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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憲方式有很多好處，諸如提高台灣人民建立新國家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對世界昭示台灣人民的決心，而且能全面改變現狀，可以完成枝節修正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當然，制憲的主要阻力在於那些不知制憲重要性的人和政黨。不過支持與反對的兩股勢力較勁，今後如選民從各項大選中放棄反對制憲的政治人物，則制定新憲法之路當必會走向坦途。

黃昭堂：中華民國憲法充滿欺騙性，中華民國及憲法都不是主權獨立國家的產物在這種架構下修憲結果當然也不會是主權獨立。 (文/林朝億，原載2004-06-07台灣日報) 陳總統520就職演說時，不再提公投制憲，台獨聯盟主席、國策顧問黃昭堂接受訪問時指出，他相信陳總統是因選舉贏的票數太少，加上他想要作為一個全民總統，才會修正他選前的主張；至於陳總統提出的憲改工程，他相當悲觀說，除非是一些藍綠都認為沒有爭議的部分才可能通過；既然通過的是一些沒有爭議的條文，那麼對於解決台灣的國家問題而言，當然也就沒有任何幫助。 當全民總統不再提制憲 黃昭堂分析，公投制憲確實是李前總統挺扁重要原因。競選期間，陳水扁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也提出這種主張；當他提出後，聽到的人民更認為，這樣的候選人怎麼可以不支持呢？因此陳總統本身也受到鼓舞；不過，他相信，在陳總統內心裡，也是真的認為，台灣非得有一部新憲法不可。 他認為，選後陳總統之所以退縮，並非僅受到美國壓力，而是因為原本預期會大勝，卻僅贏三萬票左右；所以，陳總統才認為，既然要當一個全民總統，總不能執意推行他的政策而已，必須兼顧另一半沒有投票給他的人意見。也就是說，陳總統是顧慮到國內因素，才退縮的，因此，他才不忍批評陳總統選前說的是一套、選後做的又是另一套云云。 讚扁重現實不放棄理想 對於彭明敏教授認為，陳總統520談話後，正名運動的前途「相當渺茫」說法，黃昭堂說，從運動的角度看，一個運動者不能認為，運動必須先保證100％的成功\後，才要去做；只要相信這是對台灣好的堅持，就該去做，而且要有信心認為，只要繼續努力下去，就會成功\。 就這點而言，他認為，陳總統本質上是屬於「現實的理想主義者」，較注重現實，不會放棄理想；只是會因為客觀環境的改變，修正的幅度相對於理想主義者來得大多了。 但是對於陳總統提出的修憲程序，黃昭堂卻不抱任何信心。他說，既然要透過任務型國代修憲，那麼高的門檻，憲改主張不能有太大的爭議性才可能通過；但是，一個沒有爭議性的憲改條文通過，對於解決台灣問題，例如台灣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等議題，就完全沒有幫助了。 他說，中華民國這部憲法充滿了欺騙性。中華民國以及她的憲法，都不是法理上的主權獨立國家。4年前就職演說時，陳總統就說，他不會宣佈獨立，既然這麼講，那麼中華民國及這部憲法，都不是主權獨立國家的產物，而現在要在一個非主權獨立國家的憲法架構下修憲，那麼所修出來的結果，當然也不會是主權獨立。 政治庇護法台灣沒必要 最近中國打壓許\文龍，黃昭堂說，他可以理解在資本主義下，台商基於自己的利益決定他的資本流向；加上，二十世紀末期的經濟倫理上也認為，如果要去爭取該地的市場，就應該到當地生產，提供當地就業機會、增加稅收、並促進消費，以符合對方的利益。因此，我們不能認為，台商到中國投資，就是反台灣；許\文龍這樣被中國政府恐嚇，只能說是，中國想要殺雞儆猴；就台灣政府而言，我們實在沒有能力提供保護；如果說，由我們政府制訂法規，要求台商撤資，頂多只能說是反制中國政府的方式之一，就保護台商而言，功\能相當有限。 至於，中國民運分子燕鵬來台尋求政治庇護一事，黃昭堂主張，台灣沒有制訂政治庇護法的必要。他說，雖然扁政府高舉人權立國，甚至主張人權比政府還重要，不過他認為這種講法只是口號而已，畢竟國家的存在，還是比人權來得重要。曾經流亡日本三十多年的黃昭堂，以他親身經驗指出，日本政府也沒有政治庇護法，而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則不斷要求日本將他遣送回台，在日本政府企圖要趕他們回台時，他們這些流亡的運動者，只好遊走法律邊緣，努力讀書，在當地就業，讓日本政府認為，這些有專業能力的人留在日本，對於日本社會而言，是有幫助的。而當時，也有日本的人權團體要求日本政府必須給予他們庇護；不過，日本的回應卻是，日本地狹人稠，如果收留政治犯的話，人口將快速膨脹、無法負擔。加上，日本如果給予他們政治庇護，在外交上會引起對方政府的反制，不符合日本的外交利益。 民運具自發性不應受資助 基於相同的理由，黃昭堂說，從個人的角度，他當然認為應該庇護偷渡來台的政治犯；不過，他還是認為，當台灣的土地是這麼狹小時，離中國又那麼近，根本無法負擔中國的政治庇護；台灣政府當然要從國家利益著眼，能做的僅是協助他們到第三國居住，而不是去制訂一部政治庇護法綁住自己政府的行政權。 台灣政府是否應該提供中國民運人士資金，黃昭堂以他個人的親身經驗加以反對。他說，在日本流亡時期，國民黨也抹黑他們受到CIA的協助；基於相同的邏輯，如果當全世界還是以國家對國家作為互動的主要單位時，中國民運人士接受台灣政府的資金，當然會引起中國人民的反感，民主運動有其自發性，不應該受到外國政府的資助，運動者也該體會，唯有在艱辛的環境下鍛鍊才可能產生高貴的情操。 至於中國如果民主化後，對台灣的威脅性是否會減少，黃昭堂說，這個沒有必然性。民主(Democracy)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兩回事，沒有絕對的必然性；能不能降低對台灣的威脅性，關鍵還是中國人民是否會放棄「大中國」心態以及所跟隨而來的民族主義。頂多只能說，在民主政治體制下，如果要採取軍事行動時，比較會受到人民的約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