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主張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 一、前言 馬英九的「外交休兵」，從結論上說，是放棄中華民國或是台灣做為主權獨立國家，不必兵臨城下，使台灣漸漸淪為中國的一部分；在中國、實際上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下，二千三百萬人從此喪失自由與民主，而淪亡在中國共產專制帝國的統治。 原因是國家主權的表現在「外交行為」；所謂外交休兵是放棄做為一個主權國家。   二、國家的條件 國際法上典型的國家（主權國），根據1933年簽訂的「Convention on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陳隆志教授策劃的《當代國際法文獻選集》譯作「美洲國家關於國家權利與義務公約」）第一條列舉國家要做為國際法人應具備的資格，即：一、永久的居名（a permanent population）二、明確的領域（a defined territory）三、政府（government）四、與其他國家締結關係的能力（capacity to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other states） 對台灣來說，以上所列舉的第一到第三點比較沒有問題，但有關第四點的外交關係的能力，簡單的說它的屬性是主權。所說的主權，不受其他國家的權力干涉，對內是最高，對外是獨立。對外主權表現在外交能力，如派遣使節權、條約締結權與戰爭權。[1] 如以國際法的觀點，從1971年蔣政權被「逐出」聯合國以來的中華民國，外交上的逐漸萎縮、以及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的「流寓政權」（流亡政權）的心態，中華民國還像一個國家嗎？「外交休兵」的馬英九是中華民國的「終結者」，見下文而自明。   三、「主權獨立國家」是通常國家的概念 通常所說的國家是指「單一國家」，另有「複合國家」（即「國家結合」，指邦聯或聯邦），與台灣沒有關係，在此不必討論。正常的國家，是「主權獨立國家」，但是，有許多人聽到主權或獨立，如同遇到毒蛇猛獸，而有一些媒體還助紂為虐，大肆撻伐。郝柏村在行政院長任內（1990～1993年）不主張「主權國家」，當時的泛藍陣營與某些媒體也害怕聽到「獨立」兩個字。 話說回來「單一國家」的分類，尚有兩種；一是有十分的主權與否為基準，分為主權國與半主權國。半主權國在對內能行使最高權力，對外是主權受到制限的國家，普通指的是被保護國與從屬國。 二是對外，在國際法上能力（外交能力）受到制限與否為基準，分為「獨立國」與「非獨立國」。外交能力有者為獨立國，無者為非獨立國。非獨立國中，有被保護國與從屬國。[2] 國人受到缺乏常識的政客與媒體的操弄，竟然不敢追求國家的主權與獨立。一般所說的「國家」就是指「主權獨立國家」。如此說來，台灣有否公民社會，令人懷疑。   四、2000年以前執政黨的國家主權問題 在談馬英九的外交休兵政策下的國家主權之前，先看1990年代中國國民黨的國家主權問題。九○年代的十年，可以說是中國國民黨的「進步派」主張「兩個中國」時期，但被保守派、頹廢派的阻擾，而使問題混沌。 1991年5月1日廢除「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中共不再是一個中國之下的內戰體制。錢復（在外交部長任內，1990～1996年）自此之後不談「一個中國」。 1992年是許惠祐與中國交涉，（即是後來馬英九堅持的「九二共識」問題，）為93年辜汪會談鋪路。在92年，國民黨政府也喊出「一個中國的陷阱」，以免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93年9月21日《自立晚報》刊出錢復專訪，「我們不能再談『一個中國』」一文。但同月23日錢復以「被押解」姿態前往國民黨中央政策會溝通，魏鏞堅持錢復必須聲明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變，必須重申一個中國立場。結果發佈的新聞稿：「政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從未改變」，中國目前處於分裂、分治狀態，台海兩岸都主張「一個中國」。此新聞稿由魏鏞宣談，可見國民黨的保守勢力壓過外交部。台、中問題，又落到中國內戰體制；分裂國家、國共鬥爭（內戰）的情形。 再看陸委會的情形。93年辜汪會談後，中國發表對台「白皮書」。針對這個問題，陸委會發表「對中共『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的看法──只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問題』」一文，指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地區另行「建國」，因此產生「中國問題」。總之，這是「分裂國家」的「兩個中國」主張。 錢復除了以上的主張之外，還使用「兩德模式」而不用「兩個中國」來敘述，用意在維護主權的對等地位。1999年7月9日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國論」，受到中國國民黨黨內的撻伐；最近，李又重申1991年修憲以來已是「特殊國與國關係」。錢復與李登輝可以說是「進步派」，在維護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但從國民黨內部、中國動向與世界局勢合而觀之，是失敗的；失敗主因還是中國國民黨「投降派」、「頹廢派（偏安派）」的杯葛而喪失時機。郝柏村在行政院長任內（1990～1993年），在立法院答詢時仍不主張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主權獨立國家」。[3] 五、馬英九的主張 以上提到的是李登輝時代（1988～2000年總統任內）對國家主權的處理，李登輝在卸任前不到一年的1999年7月提出「兩國論」，用意在維護主權；這一點可以與馬英九執政不到一年使主權喪失做比較。 接續李登輝之後的陳水扁，受到國民黨、中國甚至美國的壓迫，被要求「維持現狀」。但在2002年8月提出「一邊一國」，意在脫中國化，但受到形勢以及其就職時所提出的「四不一沒有」綁死。但在2007年7月向聯合國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雖然失敗，本不是一蹴可及的。接著是馬英九的執政。 馬英九對「國家主權」的看法究竟如何，實際上並不是從他當總統後，「外交休兵」纔拋棄「國家主權」的。但因馬為競逐總統而政策傾向民進黨的主張，使綾線模糊，以此「障眼法」欺騙大眾。因此可以分兩個階段加以探討。   （一）馬擔任總統之前的作為 馬英九在台北市長任內（1998～2006年）的2001年，亞洲盃女子足球賽時取締中華民國國旗；代之以十二面的中國五星紅旗，但警方不過問，未加以取締。國旗是國家的象徵，是法制的一部分，取締國旗，未受彈劾，也未受中國國民黨黨紀處分。 馬毋視中國的權力鬥爭、軍方抬頭、農民困苦以及對維吾爾、西藏等民族的壓迫和屠殺，盲目的要「盡一切努力」達成其「統一」的目標。[4] 馬假設台灣已經沒有「活路」，所以向中國尋求生存空間[5]。馬的「新思維」竟然是「九二共識」，昧於對「九二有否共識」之外，實際上也是放棄中華民國，不再談「一中各表」，蓋一中各表實是「兩中」。[6] （二）馬的外交休兵與國家主權 馬英九的「兩岸外交休兵」和「活路外交」是2008年8月4日、由行政院長劉兆玄陪同赴外交部演講，要一百多名的科長級以上外交人員聽他的訓示，這表示以總統的身分掌控外交，而背後的國安會的蘇起等人為幕僚[7]。 所謂「兩岸外交休兵」是在「兩岸架構下談外交」，自處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附屬下而喪失國家主權，怎能如馬英九所說的，以「尊嚴、自主、務實、靈活」作為處理對外關係與爭取國際空間的指導原則？ 馬英九舉蕭胡會、連胡會、吳胡會與兩岸兩會復談為例，說是雙方願意在「九二共識」即是放棄「一中各表」、也就是放棄中華民國前提下的協商；而昔日蘇起、馬英九之流還為此爭到臉紅脖子粗，無疑是魚目混珠的騙術。 但美國對此有充分的瞭解和掌握。美國聯邦議會超黨派的「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在去年（2008年）11月發表的年度報告很清楚的說： 台灣政府的高官們為加盟國際機構，以不追求主權國家的地位作為前提，說是這是追求實利的方法。[8] […]

 林成蔚 前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 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國際社會必須共同面對且是最重要的問題。根據美國「外交」（10／11月號）雜誌最新刊的論文，經濟學者在試算GDP、貿易量、債權持有量的成長後，中國在2030年將毫無疑問超越美國，成為壓倒性的超級大國。美國將類似1950年代的英國，徹底的成為過去的霸權。這樣的推論或許\過於的低估美國經濟復甦的可能性及高估中國維持穩定經濟成長同時解決嚴重的社會失衡的能力，但卻再度的提醒我們必須正視中國崛起會對國際社會帶來的變化。在經濟上，中國的製造能力牽動了世界各地生產鏈的變化，造成多數國家傳統製造業的蕭條，導致各國僱用關係的變化，失業率也不斷增加。外交上，中國提倡「和諧世界」與經濟發展的思維，使得冷戰結束後曾是國際社會共識的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正逐漸地被獨裁政權或威權體制取代。為了強調國家發展與穩定，不惜扼殺社會內部對威權統治的批判，更對在失去平衡的發展過程中衍生之人權與弱勢問題，採取鎮壓的方式因應。 在軍事上，中國過去20年來的軍備擴充，使其擁有之軍事力量及投射能力超過了武力解放台灣及防衛國土之範疇。由於其軍事體制缺乏透明化，指揮系統及戰略意圖，更為東亞穩定與和平帶來極大的威脅。長島議員以豐富的專業知識及身為防衛省前副大臣之經驗，精準的披露了中國對亞太，特別是西太平洋的軍事戰略意圖及其所可能帶來的衝擊。 觀察及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專家們曾經嘗試定位中國的崛起，也掀起了中國是否成為「修正型的強權（revisionist power）」或「現狀型國家（status-quo power）」之爭論。小布希政權在911事件之前，曾認為中國對美國在西太平洋及東亞所擁有的霸權與建構的區域秩序極為不滿，中國的崛起終將企圖挑戰美國以美日同盟為支柱所建構的亞太戰略秩序，試圖「修正」現狀。也因此，小布希政權也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但自911事件之後，中國不論在反恐、北韓核武、伊朗核武等議題上都與美國保持良性合作互動的關係。再加上部份學者檢視中國參與各種國際組織之數目與在各組織之參與方式後，主張中國並非一般「中國威脅論」者所指認之「修正型的強權」，而是「現狀型國家」。 其實，這兩種概念均有其界限，霸權的崛起是一種具有複雜層面且動態的過程，如何衡量這樣的過程並證明此一命題，本身便有其困難，再加上，就算能賦予「修正型強權」的定位，也無法解釋到「修正」的結果為何。「現狀型國家」也有類似問題，或許\新霸權的崛起不會挑戰既有的國際組織或區域秩序，但並不表示它不會形成新的規範或勢力，而在不久的將來超越現有的規範與秩序。 長島議員在論文裡藉著引用中國領導人、海軍名將，乃至於檢視中國現階段的實際戰力，清楚地勾勒出中國軍事崛起對東亞區域所形成的挑戰。更引用孫子謀攻之策來提醒我們不可忽視中國長期以來對海洋戰略的佈局。孫子在論述中提到何謂上等的軍事行動，亦即在「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之前，所提到的是戰爭最上位目標：「全國為上，破國為次，全旅為上，破旅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也就是最理想的戰爭就是在不實際交戰的情況下，使對方完全屈服。長島議員表示，在觀察中國的長期戰略時，必須考慮這種把非軍事層次的謀略視為戰爭最上位目標與手法的思維，以及透過這樣的觀察可以為我們帶來警惕。 曾幾何時，軍事安全專家等爭論中國是否有發展航母戰鬥群或者是地對艦導彈能力之可能性，這些爭論，現在都已毫無意義。8月，中國航空母艦瓦良格號試航，以及2010年美國海軍情報辦公室證明了東風21D型地對艦導彈即將投入使用之事實，都是中國軍事崛起正逐漸「修正」東亞軍事平衡的事實。中國逐漸發展其軍事力量，是否會對其他國家造成威脅，一般而言，軍事安全專家們在討論威脅時，常會使用的標準是「能力」與「意圖」。在能力方面，長島議員的論文已有充分的討論，不在此重複。但在意圖上則有一新動向值得探討。根據上個（8）月22日台灣蘋果日報的報導，中國戰機在6月底飛經釣魚台之後南下，闖入東台灣防空識別區。台灣的國防部雖公開否認，但根據事後產經新聞的報導，在當天駐那霸的航空自衛隊的確有為了因應進入周邊防空識別區的中國戰機而緊急起飛。如果這些報導是事實的話，證明了中國不止已擁有繞行台灣周邊海域的能力，更展現出擁有類似空中作戰能力的意圖。也就是說，中國的軍事崛起不論在能力或意圖上，都已經在改變現狀。 面對這樣的狀況，長島議員也提出了非常具體的建議：從日本在新防衛計畫大綱裡提倡以南西方面為主要考量的「動態防衛力」的整備，到深化美日同盟，最後到建構多邊架構或強化現有架構，並與中國逐漸形成多元的改革力量進行對話。這些都是具有建設性的措施，也有很多目前台灣與日本在不必要挑釁中國的前提下可以進行的合作。長島議員在結論中更提到，必須重視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才能有效處理東亞與西太平洋國家間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這樣的認知與戰略與民進黨執政期的論述與實際政策幾乎完全符合。台日兩國因台灣所處的特殊境遇，雖無法正式合作，但在維護美日同盟這個亞太地區的公共財時，卻可有許\多「不約而同」的合作。 反觀現在的國民黨政府，雖對美日同盟或東亞、亞太地區秩序在論述上與民進黨執政沒有明顯的差距，在實際上的作為確有極大的落差。日本提出「動態防衛力」的新建軍概念，國民黨政府對安全情勢的新挑戰卻只圍繞在軍隊參與救災等因應非傳統安全議題上。日本政局雖然有所動盪，但朝野皆有人士努力深化美日同盟。相較之下，國民黨政府在過去3年國防預算持續縮小，與民進黨執政時至少減少500億以上。在台海制空權幾乎流失的狀況下，卻傳出在國民黨政府指揮下的駐美代表處對爭取F-16C/D毫不努力。許\多台美軍事合作事項的腳步更是放慢。在美國及東亞各國都期盼能夠以多邊的機制來促使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時，國民黨政府卻一再的以密室交涉、黑箱作業、忽視國內共識的方式與中國協商。這樣的做法恐使民主台灣的籌碼極小化，更無益強化亞太公共財的美日同盟。 筆者要藉此機會呼籲日本以多邊及既有的國際規範為主軸的架構為平台，積極的協助台灣參與東亞的安全對話，台灣的參與不但有利於落實區域安全對話機制，同時也是對民主台灣的一種支持。落實民主台灣的參與，東亞的情勢才能相對穩定。鞏固民主台灣的存在才能使21世紀的新超級大國－中國－必須嘗試接受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現代國際社會所擁有的規範。 *本文發表於 「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2011年9月7日，台灣安保協會主辦。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壹、正視台灣族群多元化的存在 當今台灣制約著政治運作的社會分歧 (cleavage) 主要在族群性(ethnicity)，而非一般已開發國家所見的階級之爭。 一般習慣把台灣的住民分為原住民、外省人 1、客家人及鶴佬人 2 四個族群 3。 在可能出現的各種族群關係中 4， 以原 / 漢、客 / 鶴、本省 / 外省三大軸線為要：客家、鶴佬之間的互動最為隱晦；本省、外省之軸最具政治敏感性；而漢人、原住民之軸則較為一般人、甚或政治人物所忽視。 雖然台灣當前是由多個族群組成的社會，但令人困惑的是，政治精英多不願面對這個事實，或許因為我們一向視族群現象為不祥之物 5，傾向於希望能消除某些族群特性或是族群多元化 (ethnic diversity)。 在這種情況下，執政者自是不鼓勵有人從事學理上的探究。在學術界裏，族群研究只能託身於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的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 6，政治學者對族群關係所作的研究也不多 7。相較之下，西方的政治學者對此研究豐富，蔚然發展成一個族群政治的專門領域 8。 一直到解嚴之前，因為威權統治的壓抑，使族群現象在表面上看似消聲匿跡。 1980 年代後期解嚴之後，政治威嚇逐漸消退，隱伏的一股力量便開始在日常生活浮現 9。方興未艾的族群意識，無不積極找尋自我定義，重新作歷史建構，並具體追求在政治上表現，比如外省族群的政治危機感，充分表現在新黨及新同盟會的成立；泛原住民運動則以正名、還我土地、及自治區的要求來展現；而客家族群的焦慮感，則反映在其語言文化上的訴求。所謂「省籍問題」、「統獨之爭」，甚至於「總統制或內閣制」孰優之辯，乃至於總統選舉的「直選或委任制」之爭，都可看作是族群間互動的表象 (manifestations) 罷了。可見族群現象並未隨著時間推移、或者因彼此互動日漸而自然消逝。 朝野人士對此現象採取的態度， 是刻意淡化 10、甚或忽視，認為大家都是血緣相同的漢人 ( 或華人 )，族群區別根本就不存在， 比如國民黨堅持台灣所有住民皆為中國人，反對運動人士則擔心族群多元化會妨礙台灣意識的凝聚，主張「大家都是台灣人」，兩者雖然內涵不同，卻同樣拒絕接受台灣有多個族群存在的事實。 其實，族群多元化並無產生族群對立的必然性，尚有許多中介其間的催化劑或緩和因素值得我們去探討，比如政治權力或經濟資源的分配公平與否，族群菁英的角色，政府的對策、族群是否地理集中、是否有外國連繫，以及經濟發展的程度等等 (Shih, 1994a,1991)。 朝野的單一族群訴求，可能是認為族群多元化是不好的，是動亂的淵藪 (ethnic abyss)，不利政治發展，因此規範性的(normative) 希望台灣是單一族群構成的民族國家。然而，一廂情願並不等於事實。 也因此， 我們時常聽到，民間早已族群融合，都是族群菁英 ( 比如新黨 )為了私利在推波助瀾 11，導致族群關係惡化等想當然爾的說法。 其實，人都有社群 (community) […]

台灣和澎湖群島兩地的主權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而屬於兩地的人民。但是，只要台灣人民一直都尚未建立起一個擁有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主權國家，並且只要有蠻橫的國家一直懷有侵佔台灣領土的野心，那麼說「台灣和澎湖群島的主權屬於兩地的人民」，這個主張就只是一句還欠缺實体的抽象權利宣言。因為領土主權總是和實質的國家聯繫在一起的。而這樣的、現狀的台灣和澎湖群島以及台灣人民都仍然只是缺乏國際社會普遍保障的土地和人民。

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是要依據民族自決的原則（即人民主權），並依投票的程序來建立民主的國度。在這同時，各個族群可以把這塊土地當作是效忠的祖國，並以作為台灣民族（台灣人）的一份子為傲，即族群整合的境界。

建國黨主席 台灣各種問題中最嚴重混亂的政治、社會問題，莫過於國家定位的問題。到底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所謂「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中華民國」指的是什麼？它所包括的領土範圍呢？為什麼台灣人問他是那一國的國民，十之七、八會回答「是中國人」？但是你到外國去，向外國人說「我是中國人」時，外國人絕不會想到你是從台灣來的，會以為你是從北京、或是上海、廣州等地來的。外國人旅行台灣回去，問他到那裡？他們一定回答到台灣而絕不會說到中國。台灣就是台灣，絕不是「中華民國」、或「中國」，這是世界的常識。 「裸體的國王」外交 前幾天我到某電視台討論「小國外交」，檢討為什麼和我國有邦交的都是小國？我的答案是：我們要人家站在事實上不存在、違反世界常識的「中華民國」這一個虛假上面做邦交，就只能做以金錢收買的外交，而要買大國太貴了我們做不到，所以我們僅是可能與用金錢買得到的國家即小國建立邦交。但這種邦交錢盡義就絕，最近幾內亞比索突然間與我國斷交，是因為拿不到九億五千萬元的援助所致，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小國外交的例子。 我說：外交使用一些金錢，我不一定反對，但是也必須站在道理上面。某主持人反問：外交需要道理麼？人從事政治，現實和理想的兩個對照性動機並存，所以外交除了給與利益或壓力以外，也必須站在道理，而這裡所說的道理並不是指什麼高深的理論，只是說站在事實而不要虛假。外交的基礎完全不建築在事實＝道理上面，有一點像「裸體的國王」硬要人家說他穿著漂亮的衣服＝「中華民國」，我們只有憑金錢拉攏邦交國，這樣和中國做無道理的金錢外交競爭，實在很辛苦。 國民黨政權固執於使用無事實根據的「中華民國」、「中國」，而世界的常識是台灣就是台灣，幾十年來台灣的外交處於不利，最大的原因就在於此。出席上述電視討論的屬於國民黨的某教授還問我：「若是用台灣、會有幾個國家承認我國？」我答覆：反正都是用金錢收買來的邦交國，若是繼續出錢，其實換什麼國名，邦交國數都不會減少，何況用有事實、有道理根據的國名台灣，更可望邦交國數會增加。 也是堅強國家認同的障礙 台灣國家定位問題混亂，不但在外交上引起如上阻礙，在國內社會也成為國人不能持有堅強國家認同的障礙。台灣幾十年來是事實上獨立的國家，但是因為統治台灣的當局者國民黨政權不承認世界的常識，固執於「中華民國」，所以致使國際社會絕對多數國家不願意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國民黨政權固執於「中華民國」是因為若是改用台灣，國民黨政權會很快趨於四分五裂，為了黨益、私益不惜犧牲多數台灣人的公益。 國民黨政權固執於「中華民國」，也就堅持中華民國體制教育，從小學到大學一直對年青人做體系性洗腦，灌輸「中國人」的國家認同。你若是中國人，你怎麼敢反對中國合併台灣？反對合併會產生違背祖國的罪惡感，應該歡迎「回歸祖國」，這樣如何保衛台灣？ 十幾年前鄧小平訪問新加坡，鄧和李光耀一見面頭一句話是：「我們都是中國人，好講話。」李即刻做訂正：「我雖然是華裔，我不是中國人，我是新加坡國人。」這一席對話代表兩個想法的衝突，鄧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國人舊思想的發揮，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也患有同病。李的想法是世界進入近代史以後，國際社會的普遍性思想的表現，我們台灣人有深刻向李學習的必要。 台灣是我們的祖國 在上述電視節目出席者各做最後結語時，我指出：今天出席者有很多不一樣的意見，使其意見不一樣最大的原因是，我是站在以兩千一百萬台灣人的外交利益和安全做為標準在想問題，而有人即以十四億中國人的外交利益和安全做最優先考慮。台灣思考國家定位問題混亂的原因，正是與此不同標準的選擇有關係。 台灣就是我們的祖國，住在這個國家上面的是台灣國民，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有深刻這樣的認同，台灣才可以生存下去，遲早才可以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