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公論報》1981年7月31日《台灣公論報》創刊,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自勉為「海外台灣人的報紙」,由羅福全擔任發行人,洪哲勝擔任社長。取代機關報《台獨月刊》改為每周發行二次。 這份報紙是「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的刊物。
《台灣評論》「台灣評論」於1992年10月17日創刊,選在距71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日,作為創刊日。最初一年,「台灣評論」委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主辦。嗣後,隨著國內政論雜誌銷路的萎靡,遂改由台獨聯盟自編,作為贈送同好和宣揚理念的非商品性刊物。
共和國雜誌從《台灣評論》到《共和國》二千三百多年前,柏拉圖寫了三篇至今仍是學習政治,尤其是政治哲學必讀的著作,其中一篇叫〈共和國〉 (Republic)。柏拉圖寫這篇〈共和國〉時正是古雅典的政治最墮落的年代,他想透過他的政治哲學來挽回雅典政治的健康。 我們把這份刊物定名為《共和國》,是因為我們覺得目前台灣的政治也很不健康,想借用柏拉圖當時寫〈共和國〉的心意。此外,我們覺得台灣人一直渴望台灣早日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共和國」的誕生也許還要一段時間,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心中或在行動上為「台灣共和國」催生。我們也想用這份刊物來參加這個運動。
公投為中國解套鄭欽仁◎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反公投者的理由 台北市長馬英九公然反對陳水扁總統因尊重民意將舉辦公民投票一事,其語言粗暴,竟以小偷「現行犯」作比喻,即使陳水扁不是總統而是一般平民,也不能承受如此粗暴、侮辱的言語,國民黨系統的《中國時報》於1月28日轉述馬英九的話說:馬英九更舉小偷偷東西被抓到,卻說法院沒有判犯法之前就不違法的例子,來比喻陳水扁執意引用『公投法』第十七條條文舉辦防禦性公投,就像小偷偷東西一樣,「任何一個人看了都知道是明顯的違法現行犯」。 馬英九很英明,他認為是「明顯的違法現行犯」(註1)的理由:「因為『公投法』上的所有條件都不存在,目前台灣大家都是開心過年,樂透天天開彩、風景區人山人海,那有防禦公投中危及台灣主權問題的緊急狀況發生」?(註2) 公投法的規定與台灣面臨的威脅 果真如馬英九所說的『公投法』上的所有條件都不存在嗎?依照『公民投票法』第十七條:「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總統得經行政院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 條文清楚記載「國家遭受外力威脅……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去年陳總統曾經明白指出中國以496枚飛彈對準台灣。依照美國2002年的國防報告,認為有350枚飛彈,且每年增加50枚。但2003年7月30日美國國防部有關《中國軍事力報告書》中指出:中國已配備短距離彈道飛彈 (SRBM) 450枚,今後幾年間每年增加75枚。由以上這兩項美國的消息,知道其全力傾向發展飛彈(註3),且增加迅速。依專家的看法,自陳總統發表496枚至今已有數月,其佈署早已超過500枚。如此情形,馬英九卻不食人間煙火,猶如晉惠帝在「天下荒亂,百姓餓死」時卻說「何不食肉麋」?兩者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其次,馬英九舉出開心過年、摸彩券以及遊樂一事,此固然為常民生活,但以此便以為天下太平實在沒有常識,凡是承擔國家安全、保衛人民安全,如前方之士兵,在這期間是熬受寒風刺骨、風雨交加的情形在防範未然。亞洲各國,對中國武力擴張,也莫不積極暗中籌劃對策。陳總統做為一國元首,運籌帷幄,當然不能等到敵人的陸、海、空三軍的優勢超過台灣、或兵臨城下時才謀對策。 「人民意志」的表現是抗敵的最好手段 和平的公投,是用「人民意志」表達願望,中國一旦用武,過去所有虛假名目的和平攻勢之統戰伎倆便完全曝露,何況「人民意志」的表達,將使侵略者出師無名;舉例來說,如Tuva共和國以公投脫離俄羅斯,使得葉爾辛出兵車臣之際,沒有辦法乘機也對Tuva用兵。 也由於如此,在「和平公投」之下,中國對台灣無法發動侵略,故中國故意把形勢拉抬到緊繃現象,竭力阻止公投,但中國自知不能得逞,故設法在國際社會孤立台灣,用利益交換得到「聲援」,此次法國總統席哈克受其經濟利誘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話說回來,馬英九是學法政的,歷任高官,對這樣淺顯的國際關係現狀都不肯用心思考,只為個人自私、一黨之利,專事鬥爭。但馬英九的這種舉止並不是第一次;在1996年人民要求直選總統,馬英九竟然製造所謂「委任直選」,為天下笑話,令人齒寒;而此次反對公投是為敵人撐腰。 公投為中國解套 和平公投如陳總統所強調的只在維持現狀,目的在和平而不走向武力競賽,另一方面可以為日後雙邊和平談判舖路。在現時形勢之下,因中國攪局已久,破壞了走向談判桌的基礎,目前公投只在平和與穩健上面著想;但泛藍黨的蓄意破壞,是攪亂台、中雙邊良性的發展。北京大學教授時殷弘對於公投問題,甚至都認為陳水扁總統是獲得民意傾向獨立的支持(註4),但泛藍黨卻違背民意,蓄意破壞。 在北京方面,現時沒有傑出的政治家,若是台灣能舉辦主權公投,北京方面可以避免將台灣領土列入其憲法帶來的困擾(註5),從此一心走向國內的建設,甚至獲得台灣的支持,處理其將崩盤的社會經濟問題(註6)。《華爾街日報》在1月16~18日的記載指出:避免衝突唯一的方法,只有中國對主權的大讓步之外,沒有其他方法。 註釋 註1:見《中國時報》,2004年1月28日。 註2:見《台灣日報》,2004年1月28日。 註3:中國對於蘇聯崩潰後預料全球不會發生「全面性戰爭」,故雙管齊下為「局部戰爭」作準備,一方面積極發展飛彈,另一方面積極發展海軍艦隊,對亞洲已構成威脅,尤其是針對台灣。參考張萬年主編《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國防》,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 註4:見藤原秀人的〈面臨總統選舉在美國的變化──台灣的住民投票〉,《朝日新聞》,2004年1月21日。 註5:1981年西班牙與中華民國商務談判,要求以「台灣共和國」名義建交並得到中國的同意,此見經濟官僚汪彝定著同憶錄《走過關鍵年代》,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10月14日初版;當時蕭萬長也參與談判,應可以證明此事。但次年(1982年)中國的政情丕變,遂將台灣的領土列入其憲法序文中:「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份」。從此成為北京當局的金箍咒不得不口口聲聲要「統一」台灣,又在北京派系鬥爭激烈、政客有不時失腳的危險之下,對於該憲法的規定有繫鈴人卻沒有解鈴人,如果台灣舉行主權公投,正好為其解套。 註6:中國因國營企業改革,失業的勞動者突破3500萬人,見《新聞週刊》(Newsweek英、日文版),2004年2月4日。據David Hale和Lyric Hughas Hale合寫的〈中國起飛China Takes off〉一文(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2003年,11、12月號)刊載,中國的國營企業在五年內解雇4500萬人。都市的失業率有8%,地方失業者有2億人。如果台灣被吞併,只要湧入一小部分的人,台灣的年青人大部分將失業,社會將比目前偷渡客混進來的情形更加混亂,屆時不免再發生一次228事件。
黃昭堂:台灣人說出對中國的不爽以手牽手堅定行動捍衛本土政權 有利國際社會了解台灣 李欣芳◎《自由時報》記者專訪 二二八百萬人手護台灣運動撼動各階層人心,手護台灣大聯盟總指揮黃昭堂昨天接受專訪時指出,台灣人民面對中國長久以來的武力威脅,終於以手牽手的堅定行動一吐悶氣,今天起聯盟將回復為全國挺扁總會的名義運作,訴求「捍衛台灣本土政權!」 強化台灣人自我意識 黃昭堂也表示,聯盟明天將在國賓飯店召開記者會,邀請聯盟共同召集人等幹部出席,感謝全國各界民眾熱情參與手護台灣活動,他也計劃邀請李登輝前總統與會,目前正在聯繫中。以下為訪問紀要: 問:您這次親自指揮、督導二二八手護台灣運動,如何看待這項活動? 答:我前天南下屏東鵝鸞鼻參加這項活動,從屏東看臺灣島內參與的盛況,認為長久以來,中國一直對台灣人步步進逼,以飛彈威脅台灣,在這種情況下,約兩百萬各界民眾熱情手牽手,要和平、反飛彈,說出心中對中國的不爽,大家終於一吐悶氣、掃除鬱卒。 問:手護台灣運動深層意義為何? 答:這項改寫歷史新頁的運動,加深、強化台灣人的自我意識,由於參與的人數創紀錄,各界響應的情況十分熱烈,更將深化台灣意識,這種意識將會擴散,在人群之間相互影響。 問:您最近頻頻接觸日本等各國際媒體,就您所知,國際媒體對這次活動的反應如何? 答:非常好。這次台灣首度集結這麼多人南北手牽手,已大為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讓國際社會充分認識台灣,這次台灣發出很大、很強的聲音,將打動國際社會人心。 同時,透過這次集體發聲,國際間將越來越重視台灣民意的動向,非常有利於國際社會瞭解台灣人民的想法。 問:二二八手護台灣運動圓滿落幕後,聯盟下一步有何規劃? 答:對手護台灣大聯盟來說,這項活動在前天算是圓滿落幕,今天三月一日起,聯盟將回復、轉化為原來挺扁總會的名義運作,不過聯盟的事務性工作,包括出書留下活動的歷史紀錄等,將會持續。 不排除辦挺扁造勢晚會 聯盟是不分黨派、族群的,在恢復為全國挺扁總會後,將有明確的任務;聯盟原本發起手護台灣運動,其實是訴求「捍衛台灣主權」,全國挺扁總會今起將「捍衛台灣本土政權」,未來不排除辦挺扁造勢晚會。 *本文原載於《自由時報》,2004年3月1日的「焦點新聞」版。
黃昭堂:認同台灣 情勢愈來愈好范正祥◎《自由時報》記者特稿 擔任「手護台灣大聯盟」總指揮的總統府國策顧問、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自從被活動總召集人、前總統李登輝指派籌劃此項重大任務之後,幾個月來忙得不分晝夜,但是他始終滿懷喜悅絲毫不覺疲憊,因為看到「台灣人民的意識已經出現,認同台灣的情勢愈來愈好」。 黃昭堂,日本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國際關係論),曾任日本昭和大學政治學教授,這位1932年出生在台南縣的國際政治專家,力倡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前途與命運,也因為堅持這樣的信念,過去被台灣威權政府列入「黑名單」。 多年來一直積極參與台灣正名運動的黃昭堂形容,「中華民國」這稱號,世界主要國家並不承認,只有台灣內部自己在講,在國際社會是行不通的,猶如「掛在房裡的招牌」;「台灣」則可以行遍天下,是「國際看得到的看板」,國人應當支持以「台灣」作為國家對外的名稱。 在台灣愈來愈蓬勃發展的自覺下,黃昭堂觀察,從去年9月原預估有十萬人在台北集會,後來有十五萬人參加的「台灣正名運動」大遊行;到去年12月於高雄,二十萬人走上街頭表達對公投的支持;以迄這次號召百萬人於二二八當天一起「牽手」護台灣,至今已有一百二十萬人報名,響應人數愈來愈多,而且不分黨派與族群,無組織性的人參與者眾,在在顯示認同台灣的情勢愈來愈好。 年紀比李登輝小九歲的黃昭堂,待人謙和,不愛爭名。這次他被李登輝指定為手護台灣大聯盟總指揮時,還向李登輝表達自己年紀大,做事都是拜託他人幫忙,並無指揮能力。 李登輝笑答:「別說那些,如果要說年紀大,那我年紀已經幾歲?」黃昭堂講不過李登輝,最後答應接受總指揮之職。 這次籌劃「百萬人手護台灣」活動,黃昭堂與各界人士原本構想由各地號召五十萬人到台北市集會,但是考量交通、住宿等問題,加上適逢總統競選期間,人民集會活動相當頻繁,恐難凸顯活動的特殊性,因此後來在討論的過程中想到,何不借鏡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在1989年有兩百萬人牽起全長590公里的「波羅的海自由人鏈」,要求前蘇聯撤離與獨立復國的成功例子? 黃昭堂表示,波羅的海三國過去是在蘇聯境內,受蘇聯軍隊嚴密掌控,結果當時總人口不到八百萬的三國尚能有兩百萬人站出來牽手高喊「自由」。 波羅的海三國公投時,美國也表達反對,但是當公投獨立之後,美國立刻承認。 他認為,台灣也應該要站起來。過去波羅的海三國有兩百萬人站出來,現在台灣一國就有超過一百萬人要站出來。「百萬人手護台灣」路線原本規劃從基隆的「和平島」到屏東的「建國路」,之後因為報名響應者眾,路線圖又有了更遠的延伸。 黃昭堂最敬佩的台灣政治人物是李登輝和陳水扁總統。 談及李登輝,過去李登輝在位時曾寫過七篇文章「罵」李登輝的黃昭堂不好意思地詮釋,當時那種「罵」不是真的責備,其實是心中歡喜台灣人當總統,大家當時經常配合社會氣勢「罵」李登輝,其實是要幫李登輝,以便營造「催生民主」的聲音,李登輝就可順勢扮演「服從民意」的角色。 根據互動的印象,黃昭堂認為,卸下總統職務之後的李登輝反而有了自由之身,想說什麼就可說什麼,過去擔任總統不便說的反而可以暢所欲言,而且還更積極。黃昭堂透露,這次發起手護台灣運動,「一百萬人站出來」就是李登輝先喊出來的。 黃昭堂也為連戰惋惜,「連戰是耳根子很軟的人,聽信旁人的說法,誤會了李登輝」。 黃昭堂讚揚陳總統的歷史角色,成功接棒延續李登輝的理想,但也遺憾因為受制於政黨輪替後民進黨縱使聯合友黨台聯也不能在立法院成為多數,這使得陳總統上任三年多來,真的很痛苦,心中想實現的理想,「恐怕一半都不到」。 對認同台灣的情勢很看好,黃昭堂覺得,台灣是個「自由」的國家,甚至可以說是自由過度,但是「民主」則還不夠。因為真正的民主是人民要能夠決定自己的未來,但過去威權政府長期執政,把台灣人教育成中國人,這種「症候群」就好像國外真實案例中人質被強盜挾持一起生活,日子久了甚至還會同情強盜、支持強盜。同樣的,台灣過去被威權政權統治久了,台灣人的心理會受影響,甚至對台灣的認同不夠。 如今台灣要改變,也不可能只靠一時,必須要讓台灣人民敢當頭家,不要因為怕中國打過來就不敢當頭家。 *本文原載於《自由時報》,2004年2月16日的「焦點新聞」版。
中國是台灣的一部分高華山 最近二十年來,台灣從獨裁政權到民主政權,解除戒嚴、報禁和黨禁。台灣人終於有了言論自由,可以講出自已的心聲,可以討論台灣人的議題。但是台灣人還有兩大頭痛: 「中華民國」的包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攻武嚇。進一步觀察,在過去政府多年來誤導的結果,現在台灣最根本的問題是「很多台灣人對台灣和中國的關係沒有明確的認知」。 台灣的歷史 蒙古帝國、明朝、荷蘭、西班牙、鄭成功、大清帝國、日本和中華民國都曾入侵台灣,有的只到澎湖。但經過幾十年或幾百年的佔領,大多殖民政權又多離棄台灣。蒙古帝國、明朝、鄭氏王朝和大清帝國後來都陸續敗亡。荷蘭、西班牙和日本都已結束其殖民政策。中華民國政權是唯一異數,留在台灣變成了一個四不像的怪物。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政權雖留在台灣,但中華民國早已敗亡。1949年蔣介石和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趕出中國,1971年被趕出聯合國。世界各國陸續與中華民國斷交。現在2004年,全世界只有二十幾個小國承認這自稱擁有中國的中華民國。換句話說,全世界絕大多數人只看到台灣、台灣的土地、台灣的人民、台灣的政權,但不相信中華民國的神話。中華民國是早已敗亡。 台灣的形成 台灣這塊地的形成是古早古早的代誌。人呢?4萬年前已有人住在台灣,應含部分現十一個原住民族的祖先。當然最近四、五百年來有大量移民,殖民政權一個個來了又走了,但很多人民留下來,大部分是漢人。近年來又有外勞外籍新娘等新移民。現在台灣人應含原住民、漢人、滿人、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越南人、菲律賓人、泰國人… 等血統。政權呢?從殖民地、獨裁政權到今天的民主政權。語言呢?台灣的語言現在有二十幾種,包括了閩南語、客語、北京語以及十多種原住民語。飲食呢?從原住民的山豬小米野味到中國菜、日本料理和歐美的影響都有,從遍佈全國的7-11販賣的御飯團、關東煮、御便當、漢堡便可見一二。當然台灣全國還有其他好吃的越南、泰國…等餐館。 中國是台灣的一部分 台灣受中國的影響很大,不論從歷史、血統、語言、飲食… 等來看,中國是台灣的一部分。但中國也只是台灣的一部分,日本、荷蘭、西班牙… 也都是台灣的一部分。雖然至今「中國國民黨」黨中央仍拒絕正名為「台灣國民黨」,但事實上,現在的國民黨已是台灣的國民黨,中華民國已是台灣的中華民國。正如英語和美語的演變一樣,「台灣國語(北京語)」是台灣的(一個)語言,她和中國官話也有相當的差異。舉個例,如果你笑一個中國人真「三八」,伊也是莫窄羊攏聽嘸。這些點點滴滴都是台灣的歷史、台灣的傳統、台灣的文化。 建立新的,台灣的傳統 我們要從台灣的歷史去認識自己。我們接受自己的過去,有人以有原住民的血統為榮,有人以有漢人的血統為傲。我們接受「中國(血統、語言、飲食…等)是台灣的一部分」的事實,但我們嚴拒主張統一(連根攏要送給中國)的「連宋」派,我們也反對主張和美國合併的「第51州」派,我們要自立。台灣有很多傳統,有好的,我們要把它們留下,有壞的,我們要把它們剔除。我們要開闊心胸,積極去建立新的台灣傳統、台灣文化和我們的國家。 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她和台灣沒有關係,和過去的國民黨、過去的中華民國有歷史的恩怨。但現在台灣的國民黨,和民進黨、親民黨一樣,是台灣的一個政黨。過去的中華民國早已敗亡,現在的中華民國是台灣的中華民國,是個四不像的怪物。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台灣自古不屬中國,台灣當然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共和國 最近台灣二十年來的進步革新是和平的、體制內的改革。這種革新和革命不同,不用流(太多的)血,不用付出昂貴的社會代價,但是從外來的獨裁政權改到自主的民主政權需要加倍的,甚至十倍百倍的努力。南非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不知多少年來經過多少人的努力,終於在1990年脫胎換骨建立嶄新的國家,也有了新的國旗。多年的政治犯Nelson Mandela被選上總統,他和Desmond Mpilo Tutu大主教努力重檢歷史,進行大赦。台灣總統大選在即,但「中華民國」的包袱還繼續在糢糊台灣人和世人對台灣的認知。我們要認清歷史,過去的錯誤可以(適當的)原諒,但我們不能忘記歷史,要是非分明。我們要選出「台灣共和國」的總統,要修憲,更要制憲。我們要明定我們的國土,更要明定我們的國名和國旗。我們的護照已加上「TAIWAN」,但要更進一步去掉「Republic of China」。我們要很清楚告訴世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當我們去掉「中華民國」的包袱,全台灣國人團結站起來時,我們就能化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攻武嚇。
森喜朗實現對扁允諾,訪台百分之一百成功張茂森◎《自由時報》駐日特派員 全程陪同日本前首相森喜朗訪台的我國駐日代表羅福全二十七日晚間回到日本後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形容森喜朗這次訪台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他強調今後台日兩國之間意見溝通的管道將更為暢通。 以下為訪談要點: 記者問:森喜朗前首相訪台的真正目的在哪裡? 羅福全答:森喜朗去年就有訪問台灣的計畫,後來因碰到SARS,接著日本眾議院選舉,到現在才實現,訪台有三個目的,第一是到台灣他的父親的好朋友柯子彰的墓前默拜,並且探望柯先生的家屬,第二是履行他與陳總統在四年前的約定,第三是拜訪台灣橄欖球協會相關人士,爭取台灣支持日本主辦二○一一年世界盃橄欖球賽。森喜朗是一位非常重感情而且講信用的政治家,陳總統在四年前以總統候選人身分訪日時,受到森喜朗接待,當時他還沒有做首相,森喜朗曾答應阿扁當選總統後到台灣看他,這次森喜朗的訪台是承諾的實現,有相當的感性,陳總統也非常珍惜這份友誼。 二○○一年森喜朗在首相任上,親自指示外務省發簽證給李前總統,讓他到日本就醫,三年後他到台灣去拜訪李前總統,在情在理,都是很正常的。 問:據報導,森喜朗在與陳總統會談時曾提及台灣公投的問題,並建議陳總統慎重處答:這件事與一般對「一個中國」的看法一樣,有各種不同的解讀,版本也相當多,森喜朗對陳總統說,美國是支持台灣的,但是美國現在遇到許多困難,台灣和日本都要配合,對於台灣防衛性公投的話題,森喜朗是以朋友的立場向陳總統提出建議而已,他也理解台灣有自己的立場,有些報導故意擴大解釋,這是不應該的。 問:中國對森喜朗訪問台灣強烈不滿,你對此有何看法? 答:森喜朗一直都強調台灣和中國都是日本的好朋友,他與俄羅斯總統普廷也很友好,現在時代和以前不一樣,一切以國家利益為最優先考慮,不必要有漢賊不兩立或你死我活的思考,過去日本親中派、親台派的靠邊站政治模式也消失了,台日兩國的交往當然也是在雙方的國家利益之下進行,基於這個道理,日本不可能犧牲自己的利益而一味討好中國,在國家利益之下,台日交往也是很自然的,森喜朗到台灣訪問,對雙方今後互動將有很大的幫助,兩國之間意見溝通的管道也更加暢通。 *本文原載於《自由時報》,2003年12月28日的「綜合新聞」版。
間諜案與心理戰廖宏祥◎前三軍大學戰爭學院講座教授 香港媒體報導中國破獲歷來最大的「台灣間諜網」,逮捕二十一位台灣人士與十五位大陸人士。我國在總統大選的熱潮襲捲下,藍綠陣營對阿扁總統是否洩密,又掀起另一波口水戰。 情報活動大體可分為積極(攻勢性)和消極(反情報)兩大類。二者之間有區別、但又互相關連,在行動時很難將他們截然分開。間諜工作都是秘密進行,而且只是積極情報活動的一小部分。破獲間諜曠日廢時,當敵方的反情報體系偵知我方潛伏諜報人員活動時,勢必經過長時間的跟蹤、監控等,並試圖確認其接洽對象,等到所有目標確定後才加以留置、偵訊,甚至將其吸收為雙面諜。當所有的反情報工作都告一段落後,才會見諸媒體。 從陳總統在十一月底公布496枚飛彈,到今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假如中國國安部門能根據陳總統公布的飛彈數目,短時間內就據以破獲一個三十多人的龐大間諜網,那麼不外乎兩種可能:一、我方布建的敵後情報網素質太差;因為諜報人員通常單線作業,一個龐大的間諜網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被一舉破獲,不但匪夷所思,在情報鬥爭史上亦絕無僅有。二、敵方為遂行特定政治目的所散播的謠言;而北京為了讓謠言的可信度增加,可以隨便逮捕幾個台商,而其中甚或真有早已被確認的台諜。 因為間諜活動也包含滲透、顛覆、破壞等職責。為達到任務並擴大成效,情報活動也擴展到謀略戰、心理戰等較高的層次作為。謀略戰是顛覆別國政府、改變國民思想而進行的活動。而心理戰是為了實現謀略而進行的輿論工作。不為一般人所知的是:由於幾千年傳統「攻心為上」的戰略思想使然,心理戰其實是中國情報機構對台的主要隱蔽工作之一。心戰的形式五花八門,如透過己方或敵方的媒體,或利用己方的特工人員、乃至於對象國在野的政治人物等,散布或發送帶有迷惑性、挑撥性的消息,以達到政治和心理的效果。為了遂行心理戰,通常將真假消息,虛實交錯,讓敵國的一般大眾難辨真偽,並且在不知不覺中被影響。冷戰時期,蘇聯就曾偽造美國政府機密文件,配合歐美的親蘇媒體,散播華府意圖於歐陸進行核戰的假情報,進而引發西歐民眾大規模反美的政治效應。 香港媒體的散播謠言是出了名的。由於香港自由化的程度相對較高,《文匯報》、《東方日報》、《蘋果日報》及《民報》等,自願或不自覺的都曾經成為北京對台統戰及心戰的工具。數年前北京透過港報,散播新竹外海出現潛艦的消息,導致台灣股市大跌三百多點就是一例。 經過1996年及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後,北京已經瞭解粗暴的文攻武嚇手段,反而會增加本土總統候選人的聲勢與支持度。中國透過統戰、心戰等謀略,加上台灣的媒體沒有仔細查證消息的習性,而政治人物追求曝光率或護主心切,常被對岸利用而不自知。因此北京透過更為細緻的操控手段,配合外人難以一窺堂奧的情報謀略活動,來打擊我國總統候選人的聲望及威信;不但使長期難以浸淫次國安體系的民進黨政府百口莫辯,更使其競選團隊疲於奔命,對意圖影響我總統選情的北京來說,更是本小利多、穩賺不賠的生意。 台灣近年來破獲的共諜案,多是私生活不檢點,或是財務狀況出問題的人。以一些環境性因素進行側寫、過濾,我方的反情報體系便較易察覺這些洩密的源頭。但對國家安全具最大殺傷力的間諜應是以意識形態驅使的間諜;這些人不為名利、也不為女色,通常有好的出身背景並受高等教育。但為了個人的政治理念,潛伏在政府甚或國安體系內,適時造成最大的破壞。冷戰早期英國著名的「劍橋五人幫」就是一例。他們都畢業於劍橋大學等名校,並任職於各政府部門。由於心儀共產主義,因此甘為蘇聯的KGB所吸收,潛伏達數十年之久,並經常性的供給莫斯科高品質的情報。最後由投誠的蘇聯情報官員示警,才得以破獲。以兩岸的政治情勢觀之,台灣懷抱「大中國」理念的人所在多有,但我方的反情報體系近年來竟對高素質的共諜,如:內間、反間、死間等,無一斬獲,似乎隱含我情報工作出了問題。
制定新憲法──超越「東方瑞士」許世楷◎台灣文化學院院長 ■壹、挑戰 要了解台灣這個社會所面臨的挑戰,須要先觀察目前台灣處於何種內外狀況。簡言之,台灣在內呈現「危機社會」的特質,在外僅止於獲得「事實上主權獨立國家」的國際地位。兩者的狀況,形成台灣做為一個國家的不安定性。 一、危機社會 什麼是「危機社會」?是指一個蘊藏著隨時可能引起社會破滅性激變的危機因素的社會。 註1 台灣社會在經濟上已經起飛,政治上自由化、民主化,表面看來是一個繁榮似乎能永續的社會。但是這個社會蘊藏著會響應中國併吞台灣的危機因素,這些因素寄生在「中華民國」體制,而該體制根據於如後述不適合台灣,同時也是台灣政治混亂根源的『中華民國憲法』。該體制使內心傾向支持中國併吞台灣的人,表面藉口「捍衛中華民國」,以阻撓台灣主權獨立的發展;此體制也使一部份台灣人的台灣認同混淆,致使台灣人切不斷中國情結的尾巴。這兩種人就是台灣內在的人的危機因素。 二、事實上主權獨立的國家 (一)國際地位未定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有言及當時是日本領土,即其殖民地的台灣,戰後應歸屬中國一事,有人認為兩宣言事實上沒有簽名者,故無效。筆者同意,但設使退一步不認為兩宣言無效,兩宣言言及台灣歸屬中國也只不過是一種期約,其實現有待戰後和平條約的規定。而1951年『舊金山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台灣,並沒有言及台灣歸屬;翌1952年『中華民國日本國和約』、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國和約』,也都是無言及台灣的歸屬。 戰後1945年的國民黨政權進駐台灣,只是受盟軍統帥命令佔領台灣者,所以台灣的國際地位,自1951年以來是被日本放棄,成為未定狀態。而佔領台灣的國民黨政權,1949年又被從中國趕出,成為流亡政府。 (二)獨立的政治實體 在國際地位未定的台灣島上,即一定的土地、一定的的人民,加上只存在於台灣,獨立且有效統治台灣的政權,形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 (independent political entity)。1971年國民黨政權被趕出聯合國,對台灣認為是國際地位未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這一種看法更是普遍。 (三)新生國家 至1990年代李登輝政權推行自由化、民主化,國民主權趨於顯明,憲法修改也區隔台灣、中國兩地,台灣成為「事實上主權獨立的國家」 (de facto independent state)。 台灣從來沒有成為中華民國領土,所以不是從中國分離出來的。台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步新產生的國家,筆者稱之為「新生國家」 (new born state)。 註2 三、中國的併吞台灣政策 (一)中國的威脅 近在台灣海峽對岸的中國,在其憲法表明併吞台灣意向,歷屆政治指導者也都清楚公言不惜行使武力實行併吞。實際上1995、96年,中國在沿海舉行軍事演習,並發射飛彈於台灣近海,至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出現才停止射擊 註3。現在在東南沿海配置496枚飛彈瞄準著台灣,且每年增加配置五十枚。 在國際上更是打壓台灣發展的外交空間,使台灣的國家地位不能正常化安定。 對台灣內外維持、或發展現狀的阻撓勢力,底層幾乎都橫跨著中國對台灣併吞政策的影響,這政策就是台灣內外危機因素的根源。有如此野蠻且是大國的鄰國中國存在,所以要實現如後述台灣的願景,並不單純。 (二)『台灣關係法』 針對如此台灣、中國間的緊張,當時是台灣同盟國的美國,在1979年與中國建立邦交,與台灣斷交之際,在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以維持與台灣的非正式外交關係;並表明對台灣前途和平解決的關切,為此,美國將提供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且台灣受中國威脅時,要採取適當行動。上述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的出動,就是根據『台灣關係法』,我們應該重視該法,以做為發展台美同盟關係的基礎。 ■貳、願景 一、基本價值 (一)自由、民主、人權、科學、繁榮 後冷戰世界的主流價值是,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而此主流價值就是促進全球化主義 (Globalism) 的主要概念。1960年代後半,由於科學水準的提高,配合國民勤儉的發揮,台灣步入經濟起飛;政治上的自由化、民主化也隨著內外壓力的增加而展現,至1990年代開花,國民物質、精神生活俱上升。台灣的繁榮是來自本土內在的力量,加上包括全球化國際潮流所致使的。 (二)多元性文化 在台灣長久以來的南島文化,十六世紀沾上帶有西洋味的荷蘭文化,後來更是浸淫於隨著漢人輸入的漢滿文化。在台灣引起巨大社會變化的是,1895年以後的日本統治,是偏頗、又殘酷的殖民地統治,所以也是徹底的改變,日本文化波及的層面既廣又深,而且也帶來經由日本的歐美思潮;以及經由英國、加拿大基督教傳教師的歐美思想介紹,中國變革期反帝國主義、反封建運動影響,形成整個台灣社會近代化的動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跟隨國民黨政權而來的是中華文化沙文主義,其他一切文化都成為排斥的對象;只是對戰後排山倒海而來的美國文化,束手無策。但是前述自由化、民主化促成整個台灣社會活性化,「中華文化沙文主義」的壓制已經除去,現在我們可以具有主體性地從各種文化中做選擇,創造出兼有本土、普世價值的多元性文化。 註4 (三)和平 台灣社會要保存、發展的基本價值是,前述的科學主義、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促進社會繁榮且尊重人權、兼有本土、普世價值的多元性文化。但是要保存、發展這些基本價值,我們非反對暴力、壓制、恐怖,尊尚和平不可;和平是實現基本價值的手段,但是其本身也是尊重人權不可缺少的價值,是我們基本價值之重要事項之一。 二、國家定位 這些基本價值要裝在什麼樣的容器?若是獨立的國家、是什麼樣的國家。國家定位是從歷史、國際關係、或其他資料做選擇,認定這就是我們的國家作業。 因為上述中國的強烈對台併吞政策,台灣的國家定位分歧,目前主要有下列三說。 (一)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台灣是地方的叛亂團體。不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否定台灣具有在國際社會活動的主體資格,不利於台灣。 (二)兩個中國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目前其名稱是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
也談連雅堂林玉体◎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失憶症是病,個人如此,國家也如此。台灣人為什麼對過去歷史無知,孰令致之?「滅人國者,先滅其史。」這是史家連橫的名言。連橫,字雅堂,在台灣歷史上赫赫有名,他的獨子連震東及獨孫連戰,都在台灣位居要津,且享盡榮華富貴。連戰除了曾任副總統之外,明年還要選總統。為了選舉,拍了連雅堂的紀錄片,讓國人了解他家的豐功偉業。 連雅堂的功過兼具,「人在做,歷史在看。」,如果把一個人的過去所作所為,只挑選可歌可泣的事蹟,怕也難逃史家的巨眼。就史實而論,連雅堂寫了一部《台灣通史》,勸告台灣人要知悉台灣史,這是極佳的建議;另著《台灣語典》,希望台灣人要會說台語,深信台語非常優雅悅耳。只是這種先人的耳提面命,他的後代子孫有否聽從祖訓,或當耳邊風,或一知半解,那就愧對列祖列宗了! 《台灣通史》首揭台灣是個「國」。「台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紅毛聯絡土番,成一海外之國。」稱台灣為「國」,這在數年前,算是滔天大罪,連橫卻早已公然為文。現在的政客包括他的孫子還不敢倡言如此,不知雅堂先生在九泉之下作何感想。連橫頗具漢族正統本位心態,「義不帝秦」,永不祿於大清,視「覺羅」如犬豕。他的台灣語典有「清生」一辭,意義是畜牲,與蠻、夷、狄、狁、獞、狺、閩同列,都屬禽獸之列。但是這麼有志氣的台灣青年,竟然敵不過科舉利祿的引誘,於二十多歲時(1897年)去大清統治之下的上海圖謀發展,更於1902年赴廈門捐監應試,也到福州參加鄉試,由於「先生有過激語,干時政,考官批曰荒唐,不第。」換句話說,先是不屑為清朝官,卻也盼能士而為仕,但以名落孫山收場! 比較令人景仰的是他面對日本之統治,口口聲聲說:「余,台灣人也!」。1895年,清日甲午大戰,『馬關條約』白紙黑字,台灣永久割讓日本;台灣人基於民族大義,立即組成「台灣民主國」與日軍周旋,武裝抗暴,時連雅堂家有喪事,否則勢必加入抗日行列。這位與日本政府似乎誓不兩立的台灣民族英雄,在日後著書立說時,頻得日本政要的稱讚,「名山絕業」、「文獻可徵」,為了答報,連橫為詩「福星光照赤坎城」,送給日本總督。 但是嘴巴說「余,台灣人也!」的連雅堂,因鴉片事得罪了不少台灣意識強烈的士紳,在不得志之下遠赴中國,除了寫數信給中國國民黨要員拜託教導其子之外,更要求連震東「吾不欲汝為台灣人!」家書更言「台灣居之甚厭。」「台灣無望,台之青年更無望。此等小天地,豈容我輩飛躍哉!」中國則「到處可居。」作個中國人,似乎已變成連雅堂心中的最愛。由於此種情懷,在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時,為了要拉攏台灣文人,所以以國民政府名義,表揚了梁啟超及連雅堂兩位。換句話說,台灣的連橫,與中國的梁啟超並列;並且在台北新公園(現在的二二八紀念公園)豎立連橫銅像一尊。連雅堂得此殊榮,可能與他聲稱他是中國人有最直接的關係。「余!台灣人也!」,同時「余!中國人也!」這些口號,變成他的獨孫連戰選舉的口號!真有家學淵源。他的後代更感謝上天讓他作個純種的中國人。 連雅堂不見得「名滿天下」,但「褒貶隨之」。連戰應該知道他的阿公判定中日必有一戰,連橫也以戰為其孫取名;連戰更要了解現時的中國正以戰爭威脅台灣,他要與他的祖父一樣,作個台灣人的同時又要作個中國人;但當台灣與中國「必有一戰」時,連戰不知要何去何從?可以身兼兩種身分嗎?不如記取他的祖父的禱告,「戰」名不祥,因此以「永平」作為別號。台北縣永平中學之獲准,也是當年他當省主席時,本不願民進黨執政的北縣籌設高中,後發現校名即其別號所得的頓悟而來。連戰陣營應該熟悉連戰的過去,然後再決定是否要取之作為競選文宣,否則弄巧成拙,不但未見其利反蒙其害,則得不償失矣! *本文原載於《自由時報》,2003年12月18日的「自由廣場」版。
告外省人諸公王白淵(1920~1965)◎詩人、美術評論家 臺灣自光復以來,業已五個月餘,其社會上之激變,五十年來曾未有。陳長官之蒞臺主政,國軍之進駐,各州及各廳之接管,使臺灣政治主客顛倒其地位。日人已經離開政權,雖有留用人材及一般庶民之存在,但竟屬被統治者之地位而已。現在的臺灣主腦者特別是政府主要角色,大部分都是外省人諸公。我們不是主張臺灣門羅主義,更不是對外省人懷抱任何的感情。臺省已是中華民國的一省份,無論外省人本省人都是一樣,只能勝任,均可發揮其本領,為國家服務,這是理之當然。淪陷五十年久之臺灣,情形特殊,許多的地方,須要外省人士的指教與援助。在這一點臺胞應該虛心坦懷接受,以為建設之資。特別是在八年抗戰中得來之寶貴經驗,盡量可以拿來臺省做參考,這當然毫無異議。 臺省之光復,在其本質上,是徹底之民族革命,五十年來的霸者竟受推翻,一之中離開政權,八月十五日直後(註,緊接之後)及歡迎陳長官前後,臺胞真是有沖天之意氣,抱著莫大的希望,充滿著革命的氣象,而在被解放的歌舞裡,送著興奮之日子,以為自此以後,能得像人,過著比日人治下更好的生活。但是現在的臺胞,意氣消沉,毫無革命之氣象可見。歡迎陳長官前後,那樣熱烈的情緒,似乎付於東水之流。不但如此,還有怨聲遍地,咒咀政府者,這竟是臺胞之不肖,或是政治之不對,當然須要坦白究明,不能容易判斷。因為政府亦有政府說不出之苦衷,亦有不可使民眾週知之機密。然政府與民眾,缺少一致,上下隔膜,不能十分意志疏通這是萬人所共認。民眾對政府之諸政策,感著到一種莫名其妙,找不出線索,因此不能決心下手工作。以致百事似有在停頓前夜之感。 臺省本是一個富有秩序的社會,雖是在日人之高壓下,還有保存著自己的社會道德,不能泯滅的志氣。我們以為臺省,比任何的收復地,都容易統治,容易建設,容易開發。只要有誠意的為政者,與明察臺胞要求之人,就萬事可以解決。因為臺省在其各方面,既有具備近代民主社會建設的諸條件。許多外省人,開口就說臺胞受過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似乎以為不能當權之口吻。我們以為這是鬼話,除去別有意圖,完全不對。那麼,中國受滿清奴化三百年之久,現在女人還穿著旗袍,何以滿清倒臺後,漢人能可當權呢?臺胞雖受五十年之奴化政策,但是臺胞並不奴化;可以說一百人中間九十九人絕對沒有奴化。只以為不能操漂亮的國語,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那麼,其見解未免太過於淺薄,過於欺人。日人常對臺胞強辯,臺灣的民智太低,所以不能施行憲政。但是有到過日本,特別是跑過東北及琉球的人,都覺得這句話的用意在何處。外省人諸公,若是以為發奇財而來臺,或是以裙帶人事為上策者,當然奴化這個名詞,可以做護身符亦說不定。但是要為臺胞而造福,不辭千里而來者,應該對「奴化」這兩個字,再加以徹底的分析與檢討,以免誤人誤己為幸。我們相信陳長官的誠意,又相信這次來臺的官員中,有許多優秀而可敬的份子,但是多數之中,亦未免有不肖外省人之混入。坊間所傳的臺胞和外省人的糾紛,當然由於言語不通,習慣不同而所致者亦不少,但是其中亦有非常惡質的外省人,對於此輩應該加以嚴厲的抨擊。 還有一部分外省人,以為「我們由重慶來,抗戰八年,而獲得最後的勝利,臺省的光復,完全靠著我們的力量,你們並無任何的功勞」,好像把臺省看做一種殖民地,對臺胞抱著一種優越感,使臺胞和外省人,在不知不覺之中,漸漸發生隔膜。這些人未免太小氣,人缺少大人的風度。以歷史的悠久,天地之廣闊,社會的複雜,在重慶參加抗戰與在日本帝國主義淫威之下,以陰陽兩面的手段,抵抗五十年的臺胞,有天淵之別乎?臺胞的基本份子,本是在三百年前,四百餘洲均屈於滿清之時之和鄭國姓堅持大義,在臺灣再抵抗三十餘年。以臺灣之小,而使滿清之大,不能容易加以非禮。這種堅強的民族意識,在日人治下還是一樣繼續下來,並無一點被他們破壞。現象與本質,應該要認清楚,不可以為一時的現象,例如臺胞慣用日文日語,或是帶著一點日人脾氣,或是不能說漂亮的國語,寫流利的國文,就說臺胞奴化變質或是沒有用。這種淺薄的見解,欺人的說法,那只是表示其人內心的空虛而已。臺胞雖是在日人高壓之下,但竟受過高度資本主義的洗禮,很少有封建的遺毒,在這一點我們以為臺胞可以自慰。臺灣因淪陷五十年之久,其間不能和外省人多接觸,因此以為外省人,是怎麼樣了不得,特別說是由重慶來,那不是抗戰的勇士,就是有良識的政治家,而無條件歡迎他們。但是經過這幾個月來,臺胞的眼光亦醒過來了,由此開始向著自己和外省人加以嚴厲的批判起來。以為外省人不一定了不得,不一定高明,不一定是臺胞的朋友,亦不一定為臺胞造福而來。 川人治川,粵人治粵之主張,當前有帶著封建思想的遺毒,但是亦表現著川人粵人的堅強與愛鄉心之強盛。臺灣自有臺灣之苦衷,頂愛臺灣者亦是臺灣人。我們以為臺胞應該負起歷史的使命,不可將自己的命運送給外省人。在以臺治臺的原則上,共同奮鬥,才有一天可以像人。不法日人,當然要剷除,腐敗臺胞,應該要打倒,而不肖的外省人,更須要趕他回去。就此才可以創造美滿的臺灣,建設一個不可凌辱的新臺灣。這是六百萬臺胞共同的希望,又是陳長官治臺最後的目標。 *本文原載於《政經報》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民國35年1月25日。 **有關王白淵先生生平,可上http://www.south.nsysu.edu.tw/sccid/liter/10.html「南方社區文化網路」瀏覽。
夾縫中的在中台灣人阿亮 台灣總統大選雖然還有數月之遙,但是大選熱潮卻已經逼近;特別是在陳水扁總統拋出直航議題之後,在中國台灣人的投票取向於是又成為關注對象,在很多人眼中,在中國的台灣人之所以會到中國經商或求學,多少因為認同的因子當中存有中國因素;即便沒有太強烈的政治因素,在中國官方以商逼政的情形之下,在中國的台灣人無形中也淪為政治籌碼。 然而,實情究竟是如何?在中國台灣人的國族認同是否就是向中國傾斜?在筆者的觀察當中,國族認同有其特定的情境因素,在台灣情境底下所討論的統獨問題,我們或可將不同的人的認同取向在認同光譜上找出相對應的位置;然而,放在在中國台灣人身上,這套光譜卻極可能不管用,因為在中國的台灣人(無論在台灣是統是獨)面對一個新的區別我/他的標準;從認同層面來看,即便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人,在中國也是被以「台灣人」身分對待,至少在現實上可能因台灣人身分在制度上必須承受更多的經濟負擔(例如相對中國大學生需負擔較高的學費);而在日常生活當中,因被得知台灣人身分而蒙受不白之冤的經濟損失者也不在少數;也因此,如何在人治色彩較重、制度並未完全上軌道的社會當中避免吃虧上當?成了在中國台灣人之間會維持訊息交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只有如此,才能降低在此生活的不確定因素。 筆者前述的台灣人是指一般的狀況,因為極少數的台灣人已超越在台灣統獨討論或在中台灣人認同的界線,這些極少數的台灣人已經入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或希望未來成為中國政協委員,或希望透過入籍取得例如律師等尚未對中國以外人士開放的專業執照等不一而足。 儘管在中國此一特殊情境之下產生一種不同於台灣統獨討論的台灣認同,不過,深入來看,這個台灣認同未來的演化分別有其中國與台灣因素;中國因素是指對中國未來會更強或更弱的現實考量?身在第一線的台商或台灣學生因其所屬不同的城市與經驗各有其不同的判斷基準,目前看來,「靜觀其變」或許是多數的看法。然而,這個台灣認同更可能產生的變數在於台灣因素。曾有政治學者以半世紀之前的半山來比喻現今具有中國經驗的台商或留學生;半世紀之前的半山,多是階段性與悲劇性的,半世紀之後的半山是否會如此? 在高度政治化的台灣社會當中,政黨對國族認同的型塑、界定乃至扣帽子有相當的影響力;如果檢視現今泛綠與泛藍對在中台灣人的看法,我們將會發現在中台灣人將會是找不到台灣在地社會位置的群體。就泛綠來說,在台獨的論述根源當中,固然有其民族主義式的台獨論述(例如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也有民主路線式的(例如彭明敏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但就總體來說,台灣/中國之間的區隔,是在現代/落後的大架構之下,在此架構之下,還涵括了民主/極權、經濟發展的相對先進/後進等二元對立;也因此,泛綠的思考是現代台灣仍美好,為何要往落後中國前進?而就泛藍來看,雖然泛藍與中國相對泛綠有較多的互動,泛藍立委組團赴中國考察甚至與中方高層見面機會也較多,但泛藍的著力點僅在部分台商上面;也就是泛藍對在中台灣人的想像只在的經濟層面,而忽略了在中台灣人台商故然是多數,但現今在中台灣人在職業結構上卻逐漸出現較為低調、主要在大上海高科技產業的工程師,或是專心求學而非過去兼營生意的留學生、乃至現今台灣經濟不景氣之下對中國大城市工作躍躍欲試的大學畢業生等;在主流價值不是將中國視為落後的,就是在中台灣人只是做生意的想像,使得這些族群成了台灣主流價值觀底下邊緣的的台灣人。 在中國所形成的台灣人認同,有些像是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筆下的胡太明;因為文化衝突,胡太明感受了「身為台灣人的悲哀」而產生了台灣人認同,但回到台灣的胡太明,最終卻發瘋了;在中台灣人在認同上與台灣之間的關係會更緊密或更疏遠?會是一個如同胡太明的悲劇性下場?這是值得真正認同形成場域的──台灣思考。
海外台灣人的自覺與認同盧千惠 水蓮配於2000年當選總統、副總統後,到日本參加同鄉會時,很多朋友向我恭賀說:「台灣真進步,女性能做到副總統。日本不知還要等多久?」。陳總統選擇女性做副手,在國際上打造出台灣尊重兩性平等的進步形象。四年前既然走出一定要男男配的思維,我們不希望再走回頭路,看總統府官員相片是清一色的黑色西裝。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三天來在國家圖書館舉辦「自覺與認同──1950~1990海外台灣人運動研討會」。主講者都是長期在海外為台灣的進步奉獻、努力過的優秀人士。從海外回國與會的有愛丁堡大學的陳以德名譽教授、威斯康辛大學的周烒明病理學教授、聯合國寬容及和平文化大使陳錦芳博士、世界同鄉會會長盧榮杰博士等人。從島內有黃昭堂、張燦鍙、許世楷、楊黃美幸、黃月桂等,曾經是黑名單上重量級的人物。 白色恐怖的時期,除去李登輝先生執政的十多年,和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期間相重疊。最近有電視採訪政治受難者柯旗化先生的夫人蔡阿李女士,當她講到:「千辛萬苦翻山過海抵達綠島,看守只准會面十分鐘。」時,淚水沿頰而下。時間過了那麼久,她的哀傷如濁水溪的溪水繼續不斷地流。那時,台灣人的人權就是如此受糟蹋,台灣人的尊嚴如此被掃落在地上。在這樣的狀況下,仍有少數優秀的青年人受到鄉親滿滿的祝福和寄望,排除萬難出去國外讀冊。他們現在有的六十多,很多是七十多歲。研討會的主辦單位提供機會讓他們交出成績單。我聽到為了突破黑名單,挑燈夜戰地編輯出〈台灣門──黑名單政策與人權〉的哈佛大學醫學院張啟典醫師,不急不徐地說明;也讀到田納西州立大學美術系黃根深教授如何救援政治受難者的報告;還有黃文雄國策顧問有格調的〈四二四刺蔣事件的回顧與反思〉論文。他們長期忍受時間、金錢、與親情的壓力,而交出了亮麗的成績單。他們並沒有想從故鄉得到什麼,但是他們的一步一腳印已經印在歷史的上面,成為台灣人共有的財產。 在研討會閉幕典禮的時候,與會的鄉親欣聞呂秀蓮副總統再次被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因為大家知道,她為了台灣能在世界上成為一個受尊重的國家,希望台灣人能成為看重人權勝過金銀寶石那種優秀的民族,而有所堅持。在那恐怖的時代,她被逮捕、被判刑、被關入監獄,但是沒有屈服威權。她的成績單是亮麗、清澈的。遠遠超越另外一組副總統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