷的殖民統治，以生命、鮮血與大膽激進的行動爭取獨立，當地曾有一句古老諺語說：「愛爾蘭的河水是鹹的，因為那是愛爾蘭人的眼淚\」，整個愛爾蘭人的生活非常困苦、政治動亂不安，在一九八七年還被「經濟學人」雜誌稱為歐洲的乞丐呢！然而，不到20年的時間，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愛爾蘭國民所得接近五萬美元，高居歐盟第二，教育至大學全部免費，並號稱是世界的投資天堂。 我仔細探討其原因，發現愛爾蘭的改變最主要來自於愛爾蘭人思考邏輯的轉變，遇到問題時不是爭論問題、解釋問題、解釋立場（make a point），而是想辦法找出實際具體的解決方案（make a difference）。有句話說：「If you are not part of solution, you will be part of problem.」，如果你不是解決問題的一部分，你就是製造問題的一部分。愛爾蘭轉變值得我們省思，希望台灣社會能夠學習用這種態度來面對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 我所期盼的台灣社會 大家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一起生活60年，既有過去的共同歷史，也有未來的共同利益，甚至共同體意識也已經形成了。因此，要解決目前困境，其實並不難，只要釐清幾個基本觀念，調整我們的態度，就能夠逐步培養優質的民主素養，進一步形塑成熟的公民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