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主張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 一、前言 馬英九的「外交休兵」，從結論上說，是放棄中華民國或是台灣做為主權獨立國家，不必兵臨城下，使台灣漸漸淪為中國的一部分；在中國、實際上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下，二千三百萬人從此喪失自由與民主，而淪亡在中國共產專制帝國的統治。 原因是國家主權的表現在「外交行為」；所謂外交休兵是放棄做為一個主權國家。   二、國家的條件 國際法上典型的國家（主權國），根據1933年簽訂的「Convention on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陳隆志教授策劃的《當代國際法文獻選集》譯作「美洲國家關於國家權利與義務公約」）第一條列舉國家要做為國際法人應具備的資格，即：一、永久的居名（a permanent population）二、明確的領域（a defined territory）三、政府（government）四、與其他國家締結關係的能力（capacity to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other states） 對台灣來說，以上所列舉的第一到第三點比較沒有問題，但有關第四點的外交關係的能力，簡單的說它的屬性是主權。所說的主權，不受其他國家的權力干涉，對內是最高，對外是獨立。對外主權表現在外交能力，如派遣使節權、條約締結權與戰爭權。[1] 如以國際法的觀點，從1971年蔣政權被「逐出」聯合國以來的中華民國，外交上的逐漸萎縮、以及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的「流寓政權」（流亡政權）的心態，中華民國還像一個國家嗎？「外交休兵」的馬英九是中華民國的「終結者」，見下文而自明。   三、「主權獨立國家」是通常國家的概念 通常所說的國家是指「單一國家」，另有「複合國家」（即「國家結合」，指邦聯或聯邦），與台灣沒有關係，在此不必討論。正常的國家，是「主權獨立國家」，但是，有許多人聽到主權或獨立，如同遇到毒蛇猛獸，而有一些媒體還助紂為虐，大肆撻伐。郝柏村在行政院長任內（1990～1993年）不主張「主權國家」，當時的泛藍陣營與某些媒體也害怕聽到「獨立」兩個字。 話說回來「單一國家」的分類，尚有兩種；一是有十分的主權與否為基準，分為主權國與半主權國。半主權國在對內能行使最高權力，對外是主權受到制限的國家，普通指的是被保護國與從屬國。 二是對外，在國際法上能力（外交能力）受到制限與否為基準，分為「獨立國」與「非獨立國」。外交能力有者為獨立國，無者為非獨立國。非獨立國中，有被保護國與從屬國。[2] 國人受到缺乏常識的政客與媒體的操弄，竟然不敢追求國家的主權與獨立。一般所說的「國家」就是指「主權獨立國家」。如此說來，台灣有否公民社會，令人懷疑。   四、2000年以前執政黨的國家主權問題 在談馬英九的外交休兵政策下的國家主權之前，先看1990年代中國國民黨的國家主權問題。九○年代的十年，可以說是中國國民黨的「進步派」主張「兩個中國」時期，但被保守派、頹廢派的阻擾，而使問題混沌。 1991年5月1日廢除「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中共不再是一個中國之下的內戰體制。錢復（在外交部長任內，1990～1996年）自此之後不談「一個中國」。 1992年是許惠祐與中國交涉，（即是後來馬英九堅持的「九二共識」問題，）為93年辜汪會談鋪路。在92年，國民黨政府也喊出「一個中國的陷阱」，以免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93年9月21日《自立晚報》刊出錢復專訪，「我們不能再談『一個中國』」一文。但同月23日錢復以「被押解」姿態前往國民黨中央政策會溝通，魏鏞堅持錢復必須聲明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變，必須重申一個中國立場。結果發佈的新聞稿：「政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從未改變」，中國目前處於分裂、分治狀態，台海兩岸都主張「一個中國」。此新聞稿由魏鏞宣談，可見國民黨的保守勢力壓過外交部。台、中問題，又落到中國內戰體制；分裂國家、國共鬥爭（內戰）的情形。 再看陸委會的情形。93年辜汪會談後，中國發表對台「白皮書」。針對這個問題，陸委會發表「對中共『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的看法──只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問題』」一文，指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地區另行「建國」，因此產生「中國問題」。總之，這是「分裂國家」的「兩個中國」主張。 錢復除了以上的主張之外，還使用「兩德模式」而不用「兩個中國」來敘述，用意在維護主權的對等地位。1999年7月9日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國論」，受到中國國民黨黨內的撻伐；最近，李又重申1991年修憲以來已是「特殊國與國關係」。錢復與李登輝可以說是「進步派」，在維護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但從國民黨內部、中國動向與世界局勢合而觀之，是失敗的；失敗主因還是中國國民黨「投降派」、「頹廢派（偏安派）」的杯葛而喪失時機。郝柏村在行政院長任內（1990～1993年），在立法院答詢時仍不主張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主權獨立國家」。[3] 五、馬英九的主張 以上提到的是李登輝時代（1988～2000年總統任內）對國家主權的處理，李登輝在卸任前不到一年的1999年7月提出「兩國論」，用意在維護主權；這一點可以與馬英九執政不到一年使主權喪失做比較。 接續李登輝之後的陳水扁，受到國民黨、中國甚至美國的壓迫，被要求「維持現狀」。但在2002年8月提出「一邊一國」，意在脫中國化，但受到形勢以及其就職時所提出的「四不一沒有」綁死。但在2007年7月向聯合國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雖然失敗，本不是一蹴可及的。接著是馬英九的執政。 馬英九對「國家主權」的看法究竟如何，實際上並不是從他當總統後，「外交休兵」纔拋棄「國家主權」的。但因馬為競逐總統而政策傾向民進黨的主張，使綾線模糊，以此「障眼法」欺騙大眾。因此可以分兩個階段加以探討。   （一）馬擔任總統之前的作為 馬英九在台北市長任內（1998～2006年）的2001年，亞洲盃女子足球賽時取締中華民國國旗；代之以十二面的中國五星紅旗，但警方不過問，未加以取締。國旗是國家的象徵，是法制的一部分，取締國旗，未受彈劾，也未受中國國民黨黨紀處分。 馬毋視中國的權力鬥爭、軍方抬頭、農民困苦以及對維吾爾、西藏等民族的壓迫和屠殺，盲目的要「盡一切努力」達成其「統一」的目標。[4] 馬假設台灣已經沒有「活路」，所以向中國尋求生存空間[5]。馬的「新思維」竟然是「九二共識」，昧於對「九二有否共識」之外，實際上也是放棄中華民國，不再談「一中各表」，蓋一中各表實是「兩中」。[6] （二）馬的外交休兵與國家主權 馬英九的「兩岸外交休兵」和「活路外交」是2008年8月4日、由行政院長劉兆玄陪同赴外交部演講，要一百多名的科長級以上外交人員聽他的訓示，這表示以總統的身分掌控外交，而背後的國安會的蘇起等人為幕僚[7]。 所謂「兩岸外交休兵」是在「兩岸架構下談外交」，自處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附屬下而喪失國家主權，怎能如馬英九所說的，以「尊嚴、自主、務實、靈活」作為處理對外關係與爭取國際空間的指導原則？ 馬英九舉蕭胡會、連胡會、吳胡會與兩岸兩會復談為例，說是雙方願意在「九二共識」即是放棄「一中各表」、也就是放棄中華民國前提下的協商；而昔日蘇起、馬英九之流還為此爭到臉紅脖子粗，無疑是魚目混珠的騙術。 但美國對此有充分的瞭解和掌握。美國聯邦議會超黨派的「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在去年（2008年）11月發表的年度報告很清楚的說： 台灣政府的高官們為加盟國際機構，以不追求主權國家的地位作為前提，說是這是追求實利的方法。[8] […]

 林成蔚 前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 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國際社會必須共同面對且是最重要的問題。根據美國「外交」（10／11月號）雜誌最新刊的論文，經濟學者在試算GDP、貿易量、債權持有量的成長後，中國在2030年將毫無疑問超越美國，成為壓倒性的超級大國。美國將類似1950年代的英國，徹底的成為過去的霸權。這樣的推論或許\過於的低估美國經濟復甦的可能性及高估中國維持穩定經濟成長同時解決嚴重的社會失衡的能力，但卻再度的提醒我們必須正視中國崛起會對國際社會帶來的變化。在經濟上，中國的製造能力牽動了世界各地生產鏈的變化，造成多數國家傳統製造業的蕭條，導致各國僱用關係的變化，失業率也不斷增加。外交上，中國提倡「和諧世界」與經濟發展的思維，使得冷戰結束後曾是國際社會共識的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正逐漸地被獨裁政權或威權體制取代。為了強調國家發展與穩定，不惜扼殺社會內部對威權統治的批判，更對在失去平衡的發展過程中衍生之人權與弱勢問題，採取鎮壓的方式因應。 在軍事上，中國過去20年來的軍備擴充，使其擁有之軍事力量及投射能力超過了武力解放台灣及防衛國土之範疇。由於其軍事體制缺乏透明化，指揮系統及戰略意圖，更為東亞穩定與和平帶來極大的威脅。長島議員以豐富的專業知識及身為防衛省前副大臣之經驗，精準的披露了中國對亞太，特別是西太平洋的軍事戰略意圖及其所可能帶來的衝擊。 觀察及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專家們曾經嘗試定位中國的崛起，也掀起了中國是否成為「修正型的強權（revisionist power）」或「現狀型國家（status-quo power）」之爭論。小布希政權在911事件之前，曾認為中國對美國在西太平洋及東亞所擁有的霸權與建構的區域秩序極為不滿，中國的崛起終將企圖挑戰美國以美日同盟為支柱所建構的亞太戰略秩序，試圖「修正」現狀。也因此，小布希政權也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但自911事件之後，中國不論在反恐、北韓核武、伊朗核武等議題上都與美國保持良性合作互動的關係。再加上部份學者檢視中國參與各種國際組織之數目與在各組織之參與方式後，主張中國並非一般「中國威脅論」者所指認之「修正型的強權」，而是「現狀型國家」。 其實，這兩種概念均有其界限，霸權的崛起是一種具有複雜層面且動態的過程，如何衡量這樣的過程並證明此一命題，本身便有其困難，再加上，就算能賦予「修正型強權」的定位，也無法解釋到「修正」的結果為何。「現狀型國家」也有類似問題，或許\新霸權的崛起不會挑戰既有的國際組織或區域秩序，但並不表示它不會形成新的規範或勢力，而在不久的將來超越現有的規範與秩序。 長島議員在論文裡藉著引用中國領導人、海軍名將，乃至於檢視中國現階段的實際戰力，清楚地勾勒出中國軍事崛起對東亞區域所形成的挑戰。更引用孫子謀攻之策來提醒我們不可忽視中國長期以來對海洋戰略的佈局。孫子在論述中提到何謂上等的軍事行動，亦即在「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之前，所提到的是戰爭最上位目標：「全國為上，破國為次，全旅為上，破旅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也就是最理想的戰爭就是在不實際交戰的情況下，使對方完全屈服。長島議員表示，在觀察中國的長期戰略時，必須考慮這種把非軍事層次的謀略視為戰爭最上位目標與手法的思維，以及透過這樣的觀察可以為我們帶來警惕。 曾幾何時，軍事安全專家等爭論中國是否有發展航母戰鬥群或者是地對艦導彈能力之可能性，這些爭論，現在都已毫無意義。8月，中國航空母艦瓦良格號試航，以及2010年美國海軍情報辦公室證明了東風21D型地對艦導彈即將投入使用之事實，都是中國軍事崛起正逐漸「修正」東亞軍事平衡的事實。中國逐漸發展其軍事力量，是否會對其他國家造成威脅，一般而言，軍事安全專家們在討論威脅時，常會使用的標準是「能力」與「意圖」。在能力方面，長島議員的論文已有充分的討論，不在此重複。但在意圖上則有一新動向值得探討。根據上個（8）月22日台灣蘋果日報的報導，中國戰機在6月底飛經釣魚台之後南下，闖入東台灣防空識別區。台灣的國防部雖公開否認，但根據事後產經新聞的報導，在當天駐那霸的航空自衛隊的確有為了因應進入周邊防空識別區的中國戰機而緊急起飛。如果這些報導是事實的話，證明了中國不止已擁有繞行台灣周邊海域的能力，更展現出擁有類似空中作戰能力的意圖。也就是說，中國的軍事崛起不論在能力或意圖上，都已經在改變現狀。 面對這樣的狀況，長島議員也提出了非常具體的建議：從日本在新防衛計畫大綱裡提倡以南西方面為主要考量的「動態防衛力」的整備，到深化美日同盟，最後到建構多邊架構或強化現有架構，並與中國逐漸形成多元的改革力量進行對話。這些都是具有建設性的措施，也有很多目前台灣與日本在不必要挑釁中國的前提下可以進行的合作。長島議員在結論中更提到，必須重視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才能有效處理東亞與西太平洋國家間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這樣的認知與戰略與民進黨執政期的論述與實際政策幾乎完全符合。台日兩國因台灣所處的特殊境遇，雖無法正式合作，但在維護美日同盟這個亞太地區的公共財時，卻可有許\多「不約而同」的合作。 反觀現在的國民黨政府，雖對美日同盟或東亞、亞太地區秩序在論述上與民進黨執政沒有明顯的差距，在實際上的作為確有極大的落差。日本提出「動態防衛力」的新建軍概念，國民黨政府對安全情勢的新挑戰卻只圍繞在軍隊參與救災等因應非傳統安全議題上。日本政局雖然有所動盪，但朝野皆有人士努力深化美日同盟。相較之下，國民黨政府在過去3年國防預算持續縮小，與民進黨執政時至少減少500億以上。在台海制空權幾乎流失的狀況下，卻傳出在國民黨政府指揮下的駐美代表處對爭取F-16C/D毫不努力。許\多台美軍事合作事項的腳步更是放慢。在美國及東亞各國都期盼能夠以多邊的機制來促使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時，國民黨政府卻一再的以密室交涉、黑箱作業、忽視國內共識的方式與中國協商。這樣的做法恐使民主台灣的籌碼極小化，更無益強化亞太公共財的美日同盟。 筆者要藉此機會呼籲日本以多邊及既有的國際規範為主軸的架構為平台，積極的協助台灣參與東亞的安全對話，台灣的參與不但有利於落實區域安全對話機制，同時也是對民主台灣的一種支持。落實民主台灣的參與，東亞的情勢才能相對穩定。鞏固民主台灣的存在才能使21世紀的新超級大國－中國－必須嘗試接受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現代國際社會所擁有的規範。 *本文發表於 「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2011年9月7日，台灣安保協會主辦。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壹、正視台灣族群多元化的存在 當今台灣制約著政治運作的社會分歧 (cleavage) 主要在族群性(ethnicity)，而非一般已開發國家所見的階級之爭。 一般習慣把台灣的住民分為原住民、外省人 1、客家人及鶴佬人 2 四個族群 3。 在可能出現的各種族群關係中 4， 以原 / 漢、客 / 鶴、本省 / 外省三大軸線為要：客家、鶴佬之間的互動最為隱晦；本省、外省之軸最具政治敏感性；而漢人、原住民之軸則較為一般人、甚或政治人物所忽視。 雖然台灣當前是由多個族群組成的社會，但令人困惑的是，政治精英多不願面對這個事實，或許因為我們一向視族群現象為不祥之物 5，傾向於希望能消除某些族群特性或是族群多元化 (ethnic diversity)。 在這種情況下，執政者自是不鼓勵有人從事學理上的探究。在學術界裏，族群研究只能託身於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的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 6，政治學者對族群關係所作的研究也不多 7。相較之下，西方的政治學者對此研究豐富，蔚然發展成一個族群政治的專門領域 8。 一直到解嚴之前，因為威權統治的壓抑，使族群現象在表面上看似消聲匿跡。 1980 年代後期解嚴之後，政治威嚇逐漸消退，隱伏的一股力量便開始在日常生活浮現 9。方興未艾的族群意識，無不積極找尋自我定義，重新作歷史建構，並具體追求在政治上表現，比如外省族群的政治危機感，充分表現在新黨及新同盟會的成立；泛原住民運動則以正名、還我土地、及自治區的要求來展現；而客家族群的焦慮感，則反映在其語言文化上的訴求。所謂「省籍問題」、「統獨之爭」，甚至於「總統制或內閣制」孰優之辯，乃至於總統選舉的「直選或委任制」之爭，都可看作是族群間互動的表象 (manifestations) 罷了。可見族群現象並未隨著時間推移、或者因彼此互動日漸而自然消逝。 朝野人士對此現象採取的態度， 是刻意淡化 10、甚或忽視，認為大家都是血緣相同的漢人 ( 或華人 )，族群區別根本就不存在， 比如國民黨堅持台灣所有住民皆為中國人，反對運動人士則擔心族群多元化會妨礙台灣意識的凝聚，主張「大家都是台灣人」，兩者雖然內涵不同，卻同樣拒絕接受台灣有多個族群存在的事實。 其實，族群多元化並無產生族群對立的必然性，尚有許多中介其間的催化劑或緩和因素值得我們去探討，比如政治權力或經濟資源的分配公平與否，族群菁英的角色，政府的對策、族群是否地理集中、是否有外國連繫，以及經濟發展的程度等等 (Shih, 1994a,1991)。 朝野的單一族群訴求，可能是認為族群多元化是不好的，是動亂的淵藪 (ethnic abyss)，不利政治發展，因此規範性的(normative) 希望台灣是單一族群構成的民族國家。然而，一廂情願並不等於事實。 也因此， 我們時常聽到，民間早已族群融合，都是族群菁英 ( 比如新黨 )為了私利在推波助瀾 11，導致族群關係惡化等想當然爾的說法。 其實，人都有社群 (community) […]

台灣和澎湖群島兩地的主權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而屬於兩地的人民。但是，只要台灣人民一直都尚未建立起一個擁有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主權國家，並且只要有蠻橫的國家一直懷有侵佔台灣領土的野心，那麼說「台灣和澎湖群島的主權屬於兩地的人民」，這個主張就只是一句還欠缺實体的抽象權利宣言。因為領土主權總是和實質的國家聯繫在一起的。而這樣的、現狀的台灣和澎湖群島以及台灣人民都仍然只是缺乏國際社會普遍保障的土地和人民。

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是要依據民族自決的原則（即人民主權），並依投票的程序來建立民主的國度。在這同時，各個族群可以把這塊土地當作是效忠的祖國，並以作為台灣民族（台灣人）的一份子為傲，即族群整合的境界。

建國黨主席 台灣各種問題中最嚴重混亂的政治、社會問題，莫過於國家定位的問題。到底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所謂「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中華民國」指的是什麼？它所包括的領土範圍呢？為什麼台灣人問他是那一國的國民，十之七、八會回答「是中國人」？但是你到外國去，向外國人說「我是中國人」時，外國人絕不會想到你是從台灣來的，會以為你是從北京、或是上海、廣州等地來的。外國人旅行台灣回去，問他到那裡？他們一定回答到台灣而絕不會說到中國。台灣就是台灣，絕不是「中華民國」、或「中國」，這是世界的常識。 「裸體的國王」外交 前幾天我到某電視台討論「小國外交」，檢討為什麼和我國有邦交的都是小國？我的答案是：我們要人家站在事實上不存在、違反世界常識的「中華民國」這一個虛假上面做邦交，就只能做以金錢收買的外交，而要買大國太貴了我們做不到，所以我們僅是可能與用金錢買得到的國家即小國建立邦交。但這種邦交錢盡義就絕，最近幾內亞比索突然間與我國斷交，是因為拿不到九億五千萬元的援助所致，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小國外交的例子。 我說：外交使用一些金錢，我不一定反對，但是也必須站在道理上面。某主持人反問：外交需要道理麼？人從事政治，現實和理想的兩個對照性動機並存，所以外交除了給與利益或壓力以外，也必須站在道理，而這裡所說的道理並不是指什麼高深的理論，只是說站在事實而不要虛假。外交的基礎完全不建築在事實＝道理上面，有一點像「裸體的國王」硬要人家說他穿著漂亮的衣服＝「中華民國」，我們只有憑金錢拉攏邦交國，這樣和中國做無道理的金錢外交競爭，實在很辛苦。 國民黨政權固執於使用無事實根據的「中華民國」、「中國」，而世界的常識是台灣就是台灣，幾十年來台灣的外交處於不利，最大的原因就在於此。出席上述電視討論的屬於國民黨的某教授還問我：「若是用台灣、會有幾個國家承認我國？」我答覆：反正都是用金錢收買來的邦交國，若是繼續出錢，其實換什麼國名，邦交國數都不會減少，何況用有事實、有道理根據的國名台灣，更可望邦交國數會增加。 也是堅強國家認同的障礙 台灣國家定位問題混亂，不但在外交上引起如上阻礙，在國內社會也成為國人不能持有堅強國家認同的障礙。台灣幾十年來是事實上獨立的國家，但是因為統治台灣的當局者國民黨政權不承認世界的常識，固執於「中華民國」，所以致使國際社會絕對多數國家不願意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國民黨政權固執於「中華民國」是因為若是改用台灣，國民黨政權會很快趨於四分五裂，為了黨益、私益不惜犧牲多數台灣人的公益。 國民黨政權固執於「中華民國」，也就堅持中華民國體制教育，從小學到大學一直對年青人做體系性洗腦，灌輸「中國人」的國家認同。你若是中國人，你怎麼敢反對中國合併台灣？反對合併會產生違背祖國的罪惡感，應該歡迎「回歸祖國」，這樣如何保衛台灣？ 十幾年前鄧小平訪問新加坡，鄧和李光耀一見面頭一句話是：「我們都是中國人，好講話。」李即刻做訂正：「我雖然是華裔，我不是中國人，我是新加坡國人。」這一席對話代表兩個想法的衝突，鄧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國人舊思想的發揮，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也患有同病。李的想法是世界進入近代史以後，國際社會的普遍性思想的表現，我們台灣人有深刻向李學習的必要。 台灣是我們的祖國 在上述電視節目出席者各做最後結語時，我指出：今天出席者有很多不一樣的意見，使其意見不一樣最大的原因是，我是站在以兩千一百萬台灣人的外交利益和安全做為標準在想問題，而有人即以十四億中國人的外交利益和安全做最優先考慮。台灣思考國家定位問題混亂的原因，正是與此不同標準的選擇有關係。 台灣就是我們的祖國，住在這個國家上面的是台灣國民，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有深刻這樣的認同，台灣才可以生存下去，遲早才可以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

立法委員 總統是國家元首，由台澎金馬人民直接選出之後，事實上一個新國 家已在台澎金馬領土上誕生。 新國家需要新的國民意識為基礎。在臺灣最需要培養的意識，便是 臺灣國民意識。現在臺灣在大中國情結氾濫下，如果要給國民培養臺灣 國民意識，則非全國一致推動「台灣國民主義」不可。 行政院長連戰在立法院被詢及是否知道宋楚瑜省長所說「新台灣人 主義」一詞的意思時提到，只知道李登輝總統曾談過「新台灣人意識」 ，也就是大家要有生命共同體的意識，不分彼此，為國家建設一個現代 化的未來。 筆者為何主張推動「臺灣國民主義」呢？ 第一、對「新台灣人主義 」和「新台灣人意識」，雖同意其定義的一部份，但仍覺有些不妥，所 以必須以「臺灣國民主義」觀念取代。 第二、在總統直選後，既然已產 生新的國家形象，就必須趕快提出「臺灣國民主義」。 第三、在中共導 彈的威脅之下，臺灣國內在政治態度、政治意識上產生一些困擾，主因 即在於全體國民沒有清楚的「臺灣國民意識」，因而影響愛國心。 第四 、在公共政策尤其是國防、外交和教育文化方面，如無正確的「臺灣國 民主義」培養「臺灣國民意識」，任由教科書仍沿用舊的中國地理和歷 史，灌輸錯誤的國家認同觀念，則對新國家的形成、國防線的確定、外 交的施展，是很大的阻礙。 宋楚瑜省長在省政會議中說：「所謂新台灣人主義，是政治追求民 主自由、經濟追求開放發展，不分族群，和衷共濟一起為臺灣這塊土地 打拼的精神；因為目前在臺灣這塊土地生活的民眾，除了原住民外，是 四百年來帶著希望陸續來台，大家白手起家，在長期因地緣關係、人脈 互動以及胼手胝足發展出來的感情，這種「新台灣人主義」也將帶動臺 灣未來經濟與政治的發展」。 其實，宋楚瑜對「新台灣人主義」或李總統「新台灣人意識」的概 念，都在強調不分族群一起為台灣這塊土地奮鬥的精神。就此內涵言， 是可接受的。惟很遺憾地，其特別強調「新」字，無異區分「新台灣人 主義」和「舊台灣人主義」，有對台灣人本質貶損之嫌，亦即故意忽略 過去被殖民主、外來政權奴役和倒行逆施激發抵抗的台灣人精神。「新 台灣人主義」和「新台灣人意識」，是以人的立場來談，我們知道，在 「人」之上有一層不同的概念為「人民」，另一層為「國民」，在概念 上完全不同，我們社會特別缺少正確的「國民」概念。再者，我們不要 分新或舊，假如提倡「新台灣人」的名稱，則對「舊台灣人」要如何界 定？是否今是而昨非呢？尤其是宋楚瑜在高唱「新台灣人主義」調子的 同時，仍不忘自陳是絕對的「中國民族主義」者。這樣只圖以「新台灣 人」的模糊概念抹煞台灣人固有精神的心態，對於確立「台灣國民主義 」並無助益，甚至必然會導致無法善用「台灣國民主義」於政府公共政 策施為之中。 連戰談到中華民國直選總統之後譬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其 實這句話只是體制內改革，並沒有國家形成的意義。「邦」是古代的邦 ，像現在的「國」一樣，也有一定的統治空間、一定的人民，最重要是 有無「命運共同體」的性質。現在台澎金馬經過半個世紀，已形成一個 新國家的形貌。但是現在因為國內受到長期「大中國」情結的影響太大 ，很多人分不清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當用「中 國」名稱來涵蓋時，大家就更變得糊里糊塗了。 長期以來國民黨政府不重視和不認定台、澎、金、馬，經由半世紀 已逐漸形成「國民國家」 (Nation-State) 之實際狀況，甚至故意迴避 […]

本文取材自同名書 黃昭堂著 一、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開始與系統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台灣獨立運動稱為「戰後台灣獨立運動」 。大戰終戰時，日本的台灣軍已經改編為第十方面軍，其參謀少佐 中宮悟郎與牧澤義夫曾與台灣人有力人士共同討論台灣獨立事宜。 但是台灣總督安藤利吉認為不妥，不予贊同，遂無進展。有關人士 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等人，後來被陳儀主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逮捕，被台灣省戰犯軍事法庭判刑。當事者現在尚有一部分生存， 但是可能事尚屬敏感，而仍然守口如瓶。因此要窺見其主張尚有困難。 　　一九四六年黃紀男組織的台灣青年聯盟主張由聯合國來託管台灣，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時的「台灣人三十二條要求」，內容即 止於中華民國體制下的高度自治。 事件進行中成立的台灣獨立聯盟 （責任者莊耀甸 = 莊要傳），雖然主張台灣獨立，但是在此之前，發布了戒嚴令，不能從事任何活動。 同年八月末，台灣青年聯盟、 台灣獨立聯盟與幾個地下組織秘密集會， 認為標榜聯合國託管，對 台灣人大眾不會有吸引力，決定以後以獨立為唯一的訴求。 這正是 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開端。 根據黃紀男的回憶，當時的台獨派尚有 楊肇嘉、林益謙等人，但是毫無提到這兩位實際參與活動的情形。 　　二二八時，廖文奎、文毅兄弟在上海，一九四七年九月廖文毅 由上海轉赴香港， 不久與前台灣共產黨的謝雪紅所推派的蘇新等人 合作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從事台灣的高度自治運動。 　　廖氏兄弟均為留美博士，一九四七年十月底，台灣青年聯盟與 台灣獨立聯盟開會， 認為台灣的獨立是根據國際法，而需要展開國 際外交， 又，美國是開羅宣言「開羅聲明」的當事國而且是支援中 華民國接收台灣的， 若能請廖氏兩兄弟做發言人，對美表明台灣人 獨立的願望一定有很大的效果。 黃紀男飛滬說伏廖文奎告成，黃、 廖兩位於十一月在滬舉行記者招待會表明台灣獨立的意願， 旋赴南 京訪問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Rev.J. Leighton Stuart） 表達此意願。一九四八年一月底，黃紀男訪問在港的廖文毅。於是 廖文毅切斷與蘇新等人的關係，由高度自治轉向台灣獨立。但是廖 文毅在此階段的獨立思想尚搖擺不定，這可由廖文毅於四、五月間 成立的台灣民眾聯盟看出。其基本綱領說：「推翻蔣政權在台的反 動統治，建立代表台灣各階層人民利益的民主獨立政府，待整個中 國政治確已走上民主軌道之時，依人民投票以聯邦之一單位加入中 國民主聯邦」。綱領中有「台灣人民」的用詞而無「台灣民族」的 用詞，亦無「台灣獨立」的用詞。 　　不過，此後廖文毅成為台灣獨立運動的領導者。九月一日，廖 文毅向聯合國李(Trygve Lie)事務總長提出台灣人第一封的 獨立請願。 　　一九五○年廖文毅赴日，糾合東京、橫濱的台灣公民投票促進 […]

蕭美琴與談內容 Outline for presentation I. Global trends and systemic changes in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1. Global change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rising new powers 2. The rise of China and implications for Asia Pacific nation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II. New non-conventional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

前駐美代表 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在任期間，葉望輝（Stephen Yates)先生曾經在美國白宮擔任副總統的重要國安幕僚，對於美國在亞太地區所面對的安全環境與美中台關係的變化，以及美國政策的變化，感受直接而獨到。他的分析與見地，是遠在台灣的我們，必須仔細聆聽與體會的。 亞太地區關鍵性變化 在冷戰結束之後，美國為世界唯一超強，但九一一事件卻讓東亞地區的權力體系發生了關鍵性的變化。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投入了對伊拉克與阿富汗兩場戰爭，而這兩場戰爭，不止耗費美國的人力物力，也讓美國對亞太地區無法有更多的重視。而就在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無法有更多重視的同時，中國卻不斷展現其對外擴張的野心。尤其是在軍事上，這是歷史上非戰時期最大的軍事投資與最快速的成長，這讓環繞中國的各國皆感威脅，也被美國視為重大的挑戰。 在歐巴馬政府上任之初，對中國採取較為和緩的政策，原認為可以換來中國在國際事務上與美國合作，創造一個有利於整體亞太地區的環境。歐巴馬總統在2009年11月訪問中國時，美國尤其希望能有正面而具體的進展，因此在行程上的安排上，甚至美國最重要的亞洲盟邦日本，都認為被輕忽了。然而事實的發展並非如美國政府所希望的，中國並沒有展現負責任的態度，反而在各項事務上面，中國政府的態度卻顯得更加傲慢與強勢。 在歐巴馬訪中的安排上，中國強勢主導，對於共同聲明的內容也強勢主導。歐巴馬總統訪中之後參加在哥本哈根舉行的全球氣候會議，中國也以不肖的態度對待美國。這些讓歐巴馬總統在美國國內飽受抨擊。之後從2010年開始，由於美國宣布軍售台灣，在白宮接待達賴喇嘛，北韓炮擊引發的危機，釣魚台的爭議等問題，使得美中關係陷入緊張，也迫使美國必須嚴肅面對中國在東亞地區對美國戰略利益的挑戰。 而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挑戰，除了對於美韓聯合軍演採取強硬立場外，也派出有史以來最大的艦隊編組，通過第一島鏈，到日本群島以東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使得日本感受極大震撼。此外，中國也宣布南中國海為其「核心利益」，並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形成嚴重領土糾紛。 而美國接下來進行的國會改選，也由於美國國會議員對於中國在國際上的傲慢宇強勢的行為，或在經貿上所採取的不公平作法，對美國可能造成的傷害，都使許\多美國國會議員採取強硬的對中立場，使得美國政府必須改變原本對中國所持的政策與態度。而國會期中選舉的結果，使得執政的民主黨成為國會少數，對行政部門的影響力更大，也使得原來在歐巴馬政府中主張對中國採取寬容與交往主張者，更無以為繼。 美國的反應與未來趨勢 雖然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受到戰爭與各項國際議題的拘束，而無法在東亞地區展現強勢的作為，但自小布希總統上任之後，對於中國逐漸崛起的疑慮和東亞新局勢並非視若無睹，也並非毫無作為。從2001年開始，美國已經在西太平洋地區靜靜的進行戰略重新部署，逐漸將海空軍的主力，從夏威夷西移至關島，在關島大興土木，建立大型基地，將之作為西太平洋的戰略重心。此外，布希政府強化與日本的軍事聯盟關係，目的就是讓東亞各國清楚瞭解，美國仍是一個超級強權，不會從西太平洋地區撤離，對區域情勢變化不會坐視不管，更不可能和中國「共管太平洋」。然而因為中東地區的兩場戰爭及其他國際糾紛，使得中國有機可乘，也讓美國分心，無法專注於東亞事務的發展。 美中之間在經歷2010年的各種震盪之後，歐巴馬政府也決定作出明確的回應，以避免美國的戰略利益進一步惡化。在南韓天安艦遭北韓魚雷擊沉之後，美國除了譴責北韓，也與南韓舉行大規模海上演習，參與演習的除了有廿餘艘各型軍艦，也包括F-22在內的200多架各型戰機。雖然這次演習雖不在原先預定的黃海舉行，但演習之前美方訪台高層人士說明，黃海是公海，美軍以前在黃海演習，未來也會再回到黃海，而且會不斷回來，不可能接受中國的恫嚇而從這地區退縮。而就在北韓砲擊延坪島之後，美韓就進入黃海地區舉行大規模海上軍演。 在日中之間在釣魚台海域引爆漁船爭議之後，美國也明確的與日本站在一起，並且指出釣魚台海域也是美日安保條約涵蓋\範圍，並且美韓兩度舉行聯合軍演之後，美國也都緊接著與日本舉行聯合軍演，規模與重要性甚至高於美韓的聯合軍演，以實際行動宣示強化與日本的同盟關係。 在中國與越南及菲律賓為了南海主權造成爭議，中國官員宣布南中國海為等同於主權地位的核心利益後，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就藉著參加亞洲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的機會，宣稱南中國海自由航行為美國的國家利益，之後並與越南舉行大規模海上軍演。越南也決定向俄羅斯購買基洛級（Kilo Class）的潛水艇，以強化其海軍的嚇阻能力。之後，美國也強化了與菲律賓的安全關係，菲律賓也宣布大幅提高國防預算，以因應所面對的新局勢。美國政府不斷回應東南亞國家，提高在地區事務的參與度，強化與東南亞國家的安全關係。 以美國目前對於東亞局勢的反應來看，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在西太平洋強化部署的趨勢只會強化，在東北亞和東南亞甚至是南亞地區，美國和傳統盟邦，甚或與越南或印度等新的盟友強化軍事關係，建構一個新的戰略網絡。 地區戰略的反趨勢：馬政府的作為 台灣直接面對中國越來越強大的軍事威脅與外交封鎖，不論那一政府執政，都必須認真進行定期戰略評估，瞭解在未來的趨勢之下台灣的國家利益所在。對台灣人民來說，中國是威脅的來源，美、日等民主國家則是台灣在國際上最堅強的奧援，因此最合乎理性的選擇，就是強化與美、日等民主國家的關係，試圖化解中國的負面作為。然而國民黨政府的作法，卻是全面發展與中國的關係，甚至公開宣示兩岸關係高於對外關係，且目光只有中國這個焦點，這使得馬政府在東亞的戰略棋局上，很明顯地與中國站在一邊。 馬英九在2008年的總統競選過程之中，為了獲取美方的信任，也為了化解台灣選民的疑慮，因此作了不少的重要宣示與承諾。雖然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國民黨阻止軍購預算一事聲名狼藉，但在選舉的最後階段承諾上任之後維持每年GDP 3%的水準，也告訴台灣人民，他燒成灰也是台灣人，台灣的前途只有台灣人民能夠決定，以及台灣獨立也是台灣的選項。針對中國政府鎮壓西藏一事，馬英九也認為台灣應思考抵制北京奧運。這些立場，讓部份台灣人民或國際社會認為，他在必要時會堅持台灣立場，維護台灣與民主盟友的利益。 但當馬英九當選之後，情況有了立即而明顯的改變，選前承諾不見了。在這三年多以來，馬政府的立場與作為，有許\多讓台灣人民感到憤怒、讓國際友人感到憂慮的之處，包括： 一、不主張台灣擁有主權 雖然多數民主國家並不正式承認台灣，但接受台灣實質獨立存在的現狀，且不希望這現狀被中國改變。然而馬英九當選之後，就接受「九二共識、一中原則」，將台灣置諸中國之下，而不認為他所代表的，是台灣的主權。雖然馬英九認為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但他對中國表述台灣為中國一部份從未表達異議。而他本身的表述，只提到中華民國主權，台灣為中華民國的一部份。倘台灣政府與台灣總統自己不認為台灣擁有主權或台灣人民擁有台灣的主權，則其他國家，無論對台灣多友好，對於中國在國際上宣稱台灣中國一部份的說法，皆沒有立場反對。此外，馬政府對台灣主權的立場，不但違反了台灣關係法的基本精神，也掏空了美國或其他國家支持台灣的基礎。 二、外交休兵 馬英九上任之後，即宣示外交休兵，這立即引起國人詫異。外交部也訓令所有駐外單位，兩岸關係高於對外關係，任何對外關係若與兩岸關係發展相抵觸，以兩岸關係為優先。而中國在外交上的對台目標，仍然是要封鎖台灣的外交，當台灣政府以兩岸關係發展為優先，對外交部門來說，就是放下所有的努力。但雖然台灣在外交上片面休兵，並宣稱沒有斷交與擔任世界衛生組織（WHO）觀察員為重大外交勝利，但事實的狀況是中國並未放鬆在國際上打壓或矮化台灣的作為。以參與WHO為例，雖然台灣可以擔任觀察員，但中國要求WHO發函給會員國，宣稱「中華台北」只有在五天大會之中適用的名稱；對WHO來說，台灣是中國台灣省。這對台灣獨立自主與人民權利的傷害，遠大過五天大會參與所帶來的好處。許\多歐洲友人現在說，台灣有了中國，不需要他們了，連定期對話機制也中止了。 三、事事依賴中國 馬政府上上下下都認為，台灣經濟不佳，而中國是全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也是解決台灣經濟瓶頸的萬靈丹，因此積極發展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開放台灣企業對中國的投資，並與中國簽訂ECFA，讓台灣經濟完全融入中國，甘願成為中國經濟的邊陲。此外，台灣政府面對高等教育體系過度發展而又碰上少子化的趨勢，簡單的認為中國學生就是台灣問題的解決方案。台灣犯罪率升高，馬政府於是與中國簽訂共同打擊犯罪協議。台灣要參與國際活動，也與中國協商，經中國同意而獲得WHO參與的機會。在日本311大地震發生之後，核能安全引發台灣各界的關切，馬政府立即與中國進行核能安全的協商。台灣水果盛產季節滯銷，馬政府也認為唯有中國可以協助。台灣的高科技產業可以與西方標準一致，但馬政府卻與中國簽訂標準化的協議，彷彿台灣只有中國市場。與中國發展經濟關係是許\多國家的共同意向，台灣應發展何種和中國的經貿關係，或許\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但若事事皆認為中國是台灣往前走的關鍵助力，則讓台灣喪失自我，喪失獨立存在的價值。 四、不再為台灣重大利益發言 中國對台政策以2008年12月31日的胡六點為主要依據，對於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當前與未來經濟文化關係發展，以及未來政治爭議的解決，都必須基於「一個中國原則」。對台而言，這是很明顯將台灣置於中國之下的政治安排，然而馬政府並為對此提出任何異議。此後，對於中國政府在國際上宣稱代表台灣，更改台灣參與非政府組織的名稱或權利，甚至在亞運跆拳道比賽取盜取台灣選手的獎牌，甚至強迫菲律賓政府將台灣人民遣送中國，台灣政府皆不對中國有任何發言，有如中國這些作為是正常的、應該的且台灣人民可以接受的。在2009年歐巴馬總統訪問北京，與胡錦濤簽訂共同聲明，美國尊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聲明，馬英九宣稱這是台美關係六十年以來最好的時刻。但當美國特使到台灣向台灣進行簡報，只有在反對黨民進黨的強力抗議之下，才對外宣示美國並不承認中國所宣稱的台灣屬於中國領土與主權完整的核心利益，美國並未改變對台政策立場。2011年初胡錦濤訪問美國，不斷要求美方信守對2009年聯合聲明的承諾，並且在多個公開場合要求美國不應介入屬於中國內政的台灣問題，要求美國不應出售武器給台灣，馬政府依然保持不可思議的緘默。實際上，在馬英九就職總統不久，外交部便悄悄移除中國外交打壓的網頁，徹底執行外交休兵。 五、民主不再是核心價值 台灣從威權體制發展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受到其他民主國家的讚譽。民主，不但成為台灣與國際進行連結的最重要價值基礎，也成為台灣面對中國時的戰略縱深。然而為了避免觸怒中國，或為了爭取更多的經貿利益，國民黨政府已經堵住本身的戰略縱深。除了陸委會停止中國人權的網頁之外，為推動國際尤其是中國人權而設立的民主基金會，也被迫進行大幅人事改組，認為支援中國或古巴的民主化與當前政策不符。馬英九當選之前，皆會在六四紀念日為文批評中國違反人權；在當選之後，他仍然為文，卻不再批評中國人權問題，反而盛讚中國的進步。或許\他在民主自由上的作為，早已昭告世人，台灣不再民主自由，也無立場如此要求中國了。 六、國家安全事務 台灣面對中國的軍事威脅，符合理性的做法，就是強化防衛能力，避免對手有趁虛而入的誘因。雖然馬英九當選之前與就任之後承諾GDP 3%的國防預算，但2010年起，國防預算編列已經嚴重跳票，只佔GDP的2.16%，連歐巴馬總統冒著引起中國嚴重抗議、已經通知國會的愛國者反飛彈系統等，馬政府都說沒有經費。但馬英九選擇便宜的做法，不斷對外公開發言要求美國出售F-16C/D型戰機，將強化防衛武力的焦點集中在此一項目，也將所有責任推給美國。在馬英九上任之初，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將一份美國專家建議台灣採取「刺蝟戰術」的報告交給國防部，要求所有將領研讀，彷彿要放棄台灣海空軍而要發展游擊戰，造成軍方震撼。此外，由於部份名嘴子虛烏有的指控，馬英九下令發動對所有將軍進行調查，是否有買官的情況。雖然所有調查結果並沒有任何事證，但對於軍事將領士氣的打擊卻極為嚴重。然而對於退役高階軍事將領前往中國，與中國進行軍事交流，馬英九卻不以為意。所有有關國家安全的事務，看起來馬英九總統都與正常的理性思考背道而馳。以「國防休兵」來說明馬英九總統對於國防的各種做法，應是最貼切的形容。 七、對於國際爭議的立場 中國不透明的軍事崛起，向來是亞太各相關國家關切的問題，在2010年的北韓擊沉天安艦、日中釣魚台衝突與南中國海的糾紛之後，中國明顯地在其週邊展現強勢的態度與作為，也看到中國艦對大編組通過日本海域，無視這些作為可能引起區域緊張。但馬政府之下外交部對於北韓爭議的發言內容，與中國相近，對釣魚台的發言，也引起日本媒體抨擊是與中國結合對抗日本，在南中國海的爭議之中，未支持美方「自由航行」的發言，這些都引起台灣傳統友人的不安。許\多美國重要人士已經開始指出，台灣的作法不符美國利益，也與美國與地區發展關係的趨勢不符，也主張美國應該重新評估對台政策。 結論 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一方面由於美國必須面對中東地區的戰爭與其他的國際問題，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利用此一機會，在亞太地區以極為強勢與傲慢的態度處理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爭議，造成東亞地區趨向緊張的新局面，亞太地區各國幾乎都無法從此一趨勢抽離，而必須思考如何面對強勢中國所構成的挑戰。 雖然亞太地區各國無可避免的要與中國進行經貿往來，與中國經濟掛勾，以獲取經濟上的利益，但大部份國家在面對中國政治與安全挑戰的避險做法，則是強化與美國的關係，讓美國強化地區事務的參與，作為地區安全的保障。而美國為了避免東亞地區的戰略利益進一步受到中國的侵蝕，也積極與亞太地區國家進行更緊密的安全關係。然而台灣政府的作為，與此一趨勢剛好相反，國民黨政府不斷強化與中國的各層面關係，與其他相關國家之間的距離卻越來越遠。這情況，恐使得其他國家漸漸認為，台灣與其國家利益並不相符。在兩股對抗的勢力之中，國民黨政府選擇中國這邊的作法，倘被其他國家認為不符其利益，而這是否符合台灣的利益，相信台灣人民在接下來的大選中會有很深刻的表達。 美國或亞太地區各國對於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的做法，或有不同程度的疑慮，多數也不認為符合其個別國家利益。亞太國家不瞭解目前國民黨政府與中國關係迅速發展，最終會達成什麼結果，或此一結果是否符合個別或共同的利益。但多數國家肯定的，是國民黨政府目前的政策與發展的趨勢，是中國所希望看到的，也符合中國的當前與未來利益。若亞太各相關國家對於其短期與長期的國家利益嚴肅看待，則不應對於國民黨政府的作為保持緘默，讓此一趨勢發展到永無回頭的境地。 *本文發表於 「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2011年9月7日，台灣安保協會主辦。

 林霨 2011年8月6日 令人尊敬的同行和朋友們， 我相信大家都很安好。你們邀請我來參加九月初的研討會，對我而言是極大的榮幸。可惜的是時間正好碰上賓州大學開學的第一個禮拜，所以我無法參加，實在很失望。後來我打算寫一篇論文，但也因為正忙於寫一本新書，所以最後我決定寫一封比較非正式的公開信，這樣還是可以來表達一些我認為應當說的事情。 目前令人擔心的事情 專制中國與自由世界之間愈來愈多的糾結，是我最大的憂心。目前在許多不同的地方，由於順從中國的緣故，我們的自由已經淪落到遭受限制的地步了（例如在印尼的法輪功電台）。在西方世界，我們有「孔子學院」和「孔子教室」，在那裡傳授有偏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本的中國文明和歷史，這些反而會危及真正的學者及他們的獨立性，在校園內的情況愈來愈清楚，行政單位渴望獲得金錢，傾向於認為任何人只要具有中國人的臉孔，無論他所知何幾，都會比任何西方人更懂得中國。在美國的主要中文報紙被中國有效控制，我們有由北京付錢的大量廣告刊登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英文報紙，台灣也不再強有力地為自由發聲了，像傅立民大使（Ambassador Chas Freeman）和穆倫上將（Admiral Mullen）這些人，目前正受到中國金錢酬報制度的束縛，中國政府對美國內部的決策過程愈來愈有影響力。 現在如果談到是否要繼續支持台灣的問題，中國就威脅要以不特定的「財務手段」（fiscal measures）來懲罰美國的對台軍售，儘管這些軍售問題已經大體上被華府的官員擋掉了，因為他們擔心唯恐美、中正常關係的外觀將會開始出現裂痕。三十年來，這是首度有外交政策的評論員開始討論和台灣的友誼到底是資產或是負債。 美、中建交這32年以來，已經迫使在對台關係上付出了代價。中國或許並非真正的富裕，但中國政府卻有足夠的金錢用來施加壓力。此外，即使台灣研究已經成為一門獨特的學術領域（好消息），但是年輕一代的亞洲專家不太可能到台灣訪問或研究。許多人只認識簡體字，傾向於認為台灣倒不如和香港一樣，將以同一種方式或另一種方式併入中國。 最後，我們從馬政府試圖與中國和解當中得到教訓，這種作法也是十分聽從華府許多人長期希望台灣採取的路線。而我所重視的是，台灣從這條路線當中所獲的具體成果非常少。中國不願意作出實質的讓步，卻越來越在更多方面試圖駕馭台灣，同時還繼續增強軍事，並企圖切斷台灣與國際社會及貿易上的往來，除非透過北京的管道。中國並沒有真正回報馬英九的付出，或許\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也沒有回報馬英九所做的努力，我不認為他的努力將可獲得軍購成功。中國和美國都把他當作有用的過渡性人物，可以把台灣和中國這兩個國家拉得更緊密結合。台灣有自己的價值，這種感覺幾乎不再存在，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和戰略上的盟友，台灣總統所能得到的支持，其利益應該至少不下於兩岸關係的改善而已。 華盛頓也不大了解日本和台灣的利益是如何相互連結。幾乎對台灣的任何攻擊，都會涉及侵犯到日本的領土（在台灣的北方和東方），而且如果失去台灣，將會失去台灣這個重要的領土緩衝區，並壓縮到日本的戰略空間。 現在華盛頓的焦點是莫名其妙地在挽救與中國的關係，而不是在改善美國與在亞洲真正的民主友邦之間的關係，這是最不明智的地方，但也並不奇怪，因為在美國的潛意識當中，「中國」有極深的影響力。 如果以目前的趨勢來簡單推論的話，則我們有太多令人擔心的理由。然而情況是不斷在變化，而我自己的信念是，如果台灣能夠專注於自己的利益，避免政治上分裂的傷害，並繼續舉行選舉，那麼台灣將可存活下來。我經常說，我預期在二十年內，一個民選的總統和立法機構仍將存在台灣，而中國將會成為什麼樣子，沒有人說得準。 改變中的中長期趨勢 今天有很多人都對中國的感受極為深刻：不止是因為他們重建的城市林立著摩天大樓、豪華商店和時髦餐\館，而且還有他們的發展模式。我覺得很驚訝的是，當這個國家正在凌虐諸如土耳其斯坦與西藏的異議人士和異議團體，比以前更嚴密地箝制新聞，而且還藉著操縱匯率來支持他們的出口優勢，我們怎麼可以和中國進行常規的關係。我心裡非常清楚，北京的領導人對於「自己的」成功一直感到意外（更多的生產失控，也讓一般百姓獲得成功）。這反映在他們面對世界時，使用更自信和督導的語氣；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興風作浪、改變一些規則、獲取更多領土的時刻來臨了 ─ 而且也可以懲戒諸如美國和日本這種國家。 這種令人感佩的成就，看起來並非那麼完美。即使在繁華的地區，越來越增加利用舉債的錢來支付「投資」，以便支撐成長與就業，這也算是一種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成長。目前中國經濟成長率的一半是來自這種方式，而且許多這種投資牽涉到資本的浪費。經濟決策並非基於理性，而是取決於政治需求所左右的指令，情況就像去年我在東京大學的演講所提出的論點一樣，中國的實際生產情形只是在浪費資源而且沒有效率，人為的低價幣值乃是用來支撐出口。 我們知道在這個體制裡存在大量的不滿，目前我們所了解的狀況是一些外界得知的知名異議份子和政權批判者，我們也知道有數億的中國人還生活在赤貧的狀態。我們知道對政府當局的示威和騷亂事件每年約有20萬件，我相信目前的體制無法無限期地繼續下去，必定會改變 ─ 若非透過有計畫的改革，就是經由崩潰和動亂。這兩種途徑是無可避免的選項，但都是當前統治階層極度不歡迎的選項，這就是為什麼我繼續斷言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於未來的理由。 中國當局並沒有處理上述問題的計畫，比如說，開放言論自由，並建立起負責任的政府。在可怕的溫州火車相撞事件之後，誠如一位中國作家很巧妙地指出，我們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坐在高速火車上的乘客，火車開的很快，在未經驗證過的軌道上，開往一個從未指明的目的地。在中國，從來沒有一個官員說過「改革」的目的是要把國家帶往何方。 此外，中國精英的意見顯然很分歧。從天安門廣場的孔子雕像事件，我們看到這種現象。起初孔子雕像的出現，意謂著曾經遵循一個長期的規劃程序，舉凡雕像的設計、地點的決定（如果原先打算陳列在博物館，雕像就可以直接送去該處），計畫的過程必定涉及土地的最高官員，這也意謂著有一個支持孔子雕像的派系。但後來雕像被移除了，這表示另有一股反對雕像的派系，或是出現強大的勢力，足以推翻原本謹慎規劃的長期決策。 因此，你可以預料中國會有一段不確定的過渡期，可能是社會動盪、政治派系鬥爭等等情況，甚至包括暴力行為。我所擔心的是，日本、台灣、以及其他國家將與中國非常緊密綁在一起，一旦中國發生不穩定的狀況，這些國家也將隨之發生不穩定，沒有緩衝的空間。 這一段不確定的過渡期將會影響世界各地及整個亞洲，影響所及將極為重大，但目前難以估量。很少有政府 ─ 肯定不是美國 ─ 考慮到這個問題，目前搖搖晃晃的平衡如果無法維持時，將要如何反應。我們依然把中國視為龐然大物，並對目前中國領導人的說法過於信服，同時也忽視了明顯的發展趨勢。在近期內的某一天，華府將會收到來自北京不同派系的衝突信息，我認為沒有人知道我們該怎麼做。以我的觀點來看，台灣政府也傾向於期望中國大致上無限期地繼續維持目前的情況。當碰到像華盛頓同樣的情況，在面對中國衝突性的要求和提議時，台北將會如何做。所有的這些情況將會導致亞洲及全世界極大混亂。 在東京和台北的摩天大樓，有經得起重大地震的抗震設計。同樣的道理，台灣和日本的政策也需要類似的設計，經得起在未來歲月中來自中國任何不穩定的影響所波及。 目前的事態發展 去年我談到亞洲的「新局勢」，乃是中國在政策上的基本改變所造成的結果，這些改變包括對外行動、公安監控、強勢主張等等。今年，我認為這些既有的「新局勢」將開始被華府所接受 ─ 而我希望台灣政府也能接受 ─ 但台北一定不願意。要認清楚中國在性質上改變其策略，將會如何影響到台北和華盛頓，這是未來幾年唯一最重要的問題。 四十年來美國的政策是基於一個信念，當一切都說過而且也做過之後，中國和美國就會是朋友。而唯一會使他們分道揚鑣的問題，如同中國一再堅持的，就是台灣 ─ 而且美國對此也深信不疑，就是這種實況導致許\多決策者將台灣的利益邊緣化，因為他們所設想的都是與中國的關係。 自從馬政府上台以來，比起過去任何的台灣政府，台北與北京和華盛頓都有更親密的合作。馬英九假設這種作法可以迎合美國的想法：中國基本上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強權，命中注定是亞洲一個「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的角色，這意謂著兩岸關係可以大步開放，而軍事對峙將會降低，對台灣的安全與民主沒有任何實際的威脅。 才剛過了一年多，現在一切都改變了，而且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也是一團糟。從我們的觀點來看，問題在於華盛頓和台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可以認清這個事實，因為這項政策的根源很深，而且需要追溯長遠，有些用詞遣字只能發揮想像力。 如今，台灣不再是唯一的議題了，反而是整個64.8萬平方英里的南海，都被中國聲稱是主權上的「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中國也再度開始干擾美國在國際水域和空域的作業，先前對日本的無情壓力已經增大，越南也飽受驚嚇。甚至是菲律賓，沒想到數十年前打破與美國的同盟，現在由於中國主張菲律賓的外島屬於中國，正緊急準備自衛。印度則擔心許\多事情，包括中國在他的周圍大剌剌地建立基地，以及中國在印度洋獲得海底探勘的同意權。無論美國、中國的鄰國、以及台灣是否喜歡，這些行動都代表著中國的政策有明顯的長期變動。 這種改變已經造成影響。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在今年初發表的一篇文章，雖然承認中國的新政策已經開始引起一個對付他的對抗聯盟，奈伊卻依然建議繼續維持開放、貿易、以及交往的作法 。作為我的一位知名朋友，這篇文章極力斷言美國和中國之間不可能存有敵意：不管中國是否喜歡，他們將是我們的朋友。其實這種立場站不住腳，如果想要製造麻煩，他們將會蠻幹，而我們無法阻止他們。 大約在同一時間，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發表《論中國》（On China）新書，誠如我在《旗幟週刊》（Week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