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公論報》1981年7月31日《台灣公論報》創刊,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自勉為「海外台灣人的報紙」,由羅福全擔任發行人,洪哲勝擔任社長。取代機關報《台獨月刊》改為每周發行二次。 這份報紙是「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的刊物。
《台灣評論》「台灣評論」於1992年10月17日創刊,選在距71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日,作為創刊日。最初一年,「台灣評論」委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主辦。嗣後,隨著國內政論雜誌銷路的萎靡,遂改由台獨聯盟自編,作為贈送同好和宣揚理念的非商品性刊物。
共和國雜誌從《台灣評論》到《共和國》二千三百多年前,柏拉圖寫了三篇至今仍是學習政治,尤其是政治哲學必讀的著作,其中一篇叫〈共和國〉 (Republic)。柏拉圖寫這篇〈共和國〉時正是古雅典的政治最墮落的年代,他想透過他的政治哲學來挽回雅典政治的健康。 我們把這份刊物定名為《共和國》,是因為我們覺得目前台灣的政治也很不健康,想借用柏拉圖當時寫〈共和國〉的心意。此外,我們覺得台灣人一直渴望台灣早日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共和國」的誕生也許還要一段時間,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心中或在行動上為「台灣共和國」催生。我們也想用這份刊物來參加這個運動。
日本與台灣安全保障的關係全世界對台灣的安全最關心的是美國。事實上,美國對台灣的安全保障也是貢獻最大的國家。然而,我要說的是,其實日本對台灣安保的關心,並不輸美國。對於以貿易立國的日本來說,台灣不但是日本主要的經濟夥伴之一,同時台灣更因台灣海峽是日本西南航路的要衝,對依賴進口石油生存的日本看來,包括台灣海峽在內的西南航路,可說是日本經濟的生命線。 過去,台灣在蔣政權統治的冷戰時期,日本採取藐視中國,繼續支持蔣政權的態度,雖說是日本屬世界自由陣營之一員,不得不如此,其實前述經濟因素的考量,更是當年日本不得不支持台灣的主因。 原本支持台灣的日本,自從一九七二年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轉而一面倒向中國,從此,台灣即消失在日本的國際視野一般。在台日斷交後,台日關係從政府間的往來,降低為民間的來往。日本的傳播媒體也甚少報導台灣。台灣與日本的關係,雖然每年仍有三百萬人次的往來,卻淪為觀光旅遊的民間關係。 究竟日本是不是對台灣的安全保障不再關心了呢?其實不然。我認為日本將繼續關切台灣的安全保障,一如往昔。因為台灣對日本的重要性絲毫沒有減少。日本所關切的台灣安保問題,其實就是台灣是否會被中國所併吞?屆時台灣做為日本經濟夥伴的作用,將會大大減損,日本的西南航路也將會受制於中國。一旦台灣被中國併吞後,原為國際海峽的台灣海峽將會淪為中國的內海。同時,台灣的東部海域,也會變成中國的領海和經濟海域。此外,中國的航空識別圈也將擴大,如此一來,日本不得不對中國低聲下氣的機會將大為增加。 此次美日安保條約新指導方針的確立,已經扭轉過去被視為「片務條約」(即過去祇是美國有義務防衛日本,日本卻無義務防衛美國),朝向美日安保條約的正常化邁進一步。但是這一步,對台灣的安全保障來說,卻是邁進了很大的一步。我認為,台灣人在要求日本要更重視台灣的同時,台灣人也應該多加了解日本,多醞釀出對日本友善的氣氛。「敬人者,人恒敬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此,國與國的關係亦然。
獨立建國才是最安全的選擇許世楷◎建國黨顧問 我們處於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將跨入二十一世紀,對台灣的前途應該做如何的思考?我想提出以下三點較重要的標準,供給大家做參考。 第一點是,主張制憲,不採修憲。1991年以來國民黨政權頻頻修憲,兩年前得到民進黨合作更做大幅度修憲。國民黨政權的意圖在於延續中華民國體制,建立中華民國偏安的局面。 我們若是站在台灣史的立場,回顧幾百年來為什麼台灣人都被外來政權待為統治的客體,我們如何來克復這個「台灣人的悲哀」,回復主體性,樹立做為一個人的尊嚴?唯一的答案是台灣人自己做頭家,即只有獨立建國一條路,這就是台灣史給與我們的結論。 若是站在中國史的立場來看台灣問題,即課題是如何收拾國共內戰?中國共產黨佔據中國,中國國民黨逃亡到台灣來,現在只求偏安建立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所以中華民國憲法只能修改,不可以廢除。中國歷史分分合合,屢現分裂偏安局面,長久以後也有可能再「統一」,所以就也有國統綱領、國統會的產生。 第二點是,主張「以台灣的名義申請新加入聯合國」,不採「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台灣當局「以台灣名義申請新加入聯合國」的那一時刻,等於是向國際社會發布台灣獨立宣言。美國前助理國務卿羅德曾經說過,美國政府從來沒有聽過台灣要獨立的聲音。可見台灣人獨立建國的心聲有需要公開很白的講出來,不能只是閉鎖在心裡的願望。我們有必要表明在台灣這裡產生了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與中國無糾葛。 國民黨政權在人民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做參加聯合國的活動,但是這幾年來所推動的是「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的活動。所主張的就是以前的中華民國分裂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所以不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在台灣」也應該在聯合國有席位。 這個分裂國家的理論很危險,將台灣牽進中國內亂的漩渦,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有藉口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使台灣被中國糾纏不清。國民黨政權不敢將外匯存底以中華民國名義存款在外國銀行,充分顯示出這種分裂國家理論在國際社會台灣的不利傾向。 台灣應該採取新生國家的理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舊金山和平條約,只規定日本放棄台灣而沒有言及於放棄於誰,以來台灣人在這一塊國際地位未定的島嶼耕營,沒有被島外的國家統治過,逐漸形成獨立的政治實體,以至於將成立一個和中日無關係的新國家,現在只是「中華民國」蓋在我們頭上,使我們不能真正獨立建國。 第三點是,主張教育本土化,不採只停留在「鄉土化」的中華民國體制教育。中華民國體制教育,例如致使台灣的學生不清楚自己可能天天跨越的台灣三大河流,卻能背出從來沒有看過的中國三大河流。幾年前李登輝先生也開始說,台灣的教育在教一些「有孔無榫」的,因而有「認識台灣」的課程登場。 但是建構「認識台灣」課程基礎理論的杜正勝先生所提出的是圖一的三圈理論,所以所培養出來的學生,確實對台灣的知識增加了很多。但是在民族認同上具有「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混亂。 我們主張應該是〈圖二〉的兩圈理論,在民族認同上應該具備「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這樣才能具有獨立建國反對中國合併,防衛台灣的清楚意識。 再一次整理以上所提三對正反概念即如下: 第一: (正)台灣史立場:回復台灣人主體性 →台灣獨立建國 →制憲 (反)中國史立場:收拾國共內戰 →建立中華民國第二共和偏安 →修憲 第二: (正)新生國家理論:台灣獨立建國 →切斷中國的糾纏 →以台灣的名義申請新加入聯合國 →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 (反)分裂國家理論:中華民國第二共和 →與中國糾纏不清 →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 →受到國際社會的排擠 第三: (正) (反) →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民族認同清楚 →民族認同混淆 →能建立、維持獨立建國 →不能建立、維持獨立建國 以上三對概念可以說都是以對中華民國體制的承認與否為區隔而產生。可見對台灣前途做思考時,對中華民國的是非是很基本的判斷。而且我們在這裡也看得出來,和一般的俗說相反,承認中華民國體制,要維持現狀是很危險的選擇,主張獨立建國卻才是安全的選擇。
台灣現在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李勝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秘書長 依據聯合國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的第一九七六次全體會議的二七五八號決議文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已不被聯合國承認為中國的代表,而被認定為非法的蔣介石的代表而已。現在的「中華民國」早已被國際最大組織的聯合國認定係非主權獨立國家。 「中華民國」政府自認為代表中國,自己否定為僅代表台灣的獨立主權之國家。又主張一個中國政策(編按:李登輝在七月九日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提出「特殊國與國的關係」,推翻過去的「一個中國」論),將台灣視為中國一部分,自然被中國及包括美國、日本等國際社會以一個中國政策,否定台灣的國家地位。「中華民國」成為假中國,參加其他國際組織,僅能用「中華台北」、「中國台北」等非主權獨立國家的國名,早已自我否定僅代表台灣的國家地位。 台灣申請加入代替原來GATT的WTO是以台澎金馬地區而非獨立國家名義列入在Custom Territory關稅地區內的會員資格,如同英法屬地,係以其母國為會員國的條件加入,而台灣加入,等於以中國為母國。聯合國的國際組織包括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會員均必須是獨立國家,台灣不准加入就是因為不被承認是獨立國家。最近,葡萄牙拒絕台灣在該國註冊商標及專利,即以不承認台灣係獨立國家為理由。 台灣事實上的獨立係政府及行政的獨立,而非國家的真正獨立,真正獨立的國家必須是國際法上的獨立(dejure independence),國家是法人必須有經國際通認的程序才能成立而存在,與自然人只要生存即足不同。上述一至三點證明台灣現在還不是真正獨立的國家。因為台灣不能與大多數外國建立正式外交,即對外不能行使主權,即缺乏在國際法上成為獨立主權國家的要件。 總統直選並非成為獨立國家的條件,君王制或非直選總統的國家,仍是獨立國家,不具國格的「中華民國」國會全面改選或直選總統並不使台灣成為獨立國家,除非對外宣布台灣係與中國無關的國名,否則仍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自主政府或政治實體而已,而非獨立主權國家。 民進黨既然主張要建立台灣共和國,就是認為台灣還不是主權獨立國家,台灣獨立就是建立新國家,獨立與建國係一體兩面,沒有所謂「已獨立」而「未建國」之自相矛盾可言。 獨立與對外主權亦同,獨立國家才有樣外主權,無對外主權即非獨立國家。如果主張現在的「中華民國」,係獨立主權國家,則必須對國際表明「中華民國」非中國,亦非中國的一部分,乃是另外一個中國,豈非是主張「兩個中國」?然而,兩個中國在國際上史無前例,也絕對不被國際接受,否則亦可兩個美國、兩個日本,豈不世界大亂?台灣獨立何須又何能與中國爭名? 以上在證明台灣現在的「兩個中國」並非獨立主權國家,只是獨立的政府及行政區而已,正如關島、塞班是美國屬地,或美國自治的各州,皆非獨立國家一樣。所以,台灣人民要建立新而獨立的台灣共和國,以免受到中國以台灣係中國一部分為藉口併吞台灣。 *原載於1999年5月8日自由時報。
政治因素左右第五次修憲成敗曾建元◎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第四次修憲結束,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兩黨協議就總統選舉制度,公民投票、國民大會代表選舉落日條款等三項議題於本屆總統任滿前提交國民大會討論,依照兩黨該一協議內容,一九九九年適為兩黨就三大議題進行修憲討論的期限,事實上,也是李登輝總統任內最後一次修憲的機會。易言之,這是李登輝領導台灣憲改十年成敗的最後階段,朝野政黨間是否能就以上三大議題或其他議題凝聚憲改共識,是歷史對李登輝改革意志的考驗,也是歷史託付與國大代表的神聖使命。 就以上三大議題而言,總統選舉制度涉及是否更改現制相對多數制為絕對多數制的爭議,此非國家發展會議共識,而是第四次修憲期間國民黨拋出的議題,但一度被許信良領導的民進黨中央接受成為兩黨修憲共識之一,後因陳水扁的反對,並提出公民投票議題作為交換籌碼,而阻止了總統選舉制度在第四次修憲中遭得修改。一般認為相對多數制對於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有利,絕對多數制則有利於國民黨,此因絕對多數制下如果無法在第一輪投票中產生總統當選人,則必須進行第二輪投票,如此便給予各候選人合縱連橫的機會,又因國民黨在政黨統獨光譜上居於中間位置,因而可坐收左右逢源的利便。民進黨候選人因背負主張獨立建國的標籤,要獲得居於另一極端的選民的支持則較為困難。但如果在現制下進行總統選舉,當國民黨產生分裂或有其他無黨籍候選人出馬競逐而瓜分國民黨票源時,民進黨則有機會放手一搏贏得勝利。第四次修憲後,國民黨內部出現擁護副總統連戰和前台灣省長宋楚瑜的兩股聲浪,由於宋楚瑜於修憲凍省後與黨中央漸行漸遠,寄望國民黨分裂而能於總統大選中獲得漁翁之利的民進黨人,必然反對輕言更動現行總統選舉制度。另一方面,牽引民進黨參與第四次修憲的兩大力量許信良與陳水扁,也已各自卸下黨主席和台北市長職位。依民進黨〈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黨員於四年內僅能就第一類及第二類中之直轄市長等各項公職候選人擇一登記為提名候選人」,甫競選連任台北市長失利的陳水扁因受制於此一條款而無法參與同條例第三條規定之第一類公職候選人總統選舉,但其尋求解套的動作不斷,參選總統的意圖日趨明朗,自然不願總統選舉制度的修改以致其參選之路橫生波折。相形之下,始終偏好於絕對多數制的許信良,儘管個人聲望在黨內江河日下,然畢生參選總統的志願依舊堅定,衡諸個人意識型態立場,主導民進黨轉型的許信良,在第二輪投票受到其他黨派候選人接納進而展開合作的可能性就比陳水扁來得大。不過,一旦國民黨分裂,國民黨在絕對多數制下的利基將會因政黨合作的制度誘因不存在而流失,現行相對多數制一役定江山的特性,使候選人的條件成為左右選情勝負的關鍵,反而構成國民黨分裂的誘因。總統選舉制度的辯論因已成為總統選舉的前哨戰,各個黨派衡量其於總統選舉中的有利戰略地位,將決定著現行制度是否被更改。 凍結國大創制複決權亦為國家發展會議共識之一,公民投票則為民進黨一貫主張。國民兩黨主流意見皆認為〈憲法〉上原有之創制複決概念無法容納強調民族自決意義的公投,第四次修憲期間,兩黨一度對人民創制複決權入憲達成共識,並同意於總統府下設憲政諮詢委員會研究修憲案公民複決,但當國民黨提出修改總統選制主張,民進黨(以陳水扁為首)乃堅持必須將公民投票入憲,並以此議題與總統選制作為互換的一組籌碼,要求共同處理。其後,黃主文公開表示國民黨反對公投制度內含民族自決,民進黨則以國民主權原理為理由反對就此設限。民進黨轉型後,對於國家主權的主張,已遠離主權未定論,認為台灣主權已經獨立,因此有關台灣主權的界定,無須透過公民投票來決定,但有關主權的讓渡,諸如參與國際組織讓渡部分主權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併,則堅持人民保留的精神,仍要求透過公投來決定。有關主權層次的公投較不具現實上的迫切性,又因觸及意識型態立場與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入憲的可能性恐怕不大,但有關重大公共政策與法案的公投,則因係國家發展會議的共識,加以國內公共政策爭議不斷,公投或為一有效的解決機制,似乎有法制化之必要。此一部份的公投,與國民大會的創制複決權有所競合,必須與國大職權的調整問題一併考量。 廢除國民大會為啟動憲政改革的野百合學運四大訴求之一,亦為民進黨一貫主張,然國民黨則自制憲時即基於其對於孫中山思想的理解而以意識型態上的理由堅持國大必須有形化至今。國家發展會議國民兩黨達成國代選制改為政黨比例代表制的共識,意圖藉此擴大政黨約束力,避免握有修憲權的國大成為不受制衡的憲政怪獸,但此議在第四次修憲期間遭到國代普遍反彈,而決定延後處理。國大憲政改革常務委員會為此於第四次修憲後就國會制度改革召集三黨代表組成九人研究小組進行研議,日前提出現制的改革方案。據民進黨福利國連線辦公室於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公佈的《國民大會代表修憲意見調查報告》揭示,國民黨有高達百分之八十五點二的國代主張兩院制國會,新黨百分七十二點七,連一貫主張單一國會的民進黨國代亦有三成支持兩院制,由於該一調查對於兩院制與一院制的區分標準與內涵未予定義,但至少可證明贊成維持國大組織有形化的聲音在國代間仍居於多數。自憲改啟動以來,國大職權僅選舉罷免總統副總統權因總統民選而遭凍結,其餘職權迭次增加,因國大為修憲機關,故而國大於憲改中收取修憲租的現象成為常態。國代選舉如要改成政黨比例代表制,則依照常理,必然要對國代支付修憲租方有可能取得其同意,上述憲改會之現制改良方案提出增加國大立法權與審查立法院預算權然備受外界爭議,顯示了國大制度的改革將成為下一階段憲政改革的棘手問題,卻也是最為迫切的問題。 除上述議題外,國家發展會議尚有修改立委選舉制度為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共識,然因國民兩黨現任立委支持不高而未能形成各黨黨內共識。支持此制的一方,多認為單一選區制能消解地方派系政治對政黨政治的牽制與侵蝕作用,而兩票制則因強化了選民的政黨取向投票,有助於政黨政治與責任政治的深化,反對者則擔心單一選區由於選區規模小,將形成新興地方派系或地方政治勢力的割據,並且使全國政治地方化。無論如何,此一倍受學界青睞的改革方案,國內主要政黨皆早已明確地表達了支持的態度,一九九九年民進黨黨中央二十一人修憲小組再次宣示推動此制的立場,國民黨國會改革小組亦已重申決志推動此制,掌握修憲權與立法權的在任民意代表與相關政黨如何看待本案,將是決定該一議題是否入憲的最重要政治性因素。 我國由於採取國大一機關修憲的制度,使國代收取修憲租成為修憲史上的慣例,利益交換式的思維漸次主導著修憲議題推動的進展,因而有國代延任案、單一國會兩院制或廢國大擴充立委名額等利誘現任國代等主張不斷浮現。當第十任總統大選在即,國民兩黨需要依賴國代與立委作為選舉大樁腳的選舉動員考慮下,第五次修憲是否能在選前順利展開,又修憲幅度是否會受到選舉的影響,以及任何修憲租的代價是否足以支持四項或其他議題入憲之成本,則值得全民共同關切。
大中華民族主義妄想的膨脹黃文雄◎日本拓殖大學客座教授 在中國境內,自一九四○年代開始,少數民族抗議漢族統治的行動一直持續不斷。特別是近年來,新疆維吾爾、內蒙古、西藏等三個自治區的示威暴動愈演愈烈。 根據中國共產黨內部的資料,九三年十一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十二個縣市,發生抗議漢族統治及政治腐敗的大規模暴動。除此,九六年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也發生大約超過五十次以上的暴動。接著九七年二月,同自治區的伊寧市發生更大規模的暴動,有數百人在暴動中死亡。 另外,九五年十二月,內蒙古自治區的烏夫鄂特,蒙古民族也發起民族獨立的示威運動,有不少領導人物遭到逮捕。 至於西藏,自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入侵以來,據說已有人口的六分之一約一百二十萬人以上被剝奪了性命。上述的抗議或示威暴動等,其實都是大家所熟知的。 為什麼,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會不斷抗議而發生示威或暴動?原因是,中國政府少數民族的政策有所錯誤和落差。 中國政府少數民族的基本政策,雖然高倡「平等、團結,民族區域的自治」,同時規定「住在中國各民族,擁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也制定了各民族在民族區域自治的法律。 但是,實際情形卻與它的基本政策有所違悖。北京迄今為止所實施的少數民族政策是「同化」與「以夷制夷」的兩個主要政策。 所謂「同化政策」,即所有民族必須漢民族化。目前,在中國有五十六個少數民族被認同,對於他們的教育,可以說就是「漢民族化教育」。 這些少數民族從小學開始學習中國語言、中學以上則接受中國語的教育,否則成年之後幾乎沒有辦法在社會上立足。 因此,造成這樣一種奇特的現象,譬如在內蒙古自治區,竟然有三分之一的蒙古人不會講蒙古話,只會說中國話;完全用蒙古話來表現的,四個人中只有一個,至於用蒙古語寫文章,大概是五個人中才有一個人。 維吾爾族同樣。中國政府自六○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即關閉了維吾爾族與回教寺院,還有禁止攸關的文化活動。接著於七一年也廢止舊維吾爾文字,目的是加速消滅維吾爾文化。 尤令人憤慨的是,中國政府為了徹底阻止維吾爾族的分離獨立,進行漢民族大量移往自治區內,並駐屯為數不少的軍隊。 為此,五○年代初期,維吾爾自治區的人口急增百分之六、七左右的漢民族。今天一千六百萬人口中,維吾爾族佔了百分之四十八,漢民族則佔百分之三十八;如果加上駐屯的軍隊或警察,漢民族大概超過了百分之五十,成為維吾爾自治區中最大的民族。 由於漢民族的大量移往,維吾爾族過去所擁有的礦產及石油,全數被中國政府所強奪。而且中國也在維吾爾自治區中試驗核爆,造成該自治區的輻射污染和公害。 談到「以夷制夷」,則是「以少數民族制少數民族」。中國的民族自治制度是,少數民族佔了地域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就可以成立民族自治區「民族鄉」。如今在中國,自治區有五個、自治州三十、自治鄉一百二十一,民族鄉一千二百六十七個。 少數民族的總人口數約一億人,在十億以上人口的漢民族中不到一成,但是中國政府的代理人(幹部),就有二四○萬人之多。這種統治方式,沿襲了唐代的中國傳統的異民族統治政策「羈糜政策」。即所謂少數民族的幹部,直接或間接統治著少數民族。 還有,中國政府以高壓手段鎮壓反對這種政策的少數民族。如此正顯示了少數民族對共產主義的不信任,以及對中國政府的不滿。 而北京政權對少民族的壓制,無疑是中國政府「大中華民族主義」妄想的膨脹。
不要預設立場阻止公民投票法許世楷◎建國黨顧問 四月六日前台北市長陳水扁要拜訪蒙古,臨走之前說:公民投票不一定非要入憲或制定公民投票法,並舉出蒙古共和國一九四五年在無入憲、無公投法之下經過公投而獨立的例子。同日行政院長蕭萬長也在立法院總質詢時表示:現行憲法既有創制複決權的規定,是否需要入憲是可以審慎研議;也說爭議性高的全國性事務,以公民投票決定會讓複雜的問題簡單化,造成社會不必要的對立與衝擊。在前一天的民視有關公民投票辯論,國民黨的朱新民也講:公民投票是國民主權的發揮,所以毋須制定公民投票法。 我們「台灣公民投票行動委員會」現在所推行的是,要求執政黨的國民黨不要阻止已經在立法院一讀通過的「公民投票法草案」,使其全程通過。因為國民黨在立法院佔有多數,只要國民黨以黨紀拘束該黨的立法委員反對該草案,該案就無法通過,所以我們要求國民黨主席李登輝贊成該案,甚至也要求只要不拘束黨員開放自由投票就好,到四月十日若無回應,我們只有進入以絕食要求通過該案的階段。 ■公投法現行憲法有依據 關於公投入憲,筆者認為現行憲法既然在第二條有國民主權、第十七條有創制複決權的規定,根據這些規定就可以制定公民投票法,這一點的意見和蕭院長幾乎沒有差距。至於若是要在憲法中規定得更清楚,筆者也是贊成的。 對於制定公投法,陳水扁、朱新民兩位先生的結論相同,其實我們行動委員會的成員也都曉得無公投法國民也有公投的權利,一如沒有任何革命的規定,但對專制獨裁的政府國民是有推翻政府的權利一樣。那為什麼我們主張要制定公投法? 第一、過去在台灣也有過好幾次的地方性公投,但是因為無法的根據,只是發揮類似民意調查的結果而已,若有公投法,公投的結論政府就必須執行。 第二、蕭院長談到公投「會造成社會不必要的對立與衝擊」,我們就是要事先規定清楚公投的手續,使大家能理性、和平地進行公投來解決公共事務,不要在像革命前夕般的混亂狀況中來做公民投票,以節省社會成本。 第三、其實「爭議性高的全國性事務」更需要主權者=頭家的直接意思表示,而且事先就手續清楚、執行方法分明,有助於國家的安定。 所以我們也反對對任何公投議題的排除規定。 有人質疑制定公投法應該在立法院裏面爭取,為什麼跑到外面做絕食要求?因為我們認為民意代表的意見有時會和民意有差距,尤其是黑金選出來的代表的意見差距甚大。所以有需要直接問之於民意=公民投票,現在沒有公民投票法,我們訴之於民意的方法只有如此,有公投法以後就可以不用絕食要求,這也就是制定公投法的理由之一。 ■對抗中國侵略的有力手段 最後筆者要提到制定公投法在國際社會的效果。 第一、公投法是對抗中國武力合併台灣的理性、和平的有力手段之一。我們要充實國防、參加TMD、參加聯合國、做外交等等,在現況下的理由是要對抗中國的侵略。制定公投法就是增加對抗手段,中國的侵略過分顯露時,我們就實行公民投票「贊成、反對中國的合併台灣」,以壓倒性反對票數顯示台灣民意於世界。 第二、公投法的實行是表示台灣的民主政治更上一層樓。對照著人權問題層出、仍處在中國共產黨專制下的中國,更能獲得多數民主國家的支持,政治上的聲譽是和經濟上的發展一樣的重要。增加國民的結合度,時機成熟時也可公投「以台灣名義申請參加聯合國」、「制定新憲法」等。公投法能維持國家安全、社會安定,另一方面卻也能推展台灣的民主化,以至於獨立建國。 民主主義現在仍是沒有完成定形的,是發展中包括你我的人類未完成的共同創作品,在此呼籲不要預設立場阻止其發展。
從江澤民訪日到小澤一郎訪中──日中外交的分水嶺林建良◎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 挾著讓柯林頓在上海說出「對台新三不」的餘威,江澤民一行大剌剌地於去年十一月踏上日本。原本這是中國第一次以國家元首之身份訪問日本,其歷史意義不言可諭,然而以洪水災害為藉口而實則為事前折衝無法達成共識而延期為這次訪日中,無可置疑地中日雙方都已有某種程度的心理準備,知道這次訪問不可能太多的外交成果。即或如此,江澤民傲慢近乎粗暴無禮的用辭及完全無視於外交禮儀的態度仍然讓日本人看傻了眼。不管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迎賓館」的正式晚宴中,或隔日日本天皇招待的皇宮中的正式國宴中,江澤民都以教訓的口吻滔滔不絕地告訴日本要有所謂「正確的歷史認識」及執拗地要求日本為過去的侵略道歉,並要求日本在「對台新三不」上文書化。 的確,過去日本的對中外交充滿著「西瓜偎大邊」的事大主義。這種氣氛除了充斥在日本的外務省內,日本的傳播媒體也多有此傾向。這種對中國有「贖罪意識」而產生的所謂「上下座外交」支配了日本的對中外交將近三十年。然而此次江澤民的態度使日本不論政界、官界、學界或媒體都不禁懷疑,日本到底要道歉到什麼時候?中國一方面口口聲聲要中日友誼,一方面厲聲教訓,另外卻又厚顏地向日本伸手要錢的一邊倒外交到底要持續到何時才能有真正的友誼產生?日本的各大報包括立場較親中國的《朝日新聞》都在社論上表明此次江澤民訪日是個失敗的訪問,《產經新聞》更表示此次的江澤民訪日正是日本對中國的所謂「謝罪外交」寫下終止符的時機。 事隔三個月,於今年二月底,日本聯合內閣執政黨的由黨黨首小澤一郎訪問了北京。如所周知,小澤一郎是主張此次「日美安保條約」中的「防衛指針」修正案中所提到的「日本週邊事態」的週邊應有地理概念,亦即要將台灣包括在內的政治人物。於去年江澤民訪日後,小澤一郎也於十二月八日於江澤民曾發表過演講的早稻田大學內做了一場演講,演講中提及中國與日本的外交關係到目前為止是一種近乎「金錢外交」的外交關係,中國大聲恐嚇,日本急忙給錢。而這樣的外交關係也許在日本停止給錢時,中國也就情斷義絕了。如此敢言的政治人物當然中國不可能太歡迎,果然他到了中國見不到要見的江澤民,中國只派出排名第六位的政治局常務委員尉健行與小澤一郎會談。會談中彼此不僅沒有交集,而且還以近乎對罵的方式相互指責對方干內政。小澤在北京只停留十八個小時即返回日本。 如在以往,這樣的方問成果只有被日本的媒體拿當肉砧而已。然而在三月八日日本《經濟新聞》的一篇專欄中卻指出,能對中國明確表明自己的立場不再像過去日本政客對中國唯唯諾諾的態度,正是日本所需要的對中國交往的態度。從這個觀點來看,小澤一郎訪中的意義不可說不大。 其實,日本對中國外交的風向轉變在江澤民訪日之前即可略見端倪。這除了因中國在事前交涉中所表現出來的傲慢態度之外(讀者也許看看汪道涵訪台之前的中方交涉態度即可略為想像),包括李登輝總統本人在內的台灣對日外交戰,不管是官方或民間的努力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江澤民訪日當天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小淵總理在七點迎賓館的晚宴之前,於東京芝公園參加一位在日本政界極具影響力的長老級人物的慶生宴。筆者也在應邀之列,正好有機會與小淵總理及當日壽星做簡單交談,他們那時即提起此次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絕不會讓步,請我放心。而這位日本政界長老級的壽星於去年七月即曾訪台,與台灣高層交換了不少意見,包括江澤民訪日一事。 由此可見,目前的時機正是日本對中外交方向的轉捩點,日本不管民間或政府,正在逐漸地以正常的眼光來看中國與台灣。二月二十四日出版的日本國際情報誌SAPIO中,日本著名的作家落合信彥更提出以日本、台灣為主軸的經濟及安全保障同盟的提案,這種聲音至少在去年以前的日本幾乎是難以想像的。對台灣而言,日本是僅次於美國的重要國家,而對日外交無法只由政府或只由民間來推動,此刻正是我們整合所有力量讓日本正視台灣及台灣人民的聲音的時候。
台灣有沒有明天?──「公投絕食」抗議的省思陳少廷◎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公投絕食」抗議行動,在完成階段性任務後宣布結束。參與此項活動的有德高望重的李鎮源院士、高俊明牧師等人,他們不惜犧牲生命以自殘身體的方式,希望能喚起當權者的良知,爭取台灣人的自決權。對於這些人格者莊嚴的抗議,社會的回響出奇的冷淡,令人不禁懷疑,台灣人的心是否已麻痺?如果台灣人對於正義的呼喚無動於衷,則台灣有沒有明天? 此次訴求的主要對象是李登輝總統。發起此項行動的立委蔡同榮在事先曾兩度致函總統,請求晉見溝通公投立法事宜,但均被回拒。據報導,李總統已指示章孝嚴,「公投絕不可行」。我們在電視上目睹李總統走出中常會,滿面笑容向記者打招呼,當被詢及對「公投絕食」看法時,即立刻變臉、轉身離去,權力的傲慢,莫甚於此! 同樣令人失望的是二位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說立委選舉既已輸了,民進黨推動公投立法便不具正當性。那麼民進黨兩度提名施君角逐立法院正副院長有否正當性?施君還大言不慚的說,如果他們能撐過三十天,他就去接棒,並稱絕食要達成目的,否則就應絕食至死。施君的言論,對其有救命之恩的高俊明牧師是不敬。台灣曼德拉的道德涵養,令人不敢恭維。 許信良說,國際新秩序不允許台灣公投,公投將給台灣帶來災難。但我們要指出,公投是現代國際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新秩序是不允許以武力解決爭端,台海問題應以和平方式解決,而公投就是最和平的方式。許信良與國民黨、新黨一樣,都把公投視同台獨,而台獨將引起中國的武力犯台。這種以「不要觸怒中國」為台灣安全的最高指導原則,是徹底的失敗主義、投降主義,不值一駁。 國民黨籍立委游月霞與羅明才,在國會殿堂公然誣衊絕食者之中有人「偷吃」,這是嚴重的侮辱。台灣國會有此等「人才」,使國會蒙羞。 令人憤慨的是,蔣家豢養的御用學者,他們佔據強勢媒體,對「公投救台灣」極盡冷嘲熱設之能事,譏稱為義和團,不知量力。他們以中國武力之強大不可能讓公投台獨得逞為由,恫嚇台灣人說搞台獨等於自殺。我們一直覺得,台灣不會亡於中國的正力,而將被內奸所出賣,這才是台灣真正危機之所在。 在媒體方面,除了蔡同榮任董事長的民視與民眾日報外,對「公投絕食」新聞均淡化處理,以致社會輿論的反應相當冷淡。一家新聞周刊就坦白指出,「公投絕食」的熱度,竟比不過中國影星「小燕子」遊台灣的新聞。 台灣教授協會為聲援「公投絕食」,在首日即發起「公投救台灣」的示威遊行,但參與的群眾比原先的預估相差甚大。雖然與絕食者之中也有民進黨的公職人員,但卻未見民進黨參加遊行。有位民進黨的新進公職,在去年參選時猛打政治受難者的旗幟,他表示將動員支持者參加,但當他獲悉遊行隊伍將前往李總統官邸抗議,就表示不參加了。李登輝是「公投絕食」的訴求對象,當然應去向他抗議,難道要去慈湖向蔣介石抗議嗎? 值得注意的是,南部民眾對「公投絕食」的反應較北部熱烈,顯示南台灣的台灣意識高於北部。絕食現場冷冷清清,究竟社會大眾是冷靜還是冷漠,值得探究。直至最後兩天,由各大學社團組成的「台灣青年公投救國團」的加入,才引起社會各界普遍的重視。 絕食活動雖已結束,但爭取台灣人自決權的公投運動並未停止,而且應該加強推動。我們堅信「公投救台灣」的訴求是正確的,因為經由公投,對內可以依民主程序終結虛擬的中華民國體制,建立台灣新國家體制,使台灣成為名副其實的主權獨立國家;對外可以向國際宣示,台灣人民選擇有尊嚴的獨立自主的生活方式,不願與中國統一。李總統曾說「唯有台灣人民才能決定台灣之命運」,這是「主權在民」的具體表現。我們希望李總統要言行一致,確實做到「民之所欲,長在我心」,讓公投早日入憲立法,以確保台灣的主權與安全。天祐台灣!
美國的獨立革命林茗顯/台獨聯盟資訊中心主任 美洲大地,移民社會 從黑暗時期醒來,歐洲歷經兩世紀(11-13世紀) 十字軍東征,末能打破伊斯蘭教勢力,將異教徒逐出聖地;但是郤學得與東方貿易的好處,商人階級遂興起。封建貴族割據地方,抗拒王室,也控制鄉村莊園與通商路途,抽過路稅;王室與商人遂聯合對抗貴族,達成集中政治權威,在15世紀發展形成民族國家(nation-state)。商人的財富與舒適生活鼓動社會爭逐財物累積的風氣,但是也助長學習舊文與新知,有助於文藝復興。活板印刷術使知識更易傳播普及,馬哥波羅的東方遊記使人夢想東方的財富,但是15世紀的土耳其帝國阻擋西歐與亞洲的陸上通商道路。15世紀初受過教育的歐洲人已認為地球可能不是扁平的,地理知識、造船與航海技術的增長,使人興起向西航行也能到達東方的念頭。政治權威集中後的王國也想向外擴展,獲取更多的財富。這些發展促成航海探險,為的是探索金銀財物和值得貿易的貨物。 葡萄牙王認為是「愛講大話」的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經過再次遊說,終於說動西班牙王與王后(Ferdinand and Isabella),讚助他航海探險,條件是所有發現獲利的百分之十。哥倫布在一四九二年八月三日從西班牙的 Palos港出發,向西航海探險,航向夢想中的東方財富。他誤以為到東方只有4500哩,航行約3000哩時,船員開始害怕,想折返。當他在十月十二日到達巴哈馬時,他以為已經到達航行的目的地--東印度 (East Indies),到達古巴時,他也將古巴誤做日本,因此他誤稱他碰上的當地友善的住民為印地安人。美洲並未因被哥倫布所發現而命名,因為後來另一位意大利人(Amerigo Vespucci)探險巴西海岸,更廣泛記錄他的航行,在當時他比哥倫布更出名,所以當時的地圖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美洲大地。 哥倫布意外發現的美洲大地相當古老,不是「新大陸」,也不是「處女地」。在冰河時期,印第安人的祖先(Paleo-Indian)約在兩萬年前,從北亞經白泠海峽(Berling Strait,在冰河期形成陸橋)到阿拉斯加,然後次第往南、往東擴散至南、北美洲。美洲的印地安人族群與語言非常多 ( 約2200種語言,哥倫布到達美洲大陸時尚有 550到650 種語言在使用中) ,也沒留下文字的歷史記載。據估計,當時的南北美洲約有五千到八千萬人口(北美洲約有五到八百萬),而歐洲約有七千五百萬。印第安人在一開始對新移民歡迎,接著因土地而爭戰。印第安人一點也無法抵抗歐洲人帶去的「幫凶」–天花、傷寒、白喉、痲疹等等傳染病,因為印第安人無這些傳染病的抗体,傳染病能快速地使整個部落或城鎮橫屍遍野。印第安人從未見過刀槍和戰馬,也不知戰爭為何物,因為死的莫明其妙,還以為是天神下降,受到天譴。西班牙搶先登陸美洲,為王室帶回金銀財物,使其成為歐洲強權。法國、英國、荷蘭、瑞典和葡萄牙也爭先恐後爭土掠地。 英王在17世紀初開始特許(chartered) 成立維及尼亞(Virginia Company, 1606年)、麻薩諸塞灣(Massachussetts Bay Company, 1629年) 、馬利蘭(Maryland Company, 1632年)等公司,英國開始移民開拓美洲。在當時從歐洲坐帆船到美洲移民,要橫渡廣闊無際的大西洋,要歷盡千辛萬苦。因為要經過兩三個月的長時間在海上顛簸,人人嘔吐。在船上人多、擁擠而且骯髒,在天氣酷熱、飲水不佳、醃肉腐臭等等的情形下,能不感染痢疾、壞血病、斑疹傷寒等病者非常稀少,感染疾病不死者更是極少數。在航程中,死亡率已經非常高,幸運活著抵達新天地後,還要與無法適應的新環境、大自然和印地安人博鬥,因瘧疾、傷寒和痢疾而喪命者大概十之八、九,比方維及尼亞公司從1606到1624年總共移民近一萬四千人,但是到該公司喪失特許時只剩1150人活著。 在17世紀到維及尼亞開拓的英人有四分之三是簽約做勞役的傭工。到美洲開拓急需勞工,勞工的來源是在英國無土地的農場僕人、城市窮人、囚犯和被運到美洲販賣的黑人奴隸。這些英國的「羅漢腳」和囚犯與主人簽約做勞役(indentured servitude),以到美洲勞動四、五年的代價換取船費、衣物、農具,契約圓滿結束後,獲得自由或者也得到自己的一片土地。雖然當時英國失業者眾多,但是這些失業者和囚犯寧願面對饑餓邊緣和絞刑,不願去當時有死亡陷阱之稱的維及尼亞。 移民到新英格蘭 (New England)的是宗教異議份子–分離主義者和清教徒(Separatist and Puritan)。分離主義者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朝聖者 (Pilgrim),首批朝聖者在1620年坐五月花號(Mayflower) 到新英格蘭的普里茅斯(Plymouth)。分離主義者認為英國國教會(Church of England) 已腐化到無可救藥,他們想與相同宗教信仰者建立自己的宗教社區。而移民中佔更多數的清教徒是改革者,他們想由內改革英國國教會,基於加爾文(John Calvin) 教義建立宗教烏托邦。他們認為英國國教會充斥非聖經教義,他們認為人生活的每一腳步都要按上帝意旨行事,他們以勤奮工作為榮。 另一應被提到的教派是移到賓州(Pennsylvania)的基督教友會信徒 (Quaker),他們相互稱Friend,反對暴力和戰爭,在美國獨立戰爭時被懷疑支持英方。 天高皇帝遠,無「獨立」意願 冒生命危險移民美洲者有些人是為了經濟因素,有些人是為了宗教信仰自由,他們拼命航向新天地,都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和較光明的未來。歷經冒險患難的移民精神高昂、生氣蓬勃,不過,殖民地的移民還是以當大英帝國的臣民為榮,因為大英帝國有光榮的歷史與文物,要割斷這些讓人懷念的歷史記憶不是容易的事。他們毫無獨立的願望。 在重商主義 (mercantilism) 制度下,殖民地存在的目的是為母國提供原料,然後又成為母國輸出生產製品的消費市場。「殖民地的人民」 (colonial)在宗主國人民的眼中是「劣等」的國民,因此殖民地的人民很看重自己和家人的社會地位。提升社會地位的最有效方法是被任命做殖民地的官和掌有數百英畝的一大片土地。在當時,擁有幾十畝田不算什麼。既然新天地非常遼闊,又為了鼓勵移墾,移墾者在有些地方可免費得到50 英畝,有的地方甚至用三仙令就可買到 640英畝。如果家世不輝煌,可以偽造家譜,三不五時回家探親(回英格蘭,就像古早時,台灣人回唐山),也是很神氣的事。 英屬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在1775年之前,沒有與英國分離獨立的意識,事實上,殖民地人民一直對不列顛有強烈的依附情結。這十三州殖民地在 1776年 […]
辜汪會談,台灣必須跳脫危險陷阱去年十月辜振甫訪問中國,恢復中斷三年的辜汪對話。今春,汪道涵回訪台灣似乎已成定局。台灣代表應當盡力使中國了解台灣政體的民主化及台灣化,並且明確強台灣住民的民族自決權。在上次對談中,國民黨基於過去的一貫立場,自陷於四個危險陷阱: ■一、「一個中國」的框架 唐樹備祭出「一個中國三段論」: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參訪團未能解脫「一個中國」的框架。雖然表述對等政治實體分治中國、互不隸屬,但是這種解釋,不足以否認中國主權,淪落於「一個中國」的陷阱之內。至於許惠祐所說的「一個中國等於中華民國」,不但不具說服力,恐怕更貽人笑柄。 ■二、「兩岸統一」的共同目標 主客均宣稱台灣與中國的統一是雙方的共同目標。雖然台方所指的統一,包含重大的前提:均富及中國的民主化。只因此兩條件不具現實性、或要費五十年以上的時間、或永遠不能達成,容易被國際社會忽略。自美、日等外國來看,國民黨政府只在爭取比較有利的投降方式而已。贊同中國侵佔台灣的目的,破壞台灣的外交立場及空間,不只是愚劣的自行為,並且侵犯了台灣人民自決的基本人權。 ■三、「我們都是中國人」的錯覺 台灣代表顯然都自認是中國人,而對於「中國人」的定義,未曾思考。辜振甫於十月十七日赴香山向孫中山衣冠塚致敬。其後他在書面談話中指出「兩岸中國人都十分景仰孫先生……云云」 最近的民調顯示,五成一的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近三成的人民自認是台灣人,自認是中國人的受訪者僅有一成五。換句話說,兩千二百萬的台灣人民之中,自認是中國人的僅有三百萬多,大多數的台灣人民認同台灣,不希望台灣被中共併吞,這是民意的主流。 其實文化相似或血緣都不是國家認同的重要因素。最基本是由歷史回憶養成的價值觀、對於鄉土的愛心、以及從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產生的共同命運連帶感。但是國民黨既然認同少數派的中國人,不宜也不能代表台灣人的權益。 ■四、「維持現狀」的幻想 最可慮的陷阱是台灣人民被中國的微笑外交鬆弛了自衛警覺,忘掉危如累卵的台灣國際處境。 華府威爾遜中心於十月十日舉辦了一場討論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座談會。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沈大偉(DAVID SHAMBOUGH)教授表示,中國解放軍計畫在五年至七年之內,取得封鎖台灣港口及使七十五萬兩棲部隊登陸台灣的軍力,因此軍事採購都根據對台動武的策略。大多數的中國專家都有同樣的看法,即中國在積極備戰,最晚於公元2007年以前,將大舉犯台。不過現在中國尚無攻台的本領,中國經濟也脆弱,諸多問題急待解決,因此企圖以懷柔手段及和平攻勢,消滅台灣人民獨立建國的意願。 以善意與中國協商,甚至以三通讓步,終究不能保持台灣的自由生存。只有積極備戰,建立堅強的國防力量及士氣,並且及時對國際社會明確表達台灣人民要保衛自由、民主的意志,台灣才能獨立於中國之外。 很明顯地,中國對台灣不懷好意。辜團訪中前外,台方為了促進和諧的氣氛,取消預定的漢光軍事演習,但是中國並不領情。於辜汪會談之際,中共的陸、海、空三軍連續在西沙海域,集結四十艘軍艦,以台灣為假想敵,舉行侵略性的攻擊演習。在外交部門,中國副總理錢其琛,繼續推動所謂「三光政策」(把台灣邦交國挖空、國際政治生路堵光、與中國爭對等的籌碼擠光)。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江澤民訪日之前,中國開始施壓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以書面支持「三不」政策,這是一例。 如果台灣政府將注意力灌注於中台協議(三通、李江會談等),而忽略獨立建國稍縱即逝的良機,則台灣危矣。現狀決不能維持,只有直向建國之路,全力邁進,台灣才有生機。 兩國對談已再開始,汪道涵今春訪台,似乎已成定局。將來的磋商必須避免上述的陷阱。但是國民黨被「中華民國」的累贅緊縛,無法解脫。最好迴避政治談判、注重實務,例如台商權益的保障、制止毒品、槍械的走私、罪犯的引渡等。
復甦「暴龍傳說」──窮途末路的中國在展牙侯榮邦◎譯自日本SAPIO雜誌 深田祐介(Fukada Yusuke) 1931年生,日本作家、時事評論家,以《新西洋事情》一書獲得1971年大宅壯一賞成名;1982年《炎熱商人》一書獲得日本文壇直木賞;1987年《新東洋事情》得文藝春秋讀者賞。最近對亞洲情勢分析著作尤多,如《最新東洋事情》、《高麗奔流》、《激震東洋事情》等,為日本當代情作家。 羅福全 1935年生,嘉義人,台大經濟系、美國賓西維尼亞大學Ph. D. 早年於費城參加創設全美台灣獨立聯盟,歷任中央委員、《台灣公論報》創刊發行人。歷職聯合國機構,現任聯合國大學首席學術審議官兼高等研究所副所長。現居日本東京。 ■中國面臨瀕死狀態 亞洲經濟蕭條,8%的經濟成長目標亮出黃燈時,八月空前的水災襲擊了中國經濟,人民幣的貶值也似乎成為現實。但是,在中國經濟面臨瀕死之際,中國依然有恃無恐地擺出強硬的姿態。 一方面不放棄武力犯台政策,他方面促使美國承認「三不」政策,即1.不支持「台灣獨立」2.不支持「一個中國、一個台灣」3.不支持「台灣加入以國家為身份的國際組織」。柯林頓總統因經濟利益的慾望,似乎忽視日本與台灣而靠近中國。 經濟蕭條,面臨瀕死狀態的「窮途之龍」中國也因此搖身一變為暴龍的可能性頗高。現在還伏身在地面上的龍,到底在想什麼、有什麼企圖?請熟悉國際局勢的作家,深田祐介氏與研究中國經濟的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副所長羅福全氏兩位來談論中國的現狀與未來。 深田:羅先生對中國「持續發展的可能性」有所研究。首先介紹他的簡歷:台灣大學畢業、美國賓州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職聯合國機構與美國的大學,自1990年起在聯合國大學從事地理環境、都市問題、經濟發展的研究。 羅:是的。最初去中國是1980年,時為天安門事件一年後,聯合國機構派我到中國就「人口與經濟發展」為課題,在北京大學授課。現在以中國有限的資源,繼續急速發展,到底是否能保持其速度,持續發展的可能性如何,是我的研究課題。 深田:身為台灣人深入研究中國問題的很少吧。 羅:身為聯合國的職員,到處都要去的(笑)。拿的護照有台灣、美國、聯合國三種。 深田:現在是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副所長,最近去過中國嗎? 羅:五月去過西藏,是個自然環境嚴酷的地方,我的工作是調查解放後遷入的中國人如何地生活。發現了漢民族都集中在拉薩市內,他們只能夠在那裡生活。 深田:西藏首都拉薩的海拔比富士山還高吧。 羅:是的,平地有3800公尺。新疆地區有40%的漢民族,西藏只有3%。 深田:新疆在武力解放後,中國曾獎勵集體移住,但是中國侵入西藏虐殺一、二百萬藏民後不也是獎勵集體移住嗎? 羅:結果並不順利。因為漢民族在那裡不能生孩子,另一個說法是因為那裡氧氣稀薄,生後心臟會肥大而死亡。 深田:西藏為平均海拔四、五千公尺的國家,因此西藏人壽命短,身體發生障害的人也不少,聽說人民解放軍駐軍的薪水雖然比平地高出三成,卻不受士兵的青睞。 羅:要在那嚴酷的自然環境中謀生,沒有宗教信仰難以維繫,不像新疆地區引水農耕就可以。中國在西藏努力使農耕安定,但是事實上不可能,民俗與風土這種東西不是由上而下的移住政策能夠改變的。達賴喇嘛亡命印度,西藏人在中國的支配下,完全不想學中國話。雖然有中國電視台可看,但是看也不懂意思。 ■中國的農民面臨瀕死狀態 深田:中國發生的大洪水遭受災害者達三億三○○○萬人,經濟上的損失,僅直接的損失就高達三兆圓。 羅:可以說日本人二倍的人遭受水的災害。但是這次水災其實是人禍。江澤民說這是「一○○年才一次的豪雨」,其實不然,長江上游的森林砍伐才是真正的原因。中游有一個很大的洞庭湖,是吸收水量緩衝地帶。但是上游的森林已被砍伐以致雨水不能完全吸收。老實說雨量並不是那麼大,因為濫墾而變成「臭頭仔山」使雨水急速流入長江。 深田:又因為下面的洞庭湖在千拓後利用為耕作地而失去吸收力。 羅:是的。昔日長江也具有自然的保水系統,洞庭湖在150年前有6000立方公里,現在只剩二分之一以下,因而喪失蓄水功能。又本來上游有30%至40%的森林,現在只剩下10%。 深田:洪水與缺水都起因於森林的砍伐,因為地下不能積水,地下水的水位日趨下降,雨季發生洪水那一年在次年的乾季就會缺水,因此朱鎔基急速下令禁止砍伐原始林。 羅:對了!要製材廠全部關門大吉……(笑)。 深田:聽說每年有一、二公里變成砂漠,且漸接近北京。 羅:雖然與剛才西藏的例子不同,不過遊牧民族討厭漢民族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一來就在草原地上挖土耕農,這樣一來土地會砂漠化,需要適合風土的生活或人口,忽視這些要素將使保持生態的系統破損。 深田:那是很重要的一點。 羅:這次的水災也是一樣,現在中國遭受「三發的重擊」,1.亞洲的不景氣2.水災3.朱鎔基的行政改革。亞洲不景氣而經濟弱體化時,因水災而生產基盤受損,中國全部經濟面積的四分之一以上受到災害,再加上朱鎔基的行政改革,在體力衰弱時進行改革反而使經濟惡化。顯然的,經濟成長8%的目標幾乎不可能達成,加上9%的失業率,當朱鎔基的部屬警告他說:「著手行政改革與國有企業的整理統合將會喪失眾多的生命」時,他回答說:「既然如此,我的棺木也給我作好罷。」甚至有朱鎔基的祖先之墓被不滿其政策的勢力所爆破的傳說。 深田:爆破墳墓在中國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羅:是的,這叫做「鞭屍」,掘出屍體加以鞭打,是最大的侮辱行為,可見對行政改革非常不滿。 深田:對問題重重的中國,柯林頓未免評價過高,也許他認為中國將成為亞洲政治、經濟的領導者。 羅:這可能是因為柯林頓元封不動地接受世界銀行對中國過高的評價數字。有由人口多寡把中國的經濟以購賣力推算的數字,依照這個數字,中國已經在幾乎前就與日本的購買力匹敵,今後幾年將與美國的購買力並駕齊驅……。真是荒唐無比。中國沿岸地域的生活費或國民所得與內陸卻完全不同。中國農村的平均所得與都市最貧窮階層的下面5%的所得一樣。 深田:所得差距那麼大。 羅:是的。這次的水災受害的也是最貧窮的農村,所得的差距將更離譜。 深田:中國沒有稅收,到底稅務制度如何? 羅:富有的人的收入不能把握,他們用種種的名義減少收入,因此無法徵收直接稅,當然無法分配所得。所以上海等地必需自己建造大樓、高速公路,什麼都要自己去確保起來。可以說與中央做稅金的拔河。農村因為沒有中央的稅收補助,只好對農民抽稅,因水災而大受打擊,再被抽去稅金,農民面臨瀕死狀態。 深田:好像最近頻繁發生農民暴動、農民大舉襲擊、占領縣政府而被治安部隊或警察部隊鎮壓。 羅:是的。由各種管道可以得到這種情報。 ■中國逃避數十億美元的資金 深田:現在風聞的人民幣的貶值如何呢? 羅:單刀直入來說,如果日本經濟不轉好,亞洲經濟也不景氣的情形下,貶值是免不了的。尤其這次美國股票下落不可不慎。最有活力的亞洲經濟竟然成為危機的中心。日本景氣依然不振,輸入不伸。因金融的破綻,經濟受害是戰後最大的一次。所謂亞洲的泡沫,好像年薪二萬美元的薪水階級者到了賭博場借到五萬美金似的,賭贏的話當然很好,賭輸了不是大難臨頭嗎?因為他的年薪只有二萬美金……。 深田:剩餘錢多的是,任你去借。 羅:頂多借5000美金,恰到好處(笑)。其中香港與中國很努力,但還是不能樂觀。中國遭受「三發的重擊」、亞洲經濟、現今俄羅斯經濟、南美股市暴落……未必跌到谷底,還是不安定。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六個月以內日本經濟看不到任何徵兆時,諒必會開始世界性不景氣的連鎖反應。 深田:在這外壓之中,人民幣到底能夠不貶值而渡過嗎?我想很難。已經舉出黃牌,正等紅牌是否出現。 羅:貶值不是慢慢來的,恐怕一下子就下降10%。其實因預測會貶值,已有數十億美元的中國資金逃出國外。 深田:看看俄羅斯的情形也是這樣,而中國的情形更嚴重。 羅:美國與歐洲盛行投資中國,日本經濟衰弱時,美國大量投資中國。舉例說,TOYOTA在中國拼命地訓練100人技術人員,當GM來時,全部吸收走了(笑)。 深田:在北京看過TOYOTA的訓練,TOYOTA認為汽車文化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塑造的,在砂漠中放置一輛汽車等於廢鐵,必須先有道路、信號……。聽說TOYOTA被要求二十億圓的回扣而未成交,要在中國做生意會做要求多次的回扣,要與重要人物會面也需要錢,有一天GM總會覺察。 羅:這種社會組織構造,經濟學者完全沒有理解。 […]
總統大選與台獨議題公元二千年的總統大選,不僅是對民進黨能否贏得中央政權的關鍵性考驗,亦是對台灣前途的嚴峻挑戰。台獨議題將是大選的核心議題,民進黨必須處理好這個問題,才有可能贏得選戰。 由於民進黨在此次台北市長與立委選舉中遭到挫敗,黨內有部分人士將其原因歸咎於台獨黨綱,因而引發台獨黨綱應否修改的爭論。其實,民進黨的敗選與台獨黨綱毫無關係。民進黨的選戰主軸是台灣優先與李登輝改革路線,而國民黨的主軸是台灣第一與新台灣人,民進黨的敗選自有其他原因,但都與台獨黨綱無關。 然為何有人主張應修改台獨黨綱才能打贏總統大選呢?長期以來,統派媒體一直在宣傳,搞台獨必然會引來中國的武力犯台,所以「台獨」就是「台毒」,倘民進黨不修改台獨黨綱,則無法解除選民對它的疑慮;得不到選民的認同。現在民進黨內部竟有人也聽信統派媒體的謊言,認為台獨黨綱不放棄或不修改,民進黨就不能邁向執政之路。 其實,統派勸告民進黨放棄台獨黨綱,並不是出自善意,他們了解一旦民進黨放棄台獨黨綱,則等於解除了民進黨的武裝,讓民進黨永遠無法對他們構成威脅。他們要民進黨放棄台獨,就是要讓台灣人不能「出頭天」。簡言之,統派反對台獨的真正目的,並不是所謂台獨會導致中國武力犯台,而是不願意台灣政權落入台灣人手中。 所以即使民進黨廢除台獨黨綱,甚至修正黨綱認同中華民國,乃至主張與中國統一,統派一樣不會支持民進黨,因為民進黨是台灣人的政黨。統派這種反台灣人的心態在此次台此市長選舉已經表現的非常清楚了。 遺憾的是,部分民進黨人士沒有能夠識破統派的謊言與陰謀,反而認為「公投台獨」、「台灣共和國」已被「汙名化」,所以必須重新包裝「台獨」,乃至不得不修改黨綱。其實,無論用什麼辭來包裝台獨,都不會獲得統派的認同,因為他們反對的不是公投不公投,而是台灣人。 民進黨同志應牢記著:民進黨係為反抗國民黨外來獨裁政權對台灣人的迫害而成立的本土政權,它必須永遠與台灣人站在同一陣線,肩負起獨立建國的歷史使命。民進黨的黨綱稱:「基於國民主義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這個主張完全符合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及國際人權公約中所保障的人民自決權。民進黨的當務之急是,發行說帖向選民清楚解釋「公投台獨」的精義,而不是玩弄文字技巧,企圖討好統派或所謂的中間選民。 必須指出的是,民進黨選票的流失,不是因為台獨黨綱,而是有一些頭兄背離了創黨的精神。例如許信良說台獨「不符合國際期待」、「台獨黨綱已成歷史文獻,只有象徵意義」,甚至還主張「大膽西進」。施明德則說民進黨執政,「不會也不必宣布台獨」、「台灣已經獨立」,又倡言要與國民黨大聯合,與新黨大和解。此外,黨內人頭黨員充斥、派系分贓公職、部分政治人物品德惡劣、家族政治盛行,眾多弊端讓支持者痛心失望。他們發現民進黨已失去道德與理想的正當性,與國民黨已無甚區別,甚至比國民黨還腐敗墮落。如果民進黨不設法防止上述弊情,反而以為修改台獨黨綱就能增加票房,那就大錯特錯了。 誠然,台獨議題、國家定位與兩岸關係將是公元二千年總統大選的焦點問題,民進黨必須向選民清楚說明,民進黨在取得政權之後,將依民主程序,終結中華民國體制,重新確立國家定位,建立新國家體制。而中華民國體制的終結,同時亦意味著國共內戰的結束,至此兩岸關係將邁向和平共存的新時代。最後必須指出的是,民進黨要贏得公元二千年的總統大選,必須結合全體台灣人民的力量,因此民進黨領導人要開誠佈公,爭取獨派團體的合作。民進黨領導人應致力於重振創黨的精神,伸張正義公理,讓台灣人民相信,民進黨執政才能使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才有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