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文章及刊物

《台灣公論報》

1981年7月31日《台灣公論報》創刊，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自勉為「海外台灣人的報紙」，由羅福全擔任發行人，洪哲勝擔任社長。取代機關報《台獨月刊》改為每周發行二次。這份報紙是「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的刊物。

《台灣評論》

「台灣評論」於1992年10月17日創刊，選在距71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日，作為創刊日。最初一年，「台灣評論」委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主辦。嗣後，隨著國內政論雜誌銷路的萎靡，遂改由台獨聯盟自編，作為贈送同好和宣揚理念的非商品性刊物。

【台獨】月刊

1972/03/28台獨聯盟總部創辦《台獨》月刊。由時任UFAI主席鄭紹良與洪哲勝共同開辦《台獨》半月刊。

從《台灣評論》到《共和國》二千三百多年前，柏拉圖寫了三篇至今仍是學習政治，尤其是政治哲學必讀的著作，其中一篇叫〈共和國〉 (Republic)。柏拉圖寫這篇〈共和國〉時正是古雅典的政治最墮落的年代，他想透過他的政治哲學來挽回雅典政治的健康。我們把這份刊物定名為《共和國》，是因為我們覺得目前台灣的政治也很不健康，想借用柏拉圖當時寫〈共和國〉的心意。此外，我們覺得台灣人一直渴望台灣早日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共和國」的誕生也許還要一段時間，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心中或在行動上為「台灣共和國」催生。我們也想用這份刊物來參加這個運動。

台灣青年

以王育德為中心的在日留學生，成立台灣青年社，主要以編輯雜誌《台灣青年》宣傳組織在日留學生。

柯旗化與新英文文法

柯旗化（1929年1月1日－2002年1月16日），筆名明哲，高雄左營人；是著名的英語教師，著有聞名《新英文法》，同時也是白色恐怖受難者，亦是一位台灣獨立運動的支持者。 1951年，因收藏有《唯物辯證法》一書，被認為思想左傾，柯旗化遭到刑求審訊，後遭裁定無罪管訓，先後於台北新生訓導處及綠島服思想改造刑期一年多。而柯旗化著名的著作《新英文法》，是台灣許多中學生必讀得英文文法書籍，然而；《新英文法》這本著作，確因柯旗化之名，被當局認為是暗喻這要改造國旗，而遭當局整肅。 1992年柯旗化出版自傳小說《台灣監獄島》一書。該書以自身所經歷的二二八事件以及之後的清鄉，到自身遭整肅的經歷，可說是一本見證台灣戰後半世紀社會縮影的自傳小說。柯旗化於《台灣監獄島》中寫下；「台灣一定會獨立，為了要迎接台灣獨立的日子，我才活著。」綜觀柯旗化一生，宛如台灣在戰後悲苦歷史的縮影；自由、民主從不是唾手可得，而是許多先賢以自己的人生歲月、性命所換來；我們，都採在前人的血淚上前進，台灣；有你們真好。圖檔引自:: http://www.nhrm.gov.tw/imageinfo?uid=127&pid=51 整理 / 編輯鄭嘉瑩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聲明稿】中國內戰無關台灣，何來”和平協議”？

2016/11/02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對昨日（2011年11月1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兩黨主席為一年一度國共論壇（本次更名為「兩岸和平發展論壇」）揭幕的會面與談話，認為雖然兩黨主席的致詞，表面上了無新意，但仍有以下幾點值得提醒台灣人民注意：一、洪秀柱昨日表達了要以「和平政綱」對抗「台獨黨綱」。中國國民黨的「和平政綱」，是要「積極探討以和平協議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可能性，扮演推動兩岸和平制度化的角色」。但中國國民黨已不再是台灣的執政黨，其與中國共產黨間任何協議，都不能代表台灣人民。況且從歷史與法理上看，台灣並不需要和中國簽署「和平協議」。從1894年馬關條約，台灣脫離大清帝國以來，台灣再與中國無關。1949年，中國國民黨敗逃至其受盟軍委託佔領的台灣，致使台灣捲入國共內戰；但內戰的關係仍是存在於國共兩黨間，並未因此改變了台灣主權未定的地位。台灣從不是中國內戰的一方，更非以「中國的一部份」而納入國共內戰與中國主權的範圍中。二、從現實上看，台灣從民主改革開始，早已不對中國抱有任何軍事上的敵意，反倒是中國始終不放棄武力犯台，其二十餘年來不斷擴張軍備的結果，不但威脅台灣安全，更成為東亞的隱憂。台海和平與否，責任從不在台灣，而端視中國是否能自我節制，尊重台灣人民追尋自主的意志。更重要的是台灣的自我防衛能力，與台灣人抵抗侵略的決心，是否足以嚇阻中國的妄圖。三、洪秀柱昨日並未直接表達她在過去主張的「一中同表」，僅是迂迴的主張了「兩岸和平協議」，並不意外。照「一中同表」創始人張亞中的觀點，「一中同表」的「同」，是要台灣與中國共同簽署一個具有內國憲法位階並優位於各自憲法的「和平協議」，由「和平協議」導引台灣與中國走向統一。然而由過去的經驗看來，歷來中國國民黨方面所提各種試圖分享中國主權的主張，不論是中國國民黨提出「一國兩府」（一個未來的中國、兩個中央政府）、「一中各表」（對「一個中國」的內涵各說各話）、「一中共表」（雙方都合法的代表中國）等奇形怪狀的統一論述衍生物，都未能得中方的認可；中國所堅持的「一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無二話，「一國兩制」（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其所屬的台灣特別行政區）已是中國的最大容忍度。即便是過去數年不斷糾纏台灣的「九二共識」，中國也只講「九二共識」，未曾對「各表」鬆口。中國主張的「一中」，可以說是另一種「一中共表」（何謂「一中」，只有中國共產黨有資格表述）。洪秀柱、張亞中想要建構一個新的、凌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之上的「和平協議」，除了在過往經驗上無據，在現今政治現實上，也不具任何可行的跡象。且不論「一中各表」或「一中同表」，都只是中國國民黨對內欺騙台灣人民的話術；正如馬英九晉見習只敢講「九二共識」，不敢提「各表」，洪秀柱當然無也可能當習之面，直言「同表」。四、昨日習近平除了「一中」、「反獨」的基調外，並未有強硬的表示，也未涉及任何敏感的政治問題，似乎顯示習近平明瞭到台灣政治局勢丕變，中國國民黨衰微，統派市場大幅萎縮的事實，故而採取不刺激台灣民意，也不對中國國民黨作出任何具體承諾的低調策略。但從客觀事實來看，一方面，過去數月以來，中國對台灣在外交上的打壓和經濟上的緊縮策略已到盡頭，所謂的「地動山搖」，僅止於此。媒體也傳出中方願意不再堅持「九二共識」，尋求與蔡英文政府修好的機會；畢竟蔡英文政府確實在中方預先釋出的容許範圍中，選擇了不觸怒中國的「尊重憲政體制」的立場，並未積極的明示反抗中國的併吞意圖。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中方對於泛中國國民黨陣營的八位縣市首長許以經濟上利益，以及中國國民黨意圖藉台、中二國官方往來緊縮的空窗期，包攬對中協商的中間人角色。本次國共論壇，中國國民黨是否能獲中方允諾更多的代理權，以影響台灣政局？中方是否藉此扶植中國國民黨，以免在台親中勢力走下台灣的政治舞台？均值注意。五、至於總統府方面，對習洪會僅僅表示「希望中國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亦是乏善可陳。相較於習近平已理解到其面對的是2005「胡連會」以來最弱勢的中國國民黨，蔡英文總統是否能把握中國對台影響力最弱的契機，引領台灣走向獨立自主的新國家？仍待我們不懈的督促與鞭策。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2016蔡英文政府執政三月檢討與展望」座談會陳南天主席與談稿

蔡英文政府執政三個月以來，有不少的興利除弊，但也有不少的紛擾爭議。我們特別重視蔡總統在主權與轉型正義這二方面的實踐成果。 1989年台獨聯盟提出正名、制憲，以台灣名義進入聯合國，作為台灣獨立建國的三大主要工作。現在已成為大家的共識。我們也以這個觀點來看行新政權的主權舆對中國的關係。在主權方面，蔡總統處理對中關係時，首先揚棄了「92共識」的謊言。鞏固了台灣主權獨立的基礎，值得讚許。中國雖在總統就職前後不斷叫囂，但如今已趨疲。再關於南中國海問題上，蔡政府揚棄屬於中華民國的11段線神話，以有效管領島嶼的歷史及國際海洋法，重新界定台灣對南中國海的權利，沒有落入傳統的中國式霸權海域主張。在美國重返亞太、南中國海諸國與中國緊張情勢逐漸升高的情勢下，蔡總統的路線有利於台灣參與南中國海的開發、共管，也有利於推展台灣擺脫中國束縛重建國際關係的新南向政策。在前述二事件的過程中，我們觀察到蔡英文政府雖然都有所搖擺、猶豫，但所幸最終都能做出正確的抉擇，未偏離台灣利益。相較於主權問題，在國內的轉型正義方面，民進黨的政府的成果集中在立法院，也更為明確。新國會在短短的第一會期中，已經通過了七十二項新法案，為在國民黨統治下停滯不前的台灣社會，注入新的活力。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通過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和「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前者是處理國民黨獨裁統治時期的歷史正義問題，有助於破除過去國民黨統治的正統神話。後者是規範國民黨藉由獨裁統治不當獲取的財產應歸還全體台灣人民；國民黨過去藉由掌握國家資源與鉅額黨產的優勢，全面宰制了台灣由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局；清除不當黨產，除了彰顯歷史正義外，更是從財務基礎上瓦解國民黨盤據台灣的根基。在未來的國家經濟、政治層面，更可藉此糾正扭曲了民主制度的政商關係，與受到買辦、權貴黑手影響的對中政策。這二項法案，不僅是恢復歷史的轉型正義，更是讓台灣民主制度與國家正常化，繼續進步、深化的重要法案。在轉型正義的議題上，蔡英文總統又以總統身分向原住民族道歉，並設置「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佔人口15％原住民族，數百年來不斷的受到殖民者與外來強勢物質文明的迫害，蔡總統的道歉除具有轉型正義的象徵性意義，也需要文化上、意識上的配合。在後國民黨時代的政局，台灣各個族群間，必須要更深入的相互瞭解、彼此尊重，才能形成全體台灣人的「一個國家」意識的，蔡總統的道歉可以視為重塑生命共同體意識的開端。較令人遺憾的是，蔡總統的就職演說雖然拒卻了「92共識」，卻未能突破「中華民國憲法體制」的束縛。在WHO大會時，衛生福利部部長，數度以「中華台北」自稱。日前外交部長又公然表示不會追求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而立法院院長蘇嘉全也表示，是否用台灣名義，還需取得全民共識，我們也想問「中華台北」之名義是否已取得全民共識呢？對此，我們雖不滿意，但也無從忽視蔡英文執政所面對的難題。新政府概括承受了民意對前任政府政策的不滿，所以上任三月，民調開始下降，是正常現象。在具體的施政上，也不可能人人滿意，如「一例一休」問題，民進黨政府的政策雖已優於以往的「一例零休」規定，但仍不能滿足勞工團體要求的「二例」。亦即，政府在政策上是進步了，但對於進步的幅度、和利益的平衡考量上，無可能讓各方都滿意，也是民調下滑的原因。對於主權議題，由於蔡英文是以體制內的途徑，接掌了中華民國政權，必定會受到中華民國的正統性論述和沿用國民黨官僚的束縛。要如何在「政局穩定移轉」與「改革」的光譜兩極間，尋找平衡點，是蔡總統的重大難題。我們觀察到，蔡總統是以求穩定為優先，譬如在人事任命上，林全內閣和之前的謝文定、林錦芳的大法官提名案，均是如此。在主權方面，蔡總統初接任時，比較常有表現他不挑戰「中華民國體制」、「中華台北國際地位」的舉動。但是現在主權議題逐漸退燒，就有較多的機會回到「台灣」的立場上。民進黨發言人日前也公開表示支持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轉型正義的問題與主權獨立的問題，千絲萬縷，無可能一勞永逸。我們認為，蔡英文政府大致是走在正確的方向上，持續前進，雖有遺漏或未盡，仍需耐心一一解決。我們需要的是持續的監督新政府，而不是為了某個政策的個案或一時的民調，就全盤否定蔡英文政府的表現。前述大法官提名案，引發了改革團體的強烈反彈，蔡總統因此撤回提名，由此可以看出，蔡總統確實是會傾聽民意而改正其作為。足夠的民意，就能夠提供蔡總統改革的力量，讓他在決策時，更勇於追求改革。台灣人選擇了經由體制內路線奪回政權、自決權，必然要面對中華民國體制的後遺症；而且依照中華民國體制選上總統的蔡英文，顯然無法獨力解決此問題。在擺脫國民黨的束縛、真正民主化之後，如何進一步脫去「中華民國」的囚衣，將是未來最重要的課題。制憲、正名，建立新國家，唯有賴強大的民意促成，而非蔡英文一人的責任。若將台灣前途全部寄望於蔡英文一人，除了在方法上不切實際外，更是本質上的怠惰。我們必須提醒台灣人民，縱然是台灣本土政權全面執政，持續監督政府仍是我們無可迴避的責任。唯有更積極的監督政府與宣揚主權獨立的意志，才能繼續督促新政府在正確的道路上行進，使其免於腐敗或安於中華民國體制，並為新政府抗拒中國因素與邁向主權獨立，提供堅實的後盾。

【觀點】「南海仲裁」的幾個相關看法

關於2016年7月13 國際常設仲裁法院對中、菲南海爭議的仲裁結果，以及後續政府的回應，吾人認為：一、本次仲裁起因是中國近來意圖將南海內海化，人工擴張島礁面積，排除南海諸國，以達壟斷海洋資源與搶佔區域關鍵戰略位置的目的所引起。自習近平上台以來，毫不掩飾其欲成為西太平洋區域霸主的野心，持續向各個方向擴張，致與各國產生糾紛。作為被中國覬覦的對象之一，台灣的國家利益與立場，自應是與受到中國擴張壓力的周邊各國相一致。二、因仲裁案中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份，蔡總統第一時間即發表仲裁案未經台灣參與、陳述，仲裁結果對台灣不生效力的主張，等於拒斥了仲裁案所包含的「一中原則」。堪稱明智、正確的回應。至於未明確捨棄過時且不合理的11段線主張，以及引用與當前台灣無關的1947年中華民國主權主張，以致產生被1949年建國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的詮釋空間，甚至可能坐實仲裁案將台灣視為中國一部份的看法，使台灣成為成為仲裁案當事國一方（的一部份），一些相關作為審慎檢討是否與蔡總統主張台灣未參與仲裁案的回應相矛盾。三、南海仲裁案結果對台灣並無具體之影響，台灣在南海領有各島嶼的事實，已足以作為台灣參與南海開發，及與各國合作、溝通的後盾。仲裁案亦未否定上開事實。仲裁案否定中國宣稱繼承的，不切實際的九段線主張，政府例行出巡的軍艦實在無須大動作提早出航，引人聯想落入與馬英九登太平島宣示主權相同的窠臼、產生台灣與中國為南海議題盟友的誤解空間。四、蔡總統上任之時，既然高舉「新南向政策」，在外交政策上，自然應以平等、互惠的態度，與南海諸國交流，積極參與南海秩序的建立，並藉聯合利害相關的各國，促進國家安全、資源共享、經濟互利。國人應捨棄舊中華民國式的霸道思維，謹慎處理南海主權主張，避免成為中國附庸，政府更應把握機會為台灣開展國際關係和確保主權獨立。綜上，衡諸國際環境，南海問題與台灣主權獨立的前途息息相關，政府應揚棄中國內戰遺留的陳腐謊言，重新建構符合台灣本位的南海論述。更不能在國際矚目的場合上，落入一個中國的枷鎖之中。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秘書長　何浩明

自立前進，擺脫中華民國體制桎梏—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對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說回應聲明稿

2016/05/23 對於蔡英文總統2016年的就職演說，我們首先注意到，蔡總統將對中關係放在區域的經濟穩定和集體安全部份一併論述，顯示她已洞悉中國自習進平主政以來，不斷向外尋釁，所造成的台灣國安危機。同時，演說中將對中關係作為區域關係中的一環，並在經濟結構的轉型部份宣示不再依賴單一市場，可視為蔡總統對於過去八年間馬政府不斷親中造成種種惡果的回應。馬政府時期將「對中政策」作為台灣外交、內政的上位概念，但由蔡總統近六千字的演說全文中，對中關係僅佔三百餘字，且在中國事前不斷放話恐嚇下，蔡總統也沒有承認虛構的九二共識，或就中國所欲求的「一個中國」原則屈服，可看出她有意逆轉馬政府的治理邏輯。值得我們讚許。蔡總統在演說中，提及二次「中華民國」，三次「中華民國憲法」或「中華民國憲政體制」，這或許是體制內革命的不得不然。但我們仍要提醒蔡總統切勿劃地自限，苟安自滿於「中華民國體制」的違章建築。蔡總統不但應順民意而行，更應擔起將台灣推向正常國家的重責。既然蔡總統之前已拋出投票權年齡降低、不分區立委門檻等修憲議題，自可一併將憲法問題的論辯委於公眾，作為打造台灣新憲法的準備工程。因為在對中關係的具體層面上，「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所謂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將國際承認的中國視為大陸地區，本是台灣民主化革命途中妥協的未竟殘餘，有其昧於現實、自欺欺人之處。除了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不應再以「兩區」視之，條例的第一條片面地設定「為國家統一前，…」，更難以理解其民意基礎為何？因此，這種違逆事實、沒有民意基礎的「一國兩區」式的法律，應該盡速廢除，並以正常化的「台灣與中國人民關係條例」取代。當前台灣的中國新移民、對中資金與工商互動、官方接觸和文化學術交流等等，早已與該條例於1992年立法時剛剛開放對中國往來的情勢大不相同，近年來關於中國欲買下台灣媒體、關鍵產業，或迂迴影響台灣政局，早已成為國安重大隱憂。如何在維持台海和平，健全對中國往來交流的同時，也為台灣與不友善鄰國的交往設下防線，是「全面執政」的民進黨責無旁貸的歷史任務。同時，蔡總統也宣示了她將推動轉型正義和司法改革。自然不能迴避對於蔣氏政權與國民黨殖民歷史的反省，與清除現行國家體制中的殖民遺毒。這同時也將是台灣憲法時刻的重要基礎。三次的政黨輪替，打造了台灣不拔的民主根基。蔡英文總統在台灣歷史上的重要性，毫不遜於李登輝總統、陳水扁總統。蔡總統若肯無畏地前進，實現她「解決問題」的許諾，努力脫離中華民國體制對台灣人民帶來的桎梏，必能受到台灣人一路相挺。這是我們對蔡總統衷心的期盼。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陳南天

五二O，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光榮！

五二O，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光榮！作者：顏利真（高中教師）真是土匪國家，又擄人了！時隔不遠，二O一二年才發生「鍾鼎邦事件」，如今在馬英九即將卸任前夕又發生中國從肯亞的擄人事件，這不是國安危機什麼才是國安危機？事情發生後，官方只會口號式的喊喊「嚴厲譴責」、「嚴正抗議」…但任誰都知道這只是狗吠火車，你向「陸方」是要不到人的。繼與甘比亞建交後，這是中國給馬英九的第二記掌摑。從甘比亞到肯亞，中國左右各打馬一巴掌，除了在宣示其對台灣的「主權」以外，也在逼壓新任總統蔡英文，此等嚴重侵犯我國司法管轄權的蠻橫舉動，我們絕不能等閒視之。筆者認為，問題就在「名號」，台灣的「正名」已到了不容迴避的關鍵時刻了。今天，「肯亞案」這些台灣人是被「中國人」擄走，更確切地說，他們是被「九二共識」擄走、被「一中各表」擄走、更是被「中華民國」擄走！因此唯有揚棄「中華民國」這個名號、正名「台灣共和國」，才能確保國人的安全。但曾幾何時，台灣人愈來愈沒是非、愈來愈模糊了？「兩岸」也好、「陸方」也好，對這些用辭我們竟然都無所謂，而對於一國之大法──憲法，我們也畫地自限地只敢「修」、不敢「制」（憲），這不是自我矮化是什麼？名詞使用的模糊化與曖昧化，其實是沒有自信的表徵，難怪中國敢如此蹂躪我們。原民作家瓦歷斯.諾幹一次在與部落耆老喝酒時，老人舉起酒杯、對母語的流失感慨地吟唱出這樣的詩句：「祖靈啊，／語言的喪失使我不認識自己，／但是請不要讓我遺忘血液裡的熱情，／請帶著孩子重新認識祖先的光榮。」母語的喪失如此，母國的模糊亦然……唯有建立「台灣共和國」，才能向「中方」──「中國」要回人。誠摯地盼望小英總統在五二○的就職演說中，能帶領我們重新認識祖先的光榮、展現建國的熱情與勇氣，大聲向世界宣告：台灣，是一個國家。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聲明稿】新政府的第一步，就是讓步？

2016/03/17 台灣2016年大選結束、政黨輪替之際，中國外交部長王毅2月26日在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演說中，一反以往中國標準的「九二共識」說詞，改稱「希望台灣新的執政者會以自己的方式，表明願意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願意接受他們自己憲法所規定的『大陸、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既然是按照目前他們的憲法選舉出來的，就不能違反他們憲法的規定」（註1）（新聞連結）。台灣某些媒體對此解讀為中國方面對於民進黨蔡英文主席的善意。但綜觀王毅的說法，他除了重述「一個中國」外，更強調「不關心台灣誰執政」。看似「九二共識」這個只對國民黨有效的拴狗繩，棄之無妨，所謂「他們自己憲法」的說詞，更意味著藉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法與蔡英文主席自己承諾的「中華民國憲法體制」，逼迫民進黨回到一中的軌道。並無善意可言，何況王毅的說法事後被中國官方消音，之後又再度回到「九二共識」的基調。另一方面，民進黨列為優先推動法案對中國協議監督法，當民進黨「在野」時，始終以「台灣對中國協議監督條例」為名提案（註2）（新聞連結），目前民進黨立委自行提案也有兩個版本沿用此名，另有兩個版本則名為「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但近期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已公開宣示法案名稱將「回到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來談」（同註2），負責統籌此法案的邱太三也稱「以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接受度最高」（註3）（新聞連結），即將執政的民進黨，迴避了以往所堅持的「兩國論」立場。此外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及立委趙天麟（註4）（新聞連結）、民進黨立委莊瑞雄（註5）（新聞連結），在接受中國的《中評社》專訪時，也都表示該法案將會回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脈絡下。民進黨中央是否藉此法案的名稱讓步，如王毅所言，「以自已的方式，表明願意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而與中國方面隔海唱和？啟人疑竇。民進黨必須記得，國民黨失去政權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馬英九政府的傾中，及中國想方設法用「中華台北」、「中國台北」、「台澎金馬關稅領域」等迂迴拗口的名稱，打壓、貶抑台灣的國際地位不友善舉動。選前的周子瑜事件，即是縮影。面對台灣政黨輪替在即，竟不是由一再打壓台灣的中國，來向代表堅實反中民意的新政府示好，反倒是繼續以恫嚇的言詞，要求台灣的新政府必須向其表示恭順臣服。聰敏機智如民進黨立委莊瑞雄者，竟也稱「民進黨若採取兩國論，這是無端製造兩岸衝突」、「為了兩岸之間的穩定與擴大交流，很多事情都不是急於一時」，墮入中國與國民黨的一貫話術中。不知莊瑞雄委員對於中評社專訪報導有無扭曲或渲染之處，是否有意加以澄清？。與中國在政治、經濟上過度接近的惡害，過去數年已經一一浮現，並誘發了台灣近年來蓬勃的公民運動。民進黨執政後，本有必要對於台灣與中國的往來關係現況，及已經簽訂的各項協議，逐一覆核，並且尋求台灣脫離中國束縛直接參與國際社會之道。這也就是蔡英文主席過去宣示的「與世界一起走向中國」，而非「透過中國走向世界」（註6）（連結）。因此當中國再度以慣用的手段－斷絕或降低對台交往相脅時，對台灣反倒是「利大於弊」，新政府當無屈從之理。更何況，中國近年來不斷進行「以經圍政」戰略，豈有可能自行斷絕與台灣的交往，而破壞其和平併吞台灣的路線？如果代表新民意的國會經由民主程序，制訂出「不具一中色彩」的法案，一向務實的中國，縱或不悅，亦不能公然觸怒台灣民意。我們相信蔡英文主席對此亦有相同看法（註7）（連結）。基此，民進黨縱使不能自行提出「不具一中色彩」的法案，至少也應開放由立法院依民意行使其職權；若未戰即降，在新國會開始的頭號重要法案，即展現出其無能抵抗中國壓力、無力追求台灣獨立自主的醜態，只怕民意給新政府的蜜月期，不會太長。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陳南天註1：中央社：王毅談兩岸關係盼蔡英文尊重憲政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02260005-1.aspx 註2：中央社：柯建銘：兩岸監督條例草案回到憲政體制 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602180076-1.aspx 註3：中央社：監督條例邱太三：兩岸為名接受度最高 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603010426-1.aspx 註4：中評社：趙天麟談民進黨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脈絡 http://hk.crntt.com/doc/1041/3/6/6/104136614.html?coluid=93&kindid=4030&docid=104136614&mdate=0226005932 註5：中評社：莊瑞雄：民進黨不可能提出兩國論刺激對岸 http://www.crntt.tw/doc/1041/4/2/1/104142134.html?coluid=93&kindid=16471&docid=104142134&mdate=0302112621 註6：十年政綱「國家安全、兩岸經貿篇」媒體座談蔡英文：尋求戰略互利，和世界一起走向中國 http://www.dpp.org.tw/news_content.php?sn=5261 註7：專訪蔡英文：打贏九合一，中國也會轉向民進黨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9698

【台獨聯盟聲明稿】馬習會之後：台灣要堅持走向獨立的意志

2015/11/07 甫於2015/11/07在新加坡召開的馬習會，國民黨在未曾尊重民意，強勢突襲的狀況下舉行了。毫無意外地，國、共兩黨繼續以沒有台灣人民共同意志決定、不存在「九二共識」，偷渡「國共內戰史觀」、虛構「兩岸分治」，企圖片面地以「一中框架」抹滅「一中、一台」(One China, One Taiwan)的政治現實。台獨聯盟發表以下幾點聲明 1. 拒斥「馬習密會」對台灣前途與利益任何可能的私相授受：通觀本次會後的記者會，中國繼續以「民族」、「血濃於水」這類虛假的親族感情語言作為其訴求的主述。其目的不外以親屬及情感語言，迴避並框限台灣與中國之間作為國與國之間的公共關係、國際關係。台獨聯盟反對任何以威權思想將台灣的國家發展關係置於私黨化與個人化之下。我們再次重申：台灣人民的公眾利益，絕對不能任由國共密會片面決定、私相授受。 2. 不接受「虛構的92共識」框限台灣發展：從國共兩黨會後記者會的發言可以發現，國共兩黨皆以虛構的九二關係，定調台灣與中國關係。中國並明確表明，所謂一中就是「兩岸同屬一中」，沒有兩國論，沒有「一中一台」，「不是國際觀係」。對於任何對「中華民國」抱有幻想的台灣政黨、人民更要特別注意：對於中國而言，「一中」沒有「中華民國」(R.O.C.)，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P.R.C.)。這不但戳破中國國民黨在台灣長期以來所謂「各自表述」的謊言，我們並要譴責國民黨的自我矮化，配合中共藉此框架，限制台灣尋求自主獨立與國際交往的空間。 3. 反對「馬習密會」對於台灣民主價值的違逆：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國家定位與認同追求，需要高度民主共識，必須基於國人高度參與，凝聚共識，並置於「透明監督」之機制之下。「民主正當性」是事涉台灣重大利益與關係的基本要求，尤其是面對中國1500顆飛彈對準台灣，任何與中國的交往，只有高度、嚴謹與正當的民主形成機制，才能保護台灣人民的安全。台獨聯盟重申：台灣與中國兩國的任何交流，需要以不得違反台灣民主價值為前提。 4. 不容「馬習密會」否認台灣主權地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實際上仍處於高度的敵對狀態。此高度的敵對狀態完全源自「中國因素」：馬習密會不合時代潮流的談話，讓台灣人民更加深切感受到必須脫離「中國內戰史觀」的迂腐觀點，並警覺「中國民族主義」的擴張野心。而台灣所追求的是脫離此虛構且暴力之一中架構，在國際間的場合，與所有的主權獨立國家基於對等、尊嚴與主權不容否認侵犯的前提下，進行積極和平與互惠共益的正常國際關係。當然，對於中國也是如此。台獨聯盟在此再次呼籲台灣人民，在國際社會上，要為承認而奮鬥，在國內要為台灣國家正常化而努力。

【紀念】林文德（1947年1月10日－2015年9月30日）

【紀念】林文德（1947年1月10日－2015年9月30日） (圖為其作品:鄭南榕墓園” 自由之翼”) 林文德，台中人；畢業於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今台灣藝術大學)。畢業後曾任教於建國中學，常於課堂上與學生暢談自由的理念，而引起校方特別的關注，之後為了避開那充滿了不合理與不公平的危險年代，於1972年，林文德選擇遠赴奧地利，進入維也納藝術學院深造，師事知名雕塑大師Wotruba教授，因關心台灣民主與政治，而成為海外黑名單無法返台，被迫流浪他鄉三十餘載。雖然因為政治因素而定居奧地利，林文德依舊仍熱中於公共事務，除藉由個人作品展示對家鄉的想念外，亦定期舉辦台灣與歐洲文化夏令營，藉著文化，關心與參與台灣事，而其作品亦有多件收藏於奧地利Graz市政府文化局。鄭南榕墓園雕塑作品「自由之翼」，即出自林文德先生的作品。林文德以象徵自由的意涵，傳遞鄭南榕為追求自由，不惜以生命換取的捨我精神，經過一整年的構思、不斷的修改，才完成了現今所見的「自由之翼」作品，並以「筆直向天，形狀似鳥，代表自由。內部洞開，代表開放。光滑的表面，期望有順遂的未來。」來說明作品的設計意含，也傳達了林文德先生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期望。 2004年返台定居後，林文德繼續以其作品，從全新的角度重新詮釋他眼中的台灣，以雕塑作品的線條，訴說自身對這闊別三十餘年的鄉土的情懷。林文德認為；台灣的動盪和不安，讓每一天充滿了挑戰，也讓他樂觀看待每一天新的開始，因為「危機就是轉機」。林文德作品:: 1968年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畢業，畢業作品「怨」 1970年參加第一屆台灣雕塑展 1972年赴奧地利維也納藝術學院深造 1985年創陰陽學會於奧地利第二大城Graz 1989年個人第一次作品展於奧地利第二大城Graz開展 1992年創陰陽藝術學會於Graz，於同年於該城成立Centrum畫廊 1995年創作「母與子」雕塑作品於母校台中大肚國小(台中縣文化局校園雕塑甄選) 1996年作品「擁之二」銅雕作品獲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1997年作品「擁之ㄧ」銅雕作品獲奧地立Otto Kepka教授收藏，同年奧地利著名收藏家收藏其作品「Tanz-舞」 2000年個展於Eisenstadt Burgenland Austria展出 2001年個展於Wienerneustadt Austria展出 2002年創作鄭南榕墓園「自由之翼」作品，並承製鄭南榕頭像浮雕同年，當選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傑出校友 2004年承製知名台灣護理先驅「陳翠玉」女士胸像；同年年中，返台定居並承製中華電信行通大樓公共藝術作品 2005年承製王育德先生胸像 2007年承製史明先生胸像 2008年承製台電核一廠戶外雕塑「飛翔」；同年，台灣生命力雕塑大展聯展於台北舉行 2009年承製母校台藝大校園雕塑作品「擁之ㄧ」 2011年承製田朝明醫師與陳定南先生胸像 2012年於雲林科技大學舉辦雕塑個展，同年承製許潮英先生像 […]

【王明理】台灣戰後70年與日本的課題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日本本部　委員長　王明理日本首相在今年終戰70年的談話中、加入了對亞洲各國謝罪與反省的詞句、而更特別的是談話中首次提及台灣。「我國、對於過去戰爭時的行為、已重複表明痛切的反省與誠心地道歉。為以實際的行動來表示此心意、我們在戰後一貫地對印尼、非律賓之東南亞各國、台灣、韓國、中國等鄰人的亞洲各民族所承受的苦難歴史銘記在心、也為其和平與繁栄盡力。此歴代內閣的立場、今後也不會有任何動搖。」日本人對於侵略中國與植民地化朝鮮半島有很深的贖罪心情。但是對於從不抱怨、個性溫和的台灣卻不理不睬地過了70年。安倍首相的談話中「台灣」二字、譲人感受其顧及過去同胞的臺灣人、即或僅僅如此、也多少譲一直被忽視的臺灣人感到幾分安慰。這70年間、亞洲的任何國家都歷經種種艱辛以走出獨立自主之道。許多國家經歷戦爭與內亂、也有許多必須有更多民意支持才能有民主主義機能的國家。然而、戰後能從植民地解放來努力經營自己的國家是幸福的、如中國、韓國、北韓、非律賓、印尼等。但、只有台灣被除外。只有台灣在戰後、再度被中國人（蔣介石的中國國民黨）當成植民地、無法擁有自己的國家。而且、台灣人被沒有什麼教育水準、又沒有人權觀念的中國人之傍若無人之支配下的痛苦、是超乎日本人想像地嚴苛的。但日本人隨著戰敗離開臺灣。他們一離開就忘卻了曾經一起上學、一起生活的台灣同胞、不再回頭。「好像在台灣有個叫中華民國的國家」、他們就這様事不關己地看著臺灣。而他們卻應該是最明白臺灣有著600萬善良而且受過日本教育的人們存在的。我曾被問及「台灣人與中國人不一様嗎？」。我教他們簡單的區別方法、1895年日本統治台灣之前就生活在台灣的人們（紀元前就存在的先住民族與中國來的移民）是台灣人。戰爭中身為日本兵作戰的是台灣人、而當時的敵人則是中國人。 1945年當時台灣人只會説台灣話（自己的母語）與日本話。戰後、被來台的中國人強迫以北京話為「國語」、只有從頭開始學。戰後、占領統治台灣也稱外省人的中國人、他們不是台灣人。（但來台灣已70年、外省人的3世4世們以台灣為自己故郷、也有其台灣人的主體意識。我認為他們是台灣人) 戰爭中、邱吉爾與羅斯福為了鼓舞怯戰而打算要向日本投降的蔣介石、故以口頭向蔣介石約定「打勝戰、就把台灣給你」（開羅宣言）。而事實上所謂「開羅宣言」、根本沒有任何法理根據。台灣不是無人島、那裡有具備近代精神、受完整教育600萬的人民居住、而對此歐美完全不知道。或者知道卻無視其存在。戰後的台灣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中國人屠殺、長達38年的戒嚴令下、在被剝奪言論行動之下生活。1987年解除戒嚴令而可自由行動的翌年、蔣經國總統突然死亡、由副總統就任為總統的李登輝先生施政下、成功地轉型為民主主義社會。然而20年後的今天、國民黨在各角落所築起如銅牆鐵壁的體制仍殘存在社會各處、為害著台灣。即或、台灣國內狀況有所改善、仍有著相當大的問題。那就是國際社會中的臺灣地位。中國國民黨有著主張「代表全中國」之荒唐無稽的妄想、這也譲中國共産黨宣稱「中國只有一個、我們才是代表、要與我國建交、就必須與台灣切斷關係」。因此、台灣被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趕出來、與包括日本的諸多國家沒有邦交。現在世界上有195國、但台灣不被計算在內。2300萬臺灣人的人權完全被國際社會所忽視。全世界找不到比台灣更可憐的国家。要打破此現狀、台灣人只有打倒國民黨政権、自己當家作主才可能。台灣人能經營自己的國家、努力譲國際社會認知台湾才是王道。那時也期待日本能聲援台灣、這也正是日本遺留下來必須處理的戰後課題。過去的宗主國日本、難道對台灣的戰後處理沒有聲援的義務嗎？而此義務即是讓台灣人不受他國的干涉、以民主的手段施行其政治、並積極守護台灣成為一個國家。 \那麼、日本在台灣獨立為国家的破曉十分之時、就能有個可攜手共進的好夥伴為鄰國了。【王　明理】台湾の戦後70年と日本に残された宿題台湾独立建国聯盟　日本本部　委員長　王　明理終戦から70年を迎える今年の首相談話には、きちんとアジアの国々を意識した謝罪や反省の言葉が盛り込まれた。特に、その中に、今年は台湾という言葉がはじめて使われた。「我が国は、先の大戦における行いについて、繰り返し、痛切な反省と心からのお詫びの気持ちを表明してきました。その思いを実際の行動で示すため、インドネシア、フィリピンはじめ東南アジアの国々、台湾、韓国、中国など、隣人であるアジアの人々が歩んできた苦難の歴史を胸に刻み、戦後一貫して、その平和と繁栄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してきました。こうした歴代内閣の立場は、今後も、揺るぎないものであります。」日本人は、中国への侵略、朝鮮半島の植民地化に対する贖罪の気持ちを十分すぎるほど持っている。しかし、文句を言わないおとなしい台湾に対しては、背中を向けたまま70年が過ぎた。安倍首相の談話に使われた「台湾」という二文字には、かつての同胞台湾人への配慮が感じられ、それだけでもずっと無視されてきた台湾人は幾分なりとも報われる思いがする。この70年間、アジアのどこの国も独り立ちして歩き出すために苦労を重ねてきた。多くの国が戦争や内紛を経験し、民主主義国家として機能するにはまだまだ民意の成長を必要とする国も多い。しかし、戦後、植民地から解放されて、自分の国の設営に努力してきた国々は幸せである。中国、韓国、北朝鮮、フィリピン、インドネシア、などなど。ただ、一つ、台湾をのぞいて。台湾だけは、戦後、再び中国人（蒋介石率いる中国国民党）の植民地とされ、自分の国を持つ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のだ。しかも、非近代的な教育水準の低い、人権というものを理解しない中国人による傍若無人な支配下に置かれた台湾人の苦しみは、日本人の想像をはるかに超えた厳しいものであった。しかし、日本人は、敗戦と共に、台湾を去った。去ったまま、かつて同胞として机を並べ、共に暮らした台湾人のことを一切忘れ去って背を向けた。台湾には中華民国という国があるのだな、と他人事のように見ていた。台湾には善良な日本教育を受けた人々が600万人もいたことを一番知っていたのは、日本人だったはずなのに。台湾人と中国人は同じではないのですか、という質問を受けることがある。全く違うのだが、簡単に見分ける方法をお教えすると、1895年に日本が台湾を統治するまでに台湾に住んでいた人々（紀元前から住む先住民族と中国大陸からの移民）が台湾人である。戦争中、共に日本兵として戦ったのが台湾人、敵だったのが中国人である。 1945年当時、台湾人は台湾語（自分たちの母語）か日本語しか話せなかった。戦後、やってきた中国人に北京語を「国語」とするよう強いられ、一から勉強したのである。戦後、台湾を占領統治した中国人は、外省人とも言われるが、台湾人ではない。（ただし、台湾に来て70年も経って、外省人の3世4世たちは、自分たちの故郷は台湾で自分たちは台湾人だという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持つ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そういう彼らはもう台湾人であると私は思う）戦争中、腰砕けで日本に投降しようとする蒋介石を叱咤激励するために、チャーチルとルーズベルトは勝手に「戦争に勝ったら台湾をおまえにやる」と蒋介石に口約束した（カイロ宣言）。本当はカイロ宣言に、何ら法的根拠はなかった。台湾は無人島ではなく、そこに近代的精神を持つ教育の行き届いた人民が600万人も住んでいることを、欧米は全く理解していなかった。または、知っていて、無視したかだ。戦後、台湾人は、自分の住まう土地のなかで、中国人に虐殺され、38年間に及ぶ戒厳令の下で、言論と行動の自由を奪われて暮らしていた。やっと、戒厳令が解除され自由に行動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1987年で、翌年、蒋経国総統の急死によって、副総統から昇格した李登輝総統の下で、徐々に民主主義社会に移行することに成功した。それから20年が経つが、しかし、今もまだ国民党が隅々にまで作り上げた鉄壁の体制は、社会のあちこちに残って弊害となっている。たとえ、台湾国内が改善されても、大きな問題がある。国際的な台湾の地位である。中国国民党が「自分たちこそ全中国を代表する」と荒唐無稽な妄想を主張していたために、中国共産党に「中国は一つ、われわれが代表するもので、我が国と国交を結びたければ、台湾と縁を切るように」と言わしめたのだ。そのため、台湾は国連からも他の国際機関からも締め出され、日本をはじめ諸外国との外交関係を持っていない。現在、世界には195か国あるが、台湾はカウントされていない。2300万人の台湾人の人権は国際社会から無視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こんな可哀そうな境遇の国は、世界中さがしても他にない。この状況を打破するには、台湾人が国民党政権を打倒して、自らが主人公となる政治をするしか方法はない。台湾人が自らの国を経営し、国際社会に「台湾」として認知してもらうよう働きかけることが王道である。その時には、是非、日本に応援してもらいたい。それが、日本に残された宿題、戦後処理である。かつての宗主国日本は、台湾の戦後処理を応援する義務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それは、台湾人が他国からの干渉を受けずに、民主的な手段で自らの政治を行い、一国として成り立ってゆくことを積極的に見守ることである。そして、台湾が一国として独立した暁には、共に手を携えてゆく良きパートナーを隣国にもつことになるだろう。

近日亞太地區情勢的新變化

李明峻台灣安保協會秘書長亞洲太平洋地區總人口21億，佔全世界人口30%，若再加上南亞，約佔全世界半數人口。2009年東南亞國協（ASEAN）以及日本、中國、南韓的國內生產毛額（GDP）達12兆美元，佔全球GDP的21.1%，首度超過20%；2010年東亞經濟體GDP增至12.88兆美元，超越歐元區的12.71兆美元。2014年東亞經濟體的GDP將攀升至17.34兆美元，逼近美國的17.41兆美元。由此可知，亞太地區在全球的重要性日益提昇。中國崛起原本是對亞太地區是好事，但三十年來中國一直沒有放棄霸權思維，不但連續二十年軍事預算成長都超過二位數，近十年來更積極充實遠洋海軍力量。中國在發展經濟並與週邊國家關係日漸緊密的同時，卻試圖透過軍事影響力，由一個大陸國家逐步擴張成為太平洋到東南亞延至印度洋的海權國家，從而與週邊國家在軍事方面諸多衝突、對峙與緊張。就此而言，以日本、台灣、菲律賓連成的所謂「第一島鏈」，扮演著第一道防波堤的角色。然而，所謂「第一島鏈」、「第二島鏈」防線是源自於美中等國從東西向角度的思維，對於南北向思維的臺灣與日本而言，並無所謂「第二島鏈」防線的問題。因此，臺灣與日本一定要超越「以美國為中心向東亞構築的雙邊扇形」聯盟的關係，否則中國若突破「第一島鏈」，臺灣與日本的海上運輸線將被控制。對於此點，原本在蘇聯解體後一度「漂流」無著的日美同盟，在經過1993-94年北韓核武危機之後，五角大廈1995年2月提出「美國在東亞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報告（奈伊報告）。報告表明：美國將繼續在東亞地區維持10萬名駐軍，並強調美日同盟是美國東亞戰略之基礎，期待日本對區域以及世界安全做出進一步的貢獻。緊接著，1995-96年台海危機發生，這讓美國找到美日安保再定義的方向。1996年3月初，柯林頓政府於決定派遣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馳赴臺海周邊部署，並提高對亞太地區的關注。另一方面，美日兩國在1996年於東京簽署《美日共同安全宣言》，並在1997年9月24日修訂《美日安保防衛合作指針》，取代1978年冷戰時期議定的舊指針，以面對亞太安全新形勢。由於新指針重心從「日本有事」擴展到「日本周邊有事」，並將台灣隱含在「美日安保體制」之內，所以引發中國的強烈不滿。 2001年，日本小泉純一郎首相上任即公開表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主軸」。長期以來日本對亞洲的戰略就是以日美同盟為亞洲安全和平的「公共財」（public goods），並不是對任何國家採取敵對關係，但是希望東亞地區能持續維持現狀避免紛爭。在小泉擔任首相期間，中日兩國一直是「政冷經熱」，因為釣魚台、參拜靖國神社、教科書等問題，持續著齟齬的關係，兩國領導人好幾年都沒見面。由於台海軍事平衡日益喪失，中國軍方經常主張可以「採取非和平方式」對付台灣，於是日美在2005年2月雙方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舉行的所謂「二加二會議」中，共同發表美日共同戰略目標，向中國提出「有關台灣海峽的問題，敦促中國應該要經由對話，「和平的方式解決」，不容中國以非和式手段攻取台灣。但中國反而於2005年3月立法制定《反分裂國家法》，明文主張可以「採取非和平方式」對付台灣，此點讓美日更是提高關切程度。其後，雙方陸陸續續發生許多齟齬，但由於日本進行政治軟弱期，幾乎是一年換一位首相，再加上2009年採取美中平衡理論的民主黨執政，使得日本對中政策沒有明確方向。一直到2012年9月野田內閣為維持釣魚台的穩定管理，避免日本右派購得釣魚台列嶼，因而啟動釣魚台列嶼「國有化」的程序，結果引發日中緊張的白熱化。 2013年11月23日，中國宣布設立覆蓋大部份東海海域的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ADIZ），要求在區域內航行的航空器得向中國通報飛行計劃，對不配合識別或拒不服從指令的航空器，中國武裝力量「將採取防禦性緊急處置措施」。由於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與部分日本、部份南韓的防空識別區有重疊，且涵蓋中韓爭議的蘇岩礁和中日爭議的釣魚台列嶼，並緊貼台灣彭佳嶼的上方空域，被認為是對日本及週邊國家形成明顯挑釁。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後，日本政府12月11日提出《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軍事預算高達1.5兆新台幣，並將在琉球增加部署20架F-15戰機等；中國解放軍近來則密集在渤海、黃海舉行聯合軍演。2013年12月17日，日本自民黨在總部召開安全保障相關人員會議，審議通過日本政府遞交的《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2014-2018）、新《防衛計劃大綱》、外交及防衛政策指針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這三份綱領性的安保計劃其後在同日的內閣會議上做出最終決定。日本的民主黨認為「美國的影響力雖將日益降低，但其軍事經濟實力今後二、三十年仍將是世界第一。另外，具有壓倒性人口規模的中國不斷擴大軍事力量，其成為經濟超級大國也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中國的經濟規模已凌駕日本。在努力繼續維持霸權國家地位的美國，和企圖成為霸權國家的中國的夾縫中，日本如何才能保持政治性經濟性的自立，並且如何才能維護國家利益？」，但自民黨的安倍政權認為就算美國和中國今後將變成兩大霸權國家，但認為日本是處在美國和中國夾縫中的外交認識則明顯是錯誤的，日美兩國是同盟關係，而日中不過是一般的兩國間關係。如果日本陷入急迫的局勢，美國有保衛日本的義務，而日本則提供許多軍事基地給美國，做為承擔分攤責任的形態，兩國處於共同的安全保障體系中。另一方面，日中兩國則存在重疊海域中間線問題、釣魚台群島領有權問題、歷史認識問題等抱持許多極難解決的懸案。因此，對日本而言，一邊是有同盟的關係，另一邊是存在許多懸案的關係，這種現實使得日本若將中國和美國認為是等距離的「正三角形」關係是非常危險的。現在討論所謂的「正三角形」關係，其在政治走向上即有「離美˙親中」的意涵。因為憲法，政治和經濟因素，半世紀以來日本確受美日安保架構的保障，美方當然不滿，批評日本搭「便車」（free ride）。日本防衛預算未能大幅提昇固然因為憲法的精神，也因政治上反戰和和平主義勢力的影響，在國內確實有其困難。以往美國曾多次要求日方對本身的安全應付出更多的貢獻，但「共識決」的日本內閣總是讓美方失望和反感。日方最關心的似乎只是經濟，而且是以出口為導向的貿易，因而國際間將日本當成一個只求利潤的大商社（Japan, Inc.）。美國對日本竭力追求經濟繁榮而未努力（如編列更多防衛預算）強化其本身的防衛及參與國際安全的維護迭有怨言。如1990年伊拉克派兵侵佔科威特，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幫助科威特復國，授權會員國採取強制行動逼退伊拉克軍隊，但日本的海部內閣雖願意分攤維安費用，卻不肯派日本自衛隊參與維護國際和平的軍事行動。為了彌補「不能動武」的缺憾，日本曾大力提供國際經濟援助。日本對聯合國捐獻在1980年代以後即超越美國，成為外援最多的國家，但結果是被譏為「支票外交」。 2009年8月，日本民主黨在國會眾院選舉取得壓倒性勝利，由鳩山由紀夫組閣。他所宣示的外交政策對美、日同盟產生相當衝擊：（1）他表示要談判沖繩普天間機場遷移計畫，找出一個將美軍陸戰隊撤離琉球的方案；（2）他要制定一中立和平衡的日本外交政策，少依賴美國，比較傾向中國；（3）推動脫美入亞以亞洲國家為會員國的「亞洲共同體」。鳩山這些激進的政見嚴重傷害日美關係，也引起黨內和日本國內的紛爭和困擾，無法獲得日本民眾和民主黨同志的支持(當時日本民調顯示80%受訪者支持親善日、美關係)，導致他不得不在2010年5月下臺，由同黨菅直人接任。菅內閣在外交政策清楚與鳩山切割，重新擁抱日、美同盟，從菅直人內閣到野田佳彥內閣，日本政府都在修補鳩山對日美關係所造成的損害。但民主黨政府只是努力修補日美關係，對日本在國際上的角色仍是採取消極的策略。即使美國在安全保障方面最重要的對象是中國，而最讓日本苦惱而且將來會越來越困擾的也是中國的軍事大國化。但即使在中國的軍事大國化已成為任誰都一目瞭然的狀況下，但當時日本並沒有想要自立的動向。俄羅斯領導人訪問北方領土、韓國總統訪問竹島等，都是周邊國家看穿日本缺乏想要自立的志向，從而趁機伸張國家利益的行動。然而，當時日本對於這些狀況還是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方案。特別是2010年9月在釣魚台列嶼發生的中國漁船衝撞事件，日本政府、首相官邸的對應更是令人慘不忍睹。在此一事件的過程當中，明白顯示日本欠缺亞太戰略。目前的日本缺乏毅然堅守主權的精神，此點也導致日本外交威嚴或威信（integrity）的喪失。但由於中國對日態勢日益強硬，特別是釣魚台列島國有化之後，中國的反日情緒急遽升高，這也讓日本民眾對中國日益反感。[i]在民眾的期待下，2012年12月，以安倍為首的自民黨東山再起，在眾議院480席中贏得294席，加上公明黨31席是壓倒性勝利。中國意圖掌握亞洲的霸權企圖，是造成亞洲情勢不穩定的主要原因，這不但導致中日兩國關係持續交惡，連東南亞鄰國也與中國日益緊張，美國提出「亞洲再平衡」策略，希望重整亞洲整體區域和平的穩定狀態。有別於過去的「消極和平主義」，安倍將「基於國際協調主義的積極和平主義」做為安全保障理念的主軸。因此，安倍內閣除了要大力振興經濟外，還要增加防衛預算，增加自衛隊人員與武力，包括尖端武器系統。面對中國軍力急速擴大，對東海領土主權的主張，和北韓核武和長程飛彈的威脅，安倍認為日本亟須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一般認為，日美共同戰略對中國採取勸阻戰略（dissuasion strategy）並非「圍堵」或「敵對」戰略，但是也必需提升日美對中國軍事抑止力量為後盾。美軍持續加強亞太地區軍事力量，而日本防衛性軍事力量也逐步提升。就是要維持日美同盟為亞洲安全和平的公共財。單純以軍隊數量而言，日本的確落後很多。日本軍人的數量只有中國的10分之1，戰鬥機數量是中國的5分之1，艦隊的噸位是中國的一半。但是在現代戰爭的關鍵因素，訓練和科技方面，日本超過中國，而且如果發生任何軍事衝突，美國幾乎一定站在日本一邊。雖然中國近年來盡力加快武裝建設，然而美國外交學會的一份報告認為，中國在軍事科技和實力上至少落後美國20年。另一方面，美軍也在逐步推進亞太地區戰鬥力量的重組，部署亞太地區的艦艇占美軍艦艇數的比重，將從現在的5成增加到2020年的6成，以加強對中國的牽制。美軍還提出以海空軍為核心的長距離打擊「海空一體戰」構想，並為此研發航母無人艦載機和新型巡航導彈。中國在空中加油機和艦艇的綜合運用方面，仍然與美國空軍和航空自衛隊存在較大差距。日、美兩國政府已經確定將在2014年年底前，修改完成《日美防衛合作指標》。預計中國的海洋活動及東海有事時，日美將提高對中國的遏制能力。同時，日本在國內法上也要為提高對中遏制能力做準備，[ii]因此安倍內閣通過決議解禁集體自衛權。依據聯合國憲章第51條規定，主權國家擁有單獨或集體自衛的固有權利。集體自衛權是一種國防概念，即與本國關係密切的國家遭受他國武力攻擊時，無論自身是否受到攻擊，都有用武力進行主動干預和阻止的權利。簡言之，集體自衛權可視為海外出兵或介入他國戰爭的權利，包含進攻作戰的潛在概念。此條款成為組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的法律基礎。過去日本內閣法制局的解釋是：「做為聯合國會員國的日本，原本就擁有集體自衛權，但因為日本國和平憲法的特殊要求，使得日本沒有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能力。」，對於「集體自衛權」持高度保留態度。然而，日本安倍政府透過內閣決議於7月1日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這是日本自二次大戰後一個劃時代的重大決定，讓日本由原先專守防衛的角色轉變為可協同進攻作戰的概念，勢必對整個亞洲情勢產生重大的影響，台灣在亞洲的地位就更顯重要。日美同盟是維護亞洲安全保障的公共財，台日關係位於日美同盟關係的延長線上，安倍政府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不但是日本對整個亞洲和平的能有作為，日後也將對台灣及台海安全保障產生正面的效果。然而，日本安倍首相解禁集體自衛權，整個亞洲情勢產生這麼大的變化，但馬政府一昧採取傾中政策，對於台灣將面臨的嚴峻情況完全無感，這樣對國家是相當不負責任的。若政府對此不能提出具體的外交政策，台灣未來將更加岌岌可危。台灣應該站在台灣人民的角度，更加清楚自己的戰略目標及地位，提出屬於台灣的看法與立場，強化未來台灣與日本是和平與民主價值的夥伴關係，共同維護亞洲區域的和平及民主，並堅持對其他國家不得使用非和平外交策略的信念，才有可能達到真正的和平、安全。 [i] 據日本ＮＨＫ的民意調查，1978年日本一般民眾有62％對中國抱有好感，對中國沒有好感的為25％；2001年同樣ＮＨＫ的民意調查顯示，日本一般民眾有47％對中國抱有好感，而對中國沒有好感的為48％，對中國沒有好感的日本人已經超過對中國有好感的日本人。目前則更有超過80％的日本人對中國沒有好感。但中國在2001年的民意調查顯示，中國一般民眾只有17％對日本有好感，而對日本沒有好感的達72％。90％的中國人不知道日本曾經多次對中國提供援助。 [ii] 安倍先於2013年2月恢復「安保法制懇談會」，同時成立「關於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專家會議」，6月向國會提交設立國家安全會議(ＮＳＣ)法案，並經國會審議通過，接著於9月設立「關於安全保障與防衛力懇談會」，準備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ＮＳＳ）」和《新防衛大綱》。2014年1月7日，安倍政府宣布正式啟動國家安全保障局，7月1日以內閣決議修改過去的憲法解釋，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日本表明將為世界和平做出積極貢獻。

美國與東亞盟友的同盟困境

羅致政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一、前言形塑當前東亞安全與戰略格局最重要的兩股力量，是美國的「戰略位移」（Asia pivot）與中國的持續崛起。面對東亞地區所存在的許多衝突熱點（flash points），例如東海主權爭議、南海領土爭奪等，美中兩國的戰略互動與外交博奕是影響區域危機是否升級或緩和的關鍵因素。然而，美中兩國彼此之間的權力轉移（power shift），以及隨之引發的關係變化，才是左右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決定因素。卡普蘭（Robert Kaplan）在其《印度洋的季風》一書中即悲觀地表示，美國和新興大國（印度與中國）之間恐怕難逃歷史上「地緣政治的宿命」，既存霸權和新興強權將在海洋上展開無法避免的競爭與衝突。[i]卡普蘭更在《地理的報復》書中進一步指出，崛起的中國勢必會與美國爭奪西太平洋，而其爭奪的焦點即是南海和東海區域。[ii] 簡言之，中國由傳統陸權國家走向海權的戰略選擇，必然會挑戰到美國此一海權大國的領導地位，也一定會遭遇到美國所採取的反制與平衡，然而在陸地上難以找到足以並願意平衡中國崛起的力量時，在西太平洋推持海洋戰略優勢（不論是靠自我力量或強化同盟），就成了必要的選擇，使得美中之間的衝突也成了地緣政治的必然。然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則持不同的看法，認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若在全球化下捲入衝突甚至斷絶往來，其破壞力將遠遠超越冷戰時期的美蘇對峙。因之，他認為美中關係的未來，衝突是一種選擇而不是一種必要。[iii] 美中兩國無疑是主導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發展的兩大力量，也存在著傳統國際關係中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但另一個較少被討論的關係，則是美國與區域國家尤其傳統盟友之間的「聯盟困境」（alliance dilemma）。簡言之，大國面對小國的同盟有著「搭便車」（free-ride）與「牽連」（entrapment）的兩難，而小國追隨大國則面對被大國「背叛」（abandonment）或「牽連」（entrapment）的顧慮。如何平衡如此複雜的對外關係，是東亞國家所面臨的外交與安全挑戰，而各國戰略互動的結果，也是影響東亞區域安全的重要變數。二、美國的「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政策如前所述，中國在政治、經濟與軍事的持續崛起，已然成為華府必須面對的區域甚至全球課題。面對亞太局勢的變化，民主黨的歐巴馬（Barack. Obama）於2009年上任總統之後，隨即展開對亞洲政策的檢討與調整，新的亞太戰略也逐漸成形，歐巴馬政府決定重返亞洲（Asia pivot），並在軍事、外交與經濟上採取「再平衡」（rebalancing）的作法。所謂的重返亞洲或者再平衡，雖不明說但顯然是因應中國崛起的戰略作為。正如同2014年4月歐巴馬總統的亞洲行，雖然訪問日本、南韓、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四國行程中並沒有中國，但歐巴馬所到之處以及媒體關心的焦點，幾乎都是環繞著中國相關的議題，甚至都直指歐巴馬的「再保證」（reassurance）之旅有圍堵（contain）中國的強烈意涵。檢視歐巴馬的第一任期，美國國務卿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於2009年7月訪問泰國時，正式提出「重返亞洲」的構想，而在2009年6月的第16屆東協區域論壇上，美國國務卿柯林頓（Hillary Clinton）代表歐巴馬政府簽訂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於2010年10月首次出席東亞峰會，接著於2011年成為東亞峰會的正式會員國。顯然美國的「重返亞洲」不僅是構想，更採取具體的行動。2009年11月，歐巴馬總統展開上任之後的首次亞洲之行，他在東京清楚宣示，「作為美國首位太平洋總統，我向你們承諾，美國這個太平洋國家，將加強並繼續維持我們在這個全球至關重要地區的領導地位。」[iv] 2010年1月，柯林頓在夏威夷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發表演說，高調宣布「我們回來了，我們將留下。」她明確指出美國的未來與亞太地區的未來息息相關，該地區的前途也取決於美國，而繼續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和戰略領導地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在這個區域的繼續存在也符合亞洲的利益。[v] 在2011年11月，柯林頓國務卿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上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專文，完整論述美國將戰略重心移往亞太的的主要內容，文章指出21世紀將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而在今後10年裡，美國外交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在外交、經濟、和戰略上，大幅增加對亞太地區的投入。此一戰略重心的轉移包括六個面向：加強美國在亞洲的雙邊同盟關係，深化與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工作夥伴關係，參與區域性多邊制度，拓展貿易和投資，擴大美國的軍事部署以及促進民主與人權。[vi] 隨後，2011年11月17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在澳大利亞國會發表演說，清楚列出美國在亞太地區秩序建構中所追求的目標與採取的步驟，這包括：確保亞太地區的安全、維持美國在該區域的軍事部署、重新參與區域性組織、與中國建立合作性關係、以APEC為平台建立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TPP）、拓展民主與人權。[vii] 簡言之，透過這些公開言論，華府高層已清楚描繪出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的戰略藍圖。 2012年1月，美國國防部發表《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順序》的報告，作為新的國防戰略指導。[viii] 報告指出，當美軍由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中撤出，美國面臨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變遷的地緣政治環境與改變中的財政結構下，必須仔細評估美國的國防戰略，而要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貿易的自由流通並保有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有絶大程度取決於美國的軍事優勢與部署。而從長遠看，中國崛起成為一個區域性大國將有可能以多種方式對美國的經濟與安全造成影響，而美國因應的作法則是推動「空海一體化」的戰略，並加強海上力量以應對「反介入/區域阻絶」（Anti-Acess/Area Denial）的能力。2012年6月，美國國防部長帕尼塔（L. Penetta）在新加坡香格里拉會議上公開表示，在2020年之前，美國計劃把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軍部署，從目前的五比五，變成六比四。[ix] 很清楚地，美國軍事力量的移往亞太地區是再平衡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項支柱。回顧歐巴馬總統的第一任期，在政治上，美國政府高層透過對東亞地區的密集訪問，大幅提升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能見度。2009年2月，柯林頓初任國務卿的第一次國外訪問，就是以亞洲為出訪對象，這場「傾聽之旅」（listening tour）到訪了日本、印尼、南韓與中國等四國。柯林頓的四年國務卿任期，總共出訪112個國家，也成為美國史上出訪最多國家的國務卿，也是出訪最多亞洲國家的國務卿，2009年訪問17個亞太國家，2010年訪問20個亞太國家，2011年出訪19個亞太國家，而2012年也訪問了19個亞太國家，密集的出訪行程落實了在亞洲的「前沿部署外交」（forward-deployed diplomacy）。[x] 而前後兩任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和帕尼塔也多次造訪亞洲，並親自出席了每年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安全對話。除了強化傳統軍事同盟的關係之外，美國也積極展開了亞太區域內國家的安全合作與對話。事實上，在2012年美國大選之前，美國內部即已出現一項輿論氛圍，那就是「重返亞洲」的政策，是口惠而實不至，而面對這樣的批評與質疑，在歐巴馬總統順利連任後，「亞洲再平衡」政策的推動似乎有更積極的傾向。歐巴馬在贏得2012年大選之後，旅即出訪緬甸、泰國、柬埔寨三國並出席東亞峰會，試圖展現其第二任期對東南亞區域的關注與承諾，而到2013年6月為止，歐巴馬總統任內已經到訪亞洲五次，即便是第二任期才上任的國務卿凱里（John Kerry）與國防部長哈格爾（Chuck Hagel）也已分別到訪亞洲五次，足證對亞洲地區的重視。 2013年3月11日，國家安全會議顧問多尼倫（Thomas Donilon）在亞洲協會發展演說，除了重申歐巴馬將在新任期持續推動「再平衡」戰略之外，並強調「正如我們發現美國在東亞的投入不足，我們認為在東南亞的投入尤其欠缺，我們正在糾正這種狀況。」[xi] 同年6月20日，被提名為東亞事務助卿的羅素（Daniel Russel）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任命聽證時表示，「再平衡戰略需要進一步平衡，美國與東北亞地區的關係已經發展成熟，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應該得到更多關注。」[xii] 其具體成效則是在2014年4月初，美國與東協國防部長在夏威夷舉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美國─東協防衛論壇」（The US-ASEAN Defense Forum），如同國防部發言人對這次論壇所做的註解，「我們視東協為此區域內的核心與戰略成員，這場我們在夏威夷所主辦的非正式會議，是展現此一觀點的機會。」此外，今（2014）年4月，歐巴馬更成為近五十年來第一位訪問馬來西亞的美國總統，更與馬國總理阿都拉薩（Najib Razak）簽署了全面夥伴關係，讓雙方在經濟、安全、教育、科技等面向上有更多的合作，推進兩國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簡言之，除了進一步強化與日本、韓國兩個東北亞盟友的傳統關係外，歐巴馬第二任期「亞洲再平衡」戰略的重點，置於補強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使得亞洲「再平衡」戰略能在東北亞與東南亞兩個區域連成一氣。同時，美國對於盟友在相關問題上的立場也採取更為支持的態度。最明顯的例子，即是歐巴馬政府對於美日安保涵蓋爭議的釣魚台群島的態度。2014年4月，歐巴馬總統在日本首相安倍的面前公開宣示，「我們對於日本安全的條約承諾是絶對的，條約第五條涵蓋日本行政管理下的所有領土，包括尖閣群島。」此外，美國也支持日本檢討對於行使集體防衛的相關限制，期待日本在國際安全議題上，發揮更大更積極的角色。而另一個存在主權爭議的南海地區，美國也更往菲律賓的立場靠近，2014年4月28日，雙方國防部長簽署了長達十年的『美國─菲律賓提升防衛合作協議』，到訪的歐巴馬總統也向菲律賓總統親自承諾，美國支持菲國將南海領土爭議交付國際仲裁的決定，甚至更意有所指的表示，領土爭議應該和平解決，反對任何恫嚇或脅迫。在這之前，2014年2月5日，美國亞太助理國務卿羅素在國會聽證會上，更批評中國歷來來南海問題上所堅持的「九段線」主張「既沒有當代國際法根據，又成為南海局勢不穩定的來源。」綜上分析，歐巴馬政府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在其第二任期似乎有更加深化與擴大的發展，其具體目標有三，首先是要在外交上平衡中國崛起所伴隨而來的區域影響力，其次是反制將美國排除在外的東亞經濟整合，並以TPP引導東亞的經濟一體化，最後則是在軍事上持續維護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優勢，並保有介入區域熱點的軍事能力，而總體的目標就是要在亞太地區「維持一個穩定的安全環境，加強以經濟開放、和平解決爭端、尊重普世權利和自由為基礎的地區秩序。」簡言之，將戰略重心移往亞洲，是當前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一環，而在經濟、軍事、外交及至於社會文化上，採取「再平衡」的策略，則是其具體的外交實踐。三、亞洲國家的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