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公論報》1981年7月31日《台灣公論報》創刊,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自勉為「海外台灣人的報紙」,由羅福全擔任發行人,洪哲勝擔任社長。取代機關報《台獨月刊》改為每周發行二次。 這份報紙是「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的刊物。
《台灣評論》「台灣評論」於1992年10月17日創刊,選在距71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日,作為創刊日。最初一年,「台灣評論」委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主辦。嗣後,隨著國內政論雜誌銷路的萎靡,遂改由台獨聯盟自編,作為贈送同好和宣揚理念的非商品性刊物。
共和國雜誌從《台灣評論》到《共和國》二千三百多年前,柏拉圖寫了三篇至今仍是學習政治,尤其是政治哲學必讀的著作,其中一篇叫〈共和國〉 (Republic)。柏拉圖寫這篇〈共和國〉時正是古雅典的政治最墮落的年代,他想透過他的政治哲學來挽回雅典政治的健康。 我們把這份刊物定名為《共和國》,是因為我們覺得目前台灣的政治也很不健康,想借用柏拉圖當時寫〈共和國〉的心意。此外,我們覺得台灣人一直渴望台灣早日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共和國」的誕生也許還要一段時間,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心中或在行動上為「台灣共和國」催生。我們也想用這份刊物來參加這個運動。
基督教徒前總統李登輝施忠男(譯)◎美國俄亥俄州哥城 本文譯自日本福音刊物《生命之光》月刊九月、十月號。是今年五月二十四日,日本人長原真先生在臺灣綜合研究院訪問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的面談內容。面談之前,已先通知請教的三個問題:親近聖經,產生信仰的契機?受新渡戶稻造(Nitobe Inazo) 「武士道」的影響,請教對日本精神的想法?如何活用聖經的信仰於政治上?李先生說他很高興能談這些話。 魂的遍歷 我十四、五歲時,因祖母的過世,個人開始對人為什麼會死,死後到何處去,也因此現在應該如何活下去等問題感到關心。 我的自我很強。母親很照顧我,對這樣的母親我還很頑固的強行辯解。碰到的問題是這樣的自我應該如何治療?因此中學時代,每天早上決心做清潔廁所等令人討厭的辛苦工作。可是還是得不到解決。 最後,我在日本求學時,因學生從軍而入伍,我志願的是步兵。為什麼選擇步兵?因為我想:生死的境界、空間不是站在第一線才能知道嗎?我那樣的深思,人生是什麼?生死又是什麼? 話少許回頭,回到我的舊制臺北高等學校時代。上英語課學到思想家 Thomas Carlyle 的 「衣裝哲學」Sartor Resartus , 因有困難,總想多知道一些,於是到圖書館尋找資料,也因此發現了新渡戶稻造先生的講義錄。那是收集自新渡戶先生對臺灣製糖公司幹部上課的講義。這份講義對讀「衣裝哲學」時有很大的幫助。 「衣裝哲學」中特別是主角從「永遠的否定」變成「永遠的肯定」,超越魂的苦惱的過程,對於思考「自我」和「死」的問題有很大的幫助。從這本書知道,人的一生持肯定的態度,為人人效勞,是神所賜的使命。 死而後知生 戰後混亂和糧食缺乏的時代,我從過去唯心論的想法一變傾向於唯物論。研究馬克思主義十年的心靈是空虛的。從此開始熱心的求神,持續的求,終於被基督的愛所擄獲。 新約聖經Jacob 信的第二章說,「信仰而無行動,與死一樣」。所謂的宗教不是認識的問題,有信仰而無行動是不完整的。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流著贖罪的聖血。死後三日而復活。這裡有救濟,有耶穌的愛。我們放棄自我,神到心中時,我們才得救。救濟對耶穌來說是死的意思。 對於死的問題,孔子的思想是不對的。收集孔子言論的「論語」有肯定人生健全的一面。但是可從「未知生,焉知死」這句話看到沒有否定的契機,對於「生」積極的肯定太強,因而孕育著危險的思想。 但是聖經的信仰不同,死而後知生。 「一粒麥子落地而不死,就不是一粒,如果死掉,應該會結出更多的果實」。這樣看透了死,生的意義才會出來。 領導人的孤獨 長原問:您說死而後知生的重耍,捨棄自己而生,這是李先生成為總統,參與政治的基本態度嗎? 李答:這是基本想法的全部。當我碰到種種困難時,就用這種想法來前進。在「愛與信仰」的書中也寫過,有所謂的「觀音山的故事」(用手指指著從窗戶可以看到的觀音山)。我學生時代常爬觀音山,山頂非常狹窄危險,周圍就像刀切的絕壁。 當總統就是這樣的狀況,真的很孤獨,沒有一個人來相助。以前的中國,成為皇帝的人稱做「孤」,孤獨的孤,意即是寂寞。 但是會幫助的有一位,是頭上的神。是信仰,是神。 左右一國的命運孤獨的戰鬥時,具有足夠堅強站起來的信心最重要。那時候我會覺得神與我同在。 跟從神的領導 長原問:是否能請說明,祈求神所得到的指示的實際例子? 李答:我擔任了兩任共十二年的總統,每天都是在鬥爭。必須讓與舊統治階級、舊思想之間的鬥爭平靜下來。和中國也有種種的問題,在我訪美期間,中國政府在臺灣海域進行飛彈射擊演習與陸、海、空三軍的大規模聯合演習,想定對臺灣的攻擊,曾經這樣的恐嚇過。 我碰到困難的問題時就讀聖經,這或許是一種很奇怪的做法也未知。我也祈禱,突然打開聖經,隨便用手一指,就很認真的讀那個章節,就好像耍從那裡提取什麼東西似的。 比如說,蔣經國總統過世後,當時擔任副總統的我升任為總統。任期屆滿時,接下來是否由我續任總統和黨主席在國民黨黨內引起很大的爭執。我本來是沒有政治野心的人,沒有想到所謂的政治鬥爭會那麼激烈。 在那時的爭執中,我淡然自處。我讀聖經,向神請示該如何做。當時出示的聖經是Isaiah書第三十七章第三十五節:「我為了自己,而且,為了我的僕人大衛要守護這個城市,來救它吧!」 讀這些祈禱文時,我想:「對了,如果這是神的旨意,即使背負十字架也要做下去。不管多困難,為了臺灣,為了下一代的孩子來做」,於是我的心定了下來。 當我受邀在美國巡迴演講的時候,臺灣傳來了緊急消息,有一高中的禮堂倒坍,有許多孩子死亡。當時有許多已排定的重要行程,如果就此回臺灣就變成爽約。我當時也祈禱,應該怎麼辦? 神教我應該回去。為此我對旅美的臺灣人說:「對我來說,臺灣人民第一,你們第二。在這樣的時刻我更應和在臺灣受苦的人在一起,幫助他們」。我清楚的告訴他們,隨即回到臺灣。 在這樣重要的時刻,能下定決心,是神的指示有以致之。 教育改革從新的教科書開始 台灣的教育改革,教科書是個問題。我在當副總統時讀了小學、中學、高中教科書的全部內容。特別是國語、歷史、地理教科書,覺得內容十分不好。 現在的臺灣人很可憐。學了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卻不知自己的國家臺灣的歷史、地理。舉例來說,很多人知道萬里長城有兩千四百公里,卻不知道從烏山頭水壩算起,滋潤嘉南平原的灌溉水道總長度為一萬六千公里。 長原問:就是說只教導中國大陸的地理和歷史,卻沒教導臺灣本土的知識? 李答:那就是現在的教育現況,教科書就是這樣。這樣的話台灣人對臺灣不會有沸騰的愛心,不會感到驕傲。這種教育使我們不以身為台灣人為傲,對這種情況我們不能不有所做為。 為了重新認識台灣,我動員了學者,請他 (她) 們編纂「認識臺灣」的教科書。但是,教育改革只有修改教科書也沒有用。老師的想法、教法不能不變,PTA 和老師的關係,家庭與學校的關係,不能不作整體的改變。 心靈改革 長原問:李先生所從事的改革中,有所謂的「心靈改革」,「心靈」是不是日本話所說的「精神」或「魂」的意思? 李答:是魂,所謂心靈改革就是魂的換新。所有的人都有心靈,魂不能不變。但是這裡有更深的意義。 根據舊約聖經出埃及記中記載,摩西將在埃及當奴隸的以色列人帶出埃及,但無法進入約定之地的伽南,因此在荒野徬徨四十年。 當時以色列人散散的,面對困難時就貪戀埃及的肉鍋。有人說不如回去當奴隸,也有人禮拜金牛。當時以色列人沒有強化對自身的 […]
魚目和珍珠──珍珠、魚目、民進黨林健次◎淡江大學國企系副教授 高雄市議長賄選案還未落幕,民進黨已有揚棄「招降納叛」路線之議。這使我想起柏克萊加州大學教授阿卡洛夫(George A. Akerlof) 的「資訊不對稱」理論。買賣之間的「資訊不對稱」理論,乍聽起來艱澀難懂。假如把「資訊不對稱」用東方的「魚目混珠」一詞來比喻,就更為傳神易懂。 魚目和珍珠看起來很像,可是一貴一賤,是兩種非常不同的東西。古人講魚目混珠,說有人把魚目當珍珠賣,消費者因分不清魚目和珍珠而上當受害,只是問題表象的一小部份。表像背後還有一個嚴肅的經濟課題。事實上,假如珍珠和魚目難辨真偽,那麼真正的珍珠被懷疑可能是魚目,因此賣不到好價錢,受害更大。珍珠市場被魚目污染稀釋的結果,消費者只願意以極低的價格購買市面上的所謂「珍珠」。經濟問題的核心是,由於魚目的氾濫,消費者沒有理由出高價去購買分不出真偽的珍珠。真正的珍珠因為和魚目同價,價格太低、不敷成本,供給量減少甚至從市面上絕跡。消費者因此永遠享用不到真正的珍珠! 以上推理雖無甚高論,卻是阿卡洛夫獲得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主要貢獻。魚目混珠的現象,使得一個好的商品的供給量減少甚至從市場消失,消費者的福利和經濟效率受到傷害。在以選舉為主軸的民主政體裡,因魚目混珠而受到的傷害,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 珍珠黨變成魚目黨 一個選舉時代的政黨就像一種品牌﹔黨員就像該品牌的一件件商品。好的就是珍珠,壞的就是魚目。黨內的珍珠假如為魚目所混,做為消費者的選民要購買珍珠,得來的卻是魚目,對該黨推銷的所謂「珍珠」當然更為卻步。同時,該黨的真正珍珠也連帶著被披上魚目的色彩,甚至被視為魚目。結果是,真正的珍珠視入黨為畏途,只有魚目對加入該黨有興趣,使該黨成為名符其實的魚目黨。選民最後也公平的對該黨以魚目黨視之。如此一來,不但該黨得不到珍珠黨的優勢,一個真正的珍珠黨也從政治上消失。人民從此少了一個優良的選擇。假如所有政黨都變成魚目黨,那麼選民就失去了所有選擇的空間,政治冷感就是必然的結果。 不同的政黨經營就跟廠商經營品牌一樣,利基、手法、目標、著眼點人人不同。有的人專心經營名牌,有的人致力冒牌,有的人則只顧降低成本,專營雜牌。致力冒牌與專營雜牌的政黨經營的本來就是魚目生意或另有所圖,假如被拆穿出售的是魚目,只是沒有額外利潤,並沒有什麼損失。倒是經營名牌的政黨,一但被識破夾雜著大量的瑕疵品,則商譽盡失,就有淪為魚目黨的危險。以這個觀點去看,民進黨是這次高雄議長賄選案最大的輸家。 短線誘惑與聲譽大賤賣 民進黨的品牌聲譽,是許多民主運動前輩們犧牲生命、青春、家庭幸福,以及背後廣大的無名英雄慢慢建立起來的。不過,也正如許多辛苦建立起來的優秀品牌一樣,民進黨面臨兩大困境。第一、逐利者爭相爭取、利用民進黨的招牌。也就是說,魚目爭相掛上珍珠的標籤,試圖以仿冒的品質,賣到名牌的價位。第二、民進黨權力核心,必須面對是否將前輩犧牲奉獻留下來的資產與聲譽折現,以獲取短線暴利的誘惑。不幸的是,民進黨在這兩方面都處理得相當失敗。尤其是,這兩大內外誘因透過私利交相牽引的結果,使得魚目入黨的越來越多,珍珠願意入黨的越來越少,甚至視入黨為自貶身價,而原來黨內的珍珠因為黨內生態改變,也慢慢質變為魚目。高雄市議長賄選案只是民進黨向下沉淪的冰山一角而已。 民進黨再嚴厲的處分高雄市議會涉案議員,頂多不過是回收被發現的瑕疵品而已,對於挽救民進黨這個名牌的聲譽,效果是有限的。原因很簡單:假如民進黨內的魚目已越來越多,那麼大量瑕疵品的存在已是事實,有沒有被挑出來法辦、回收只是其皮毛而已,絲毫不影響其瑕疵品充斥的本質。這一點選民終究會看穿的。因此,民進黨必須做的是,正本清源的好好思考如何解決上述把民進黨「魚目化」的兩大誘惑。民進黨應該思考如何不讓魚目混進黨裡面來,如何防止黨員為了私利把魚目引進來,以及如何防止黨員本身為了權力與利益而急速的魚目化。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如何營造黨內的生態,讓珍珠在黨內有成長的環境,讓魚目在黨內沒有生存的空間。 作者是民進黨的「黨外」人士。對民進黨的隱憂,只能從外在做理論性的推演。關心民進黨的「黨內」民主運動人士,對於如何防止民進黨的魚目化,當然有更貼切、更接近實務面的看法。但是,即使從外面看,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黨員入黨的條件的浮濫,人頭黨員,公職提名辦法、尤其是不分區立委的提名辦法,已經成為民進黨魚目化的核心機制,不徹底翻修似乎抵擋不了民進黨魚目化的惡劣趨勢。 讓台灣人民有所期待 民進黨是台灣幾十年來民主運動的具體成果。所以,從比較廣的觀點去看,民進黨的沉淪或提昇並不只是民進黨的家務事。把一個珍珠黨變成魚目黨,民進黨的權力核心與主要派系,在道德上是要向民主運動前輩及台灣人民負責的。 假如民進黨全盤魚目化了,那麼台灣就多了一個魚目黨,就少了一個人民可以信任的黨。台灣人民只有被迫在爛黨之間做選擇。台灣人民失去選擇空間的結果,就是對政治的厭煩與冷感。假如台灣人民認為,民主政治只是魚目們利用民脂民膏所做的權力與利益遊戲,那就不能怪台灣人民對極權政治產生幻想。對集權政治幻想氾濫的結果就是台灣前途的末路。這是處心積慮要併吞台灣的對岸所最樂見的。 魚目是台灣民主與前途的最大敵人。我們期望民進黨扭轉該黨魚目化的趨勢,也期望其他政黨「去魚目化」,造成優質的競爭,讓台灣人民有更多選擇的空間,對民主與前途重燃信心。
立國之氣概林建良◎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 去年底的北高兩市長選舉結果對民進黨政權而言是相當的警訊。民進黨為避免追究敗戰責任之矛頭指向主席陳水扁而刻意淡化此選戰結果,然而,國人對阿扁政權不滿的要素事實上存在,而且不容忽視。選後有許多評論家將民進黨的失敗歸因於民進黨政權的傲慢。的確,民進黨在取得政權後的第一次國會選舉中一舉攻下八十七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確有其自滿之處。然而民進黨在成為第一大黨之後並沒有因此而穩住政局,阿扁繼續以競選方式來運營其政權,對內外之壓力也一貫地軟弱,一有阻力就轉換政策方向,甚至取部下的首級取悅敵人。去年年底對農漁會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處理正是如此,數天前大義凜然地表示「就算失去政權,也要堅持改革」的阿扁,在10萬人示威之前全面降伏,除撤回前言之外,也撤換了財政部長與農委會主委。批評這樣的政權「傲慢」是對其評價過高。 阿扁政權的核心問題不在於「傲慢」而在於「淺薄」。其「淺薄」最明顯的地方就是分不清「競選」與「執政」的差別,之所以會如此是出於阿扁沒有「立國的氣概」。民進黨取得政權後就是同志也不得不承認政權的運營亂無章法,多數獨派的學者將政局混亂的原因歸因於在野黨及統派媒體拉後腿。然而,筆者懷疑世界上是否存在不拉執政黨後腿的在野黨,將政局混亂歸因於在野黨本身就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真正的亂因在於台灣特有的政治現象,那就是分不清自國與敵國的境界。台灣的領土範圍為何?固有疆域包括蒙古與大陸的中華民國憲法要適用到何時?何以台灣人在學校必須被教育為中國人?「本國史」何以是「中國史」?這些極其單純的疑問,執政當局卻無法回答。類似此把台灣當成中國一部分的矛盾多得不勝枚舉,這才是政局混亂真正的根源。正視這些問題,打破充滿矛盾的中華民國體制,應該是阿扁政權歷史使命。然而,取得政權後的阿扁,與國民黨政權一樣開始堅持起中華民國體制。中華民國是1912年在中國所建立的國家,堅持這個體制,正好被解釋為是中國內戰的延長,也給了中國併吞台灣的口實。 阿扁必須認清一個事實,那就是台灣還不是一個被國際社會所承認的主權獨立國家。主張「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國名是中華民國」只不過是自我陶醉而己。不被國際社會承認,就不算是真正的主權獨立國家。而民進黨政權的使命正是建造一個能被國際社會所承認的國家。為達成此使命,首要之務就是要破除造成阻礙的中華民國體制。台灣不需要裝腔作勢全天候從事競選的政治人物,台灣需要的是打破舊體制建造新國家的氣概。這樣的氣概才能吸收台灣人多年來渴望建設自己國家的意志,成為集結眾力的焦點。遺憾的是阿扁放棄開創新局,而陷入了死守政權的迷思。因此取得政權寶座的阿扁,背離支持者而轉向敵人獻媚,祈求敵人支持。有向敵人獻媚的大將,何來可戰之兵?這正是本土派陣營最大的悲哀。 所謂氣概,就是擁有明確的目標及排除所有障礙以達成此目標之決心。立國的氣概,正是打破中華民國體制,建立台灣國的決心。如果阿扁打算安居於中華民國體制之內,那麼其政權也該是被打倒的對象。獨派人士如果對阿扁不做明確的諍言,還支持其繼續成為中華民國體制守護神的話,那正是背離建國大業的行為,沒有資格稱為獨派。目前支持獨立的台灣人民有35%,支持統一的有20%,兩者都是目前為止最高的比例。這表示,主張維持現狀的模糊思想開始凋零,台灣人民開始認真地思考自己的將來,而統獨二大勢力的對抗主軸也將日益鮮明。獨派如真的有建國的意志的話,那麼就不該再對阿扁政權獻媚,而該高舉鮮明的建國旗幟奮戰。有此氣概,台灣人才可能擁有自己的國家。
台灣正名運動So Easy真簡單去年五月五日,台中工作站在台中公園舉辦「台中公園正名運動」。沒多久,市長胡志強回函:「決定將更改中山公園為台中公園」。 一月才成立的國際特赦組織台中27組,贊成並一起推動更改「中華民國總會」的名稱。十月,內政部同意正名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 為呼應511正名運動,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名,在台中動員四台、草屯六台遊覽車,參加台北「咱的母親叫台灣」的大遊行。 這些經驗的累積,使台中工作站決心2003年元旦要在台中舉辦「台灣正名運動So Easy真簡單」的活動。這是負責該活動媒體宣傳的賴靜嫻,想出來的主題,它讓這活動年輕、活潑、且是正面的。台中工作站幾位幹部,邀請台中民進黨黨部主委、基督長老教會中會牧師、教師聯盟會長,與他們分手接觸中部地區一百多個團體,成立「台灣正名運動中部聯盟」。每一個團體負擔經費五千元、動員以及分擔工作。自九月中旬每禮拜三由擔任執行長的民進黨主委陳大鈞主持工作會議。能成功地聯繫苗栗、台中、彰化、南投縣,甚至雲林縣的團體,總召集人許世楷之功不可沒。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有許世楷擔任總召集人以外,吳明宗當執行長,林素合、黃山貞財務,賴靜嫻媒體,林子玉、黃碧祺總務等要職。除了這些人,黃明義與陳堀煌陪同吳明宗在活動前幾天,將公園外圍插滿旗仔。感謝他們辛苦做插旗仔的工作。當天,何秀玲坐鎮大合唱團中央,博士邱乾順會後帶領盟員清潔會場,李孟修、石泗村、徐喜美收回插在樹幹的旗篙。這些盟員是正港的台灣人。 最早到會場的是由廖大和領隊的草屯大隊。十點多就來起灶、削蕃薯,準備焄蕃薯湯。沒人命令沒人拜託,為著要給參加的會眾吃甜防寒,從南投,自己帶鍋準備蕃薯,提供免費的蕃薯湯。台灣人本來就是這樣相挺相照顧的民族。921大地震時,表現出的同胞愛,不就是與這同性質?排隊享口福的人,一定也領受了南投人的親情。第二早到的是由元日本兵許昭榮領隊的高雄隊。他們的隊伍最整齊、最有氣魄。在雜亂的現場,只有他們守規矩排在他們的位置上,看豬頭皮表演,欣賞合唱團唱歌,聽政治家講話。他們的青春,耗費在台灣社會最動盪的年代,背負著台灣的苦楚到現在尚未釋清。跟蔣介石敗退來台的榮民享受安樂,他們卻還為建立台灣老兵「魂鎮故土」一碑,苦籌著款項。對台灣,他們還抱有堅強的責任感。 以下請幾位盟員發表他們對活動的感想。 許世楷:總召集人不只操心出席人數、捐款的數額,也得為當天的天氣煩惱。感謝協力的所有人員、團體、以及天公伯仔,使我們在和諧溫暖的氣氛與氣溫中傳達出心聲。「重北輕南忘台中」的自嘲,其實也來自台中人過去在獨立運動或是在民主運動中,沒有凸出的表現或是不熱心招致的。希望這次活動能平衡台中人與其他地區人對台灣文化、社會、政治上的差距。 吳明宗:我們做了,就是對,就是有意義,就是成功。 李孟修:台上有很多人講很多有意義的話,如主席黃昭堂、立委蔡同榮、林國華但是下面的人沒有認真聽。太可惜。豬頭皮用搖滾樂邊唱邊說明「正名」,吸引少年人。活動結束後,看到盟員石泗村、徐喜美夫婦,民進黨黨工與陳大鈞做伙拆塑膠帶、收旗仔。下次,不要在樹幹用過多的塑膠帶綁旗仔,很難拆掉。 邱乾順:「咱的國家叫台灣」──理所當然的事,用這樣的方式表達,感覺很好。已經不是國民黨執政,不必用激烈或是悲情的方式抗爭。看到很多團體、少年人、靜宜、東海大學的教授、不同層次的人參與,達到草根宣傳的效果。合唱團的指揮、唱的歌,真好真有意思。不必花很多錢叫大明星來,也不必用錢、用利、用吃的方法動員人來,因為那是無意義的事。光復國小操場的會,拖延過久,到湖心亭時,人散去。幸好,主持人主持得好。我向陳大鈞講:「辦得真成功」。至少有二、三千人參加,在台中是難得的大集會。 莊蕙碧:主要是很多人來,大概有一萬人。當天太陽高照又沒有椅子坐,很多人去坐在司令臺後面草坪。讓他們明白台灣與中國應該分開,就達到目的。這運動不是這樣就結束,需要有後續的活動。年輕人比較沒有意識,昏昏迷迷,不知道中國要來吞食台灣。湖心亭的民進黨婦女合唱團唱得真快樂。 何秀玲:台灣中部太久沒有什麼活動,需要有這樣凝聚國家認同共識的活動。沒有遊行感覺太可惜,不必走遠,走幾條路能帶動活潑的氣氛。我與來自南斯拉夫的夫婦講話。他們知道台灣與中國是不同的國家、也了解李登輝發表兩國論的意義、強調台灣的名聲比中國好多了。他們鼓勵要繼續努力,需要教育孩子清楚認識自己的國家。南斯拉夫獨立也是經過很多苦難的。 林素合:自1994年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腳步走這麼快,實在太驚人。雖然需要打拼再打拼,我相信台灣正名不久就會成功。教師聯盟編的三千本手冊一掃而空,鄭順娘提供,印有「咱的國家叫台灣」「我的心愛台灣」的五千條頭巾也沒有了,所以人數至少有四、五千人。希望台中的公職人員能做火車頭帶人民走,不要讓人民拖著走。 賴靜嫻:元旦第一通電話的林先生說:「廣告做不夠,沒動用電台、電視、報紙…」。我說明在有限的預算、人力、時間內已經盡力。十二月初二在文化總會開正名運動團隊「挺李應元贈送蒜頭聖誕樹的記者會」;十八日總召許世楷、主委陳大鈞訪問市議會得到二十幾位議員的連署記者會;二十八日在立法院呼籲各黨支持正名運動的記者會;二十九日邀請記者參加日月湖「划向世界」的彩排。這些都出現在報紙以及電視上。另外,在自由、台灣、民眾日報做廣告。也印二萬份文宣、一千張海報、作一千枝旗仔。傳單由盟員到大坑、民進黨義工到有人潮的地方散發、連鄭順娘也自動來拿二百份去分給親友…。我平心氣和地回答他。 活動過後,又聽人指責:「媒體沒報我們的活動」。我非常地傷心。 盧千惠:活動前後,總有人講無濟於事的批評。受國民黨教育毒素的一些台灣人,變成「徛高山看馬相踢的人」。多數人還是會相挺相照顧,能感謝負起重擔的工作人員。該受指責的是寧願報王筱嬋而不願意報這種活動的媒體。大家豈不是常常這樣批評台灣的媒體嗎? 大家辛苦了!
兩國三通黃天麟◎國策顧問 2002年是金融改革年,同時也是對中國「大幅開放」年 嚴格地說,2000(民國八十九年)年11月24日金融機構合併法之三讀通過立法,應是我國金改的第一年,而2002年即是金改第三年,同樣對中國經貿投資之開放亦非始於2002,至2001年年底我國對中國投資累計金額已達1400億美元,家數逾6.2萬家,遠遠將美、日經濟大國拋在後面。我國過去十年對中國之生產性投資平均逾100億美元,佔我國GDP之3﹪至4﹪之間。若與美、日對中國投資僅佔各該國GDP之0.03至0.05﹪相比,我國台商之中國熱幾達美、日之100倍至120倍。是以,去年對中國投資之「大幅開放」並不意味是閉鎖的,而是將開放的門加大,使其更寬裕。促使2002年方對中國「大幅開放」年的原因有: 1. 2001年8月政府召開經發會,對中國投資政策捨棄「戒急用忍」,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 2. 2002年初我國正式加入WTO世貿組織,順應WTO 開放之精神,對中國投資政策亦得進行多方面的調 整。 積極開放 1. 2001年8月26日,經發會獲致322項共識,依此行政院核定「赴大陸投資新審查機制」將原先三分類(准 許、禁止、專案審查)簡化為二分類(一般類、禁止類),並將個案累計投資金額未逾2000萬美元者放 寬為簡易審查(原300萬美元以上者需提委員會審查),自去年11月23日起產官學專案小組及依新機制展 開全面檢討。 2. 至2002年4月24日止,改到一般類的工、農產品項目高達8163項(製造業7087項,農業產品1076項),使 產品項目開放比例高達93.82﹪列為禁止類的項目,製造業僅102項,主要包括鴉片製造、飛彈製造等涉 及國家安全及國際公約禁止項目。 3. 上列8163項改列一般類開放赴中國投資之工、農產品項目包括: (1) 高階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第三代無效手機、光碟機等122項(第一批開放) (2) 醫療儀器、金屬機械等10042項(第二批開放) (3) TFT-LCD後段模組製程、發光二極體LED等52項(第三批開放) (4) 石化、醫藥類產品636項(第四批開放) (5) LED磊晶片、軍晶片、晶粒等21項(第五批開放)(2002/3/21) (6) 開放8吋晶圓製造赴中國投資並公佈開放四原則(2002/4/24) 4. 投審會亦檢討服務業投資中國清單、公告「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服務業及基礎建設經營項 目」,石油製品批發業、民用航空運輸業、普通航空業及法律及會計服務業等由原專案審查類改列一般 類。 5. 經2001年5月允許銀行業,赴中國設立辦事處(計8家),2002年2月15日公佈實施直接通匯,(惟匯款幣 制限新台幣與人民幣以外的第三貨幣),非商品與勞務技術金額個人每年匯出上限500萬美元,公司每 年匯出上限5000萬美元。 6. 2002年8月2日發布「兩案金融業務往來許可辦法」修正辦法,受理國內外匯指定銀行(OBU)與郵匯局申 請直接對中國金融機構進行金融往來,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也可以對大陸台商辦理放款即應收帳款 收買業務,未來大陸台商可以直接向OBU借錢,(為期金額有總量限制、國內股票、不動產不得為擔保 品等限制)。 7. 開放保險業、証券業者登陸。 加入WTO與台、中經貿政策之調整 自我國2002年初正式加入WTO世貿組織之後,對中國之經貿政策亦有如下列之大幅調整: 1. 2002年2月13日發布修正「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取消台、中貿易之買方或賣方須為第三 地區業者之限制,相關之作業規定中「間接」之文字予以刪除,台、中貿易得以直接方式為之。(但其 物品之運輸,仍應經由第三地區或境外航運中心為主) 2. […]
大前研一的五大邏輯謬誤、四大錯誤認知、三大用心惡毒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日本首席經營學者」、「中華民國政府顧問」大前研一,日前出版《中華聯邦》,預測中國與台灣會在2005年統一。大前的看法大致是這樣的:台灣經濟再野走不下去了,而中國則有「無限商機」,因此,台灣若要「敗部復活」,除了要加速中國三通,更應該把握彼此的經濟交流蜜月期,不如接受中國的「一國兩制」條件,趕緊跟中國作政治結合,台灣人至少可以去中國當領班、工頭。我們以為,大前雖然大膽假設,卻犯了五項邏輯謬誤 (fallacy)四種的錯誤認知(misperception)、以及三重惡毒用心(evil)。 謬誤一,是他對於「聯邦」的用法既含混又歧義,乍看之下好像是國協、細看之下又好像是邦聯,如果我們看他要我們想像而舉的例子,就有歐盟、美國、以及英國。從他所用的英文來看,如果是United Stated of ChungHwa,那就是「中華合眾國」,大概就是指美國式的聯邦;如果是Commonwealth of ChungHwa,那就是「中華國協」,類式的鬆散結合有大英國協、或是獨立國協。究竟是他對於漢字的用法迥異、還是對政治用詞駕馭不夠熟稔、或是他隨便說說罷了?他說中華聯邦是合眾國的形式,卻又說只是形式上的聯盟,台灣不會成為中國的一部份,說三道四;他認為「一國兩制」是「兩個國家」,說是「保持現狀」,一副若無其事,所謂「和平統一」,就是要中國不費一兵一卒,在不知不覺中吃掉台灣。 謬誤二,是他對於現行政治個體的認識,只有想當然爾的程度,譬如說,他一面說大英國協/邦聯是聯邦制,另一方面又稱之為貿易聯盟。事實上,聯邦 (federation) 是國家內部相對於單一體制 (unitary system) 的一種垂直政治安排,聯邦政府與組成諸邦有權力上的內外分工;邦聯 (confederation) 則是國家之間的特殊結合,上面並沒有超位階的安排;而國協 (commonwealth) 只能算是感情的結合,沒有任何約束力。三者不可張冠李戴(見圖一)。我們關心的是在不同程度的結合深化下,如何捍衛台灣的主權,而不在計較用China(中國)、還是ChungHwa(中華)。 謬誤三,是他把形式上的聯邦制度與實質的地方分權混為一談,譬如英國是單一體制,近年面對蘇格蘭獨立的呼聲,不得不將權力下放 (devolution);相對地,過去的蘇聯雖然標榜是聯邦體制,卻實行最嚴厲的中央集權。因此,即使中國願意走向地方分權、即使各地積極招商,然而,卻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要走向聯邦體制,因為發號司令的還是北京,不會是上海、或是廣州。此外,他對於中國內部少數民族自治區的了解,也是望文生義。台灣拒絕與中國結合,並不在於中國內部的權力分配,而是想要有自己的國家;果真中國將會解裂,台商屆時倉皇逃跑、血本無歸、欲哭無淚,還能找誰負責? 謬誤四,他到底是在講政治結合(中華聯邦)、經濟統合(中華經濟圈)、還是文化認同(漢人、華人)?三個面向雖有相關,卻不必然等同(見圖二)。他說,「中國的經濟體制類似美國的聯邦體制」,就是明顯的把經濟體制偷渡到政治體制,也就是要夾帶「一國兩制」。同時,他又犯了新功能主義者最常見的過度推廣謬誤,也就是期待經濟整合會擴及 (spill-over) 到政治結合。歐盟的經驗告訴我們,儘管東擴東歐反映出廣化的走向,成員國未必對於深化有所共識,特別是政治面向,雖然有人希望它變成聯邦國家,有人期待它只要維持某種獨特的 (sui generis) 歐盟體制,也就是介於國協與邦聯之間,當然,也有人主張它就是一種國與國之間的論壇、也就是國際組織。 謬誤五,他建議我們不要談「是否要與中國統一」,因為會造成內部分裂,不如談「如何與中國統一」,這在邏輯上真是本末倒置、大錯特錯,把手段放在目標的前面。就是因為內部對於國家大事的看法有分歧,我們更應該先透過公開對話、辯論,再來尋求可能達成的妥協、以及共識之道。如果百姓根本不想與中國統一,就沒有必要再去浪費時間精力去探討統一的方式,更何況中國是大黑洞,我們豈有商量要如何自殺比較划算的道理? 誤認一,是他認為台灣與中國的糾葛只在於自尊,也就是延續國共鬥爭,因此相信台灣人很想跟中國統一,也就將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比喻為夫妻吵架,勸我們如果要婚姻成功,必須「記得過去、原諒過去」。問題是,結婚的最大前提是彼此之間有愛情、兩情相悅而結合;是的,台灣人對中國沒有恨意,中國人卻對台灣充滿著敵意。對於台灣人來說,一天到晚文攻武嚇的中國,即使不是冤仇人,至少也是歹厝邊,地球之大,上天並未斷咱台灣人之出路,又何必沒志氣、投懷送抱? 誤認二,他質疑,既然中國允許台灣保持自主,為何不結合為一?問題是,台灣的自主不須中國允許,台灣也沒有非要與中國結合的道理。他認為中國允許台灣人選自己的特首,就好像是寬大為懷的中國在向台灣作美人求婚,女孩子婚後可以與父母同住、不用冠夫姓,站在經濟利益的角度,頂多是自尊受損。竟然把中國人的惡霸娶親、覬覦財產,當作是台灣人的投懷送抱,此時的大前研一,儼然已經淪為魔鬼化身的淫媒。 誤認三,如果真如他所言,「民族國家已經走到了盡頭」,那麼,為何國際上運作的基本政治單位依然是國家呢?他說,大英國協下的加拿大、澳洲是獨立國家,沒有甚麼不好,卻要台灣不要去計較自己是不是國家,只要接受Taiwan-kei(台灣形式、台灣社群)就好,名稱並不重要。我們再回頭看大前早先出版的《民族國家的終結》,對於台灣人要追求自己的國家,已經表示相當不以為然,譏諷我們不如去併購太平洋中的小國好了。他一再主張台灣就接受「區域國家」、「地域國家」的身分,他說那不是省、也不是區,而是「自治體」;如果香港也是區域國家,還不是裹著糖衣的「一國兩制」! 誤認四,他把歷史存在的族群等同於當前擁有國家,因此,蒙古、新疆、西藏被算是三個家,明明與事實不符,甚至於是替中國的霸權脫罪。再者,他眼中的中國只有沿海六個經濟區域,完全沒有考量到內部發展不均、以及分配的問題。不過,他自己也承認,中國的鄉下地方就像殖民地一樣,他如何保證,有朝一日,台灣的資金被搾光了,不會被當作另一個用完的保險套丟到垃圾桶,就好像當前的百業凋零的海南島? 惡毒一,他居然說前總統李登輝比較傾向於統一,只是目前先專注於台灣的經濟、文化發展。 惡毒二,他除了把台商當作都是所謂的「外省人」(他的用詞是「當年從大陸來的人」),又惡意挑撥「本省人」只同意「外省人」暫住、反對其久居。 惡毒三,他認為海峽兩岸的緊張是美國造成的,特別是敵視中國的軍售說客,因此鼓勵台灣變成中國的第八軍區,用來和美國對抗。 大前研一看到東莞的台商企業,倒是說出真話,他們「心裡是台灣、政治上是中國」。他說得相當美好,「發現一覺起來,發現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然,國界消失」。我們擔心的是,在諸如大前之流的推波助瀾之下,台灣人誤信「政經分離」而失去了警戒之心,一夜之間,不用中國人民解放軍登陸,因為萬一台灣表面上還有政治的獨立,實質上卻失去了經濟自主,經濟命脈受制於人而被迫自我繳械。
我看大前研一的《中華聯邦》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讀了大前研一的《中華聯邦》這本書,我是一陣錯諤,像大前研一這位常到台灣、觀察台灣的經濟評論家,怎麼會寫這麼離譜的「書名」的書。他預言2005年台灣與中國會統一,他認為「中國共產主義」會被他在書中所提倡的「中華聯邦」的概念替代。他認為中國與台灣有共同的利害關係,又原來就是同胞,所以會「基於中華思想建設一個整合的聯邦國家」,創設一個中華人的「中華聯邦」。 大前研一既然當了十年以上商業周刊等等台灣的顧問,又他的文章平易,種種複雜的統計數字也非常的深入淺出,對一般讀者一定會有相當的影響力,現在他開始主張「中華聯邦」,我們自然需要有所警惕。 他認為包含中國、香港、台灣、新加坡在內的「大中華圈」,今後會變成亞洲經濟的支柱,希望無窮。其中,對中國投資最大的就是台灣。他認為陳水扁總統是主張台灣獨立的領導人,台灣企業只好表面上向政府表示效忠,卻暗中大力向中國投資。這些年來,中國經濟成長率是7%,台灣是負成長,他形容這個現象是「抽台灣的血液,輸血中國大陸」。 以前的台灣,是由日本進口中間生產財回來台灣製造,然後再向外國出口,現在卻乾脆在中國製造,再向外出口,變成忽略了台灣這一個加工站。台商所賺到的利益,按理是應該拿回台灣,然而,他們往往為了節稅,把錢放在香港、或是百慕達這種租稅便宜的地方,台灣與中國大陸組成「中華聯邦」是難免的。 眼前,對於台灣企業的西進與「無國籍化」的現象,政府似乎已經擋不住了。不少的台灣企業家竟然嚴厲地指責那些反對西進的台灣政治家們,叫他們不要再阻擋西進。根據大前研一的看法,台灣的企業家正在迅速「中國人」化,他甚至於引用The Daily NNA的民調,認為台灣的老百姓有64%希望前往中國就職。其實他所引用的所謂民調,太離譜了。離譜的數字,難免導致離譜的預測。 他又由中國那一方來看,以為中國的政治指導者敵視台灣的人急速減少了,而地方政府也非常熱烈歡迎台灣企業的進駐。此外,由於軍方必須財政獨立,國防現代化的資金須仰賴武器輸出,而賺錢了以後的高級將領,習慣過著富裕的生活,就不想賣命為解放台灣而流自己的血,他們對台灣的敵意隨而減少。中國企業歡迎外資,當然更會張臂擁抱台灣的資金與技術。 由於上述這些因素,大前研一判斷中國與台灣的結合方式可能轉化為柔性的「聯邦」。其實,他所謂的「聯邦」是相當混淆的概念。他一方面認為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由沿海六大經濟區域構成了「中華聯邦」,包括遼東半島、北京天津、山東半島、長江三角洲、廈門福州、以及珠江三角洲。他的說法當然是一種比喻,然而,這種比喻比較像一般所謂的聯邦國家。 不過,他所提倡包含香港、台灣、新加坡的「中華聯邦」,他自己說是與大英國協一樣。由此可見,那是我們一般所慣稱的「國協」(commonwealth),與「聯邦」(federation)迥然不同。 不論是聯邦、或是國協,這本書所主張的預測顯然是天方夜譚。由台灣的整個情勢來看,中國企圖獵取台灣的野心始終不變,戰術上或有懷柔手段,但台灣一旦入籠,其後就只能任其宰割,這是極其明顯的。 由於近年來台灣人本土意識愈來愈明朗,中華民國 → 中華民國(台灣) →台灣中華民國的演進趨勢必定會演變到「台灣國」的地步。只要台灣的自主傾向能越來越明朗,就不怕外人的推波助瀾。
重建國民的歷史 建立新價值觀鄭欽仁◎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在台灣的外來政權自稱中國但被取代 1931年11月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沒有推翻「中華民國」,但第二次大戰後的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蔣介石丟了國家,率領敗軍殘將寄居於聯軍暫允託管的台灣,但由於韓戰接踵爆發,以及冷戰結構之賜,得以在聯合國維持中國代表權到1971年10月。 1950年代後期,藍孟博(文徵)教授在東海大學授課,談到中國歷史上「正統論爭」在當代已無意義而且不需要,但未料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對中國代表權之處理及第2758號決議文,明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代表,…」 故「正統論」的合法政權之爭不意在二十世紀由「國際社會」的認定而改變;這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看到的「因素」,至少我們可以說,歷史家從來就沒有認真檢討過這個「因素」。 台灣人民應以自決權擺脫中國糾纏 但必須聲明的:聯軍委託軍事佔領並不構成台灣的人民、領土與主權可以過渡給中國的原因;其次,「正統論爭」之所以在當代已無意義,是因為主權在民,人民有自決權,尤其在終結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聯合國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1960)』第二條明白指出:「一切民族均有自決權,且憑此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自由從事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 不僅如此,聯合國的『A公約』與『B公約』也以同樣的文字明白的表示。但主張中國霸權者卻以中國共產黨為後盾,「打著藍旗反藍旗」,要否定國家間所形成的「國際社會」認定的當代價值觀—自決權,並認為中國大陸的人民也有表決台灣前途的權利。但中國大陸的人民並非台灣居民。(即使台灣居民而以「外省人」身分而不認為台灣人的「僑居者」,即在中國歷史上屬於僑置州、縣性質者,每打著五星紅旗在台灣各地示威,理應以外國人驅逐出境。)台灣人民應以國際社會認定的「自決權」擺脫中國的糾纏。 丟棄國號等國家象徵是泛藍黨的責任,不要嫁禍別人 話說回來,自1971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被逐後,國號以及另外象徵國家的國旗、國歌只能行使在台灣及附屬島嶼之內,但近來國際性的體育運動以及室內研討會早已被國民黨人禁止在台灣國內通行;前者有打著「中國國民黨」身分的台北市長候選人馬英九;後者有該黨立委吳克清在立法院所舉辦的「兩岸商業管理論壇」,「以美觀為由拆下國旗」(見2001年3月11日報紙)。 以上是泛藍黨系統在台灣國內終結「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該集團早已自動終結「中華民國」,蔣介石、蔣經國的後代章孝嚴在1991年立法院報告,謂國家稱呼有七種寫法(參考立法院公報初稿,1991年11月26日出版),該年對拉脫維亞用的不是國旗,而是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顯示這時不用台灣的名號已經不能在國際上生存的事實。 但泛藍黨卻口口聲聲要維護中華民國,一在擺脫政治責任,二者欺騙人民,三者混淆視聽,表面上主張中華民國是中國,而中國的「合法政權」已移轉到北京政權;如此,可以使北京順理成章取得台灣。這種陰謀,在這幾年生效,該黨餘孽與敗軍殘將紛紛投降北京政權;但明明白白的知道北京的共產黨政權不是由合法民主程序產生的政權,而且還是屠殺中國大陸各族人民的「赤色恐怖」的獨裁國家,但假「中國」之名而投效,振振有詞要「統一」;不僅是阿Q精神發揮到淋漓盡致,來日還可以列入「貳臣傳」。 話說回來,應是洗臉革新、反省自己的時候。這些年來若非台灣社會給的恩惠,尤其當過軍、公、教的人吃的是人民納稅錢,皆應該對這塊土地與人民有所回報。如果能知道中國史、台灣史,就知道「捨中國、就台灣」為必須走的路;唯能如此,在生活上安土重遷,在精神上獲得安堵,從此心安理得。 以「中國」為國號,是「近代」以後的事 有人動輒自稱中國人、華人;外國人看來甚是奇怪,每誤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已在上引聯合國的決議文看出「中國」兩字已是代表國號。 中國歷史上,「中國」一詞所指的大體上可以說與「中原」地域相若,為省篇幅不在此論述。但「中國」當做國號是近代的事。由於鴉片戰爭以後,清朝不能不進入國際社會,而這個「國家」從來沒有國名,只有朝代名,故面臨認同問題。梁啟超為寫這個「國家」的歷史,但不知其「國名」,故討論以「中國」為國名,梁又考慮:「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貽譏旁觀」,但還是決定用中國兩字,而其歷史稱作「中國史」。梁之討論此事是在1901年,即辛亥革命前十年,可見近代纔以中國為國名,而所謂「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猶如朝代之名,而後者目前已是「中國」,我人不必以此血淋淋的國家為榮,而應以台灣能建立民主法制的國家為榮。 以土斷政策,去「華人」等稱呼 有人自稱華人,或以此迴避中國人一詞,但若譯成外文,華人等同中國人;何必心虛而不敢自稱台灣人。 台灣人的祖先有來自明朝、清朝,當時「現代意義」的中國還未成立,豈能稱作中國人、華人?若以地域論來源,有人稱閩南人、客家人,在清朝文書中還有泉、漳、粵人及現在各種原住民之稱呼,而在今(10月25日)的立法院,泛藍黨的立委還搞分化,指為「漢族政權」,此原出於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只能有漢族當政的構想,竟然否定自己參政之事實,不免自取其辱。若欲以種族劃分亦無不可,但漢族在學理上如何定義,政客們也應弄清楚。 有些政客有意稱自己是中國人、華人,其實是在指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政治人物或一般人民若盲從,會出賣自己。 二次大戰後自中國大陸移居台灣者甚多,「中國歷史」上有「土斷政策」,以現代意義來說,即以台灣為籍貫,共同建立台灣國,這是對本身最大利益;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專家,對這一點最是清楚。但歷史上有許多不認同者,南人被北遷,都落得很慘。 解構中國史、重建台灣史是時代潮流 現代的中國,將王朝時代被征服的民族與領土都納為己有;爾今被看成族群(ethnic groups)者是有其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民族而不是止於族群,他們要恢復他們的國家,如蒙古人、西藏人、維吾爾人。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時代,強制掠奪者必遭分裂與敗亡,這是中國的前途。 現在被定義的中國史範圍,包括現代「中國」意義之外的歷史上王朝都在內;以漢族觀點的「異民族王朝」,如元、清等等的民族後裔都在恢復他們的歷史。土耳其系的突厥的「國」稱作伊利(il),蒙古的「國」稱作ulus,他們本來都有自己的國,現在各民族在恢復他們的歷史,因此「中國史」在解構中。 台灣人民應團結起來重建一部屬於自己「國民的歷史」,這是找回自己在這塊土地上努力成果而架構起自己歷史的行為,而不是始終「喪失自己的歷史記憶」,而靠著「流寓(亡)意識」,停留在稱自己是隴西人、趙郡人、潁川人或泉州人、漳州人、粵人而自慰。總之,解構中國史、重建台灣史,是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時代不可抗拒的潮流。 *編註:A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B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本文原載《台灣日報》,2002年10月26日「結算舊歷史‧重建新價值」系列六。
文化:台灣問題的根源張燦鍙著/前台灣聯盟總本部主席 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自序/一生的志業:從事台獨運動 第一章 確立台灣立國價值觀的文化運動 第二章 中西文化的本質差異 第三章 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化 第四章 提升台灣傳統文化的優質化 第五章 以人為本位的台灣文化重建 第六章 開創台灣新文化:確立新價值觀 自序 如果光看學歷,我是美國名校萊斯大學(Rice)的化工博士,有二十年的時間,在美國知名且唯一私立免學費的庫伯聯合大學(Cooper Union)化工系擔任教席,並當了系主任,所以也是大學教授。在一般人的印像裡,唸理工的人大概都是戇直而務實的。事實上,我大致也是這樣的人。早初,我的生涯規劃便是想當個與世無爭的學者,埋首於學術研究工作。以美國的環境條件而言,的確是做學問搞研究的好地方。 但人算不如天算。既然我是一個務實的理工學者,追根究底的治學方式,自然也會應用到我對社會的觀察上。在我的那個年代,台灣留學生到了美國,除了大開眼界,最大的改變,恐怕就是個人思想的自我覺醒。這種覺醒,因人而異,深淺有別。但最起碼每個台灣留學生都會感受到美國社會那種自由,開放的民主氛圍。看美國,想台灣,我油然興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深沉的悲憤。生為台灣人,我逐漸覺悟到對自己鄉土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要是台灣人不能突破外來政權的統治,如何對得起四百多年前冒死橫渡黑水溝的列祖列宗? 一生的志業:從事台獨運動 由於這種覺醒,我在美國毅然決然的參加台灣人獨立運動,使自己走上了不歸路。我不但參加了台獨聯盟,而且還擔任了十四年的台獨聯盟主席。嗣後台獨聯盟號召海外人士返台,我又當了遷台前後四年的獨盟主席。像我這樣一頭栽進搞台獨的同志為數不少。不過看起來,我倒成了「不務正業」的典型,不像黃昭堂、許世楷他們的專業本來就和政治有關。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海外黑名單同志前仆後繼的闖關回台,我以首謀內亂罪被起訴,在土城看守所關了十一個月,隨後獲得交保。出獄後,我發現闊別三十年的台灣社會變了。最明顯的是物質享受普遍提高,但道德水準卻日趨下降;有形建設到處可見,但無形建設卻乏善可陳;經濟發展雖有目共睹,可惜社會公德卻向下沉淪,令人憂心。 在我踏上故土時,台灣的環保運動已經普遍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不論是空氣污染、水污染或是興建焚化爐,闢設水庫等等,都可能因時因地而形成一項公眾論壇,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只是在喚起社會大眾對環境問題自覺的時候,卻少有人去關切一項更嚴重的社會生態課題-台灣人的精神心靈污染。 猶記得蔣渭水在他那篇為當時台灣社會把脈的名文「臨床講義」中,針砭台灣人「道德頹廢,人心澆漓,物欲旺盛,精神生活貧瘠,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悟,智慮淺薄,不知永久大計,只圖眼前小利,墮落腐敗、、、、寡廉鮮恥、、、、。」他所指陳的這些症狀,現在更有過之而無不及,竟連心靈都墮落了。一九九四年我到台大法學院國際會議廳參加當時台灣筆會會長李敏勇主持的「文學與政治」研討會,想不到我是唯一出席的政治人物,這是不是意味著政治人物只知道搞政治,除此之外對社會改造便是抱持一種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畢竟,從現實的觀點來看,政治是最容易短線操作,立竿見影的;而文化則是需要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深耕,當然短視的政客是要敬而遠之的。因此不難看出,過去台灣發展經驗顯示,經濟的發展往往有量無質,民主的改革有架構而無內涵,以致國家的競爭力難以強勁的提升,更遑論文化的建樹了。 作為一個「不務正業」的台灣人,三、四十年來的覺醒,讓我深信,廿一世紀的台灣不只需要政治維新,經濟維新,更迫切的需要進行一場全民心靈改革的文化維新。只有透過這樣的心靈改造才能認識到台灣問題的根源,也只有融新匯舊與創新優質的台灣新文化,才能找得到台灣真正的出路。 這本小冊子的付梓,其中有一部份是去年我在李登輝之友會全國總會主辦的關懷台灣本土活動的講稿;也有一部份是我在其他場合的演講。我曾經在美國自我放逐了半個甲子,為台灣獨立運動奔忙,因此書也沒教成,台灣人運動卻成了我這一生最大的志業,其中的遭遇,既有困頓也有欣慰。對我這個老台獨而言,我始終堅信聖經上的一句話:流淚播種的,必將歡呼收割。正如我們常掛在嘴邊說的:愛拼才會贏。台獨運動從歷盡艱難險巇到實現政黨輪替,雖然看似大有斬獲,但實際上卻面臨了相當嚴重的瓶頸。當“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和台灣領導人高呼 “中華民國萬歲,三民主義萬歲 ”時,台灣人運動已經出現最大的盲點,但政客們和許多運動者還不以為意,浸沉在形勢一片大好的自我意淫中,怎不令人痛心。 文化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根,要深化台獨運動,那麼台灣文化的重建與創新是一項刻不容緩的最大課題,也是衝破台獨運動瓶頸的不二法門。基於這樣的認知,我謹將過去的幾場演講形諸文字,整理彙集成冊,藉供給關心台灣前途的朋友閱讀及探討。當然我更切盼這些文字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讓更多有關台灣文化重建與創新的論述出現,好為台灣文化的深耕,共同善盡最大的心力。 回到選項 第一章 確立台灣立國價值觀的文化運動 一九九二年我在大家的協助下,終於突破黑名單的禁制,走出台灣政治的歷史監牢,再度擁抱闊別多年的台灣社會,歸根故土的宿願終於得償,心中的歡喜自然是不言而喻。 然而,返台的這整整十年當中,我貼近去感受台灣社會的脈動,心情卻是十分複雜,可說是憂喜參半。喜的是,台灣人的自覺,已經逐漸被喚醒;憂的卻是,自覺的幼苗,在尚未成蔭之前,又被嚴重污染。作為一個台灣建國運動者,我不禁自問:我對台灣的終極關懷是什麼? 長期以來,無論是島內或是海外的「台灣人運動」,大部分都是把焦點對準台灣人所受的種種政治壓迫,所幸經過卅多年的打拚,的確創造了一個政治架構全然不同的台灣社會,使台灣人在政治上享受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民主,彷彿潛藏在社會的種種鬱抑,一時之間完全被解放。這些束縛的解放,使得社會活潑充滿生機,但是卻也帶來很多脫序的亂象,甚至很多價值觀也因此而混淆起來。看到這樣的景況,才使我恍然大悟:台灣人運動的終極目標,應該是一個確立台灣立國價值觀的文化運動。 是的,當前我們的社會,迫切需要進行一場深度和廣度兼具的台灣文化的重建與創新運動。 不過,在從事這項論述之前,我有必要對文化的涵意和影響,約略提出個人的看法。文化是一種非常抽象的概念,也是捉摸不到的東西。一般而言,所謂「文化」,即在一個特定的社會裡,形成人們思想、行為的規範,也就是一群人共同的價值觀。具體而言,即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價值觀,一種蘊含教養、品味、智慧、心靈和創意的結合體。好比要了解一個城市的文化,既要觀看它的建築,市容和景觀,也要了解市民日常生活所展現的特定活動內容,包括民俗節慶,生活禮儀、藝文活動、生活涵養等。顯見一個城市的文化已經和城市的特質與市民生活品質,畫上相當程度的等號。再擴而大之,就是一個民族內涵的展現。所以文化有形形色色的形態,諸如:企業文化、享樂文化、年輕人文化、開車文化、政治文化等等。不同的文化沓然雜陳,價值取捨因地而異,美國人介意緋聞,法國人則無所謂,甚至偏愛八卦。因此,什麼樣的文化,造成什麼樣的社會;有什麼樣的過程,就導致什麼樣的結果;有什麼樣的人民群眾,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政府。於此可見,一個清廉政治文化的培養,並不單靠國家領導人的意志與修養,更重要的是端賴社會大眾共同建立的正確觀念,有以致之。 另一方面,從人類演進的歷史來看,今天我們所以能夠了解古早人的,幾乎都是靠他們遺留下來的價值觀、道德、思想與藝術的遺產,而不是端賴他們的經濟活動。譬如國民所得的高低、外匯存底的多寡、生產效率、統計數字、經濟效益、投資報酬率,這些數據可能有如過眼雲煙,當這個世代結束了,下個世代的人就忘記了。但是道德、文化、藝術的遺產,則會一代接續一代的流傳下去,影響深遠。因此西方人說:經濟是一種現實的力量,而文化卻是一種信心的力量(Economics is the Power of Reality,but the Culture is the Power of Trust)。可見文化的力量,比較長久而且深遠,而政治經濟力量則比較短暫而膚淺。 事實上,任何人類的經濟活動,如果沒有道德約束,就會變成爾虞我詐,強取豪奪,互相算計,如此生活就沒有什麼意義和品質可言了。而在經濟活動裡面,如果不能同時對文化、藝術有所提升,則經濟活動越頻繁的時候,就會造就越多銅臭味的人。甚至,當經濟活動脫離了道德與文化藝術之後,如果越興盛,反而社會奢靡成風,成為墮落與敗亡的催化劑。歷史上的迦太基興亡就是最好的例子。 迦太基覆亡:追求財富至上的國家悲劇 有一本書叫做「一個通商國家的興亡」,寫的便是二二00年前「地中海女王」、「經濟大國」、「貿易大國」迦太基被羅馬帝國徹底毀滅的亡國經過。腓尼基人據稱是地中海沿岸最擅長經商的民族,二千多年前在北非建立了迦太基王國,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經濟強國。史書上說,腓尼基的商人「比天上的星星還多」,是一群「只知賺錢,沒有娛樂的工蜂」。他們除了追求黃金之外,還是追求黃金,不像希臘城邦把金錢用在創造文化上面,追求超越金錢與財富的精神文明。因此,雖然它的海軍強大,騎兵驃悍,軍力不遜於羅馬,但卻「因財富而心高氣傲」,「因榮華而失去理智」,以致陷入經濟的自大與自卑之中,經過三次布匿克戰爭之後,終於被羅馬徹底的毀滅,從地球上消失。 而歷史上的羅馬帝國,也是重蹈覆轍,走向滅亡。 我非常擔心,台灣這幾年來,似乎也有這種趨向:越來越重視功利,重視財富的追求,社會奢靡成風,到處充斥著浮華與墮落。這種經濟掛帥,財富至上的價值觀,是否也會讓台灣社會步上迦太基、羅馬帝國的後塵,令人憂心忡忡。 歷史的教訓使我們了解文化的重要是凌駕於經濟之上。然而文化建設這條路,自古迄今從來不是平順的坦途─它不能立竿見影,它像一株小樹,需要不斷地澆灌、培育和呵護。譬如教育,也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是無形的建設。在經之營之的過程中是很難得到掌聲的,成效只能等待歷史的見證。尤其在功利社會裏,文化或藝術往往被誤解是裝飾性、欣賞性、宣傳性的事物或是奢侈品,可有可無,甚至認為對經濟的發展一無是處,是只會花錢而不能賺錢的。當然,這種論調似是而非,不足為訓。在此,我要舉歷史上三個非常值得一提的顯例。這三個文化運動都強而有力的推動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第一個例子,便是歐洲在西元十四至十六世紀迸發的文學藝術上的復興運動(Renaissance)。其始於義大利的弗羅倫斯,而後幾乎傳遍於全歐洲。它的內容十分廣泛,主要成就在於人文教育的建立,繪畫、雕刻、建築等藝術創作的昌盛;天文、物理、醫學、技藝及科學方面的新發現,以及方言文學的發達等等。此外,它更透過思想啟蒙(Enlightenment)、宗教改革(Reformation)等運動,使原本封建的歐洲社會轉化成現代化有文明的公民社會。 […]
陳唐山還要再選立委陳佳伶◎自立晚報記者 八年縣長五度拿下施政滿意度第一,贏對手15萬票創下歷史紀錄 立委陳唐山曾任兩屆8年台南縣長,在8年任期中有5年拿下施政滿意度第一名,在爭取縣長蟬連的選役中,更大贏對手15萬票,都是創下歷史紀錄。 有人說,生涯是需要規畫的,更何況是政治生涯更需要規畫。不過,對於陳唐山來說,對照他一路走來的生命歷程,只可以說,未必能照規畫來。 赴美留學因投入台灣人運動,被列為黑名單無法返台,甚至連父親病危時都無法返鄉,好不容易台灣政治環境有些改變,應邀返台參加國是會議,但是陳唐山因抗議只有他一人抽離黑名單而退出國是會議,之後又被阻擋再次返台。 陳唐山說,他從沒有想到過會有返鄉參選立委的一天,當選僑選立委後,任期還不到一半就又被提名參選台南縣長,一切的變化太快,讓他都傻眼。 在離台近30年後,陳唐山返回故鄉打出「回鄉的我」的訴求,溫文儒雅的風采,學者的風範,終結了國民黨在台南縣執政的歷史,在爭取蟬連縣長時,竟大贏對手15萬票,8年縣長任內連續五度拿下施政滿意度第一名,這些歷史紀錄都証明了陳唐山在台南縣的深得民心。 分析台南縣民支持他的原因,陳唐山認為西方民主風範的引進,競選期間他口不出惡言,不惡意攻訐對手,對縣府員工充分授權和尊重,對中央爭取建設經費態度積極,以打造科技大城爭取台南科學園區來說,台南縣和高雄縣最後以8比1的懸殊比數台南縣勝出,這與他過去在美國長期的參與社團運作、長期的口才訓練有關,將科學園區對台南縣的重要性和台南縣的配合度充分說明給評審委員了解,終能贏得青睞。 有人說:日久見人心,人更是需要相處才能知個性,陳唐山說,他簡樸的生活模式、對人尊重的處世原則,在不同的舞台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點點滴滴的累積,百姓會有所感受。 每次由台北回到故鄉台南縣,遇到街上過往的縣民,很多人都主動向他打招呼,高喊「陳縣長好」,在中央打拼時,各部會人員遇到他,也因為他縣長任內施政滿意度的超人氣,對他特別尊重,陳唐山說他心中總有特別的感動和感謝。 如何回報台南縣民的支持,陳唐山笑著說如今唯有更認真,更打拼,將立委角色扮演好。在科技委員會外,行有餘力致力於他很有興趣的外交工作,舉凡是美、日、澳洲等地外賓來台訪問,外交部總是會請陳唐山出席和外賓們暢談國際情勢,賓主盡歡之餘還為台灣拓展外交關係。陳唐山說,凡是對台灣有利的,他能做的就一定放手去做,不會推辭。 陳唐山看立法院和行政院的表現 在民進黨內輩份很高的南縣籍立委陳唐山,雖是區域立委的新鮮人,但他觀察立法院生態複雜、對立委的表現,不時有高分貝批判的聲音出現,他說,每位立委不該忘了選民交付的任務,要隨時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至於政府面對高失業率更應趕緊提出一套因應對策,振興經濟不該只是說說而已。 旅美29年的陳唐山,一直致力於台灣人運動,擁有國際視野的他,到立法院近一年來,冷眼觀察立法院生態,對立委的表現,他有自己的見解。 陳唐山坦言,區域立委250人,立法院生態複雜,黨派、派系林立,有專職立委,更不乏有事業的兼職立委,究竟立委的表現如何,社會上有不同的評價,但也有人直言,社會的三大亂源第一是立委、第二是學者、第三是記者,陳唐山認為,立委被人批評是社會亂源排名第一位,立委們真的該檢討。 陳唐山最近隨同立委前往美國訪問,在一場華府台灣同鄉會宴會上,面對部分同行者向旅美的台灣同鄉專撿好聽的說,他很不以為然。他一上台,就義正嚴辭的希望海外鄉親對立委的表現提出評論和批判,立委如果不好好做或是做的不對的地方,他要求海外鄉親直言無妨,以提昇立委的水準,不要浪費國家的資源,一席話讓在場者肅然起敬。 陳唐山並以最近時事提出批評,光是一件衛生署事件就喧嚷那麼大,對於立法院不時充斥八卦和口水,陳唐山很不以為然。他不客氣的希望大家能想想,當初選立委的職志為何,有沒有為同住在這塊土地上的台灣人民想想,督促政府提振經濟,提昇國家競爭力,為全國人民做些事情。 身為執政黨立委,陳唐山不諱言有時候必須要為政府的政策護航,但他認為,護航也要看情況,好的政策要護航,走不通或是不好的政策,身為執政黨立委就負有監督和提醒的責任,如此的政策才不會離人民的期待太遠。 對於政府的表現,目前最受百姓詬病的失業率高的問題。陳唐山認為,全球不景氣,台灣失業率超過百分之5,如此嚴肅的問題,政府應正視,由行政院提出一套行的通的辦法來面對,振興國家經濟不能再只是說說而已。 不過,陳唐山也分析,中國的土地大、有廉價的勞工、語言又通,文化、生活習慣也大同小異,加速台灣產業外移,反觀日本和韓國就不會那麼容易前往中國投資。對於台灣人民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現況,陳唐山認為對政府是一嚴峻的考驗,該如何修法因應,行政院應趕緊提出對策。 陳唐山還要再選立委 很多台南縣民關心,立委陳唐山將來如何規畫自己的政治生涯,陳唐山說,自己的身體狀況還保養的不錯,過去在美國近30年的歷練以及8年台南縣長的經驗,應該還可再選一屆立委,再多為選民服務。至於有人建議他再回鍋參選台南縣長,陳唐山說他從沒有如此的規畫。 陳唐山不諱言,培養年輕的人才是世界各國的趨勢,也因此放眼世界,年輕人才輩出。但是,他認為一個健全的社會,需要有不同生活經驗和生活背景者參與,互相來彌補不足之處,以建構一個符合各年齡層需要的社會。 陳唐山說,他有旅美近30年的經歷,又當過二任8年的台南縣長的經驗,如果本屆立委之後,再選一次立委,應是合理的選擇。 喜愛打網球、慢跑運動的陳唐山,回到故鄉台南縣時,他經常迫不急待的換下西裝,身著運動衣褲,到網球場上去動動筋骨,或者乾脆一個人繞著市區慢跑或是悠閒的騎著鐵馬四處逛逛,也因此他很自豪的說自己的身體狀況還不錯。 陳唐山說,很多縣民鼓勵他一定要再選立委,絕對不可以就此放棄。他也自我期許能再選一次立委,再為選民服務。 最近,地方政壇也盛傳,陳唐山可能回鍋選台南縣長,甚至和陳唐山情同兄弟的台南市籍立委王幸男,在一宴會場合上當場提出,給現任台南縣長蘇煥智兩年的時間,看看民意反應如何,如果選民不滿意,就請老縣長陳唐山回來再選縣長的訴求…。 對此,陳唐山以四兩撥千金的方式回應掉,陳唐山說,是有縣民提起希望他再選縣長,但是他本人從沒有這樣的規畫。 *本文原載《自立晚報》2002年11月5日第8版。
從根爛起 揭開學閥舊體制操弄教改的陰謀盧建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臺灣誤中改革必敗的魔咒 我要從王安石變法談起。王安石欲變法圖強,在遭遇政治菁英和知識菁英雙重阻撓之餘,賈起餘勇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勇壯則勇壯矣,亦不足挽回改革失敗的命運。臺灣在民主改革的進程中,歷史科大學聯考題型改易逾13年,一綱多本教科書新制起用滿3年。在這一連串改革帶動之下,歷史科教育變得只有愈糟,歷史知識的製作和流通機制只有愈加不健全!何以如此呢?這是《從根爛起》本書嘗試要解答的。我們好像受到改革必敗的詛咒,當年的王安石如此,今天的我們何嘗不然? 在反王安石陣營中,有位曾鞏先生在與王安石爭辯過程中,早已指出改革必敗的癥結所在。可惜王安石聽不進去,我怕的是,千年後的我們改革派也聽不進去。曾鞏的看法很簡單。即令中央政府貿然推出改革政策,但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情形下,一切全歸徒勞而已。曾氏認為王安石的財經措施需要強有力的行政體系支撐方可為功。但揆諸當時北宋政權只有一副千瘡百孔的行政機器,該機器效能之低落,於處理平常業務上早已捉襟見肘了,還復能擔當新政的繁複業務?所以,曾氏主張,先厲行行政革新作為爾後政治改革的張本。事實證明,安石變法的結果,就發生了曾鞏所預見的,效能低落的行政人員誓死抵制新法和新政。今天教科書的改革,也碰上一群高中老師誓死維護他們所熟悉的舊歷史知識,不願接受新的歷史知識這樣的事。走改革路線的教科書全部潰不成軍,率由舊章的教科書反而大受歡迎。這又重演一遍改革必敗的歷史。 改革的方案找不到合適的執行者,是安石所受的詛咒。但我們亦有與宋代不同之處。那就是改革的方案不見得比傳統的慣習高明,那是以壞的案子強人所難地去捨棄好的案子。有些高中老師不採用號稱有「新意」的教科書,不是在反對改革,而在反對新法反不如舊制這一點。亦即,同樣是反對改革,亦有如曾鞏之流並非為反對而反對,他是看到新的辦法不具舊制的優點,或說其中優點微乎其微,故而主張一動不如一靜。同樣是保守派,實有明智和死硬之別。 同理,同樣是改革派,亦有拙劣者搶搭改革列車,其所製作的劣質產品卻強要人買下。這是赤棉小孩身懷AK47步槍,其不造成改革的血海屠場才怪。改革是亟需的,但要一小撮無知之徒如同盲人反過來帶領一眾導盲犬踏上跌落火山之途般,領導神智清醒的人逼他們走上絕路。這是自殺,不是改革。焉有愈改愈壞的改革,這是反改革,比守舊還糟。近年來假改革之名行反改革之實者掌握大權,我怕是赤棉小孩擁有AK47步槍,其不可怖幾稀!? 我在上一世紀八○年代負笈美國看到人文社會科學各系在訓練學生如何從事真實報導社會事件,往往要學生品讀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邪惡的凡常:艾奇曼在耶路撒冷》和托克維爾﹙A. de Tocqueville﹚的《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紀實》﹙一般通譯為《回憶錄》﹚這兩部書。在前者,這位女作家在報導德國納粹黨殺人魔艾奇曼所受以色列法庭的審判。法庭內殺人者死不認罪,法庭外民眾群情激憤,深恐法庭無罪開釋兇手。女作家反覆關照庭裡庭外種種非理性的作為,將人們事後猶不見平靜的心理,筆之於書。在後者,這位大史家在描繪國會議員同僚如何因平庸而使到手的革命果實落入野心政客手中的故事。女作家是受過納粹迫害猶太裔,大史家是身與革命的國會議員。他們一方面很易譁眾取寵而不為,另一方面他們對所報導的事,自己都有著置身其中的主觀位置,竟然卻能寫出被公認極具客觀的作品。鄂蘭因以同情理解的筆觸描寫施暴者,被她的同胞視為「猶奸」;托克維爾唯恐作品問世傷及同事感情,乃嚴命子孫不得出版其書。兩位作者都因不得脫身事外而從事寫作,卻懷抱不為同胞和同僚諒解的情操,只為「如實寫出所見」這個理想而自甘願受苦。 我自認不如上述兩位偉大的寫手,也沒有他們兩位自苦的高貴情操。我的同胞非常鄙陋,我的同行極為貪得無厭,我試著把他們的嘴臉給描摹出來。希望以後能有更多的書來寫醜陋的自我這一主題。這就不枉費我在溽暑揮汗寫這部書了。 序曲:政大歷史系研究大樓停車坪事件 2002年2月23日下午兩點許,兩輛私家轎車在政治大學歷史系研究大樓停車坪不期而遇。其中一輛是由政大歷史系張哲郎教授所駕駛,走出了為龍騰出版社寫書的張元教授(任職清大)、為三民書局寫書的甘懷真教授(任職臺大)、以及為南一書局寫書的楊肅獻教授(任職臺大)和周惠民教授(任職政大)。另一輛是由政大歷史系的彭明輝教授所駕駛,走出了為建宏書局寫書的盧建榮教授(任職師大)。一群人寒喧中,盧教授因某君透露得知,這一群人是為了7月大專聯考歷史出題方向事聚會而來。他一眼瞥過去,負責大考中心5、6年歷史科的清大張教授神情顯得極端不自在。午後春陽照在他那付眼鏡上,更照見他那不安的神色。 當時盧氏的內心震撼了一下,暗自忖度,為龍騰、南一、以及三民寫教科書的作者,何以可以參與大專聯招命題之事?這不是明擺作者兼出題者嗎?何以教育部可以任憑6家出教科書書店/出版社中,選擇其中3家作者命題有份,而另外3家作者命題無份呢?這種作者又兼出題者的作法,顯然有違大專聯考的公平性,而且又有圖利特定廠商的嫌疑。這些教授全都博士出身,竟然會聰明到不知利益迴避。這種學商合夥共組生命共同體、知識 份子不知有所利益迴避之事,在10年教改期間不知發生多少,如今鬼使神差天可憐見教盧教授給撞見。公然向盧氏講今天聚會事的人,難道不知此事當有所隱諱嗎?這種公然違犯職業倫理卻不知避忌、而宣之於口的作風,象徵著臺灣國運「猖癃」,教改「萬衰」。 2002年2月23日的公然違犯職業倫理事件只是臺灣10年教改積弊冰山的一角。許許多多匪夷所思的事情10年來偷偷摸摸進行,從無間斷,只是罕為人所撞見罷了。領導教改的人正是這一群公然違法、卻自以為蒼生救星的教授,在他們菁英自專的倡導下,國家權力下放,交出教科書統編權,允許民間自由競爭。這些教授在6家書商爭食大餅之下也分得一分油水,讓自己的荷包鼓脹起來。可是他們賺的是當得利益嗎?從他們漠視聯考的公平性,敢公然以教科書寫手下海參與聯考出題機密,即此一端就暴露其心態之偏差,真是到了利慾薰心和不解人間尚有公平和正義為何物了。臺灣的教育操縱在這群宣揚教改,並著手寫教科書、又參與聯考出題的教授手中,可見這群教授的心已經鈔票化,一切向「錢」看了,他們自己活在黑暗心靈中卻在白晝到處要抓他們口中的傳統鬼。有他們在,臺灣的教育可說已從根爛起,這些腐爛的「根」又透過教育部制式管道和所屬書局校際網絡,時時召訓中學老師,而中學老師因緣進入暑期課程而受教於這群人,如此不上下交征利也難。腐爛的毒水就這樣傳染給中學教師,中學教師在課堂上理所當然傳遞給臺灣的未來希望──中學生,這讓臺灣的人才樹苗將來在抽枝發芽時都噴出毒來。 從根爛起,正是歷史科10年教改的重頭戲。這我得話說從頭了。 *本文原載自《從根爛起》一書。
教改面面觀蔡育臻 報導 日前數位歷任教育部長齊聚一堂,針對教改問題提出各方看法。基本上,部長們對教改的方向多表示肯定,卻也坦承在執行層面出現問題。 以下我們就幾個方面來觀察一下,造成教改問題的可能原因: 一、部長更替過於頻繁 教改推動近10年間,就更換了6任教育部長,一個部長平均上任時間只有1到2年,過於短暫的時間造成教改措施未能一致貫徹,歷任部長各有各的施政重點,再加上欠缺充分的交接、溝通,使得問題叢生。 例如,郭為藩為改善缺乏思考的傳統教學,而引進建構數學新理念,但吳京與楊朝祥接任後卻不知建構教學已在任內進行推動,因此更不會有檢視和解決問題的動作;林清江決定九年一貫新課程4年內實施,楊朝祥等繼任部長試辦後,雖然認為實施時間可能過於倉促,卻適逢執政黨輪替,因而持續依照規定將九年一貫在4年內推行,也使得配套不足的問題一一浮現。 二、單位權責劃分不清 自四一○教改運動至今10年,當時由李遠哲主持的教改會曾提出「教改諮議報告書」給行政院教育部提供建議,其內容是由31位委員從1994年到1996年期間,經過兩年的努力,每一個星期用幾個晚上進行小組討論,並到全國各地與教師、家長討論之後得到的結晶。 照理說,這樣的報告書應該是對教育當局有很大的參考作用,可是吳京卻表示報告書中未提出太多可行的方法,他說,「報告書如果有提供可行推動的辦法,他會那麼笨,不去做嗎?」,吳京指出,當時的教改會把教育部「踩在腳下」,是他在媒體上批評教改會之後,李遠哲才去教育部拜會他。他也認為教育部就是「教改部」,應該由教育部負起教改的工作,但在他上任時,教改會已運作多時,還常對教育部「督導」。李遠哲對以上言論的回應是,教改會完成的「教改諮議報告書」僅提供建議給行政院,再由教育部決定是否採用,他並未參與實際的教育行政工作,至於後來教育部推動的教改工作和「教改諮議報告書」中的建議有出入,他覺得非常遺憾。 由此可知教改會和教育部都想好好將教改推上軌道,教改會花了很多時間深入基層評估教育困境,教育部則苦思教育改革的可行性,如果能相輔相成,應能事半功倍,可惜評估者和實行者的權限不清、相互拉拒,對於評估後所得到的資訊又有不同的解讀,加上兩單位間的「溝通不良」,造成教改成效打折。 三、缺乏與基層的定期評估和檢討 有立委質疑建構數學的教法使學生的運算能力降低,雖然目前並無明確證據顯示,但是建構數學已實施六年,為什麼非得等到問題很嚴重時才被教育部注意到!吳京坦承,他根本不知道何為建構式數學,他是直到立委及媒體質疑建構數學的問題時,才發現建構數學課程綱要是在他任內公佈實施,而且在他歷次巡視基層時,也未聽見學校或教師反映有問題。楊朝祥亦指出,他任內也未有人反映數學教學有問題。這顯示許多教育新政的推行缺乏定期評估和檢討,使得基層老師的心聲很難上達天聽,家長的希望也容易被忽略,再加上新教學法的實行期都很長,只怕問題浮現時亡羊補牢,為時已晚。 四、解決問題是當務之急 當然教改也不完全是毫無成效的,目前已經在執行的改革就有廣設高中大學、教育基本法的制定、小班小校制及教育現代化等。現任教育部長黃榮村更補充說,教改會提出總諮詢報告書之後,美國政府到2001年才提出「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改計劃,因此台灣的教改計劃其實是走在美國前面的。 任何改革都會有陣痛期,既然執行出問題,就更不能停頓腳步,誠如部長黃榮村所言「必須面對並解決問題」才是當務之急。 教改施政比較表 西元 1994-1996 1993-1996 1996-1998 1998-1999 1999-2000 2000-2002 2002-至今 教改會 郭為藩 吳 京 林清江 楊朝祥 曾志朗 黃榮村 任期 2年 4年 1.6年 1.4年 11個月 1.8年 仍在職 下臺原因 期滿 任期屆滿 推動採認大陸學歷 因病過世 政黨輪替 隨內閣總辭 仍在職 升學制度 改良式聯招 ‧推薦甄選 ‧預修甄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