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公論報》1981年7月31日《台灣公論報》創刊,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自勉為「海外台灣人的報紙」,由羅福全擔任發行人,洪哲勝擔任社長。取代機關報《台獨月刊》改為每周發行二次。 這份報紙是「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的刊物。
《台灣評論》「台灣評論」於1992年10月17日創刊,選在距71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日,作為創刊日。最初一年,「台灣評論」委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主辦。嗣後,隨著國內政論雜誌銷路的萎靡,遂改由台獨聯盟自編,作為贈送同好和宣揚理念的非商品性刊物。
共和國雜誌從《台灣評論》到《共和國》二千三百多年前,柏拉圖寫了三篇至今仍是學習政治,尤其是政治哲學必讀的著作,其中一篇叫〈共和國〉 (Republic)。柏拉圖寫這篇〈共和國〉時正是古雅典的政治最墮落的年代,他想透過他的政治哲學來挽回雅典政治的健康。 我們把這份刊物定名為《共和國》,是因為我們覺得目前台灣的政治也很不健康,想借用柏拉圖當時寫〈共和國〉的心意。此外,我們覺得台灣人一直渴望台灣早日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共和國」的誕生也許還要一段時間,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心中或在行動上為「台灣共和國」催生。我們也想用這份刊物來參加這個運動。
史明心靈世界初探—追溯一個台灣民族主義者的形成過程鄭光勛◎英國Warwick大學研究生、台灣國際研究會員 一般以為史明是極端的左派,因出於對共產主義的恐懼與知識上的無知卻對這一位畢生為台灣人反帝國主義與反殖民主義解放而努力的老人予以無端的污衊。英國學者卻在與史明愉快交談以後離去。在回途筆者問費迪南教授為何史明虛心問他對台灣有何建議時沒有表達他的問題,他卻謙虛告訴我如此傑出人物我們的觀點微不足道。最讓筆者印象深刻是當論到中共的經濟發展造成社會上階級衝突時,史明指出中共的階級問題早在1940年代就存在。並指出黨與軍的待遇遠高於一般人。這是英國學者沒想到的。 彼得‧費迪南教授是筆者指導教授,曾任英國皇家國際關係學會東亞研究的主任。專攻共產政權與民主化理論,對於中共、蘇聯與前東歐政權有重要研究。相較於國內史明何以讓外國學者尊敬。筆者要指出他在早稻田大學時代受過完整的政治學與政治經濟學訓練。他擁有完整現代知識基礎卻是大家所忽略的。這一些現代知識是國際共同的語言,再加上個人努力產出觀點。自然得到尊敬。 獨台會以實踐替代一切 史明返台後成立的車隊遊台北與環島也十個年頭了。他與他的獨台會成員一直在鼓吹台灣民族主義,同時以實踐替代一切,然台灣有良心知識分子與大眾卻一再為依附外來政權的利益集團與投機者所否定。 在1918年的國際關係裡歐洲是世界的舞台,威爾遜的民族自決是鼓勵了亞非殖民地解放運動。國際間的民族解放運動鼓舞了台灣人。在釵h殖民地的覺醒是等到二次大戰後,但台灣則較早。原因是現代化比任何亞洲諸民族都早的結果。張炎憲指出在《日本警察沿革誌》裡提到1920年代的台灣文化協會其最終目的是追求獨立。 黃昭堂指出日本人的殖民主義式現代化讓台灣社會經濟發展與識字率僅次於日本。但是台灣的知識分子透過日文了解世界與中國。這讓台灣人形成共同意識有特別的幫助。也就是說台灣人的政治訴求提升了,以全島人民為思考,同時也有國際觀。台灣文化協會是一個開始,是受漢文與受日語知識分子們的聯合產物。以後產生左派的勞工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史明的母親是出進士舉人的士族家族。父親更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活躍知識份子,目睹父親與台灣文化協會的菁英們的所作所為,很自然的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去思考問題。然殖民地的解放不是只有獨立問題還有經濟剝削與階級問題。這也是今日的南北問題。這也是史明特別關心的。 用心保存台灣歷史記憶 史明的「台灣人的四百年史」與「王育德博士的台灣-苦悶的歷史」是台灣史的經典之作。很可惜王博士已逝。我們無法由王博士處知道過去的台灣與他諸多論點。史明目前身體硬朗。坦白說台灣人的四百年史的資料豐富,但是作者的主要觀點易被龐大資料打散。這正是困難所在的地方,現在釵h資料收集不易,他為了替台灣人保存台灣人歷史與歷史記憶用了釵h心。但瑕不掩瑜!史明對於釵h概念與用字極其用心,力求精確。例如日人將物質論(materialism)譯為唯物論。台灣目前流行將從屬理論(Independencetheory)譯為倚賴理論,事實上,那是一種剝削關係非依賴關係。不精確使用易誤導我們理解理論。釵h人望文生義不求原意則有害於我們了解事實。這一點,筆者學到釵h。 有人以為史明是以漢人的種族中心主義在看台灣問題,我個人以為那是誤解,因為馬派學者基本上是反對種族主義,此外史明的觀點關係到現代化問題。在國際關係與社會科學理論裡可以分國家中心論(state-centralism)與社會中心論(society-centralism)國家中心論是以韋伯為代表人物,社會中心論是以馬克思為代表人物。這兩者是以國家或以社會為主去看發展與分析問題,並不是就否定國家與社會的重要性。很明顯的,史明是採社會中心論在看台灣。為此我問了史明以釐清問題。 終結外來殖民剝削體制 史明說台灣現代社會形成與西方重商主義、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有莫大關係,西方重商主義、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是西方式現代化的一部分。殖民主義經濟是一種超額剝削體制。這就是社會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根源。早先,西方誘騙漢人來台作農奴。然這竟是形成今日台灣開始。時至今日,殖民經濟關係仍然存在。國民黨佔領台灣時接收這一殖民地剝削體制,台灣人沒有自己國家,所以只有用社會中心論。台灣人在這四百年遇到四種不同類型外來政權。職是之故,台灣人需要民族國家的同時也要社會革命。
教宗殯葬彌撒有感邱垂亮◎前總統府國策顧問 天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辭世,不僅引起十多億天主教徒如喪考妣的悲痛,全世界的人,不分宗教信仰、種族、文化、貧富、出生地、政治制度的不同,都感覺失去了一位令人敬佩的人道主義者,這個動蕩不安的塵世失去了一股穩定人心的清流、一個穩固道德標準的重心。我們都因他老人家的去世變得更徬徨無助,心靈更感寂寞。 不過,幾百萬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平民百姓湧向梵蒂岡,排隊十幾個小時就是要見到教宗最後一面,二百多位世界各國的領袖趕去梵蒂岡參加教宗的葬禮彌撒,讓這個教宗的儀式成為人類有始以來最隆重、莊嚴的葬典,大概連正步向天堂的若望保祿二世都沒想到。 這兩天看教宗的葬禮,從台灣世俗、尤其政治的庸俗角度來看,我這個愛台灣的凡夫看得倒真是五味雜陳,感慨萬千。首先,看到第一位趕到梵蒂岡的美國總統布希,在葬禮前的一個彌撒上,和他的夫人坐在教堂裡低頭祈禱,旁邊坐著的是他的父親前總統老布希,老布希旁則是打敗老布希的前總統柯林頓。三個朝野政黨不同的總統和前總統坐在一起做彌撒,平凡卻也偉大,令我想起台灣的阿扁總統正匆匆忙忙趕飛機趕去參加教宗葬禮,也是台灣總統第一次以國家元首身分去梵蒂岡、去歐洲,多麼難能可貴,但在野黨黨主席連戰正摩拳擦掌,要赴正武力威脅台灣的敵國中國做﹃和平之旅﹄,明顯在破壞台灣的國家主權、出賣台灣的國家利益。真讓台灣人民看得痛心、氣結,情何以堪。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是一位重視人權、支持自由民主的政教領袖,他畢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引發東歐、尤其波蘭共產主義的崩潰。雖然中國有千萬天主教徒,梵蒂岡非常需要、希望能派任主教、神父到中國傳教,但因中國共產政權不准,甚至迫害教徒,把主教關入牢獄,若望保祿二世終生沒有與台灣斷交,與中國建交。他死後梵蒂岡還禮數做到,邀請台灣總統阿扁前往參加葬禮,與台灣無邦交的義大利也從善如流,不理中國抗議,讓阿扁以國家元首身分入境。 北京因而大怒,馬上宣佈不派代表團去梵蒂岡致哀,並立即取消原訂組團前往的大陸天主教愛國會的行程,中國甚至要求美國等幾個主要國家領導人,不要和陳水扁會面。在此教宗殯葬彌撒的純淨、神聖場合,北京諸公做出如是小氣、幼稚、無禮的動作,實在令人啼笑皆非,不知這個千年文化、文明古國的泱泱大國風範在哪裡。 同時,另一個惡名昭彰的獨裁者,津巴布維的總統姆加貝,卻不顧歐盟的旅行禁令、義大利政府的不歡迎、不給入境簽証,硬闖關,不速之客地直飛羅馬,就是要出席教宗的葬禮彌撒。當然,在此神聖時刻,羅馬也不好意思把他原機遣返。 一樣令人啼笑皆非。但是,姆加貝與胡錦濤對比,我滿感歷史黑色喜劇、不知該笑該哭的尷尬心情之餘,還是覺得姆總統比胡主席高貴、可愛。當然,我最高興的是阿扁總統十九小時的梵蒂岡「和平與追思」之旅,如從天降,好人(國)有好報,真是天佑台灣!
鄭南榕與新國家運動台獨聯盟副主席 鄭南榕在16年前的今天,以犧牲自己的身軀,目的不只是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如果只是爭取言論自由,他可像以往打破雜誌被查禁沒收次數的世界紀錄,用換雜誌名稱及發行人繼續奮鬥。不必以自焚殉道的悲壯方式,捨棄親人好友離開人世。 因為言論自由固然是重要的基本人權,但它是手段,不是目的。尤其是最受限制及迫害的言論,乃是對改變政治的人事與制度為目的之主張。從228事件、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的政治迫害,可以明顯看出獨裁專制的政權,是針對其言論的目的,而非言論自由本身。在戒嚴時代、人民可以海闊天空大談風花雪月,談情說愛,或是生財之道,均有言論自由而無任何危險可言。 然而,南榕殉道的起因,是刊載許世楷博士的台灣新憲法,而被國民黨當局以叛亂罪法辦。他膽敢冒險,以最受忌諱的台獨言論,不是單單為言論自由而已。這可以由他與黃華等同志發起「新國家運動」的過程,足證他不是徒言而不行,也是以建立台灣新國家為目的而赴湯蹈火,用真正不怕死的行動以明其志。今日我們追思南榕,以自由之愛為題,必須包含對台灣之愛。聖經記載:「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南榕愛台灣,要建立名實相副的獨立自由的新國家,這才是他真正的遺志。 如果南榕今日仍在世,他必然不會再辦已有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刊物,而是繼續他的新國家運動。面對不再是國內政權的迫害,而是國外中國日益加劇的武力威脅。以他不怕死的精神及行動,必使一提台獨,就怕中國武力犯台的人無地自容,尤其對投奔敵營,損害國格尊嚴,或怕死而作違背良心之論,置台灣人民的尊嚴及安全於度外之輩,必甚為不齒與憤怒。 台灣從未受中國的統治,擁有自己的土地、人民、政府及軍隊,並由與中國無關之台灣人民直接選舉代表國家元首的總統,以及代表全國民意的立法委員,實已有獨立主權的事實。但是在國際上卻仍得不到正式全面的法理上獨立國家的名位。尤其,自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以2758號決議,已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際法地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以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成為國際不承認的虛有國名,至今尚非名正言順的新國家。 今日我們紀念南榕,最有意義的,除了繼續維護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為台灣永不改變的基本人權外,更要完成他的遺志,也是台灣人的共同願望,要建立免於外來政權統治的新國家,永遠脫離中國的威脅及併吞。否則不但不能建立新國家,也將失去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因此,將舊有且已名存實亡的「中華民國」,建立新而獨立、名副其實的「台灣國」,以慰南榕在天之靈,使台灣人民真正出頭天。
誰不懂台灣歷史侯榮邦 手護台灣大聯盟二十一日舉行「面對國家迫切的危機堅決反對連宋聯共賣台──李前總統暨台灣百社共同記者會」,李登輝前總統致詞時強調台灣絕不是中國的領土並嚴辭批判連宋聯共賣台的行徑。 宋楚瑜表示,李登輝聲稱台灣過去的歷史中,從來不屬於中國的一部份,如果台灣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為何在一八九五年戰爭中被割讓給日本。八年抗戰打敗之後日本投降將台灣歸還中國。他說,李登輝沒有唸台灣過去的歷史,他會原諒李登輝。 其實恰好相反,沒有唸台灣過去的歷史是宋楚瑜本人而不是李登輝。讓筆者簡要說明: 一、孫文當年革命的口號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所謂韃虜是指包含滿清(滿族)而言,也是孫文欲驅逐的對象。一八九五年日清甲午戰爭戰敗後,清朝割讓台灣給日本。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對聯合國投降文書簽署當天,聯合國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元帥發出一般命令第一號指定在亞洲的日本軍應投降的對象,依據該命令,蔣介石軍接受日本軍的投降,佔領台灣(包括澎湖島)。 如蘇聯佔領滿州,美軍佔領日本本土也都是根據一般命令第一號。那只不過是暫時性的佔領而已,好像滿州不成為蘇聯的領土,日本不成為美國的領土一樣,台灣也不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土。 二、蔣介石佔領台灣後,以開羅宣言為依據,宣佈台灣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土。但開羅宣言僅是一九四三年二次大戰中,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三人在開羅會談後對媒體發表的稿件,那既不是條約,也不是共同公報,更沒有三人的簽名,當然不具國際法上任何效力。 三、凡戰爭後的領土變更,原則上依據和平條約的規定。一九五一年在舊金山與日本締結的和平條約,規定日本放棄台灣、澎湖島的領土主權,但是沒有言及其歸屬哪一國家。依據舊金山和平條約,台灣、澎湖島成為國際法上地位未定的狀態,這是包括美國、英國、日本等多數主要國家的公式見解。 因此國際法認為不擁有領土的中華民國,當然不具備國際法上主權國家的條件。屬於福建省的金門、馬祖兩島現在是中華民國的領土,所以也有人說「中華民國是金馬國」,但是這兩島卻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海內,所以「金馬國」也無法被承認為主權國家,自不待言。
如果我是連戰侯榮邦◎台獨聯盟財務長 四月二十六日早晨六時起床,全程赴中正機場「歡送」連戰返回中國。回台北車中腦海裡不禁浮現數不清的影像與雜感,其中令我受到最大衝擊與痛心的是在出境航站發生暴力流血事件,在近距離目擊失控的群眾大打出手時,竟然聽到有人用中國語重覆喊叫「台灣人打死!」,為什麼善良的台灣人非被野蠻的中國人打死不可?戰後已近六十年,飲台灣水,吃台灣米長大的中國人應該感謝台灣人還來不及,為什麼可以如此無法無天呢? 無論要歸責藍綠誰是誰非,歸根到底,其元兇就是聯共賣台的連戰。國際機場是國家的大門口,很遺憾的是在這裡演出全武鬥,國格與尊嚴遭受莫大的傷害。 睽違六十年之久,連戰二十六日終於在南京踏上中國的土地,他對前來接機的國台辦主任陳雲林等人以感性又親密的口吻說「相見恨晚……」。當地媒體形容連戰受到的安全保護是屬於「特級」,規格甚至超過國家元首,又當地的安全人員指出,過去只有古巴總統卡斯楚訪問中國時才享有如此待遇,不過這是中國一貫的統戰伎倆不足為奇。 連戰祖母連橫夫人是中國人,母親連震東夫人也是中國人,他的夫人連方瑀也是中國人,我想他家族的日常生活裡諒必使用中國語言,難怪他對台灣的感情淡薄。連戰幾年前在旅美途中曾經公開說「感謝上帝賜我為純種的中國人」,可見他認同中國,對中國有深厚的感情,心目中的祖國。如果我是連戰,會感謝上帝讓我有此機會踏上中國土地,投入祖國溫暖的懷抱,當名符其實的中國人。 連戰一生蒙其祖、父的庇蔭,一路走來,一帆風順,官運亨通,曾官拜外交部長、行政院長、副總統,而且家財萬貫。如果我是連戰,會順此機會擁抱心目中的祖國、度榮華富貴的一生。 連戰遠在留美期間,要從美國回歸祖國易如反掌,大可不必相隔數十年後才感嘆「相見恨晚」。連戰在當副總統期間屢次出訪邦交國也不可能接受如上述高規格的禮遇,雖然沒當過總統,但這次回到祖國,接受超總統級的禮遇,應該可以滿足了吧! 連戰一生夢想當總統,兩度挑戰陳水扁,惟單打獨鬥也罷,搭檔聯手也罷,兩度成為陳水扁的手下敗將。或陶s戰想做第三度的挑戰,但是二○○八年他已經是七十三歲的老翁,有氣無力,勝算微乎其微。如果我是連戰,會全家回歸祖國,含飴弄孫,安享餘年,不亦樂乎。
憲改想像的謎思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再不到一個月就要進行任務型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以便複決去年立法院匆匆通過的修憲案。然而,根據最新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竟有過半的選民不知道有這一回事;更令人擔憂的是,既然此回國代選舉改採選黨不選人,卻有高達八成的受訪者並不清楚政黨的憲改立場,那麼,究竟要老百姓如何投下神聖的一票? 照說,憲改除了有化解當前憲政體制窒礙難行困境的必要性以外,更重要的是,要透過人民參與的過程,想辦法凝聚國民意識,讓原本是鬆散的一群人,願意結晶成為相信此此是福禍與共的共同體。可惜,在朝野兩大黨急欲以國會改造之名、來達到聯合壟斷政黨政治之時,支持者並不被允許\有想像的空間。 其實,民間團體本應該有振聾發瞶的社會責任,大部分的人卻在歷史的緊要關頭,以直覺來應付了事。首先,對於一些強調將憲改當作運動的團體來說,憲法的內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讓人民了解制憲、以及正名的重要性,因此,憲政體制的內容就不用過於重視;問題是,如果沒有好的產品,一流的行銷也不過是騙人的技倆。更何況,所謂的運動並非等同於大規模的街頭動員,而是要大家真正能體會憲改的癥結、以及迫切性,否則,除了政黨對於護盤的工具性考量以外,百姓怎麼會對於憲法有刻骨銘心的情感? 去年,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以「誠信」要求各黨實踐上屆立委選舉的「國會減半」諾言,也讓社運界找到思考怠惰的藉口。原本,國會席次越少、對於大黨越是有利,民進黨與國民黨自見獵心喜,自是從善如流;台聯黨與親民黨選前不敢背著反改革的惡名,立委選後才來發聲,卻又被懷疑只是著眼於自己的生存,似乎又缺乏激起討論風潮的正當性。 如果要以憲改來帶動國會改造,至少要兼顧立法效率、以及國會的代表性兩大目標。儘管社會普遍認為國會是國家亂源之一,不過,除了媒體所呈現的印象式評價,病痾何在,尚未有較持平而全盤性的論斷。因此,一旦國會的席次減半,很難保證不會劣幣除良幣的情況出現,而立委的問政品質、或是出席率,也沒有自動會提高的道理。至於委員會的運作會,恐怕會人數不足運用而左支右絀、更不用說專業化的培養。 更弔詭的是,雖然我們不滿意立法院的表現,卻又無形中賦予加倍個別委員的權力,邏輯何在?同樣令人質疑的是,在未經充分討論的情形下,政黨要求以包裹表決的方式來通過憲改提案,那麼,在複決權被實質剝奪的情形下,國大只不過是立法院的圖章罷了。乾脆政黨協商算了,頂多挑燈月戰一個晚上就可以完工,又何必勞民傷財開議一個月? 令人納悶的是,既然陳水扁總統答應在明年作全盤的憲改工程,那麼,除了廢國大以鞏固立法院、以及剝奪選民創制權的公投以外,究竟此回修憲的意義何在?最令人擔憂的是,當社運人士被納入政黨代表之際,民間的自主聲音又安在?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05年4月18日
由集體記憶到族群和解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由於國共之間的一笑泯恩仇,南非黑人主教屠圖的名言「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如雷灌頂,讓我們相信和平的建構似乎是近在眼前。然而,在國內的機場流血事件中,政治人物「血債血還」的警語,我們看到的卻是彷彿無法化解的深仇大恨。 台灣內部的政治衝突,表面上是朝野政黨因為總統大選所帶來的恩怨與對立,進而投射在大家對於國家定位南轅北轍的看法,然而,真正治絲而棼是社會結構中的族群分歧。弔詭的是,藍綠陣營對於國家病痾的診斷竟然相同,也就是強調百姓在國家認同上面的歧見,卻對族群之間的齟齬諱醫忌疾,特別是本省與外省這個面向的張力。如果我們不願嘗試著去了解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糾纏不清的恩怨情仇,任何企圖消除差異的措施都是枉然的。 儘管在日常生活裡頭,省籍的標籤並不明顯構成教育、就業、或是升遷的障礙,甚至於,通婚的例子也越來越多,不過,彼此之間的關係卻仍然談不上和諧,一旦面臨重大國家議題,立即又立場壁壘分明、甚至於是衝突一觸即發。其實,雙方除了是為政治權力、經濟資源、以及社會地位的分配而焦慮,更是為了認同的定義在作防衛性的競爭,尤其是對於歷史記憶、或是失憶的角力。 對於外省族群來說,若非日本入侵中國,就不會有中共的俟機坐大,更不會有國破家亡的集體經驗。因此,如果我們如果從國家戰略的角度著眼,決定要透過美日安保來捍衛台灣的安全,政府就有出面撫慰外省人的心靈創傷;同樣地,本省人儘管對於日本人沒有強烈的恨意,如果願意把外省人當作同胞,也許\會有更體貼而細膩的作為。 相對地,對於本省族群來說,滿清政府在甲午戰敗後割讓台灣給日本作殖民地,這種被生父母活生生賣掉的無奈記憶,恐怕是不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有所消逝的。然而,如果外省菁英如果動輒以「日本皇民」視之,好像台灣人在那半個世紀是心甘情願的當二等公民,情何以堪?其實,台灣人對於祖國的幻滅,並非日本人的皇民化政策奏效,而是國民黨統治讓本地人開始有「為何同胞比異族更壞」的困惑。如果外省族群都可以接受與逼其妻離子散的中共握手言歡,何不試著去進入本省人的內心深處? 如果說和解的前提是真相的話,那麼,寬恕的前提就是加害者必須向被害著要求諒解。問題是,在族群的歷史糾結當中,癥結往往在只看到一付無辜狀的旁觀者,卻找不到加害者,甚至於,彼此都認為自己才是被害著;此時,形式上的和約當然不會給受害者帶來療傷止痛的效果,而加害者的罪惡感也無法真正獲得救贖。 時間或許\可以化解一且,不過,在相互猜忌的情況下,時間也可能是腐蝕人心的穿腸毒藥。如果大家真的有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願,除了要先努力接受對方的記憶以外,或許\應該開始認真考慮,是否我們已經成熟到可以聆聽對方的疏離、不滿、以及憤怒?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05/05/02
台海安全國際化 確立!陳文賢◎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美國華盛頓郵報日前報導週六舉行的美日「二加二會議」(即美日兩國外交與國防部長級的聯席會議),雙方將首度於一份共同的協定中宣布,台灣海峽的安全是美日雙方共同的戰略目標。以政治意涵而言,此一宣言促使台海安全問題國際化的確立。 中國一再以所謂的「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警告其他國家不要介入,特別是警告根據「台灣關係法」有協助台灣防衛義務的美國。對於積極想於三月間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的中國而言,美日此一宣示,應也具有勸阻中國不要片面破壞台海現狀的政治意涵。 就軍事層面的意義而言,美日之間應會進一步採取具體的安全合作行動,嚇阻台海軍事衝突的發生。美國多項美中關係的報告也指出,中國軍事力量的強化,最主要之目的即在一旦台海發生軍事衝突時嚇阻美國的介入。 過去,中國在台海安全上對美國最具威脅的態勢,莫過於一九九五及九六年間的台海危機,中國副總參謀長熊光楷曾說,美國不會介入台海衝突,因為美國對洛杉磯關心的程度,遠超過對台灣的關心。據報導,現任國務卿萊絲於二○○二年與熊光楷會面時即曾表明,美國無法接受這樣的威脅。 在美國雖疲於應付伊拉克戰後重建及北韓核武危機等問題時,與日本在關於台海安全的問題上有如此共同的看法,一方面應是鄭重表明對中國在台海問題上日趨強硬之軍事立場的嚴重關切,並不希望中國有所誤判。一方面,美國也藉此回應日本對中國崛起之走向不確定的關切。 日本於去年十二月發表的防衛報告指出,中國軍事現代化,特別是戰略核子武器的強化,是對日本安全的一項潛在威脅。美國中情局局長最近也指出,中國軍力的提升對美國亞太駐軍構成威脅。 此外,美日共同對台海安全的關切,應也是美國為因應中國崛起之長程戰略所踏出的第一步。美國國務卿萊絲曾說,中國不是一個安於維持現狀的強權,中國會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改變現狀,創造一項對中國有利的權力平衡,因此對美國而言,中國不是戰略夥伴,而是戰略競爭者。 萊絲更在她的就職演說中提及,美國應該運用本身的力量,幫助創造一個對自由有利的權力平衡。很顯然的,美國若無視於共黨中國的軍力提升及其傾向以武力解決台海問題的立場,將不可能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更遑論在本地區創造出一個有利於自由的權力平衡。 美日「二加二會議」若發表關切台海安全問題的宣言,台灣應該以更為穩健的態度,面對東亞情勢的改變,我國政府應可表示感謝,並聲明台灣會以國家整體的力量來捍衛台灣的安全,朝野政黨應該儘早通過向美軍購的預算案,以行動來顯示捍衛台海安全的決心。同時與美國在反恐合作的良好基礎上,尋求提升與美日兩國的安全合作。 政府亦應可聲明,會與所有關心台海安全問題的國家,共同努力維護台海的安定與和平,同時也會盡最大的可能,尋求與中國的和平對話。台灣應以鴨子划水的方式,推動與美日兩國的安全合作與對話,包括台美日智庫及學界的二軌外交。這應是台灣北聯美日同盟,南探東協,共同具體關切台海安全問題的契機。
「日、美二加二會議」聲明與勸止戰略的時代羅福全◎亞東關係協會會長 這次美國與日本在華府舉行的「日、美二加二外交、安全會議」由日本外務大臣町村信孝與防衛廳長官大野功\統出席,美國由新國務卿萊絲與國防部長倫斯斐參與諮商並發表共同聲明,深具歷史意義。 就新亞洲安保環境可以說是表明一個持久性的戰略伙伴立場,尤其就朝鮮半島以及台灣海峽是亞洲區域的兩個不穩定因素,美日加強安保合作關係,旨在對不穩定因素扮演「安定力量」(stabilization force),而非要特定新的敵對國或敵對關係。二次大戰後曾經出現「圍堵戰略」(containment strategy) 或「冷戰」等包圍與對峙的敵對關係,歷經五十年之久,這次美日同盟關係,應該定位為一個「勸止戰略」 (dissuasion strategy),對台海問題提出「希望與中國建立合作關係,並同時確保台海議題能和平解決」以降低台海緊張。所謂和平解決也與美國一向主張台海問題不應片面改變現狀,中國必須放棄武力來達成兩岸統一,兩岸問題必須在相互同意與和平方式下解決的立場並沒有改變,重要的是日本這一次與美國站在同一立場,也就是勸止戰略的一個重點,就亞洲三強,美、日、中關係,因而產生了中國受美、日勸止的新局面。這一點日本可以說是在戰後六十年來踏出一大步,積極參與亞洲區域安保。 會後,兩位國防部長分別指明對中國軍力擴張,國防預算連續十六年來兩位數激增,尤其對最近中國原子潛艇事件,應增加透明性,美軍年來重整亞洲佈置(transformation) 以及中國超越所謂琉球與台灣的第一島鏈,涉入第二島鏈(關島與日本沖之鳥島 (Okinotorishima) 領海等海域),甚至於中國片面開採釣魚台附近春曉油田都在日本引起新的關切。目前日本民調有58%人民對中國不懷好感,這也是六十年來的新現象,但是,諸此並不是一個新的敵對關係,美、日希望與中國建立透明而建設性的關係。希望中國在亞洲遵守國際遊戲規則(international rule of game)、逐漸成為有責任感的大國而不要走向冒險主義,這是「勸止」戰略的核心。 當然,這次聲明涵蓋\十六項涉及全球性共同見解,諸如阻止大量破壞性武器之擴散,因應恐怖主義,在國際社會共同促進基本人權、民主與法制等等,由此看來,日、美同盟關係已是共同營造中長期新戰略的一個起點。 在美國進行重整亞洲軍事佈置的過程中,也事事與日本配合,顯然在於建立對不穩定、不透明的亞洲情勢,建立充分有效的抑制性力量,這也是勸止戰略的後盾力量,這種佈置只有中長期日美同盟關係才能達成。中國對日美二加二會議聲明雖並不滿,但是低調反應,證明勸止戰略的初步效能。 我國與日本並無正式外交關係,但是只要我國國家利益與日本國家利益重疊的領域,就是實質外交的切入點,已經從偏重經貿關係,邁向安保領域,也就是如何維持亞洲和平的領域,今後雙方國家利益重疊部分亦隨之擴大,正是一個水漲船高的時代。
美日同盟的歷史縱深鄭欽仁◎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教授 美國攻打伊拉克後,不得不回頭關注亞洲的騷動。朝鮮問題及中國坐大不僅對台灣造成威脅,甚至對「一極獨強」的美國維持整個西太平洋與亞洲的安定構成威脅,促成二月十九日在華府召開的「日美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由雙邊的外交、國防最高長官與會,稱作「二加二」會議。 美日在這次會議共同發表的文書,首次正式提到台灣問題,而不像過去用隱諱字眼來迴避,這對台灣安全更顯得意義重大。 美日的同盟已經由過去的保衛日本安全,提升為區域安全、甚至是日本小泉首相所說的「世界之中的日美同盟」。同盟關係之來源可以回溯到五十多年前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與建軍史,本文就此加以簡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麥克阿瑟由「太平洋美軍總司令官」被任命為「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8月30日到任,1951年4月解任),總司令部(GHQ)設在東京。九月二日日本簽下投降文書,十月麥帥兩次指令要日本制定新憲法,一改明治憲法的規定,翌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新憲法公佈。麥帥急於短暫時日完成新憲,一方面保護日本天皇不受戰犯處置,並為美國的利益打算,另一方面則為堵住各國的異議。 美國對日本統治,基於兩大方針,一是民主化,一是非軍事化,因後者而軍隊解散,非軍事化目標可說僅僅一年就完成了。 但是一九五○年三月韓戰爆發,日本政府為維持治安,在七月成立「警察預備隊」,後改為「保安隊」,之後改稱「自衛隊」,由陸、海、空三軍所組成;但仍無「國軍」之名,這有待今後修憲之正名。 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簽訂「舊金山對日講和條約」,由於韓戰及共產勢力的抬頭,同一天美日就簽訂安全保障條約,這是美日同盟的濫觴;一九六一年一月又重新簽訂新安保條約。 對台灣的安全來說,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始在台灣海峽巡邏,一九五四到五五年發生第一次台海危機,美國與中華民國(在台灣)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第二次台海危機是一九五八年中共登陸金門之戰,以後演變為隔日砲戰,直到一九七八年美國宣布與北京建交才停止。 東亞的和平與安定有賴日美安保體制,一九七九年中(共)美建交,美國廢除與中華民國的共同防禦條約,而繼之以「台灣關係法」,但具體的軍事行動仍與美、日的協助有關。冷戰後,蘇聯的威脅解除,但國際形勢的變化,朝鮮半島與中國因素帶來亞洲的緊張,日美安保體制的重要性反而增加。日本防衛研究所出版的「東亞戰略概觀一九九七~一九九八」描述說:維護日本安全幾乎與維護東亞整個地域的完全,意義相同。 其背景是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六年末,中國對台「文攻武嚇」阻礙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四月,日美舉行首腦會議,表示基於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同盟關係,是維持二十一世紀亞洲太平洋地域安定與繁榮的基礎,再確認兩國同盟關係的意義。 這時再檢討七八年的「防衛協力指針」,過去日本只在專守防術(第五條),現在將第六條的美軍能使用日本的設施與區域,引伸為:不只防衛日本,也為維持遠東的和平與安全;是有積極的意義。 同年六月開始檢討「指針」,翌年九月二十三日發表新指針,提出四十項合作項目,日後還繼續相關法案的制定。其中重要原則是「周邊有事」時美日的合作。對周邊有事的概念,新指針的說明是:「不是地理上的問題,而是著眼於事態的性質」。由此看來 ,防衛不限日本領域,故對台灣重要。因此,九月橋本龍太郎總理訪中,李鵬提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不應受外國干涉;若美日安保範圍包括台灣,中國不能接受。 當然,新指針對日本的防衛重要,譬如,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北韓的飛彈掠過日本(在這之前的一九九三年飛彈曾射到日本的能登半島灣)。 然而有關此次「二加二」會議,不只是上述的演變而已,去年二月二日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對日本記者協會表示:「根據日美安保條約,若日本施政下的領域受到攻擊,視同對美國的攻擊」。阿米塔吉不說是「日本」或「日本的領土」,而用「施政下的領域」(administrative territories),是指有爭議的領土而現在在日本管轄下,即釣魚台,也都在防衛範圍之內。這被稱作「阿米塔吉宗旨」(Armitage doctrine)的,從不聲張而著手,共同防衛,除了對應當年一月中國漁船入侵之外,實際已著手此次的「二加二」會議所宣示的「共通的戰略目標」、「地域的戰略目標」與「世界的戰略目標」。
生之勇氣──苦難與信仰信義路上的愛 奐均的父親林義雄先生故居在宜蘭,一九六八年,他帶著母親林游阿妹搬到台北居住,一八七一年,與方素敏女士結婚。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奐均出生,因正值聖誕前夕,小奐均的誕生就像一份珍貴的禮物般,帶給全家人莫大的喜悅,她也因此被媽媽暱稱為「聖誕寶寶」。 三年後,在一九七四年的二月二日,奐均的媽媽又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二」月「二」日,又是「二」胞胎,對這個家來說真是甜蜜的祝福。 五月,全家搬到信義路義光教會現址。 奐均和妹妹們都遺傳了媽媽的音樂細胞,從小就喜歡唱歌,唱歌的時候總是手舞足蹈,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每天晚上都要聽音樂才睡得著;吵鬧的時候,只要放音樂給她聽,就能平靜下來;平常看起來雖然文靜乖巧,但是只要聽到音樂就會變得很活潑。關於小時候的事,奐均還隱約記得一些: 媽媽說我四歲的時候,有一次陪表姊去上鋼琴課。當時我竟像著了魔似地不想回家,媽媽只好來把我拉回去。她感受到我對音樂的熱愛,就問老師是否願意收我這個學生,老師很猶豫,因為她從來沒有收過這麼小的學生,當時我還是幼稚園中班的學生,連ㄅㄆㄇ和123都不認識,且手太小,根本無法彈琴。但她最後還是拗不過媽媽的請求,幫我上了一堂課,讓我把手放在她的手上,並且給我一本譜子回家練習,還說如果我能記得這次上課的內容,就收我這個學生。 過了一個星期,我再去上課時,已經背下整本譜的內容,這才讓老師一掃所有的疑慮,收我為學生,從此,我就非常認真地學習。我還記得自己當年如何將小小的手放在老師的手上學彈琴,雖然我在老師的學生中是非常年幼的,但我還是進步得很快,我記熟每一首曲子的譜,並且將家裡的書桌當鋼琴努力練習著,爸媽看到我專注的樣子,便在幾個月內,為我買了一架鋼琴。這架鋼琴從那時起到現在都還靜靜地守在原處,成為義光教會的一部分。小孩子總是比較喜歡賣弄吧!我還記得自己常常在家人面前開起「演奏會」來,我會即興編曲並且用誇張的肢體動作、戲劇性地將手臂微微抬起,讓手指在黑鍵與白鍵間上上下下舞動著,就好像專業的鋼琴演奏家一樣,家人們總是耐著性子欣賞我的即興演出。我也還依稀記得,妹妹們總是喜歡隨著我的音樂一起跳舞,我們三個人常這樣一起在全家人面前演出。 身為長女,奐均很有姊姊的威嚴,她常會教妹妹們唱歌、跳舞。個性中帶點「雞婆」的性格、喜歡替別人想的奐均,希望別人能表現得更好,因此常對妹妹們有所要求,但妹妹們對她這位大姊卻非常服氣!或陷N是這份天生對自我的要求吧,讓奐均成為爸媽眼中不需要太費心的孩子,她總是有自己的想法,獨立又會安排自己的生活。對於這一點,奐均也有同感: 爸媽常說我是勤勞認真的學生,我想我是帶點完美主義傾向的人,總是很認真地做學校的末牷A除非把末珧筆飽A不然是不會去吃飯或玩耍的。因此,我常想,我是那種極度自律,很容易給自己壓力的人,即使別人對我的要求並沒有這麼高,我還是會鞭策自己成為最好的、最優秀的。我從小就相當獨立,上了小學之後,我不讓媽媽陪我走路去上學。媽媽告訴我,她總是得偷偷地跟著我,有時為了怕被我發現,還得躲在路燈後面,只為了要確定我是不是真的安全到了學校。 在生命中,有一件事是我一直深深感恩的,那就是:我總是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是如何地被深愛著。是的,我一直確信自已被愛。我還記得,每天爸爸下班回來後,我們三個小蘿蔔頭總是歡欣鼓舞地迎上前去,圍在他身邊,讓他知道,我們有多麼愛他。 媽媽則是個很溫柔的人,她總是有著好脾氣與善良的心。阿嬤和我的關係則是非常特別的,我可能是她最疼愛的孫子,這可不是我在吹噓喔!打從我出生那一天起,她就完全地參與我的生命與成長,她不但在我生病時照顧我、餵我吃藥,還常和我一起玩,不管去哪哩,都喜歡帶著我,她是虔誠的佛教徒,常會帶我去寺廟燒香、拜佛。而妹妹們則是我最好的玩伴,除了唱歌、跳舞外,我們也常在一起做末牷B看卡通、喝我們最喜歡喝的巧克力牛奶。 阿嬤、爸爸、媽媽、兩個雙胞胎妹妹,奐均在信義路上的家一直是這樣充滿了愛與歡笑。然而,這樣的家在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後,卻彷彿一瞬間變得遙不可及了。 悲劇的發生 我八歲那年,台灣正經歷政治上的大變動,整個國家處在戒嚴法之下,人民充滿恐懼。我父親是一位人權運動者,政府當局非常痛恨他,因為他參與地下刊物出版運作等爭取民主的行為,將他關在監獄裡。他被抓一天後,大人們告訴我,他當兵去了。然而,對一個幼小敏銳的心靈而言,我已經感覺到事情很不對勁了。 兩個多月後,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那天,事情發生了,而這件事,永遠改變了我們的生命。 那天我放學後走路回家,到了家門口,習慣性地按門鈴,奇怪的是竟然沒有人來應門,我按了又按,然後在門前台階上坐下來等人來應門。過了很久,門開了,一個陌生人走了出來,我很習慣家裡常有我不認識的客人來,所以並不以為意,我走了進去,一個勁兒地往自已房間走去,心裡只想著快點把沉重的書包放下來。 當我進到房間,還來不及放下書包,突然間我不自覺地側了一下身子,我相信這是來自上帝的警告,正當這個陌生人拿著刀子朝我刺過來時,我正好側了身子,使得背上的書包擋住刀子,如果當時我沒有側身,這第一刀一定使我當場斃命。之後,他又朝我砍了七、八刀,我聽到阿嬤走進大門來叫我的聲音,這個男人將我反鎖在房裡,然後,朝外走向阿嬤,我聽到阿嬤的尖叫聲:「奐均!奐均l」我想應聲,卻虛弱得發不出任何聲音,我不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後來知道阿嬤身上被插了十三刀當場死亡。直到那一天,我才深刻地了解到阿嬤有多麼地愛我,因為她死前仍不斷地呼喚著我的名字──奐均。 事情發生之時,媽媽正在監獄探望爸爸,她打電話回家一直沒有人接,因此非常擔心,就要爸爸當時的秘書來家裡看看。這位秘書來的時候,發現我躺在爸媽的床上,我告訴她有小偷,而且我很渴,她用手帕沾了些水給我,然後打電話叫救護車。我在醫院裡躺了很久,感謝神,我活下來了。 當我被送到醫院的時候,存活機率並不高。醫師們大概也很害怕照料我,因為他們知道我是誰,也知道二月二十八日這個日子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但是,過了好幾年之後,我才知道當時有一群人跪在主面前為我禱告,我相信,上帝當時垂聽了他們的禱告。感謝上帝的恩典,我活下來了。 媽媽試著不讓我知道這個恐怖事件,那時電視上常會有插播出現,要大家一旦知道任何有關林宅血案的消息,就打某個專線電話報案。然而,為了怕我知道,只要電視上一出現這個插播,就會有人站起來轉台。 我永遠不再哭了 當小奐均被送到醫院之後,一些關心林家的朋友陸續趕來,其中還有釵h基督徒透過電話,拜託牧長及弟兄姊妹們為奐均禱告。就在急救手術進行之際,鄭兒玉牧師也趕來了,他看到不知所措的親友,就勇敢地站出來帶他們禱告,雖然大部分的人不是基督徒,但在鄭牧師的帶領下,大家都安靜下來,同心懇求慈悲的天父憐憫,伸出全能的聖手來醫治這位林家僅存的骨肉,並用他慈愛的聖手來安慰、扶持林先生夫婦。 當天不知道有多少人為這件事在上帝面前流痍═謄咩i!很奇妙地,手術順利完成。更奇妙的是,病危的奐均漸漸地好轉了,連主治醫師都說:「奐均的痊癒康復是一大奇蹟!」 當時奐均的父親因血案發生而交保治喪,從小奐均和爸爸最親近也最像,所以當小奐均看到從「美國」回來的爸爸時,終於笑了,眼睛也亮了起來。 「爸爸!我好了以後,要和妹妹去六福村玩。」 「爸爸,我不要回去鄉下,那裡沒有學校。」 「我要像爸爸一樣勇敢!」聽到這個劫後餘生的小生命所發出的單純心願,大人們的眼眾ㄖ啎ㄕ篲麭騿A然而,不論略籉p何奔流,這個苦難卻是硬生生地橫在面前,無可迴避了。 雖然黑夜終究會過去,但噩夢卻仍然盤據在心頭。然而,大家卻從這個勇敢的小女孩身上感受到無比的生命力。悲傷依然,苦難還沒有過去,看到那張洋溢著信任的小臉,每個人心裡都在想,這孩子的明日將會如何? 為了不讓奐均遭受更大的打擊,大人們都不敢將真相告訴她,交保治喪的林先生與幾近崩潰的林太太只有強忍著心中苦楚,到病房陪她唱歌、說故事。當時林太太心疼地想著,奐均想和妹妹們一起到六福村的願望如何能夠實現啊?她還不知道這輩子她已經沒有辦法和妹妹到任何地方去了。 手術清醒後的奐均,第一句話不是問壞人為什麼要殺她,而是擔心她沒去上課,老師會不會生氣?末珨陘ㄓW別人怎麼辦?病中的奐均,收到了來自國內外如雪片般的慰問函和禮物,每一信、每一字、每一物都包涵了社會大眾給予她真正的關心與愛心,奐均的生命就是這些愛心的累積…… 奐均在眾人的關照下出院了,但是她的安全一直受到高度的保護。療傷期間,奐均的生活天地只限於宜蘭外公家的樓上,除了和表兄妹玩耍外,就是玩牌、下棋和看書,為了讓她高興,警察阿姨都故意玩牌輸她。奐均很愛看書,看得天塌下來也不管,有時候眼睛都看紅了,媽媽勸她少看也不聽。沒事時,就趴在窗口看來往的人群,尤其愛看上下學的小朋友,她知道自己的命運已經被判定和別的小朋友不一樣了,但她從來不吵、不問,只乖乖地聽從大家的吩咐。 偶爾奐均實在忍不住到樓下去蹓達,警察阿姨都隨身陪伴。那陣子她膽子也特別小,怕見生人,怕見刀子,半夜裡經常從噩夢中驚醒,哭泣不已,問她怕什麼,她又什麼都不說,只有等林先生去看她時,她才會非常高興地和林先生撒嬌。林先生總是和她一起做體操,要她多鍛鍊身體,深恐她原本瘦弱的身體會因足不出戶而更加瘦弱。當林家人努力為這個殘缺的家,編織另一個新的活下去的團圓夢時,卻又因為林先生再度被拘押而破滅了。每當奐均問起爸爸為什麼不來看她了,林太太只好再編謊話說是爸爸當兵去了。 後來拗不過她的請求,林太太就帶她到軍法處去探望林先生,軍法處特地讓她們父女相見,奐均看見爸爸理個光頭,旁邊又站滿了穿制服的阿兵哥,她就深信不疑,以為爸爸真的當兵去了,每當有旁人問她爸爸的消息,她會立刻回答,爸爸當兵去了,理個光頭好好玩,還有兩個禮拜才回來。而兩個禮拜過去了,兩個月也過去了,對於奐均「爸爸當兵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回來」的問話,林太太也只能無語問蒼天 奐均的身體慢慢康復了,除了問「爸爸當兵到底什麼時候回來」之外,也開始問起阿嬤和妹妹們到哪裡去了…… 我知道一定有些事情不對勁,但是我也知道不應該問太多。不過有時候實在忍不住,就問:妹妹們和阿嬤到哪裡去了?親戚們常會含糊地說些她們去某處度假等的話搪塞過去。現在,每當我想到當時的情形,便能體會到媽媽聽到這些問話的時候,是多麼傷心欲絕了。 大約過了四個月,有一天,媽媽終於把我帶到房間,告訴我妹妹們和阿嬤都已經不在了。那個下午,我哭了又哭,只是不停她哭泣,我好後悔自己從來沒有真正地珍惜跟她們在一起的時間,我多麼盼望能再有一些時間,哪怕是五分鐘也好,就只是讓我擁抱著她們,告訴她們我有多愛她們。我哭了好幾個小時,在哭過之後,我這樣對自己發誓:我永遠都不會再哭了。為了爸媽,我一定要堅強起來。那時候,我大概只有八歲多快要九歲的年紀,但我真的下定這樣的決心。 果然,有好幾年的時間,我都沒有再哭泣,我封閉起自己的心,變得更獨立,但是我的心卻開始有了仇恨與苦痛。雖然很年幼,但我的心中卻出現了復仇的念頭。有時,我躺在床上難以入眠,試著要想起那個兇手的長相,我想要記住他的臉,等到有一天我長大了,我要親手殺了他,為我的家人報仇。 得知真相的奐均,把房門關起來,躲在棉被痛哭了好久、好久,誰喊她也不理睬。這天過後,她又像沒事似的,卻絕口不提阿嬤如何如何……,妹妹如何如何……。林太太心疼她,帶她去台大醫院尋求精神科醫師的協助,但醫生們也不敢觸及她的傷痛處。表面上她雖然慢慢地恢復平常孩子該有的生活,然而,昔日那天真、活潑、毫無恐懼的笑顏如何才能找得回來呢?事件發主時,正就讀幸安國小二年級。 從一個外表文靜、乖巧,實際上卻活潑、喜歡參加各種學校活動、一見到人就禮貌地微笑的孩子,到看見陌生人就會怕,不喜歡和陌生人接觸,對人有著明顯的恐懼。無情的利刃不僅曾讓這孩于在生死存亡的邊緣掙扎,更狠狠地刺透了這孩子的心,就算是媽媽努力想要使她回復平常小孩的生活,卻還是無法進入她的內心世界。 事件發生後,奐均轉學到復興小學念三年級,但因為是唯一的目擊證人,學校方面為了保護奐均,就建議林太太幫奐均改名字,因此,奐均在復興小學所使用的名字是「林曉君」。「林曉君」在復興小學成績優異,每科都得到滿分,依學校的習慣,會將成績優異學生的照片和名字貼在公佈欄,但為了奐均的安全,也只得作罷。此外,女警二十四小時跟隨在身邊,凡事要與奐均見面、說話的人,都必須登記,而且女警每天都送奐均到校門口,林太太為了讓奐均能與一般孩子一樣,便央請女警只要將奐均送上校車即可此,但即使是如此,旁人還是無法接近奐均,使她連想要結交同年齡的玩伴都幾乎是天方夜譚,奐均的童年在血案的陰霾下再度蒙上孤獨的魅影。 暫時獲得交保治喪的林先生在五月再度被捕。一九八一年,身心遭受重創的林先生在獄中決心不讓奐均和太太繼續生活在恐懼中,不讓女兒在這染了家人鮮血的土地上面對眾人異樣的眼光,無法像平常孩子一樣生活,所以堅持要林太太帶奐均到美國去,希望奐均能在沒有包袱的新環境中長大。 當時台灣還在戒嚴時期,林太太多次申請出國都被駁回,當局通過她們母女的申請時,卻又完全沒有給她們一點準備的時間,一九八一年八月,奐均和媽媽就匆匆赴美了。而在籌劃赴美時,林家因為經歷林先生繫獄、血案發生等事件,實在沒有經濟能力出國。為此,林太太決定賣掉住在信義路的房子。然而,因為是「凶宅」的緣故,房子一直賣不出去,在長老教會兄姊奔走籌募之下,才將信義路命案現場改建為義光教會,見證了在流血之地散播上帝的愛與盼望。
張炎憲:從歷史反省 獲致社會改革力量讓228成為台灣共同遺產 張炎憲:從歷史反省 獲致社會改革力量 釵h人至今仍抗拒還原真相 彭顯鈞◎《自由時報》記者專訪 長期研究二二八歷史的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昨天表示,台灣社會對二二八的認識不夠,甚至以過於簡化的角度看待二二八,以致二二八尚未成為台灣社會共同的歷史文化遺產,也未從這個歷史事件中獲得足夠的反省並獲致改革的動力。 他強調,今日的台灣人民應該嚴肅省思二二八所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從人權、法治及民主等價值,反思台灣社會今日的問題,讓二二八事件所衍生的文化意識,成為今日維護台灣未來生存發展的力量。因此,二二八當天舉辦社會運動,就是要從歷史反省中獲得社會改革的力量,也是台灣「回復正常社會」的必要過程。張炎憲為日本東京大學博士,長期鑽研台灣史,尤其是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更有深入的研究。 張炎憲表示,從現今的眼光回顧二二八事件,可從三個層面探討其中的意象: 第一、當時的統治者未經公開審判,即任意抓人甚至處決,是嚴重侵犯人身、思想及言論的作為,也顯示當時的政權有計畫地鎮壓、屠殺台灣人民,使得當時的台灣社會損失大量社會菁英,台灣歷史文化發生中斷。 第二、事件後,出現了海外台獨路線,以及島內的民主運動。 第三、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人民,尤其是受難家屬,長期籠罩在恐怖肅殺的氣氛中,並成為台灣社會最大的禁忌,不能公開談論、研究,也埋下台灣族群長期失和的深層原因。 張炎憲指出,台灣社會歷經一九八○年代展開一連串的「平反運動」,逐漸還給二二八事件應有的歷史地位,在台灣社會走向自由化及民主化的同時,亦即台灣社會在「回復正常社會」的過程中,讓二二八事件獲得歷史重新解釋的機會。 張炎憲表示,這個「回復正常社會」的過程仍在持續進行,很遺憾的是,「二二八事件這個歷史經驗,尚未成為台灣社會的共同現象和共同的歷史文化,釵h人至今仍在抗拒真相的還原,也不認為二二八是台灣歷史文化的共有財產」。他強調,由於台灣社會尚未形成對民主、法治、人權等觀念的價值共識,也造成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事件的平反工作,依舊未臻完盡,未來仍有兩個關鍵問題有待落實與深化。 他指出,第一是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問題;第二是台灣人民必須充分了解二二八事件中,人權迫害、政治屠殺、軍事鎮壓的真相與本質,以及當時台灣人民追求民主、法治及人權的精神與付出。張炎憲強調,台灣社會對二二八,或者過去的歷史,欠缺充分的認知與了解,缺乏足夠的反省,無法從歷史事件中獲致共同的歷史文化遺產,台灣社會應嚴肅省思其中的歷史文化意涵,思索今日社會的問題,轉化為今日改革的動力,成為深化民主的力量來源,甚至化為維護台灣生存發展的力量。他強調,歷史責任的追究,對於一個社會歷史文化的反省和形成,是必須的,若無法做到,就無法堅持歷史真相,也將混淆歷史意識,更讓歷史正義和公道無法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