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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7   甫於2015/11/07在新加坡召開的馬習會，國民黨在未曾尊重民意，強勢突襲的狀況下舉行了。毫無意外地，國、共兩黨繼續以沒有台灣人民共同意志決定、不存在「九二共識」，偷渡「國共內戰史觀」、虛構「兩岸分治」，企圖片面地以「一中框架」抹滅「一中、一台」(One China, One Taiwan)的政治現實。台獨聯盟發表以下幾點聲明   1. 拒斥「馬習密會」對台灣前途與利益任何可能的私相授受： 通觀本次會後的記者會，中國繼續以「民族」、「血濃於水」這類虛假的親族感情語言作為其訴求的主述。其目的不外以親屬及情感語言，迴避並框限台灣與中國之間作為國與國之間的公共關係、國際關係。台獨聯盟反對任何以威權思想將台灣的國家發展關係置於私黨化與個人化之下。我們再次重申：台灣人民的公眾利益，絕對不能任由國共密會片面決定、私相授受。   2. 不接受「虛構的92共識」框限台灣發展： 從國共兩黨會後記者會的發言可以發現，國共兩黨皆以虛構的九二關係，定調台灣與中國關係。中國並明確表明，所謂一中就是「兩岸同屬一中」，沒有兩國論，沒有「一中一台」，「不是國際觀係」。對於任何對「中華民國」抱有幻想的台灣政黨、人民更要特別注意：對於中國而言，「一中」沒有「中華民國」(R.O.C.)，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P.R.C.)。這不但戳破中國國民黨在台灣長期以來所謂「各自表述」的謊言，我們並要譴責國民黨的自我矮化，配合中共藉此框架，限制台灣尋求自主獨立與國際交往的空間。   3. 反對「馬習密會」對於台灣民主價值的違逆： 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國家定位與認同追求，需要高度民主共識，必須基於國人高度參與，凝聚共識，並置於「透明監督」之機制之下。「民主正當性」是事涉台灣重大利益與關係的基本要求，尤其是面對中國1500顆飛彈對準台灣，任何與中國的交往，只有高度、嚴謹與正當的民主形成機制，才能保護台灣人民的安全。台獨聯盟重申：台灣與中國兩國的任何交流，需要以不得違反台灣民主價值為前提。   4. 不容「馬習密會」否認台灣主權地位：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實際上仍處於高度的敵對狀態。此高度的敵對狀態完全源自「中國因素」：馬習密會不合時代潮流的談話，讓台灣人民更加深切感受到必須脫離「中國內戰史觀」的迂腐觀點，並警覺「中國民族主義」的擴張野心。而台灣所追求的是脫離此虛構且暴力之一中架構，在國際間的場合，與所有的主權獨立國家基於對等、尊嚴與主權不容否認侵犯的前提下，進行積極和平與互惠共益的正常國際關係。當然，對於中國也是如此。     台獨聯盟在此再次呼籲台灣人民，在國際社會上，要為承認而奮鬥，在國內要為台灣國家正常化而努力。  

【紀念】林文德（1947年1月10日－2015年9月30日） (圖為其作品:鄭南榕墓園” 自由之翼”) 林文德，台中人；畢業於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今台灣藝術大學)。畢業後曾任教於建國中學，常於課堂上與學生暢談自由的理念，而引起校方特別的關注，之後為了避開那充滿了不合理與不公平的危險年代，於1972年，林文德選擇遠赴奧地利，進入維也納藝術學院深造，師事知名雕塑大師Wotruba教授，因關心台灣民主與政治，而成為海外黑名單無法返台，被迫流浪他鄉三十餘載。雖然因為政治因素而定居奧地利，林文德依舊仍熱中於公共事務，除藉由個人作品展示對家鄉的想念外，亦定期舉辦台灣與歐洲文化夏令營，藉著文化，關心與參與台灣事，而其作品亦有多件收藏於奧地利Graz市政府文化局。 鄭南榕墓園雕塑作品「自由之翼」，即出自林文德先生的作品。林文德以象徵自由的意涵，傳遞鄭南榕為追求自由，不惜以生命換取的捨我精神，經過一整年的構思、不斷的修改，才完成了現今所見的「自由之翼」作品，並以「筆直向天，形狀似鳥，代表自由。內部洞開，代表開放。光滑的表面，期望有順遂的未來。」來說明作品的設計意含，也傳達了林文德先生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期望。 2004年返台定居後，林文德繼續以其作品，從全新的角度重新詮釋他眼中的台灣，以雕塑作品的線條，訴說自身對這闊別三十餘年的鄉土的情懷。林文德認為；台灣的動盪和不安，讓每一天充滿了挑戰，也讓他樂觀看待每一天新的開始，因為「危機就是轉機」。 林文德作品:: 1968年 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畢業，畢業作品「怨」 1970年 參加第一屆台灣雕塑展 1972年 赴奧地利維也納藝術學院深造 1985年 創陰陽學會於奧地利第二大城Graz 1989年 個人第一次作品展於奧地利第二大城Graz開展 1992年 創陰陽藝術學會於Graz，於同年於該城成立Centrum畫 廊 1995年 創作「母與子」雕塑作品於母校台中大肚國小(台中縣文 化局校園雕塑甄選) 1996年 作品「擁之二」銅雕作品獲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1997年 作品「擁之ㄧ」銅雕作品獲奧地立Otto Kepka教授收 藏，同年奧地利著名收藏家收藏其作品「Tanz-舞」 2000年 個展於Eisenstadt Burgenland Austria展出 2001年 個展於Wienerneustadt Austria展出 2002年 創作鄭南榕墓園「自由之翼」作品，並承製鄭南榕頭像 浮雕同年，當選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傑出校友 2004年 承製知名台灣護理先驅「陳翠玉」女士胸像；同年年 中，返台定居並承製中華電信行通大樓公共藝術作品 2005年 承製王育德先生胸像 2007年 承製史明先生胸像 2008年 承製台電核一廠戶外雕塑「飛翔」；同年，台灣生命力 雕塑大展聯展於台北舉行 2009年 承製母校台藝大校園雕塑作品「擁之ㄧ」 2011年 承製田朝明醫師與陳定南先生胸像 2012年 於雲林科技大學舉辦雕塑個展，同年承製許潮英先生像 […]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日本本部　委員長　王明理 日本首相在今年終戰70年的談話中、加入了對亞洲各國謝罪與反省的詞句、而更特別的是談話中首次提及台灣。 「我國、對於過去戰爭時的行為、已重複表明痛切的反省與誠心地道歉。為以實際的行動來表示此心意、我們在戰後一貫地對印尼、非律賓之東南亞各國、台灣、韓國、中國等鄰人的亞洲各民族所承受的苦難歴史銘記在心、也為其和平與繁栄盡力。此歴代內閣的立場、今後也不會有任何動搖。」   日本人對於侵略中國與植民地化朝鮮半島有很深的贖罪心情。但是對於從不抱怨、個性溫和的台灣卻不理不睬地過了70年。安倍首相的談話中「台灣」二字、譲人感受其顧及過去同胞的臺灣人、即或僅僅如此、也多少譲一直被忽視的臺灣人感到幾分安慰。這70年間、亞洲的任何國家都歷經種種艱辛以走出獨立自主之道。許多國家經歷戦爭與內亂、也有許多必須有更多民意支持才能有民主主義機能的國家。然而、戰後能從植民地解放來努力經營自己的國家是幸福的、如中國、韓國、北韓、非律賓、印尼等。但、只有台灣被除外。只有台灣在戰後、再度被中國人（蔣介石的中國國民黨）當成植民地、無法擁有自己的國家。而且、台灣人被沒有什麼教育水準、又沒有人權觀念的中國人之傍若無人之支配下的痛苦、是超乎日本人想像地嚴苛的。   但日本人隨著戰敗離開臺灣。他們一離開就忘卻了曾經一起上學、一起生活的台灣同胞、不再回頭。「好像在台灣有個叫中華民國的國家」、他們就這様事不關己地看著臺灣。而他們卻應該是最明白臺灣有著600萬善良而且受過日本教育的人們存在的。 我曾被問及「台灣人與中國人不一様嗎？」。我教他們簡單的區別方法、1895年日本統治台灣之前就生活在台灣的人們（紀元前就存在的先住民族與中國來的移民）是台灣人。戰爭中身為日本兵作戰的是台灣人、而當時的敵人則是中國人。   1945年當時台灣人只會説台灣話（自己的母語）與日本話。戰後、被來台的中國人強迫以北京話為「國語」、只有從頭開始學。戰後、占領統治台灣也稱外省人的中國人、他們不是台灣人。（但來台灣已70年、外省人的3世4世們以台灣為自己故郷、也有其台灣人的主體意識。我認為他們是台灣人)   戰爭中、邱吉爾與羅斯福為了鼓舞怯戰而打算要向日本投降的蔣介石、故以口頭向蔣介石約定「打勝戰、就把台灣給你」（開羅宣言）。而事實上所謂「開羅宣言」、根本沒有任何法理根據。台灣不是無人島、那裡有具備近代精神、受完整教育600萬的人民居住、而對此歐美完全不知道。或者知道卻無視其存在。   戰後的台灣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中國人屠殺、長達38年的戒嚴令下、在被剝奪言論行動之下生活。1987年解除戒嚴令而可自由行動的翌年、蔣經國總統突然死亡、由副總統就任為總統的李登輝先生施政下、成功地轉型為民主主義社會。然而20年後的今天、國民黨在各角落所築起如銅牆鐵壁的體制仍殘存在社會各處、為害著台灣。   即或、台灣國內狀況有所改善、仍有著相當大的問題。那就是國際社會中的臺灣地位。中國國民黨有著主張「代表全中國」之荒唐無稽的妄想、這也譲中國共産黨宣稱「中國只有一個、我們才是代表、要與我國建交、就必須與台灣切斷關係」。因此、台灣被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趕出來、與包括日本的諸多國家沒有邦交。現在世界上有195國、但台灣不被計算在內。2300萬臺灣人的人權完全被國際社會所忽視。全世界找不到比台灣更可憐的国家。   要打破此現狀、台灣人只有打倒國民黨政権、自己當家作主才可能。台灣人能經營自己的國家、努力譲國際社會認知台湾才是王道。那時也期待日本能聲援台灣、這也正是日本遺留下來必須處理的戰後課題。過去的宗主國日本、難道對台灣的戰後處理沒有聲援的義務嗎？而此義務即是讓台灣人不受他國的干涉、以民主的手段施行其政治、並積極守護台灣成為一個國家。 \那麼、日本在台灣獨立為国家的破曉十分之時、就能有個可攜手共進的好夥伴為鄰國了。   【王　明理】台湾の戦後70年と日本に残された宿題 台湾独立建国聯盟　日本本部　委員長　王　明理 終戦から70年を迎える今年の首相談話には、きちんとアジアの国々を意識した謝罪や反省の言葉が盛り込まれた。特に、その中に、今年は台湾という言葉がはじめて使われた。   「我が国は、先の大戦における行いについて、繰り返し、痛切な反省と心からのお詫びの気持ちを表明してきました。その思いを実際の行動で示すため、インドネシア、フィリピンはじめ東南アジアの国々、台湾、韓国、中国など、隣人であるアジアの人々が歩んできた苦難の歴史を胸に刻み、戦後一貫して、その平和と繁栄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してきました。こうした歴代内閣の立場は、今後も、揺るぎないものであります。」   日本人は、中国への侵略、朝鮮半島の植民地化に対する贖罪の気持ちを十分すぎるほど持っている。しかし、文句を言わないおとなしい台湾に対しては、背中を向けたまま70年が過ぎた。安倍首相の談話に使われた「台湾」という二文字には、かつての同胞台湾人への配慮が感じられ、それだけでもずっと無視されてきた台湾人は幾分なりとも報われる思いがする。   この70年間、アジアのどこの国も独り立ちして歩き出すために苦労を重ねてきた。多くの国が戦争や内紛を経験し、民主主義国家として機能するにはまだまだ民意の成長を必要とする国も多い。しかし、戦後、植民地から解放されて、自分の国の設営に努力してきた国々は幸せである。中国、韓国、北朝鮮、フィリピン、インドネシア、などなど。   ただ、一つ、台湾をのぞいて。 台湾だけは、戦後、再び中国人（蒋介石率いる中国国民党）の植民地とされ、自分の国を持つ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のだ。しかも、非近代的な教育水準の低い、人権というものを理解しない中国人による傍若無人な支配下に置かれた台湾人の苦しみは、日本人の想像をはるかに超えた厳しいものであった。   しかし、日本人は、敗戦と共に、台湾を去った。去ったまま、かつて同胞として机を並べ、共に暮らした台湾人のことを一切忘れ去って背を向けた。台湾には中華民国という国があるのだな、と他人事のように見ていた。台湾には善良な日本教育を受けた人々が600万人もいたことを一番知っていたのは、日本人だったはずなのに。   台湾人と中国人は同じではないのですか、という質問を受けることがある。全く違うのだが、簡単に見分ける方法をお教えすると、1895年に日本が台湾を統治するまでに台湾に住んでいた人々（紀元前から住む先住民族と中国大陸からの移民）が台湾人である。戦争中、共に日本兵として戦ったのが台湾人、敵だったのが中国人である。   1945年当時、台湾人は台湾語（自分たちの母語）か日本語しか話せなかった。戦後、やってきた中国人に北京語を「国語」とするよう強いられ、一から勉強したのである。戦後、台湾を占領統治した中国人は、外省人とも言われるが、台湾人ではない。（ただし、台湾に来て70年も経って、外省人の3世4世たちは、自分たちの故郷は台湾で自分たちは台湾人だという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持つ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そういう彼らはもう台湾人であると私は思う）   戦争中、腰砕けで日本に投降しようとする蒋介石を叱咤激励するために、チャーチルとルーズベルトは勝手に「戦争に勝ったら台湾をおまえにやる」と蒋介石に口約束した（カイロ宣言）。本当はカイロ宣言に、何ら法的根拠はなかった。台湾は無人島ではなく、そこに近代的精神を持つ教育の行き届いた人民が600万人も住んでいることを、欧米は全く理解していなかった。または、知っていて、無視したかだ。   戦後、台湾人は、自分の住まう土地のなかで、中国人に虐殺され、38年間に及ぶ戒厳令の下で、言論と行動の自由を奪われて暮らしていた。やっと、戒厳令が解除され自由に行動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1987年で、翌年、蒋経国総統の急死によって、副総統から昇格した李登輝総統の下で、徐々に民主主義社会に移行することに成功した。それから20年が経つが、しかし、今もまだ国民党が隅々にまで作り上げた鉄壁の体制は、社会のあちこちに残って弊害となっている。   たとえ、台湾国内が改善されても、大きな問題がある。国際的な台湾の地位である。 中国国民党が「自分たちこそ全中国を代表する」と荒唐無稽な妄想を主張していたために、中国共産党に「中国は一つ、われわれが代表するもので、我が国と国交を結びたければ、台湾と縁を切るように」と言わしめたのだ。   そのため、台湾は国連からも他の国際機関からも締め出され、日本をはじめ諸外国との外交関係を持っていない。現在、世界には195か国あるが、台湾はカウントされていない。2300万人の台湾人の人権は国際社会から無視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 こんな可哀そうな境遇の国は、世界中さがしても他にない。   この状況を打破するには、台湾人が国民党政権を打倒して、自らが主人公となる政治をするしか方法はない。台湾人が自らの国を経営し、国際社会に「台湾」として認知してもらうよう働きかけることが王道である。その時には、是非、日本に応援してもらいたい。 それが、日本に残された宿題、戦後処理である。   かつての宗主国日本は、台湾の戦後処理を応援する義務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それは、台湾人が他国からの干渉を受けずに、民主的な手段で自らの政治を行い、一国として成り立ってゆくことを積極的に見守ることである。 そして、台湾が一国として独立した暁には、共に手を携えてゆく良きパートナーを隣国にもつことになるだろう。  

李明峻 台灣安保協會秘書長 亞洲太平洋地區總人口21億，佔全世界人口30%，若再加上南亞，約佔全世界半數人口。2009年東南亞國協（ASEAN）以及日本、中國、南韓的國內生產毛額（GDP）達12兆美元，佔全球GDP的21.1%，首度超過20%；2010年東亞經濟體GDP增至12.88兆美元，超越歐元區的12.71兆美元。2014年東亞經濟體的GDP將攀升至17.34兆美元，逼近美國的17.41兆美元。由此可知，亞太地區在全球的重要性日益提昇。 中國崛起原本是對亞太地區是好事，但三十年來中國一直沒有放棄霸權思維，不但連續二十年軍事預算成長都超過二位數，近十年來更積極充實遠洋海軍力量。中國在發展經濟並與週邊國家關係日漸緊密的同時，卻試圖透過軍事影響力，由一個大陸國家逐步擴張成為太平洋到東南亞延至印度洋的海權國家，從而與週邊國家在軍事方面諸多衝突、對峙與緊張。就此而言，以日本、台灣、菲律賓連成的所謂「第一島鏈」，扮演著第一道防波堤的角色。 然而，所謂「第一島鏈」、「第二島鏈」防線是源自於美中等國從東西向角度的思維，對於南北向思維的臺灣與日本而言，並無所謂「第二島鏈」防線的問題。因此，臺灣與日本一定要超越「以美國為中心向東亞構築的雙邊扇形」聯盟的關係，否則中國若突破「第一島鏈」，臺灣與日本的海上運輸線將被控制。 對於此點，原本在蘇聯解體後一度「漂流」無著的日美同盟，在經過1993-94年北韓核武危機之後，五角大廈1995年2月提出「美國在東亞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報告（奈伊報告）。報告表明：美國將繼續在東亞地區維持10萬名駐軍，並強調美日同盟是美國東亞戰略之基礎，期待日本對區域以及世界安全做出進一步的貢獻。 緊接著，1995-96年台海危機發生，這讓美國找到美日安保再定義的方向。1996年3月初，柯林頓政府於決定派遣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馳赴臺海周邊部署，並提高對亞太地區的關注。另一方面，美日兩國在1996年於東京簽署《美日共同安全宣言》，並在1997年9月24日修訂《美日安保防衛合作指針》，取代1978年冷戰時期議定的舊指針，以面對亞太安全新形勢。由於新指針重心從「日本有事」擴展到「日本周邊有事」，並將台灣隱含在「美日安保體制」之內，所以引發中國的強烈不滿。 2001年，日本小泉純一郎首相上任即公開表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主軸」。長期以來日本對亞洲的戰略就是以日美同盟為亞洲安全和平的「公共財」（public goods），並不是對任何國家採取敵對關係，但是希望東亞地區能持續維持現狀避免紛爭。在小泉擔任首相期間，中日兩國一直是「政冷經熱」，因為釣魚台、參拜靖國神社、教科書等問題，持續著齟齬的關係，兩國領導人好幾年都沒見面。由於台海軍事平衡日益喪失，中國軍方經常主張可以「採取非和平方式」對付台灣，於是日美在2005年2月雙方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舉行的所謂「二加二會議」中，共同發表美日共同戰略目標，向中國提出「有關台灣海峽的問題，敦促中國應該要經由對話，「和平的方式解決」，不容中國以非和式手段攻取台灣。但中國反而於2005年3月立法制定《反分裂國家法》，明文主張可以「採取非和平方式」對付台灣，此點讓美日更是提高關切程度。 其後，雙方陸陸續續發生許多齟齬，但由於日本進行政治軟弱期，幾乎是一年換一位首相，再加上2009年採取美中平衡理論的民主黨執政，使得日本對中政策沒有明確方向。一直到2012年9月野田內閣為維持釣魚台的穩定管理，避免日本右派購得釣魚台列嶼，因而啟動釣魚台列嶼「國有化」的程序，結果引發日中緊張的白熱化。 2013年11月23日，中國宣布設立覆蓋大部份東海海域的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ADIZ），要求在區域內航行的航空器得向中國通報飛行計劃，對不配合識別或拒不服從指令的航空器，中國武裝力量「將採取防禦性緊急處置措施」。由於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與部分日本、部份南韓的防空識別區有重疊，且涵蓋中韓爭議的蘇岩礁和中日爭議的釣魚台列嶼，並緊貼台灣彭佳嶼的上方空域，被認為是對日本及週邊國家形成明顯挑釁。 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後，日本政府12月11日提出《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軍事預算高達1.5兆新台幣，並將在琉球增加部署20架F-15戰機等；中國解放軍近來則密集在渤海、黃海舉行聯合軍演。2013年12月17日，日本自民黨在總部召開安全保障相關人員會議，審議通過日本政府遞交的《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2014-2018）、新《防衛計劃大綱》、外交及防衛政策指針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這三份綱領性的安保計劃其後在同日的內閣會議上做出最終決定。 日本的民主黨認為「美國的影響力雖將日益降低，但其軍事經濟實力今後二、三十年仍將是世界第一。另外，具有壓倒性人口規模的中國不斷擴大軍事力量，其成為經濟超級大國也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中國的經濟規模已凌駕日本。在努力繼續維持霸權國家地位的美國，和企圖成為霸權國家的中國的夾縫中，日本如何才能保持政治性經濟性的自立，並且如何才能維護國家利益？」，但自民黨的安倍政權認為就算美國和中國今後將變成兩大霸權國家，但認為日本是處在美國和中國夾縫中的外交認識則明顯是錯誤的，日美兩國是同盟關係，而日中不過是一般的兩國間關係。 如果日本陷入急迫的局勢，美國有保衛日本的義務，而日本則提供許多軍事基地給美國，做為承擔分攤責任的形態，兩國處於共同的安全保障體系中。另一方面，日中兩國則存在重疊海域中間線問題、釣魚台群島領有權問題、歷史認識問題等抱持許多極難解決的懸案。因此，對日本而言，一邊是有同盟的關係，另一邊是存在許多懸案的關係，這種現實使得日本若將中國和美國認為是等距離的「正三角形」關係是非常危險的。現在討論所謂的「正三角形」關係，其在政治走向上即有「離美˙親中」的意涵。 因為憲法，政治和經濟因素，半世紀以來日本確受美日安保架構的保障，美方當然不滿，批評日本搭「便車」（free ride）。日本防衛預算未能大幅提昇固然因為憲法的精神，也因政治上反戰和和平主義勢力的影響，在國內確實有其困難。以往美國曾多次要求日方對本身的安全應付出更多的貢獻，但「共識決」的日本內閣總是讓美方失望和反感。日方最關心的似乎只是經濟，而且是以出口為導向的貿易，因而國際間將日本當成一個只求利潤的大商社（Japan, Inc.）。 美國對日本竭力追求經濟繁榮而未努力（如編列更多防衛預算）強化其本身的防衛及參與國際安全的維護迭有怨言。如1990年伊拉克派兵侵佔科威特，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幫助科威特復國，授權會員國採取強制行動逼退伊拉克軍隊，但日本的海部內閣雖願意分攤維安費用，卻不肯派日本自衛隊參與維護國際和平的軍事行動。為了彌補「不能動武」的缺憾，日本曾大力提供國際經濟援助。日本對聯合國捐獻在1980年代以後即超越美國，成為外援最多的國家，但結果是被譏為「支票外交」。 2009年8月，日本民主黨在國會眾院選舉取得壓倒性勝利，由鳩山由紀夫組閣。他所宣示的外交政策對美、日同盟產生相當衝擊：（1）他表示要談判沖繩普天間機場遷移計畫，找出一個將美軍陸戰隊撤離琉球的方案；（2）他要制定一中立和平衡的日本外交政策，少依賴美國，比較傾向中國；（3）推動脫美入亞以亞洲國家為會員國的「亞洲共同體」。鳩山這些激進的政見嚴重傷害日美關係，也引起黨內和日本國內的紛爭和困擾，無法獲得日本民眾和民主黨同志的支持(當時日本民調顯示80%受訪者支持親善日、美關係)，導致他不得不在2010年5月下臺，由同黨菅直人接任。 菅內閣在外交政策清楚與鳩山切割，重新擁抱日、美同盟，從菅直人內閣到野田佳彥內閣，日本政府都在修補鳩山對日美關係所造成的損害。但民主黨政府只是努力修補日美關係，對日本在國際上的角色仍是採取消極的策略。即使美國在安全保障方面最重要的對象是中國，而最讓日本苦惱而且將來會越來越困擾的也是中國的軍事大國化。但即使在中國的軍事大國化已成為任誰都一目瞭然的狀況下，但當時日本並沒有想要自立的動向。俄羅斯領導人訪問北方領土、韓國總統訪問竹島等，都是周邊國家看穿日本缺乏想要自立的志向，從而趁機伸張國家利益的行動。然而，當時日本對於這些狀況還是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方案。特別是2010年9月在釣魚台列嶼發生的中國漁船衝撞事件，日本政府、首相官邸的對應更是令人慘不忍睹。在此一事件的過程當中，明白顯示日本欠缺亞太戰略。目前的日本缺乏毅然堅守主權的精神，此點也導致日本外交威嚴或威信（integrity）的喪失。 但由於中國對日態勢日益強硬，特別是釣魚台列島國有化之後，中國的反日情緒急遽升高，這也讓日本民眾對中國日益反感。[i]在民眾的期待下，2012年12月，以安倍為首的自民黨東山再起，在眾議院480席中贏得294席，加上公明黨31席是壓倒性勝利。中國意圖掌握亞洲的霸權企圖，是造成亞洲情勢不穩定的主要原因，這不但導致中日兩國關係持續交惡，連東南亞鄰國也與中國日益緊張，美國提出「亞洲再平衡」策略，希望重整亞洲整體區域和平的穩定狀態。有別於過去的「消極和平主義」，安倍將「基於國際協調主義的積極和平主義」做為安全保障理念的主軸。 因此，安倍內閣除了要大力振興經濟外，還要增加防衛預算，增加自衛隊人員與武力，包括尖端武器系統。面對中國軍力急速擴大，對東海領土主權的主張，和北韓核武和長程飛彈的威脅，安倍認為日本亟須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一般認為，日美共同戰略對中國採取勸阻戰略（dissuasion strategy）並非「圍堵」或「敵對」戰略，但是也必需提升日美對中國軍事抑止力量為後盾。美軍持續加強亞太地區軍事力量，而日本防衛性軍事力量也逐步提升。就是要維持日美同盟為亞洲安全和平的公共財。 單純以軍隊數量而言，日本的確落後很多。日本軍人的數量只有中國的10分之1，戰鬥機數量是中國的5分之1，艦隊的噸位是中國的一半。但是在現代戰爭的關鍵因素，訓練和科技方面，日本超過中國，而且如果發生任何軍事衝突，美國幾乎一定站在日本一邊。雖然中國近年來盡力加快武裝建設，然而美國外交學會的一份報告認為，中國在軍事科技和實力上至少落後美國20年。 另一方面，美軍也在逐步推進亞太地區戰鬥力量的重組，部署亞太地區的艦艇占美軍艦艇數的比重，將從現在的5成增加到2020年的6成，以加強對中國的牽制。美軍還提出以海空軍為核心的長距離打擊「海空一體戰」構想，並為此研發航母無人艦載機和新型巡航導彈。中國在空中加油機和艦艇的綜合運用方面，仍然與美國空軍和航空自衛隊存在較大差距。日、美兩國政府已經確定將在2014年年底前，修改完成《日美防衛合作指標》。預計中國的海洋活動及東海有事時，日美將提高對中國的遏制能力。 同時，日本在國內法上也要為提高對中遏制能力做準備，[ii]因此安倍內閣通過決議解禁集體自衛權。依據聯合國憲章第51條規定，主權國家擁有單獨或集體自衛的固有權利。集體自衛權是一種國防概念，即與本國關係密切的國家遭受他國武力攻擊時，無論自身是否受到攻擊，都有用武力進行主動干預和阻止的權利。簡言之，集體自衛權可視為海外出兵或介入他國戰爭的權利，包含進攻作戰的潛在概念。此條款成為組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的法律基礎。 過去日本內閣法制局的解釋是：「做為聯合國會員國的日本，原本就擁有集體自衛權，但因為日本國和平憲法的特殊要求，使得日本沒有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能力。」，對於「集體自衛權」持高度保留態度。然而，日本安倍政府透過內閣決議於7月1日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這是日本自二次大戰後一個劃時代的重大決定，讓日本由原先專守防衛的角色轉變為可協同進攻作戰的概念，勢必對整個亞洲情勢產生重大的影響，台灣在亞洲的地位就更顯重要。日美同盟是維護亞洲安全保障的公共財，台日關係位於日美同盟關係的延長線上，安倍政府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不但是日本對整個亞洲和平的能有作為，日後也將對台灣及台海安全保障產生正面的效果。 然而，日本安倍首相解禁集體自衛權，整個亞洲情勢產生這麼大的變化，但馬政府一昧採取傾中政策，對於台灣將面臨的嚴峻情況完全無感，這樣對國家是相當不負責任的。若政府對此不能提出具體的外交政策，台灣未來將更加岌岌可危。台灣應該站在台灣人民的角度，更加清楚自己的戰略目標及地位，提出屬於台灣的看法與立場，強化未來台灣與日本是和平與民主價值的夥伴關係，共同維護亞洲區域的和平及民主，並堅持對其他國家不得使用非和平外交策略的信念，才有可能達到真正的和平、安全。 [i] 據日本ＮＨＫ的民意調查，1978年日本一般民眾有62％對中國抱有好感，對中國沒有好感的為25％；2001年同樣ＮＨＫ的民意調查顯示，日本一般民眾有47％對中國抱有好感， 而對中國沒有好感的為48％，對中國沒有好感的日本人已經超過對中國有好感的日本人。目前則更有超過80％的日本人對中國沒有好感。但中國在2001年的民意調查顯示，中國一般民眾只有17％對日本有好感，而對日本沒有好感的達72％。90％的中國人不知道日本曾經多次對中國提供援助。 [ii] 安倍先於2013年2月恢復「安保法制懇談會」，同時成立「關於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專家會議」，6月向國會提交設立國家安全會議(ＮＳＣ)法案，並經國會審議通過，接著於9月設立「關於安全保障與防衛力懇談會」，準備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ＮＳＳ）」和《新防衛大綱》。2014年1月7日，安倍政府宣布正式啟動國家安全保障局，7月1日以內閣決議修改過去的憲法解釋，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日本表明將為世界和平做出積極貢獻。

羅致政 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一、前言 形塑當前東亞安全與戰略格局最重要的兩股力量，是美國的「戰略位移」（Asia pivot）與中國的持續崛起。面對東亞地區所存在的許多衝突熱點（flash points），例如東海主權爭議、南海領土爭奪等，美中兩國的戰略互動與外交博奕是影響區域危機是否升級或緩和的關鍵因素。然而，美中兩國彼此之間的權力轉移（power shift），以及隨之引發的關係變化，才是左右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決定因素。卡普蘭（Robert Kaplan）在其《印度洋的季風》一書中即悲觀地表示，美國和新興大國（印度與中國）之間恐怕難逃歷史上「地緣政治的宿命」，既存霸權和新興強權將在海洋上展開無法避免的競爭與衝突。[i]卡普蘭更在《地理的報復》書中進一步指出，崛起的中國勢必會與美國爭奪西太平洋，而其爭奪的焦點即是南海和東海區域。[ii] 簡言之，中國由傳統陸權國家走向海權的戰略選擇，必然會挑戰到美國此一海權大國的領導地位，也一定會遭遇到美國所採取的反制與平衡，然而在陸地上難以找到足以並願意平衡中國崛起的力量時，在西太平洋推持海洋戰略優勢（不論是靠自我力量或強化同盟），就成了必要的選擇，使得美中之間的衝突也成了地緣政治的必然。然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則持不同的看法，認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若在全球化下捲入衝突甚至斷絶往來，其破壞力將遠遠超越冷戰時期的美蘇對峙。因之，他認為美中關係的未來，衝突是一種選擇而不是一種必要。[iii] 美中兩國無疑是主導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發展的兩大力量，也存在著傳統國際關係中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但另一個較少被討論的關係，則是美國與區域國家尤其傳統盟友之間的「聯盟困境」（alliance dilemma）。簡言之，大國面對小國的同盟有著「搭便車」（free-ride）與「牽連」（entrapment）的兩難，而小國追隨大國則面對被大國「背叛」（abandonment）或「牽連」（entrapment）的顧慮。如何平衡如此複雜的對外關係，是東亞國家所面臨的外交與安全挑戰，而各國戰略互動的結果，也是影響東亞區域安全的重要變數。 二、美國的「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政策 如前所述，中國在政治、經濟與軍事的持續崛起，已然成為華府必須面對的區域甚至全球課題。面對亞太局勢的變化，民主黨的歐巴馬（Barack. Obama）於2009年上任總統之後，隨即展開對亞洲政策的檢討與調整，新的亞太戰略也逐漸成形，歐巴馬政府決定重返亞洲（Asia pivot），並在軍事、外交與經濟上採取「再平衡」（rebalancing）的作法。所謂的重返亞洲或者再平衡，雖不明說但顯然是因應中國崛起的戰略作為。正如同2014年4月歐巴馬總統的亞洲行，雖然訪問日本、南韓、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四國行程中並沒有中國，但歐巴馬所到之處以及媒體關心的焦點，幾乎都是環繞著中國相關的議題，甚至都直指歐巴馬的「再保證」（reassurance）之旅有圍堵（contain）中國的強烈意涵。 檢視歐巴馬的第一任期，美國國務卿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於2009年7月訪問泰國時，正式提出「重返亞洲」的構想，而在2009年6月的第16屆東協區域論壇上，美國國務卿柯林頓（Hillary Clinton）代表歐巴馬政府簽訂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於2010年10月首次出席東亞峰會，接著於2011年成為東亞峰會的正式會員國。顯然美國的「重返亞洲」不僅是構想，更採取具體的行動。2009年11月，歐巴馬總統展開上任之後的首次亞洲之行，他在東京清楚宣示，「作為美國首位太平洋總統，我向你們承諾，美國這個太平洋國家，將加強並繼續維持我們在這個全球至關重要地區的領導地位。」[iv] 2010年1月，柯林頓在夏威夷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發表演說，高調宣布「我們回來了，我們將留下。」她明確指出美國的未來與亞太地區的未來息息相關，該地區的前途也取決於美國，而繼續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和戰略領導地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在這個區域的繼續存在也符合亞洲的利益。[v] 在2011年11月，柯林頓國務卿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上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專文，完整論述美國將戰略重心移往亞太的的主要內容，文章指出21世紀將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而在今後10年裡，美國外交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在外交、經濟、和戰略上，大幅增加對亞太地區的投入。此一戰略重心的轉移包括六個面向：加強美國在亞洲的雙邊同盟關係，深化與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工作夥伴關係，參與區域性多邊制度，拓展貿易和投資，擴大美國的軍事部署以及促進民主與人權。[vi] 隨後，2011年11月17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在澳大利亞國會發表演說，清楚列出美國在亞太地區秩序建構中所追求的目標與採取的步驟，這包括：確保亞太地區的安全、維持美國在該區域的軍事部署、重新參與區域性組織、與中國建立合作性關係、以APEC為平台建立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TPP）、拓展民主與人權。[vii] 簡言之，透過這些公開言論，華府高層已清楚描繪出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的戰略藍圖。 2012年1月，美國國防部發表《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順序》的報告，作為新的國防戰略指導。[viii] 報告指出，當美軍由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中撤出，美國面臨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變遷的地緣政治環境與改變中的財政結構下，必須仔細評估美國的國防戰略，而要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貿易的自由流通並保有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有絶大程度取決於美國的軍事優勢與部署。而從長遠看，中國崛起成為一個區域性大國將有可能以多種方式對美國的經濟與安全造成影響，而美國因應的作法則是推動「空海一體化」的戰略，並加強海上力量以應對「反介入/區域阻絶」（Anti-Acess/Area Denial）的能力。2012年6月，美國國防部長帕尼塔（L. Penetta）在新加坡香格里拉會議上公開表示，在2020年之前，美國計劃把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軍部署，從目前的五比五，變成六比四。[ix] 很清楚地，美國軍事力量的移往亞太地區是再平衡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項支柱。 回顧歐巴馬總統的第一任期，在政治上，美國政府高層透過對東亞地區的密集訪問，大幅提升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能見度。2009年2月，柯林頓初任國務卿的第一次國外訪問，就是以亞洲為出訪對象，這場「傾聽之旅」（listening tour）到訪了日本、印尼、南韓與中國等四國。柯林頓的四年國務卿任期，總共出訪112個國家，也成為美國史上出訪最多國家的國務卿，也是出訪最多亞洲國家的國務卿，2009年訪問17個亞太國家，2010年訪問20個亞太國家，2011年出訪19個亞太國家，而2012年也訪問了19個亞太國家，密集的出訪行程落實了在亞洲的「前沿部署外交」（forward-deployed diplomacy）。[x] 而前後兩任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和帕尼塔也多次造訪亞洲，並親自出席了每年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安全對話。除了強化傳統軍事同盟的關係之外，美國也積極展開了亞太區域內國家的安全合作與對話。 事實上，在2012年美國大選之前，美國內部即已出現一項輿論氛圍，那就是「重返亞洲」的政策，是口惠而實不至，而面對這樣的批評與質疑，在歐巴馬總統順利連任後，「亞洲再平衡」政策的推動似乎有更積極的傾向。歐巴馬在贏得2012年大選之後，旅即出訪緬甸、泰國、柬埔寨三國並出席東亞峰會，試圖展現其第二任期對東南亞區域的關注與承諾，而到2013年6月為止，歐巴馬總統任內已經到訪亞洲五次，即便是第二任期才上任的國務卿凱里（John Kerry）與國防部長哈格爾（Chuck Hagel）也已分別到訪亞洲五次，足證對亞洲地區的重視。 2013年3月11日，國家安全會議顧問多尼倫（Thomas Donilon）在亞洲協會發展演說，除了重申歐巴馬將在新任期持續推動「再平衡」戰略之外，並強調「正如我們發現美國在東亞的投入不足，我們認為在東南亞的投入尤其欠缺，我們正在糾正這種狀況。」[xi] 同年6月20日，被提名為東亞事務助卿的羅素（Daniel Russel）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任命聽證時表示，「再平衡戰略需要進一步平衡，美國與東北亞地區的關係已經發展成熟，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應該得到更多關注。」[xii] 其具體成效則是在2014年4月初，美國與東協國防部長在夏威夷舉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美國─東協防衛論壇」（The US-ASEAN Defense Forum），如同國防部發言人對這次論壇所做的註解，「我們視東協為此區域內的核心與戰略成員，這場我們在夏威夷所主辦的非正式會議，是展現此一觀點的機會。」此外，今（2014）年4月，歐巴馬更成為近五十年來第一位訪問馬來西亞的美國總統，更與馬國總理阿都拉薩（Najib Razak）簽署了全面夥伴關係，讓雙方在經濟、安全、教育、科技等面向上有更多的合作，推進兩國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簡言之，除了進一步強化與日本、韓國兩個東北亞盟友的傳統關係外，歐巴馬第二任期「亞洲再平衡」戰略的重點，置於補強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使得亞洲「再平衡」戰略能在東北亞與東南亞兩個區域連成一氣。同時，美國對於盟友在相關問題上的立場也採取更為支持的態度。最明顯的例子，即是歐巴馬政府對於美日安保涵蓋爭議的釣魚台群島的態度。2014年4月，歐巴馬總統在日本首相安倍的面前公開宣示，「我們對於日本安全的條約承諾是絶對的，條約第五條涵蓋日本行政管理下的所有領土，包括尖閣群島。」此外，美國也支持日本檢討對於行使集體防衛的相關限制，期待日本在國際安全議題上，發揮更大更積極的角色。而另一個存在主權爭議的南海地區，美國也更往菲律賓的立場靠近，2014年4月28日，雙方國防部長簽署了長達十年的『美國─菲律賓提升防衛合作協議』，到訪的歐巴馬總統也向菲律賓總統親自承諾，美國支持菲國將南海領土爭議交付國際仲裁的決定，甚至更意有所指的表示，領土爭議應該和平解決，反對任何恫嚇或脅迫。在這之前，2014年2月5日，美國亞太助理國務卿羅素 在國會聽證會上，更批評中國歷來來南海問題上所堅持的「九段線」主張「既沒有當代國際法根據，又成為南海局勢不穩定的來源。」 綜上分析，歐巴馬政府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在其第二任期似乎有更加深化與擴大的發展，其具體目標有三，首先是要在外交上平衡中國崛起所伴隨而來的區域影響力，其次是反制將美國排除在外的東亞經濟整合，並以TPP引導東亞的經濟一體化，最後則是在軍事上持續維護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優勢，並保有介入區域熱點的軍事能力，而總體的目標就是要在亞太地區「維持一個穩定的安全環境，加強以經濟開放、和平解決爭端、尊重普世權利和自由為基礎的地區秩序。」簡言之，將戰略重心移往亞洲，是當前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一環，而在經濟、軍事、外交及至於社會文化上，採取「再平衡」的策略，則是其具體的外交實踐。 三、亞洲國家的反應 […]

柯承亨 前國防部副部長 長島議員與金田理事這兩篇探討日本在亞太地區新安全保障政策的論文，是近年來罕見的佳作。 兩位先生的論文中，所提到的共通問題如下： 一、日本與台灣都是海洋國家，也同樣是民主國家，有共同的價值、共同的利害關係。確保海上生命線的安全暢通，對美日以及亞太區域都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二、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綜合國力的提昇，中國開始從陸權國家走向海權國家，不僅挑戰東海、南海既有的國際海洋秩序，也以建構具海洋作戰能力的大洋海軍為目標。 三、自1996台海危機以後，中國開始強化｢反介入/拒止能力｣(A2/AD能力)，以阻止國美在亞太區域兵力的投入，隨著各種新型機艦的增多部署與反艦飛彈精確打擊能力的提昇，這種｢反介入/拒止能力｣已越來越強。 四、美國面對國內經濟的疲弱、國防預算的刪減，對國際衝突介入的有心無力，日本應如何因應？如何建構新的安保政策？ 五、今年年底『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如何透過與美國的協調、緊密的合作，將區域的盟國與友好國家納入？ 長島議員的論文中，非常詳細的分析解放軍海軍從西元2000年以前僅具在中國海域活動的能力，到2004年11月中國核潛艇首度在日本領海潛航；2008年10月解放軍海軍首次穿越第一島鏈，此後逐年穿越日本輕津海峽、宮古海峽、沖之鳥島海域、大隅海峽、宗谷海峽等。足見解放軍海軍在東海、太平洋間出入路線的多樣化與越來越強的大洋巡航能力。 在東海與西太平洋如此，在南海爭議海域情況也相同。解放軍趁著去年與菲律賓在黃岩島之爭佔上風後，在南海爭議海域的動作也越來越大。今年五月間中國不僅開始在南海具有爭議包括赤瓜礁在內的數個島礁填海造陸，以擴大實質控制權。大動作的在西沙群島實施海洋石油鑽探作業，在引起越南極大的反彈出動30艘老舊公務船隻出面阻止後，中國竟運用百艘漁船群體干擾戰術，使越南政府疲於應付。 中國在南海運用這種漁船干擾戰術，係以低成本進行干擾與情蒐，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漁民基於民族主義衍生的自發性抗議。這將讓對手陷於兩難，如不處理將失去控制權；若用武力對付又會被國際抨擊攻擊平民，甚至使危機升級。 在今年9月2日中國中央電視台播放的新聞節目中，報導南京軍區在進行多層次防空演習的影片，竟有一些防空兵隱匿在漁船上，以便攜式防空飛彈攻擊靶機的畫面。可見未來無論在東海或南海海域如有衝突，解放軍海軍將會運用大量漁船遂行情蒐、干擾，甚至低空防空或消耗敵人彈藥等任務。 面對中國武力對海洋的擴張，長島議員認為吾等若不構築抗衡｢反介入和拒止能力｣的對抗力和抑制體制，那麼第二島鏈終將淪為中國的內海。日本、台灣、韓國、菲律賓都將被完全涵蓋在反介入和拒止的範圍。 長島議員論文中最值得吾人佩服也最值得台灣省思並以為借鏡的，是他主張日本的亞太戰略除深化日美同盟外，作為所有的前提是，需要日本獨自的努力。他認為最大的著眼點是日本應如何超越過度依賴美國而只反應（react）面對事態的被動態度，甚至應繼續活用美國的力量，積極地（proactive）形塑（shape）自國所需的國際環境。為此，他於防衛副大臣內提倡有關安全保障的｢八大改革｣。 這｢八大改革｣從民主黨執政的野田政府提出後，在重返執政的安倍政權繼續被落實，在此，我們看到日本政治家在安保政策｢只有國家，沒有黨派｣的胸懷。這｢八大改革｣中包括日本成立國安會、國防預算的增加、武器出口三原則的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容認行使這些都已落實，至於在今年年底要完成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重新修訂，對今後亞太安全形勢將具有深遠的影響。 金田理事的論文，一開始就從台灣位居國際海上交通樞紐，戰略地位對美、日的重要性，引申出強化美日同盟對台灣安全保障與防務的必要性。 由於曾任日本海上自衛隊艦隊司令官的優異資歷，金田將軍的論文中有更多軍事層面的分析。他認為台灣的地理位置雖具有戰略優勢，但當前執政的馬政府快速傾中，使得台灣的走向讓地域社會極為擔憂，幸而三月間的｢太陽花學運｣成為政治改革的契機。他甚至認為這使得中國與馬政權的統一政策受挫，強化台灣獨立志向的可能性日增。 金田理事的論文中，特別提到目前中國海空軍的能力，在質與量上已經超越台灣。他具體分析中國可能武力侵台的九種劇本，也點出儘管台海軍力平衡已經朝向對中國有利的方向傾斜，但中國若要侵台，仍然受到地形、天候、以及國際環境和政治的制約。中國侵台與否最大的顧慮並不是台灣的戰力而是美國的介入。 他更具體主張日美應再次共同認識台灣的｢政治價值｣與｢戰略價值｣，提昇命運共同體的意識，以阻止中國統一台灣的霸權野心。亦即日美台必須在海洋勢力共同合作，一起為阻止大陸勢力的中國向太平洋發展的海洋霸權而行動。 金田理事的論文中雖以美日台建立命運共同體為目標，但他也指出現實中由於日本對中的內荏外交，日本和台灣的關係非常曖昧。美日有強固的同盟關係，美國對台也有台灣關係法以支撐對台的防衛，惟獨台日之間的安保形成一個缺口，他因此主張台日未來應設法建立接近於日美澳般的｢實質準同盟關係｣（virtual semi-alliance）。 為此，他大膽建議，一旦台灣有事時日本應謀求與美國共同採取行動在軍事上支援台灣。美國更應表明日本的集體自衛權在必要時適用於台灣。為了尋求美日同盟在法制面對台灣的支持根據，金田理事更進一步主張在今年年底修訂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不將台灣排除在周邊有事之外，只要符合一定條件，台灣就成為｢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對象｣，最終目標則是日本要制訂『臺灣關係法』。 相對的，他也點出台灣在自我防衛決心與準備的不足。諸如一旦日本要同意對台行使自衛權時，台灣究竟算不算是｢國家｣？以及台日也存在釣魚台主權之爭是否會影響到日本集體自衛權的適用？ 金田理事在台灣自我防衛與安全保障也提出了具體的建言。他同時提出對台的期待，他期待台灣做為一個自由民主主義國家除要防衛自己外，還要認真提昇台灣周邊海域和海上通道的防禦能力。他尤其希望在南海議題上，台灣應明確說出與中國以歷史曖昧主張為依據的不同立場，如此，美日與國際社會都會大表歡迎，台灣藉此正式參加海上安全保障聯盟(MSA)也將成為可能。 長島議員與金田理事的論文中，對中國軍力的擴張與對國際海洋秩序的挑戰有著共同的憂慮。不論是長島議員所主張的台日兩國應有政治層級的戰略對話或是成立足以將台灣與中國都納入的亞洲版歐安組織；或是金田理事主張的在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將集體自衛權的使用納入台灣以及日本應制訂『臺灣關係法』。兩位先生對台日兩國共有利害、有共同價值觀、秩序觀，應強化兩國安保合作以對區域作出貢獻的主張，立場相當一致，他們對台灣的支持與期許更令人感佩。 為落實長島與金田兩位先生強化台日安保合作的理念，個人以為，以下幾個方向我們必須共同努力： 一、日本政府應解除或放寬不合時宜的台日官員互訪禁令。當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台灣陸委會主委都可互訪，當中國部長級官員與省領導高層都可絡繹不絕來台時，日本政府實應解除放寬對高層官員訪台的禁令，以儘速提昇台日交流。 二、日本政府應以反恐或海上救難的名義，正式與台灣建構反恐或海上救難的對話機制與例行演練。台灣與中國自2008年12月兩岸首度直航以來，雙方至今已經進行過三次海上救難演習。今年8月7日兩岸更出動550餘人，動用船艇20餘艘與救難直昇機數艘，將演練的場域從以前的「兩門」（廈門與金門）轉移至「兩馬」（馬尾與馬祖）。日本與台灣同為海洋國家，更應強化海上救難的演練。 三、台日應正式建立情報分享與安保對話機制。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則已解禁，短期內對台出售武器即使有困難，也應考慮在高科技的軍工技術或關鍵性零組件與材料上適度移轉台灣，以協助強化台灣的防衛能力。 四、在今年年底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中，應明確把台海周邊有事納入集體自衛權的行使範圍。日本政府應儘速研擬制訂臺灣關係法。 長期目標則是在亞洲成立可以將台灣與中國都納入的安保對話機制。在此之前，美日台三國應正式建構三方的情報分享與安保對話機制。

金田秀昭 岡崎研究所理事、前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隊司令官 對日本而言，台灣不僅是一衣帶水的鄰國，更是坐落在貫通亞太區域的國際海上交通樞紐，並位於顯著的航路收束點（choke point）。台灣這個鄰國攸關海洋國家日本的生存與繁榮，其戰略重要性是不言可喻的。同時，甚至不用從每次美國藉由軍事介入中台危機的歷史經緯就可以得知，對身為日本的盟友── 美國而言，台灣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中國戰略的關鍵夥伴，此點是無庸置疑的。在中國對亞太區域或台灣施加越來越大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壓力下，台灣以民主主義國家儼然存在。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持續發展的「政治價值」，加上台灣本來就存在的區域安全保障及國防上的「戰略價值」，對於美日兩國而言，台灣特別具有致命性的重要意義。 以下將敘述：先假設台灣被中國給控制住，進行分析會發生什麼情況或造成何種損失。藉由這些分析，便可明顯看出台灣對美日兩國或亞太區域的重要性，因而導出美日同盟強化和台灣的安全保障及防務關係的必要性。 第一，如果讓中國這個非民主的一黨專政國家統治台灣的話，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整體情勢將全面動搖，對各國的民主鞏固和發展，或透過民主程序的國家運作等各種內政及外交層面，都會產生惡劣影響。 第二，台灣民主主義的挫折將導致抗衡中國對東南亞國家施加壓力的防波堤崩潰與消滅，進而增加中國（中華）化骨牌效應的可能性。日本將喪失二次大戰以來在該地區努力構築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 第三，雖然台灣國民有被日本統治的經驗，但在亞洲也是個非常突出的國家，並且也是個對日本和日本國民深具好意的友好國家。放棄這個難得的真正盟友，日本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 第四，台灣的防衛是美國承諾的證明，因此台灣防衛上的失敗意指美國迴避其在國際政治上的重大責任，不可避免地將造成美國權威的下滑。 第五，由中國對台灣持續展現軍事力，阻礙區域戰略上最重要的台灣周邊海域的軍事及商業利用，成為對美國和日本來說可以被稱為生命線的軍用及商用海上通道的致命威脅。 對另一方的中國而言，台灣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東海和西太平洋邊界線的南西諸島與台灣本島相連，構成中國所謂第一島鏈的防衛線，因此包括大型轟炸機或水面艦艇、潛艇的中國海空軍部隊進出西太平洋時，都必須通過日本的南西諸島或台灣周邊海域。如果中國將台灣納入控制之下，就得到自由的戰略通航路線。如此一來，對中國而言，戰略上定位為「核心利益」的台灣，不僅擁有致命的重要意義，並且可以將中國控制下的台灣作為基點，在西太平洋持續展開強而有力的軍事力量。 國民黨的馬政權採取傾向中國的融和政策，但對自李登輝政府執政以來便享有自由開放民主主義的大多數台灣國民而言，都不希望被共產黨一黨獨裁國家的中國統治，無論是何種形式的統治方式。今年3月，馬政權試圖強制批准中台間旨在開放服務業市場的『服務貿易協議』，對馬政權抱持危機感的學生發起「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院阻止國會批准『服務貿易協議』。由於台灣國民大多數支持這個運動，明確表示反對中國推動的統一政策，使得中國與馬政權的目的遭到挫折。 勿寧說，台灣強烈希望與如同日本和美國這樣擁有共同價值觀的自由民主主義國家共生，並受到來自這些國家的強力支持。特別是在安全保障層面，台灣希望強化與日本和美國的關係。然而，中國和台灣的軍事平衡於近年來迅速倒向中國，來自中國的軍事壓力也正在逐步加強。現在是日本和美國再次共同認識到台灣的「政治價值」和「戰略價值」，提昇所謂「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時刻，日美台三國應該構築更進一步的安全保障及防衛合作，團結一心來共同阻止中國統一台灣的霸權野心。 那麼日本和美國應該採取何種對策較為妥當呢？兩國在1970年代與台灣斷絕正常外交關係之後，儘管有些曲折迂迴，美國仍透過『台灣關係法』以某種方式在安全保障與防衛層面繼續協助台灣。例如1996年的台海危機或其他類似危機，美國一再在中台衝突的危機之際，以武力牽制中國。但另一方面，日本可能是畏懼來自中國的壓力，尚未以作為一個國家的身份作出任何明確的支持。今日，美國在政治、經濟兩面的影響力開始出現變化，取而代之的是中國十分明顯且公然的霸權行為，在美中軍事平衡已經越來越不是美國絕對主宰的情況下，日本應該採取什麼對策呢？ 從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大陸勢力和海洋勢力對立的構圖來看，面對想在海洋獲得區域霸權的大陸勢力中國，除了在包括遼闊海域在內的整體局勢具有影響力的樞紐海洋勢力美國以外，就是同樣身為重要海洋勢力，並正面位於中國遠洋發展的日本和台灣。日美台必須以海洋勢力的身分下共同合作，一起為阻止大陸勢力的中國向太平洋方面發展海洋霸權行動。這是為維持與發展亞太區域民主及安定的環境所不可避免的。 日美台三國在地緣政治環境、地形條件、國土面積、語言、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性，但共同具備作為海洋國家的基本條件。其中一個共通點便是海洋國家的生存和繁榮有很大程度取決於海洋使用的自由性。透過海洋提供繁榮的基礎，日美台三國擁有共通的自由開放的民主主義國家體制。 不過，日美台三國在安全保障的關係並非是萬全的。日本和美國之間有強固的同盟關係，美國和台灣雖然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但透過『台灣關係法』在防衛裝備層面上存有實際上的支援關係。另外就像美國在1996年台海危機時緊急派遣兩支航母特遣部隊等行為，雖然有時美台兩國因各自的政權輪替而出現若干的「擺動不定」，但歷年來都能夠證實美台之間確實存在「實質性聯盟（virtual alliance）」。相較於美台的「雙邊關係」，日本和台灣的關係則顯得非常曖昧。其主要原因是日本對中國的軟弱外交。但今後不僅要重視日台之間經濟、產業及文化交流，在外交、防衛及保安等方面，台日關係至少要接近如同日美澳般的「實質準同盟（virtual semi-alliance）」，此點至關重要。 日本在第二次安倍政權下，於2013年12月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提出「基於國際協調原則的積極和平主義」的新國家理念。以此點為基礎，日本開始展現：「逐漸脫離戰後一貫持續的一國和平主義的束縛，在國際合作活動中，轉向提供與日本國力及國情相稱的貢獻」。以今（2014）年四月安保法制懇談會的答辯為契機，日本展開針對所謂灰色地帶的事態對應、構築國際和平活動、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或集體安全保障措施的參加等憲法解釋的議論，透過執政聯盟內部協議等方式，積極將討論場所轉移到國會，進而透過今年7月1日的內閣決議，正式提出容認「有限集體自衛權的行使」等的憲法解釋。今後，在它被納入今年年底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後，就可能在明年國會會期期間審議相關立法時進行討論。屆時，將台灣作為集體自衛權行使或集體安全保障措施的對象是必然的結果。而關於目前仍然停留在針對朝鮮半島局勢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或相關法制，也應該進行修訂，將台灣海峽事態列入範圍之內。 冷戰結束後，美國以其優異的軍事力量，以作為世界警察的身分為創造和維護全球和平提出不小的貢獻。但目前美國在國內外皆遇到許多挑戰，歐巴馬政權第二任期內，迷走於敘利亞、烏克蘭、伊拉克及以色列等接連不斷的國際問題，或者從美國對馬來西亞航空被擊落事件的對應來看，都可看出美國目前國際領導力明顯逐漸喪失。雖然美國形式上提出重視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政策方針，但在面臨大幅削減國防預算的窘境之下，要落實這項政策是很不容易的。面對這樣的現實，美國需要亞太區域的同盟國或友好國在安全保障層面提供過去所未曾出現的支援和協助規模。 然而，以今年五月中國突然在南海開始強行以大型海底勘探鑽機進行海底挖掘工作而引發中越衝突為契機，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明顯發生變化。在六月初的香格里拉會議上，包括這件議題在內，中國展現毫無停止跡象的霸權行為，因此美國國防部長黑格爾（Charles Hagel）直接點名批評中國。對於此點，不僅是日本和東協各國，連參加會議的歐美各國都明白並採取相同姿態，中國代表（國防部長拒絕出席，由層級較低的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出席）面對各種質問則無言以對。 在民主化方面，雖然台灣在美日台三國中是最慢的，但與中國一直維持政治和軍事的對等關係，並取得顯著的經濟發展，進而做為防止東南亞被中國（中華）化的防波堤。同時正如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台灣在地緣政治的戰略價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近幾年馬政權快速傾向中國的態度，使得台灣的走向讓亞太地區各國極為擔憂，但這次的「太陽花學運」成為政治改革的契機，一般認為會使台灣國民朝更自立的方向覺醒，並極有可能強化台灣的獨立志向。 如果觀察日中關係的現狀，存在釣魚台列島、東海專屬經濟區（EEZ）相關的日中境界線（中間線或大陸礁層）、沖之鳥島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定位（是島或是岩）等涉及領土或權益爭端的實際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最近中國對日本一再公然採取強勢對應。近年來，中國漁船在日本釣魚台列島領海對海上保安廳巡邏艇的故意衝撞、中國艦隊在西太平洋和東海的行動、與上述相關聯的大型轟炸機轟6的編隊飛行、早期預警機Y-8和無人偵察機等示威行動，可以說已經日益常態化。特別是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將釣魚台列島的所有權轉移為國有之後，中國海監或漁政等政府公務船（現在統一為海警）一再於釣魚台列島侵入日本領海、進行非法活動並讓海監所屬飛機侵犯日本領空，或者是中國海軍驅逐艦以FC雷達照射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單方面設定防空識別區（ADIZ）、無預警地異常接近於公海進行監視的自衛隊飛機等日本不容忽視的問題頻頻發生。 再看中美關係的現狀，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常為反映當時的世界局勢或國內情況，而改變美國本身對中國的態度。但基本上由於中國存在非民主的政治體制或「黨指揮槍」等體制問題，或是壓迫人權，保有或增強可能攻擊美洲大陸的彈道飛彈、海空軍力的強化而霸權式的進出海洋等行為，中國已成為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權力遊戲的競爭對手與最大的潛在對立者，進而讓美國加強對中國軍事力的警戒。 再看台灣與中國關係的現狀，中國一向主張「一個中國」的原則，採取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的立場。同時，中國將台灣定位為「核心利益」，並提出對台動武的三個條件： ①台灣宣佈獨立 ②外國佔領台灣 ③台灣當局長期無限期拒絕和平協議解決統一問題 在上述三點的基礎下，中國藉由政治恫嚇及軍事威脅的形式，一再表達武力統一台灣的可能性。 接著，以軍事為焦點來看美日台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圍繞迅速現代化的海軍和空軍部隊，中國不僅在東海與台灣周邊海域，甚至意圖對日本周邊海域、南海以及西太平洋展開霸權性的海洋進出。同時，近年來中國以海空軍兵力為中心將戰力急速的現代化，並毫無止境地試圖擴張本身勢力。目前中國海空軍的能力，不僅是在數量方面，在質的方面也已經超越台灣的海空軍兵力。特別是以台灣為射程範圍的短程彈道飛彈更是異常地快速增強，造成台灣國民極大的不安。 但是，當中國真的要入侵台灣時，它擔心的最大障礙不是台灣的戰力，而是美國的動向，特別是美國強大的海空軍事力量。也就是說，至少從軍事面的角度來看，中國也意識到兩岸關係與美中關係幾乎是同義詞。 要武力進攻台灣，中國就要有不惜與美國軍事對決的覺悟。關於軍事對決的形態，從地勢上來看，必然是要與海上或航空的軍事優勢有關。中國越是認真想攻打台灣，就越難以避免與美國海空軍力衝突。中國以不敗為目的整備進攻台灣戰略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與想要維持東亞及西太平洋軍事優勢的美國產生摩擦。因此，中國從以前就一直以統一台灣作為針對外界的藉口，實質上相較於台灣議題，中國更將中美之間的軍事對決置於最前方，進而著手真正的軍事整備。現在中國所謂的「反介入/拒止（A2/AD）」（2009年美國國防部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力》）的對美戰略構想中就呈現這樣的特徵。中國以確立在台灣周邊海域和西太平洋地區的阻止美國介入戰略為目標，以持續成長的經濟力為背景，逐步增強軍備。近年來中國的政治領導人甚至沒有試圖隱藏朝向霸權主義的國家意識。 中國在1980年代中期訂立「近海防禦戰略」，其後就朝這個方向發展。中國將連接南西諸島、台灣、菲律賓以及婆羅洲的第一島鏈視為絕對防禦線，一面在內側的南海及東海的島嶼部構築軍事據點，另一面則展開包括強襲兩棲攻擊能力在內的各種軍事力量（包括海上民兵、海岸警衛隊等準軍事部隊）。緊接著，中國再劃定排除他國軍事利用但自己可以加以管理的海域，即所謂「拒止（AD：Area Denial）」的構想。AD成為中國在東海及南海採取強硬且強壓行動的原理。最近中國的官方見解是視為這些海域為與台灣相同的層次，並稱其為所謂的「核心利益」。 另一方面，在第一島鏈防禦線外側的西太平洋海域，則是採取阻止美國海空軍接近的「反介入（A2：Anti-Access）」構想，以現代化和增強航空母艦、核潛艇、隱形戰鬥機及長程轟炸機等海空軍力量為首，大幅提高中長程地對艦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太空武器及網絡戰的能力。除了這些之外，中國也一直保持著游擊戰、指令戰或布雷等傳統的非正規戰爭能力。換句話說，中國以實現構成第一島鏈防禦線內外雙重防衛態勢的A2/AD構想為目標，謀求增強軍事力量和軍事基地。根據最近美國國會的報告，中國計畫在2020年達成世界第一的艦艇建造數量的同時，並追求達到俄羅斯現在的軍事技術水準，並希望於2030年達到美國現在的軍事技術水準。 台灣馬英九總統提倡「固若磐石」的國防建設方針以及「防衛固守、有効抑止」的軍事戰略，將總兵力大幅削減，並計畫於2014年底將原本由徵兵制和志願役構成的台灣軍，改造成全面志願役的募兵制。以下是我所理解的台灣軍兵力現狀。 台灣陸軍由21萬5千人構成3個軍團的39個旅和3個旅的海軍陸戰隊，此外還包括在緊急情況時陸、海、空軍合計可以投入約165萬人的後備部隊。在海上戰力方面，有從美國購買的紀德級驅逐艦，最近將再從美國引進佩里級護衛艦。航空戰力則擁有F-16A/ B型戰機、幻象2000戰鬥機以及經國號戰機。台灣軍雖然重視先進科學技術的引進以及聯合作戰能力的整備，但裝備的現代化仍然是一個緊迫的課題。美國國防部雖然迄今基於『台灣關係法』出售武器給台灣，但台灣方面希望購買的F-16C / D戰機或潛艇則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未來的動向值得關注。 近幾年，中國軍事力量一直快速提升的結果，讓中國和台灣的軍事平衡整體朝向對中國有利的方向，未來台灣自己的軍隊現代化以及美國對台軍售等將成為關鍵。 若比較中國和台灣軍事力的現狀： ①中國登陸入侵台灣本島的能力雖然是有限的，但近年中國如建造大型登陸艦等，謀求提高登陸入侵的能力。 ②在海軍和空軍力量方面，中國在數量上是壓倒性的優勢。在質的方面，最近幾年中國海空軍的現代化相當顯著。 ③中國已經擁有許多將台灣納入射程範圍的短程彈道飛彈，但台灣缺乏有效應對的手段。 再看台灣本島周邊的作戰區域的特徵： ①靠近中國的金門、馬祖、澎湖群島雖然設有要塞防衛，但也住有不少居民。 ②台灣海峽的船艦通航寬度約130〜160公里，全域水深在100公尺以下，由於過淺而不適合潛艇行動，在颱風季節的渡海或空中作戰都會變的很艱難。 ③在台灣本島周邊，西岸部分幾乎都是淺灘且泥濘的狀態，因此登陸作戰難度非常高，特別是徵用民間的漁船商船進行登陸時會更顯得困難。 ④在台灣本島，政治經濟中心、重要軍事基地及主要交通網都主要集中在西部，目前東部地區的軍事基地及交通網正在開發中。 ⑤台灣東部（與那國島西方）海峽及巴士海峽，船艦通航寬度事實上等於是無限制的，水深都高於百米以上，適合潛艇行動，但在颱風季節的水上及航空作戰都有困難。 […]

金田秀昭 岡崎研究所理事、元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隊司令官   台湾は、日本にとって一衣帯水の隣国であるのみならず、地域を貫通する国際的に枢要な海上交通路における顕著な航路収束点（チョークポイント）に位置しており、隣国である海洋国家日本の生存と繁栄にとって、その戦略的な重要性は論を待たない。日本の同盟国である米国もまた、中台間に危機が生じるたびに軍事介入してきた歴史的経緯を見るまでもなく、台湾を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対中国戦略上の枢要なパートナーとして見ている事は疑い無い。中国が、地域や台湾に対し、政治、軍事、経済面での圧力を強めている中で、台湾が民主主義国家として厳然として存立しつつ、先進国家として発展を続ける「政治的価値」と、台湾が固有に持つ地域安全保障・防衛上の「戦略的価値」とは、取り分け日米両国にとって致命的に重要な意義を持っている。 このことは次に述べるように、台湾が中国の支配下になったと仮定した場合、どのような状況が生起し、何を失うかということを分析すれば、日米両国や地域にとっての台湾の重要性が明白となり、日米同盟と台湾の安全保障・防衛上の関係強化の必然性が導き出される。 第1に、中国という非民主的な一党独裁国家により台湾が支配されることになれば、東アジア・西太平洋地域全体で動揺が広がり、各国の民主化の定着や発展、民主的プロセスによる国家運営など、内政、外政の何れにも悪影響を及ぼす｡ 第2に、台湾における民主主義の挫折により、中国の東南アジア諸国への圧力に対抗する防波堤が決壊、消滅する結果、ドミノ的に中国（中華）化が進捗する可能性が高まり、戦後営々と築き上げてきた同地域での日本の政治的・経済的影響力を喪失する。 第3に、台湾国民は、日本による統治という経験を有しながらも、アジアの中でも突出して、日本および日本国民に好意を寄せる友好国であり、この得難い真の友邦を見捨てることに伴う損失は計り知れない。 第4に、台湾防衛は米国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の証しであり、この失敗は米国の国際政治上の重大責任の回避を意味し、米国の権威失墜は不可避となる。 第5は、台湾への中国軍事力の常続的プレゼンスにより、地域戦略上、最重要な台湾辺海域の軍事、商業利用が阻害され、日米両国にとって生命線とも言うべき軍用、商用海上交通路への致命的な脅威となる。 一方の中国にとっても、台湾は戦略的に重要な意味を持つ。東シナ海と西太平洋の境界線となる南西諸島は台湾本島と接し、中国のいう第１列島防衛線を構成しており、大型爆撃機や水上艦、潜水艦を含む中国海空軍部隊が、西太平洋方面に侵出する際には、わが国の南西諸島列島線か台湾周辺海域を通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中国が台湾を支配下におけば、自由な戦略的通航路を得たことになる。このように中国にとっても、「核心的利益」とする台湾の戦略的位置づけは、致命的に重要な意味合いを持つだけでなく、何としても中国の支配下に置いて、台湾を基点に、有力な軍事力を常続的に西太平洋に展開したいと考えることであろう。 国民党の馬政権は、中国に傾斜した融和政策をとってきたが、李登輝政権以来、自由で開かれた民主主義を享受してきた大多数の台湾国民は、如何なる形にせよ共産党による一党独裁国家である中国の支配下に入ることは望んでいない。本年3月、中台間のサービス分野の市場開放を目指す「サービス貿易協定」を強権的に批准しようとした馬政権に対し、危機感を抱いた学生活動家の「ひまわり運動」によって立法院が占拠され、批准は阻止された。台湾国民の大多数は、この運動を支持することにより、中国の進める統一政策に明確に反対する意思を表明し、馬政権と中国の目論見は挫折した。 台湾は、むしろ日米など価値観を共有する自由民主主義国家との共生や、これら諸国からの力強い支援を強く望んでおり、とりわけ安全保障面では、日米との関係強化を望んでいる。しかしながら、中台の軍事バランスは、近年急速に中国優位に傾いており、中国からの軍事的圧力も次第に強まりつつある。今こそ、日米両国は、台湾の持つ「政治的価値」と「戦略的価値」に関する認識を改めて共有し、いわば運命共同体的意識を高め、日米台３国の、より踏み込んだ安全保障・防衛協力関係を構築して、一丸となって中国による台湾支配の覇権的野心を阻止すべきである。 ではそのために、日米両国は、如何なる対応策を採れば良いのか。両国は、1970年代に台湾との正常な国交を断絶したが、曲がりなりにも米国は、台湾関係法により安全保障・防衛面での台湾支援を続けており、1996年の台湾海峡危機など、繰り返された中台衝突の危機に際しては、実力を持って中国を牽制してきた。しかし一方の日本は、中国からの圧力を恐れる余りか、国家としての明示的な支援は一切なされてこなかった。今日、米国の政治、経済、両側面での影響力に翳りが見え始め、代わって中国のあからさまな覇権的振る舞いが目立ち、米中の軍事バランスも、米国絶対優位とまでは言えなくなって来た状況下において、日本が採るべき方策は何か。 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大陸パワーと海洋パワーの対立という図式で見た場合、海洋にも侵出して地域の覇権を獲得しようとする大陸パワー中国に対し、広大な海域を含む地域全体に影響力を持つ枢要な海洋パワーである米国とともに、重要な海洋パワーとしての位置付けを持つのは、中国の外洋進出の出口正面に立ち塞がる日本と台湾である。日米台は、海洋パワーとして、一致して大陸パワー中国の太平洋方面における海洋覇権を阻止すべく連携して行動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れは地域の民主的かつ安定的な環境を維持し発展させるためにも必須だからである。 日米台の３カ国は、地政学的環境、地勢的条件、国土面積、言語、民族、宗教、文化などの面で、異なる特性を有する一方、海洋国家としての基本的条件を共有し、国家の生存と繁栄を、海洋の自由利用に大きく依存するという共通点を有している。海洋を通じた繁栄の根拠を提供するものは、日米台に共通する自由で開かれた民主主義という国家体制である。 しかし日米台３カ国の安全保障上の関係は万全ではない。日米間には強固な同盟関係があり、米台には正式な国交関係はないものの「台湾関係法」による防衛装備面での事実上の支援関係が存在し、また1996年の台湾海峡危機時の２個空母機動部隊の緊急展開など、時々の政権による若干の「揺れ幅」はあるものの、米台が「実質的な同盟（Virtual Alliance）」関係にあることは立証されてきた。この「２辺」に比較し、日台の関係は、極めて曖昧である。この主因は､日本側の対中弱腰外交に基づくものであるが､今後は経済、産業、文化といった面での交流のみならず、外交、防衛、保安などをも含め、少なくとも日米豪のような「実質的な準同盟（Virtual Semi-Alliance）」に近づけていくことが肝要である。 日本は第2次安倍政権下、2013年12月に策定された「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示された「国際協調主義に基づく積極的平和主義」という新たな国家理念に基づき、戦後一貫して続いた一国平和主義の呪縛から漸く脱却し、国際協力活動において国力、国情に見合った貢献をする方向に転ずる国家意思を示し始めた。本年4月の安保法制懇の答申を契機として、いわゆるグレー・ゾーン事態や国際平和構築活動、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や集団安全保障措置への参加を巡る憲法解釈を巡る論議が、与党内協議など国会に場を移して活発化し、本年7月1日の閣議決定により、「限定的な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等を容認する憲法解釈が正式に示された。今後は、年末の日米防衛協力指針の改訂に取り込まれたのち、来年の通常国会での関連法制の審議へと結びつくこととなっている。この際、台湾を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や集団安全保障措置の対象としてみなすのは当然として、現状、朝鮮半島事態を想定するに留まっている日米防衛協力指針や関連法制については、台湾海峡事態も視野に置く形で改訂されるべきである。 米国は冷戦終了後も、その卓越した軍事力により、世界の警察官として、グローバルな平和の創生と維持に少なからず貢献してきたが、目下、国内外に多くの課題を抱える中にあって、第2次オバマ政権は、シリア、ウクライナ、イラク、イスラエルと続く国際問題での迷走やマレーシア航空機撃墜事件への対応ぶりに見るごとく、今や国際的な指導力を著しく失いつつある。同政権は、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を重視する政策にシフトするとの方針を形式的には見せているものの、国防費の大幅削減などを迫られる中で、その実現は容易ではなく、実現に向けては、地域の同盟国や友好国による、かつて無い規模の安全保障面での支援、協力を必要とする状況にある。 しかし本年5月、南シナ海で突然強引に開始された中国側の大型海底探査リグによる海底掘削作業に関連して生起した中越衝突を契機に、米国は、明確に対中姿勢を変化させた。6月はじめのシャングリラ会議で、ヘーゲル国防長官は、本件を含めた中国の止まることのない覇権的振る舞いについて、中国を名指しで非難した。これに対して、日本やASEAN諸国のみならず、欧米参加者なども同調する姿勢を鮮明にし、中国代表（国防部長は招待を断り、格下の人民解放軍副総参謀長が出席）が質問攻めに会い、立ち往生する始末となった。 台湾は、民主化という点については3国の中で最も後発であるが、中国との政治的、軍事的対立関係を維持したまま、目覚しい経済的発展を遂げ、東南アジアの中国（中華）化の防壁として存在し、また既に触れたように、その地政学上の戦略的価値は疑いも無く大きい。しかし、最近では馬政権の急速な中国よりの姿勢が見られ、その成り行きが地域社会から心配されていたが、今回の「ひまわり運動」が政治改革の契機となって、台湾国民をより台湾自立の方向に覚醒させ、台湾の独立志向を強固なものにしていく可能性が高いと考えられる。 日中関係の現状を見ると、尖閣諸島、東シナ海の排他的経済水域（EEZ）に係る日中境界線（中間線か大陸棚か）、沖ノ鳥島の国連海洋法条約上の位置付け（島か岩か）など、領土や権益に絡む係争が現実問題として存在し、最近これらの問題に関して、中国が日本に対し、あからさまに強圧的な対応を繰り返すようになった。近年は、尖閣諸島領海内での中国漁船の海保巡視船への意図的衝突、東シナ海や西太平洋での中国艦隊の行動や、この動きと連動した大型爆撃機H－6の編隊航行、早期警戒機Y―8や無人偵察機などによる示威行動などが常態化している。特に2012年9月の日本政府による尖閣諸島の所有権移転後は、海監や漁政などの政府公船（現在は海警に統一）による尖閣諸島での再三にわたる領海侵犯や不法活動、海監所属機の領空侵犯などに加え、中国海軍フリゲート艦による海自護衛艦へのFCレーダ照射、独善的な防空識別区（ADIZ）の設定、公海上で監視飛行中の自衛隊機への無警告異常接近など、日本にとって看過できない問題が頻発している。 米中関係の現状を見ると、米国は、冷戦終了後、その時々の世界情勢や米国内事情を反映する形で、対中国姿勢を変化させてきたが、基本的には、その非民主的政治体制、党に隷属する軍といった体制的問題や人権弾圧、米大陸を攻撃可能な弾道ミサイルの保有やその増強、海空兵力強化を伴う覇権的な海洋侵出などから、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米国のパワーゲームの競争相手、最大の潜在的対立者として位置付けており、中国の軍事力の強化を警戒している。 中台関係の現状を見ると、中国は、台湾は中国の一部であり、台湾問題は中国の内政問題であるとの立場で、「一つの中国」の原則を主張してきた。同時に中国は、台湾を「核心的利益」と位置づけ、台湾への武力行使の条件として、①台湾の独立宣言、②外国による台湾の占領、③台湾当局による統一問題平和解決協議の無期限の拒否、の三点を示すなど、政治的恫喝や軍事的脅迫という形で、台湾の武力統一の可能性も繰り返し表明している。 軍事面に焦点を当て、日米台と中国の関係を見るとどうなるか。 中国は、東シナ海や台湾周辺海域のみならず、日本周辺海域、南シナ海、西太平洋への覇権的な海洋侵出を図り、また近年は、海空軍兵力を中心に戦力を急速に近代化し、止め処なく勢力の拡張を図っている。現時点では既に、海空軍の能力は、量のみならず、質的にも台湾の海空軍兵力を凌駕している。特に、台湾を射程に収める短距離弾道ミサイルの異常に速いテンポでの増強は、台湾の国民に多大な不安を与えている。 しかし中国が台湾に本格的に侵攻する際に、最大の障害となると意識しているのは、台湾の戦力ではなく、米国の動向、特にその強大な海空軍事力である。即ち、中台関係は、少なくとも軍事面から見れば、米中関係とほぼ同義であると認識すべきである。 台湾攻略のためには、中国は、米国との軍事対決をも辞さない覚悟が必要となるが、軍事対決の様相は、地勢的に見て、必然的に海上や航空における軍事的優勢（海上・航空優勢）を巡るものとなる。中国が台湾攻略に本気になればなるほど、米国の海空軍事力との衝突は避け難くなる。中国が台湾攻略における不敗の態勢整備を進めていこうとする過程で、東アジア・西太平洋での軍事的優位を維持しようとする米国との摩擦が顕在化していくことは不可避となる。そのため中国は、以前から、対外的には台湾統一を口実としつつ、実質的には台湾の先、即ち米軍事力との対決を念頭において、本格的な軍事力の整備に着手してきた。現在では、近接阻止・地域拒否（A2/AD）と称される対米戦略構想（2009年米国防省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国の軍事力」）にその特徴が示されるように、台湾周辺海域や西太平洋における対米阻止戦略の確立を目指して、成長を続ける経済力を背景に軍備を増強しつつあり、近年の政治指導者は、覇権主義に突き進む国家意識を隠そうともしない。 中国は、1980代中期に「近海防御戦略」を立案し、以後それを発展させてきた。南西諸島、台湾、フィリピン、ボルネオ島を結ぶ第一列島防衛線を絶対防衛線とみなし、その内側にある南シナ海や東シナ海の島嶼部に軍事拠点を構築する一方、現在では強襲揚陸能力を含む多種多様な軍事力（海上民兵、海警などの準軍事力を含む）を展開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にして軍事的に他国の利用を拒否し、自らが管制可能な海域に仕立て上げる「地域拒否（AD：Area Denial）」構想を打ち立てており、南シナ海や東シナ海での中国の強引かつ強圧的な動きの原理となっている。最近では中国の公的な見解として、これら海域も台湾と同様に「核心的利益」と呼称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一方、第一列島防衛線の外側の西太平洋海域では、米海空軍力の接近を阻止する「近接阻止（A2：Anti－Access）」構想を有しており、航空母艦、原子力潜水艦、ステルス戦闘機、長距離爆撃機などの海、空軍力の近代化、増強をはじめ、中・長射程の対地・対艦用の弾道・巡航ミサイルや、宇宙兵器、サイバー戦能力を大幅に強化している。これらに加え、ゲリラ・コマンドウや機雷敷設など、従来型の非正規戦能力も維持している。即ち中国は、第一列島防衛線の内外に二段構えの防衛態勢を構成するA2/AD構想の実現を目指し、軍事拠点や軍事力の増強を図っているのである。最近の米議会報告によれば、中国は2020年までに艦艇建造数で世界一となると同時に、ロシアの現在の軍事技術水準に達し、2030年には米国の現在の軍事技術水準に達するであろうと見積もられている。 台湾は馬英九総統が提唱する「固若磐石（磐石のように堅固）」の国防建設の方針のもと、「防衛固守、有効抑止」を内容とする軍事戦略を採り、総兵力を大幅に削減しつつ、徴兵および志願兵から構成されている台湾軍を、2014年末までに完全志願制に移行させることを目指していると理解している。小生の認識している台湾軍の現状兵力は、以下のとおりである。 陸上戦力は陸軍39個旅団および海軍陸戦隊3個旅団などの約21万5,000人であり、このほか、有事には陸・海・空軍合わせて約165万人の予備役兵力を投入可能である。海上戦力については、米国から導入されたキッド級駆逐艦に加え、近くペリー級フリゲートも導入する予定である。航空戦力については、F-16A/B戦闘機、ミラージュ2000戦闘機、経国戦闘機などを保有している。台湾軍は、先進科学技術の導入や統合作戦能力の整備を重視しているが、装備の近代化が依然として喫緊の課題となっている。米国防省はこれまで台湾関係法に基づき台湾への武器を売却しているが、台湾側が購入を希望しているF-16C/D戦闘機や潜水艦などについては進展が無く、今後の対応が注目される。 近年、中国が軍事力の近代化を急速に進めた結果、中台の軍事バランスは、全体として圧倒的に中国側に有利な方向に傾いており、今後は、台湾自身の軍事力の近代化や、米国による台湾への武器売却などが鍵となっている。 中台の軍事力の現状を比較すれば、①中国の台湾本島への着上陸侵攻能力は限定的であるが、近年、中国は大型揚陸艦の建造など着上陸侵攻能力の向上を図っている。②海・空軍力については、中国が量的に圧倒しており、質的にも、近年、中国の海・空軍力の近代化が著しい。③中国は、台湾を射程に収める短距離弾道ミサイルを多数保有しているが、台湾は有効な対処手段に乏しい。 台湾本島周辺の作戦地域の特徴を見ると、①本土に近接している金門、馬祖、澎湖諸島については、要害化されているが民間人も多数居住している。②台湾海峡については、艦船の可航幅は、130～160km程度であり、全般に水深100ｍ以浅で潜水艦の行動には不適であり、台風期には渡海･経空作戦は困難である。③本島周辺では、西岸はほぼ全面的に遠浅で、かつ泥濘状態であることから上陸作戦には非常な困難を伴う。特に民間徴用の漁･商船による上陸への利用は著しく困難を伴う。④本島においては、西部に政経中枢、重要軍事基地、主要交通網が集中し、東部では軍事基地、交通網を開発中である。⑤台湾東（与那国西）海峡及びバシー海峡では、艦船の可航幅は事実上無制限、水深は100ｍ以深であり、また急速に1,000ｍ以深となる海面に恵まれており、潜水艦の行動に適しているが、台風期には、水上･航空作戦は困難となる。 これらを踏まえれば、軍事的には、中国の台湾侵攻能力は急速に向上しつつあるものの、手段、時期、作戦正面等で制約を受けるとともに、少なくとも現在の国際環境を踏まえれば、政治的な考慮から、依然として限定的なオプションしか選択せざるを得ないであろう。 現時点で大規模な準備なしに実施できる軍事的オプションとしては、決定的な攻略ではない、懲罰的な意図を持って行うシナリオであり、①三戦を活用した精神的な抵抗意思の剥奪、世論の撹乱、②それらに連動した特殊部隊などによる破壊、擾乱、サイバー攻撃、電子戦、EMP攻撃、宇宙空間での対衛星攻撃等による台湾軍のC4ISR機能の破壊、③状況により、各種弾道・巡航ミサイルを台湾近海に撃ち込むなどの威嚇・恫喝などが考えられるが、台湾側の頑強な抗戦意欲があれば、侵攻目的を達成することは出来ないであろう。 しかし何らかの理由で、米国が台湾防衛意欲を失う気配を見せるなど、国際環境が劇的に変化し、更に中国が台湾侵攻に十分な能力を保持するに至ったと自覚した場合における、一定規模の準備、または本格的な準備を必要とする単独または複合の軍事侵攻オプションとしては、サイバー戦などの非正規戦を併用しつつ、④初期段階での台湾側要人、指導層、軍司令部などに対する「司令塔排除作戦」、⑤台湾航空基地、海軍基地、司令部組織などに対する奇襲的な各種ミサイル攻撃と航空攻撃、特殊部隊攻撃、場合により化学剤、生物兵器などの大量破壊兵器を一部使用した侵攻、⑥航空優勢獲得のための航空作戦、海上優勢獲得のための海上作戦、⑦その後の各種弾道・巡航ミサイルや爆撃機・戦闘機を併用した集中飽和攻撃による、台湾側兵力の漸減、機動運用の阻止、各種インフラ中枢、兵站集積地などへの攻撃、⑧全期間を通じた電子戦、サイバー戦、特殊部隊攻撃、台湾機の反撃に対する防空戦闘、宇宙空間からのEMP攻撃なども含めた対衛星攻撃、⑨海空優勢を確保し、台湾陸海空戦力を漸減した後、台湾本島への本格的経空･渡海侵攻、などが考えられる。いずれの場合も、中国としては、米軍が来援する以前に台湾の制圧という既成事実を作為するとともに、対米（日）軍来援阻止のための戦略核兵力、弾道･巡航ミサイル、近代的海空兵力を控置する必要がある。 では台湾の政治的価値と戦略的価値を踏まえ、日本の採るべき対応は如何にあるべきか。 繰り返しになるが、一衣帯水の隣国である台湾は、日本にとって地政学上も、戦略上も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ると同時に、北東アジアの海上交通路の隘路（チョーク・ポイント）となっており、日本や地域全体の安全保障上、重要な意味を持つ。仮に、台湾が中国によって政治的かつ軍事的に制圧された場合、日本は政治面、経済面のみならず、軍事面でも大きな打撃を受けることは自明の理であり、日本は台湾有事に際し、米国と共同歩調を図りつつ、台湾を軍事的にも支援するための行動を採るべきである。 ここで台湾有事における日米台の安全保障関係を考えた場合に重要となるのは、従来、日本政府が「権利は保有しているが行使できない」とする憲法解釈由来の神学論争から脱して、集団的自衛権の問題に現実的に向き合わねばならない。そして同盟国である米国は当然として、必要な場合に、台湾への「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を可能とする条件を明確化し、更に「武力行使の一体化」といった派生する問題も是正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幸い、前述した様に、安倍政権は本年7月1日、自公両党による与党内協議の末、「限定的な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等を容認する閣議決定を行い、関係法案の来年の通常国会への上程を目指す構えである。更に、本年末には、限定的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容認を盛り込んだ形で、日米防衛協力指針の改訂を行う運びとなっている。 従来、法制面で見てみた場合、日本が台湾に対する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を行う場合に問題となるのは、主に次の4点であった。即ち、①台湾は、国連憲章にいう「被攻撃国」すなわち「国家」であるのか、②これと関連し、日本と台湾の間において、日米安保条約のような特別な条約締結の必要があるのか、③尖閣諸島は台湾の領土であるとの台湾の主張は、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を正当化する要件としての「被攻撃国との密接性」を否定するものとならないのか、④同様に「自国防衛との相関性」を否定するものとならないのか、という点である。 今般の閣議決定においては、現憲法で認められる自衛の措置としての武力の行使は、次の３要件に該当する場合に限られるものと解されるとして、①わが国に対する武力攻撃が発生したこと、またはわが国と密接な関係にある他国に対する武力攻撃が発生し、これによりわが国の存立が脅かされ、国民の生命、自由及び幸福追求の権利が根底から覆される明白な危険があること、②これを排除し、わが国の存立を全うし国民の権利を守るために他に適当な手段がないこと、③必要最小限度の実力行使に留まるべきこと、を示した。今後、「個別的自衛権」及び「限定的な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に関する新３要件となる。 ここで、台湾を巡る緊急事態や有事をも想定しつつ、今後の日台安全保障・防衛関係のあるべき姿を求めて見た場合、今般の日本における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等に関する議論を踏まえた上で、今後、日本政府として取り組むべきことは、①今年末を目処に改訂作業が進んでいる日米防衛協力指針の中で、台湾を日米共同による防衛協力対象（周辺事態）から排除しないこと、②一定の条件が整えば、台湾を「限定的な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の対象とすること、③日米台の安全保障･防衛協力を進展させること、④究極的には、これらを総合した形で、日台関係基本法を制定することである。 更に、日米台３カ国は、近年、中台問題に余り関心を寄せなくなった国際社会に対し、台湾の政治的、戦略的重要性を十分に認知させるための努力を払うべきである。そのための有力な手段の一つとしては、国際的な海上安全保障グループの一員として台湾を参入させることが近道となる。即ち、世界を貫通するシームレスな海上交通路が何らかの形で妨害行為を受け、自由な航行が確保されない恐れが生じた場合などにおいて、広域の海洋安全保障協盟（MSA：Maritime Security Coalition）による協力活動の推進のために、台湾にも役割を分担してもらうことである。MSAは、日米が主軸となり、アジア･オセアニア･インド洋･中東・アフリカ・北極海など、枢要な海上交通路が所在する地域のメンバーで、日米台3国と価値観を共有する良識ある民主主義海洋国家、即ち、ASEAN諸国、豪州、インド、GCC・東アフリカ諸国、NATO・北欧諸国などにより構成される、緩やかであるが、シームレスかつグローバルな海洋安全保障「有志連合」である。 一方、日本として、台湾に安全保障・防衛面で期待するのは、自由民主主義国家としての自国の防衛に加えて、周辺海域やシーレーンの防衛能力向上の真剣な取組みである。台湾として、先ずは米国から導入中の強化されたC4ISR機能を有する海空を主体とする近代的装備の実際的運用に全軍が速やかに習熟して、「総合的な（Comprehensive）制海・制空能力」という近代戦遂行能力を獲得するための努力に国家の総意として邁進することが望まれる。その上で将来に向け、戦略的対潜戦遂行、広域情報収集、弾道・巡航ミサイル防衛、総合防空などの能力の保有に着意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る。そして何よりも大事なことは、台湾の国民の総意としての中国による統一阻止への強い団結力である。 「ひまわり運動」を契機として、今、台湾の民意は大きなうねりを伴って動きだしたと予感される。そこで台湾の皆さんから大きな反対の声が上がることを承知の上で、日台、日米台、あるいは地域や国際社会との関係改善を期待して、敢えて台湾に頼みたいことがある。 台湾は、中国の言う（元々1947年に当時の中華民国が主張した）南シナ海の11段線（現在は9段線とも10段線ともいう）の由来を、台湾自身の持つ法的な証拠を示して国際社会に明らかにし、南シナ海問題の抜本的解決に貢献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ことだ。南シナ海問題の根本的解決のためとして、米国からも声が上がっている。 台湾は、当時の領有権主張の法的根拠を国際社会に明確にした上で、国連海洋法条約など国際法に則した現時点での台湾の南シナ海における領有権主張を正当にアピー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ASEAN諸国は、既に領有権紛争を法に則して解決することに合意している。中国は、従来曖昧にしてきた南シナ海領有権等の主張や国内法体系について、2000年前の怪しげな古文書や10段線を境界線とした「新地図」などに一方的な正当性を求めるのではなく、近代の歴史や国際法に則した詳細かつ論理的な説明をする責任が出てくる。 台湾は厳然たる独立国家として、国際社会への正式な参入が許されるべきだが、中国の強烈な反対があり、国際社会からも余所余所しくされている。台湾が勇気を奮ってこの挙に出れば、国際社会は、台湾を良識ある独立国家として正式に受け入れるであろう。そのことによりMSAへの正式な参画も可能となる。今こそ本問題への抜本的な解決のため、台湾の決意が必要となっている。勿論、日米は大歓迎する。 […]

長島昭久 衆議院議員、前防衛副大臣   有史以來，日本是由海洋孕育文明的。日本從海洋獲得許多恩惠，同時被海洋保護，從跟海洋的密切關係中，構築日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國家也因而發展。日本毫無疑問是一個「海洋國家」。在歷史上曾經有一段時間，日本對於做為「海洋國家」或「大陸國家」有過迷惘 （參照1907年「帝國國防方針」），結果讓國家陷入破滅。然而，除了上述戰爭前或戰爭中的這段時期以外，日本仍然一貫是一個海洋國家。 日本每年進口約8億噸的原料，出口約1億6000萬噸的工業產品，事實上日本是製造五倍附加價值，進而貢獻世界繁榮的通商國家。這些進出口貿易的 99.8％是透過海洋進行通商交易。日本的國土約38萬平方公里（世界第61位），但卻擁有約國土12倍的專屬經濟區（EEZ），面積達到 447萬平方公里，居世界第6位。日本共有約6800多個島嶼，海岸線長度加總超過美國。同時，日本週邊海域有日本海溝等相當多的深海，深海總體積為世界第四位，水產業也是世界三大漁場之一，海底資源也埋藏甲烷水合物、熱液礦床、鈷等能源或礦物的可能性也極高。 因此，我們對日本地緣政治的思考必須立基於貿易立國的海洋國家，進而設想自己國家生存和繁榮的戰略，確定安全保障的方法。在這個意義上來看，在確保領土、領海及領空的主權和獨立的同時，從印度洋經過麻六甲海峽到南海和西太平洋超過12000公里海上航線的安全，對於日本而言，具有攸關國家存活的重要性。 然而，近年來，威脅這個海洋安全的事態頻繁發生。自去年以來，中國的專橫導致許多南海區域的相關爭議，而這些爭議都是因為中國試圖透過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並挑戰現存的國際海洋秩序。中國急速擴大和積極化以東海和南海為首的海空領域相關活動，特別是環繞著海洋利益的衝突問題，透過中國藉由武力企圖改變現狀等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採取的是高壓式的對應方式。在日本周圍的海空領域上，除了隸屬於中國海上執法機關的公用船或航空機間歇性地入侵日本領海或領空之外，中國海軍艦艇還以火控雷達照射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護衛艦，或是藉由戰鬥機異常接近日本自衛隊飛機。此外，還包括例如擅自設定「東海防空識別區」等妨礙公海上空飛行自由的危險行為，都可能導致不測事態發生。中國像這樣在東海的不講理行為並不是始於今日，若不參照中國迄今在南海引發的事態，將無法掌握中國於東海上的行動意義。 南海是海洋資源寶庫，除此之外，不只是對日本，對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各國而言，也是個海上航道集中交錯的重要海域。在這個南海地區，中國填補權力真空並擴大「戰略國界」（意指超越傳統國境概念的戰略領域，戰略國界更包括專屬經濟區在內）的動向，早就始於40多年前的越戰剛結束時。換句話說，美國於1973年越戰結束進而撤出軍隊之後，中國軍便在翌年立即入侵越南，佔領南海上的西沙群島。1979年，中國取代美國軍隊的角色，阻止蘇聯在金蘭灣的部署艦艇行動，並在1987年目送蘇聯軍隊撤出金蘭灣之後開始進駐南沙群島的島礁，從而在翌年與越南發生武裝衝突。尤有甚者，1991-92年美國軍方撤出菲律賓蘇比克海軍基地和克拉克空軍基地，中國立即頒布『領海法』。中國的『領海法』宣布南海的絕大部分（以及釣魚台列島、台灣）為其領土。1995年美國與菲律賓決定停止聯合軍事演習，並使『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實質空洞化，中國軍隊馬上佔領在菲律賓外海幾公里的南沙美濟礁。中國擴張「海洋國土」的行動，在翌（1996）年的春天達到一個高峰──中國在台海危機中公然以武力進行威嚇，但之後中國的擴張行為因美國的介入而暫時停下腳步，關於這點我會在後面加以敘述說明。 其後，由於2001年的911恐怖攻擊行動，使得美國和中國進入戰略蜜月期，在南海問題方面，中國與東協各國在2002年11月達成『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翌（2003）年10月簽署『朝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宣言』，再於翌（2004）年11月通過『行動計劃』，發表各國在南海行動規範的五年計畫。然而，中國在南海的合作態度並沒有辦法撐過10年。從2008年左右開始，中國再次強硬主張其在南海的主權和海洋權益，不僅透過海軍，中國也動員數個海上執法機構，物理性地妨礙其他爭端各國在南海的活動，以「九段線」主張在南海全境展開新的海洋攻勢。 中國像這樣以南海為首在海洋擴張「戰略國境」的行動，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家尼古拉斯‧史巴克曼（Nicolas Spykman）在60年前就已經提出過這個預言。他在所著的《美國的世界政治戰略》（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Balance of Power）一書中，當頭棒喝地明白指出：「中國現代化以後，將會趁著這個勢頭，讓增強軍備的中國在「亞洲的地中海」（連接台灣、新加坡和澳大利亞北部約克角的三角水域）威脅日本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地位…在這個海域中，不只存在美英日的海權力量（sea power），也可能被中國的空權力量（air power）所控制。」（筆者註：此處所說的空權力量不只是飛機還必須包括彈道飛彈以及巡弋飛彈）。 今日，GDP凌駕日本的中國，讓過去26年的軍費開支膨脹約40倍（過去10年成長4倍），光中國2014年發表的軍費預算就高達8,082億元（根據美國國防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及安全保障進展的年度報告》（2014年6月），中國2013年軍事相關支出估計超過1450億美元，但中國公布的國防開支還不包括向外國採購武器等主要支出），已經超過日本（約478億美元）軍費預算的三倍以上。特別要注意的是，這並不是漫無目的地配合經濟增長的軍備擴張，而是基於明確長期戰略的周詳計畫。 眾所周知的是，中國的海洋軍事戰略最早可追溯至1982年。戰略設計師是被稱為鄧小平右臂的海軍上將劉華清（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民解放軍海軍最高領導人）。根據劉華清策劃的「近海防禦戰略」（1985年修訂為「近海域積極防禦戰略」）指出：「解放軍海軍的作戰海域，在未來較長的時期，主要以第一島鏈和沿著該列島的沿海海域，以及第一島鏈內側的南海、黃海和東海為主。…隨著我國（中國） 經濟實力和科學技術水平不斷地提昇，海軍力量將更為強大，中國海軍的作戰海域會逐步擴大到第二島鏈和北太平洋海域。」中國基於這個戰略持續構築本身的海洋戰力。 中國海軍由以青島為根據地的北海艦隊、以靠近上海的寧波為母港的東海艦隊，以及以湛江為根據地的南海艦隊所組成，中國海軍艦艇如果要進入太平洋，即是從海南島通過巴士海峽，或是通過沖繩和宮古島之間的宮古海峽。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的活動到2000年前半年為止僅限於中國海域之內，但2004年11月中國藉由派遣中國核子潛艇在日本領海進行潛航任務以踏出中國遠洋行動的第一步，之後，中國於2008年10月首次以艦隊行動穿越第一島鏈，並穿過津輕海峽前往西太平洋，再繞經日本東岸後經過宮古海峽回港。接著，在2009年更進一步通過宮古海峽前往沖之鳥島海域。2012年4月，中國第一次東進通過大隅海峽，同年10月首次北上通過與那國島與西表島附近的仲之神島水域，2013年7月首次東進宗谷海峽。如此這般，從中國海軍艦艇部隊於東海・太平洋之間出入路線來看，中國傾向在包括日本北方在內的海洋地區持續嘗試各種多樣化路線，謀求提昇中國的遠洋拓展能力。同時，中國在2013年10月首次在西太平洋實施稱為「機動5号」的三大海軍艦隊聯合演習。此外，在東海也看到中國海軍艦艇活動的常態化，依據2014年2月19日《解放軍報》的報導，近年來中國海軍東海艦隊其中的某個部隊每年平均活動日數超過190日。 此外，關於中國政府公務船的動向，2008年12月中國國土資源部國家海洋局所屬「海監」船，在釣魚台列島周圍海域的日本領海進行徘徊、漂流等不被國際法承認的活動。此後，2011年8月和2012年3月及7月，發生「海監」船及中國農業部漁業局所屬「漁政」船入侵釣魚台領海事件。像這樣，「海監」船及「漁政」船近幾年逐漸活躍於釣魚台領海地區。在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完成釣魚台三島（釣魚台、北小島及南小島）的「國有化」程序以後，這些活動顯著更為積極，並持續間歇性地侵犯該處領海。2013年4月和9月，釣魚台領海同時被8艘中國政府公務船入侵。同時，2010年9月，在釣魚台列島附近的日本領海發生中國漁船衝撞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的事件。此外，2012年10月中國海軍東海艦隊與「海監」船及「漁政」船進行聯合演習，目的是維持和保護領土主權及海洋權益，並將海軍退役艦艇移交給2013年7月正式成立的「中國海警局」。從這些種種行為可以看出中國海軍同時從運用和裝備兩方面支撐海上執法機構。在這之中，不僅是東海，包括海軍艦艇在內的中國政府公務船在南海地區也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挑釁行動，例如：中國潛艦對越南和菲律賓的漁船及海上執法機構的異常接近（甚至也異常接近美國海軍的航空母艦），或者對美國海軍調查船進行干擾等等。 熟悉亞太地區海洋安全保障的美國海軍大學教授吉原（Toshi Yoshihara）指出，配置海軍艦艇作為後盾而將政府公務船推到前線的中國戰術，具有「抑制軍事衝突升高的效果，同時反覆透過政府公務船頑固地經常性巡視活動，能加強對手的戰略性消耗，進而施加一定壓力，掌控外交的主導權。」的效用。 中國透過人民解放軍與海洋執法機構的密切合作所構築的戰略環境，對我們而言，到底具有何種意義呢？我們回顧前述各種事例，應該共同認識到：中國的海洋擴張會給東亞地區地緣政治的權力平衡帶來驚人的衝擊。 時序拉回到距今18年前的1996年。準備踏入第二任任期的台灣李登輝總統實施了台灣首次的總統全民直選。由於擔心李登輝總統如果選贏可能會一鼓作氣推動獨立，北京政府對此極度警戒。為了對台灣人民施壓，中國在台灣海峽一再進行大規模的飛彈演習。相對於此，美國柯林頓總統立刻緊急派遣兩支航空母艦機動部隊（約20艘艦艇，120架飛機）趕赴台灣週邊海域以牽制中國。雖然面臨一觸即發的危機，但敵我實力之間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很快就被迫收起武器偃旗息鼓。由於有這次飽受屈辱的砲艦失敗外交，中國隨即進行驚人的軍事擴張。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中國海洋軍事擴張，造成我們現在面臨何種戰略環境？假設18年前的事情今天再度發生，歐巴馬政府市否能像當年一樣毫不猶豫地派遣航空母艦打擊部隊來到台灣海峽──更精確地說，是否能夠將航空母艦打擊部隊投入第一島鏈內側？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因為與18年前相比，中國海空軍擁有的「反介入／拒止能力（A2/AD能力）明顯提升。例如基洛級潜艇從當年的3-4艘到現在已超過40艘，配備超音速巡弋飛彈的最新銳現代級驅逐艦（Sovremenny-class destroyer）部隊從7-8艘到目前的40餘艘，第四代戰機從50架左右增加到超過560架。此外，據報導指出，中國正開發可精確擊中航空母艦的東風21（可能搭載核彈頭的中程巡弋飛彈）。從天空、海上到海底，透過遠遠超過美國遠征部隊的實力，讓中國具備可明顯阻礙美國介入的能力。此稱為「反介入」（anti-access）戰略。 同時，如果中國海軍照這種趨勢穩步推進其現代化計劃，那麼對美國的「拒止（denial area）」策略也可以很快地從第一島鏈擴展至第二島鏈。對美國及其盟友而言，這是有如噩夢的場景劇本。這簡直就是劉華清海軍上將於30年前所描繪的戰略本質，也是史巴克曼警告過的最糟狀況。此外，中國的最終目標絕不是在第二島鏈外側與美國海軍相抗衡而已。而是要確保中國海軍在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間廣闊海域的活動自由，也就是要確保其對制海權及制空權的掌控。這個海域的戰略價值是無法估量的。我覺得此點類似冷戰時期蘇聯將巴倫支海或鄂霍次克海視為聖域一般，中國考慮的是確保擁有對美國核武第二擊（報復）的能力。 換句話說，在這個海域部署核子潛艇，由其發射中國開發中的射程遠達8000公里的潛射彈道飛彈（SLBM）的話，就可以擊中美國大陸的任何地方。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中國在提高飛彈的命中精確度的同時，也拼命建造可以前線部署航空戰力的航空母艦（打擊部隊）。此外，為規避美國先進的警戒監視能力，中國海軍在海南島南部的三亞建設大規模潛艇基地。隨著這個地下基地的完成，中國的核子潛艇可以通過水中通道直接進出海洋，能在美國的偵察衛星無法探知的情況下，以潛航方式從南海穿過巴士海峽前進到西太平洋。 對於這個中國的這個動向，吾等若不構築抗衡中國「反介入和拒止」的對抗力和抑制體制，那麼第二島鏈內側最終將成為中國的內海。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日本、台灣、韓國及菲律賓都將被完全涵蓋在反介入和拒止的範圍之內。此外，中國到2000年代中期就已經與和印度以外的13個國家解決邊界爭端，其背後目的就是要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能夠集中全部精力整備朝向海洋（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進行擴大戰略縱深的相關要件。 從過去以來，中國就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孫子兵法作為其戰略根本。若中國逐步增強前述的「反介入和拒止」能力，進而將美國逐出亞太區域之外，最終結果就是從根本面完全顛覆亞太地區的戰略平衡。中國的手法有時是評估敵我雙方的實力關係後，以「脅迫（coercion）」方式強化自我主張，有時則是以壓倒性的力量為背景，讓週邊諸國陷於無助後再使出綏靖政策等方式來達成目的。中國透過上述巧妙地軟硬兼施，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最終目的就是要取代美國成為亞太地區的霸權。 當然，中國持續擴充「反介入和拒止」能力之前，美國當然不會拱手旁觀。看到如此令人擔憂的未來前景，歐巴馬政府在2012年1月發表明顯要將力量投入「亞洲太平洋基軸」的《美國國防戰略指導》，重新建構過去在中東投入反恐戰爭長達十年而疲憊不堪的美軍。這是兩年前的《四年國防政策審查》（QDR）中推出「海空一體戰鬥概念（Air-Sea Battle Concept）」的升級版。美國希望透過空中和海上的新型聯合作戰，讓中國持續保有的多元且大規模的「反介入和拒止」能力失去效用。也就是說，美國重新構築從美國本土投射至遠方的武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能力，特別是在面對中國「反介入和拒止」能力時，將原本脆弱的前線部署基地，變成「地理上分散且作戰存活性受到確保的基地，且此基地的政治功能也能持續運作」（2012年《美國國防戰略指導》）。 當考慮到日本的安全，當然會存在日本如何與美國的新戰略進行連動的尖銳問題。如果我們忽視這方面的努力，當然就會落入孫子兵法「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謀略。換句話說，近年來由於中國正是以「三戰（輿論戰、法律戰、心理戰）」加以迷惑對手（此即伐謀）；透過劉華清海洋強國戰略，分散美國武力投射能力（此即伐兵）；當美軍在緊急情況下延誤其援助時機甚或放棄前來援助時，便很難避免身為美國盟國的日本或台灣的不信任或猜疑，進而分化美日台的同盟關係（此即伐交）。要避免這種情況的唯一方法，就是美國要有確保對這個地區承諾的意念和能力。因此，日本也絕對不能忘記，自身在國防和外交兩方面的極度自助及努力是生死存亡的關鍵。 在此，我們要探討日本的亞洲太平洋戰略。先就結論而言，第一，做為所有要件的前提事項，即為日本獨自努力的必要性。第二，透過日美同盟的深化，建立穩定的戰略關係和重新構築新的秩序，此點極為重要。第三，為了強化亞太地區的合作連繫，日本必須讓自己的安全保障和外交戰略更為明朗化。 首先是關於日本獨自的努力。最大的著眼點是日本如何超越過度依賴美國而只是反應（react）事態的被動態度，甚至繼續活用美國的力量，積極（proactive）形塑（shape）自國所需的國際環境。在這方面，透過承接野田前政府政策的安倍晉三首相所提倡有關日本安全保障策略的「八大改革」，繼續達成劃時代的成果。再次重覆其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第二次安倍政權所構思的「八大改革」的幾乎所有內容，都是我擔任野田首相的外交和安全保障輔佐官時所起動的。安倍的「八大改革」在野田佳彥政權期間就開始著手進行的政策，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換句話說，從民主黨野田政府展開而為自民黨安倍政府所繼承的「八大改革」，正是明確證明我「外交和安全保障沒有執政黨和在野黨，只有國家利益」的政治信念的。我很自豪。以下概略介紹「八大改革」的輪廓。 第一是建立日本版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國安會）。此點明白記載在2010年底當時執政的民主黨政權的政策建議中。我們在首相官邸擬定外交及安全保障戰略，這個有關設置推動橫向聯繫的司令塔的構想，也是跨越黨派認真思考外交和安全保障的政治家的長年夙願。安倍政府就職的第一年，成立日本版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並由曾任外務事務次官（外交部次長）的谷內正太郎，出任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第一任局長，讓結合外交、防衛及警察官僚的組織，在首相官邸中樞內加以統整。 第二是國安會設立後的第一件任務，那就是擬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迄今為止，日本除由外務省（外交部）發行的《外交青書》和由防衛省（國防部）出版的《防衛白書》和《防衛計畫大綱》之外，並沒有像各國政府那樣對國內外闡明綜合外交及安全保障戰略的宣言性文件。基於長期的視野（以同時期改訂的《防衛計畫大綱》作為前提），日本首次擬定綜合安全保障戰略。日本安全保障戰略以安倍政府推動「積極的和平主義」的外交方針作為國家目標，闡明實現這些目標的明確路徑和手段。 第三是雖曾為野田政府的目標，但因被財政障礙阻止而無法實現。那就是增加國防預算。過去10年來日本首度增加國防開支，這些都配合新的《防衛計畫大綱》及《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中期國防建設計劃）。雖然日本將面對嚴峻的財政狀況，還要考慮更嚴苛的國際環境，但安倍政府以果斷的領導力毅然展開行動。因此，在日本謀求充實國防力量的同時，還要整備深化日美同盟所需的財政基礎。 第四為整備『特定秘密保護法制』，這也是沿襲民主黨政權啟動的專家小組的報告。『特定秘密保護法制』將迄今為止原本特定為國防秘密的秘密保護法制，擴大到外交、公安和反恐情報，透過以首相官邸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為首的政策部門聯繫，強化對部門整合的智能社群（intelligence community）的培育。透過此點，與以美國為中心的「五眼（Five […]

長島昭久 日本衆議院議員、前防衛副大臣   有史以来、日本は、海による文明を育んできた。海洋からさまざまな恩恵を受け、また海に守られ、海洋との深いかかわりのなかで政治、経済、文化を築き、国を発展させてきた。我が国は、まぎれもなく「海洋国家」である。歴史の一局面で「海洋国家」と「大陸国家」の二兎を追い（一九〇七年の「帝國國防方針」）、結果として国家を破滅に陥れたことがあった。しかし、そうした戦前戦中の一時期を除き、日本は一貫して海洋国家であり続けた。 我が国は、毎年約８億トンの原材料を輸入し、約１億６０００万トンの工業製品を輸出することにより、じつに５倍の付加価値をもって世界の繁栄に貢献する通商国家である。その輸出入の99.8％が海洋を通じての通商交易による。約３８万平方キロ（世界第６１位）の国土の約１２倍に上る４４７万平方キロの排他的経済水域（ＥＥＺ）は世界第６位であり、６８００の島々に沿って海岸線は米国より長い。しかも、我が国周辺海域は、日本海溝など深海が多く体積で比較すると世界第４位となり、水産業においても世界三大漁場の一つに数えられ、海底資源でもメタンハイドレードや熱水鉱床、コバルトリッチクラストなど高い可能性を秘めている。 したがって、我々は、日本が海洋国家であり貿易立国であるという地政学的特性を踏まえて、自国の生存と繁栄のための戦略を構想し、安全保障のあり方を決定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の意味で、領土、領海、領空における主権と独立の確保とともに、インド洋からマラッカ海峡を経て南シナ海および西太平洋に至る１２，０００キロを超えるシーレーンの安全は、我が国にとって死活的に重要だ。 ところが、近年、この海洋の安全が脅かされる事態が頻発している。昨年来、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の専横をめぐる紛争の数々は、力による一方的な現状変更を試みる中国による国際海洋秩序への挑戦の一断面に他ならない。中国は、東シナ海や南シナ海をはじめとする海空域などにおいて活動を急速に拡大・活発化させている。特に、海洋における利害が対立する問題をめぐっては、力を背景とした現状変更の試みなど、高圧的とも言える対応を示している。わが国周辺海空域においては、中国は、海上法執行機関所属の公船や航空機によるわが国領海への断続的な侵入や領空の侵犯のほか、海軍艦艇による海上自衛隊の護衛艦に対する火器管制レーダーの照射や戦闘機による自衛隊機への異常な接近、独自の主張に基づく「東シナ海防空識別区」の設定といった公海上空における飛行の自由を妨げるような動きを含む、不測の事態を招きかねない危険な行為に及んでいる。このような東シナ海での中国の理不尽な振る舞いは今に始まったことではないが、それ以前から南シナ海で起こった事象を抜きに東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の行動の意味するところを把握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南シナ海は、海洋資源の宝庫であると同時に、我が国のみならず米国はじめ世界各国のシーレーンが輻輳する重要な海域だ。その南シナ海では、力の空白を埋め、「戦略的国境」（従来の国境概念を超え、EEZを含む戦略的な領域）を拡大するという中国の動きが、すでに４０年も前、ヴェトナム戦争直後から始まっていた。すなわち、１９７３年にヴェトナム戦争が終結し米軍が撤退すると、翌年、中国軍はすかさずヴェトナムに侵攻し、南シナ海に浮かぶ西沙諸島を占領。７９年から米軍に代わってカムラン湾にソ連の艦艇が展開を開始すると動きを止めるが、８７年にソ連軍がカムラン湾から撤退したのを見届けるようにして、今度は南沙諸島に進駐開始。翌年にはヴェトナムと武力衝突を起こす。さらに、９１－９２年にかけてフィリピンのスービック海軍基地、クラーク空軍基地から米軍が撤退すると、中国はただちに「領海法」を公布。南シナ海の大半（および、尖閣諸島、台湾）を自国領域と宣言し、９５年を最後に合同軍事演習が中止となり米比相互防衛条約の空洞化が決定的となるや否や中国軍はフィリピン沖数キロにある南沙ミスチーフ礁を占領したのである。中国による「海洋国土」拡張行動は、翌96年春の台湾海峡危機におけるあからさまな武力による威嚇で一つのピークを迎えたが、後述する米国の介入によって足踏みさせられることとなった。 その後、2001年の「９１１テロ」をはさんで、米中が戦略的蜜月状態に入ると、南シナ海をめぐっても中国とASEAN諸国が2002年11月に「南シナ海における関係諸国行動宣言」に合意、翌03年10月には「平和と繁栄に向けた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宣言」に署名し、さらに翌年11月には「行動計画」が採択され、南シナ海における各国の行動規範を策定まで視野に入れた5カ年計画まで発表された。しかし、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の協調的な姿勢は10年と続かなかった。2008年ごろから中国は再び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主権や海洋権益をめぐる主張を強硬化させ、海軍のみならず複数の海上法執行機関を動員して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他の係争諸国の活動を物理的に妨害するなど、南シナ海をめぐる「九断線」の全域で新たな海洋攻勢に乗り出したのである。 このような南シナ海はじめとする海洋における「戦略的国境」を拡大して行く中国の動きを６０年も前に予言していたのが、米国の地政戦略家ニコラス・スパイクマンである。彼は、著書『世界政治における米国の戦略』（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Balance of Power）の中で、「近代化し、勢いをつけ、軍備を増強した中国は『アジアの地中海』（台湾、シンガポール、豪州北部のヨーク岬を結ぶ三角形の海域）で、日本だけでなく、西側諸国の地位をも脅かすことになるだろう・・・この海域が米・英・日のシーパワーでなく中国のエアパワーによってコントロールされることもあり得る」（筆者注：ここでいうエアパワーには、今日、航空機のみならず弾道ミサイルや巡航ミサイルも含めなければなるまい）と喝破した。 今やＧＤＰで日本を凌ぐに至った中国は、過去26年で軍事費を約40倍（過去10年で4倍）に膨張させ、2014年度の公表軍事関連予算は8,082億元となり（米国防省『中華人民共和国の軍事および安全保障の進展に関する年次報告』（14年6月）は13年の軍事関連支出を1,450億ドル以上と見積っているが、中国の公表国防費には外国からの兵器調達などの主要な支出区分を含んでいないとも指摘）、すでに日本（約478億ドル）の3倍を超えた。しかも注意を要するのは、漫然と経済成長に合わせて軍備拡張が行われているのではなく、それが確固たる長期戦略に基づく周到な計画に裏付けられている点だ。 中国の海洋軍事戦略は、周知のとおり1982年にまで遡る。設計者は、鄧小平の右腕と言われた劉華清提督（中国共産党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まで務めた人民解放軍海軍の最高指導者）だ。劉氏の策定した「近海防御戦略」（85年に「近海積極防御戦略」に改定）によれば、「海軍の作戦海域は、今後の比較的長い期間は、主に第一列島線と当該列島に沿った沿海海域および列島線以内の黄海、東シナ海および南シナ海である。・・・我が国の経済力と科学技術レベルが絶え間なく向上することに伴い、海軍の力はさらに強大なものになり、我々の作戦海域は北太平洋や第二列島線にまで徐々に拡大して行くだろう」とされ、その戦略に基づき中国の海洋戦力は営々と構築されてきた。 中国海軍は、青島を根拠にする北海艦隊、上海に近い寧波を母港とする東海艦隊、湛江に本拠地を構える南海艦隊からなるが、中国海軍の艦艇が太平洋に出る場合には、海南島からバシー海峡を経るか、沖縄と宮古島の間の宮古海峡を通ることになる。中国人民解放軍海軍の活動は、2000年代前半までは中国近海での活動に止まっていたが、2004年11月に中国原子力潜水艦が我が国の領海内を潜没航行したのを皮切りに、2008年10月には艦隊行動として初めて第一列島線を越え、津軽海峡を通って西太平洋に出てわが国を周回し宮古海峡を経て帰港した。さらに2009年には宮古海峡を通って沖ノ鳥島海域に進出。12年4月に、大隅海峡を初めて東進し、同年10月に、与那国島と西表島近傍の仲ノ神島の間の海域を初めて北進したほか、13年7月には、宗谷海峡を初めて東進した。このように、中国海軍の艦艇部隊による東シナ海・太平洋間の進出・帰投ルートは、わが国の北方を含む形で引き続き多様化の傾向にあるなど、外洋への展開能力の向上を図っているものと考えられる。また、13年10月には、西太平洋で初となる海軍三艦隊合同演習「機動5号」が実施された。このほか、東シナ海においては、中国海軍艦艇による活動が常態化しているとみられており、14年2月19日付『解放軍報』は、近年、中国海軍東海艦隊のある部隊の年平均活動日数が190日を超えている旨報じている。 さらに、中国公船の動向としては、尖閣諸島周辺のわが国領海において、08年12月に中国国土資源部国家海洋局所属の「海監」船が徘徊（はいかい）・漂泊といった国際法上認められない活動を行った。その後も、11年8月、12年3月および同年7月に「海監」船や中国農業部漁業局所属（当時）の「漁政」船が、当該領海に侵入する事案が発生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に、「海監」船および「漁政」船は、近年徐々に当該領海における活動を活発化させてきたが、12年9月のわが国政府による尖閣三島（魚釣島、北小島および南小島）の「国有化」手続き以降、このような活動は著しく活発化し、当該領海へ断続的に侵入している。13年4月および9月には、当該領海に同時に8隻の中国公船が侵入した。また、10（同22）年9月には、尖閣諸島周辺のわが国領海において、わが国海上保安庁巡視船と中国漁船との衝突事件が生起している。なお、12年10月には、中国海軍東海艦隊の艦艇が「海監」船や「漁政」船と領土主権および海洋権益の維持・擁護に着目した共同演習を実施しているほか、海軍の退役艦艇を13年7月に正式に発足した「中国海警局」に引き渡しているとみられるなど、海軍は、運用面および装備面の両面から海上法執行機関を支援しているとみられる。その間にも、東シナ海のみならず南シナ海においても、フィリピンやヴェトナムの海洋警察機関や漁船に対し、さらには米海軍の空母部隊に対し、中国潜水艦による異常接近や、米海軍調査船に対する妨害など、海軍艦艇を含む中国公船による挑戦的な行動が繰り返された。 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海洋安全保障に詳しい米海軍大学のトシ・ヨシハラ教授は、海軍艦艇を後詰に配備しつつ政府公船を前面に押し出す中国の戦術について、「軍事的なエスカレーションを抑制する効果とともに、政府公船による常続的な巡視活動を執拗に繰り返すことにより、相手に戦略的な消耗を強いることができ、一定の圧力を背景に外交的な主導権を握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その効用を指摘している。 このような人民解放軍と海洋法執行機関との緊密な連携によって中国がつくり上げつつある戦略環境は、われわれにとっていったい何を意味するのだろうか。端的な事例を振り返って、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地政学的なバランス・オヴ・パワーに与える中国の海洋進出の恐るべきインパクトについて認識を共有しておきたい。 時は今から18年前の1996年。台湾では二期目に臨む李登輝総統が初めて全国民による総統選挙を実施しようとしていた。北京政府は、李総統が勝てば一気に独立に突き進むのではないかと極度に警戒し、台湾国民にプレッシャーをかけるため、台湾海峡で大規模なミサイル演習を繰り返したのである。これに対し、クリントン米大統領は、ただちに二つの空母機動部隊（艦艇約20隻、航空機約120機）を台湾周辺へ急派し、中国を牽制したのである。一触即発の危機に直面したが、彼我の力の差は歴然。中国はほどなく矛を収め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この屈辱的な砲艦外交の敗北により、中国は凄まじい軍拡に乗り出すことになる。 1990年代半ばから始まった中国の海洋軍拡の結果、今われわれはいかなる戦略環境に直面しているのか。かりに18年前と同じことが今日起こったとして、オバマ政権は当時のように躊躇なく空母打撃部隊を台湾海峡―より正確には、第一列島線の内側―へ投入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あろうか。答えは否である。理由は明らかだ。18年前に比べ、中国の海空軍が擁する「敵の接近を停滞させ、拒否する能力（A2/AD能力）」が格段に向上しているからだ。たとえば、キロ級など新型潜水艦戦力は当時の3－4隻規模から40隻を超え、超音速巡航ミサイルを搭載した最新鋭のソブレメンヌイ級駆逐艦勢力も7－8隻規模から40隻を超えるとともに、第四世代戦闘機についても50機レベルから560機超へと大幅に増強してきているのである。加えて、ＤＦ21という核弾頭搭載可能な中距離巡航ミサイルは、空母を精密雷撃できる能力を開発中と伝えられる。空から、洋上から、海底から、米国の遠征部隊をはるかに上回る戦力で、その接近を著しく阻害す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った。これを、「接近拒否」（anti-access）戦略と呼ぶ。 そして、この勢いで現行の中国海軍近代化計画が着実に遂行されれば、やがて米国に対する「接近拒否エリア（denial area）」は第一列島線から第二列島線へと拡大されるであろう。米国およびその同盟国にとって、まさしく悪夢のシナリオだ。これこそが、劉華清提督が30年前に描いた戦略の本質であり、スパイクマンが警告した最悪の事態だ。しかも、中国の究極のターゲットは、決して第二列島線の外側で米国海軍と張り合うことではない。第一列島線と第二列島線の間に広がる広大な海域における中国海軍の活動の自由、すなわち制海・制空権を確保することに他ならない。この海域の戦略的な価値は、計り知れない。ちょうど冷戦下のソ連がオホーツク海やバレンツ海を聖域化したのと同様、中国が米国に対する核の第二撃（報復）能力を確保することにあると考える。 つまり、この海域に原子力潜水艦を潜ませ、そこから射程8000キロといわれる開発中の潜水艦発射弾道ミサイル（ＳＬＢＭ）を発射すれば、米大陸はどこでも狙い撃ちできる。それを可能にするために、中国はミサイルの命中精度を向上させるとともに、航空戦力の前方展開を可能にする空母（打撃部隊）の建設に血道をあげているのである。しかも、米国による高度な警戒監視能力をかいくぐるため、中国海軍は海南島南部の三亜に大規模な潜水艦基地を建設したのである。この地下基地の完成によって、中国の原子力潜水艦は水中トンネルを通って直接海へ出入りすることができ、米国の偵察衛星などに捉えられることなく潜航したまま南シナ海からバシー海峡を通って西太平洋へ進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 この中国の動きに対して、我々はその接近拒否（anti-access & area denial, A2/AD）能力を相殺するだけの対抗力、抑止体制を築かなければ、やがて第二列島線の内側までもが中国の内海になってしまうだろう。そうなれば、日本、台湾、韓国、フィリピンは、この接近拒否エリアに完全に埋没してしまうことになる。しかも、中国は、2000年代の半ばまでにインド以外の13カ国と国境紛争を解決し、もはや後背地を気にすることなく全精力を集中してその戦略的縦深を海（西太平洋とインド洋）に向かって思いっきり拡大し得る条件を整えたのである。 中国の戦略は、今も昔も「戦わずして勝つ」孫子の兵法を基本とする。上述したような接近拒否能力を増強させつつ、米国をこの地域から締め出すことにより、地域の戦略バランスを根底から覆そうとするものに他ならない。その手法は、時に彼我の力関係を見極めた上で自国の主張を「強要」（coercion）したり、また、圧倒的な力を背景に周辺諸国を無力感に陥れ宥和政策を引き出すなど、硬軟を巧みに駆使し、自らの影響圏を拡大し、究極的には米国に代わって地域覇権を握ろうというものだ。 もちろん、このような中国による「接近拒否能力」の拡大を前に、米国が拱手傍観し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この憂慮すべき将来見通しに立って、オバマ政権は、2012年１月、約10年に及ぶ中東でのテロとの戦いで疲弊した米軍を立て直し、「アジア太平洋・ピヴォット（基軸）」に注力することを改めて鮮明にした『米国防戦略指針』を発表。2年前に公表された「4年ごとの国防政策の見直し」（ＱＤＲ）で、打ち出した新たな構想「エア・シー・バトル・コンセプト」（Air-Sea Battle Concept）をアップデートした。空と海における新たな統合作戦によって、中国が保有しつつある多様で大規模な「接近拒否能力」を無力化してしまおうという戦略だ。すなわち、米本国から長躯投入される米軍のパワー・プロジェクション（戦力投射）能力を再構築するもので、とくに「接近拒否」能力の前に脆弱な前方展開基地を「地理的に分散させ、作戦上の抗堪性を確保し、政治的に持続可能な」（2012年米国防戦略指針）ものにつくり変えて行こうというものだ。 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を考えるとき、当然のことながら米国の新戦略といかに連動して行くべきかが鋭く問われることになる。我々がこの努力を怠れば、まさしく孫子の教える「上兵は謀を伐つ。其の次は交を伐つ。次は兵を伐つ。其の下は城を攻む」の術中に嵌まることになりかねない。すなわち、近年中国が仕掛ける「三戦」（輿論戦、法律戦、心理戦）によって幻惑され（つまり、謀を伐たれ）た上に、劉華清の海洋強国戦略によって米国のパワー・プロジェクション戦力が寸断され（つまり、兵を伐たれ）、有事に米軍の来援が遅れたり断念されたりするような事態に直面した場合、同盟国たる日本や台湾で米国に対する不信や猜疑が巻き起こることは避け難く、やがて同盟関係は分断され（つまり、交を伐たれ）てしまうに違いない。これを避ける唯一の道は、米国のこの地域へ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を意思と能力の両面で確保すること。そのためには、我が国自身による国防と外交の両面にわたる特段の自助努力が死命を制することを決して忘れてはならない。 そこで、我が国のアジア太平洋戦略が問われることとなる。結論を先に述べれば、第一に、全ての前提として日本独自の努力が必要だ。第二に、日米同盟の深化を通じた戦略関係の安定化と秩序の再構築が重要である。そして、第三に、そのような地域における連携を強化するための外交および安全保障戦略を明らかにする。 先ず第一に、日本独自の努力について。最大の眼目は、いかにして我が国が、過度な米国依存に基づき直面する事象に反応する（react）だけの受け身の姿勢を脱却して、米国のパワーを活用しつつも積極的に（proactive）自国にとって望ましい国際環境を形成する（shape）かに懸かっていよう。この点で、野田前政権を引き継いだ安倍首相が進める安全保障政策をめぐる「8大改革」によって、画期的な成果を上げつつある。大事なポイントなので敢えて繰り返すが、第二次安倍政権が取り組む「８大改革」のほぼすべてが、私が外交・安全保障担当の首相補佐官として仕えた野田佳彦政権時代に着手されたものばかりだという事実だ。すなわち、民主党野田政権から自民党安倍政権に引き継がれた「8大改革」こそは、私の政治信念である「外交・安全保障に与党も野党もない、あるのは国益のみ」の正しさの証であると自負している。以下、「8大改革」の概略を記す。 第一は、日本版の国家安全保障会議（NSC）の創設である。これは、2010年末の民主党政権化下おける与党民主党による政策提言に明記されたものだ。首相官邸に外交・安全保障戦略を策定し、これを関係省庁横断的に推進する司令塔を設置するという構想は、党派を超えて外交・安全保障を真剣に考えてきた政治家の長年の悲願でもあった。安倍政権は政権発足1年で、日本版NSCを創設し、外務事務次官を経験した谷内正太郎氏を初代NSC局長に迎え、外務、防衛、警察官僚を束ねる組織を官邸中枢に整えたのである。 第二は、そのNSCによる初仕事としての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の策定である。これまで我が国には、外務省の発行する『外交青書』や防衛省による『防衛白書』および『防衛計画の大綱』を除き、各国政府が公表しているような総合的な外交・安全保障戦略を内外に明らかにする宣言的文書を持たなかった。今回初めて、同時期に改定された『防衛計画の大綱』の前提となる長期的なヴィジョンに基づく総合的な安全保障戦略を策定し、安倍政権が推進する「積極的平和主義」の外交方針がめざす国家目標とその達成への道筋や手段を明らかにしたのである。 第三は、野田政権で目指したものの、財政の壁に阻まれて実現できなかった防衛予算の増額である。10年ぶりの防衛費増額は、新たな『防衛計画の大綱』および『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画』の策定と相俟って、厳しい財政事情にもかかわらず、さらに厳しい国際環境に鑑み、安倍政権のリーダーシップで断行された。これにより、我が国の国防力の充実が図られるとともに、日米同盟を深化させるための財政基盤が整えられることになるだろう。 第四の「特定秘密保護法制」の整備も、民主党政権下で発足させた有識者会議の答申を踏まえたものだ。これまで防衛秘密に特化していた秘密保護法制を外交や公安、テロ情報にまで拡大し、首相官邸のNSCを頂点とする政策部門と連動させることにより、省庁横断的な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コミュニティを育成強化す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った。これにより、“Five Eyes”と呼ばれる米国を中心とする英国、カナダ、豪州、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の間で特別に共有されている最高度の機密情報へのアクセスに向け、我が国にも制度的な前提が整うこととなったことは今後の同盟深化や地域安保の強化にとり大きな前進といえる。 第五は、40年ちかく続いた武器輸出全面禁止原則の緩和措置。これも野田政権の下で「武器輸出三原則」の見直しが行われたことに端を発する。この改革により、同盟国たる米国のみならず、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に資する目的に合致する限りにおいて、欧州やアジアの友好国との多国間および二国間の防衛装備品をめぐる共同研究・開発・生産に道を開くこととなった。同時に、これまで厳しく制限されていた武器輸出をめぐっても、自衛隊の装備品であっても外国による使用目的が民生・警察目的であれば柔軟に輸出できることとなり、もっとも最近の例では、海難救助支援目的でインドへ国産の飛行艇U-2を輸出するにあたり、インド企業による部品製造を容認する取り決めに合意した。そのほか、日豪、日英、日仏の間で防衛装備品の共同開発の合意が結ばれている。 第六は、国際平和協力や安全保障分野への政府開発援助（ODA）の柔軟活用である。我が国は、アジアにおいて最初の先進国となった経験を活かし、ODAにより発展途上国の経済社会基盤整備や人材育成、制度構築への支援を積極的に行ってきた。しかし、国際環境が厳しさを増す中で、ＯＤＡにも戦略性が求め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現行の『ODA大綱』（2006年改正）の「軍事的用途の回避」原則は、各国の軍隊が担う災害救援活動や海洋警察活動など非軍事面の支援まで妨げてきた。この原則を緩和し、「民生目的、災害援助など非軍事目的」であれば他国の軍隊も支援できるよう大綱を再改正するものだ。これにより、東南アジア諸国へのキャパシティ・ビルディング支援を積極的に担う体制が整うこととなり、米国を中心とする軍事支援と相俟って、我が国の提供する非軍事支援は地域の安定のための重要な貢献となるだろう。 第七は、今年の年末を期限とする「日米防衛協力の指針」（ガイドライン）の再改定作業だ。これも、森本敏防衛大臣とリオン・パネッタ米国防長官との合意を受けて、私が防衛副大臣としてワシントンを訪問し、アシュトン・カーター国防副長官との間で具体的な構想について話し合い開始したプロセスだ。その眼目は、第一に、朝鮮半島有事に特化した現行のガイドライン（1997年改定）の射程を、南西諸島方面における不測の事態にまで拡大すること、第二に、地域の安定を確保するため、日米同盟協力のみならず域内の有志国（like-minded countries）との安全保障上の協力を強化・拡大すること、第三に、これまでは危機が起こった場合の防衛協力に比重が置かれていたものを、計画策定から共同訓練、平時から危機を経て有事に至るすべてのフェーズで日米の連携を深化させることを狙ったものである。 そして最後、第八の改革が、7月1日に行われた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を容認する閣議決定だ。この閣議決定を受けて、日米の国防当局は本格的な「防衛協力指針」のアップデート作業に入った。年末までには、日米同盟における軍事協力分野で少なくとも次の三つの方向性が確認されるであろう。第一は、日本周辺における各種事態（平時から危機、有事に至るグレイゾーンも含むあらゆるフェーズ）に対する日米の協力枠組みの再構築。第二は、インド洋から南シナ海を経て西太平洋におけるシーレーンの安全確保のための国際的な協力枠組みの構築。第三は、日米を中心とする地域安全保障システムの強化である。とくに、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対象は、同盟国たる米国のみならず、豪州や韓国、インドといった有志・友好国にまで拡大させることが望ましく、アジア太平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を確保する仕組みの構築に、日本が初めて積極的な役割を果たして行く道が開かれたと考える。 「8大改革」への取り組みの中でも特に重要なポイントは、活発化する中国の海洋行動とそれを支える軍事力の拡張に鑑み、中国軍事力のプレッシャーを正面から受ける沖縄をはじめとする我が国の南西方面における「動的防衛力」をいかに整備して行くかだ。この点は、すでに民主党政権下の2010年12月、５年ぶりに『防衛計画の大綱』を改定し、防衛計画にとどまらず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も明確な方向性を打ち出した際に最も意を用いたところである。すなわち、冷戦以来、防衛力整備の基本構想だった北方重視の「基盤的防衛力」を脱却し、より柔軟で機動性に富む即応性の高い防衛態勢を目指すものだ。予算制約の中で、海空戦力を充実させ、陸上自衛隊の一部に海兵隊的な機能を担わせる方針を打ち出したことは特筆に値する。とくに、平素から警戒監視能力を高め、有事に際し迅速に所要兵力を緊急展開できるよう海空の輸送力を拡充し、島嶼防衛において自律的な能力を整備して行くことが明記された。これに、防衛費の増額によって財政的な裏付けを与え、さらに防衛態勢をめぐる新コンセプトである「動的防衛力」を「統合機動防衛力」としてさらに進化させたのが、2012年末、安倍政権下で再改定された『防衛計画の大綱』および『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画』である。 […]

黃昆輝 台灣團結聯盟主席 理事長、各位來自美國日本的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能來參加「美國重返亞洲及亞太區域安全」研討會，各位來自美國、日本的學者專家，能齊聚一堂，探討台灣在美、日、中三個強權在亞太地區的新部署局面下，如何策訂台灣的最佳戰略，實在具有深遠的意義。 21世紀以來，亞太地區的強權板塊發生變動，最大的變化即是來自中國的崛起，包括其經濟力量的崛起伴隨著軍事擴張，精確一點說，亞太地區自由民主的最大威脅就是來自中國。雖然帶著資本主義的和善面具，中國帝國主義的本質不曾改變而且赤裸裸地擴張其勢力，中國獨裁政權的擴張企圖已經改變了亞洲地區的均勢，成為二十一世紀亞太地區動亂不安的根源，這是今天我們探討亞太安全不能不首先面對的。 面對中國軍事經濟力量的擴張，美國重返亞洲以確保民主自由陣營在亞洲的生存發展，意義重大。尤其是近來我們注意到中國在釣魚台列島、南海週邊，遊走在灰色地帶的各種軍事挑釁，結合經濟資源、外交政治力量「展示」其影響力，對那些國力不足以和中國對抗的國家而言，美國積極的介入是絕對必要而且有效的，如果美國採取消極的態度被動因應，則長期下去將嚴重威脅亞太地區的均勢及和平。 玆以2012年4月中國在南海與菲律賓的領土爭議為例，中國出動近百船隻在菲國黃岩島（Scarborough shoal）週圍和菲國船隻對峙，美國雖然居中藉外交協調使得雙方同意撤船，但是中國實際上沒有遵守承諾，仍繼續在當地徘徊，紛爭長達四個月之久。在中國死纏爛打，菲國海軍力量不足，以及美國並沒有積極介入的情況下，中國成功地實質佔領。釣魚台列島的爭議也是相近的模式，然因日本立場強硬而且不惜展現實力，才能有效遏阻中國的野心，但中國並沒有完全放棄在釣魚台上纏鬥的企圖。 上述的例子證明了中國深懷軍事擴張的野心，並且靈活利用並結合經濟、政治及軍事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展現影響力，想要成為世界強權之一的企圖心相當明顯。今日美國要重返亞洲，首先必須認識中國在東海與南海影響力擴張的新模式，並且採取堅定的政策及態度，不能再像黃岩島事件一樣，僅作外交宣示而沒有更強勢的作為，否則難以「有效遏止」中國在南海進行影響力的擴張。 由於和中國文化的淵源，台灣對中國歷史傳承的帝王思想及帝國主義的本質，因深受其害而認識得最為深刻。我們有必要向全球指出，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本質就是帝國擴張主義，對內獨裁、對外擴張影響力，而且更要呼籲作為民主自由陣營領導者的美國要認清此事實。 台灣在中國威脅下首當其衝，過去，台灣在民主自由陣營面對中國武力威脅下，堅守崗位，扮演「反共堡壘」的關鍵角色，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馬政府執政以來，視敵為友，企圖將已經民主獨立的台灣，推上被中國併吞的道路。因此採取了一連串弱化台灣國力的政策，令人憂心。一國國力主要有三種來源：那就是，「國防力」、「經濟力」及「教育力」，而教育力又是國防力和經濟力的基礎，馬英九政府對這三大國力不斷的破壞，以募兵制削弱國防力，以經濟親中造成高度依賴中國弱化經濟力，教育政策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嚴重脫節，未能發揮支撐力量，同時再以消滅菁英思維的十二年國教，讓台灣未來學子失去競爭力，這三大層面造成台灣國力嚴重流失，是所有台灣人民必須提高警覺而且高度加以重視。 中國軍事力量顯著強化，無庸置疑，但是近幾年來中國的外交政策有一種傾向，即結合法律上、政治上、準軍事武力三者來達到其目標，並不完全依賴軍事力量，以降低其必須付出的代價。這種情況下，國際外交的重要性也相對增加，台灣應強化國際舞台合縱連橫的外交手腕，以捍衛台灣的安全。而，重返亞洲的美國，必須重視中國的擴張野心，同時更應認清中國擴大政治影響力的模式，採取積極的態度，捍衛自由民主價值，並領導自由民主國家有效遏止中國的擴張野心，如此美國重返亞洲才有真正的意義，也才對亞洲及世界的和平能有正面的幫助。

台灣智庫副執行長 中國崛起vs.美國重返亞洲：權力轉移vs.危機管理的政策認知 自從2010年美國宣佈了重返亞洲/再平衡政策以來，這個政策成為亞太國家關注的焦點。就廣義的「內涵組成」而言，這個政策包括了外交層面的「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軍是戰鬥層次的「空海一體戰」（Air-Sea Battle）、經濟層次的「泛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感覺是個包含外交、軍事、經濟的整體戰略規劃。但也因為資源受到限制，以及現在在伊拉克、阿富汗情勢的惡化，與烏克蘭衝突所引發的俄羅斯問題，雖然這個政策受到亞太國家的普遍支持，但也對於美國能否堅守其重返亞洲／再平衡政策抱持懷疑。但是在資源之外，一個比較少被討論，但同樣需要處理的問題，是美國是在何種戰略典範下思考「面向亞洲／再平衡」政策。 「面向亞洲／再平衡」政策確實是個針對中國崛起的應對策略。但冷戰結束後，美國對中政策歷經多次轉換，包括90年代中期「圍堵 vs. 交往」的爭論，之後出現美中關係是戰略競爭，還是有可能成為合作夥伴的論爭，接著是因應中國「和平崛起」，美國對中國的敘述則改為期待中國是「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而與此相對的則是對中國採取「戰略避險／兩面下注策略」（hedging）。由於在「避險／兩面下注」策略中，有部份措施與美國強化與其亞太盟邦的作為相關，因此當「面向亞洲／再平衡」的宣誓一出現，有不少人認為這只是將小布希政府已經展開的作為換個新名詞，而不少亞太國家也懷疑，既然美國從來沒有離開亞洲，何來重新面向亞洲之說呢？ 但對中國而言，對於避險策略以及面向亞洲／再平衡策略這兩者，還是有差別的。前者表示對中國未來的走向並不確定，因此需要採用兩面下注的做法以減少可能的損失並爭取更多的機會。而後者則意味著美國對中國採取了某種定性，並認定美中關係是朝向無可避免的競爭。站在中國的利益，是比較希望美國採取前者（戰略避險）態度，而不樂見後者（戰略對抗）所必然帶來的競爭態勢。可笑的是，中國從2008金融海嘯後，基本上已採取意圖將美國影響力驅逐回太平洋第二島鏈的策略，因為這對中國來說，是百年難得遇到的戰略機遇期，一但失去後果難料，而這也意味著中國已經要與美國對抗到底，直到中國達成目標為止。 對居世界頂級霸權的美國來看，中國膽敢意圖挑戰美國的優勢地位簡直無法想像，因為這與中國的國家利益背道而馳。美國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得到以經濟崛起為基礎的和平崛起，靠的就是美國無意圍堵中國，以及美國所支撐的世界經貿體系。中國以崛起之名要改變這個對中國崛起幫助甚大的體系，就是不合乎理性的計算。這也是為何美國在中國2004年提出和平崛起論後，於2005年提出期待中國是「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之主要原因之一，這是提醒中國，如果要崛起，最好是以不會破壞這個至今為止都有利於中國的體系之方式，而不是要改變這個體系。美國這樣的公開主張，直到2011年正式提出「重返亞洲／再平衡」戰略前都是如此。 但在中國的角度來看，「崛起」除了相對力量大小的變化外，還意味著體系內地位的升降與相關規則的改變。中國也認為既有的規範對於其國力的增漲不再起到正面作用，而是負面限制居多。中國已經認定美國不可能讓出其世界體系規範的管理權，因此對美國的正面挑戰無可避免。 中國這樣的想法從2007年就已經開始。2006年胡錦濤訪問美國時，著重提到中美關係是平等互惠，除了要求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也反向對美國提出要求。2007年解放軍將領就對美太平洋艦隊司令官提出以夏威夷為界的美中分管說。2008金融海嘯後，特別是從2010開始，中國就開始出現大量以「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作為基礎框架分析中美關係的文章，其內容多是以中國作為崛起強權（rising power），美國作為守成強權（status quo power），利用權力轉移理論討論守成強權與崛起強權的互動模式與其所導致的戰和關係，推測中美關係的發展與對美國行為的定性。到了2012年初當習近平應美國副總統拜登（Joseph Biden, Jr）邀請訪美時，習在美正式提出要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等於把先集中於中國戰略社區的討論，成為北京政府的政策宣示。 北京想要建立的「新型中美大國關係」，是在「權力轉移理論」的分析基礎上，視中國為崛起強權，美國為衰落中的守成強權，透過形塑升起與衰落強權間的互動模式，以建立一個可以和平進行權力轉移的結果。也因此當北京在提到新型中美大國關係，就不將其視為為了確定雙方權力位階的關係，而是為了避免中漲美消的權力轉移過程出現非和平路徑的嘗試。因此這是個為了完成中國取代美國完成亞太秩序權力轉移的政策配套。 北京從2004-2008將重點針對台海，之後就將重點轉移到東海與南海。中國開始派出公務機、艦前往釣魚台海域伸張主權，是從2008年12月開始，而開始以南海領海主權為由大量對越南漁船搜捕拘提，也是從2009年開始，2010年後更將焦點深向菲律賓。基本上這些作為與其之後提出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一脈相承，都是透過對其定義之核心利益進行「維權」措施以改變現實，做為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起始點。而這些作為也與其以「權力轉移理論」觀點觀察美中互動的內在邏輯相符。對中國而言，這些都是一系列改變現狀作為，調整亞太地區的美中權力位階之一部份，透過逐步累積優勢，積小勝以奪大勝，以量變帶來質變，在對美鬥爭的亞太轉力轉移大戲中取得最後勝利。 但美國在重返亞洲／再平衡的策略本質，似乎還沒有清楚的界說。而這與美國對中國作為還沒有清楚的定性有關。美國雖然對於這些發生在東海與南海的事件給予某種聯繫，但美國的應對作為還是以「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方式處理，希望建立行為準則以避免誤判，不會導致不必要的衝突出現。但中國在這些地區出現升高衝突邊緣的態勢，是因為缺乏行為準則嗎？還是這屬於某種服從於整體計畫的蓄意作為呢？如果是後者，「危機管理」能處理嗎？而中國是否會將「危機管理」的應對視為是美國在示弱？美國直接受威脅的盟邦對於美國的應對方式會不會認為這代表美國對於區域承諾出現降級呢？ 美國如要想有效「再平衡」，需要調整過時的對台「一中政策」 另一個質的注意的現象，是中國挑戰美國領導的亞太秩序的起始點，以及美國重返亞太／再平衡策略出現問題的地方，都與台灣有關，甚至台灣就是中心點。這在譚慎格以及司徒文的文章都明確提到。台灣不僅地理位置是連結東海、台海與南海的中心，台灣本身控制，或宣稱控制的領土／領海，也都與東海（釣魚台／尖閣列島）、南海（太平島）的爭議直接相關。中國對於東海與南海的主張，也多是承襲與其對台灣的領土主張而來。如果中國無法擁有台灣，中國對於釣魚台的主權主張，中國在南沙的主權聲稱，以及中國對東沙島的宣誓等，都將會無法成立。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時間點，是中國開始對東海與南海採取強勢措施的時刻，也剛好是中國在2008台灣政黨輪替，馬政府上台後的時間。有人說中國之後在東海對釣魚台議題會一反之前避免衝突的姿態，開始高調派遣公務機艦至其周邊海域「宣誓主權」，是被馬英九當時對日本擺出「不惜一戰」的態度逼出來的。事實上在2008年6月10日「聯合號」事件發生前，中國正與日本就東海油氣田展開談判並達成協議。當時的日相福田康夫還認為這是項重大成就。但當馬政府在立院提到對日本不惜一戰，並在之後派遣大規模海巡艦隊，護衛主張兩岸聯手保釣的「中華保釣協會」所租用之漁船進入釣魚台12海浬區域，與日本海上保安廳船隻對峙，給與胡錦濤極大壓力。之後中國在2008北京奧運後借逐步改變在釣魚台議題的態度，開始強勢作為。有一說認為胡錦濤會出現前後差距甚大的變化，就是被馬英九的強硬對日態度逼迫的結果。 中國從2009年也在南海與美國船艦出現多次衝突事件，包括在三月與無暇號（USS Impeccable），六月與麥肯號（USS John McCain）的衝突，以及之後對越南漁民在西沙群島作業的加強搜捕等，也發現在南海這些類似事件的衝突頻率，是在2008年馬政府上台後有顯著變高的變化。當時的情形是亞洲的火藥庫台海出現七十年來首次的和平穩定，但相對的，在東海與南海的衝突頻率卻顯著升高，這兩者前後變化的連結關係十分有趣。 從1990-2008年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期間，有關台海情勢與美中台關係有個普遍的看法，認為台海是美中關係最可能出現軍事衝突的地區，從這個角度延伸出另一種看法，認為如果台海歧見獲得解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就不會被台灣綁住，而能把重點放在雙方更大規模的國際合作上。隨著中國崛起的全球影響力日高，這個觀點越受重視。2008前主張美國要管控台灣以避免躁動與不負責任的台北政府會基於選舉利益而把美國拖下與中國衝突的漩渦，與2009之後出現主張美國應利用兩岸關係良好所提供的絕佳機會順勢放棄台灣的「棄台論」之論調，基本上都是這個觀點在不同戰略環境下的副產品。 但從2009-2014的美中關係變化，卻可以看到台海無事了，可是美中關係卻更為緊張，甚至還出現「崛起強權意圖改寫遊戲規則以挑戰守成強權」的大國博奕戲碼。因此之前把台灣視為是將美中關係搞壞元兇的指控，與之後的事實發展不符。中美的衝突不是來自於兩國在若干議題上存在歧見，而是兩國現正處於結構性衝突，這個結構讓透過既存的歧見而釋放出衝突力道。一個歧見不存在後，衝突的動力會自然尋找其他有歧見的議題而再度爆發衝突。 此外，中國在東海與南海的衝突發動點，與台海衝突降溫的時間出現高度相關時序，也讓人懷疑，是否中國是在確保掌握台海後，就開始放心的在東海與南海擴大衝突呢？因此中國在之前東海與南海相對克制的作為，是否與其將注意力放在台海有關呢？如果是這樣，這代表兩件事。第一，意圖改變亞太戰略秩序的中國，其東海與南海政策是與其對台政策的邏輯相一致，就是要持續衝突力道直到達成目的為止。期間或有可能出現戰術退卻，但戰略主張與目標絕不改變。第二，過去的台海衝突實際上是台灣單方面吸收了中國在東海與南海衝突的力道，因此當中國認為基本解決了台海問題，就開始將壓力與資源釋放出去到東海與南海地區。如果是這樣，所謂台海衝突的本質就不是中國所主張的台灣統獨走向在挑釁中國人民感情，而是中國本就有意驅逐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影響力，建立自己在第一島鏈的主導權，以統獨作為對台灣施壓的名義而已。 這個邏輯會讓我們要再追問一個問題，而這是在譚慎格與司徒文之論文中比較少提到的。這兩位都提到美國如果其重返亞洲／再平衡要成功，就必須主動將台灣納入，否則美國的再平衡策略會出現重大缺口而無法成功。但何謂包括台灣呢？是在TPP談判中將台灣作為第二階段對話夥伴嗎？如果曠日廢時的話，美國願意直接與台灣進行雙邊FTA談判嗎？如同美國與南韓的發展（那還是在南韓盧武鉉總統主政時代展開，美韓之間的猜忌不會比扁政府時代的美台爭論少多少）。在外交上，美國願意助台灣一臂之力，成為東協的對話夥伴，包括參加東協區域論壇、東協峰會等嗎？在安全上，美國願意將台灣列為美日同盟的安全對話合作夥伴（還不是正式同盟關係）嗎？所以可與美日澳、美日印度，以及未來可能會出現的美日菲等關係聯繫在一起，構築一個西太平洋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嗎？ 或是更根本，直接討論這個1972年以來的「一中政策」是否合適作為現今美台關係的指導架構。畢竟這個歷經42年的政策，其歷史比冷戰（1950-1990）還長，在今天美中趨向競爭對抗，台灣的角色至關重要時，一個新的思考十分重要。畢竟你所釋放的訊號，如果是要鼓勵台灣民眾的民主自由發展，就不可能持續要求台灣民眾繼續支持一個與中國終極統一相契合的政策，持續以一中要求台灣民主，以現在來說，就是形同在告訴台灣人民，美國還是支持一個願意與中國終極統一的政治主張。 雖然美國一直表示美國支持台灣民主，對台灣未來不表態度，反對中國以武力脅迫方式進行統一。但當這個一中政策到後來只要當中國沒有對台用武，台灣所有的內政與經濟施為就不能失去與一中的聯繫，這個政策已經與台灣民主的發展出現嚴重扞格，也是導致今天台灣一個不受民眾歡迎的政治勢力，憑藉其不被人民懷疑的傾中政策，能夠持續肆無忌憚胡作非為的原因之一。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如要成功，不更改美國與這個政策的地理中心點－台灣的戰略作為，會是無法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