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灣周刊記者 文可棋 黃昭堂表示，美國及日本相關報告明確點出，中俄聯合軍演模擬中國攻打台灣的意圖已更為明顯，台灣再不強化國防能力，中國隨時可攻取台灣。 面對中國軍事現代化、武器不斷更新，瞄準台灣的導彈已超過七百枚，「東亞問題」儼然取代「中東問題」成為世界爆發戰爭的熱點，「中國崛起」讓美日至感不安;然而，受到中國武力威脅首當其衝的台灣，卻因國、親、新「親中」政黨惡意杯葛，使得軍購特別預算至今仍躺在躺在立法院動彈不得。 有感民眾日漸嫌惡在野黨不顧國家安全、持續惡鬥，手護台灣大聯盟將於九月二十五日發起「手護台灣大遊行，這場以「加強國防、捍衛台灣」為訴求的大遊行，除有一百多個民間社團自發性參與外，也邀請十分重視此一議題的美日兩國國會議員，來台參加國內外民間團體發起的台灣國家安全座談會，並觀察九二五大遊行。 防衛力弱化 東亞有危機 台獨聯盟主席、手護台灣大聯盟執行召集人黃昭堂接受專訪時透露，在與美方人士接觸過程中，明顯感受到美國學界、智庫、國會議員等對台灣遲遲不通過軍購案的不能理解及不滿情緒，美方人士甚至認為，台灣一味只要求美國保護，想吃免費午餐\的心態，令人難苟同。他雖極力解釋，不是台灣政府不想通過軍購案，而是國親刻意杯葛與抵制，但美方似乎聽不進去「在野黨要負責﹂的說法，美方將責任歸咎於整個台灣，包括執政的民進黨、在野的國親兩黨都要負責。 美國對台灣態度的狐疑，在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訪問美國時已表露無遺，蘇貞昌說，他到美國訪問時，美方對台灣遲遲無法通過軍購案感到困惑，質疑台灣到底有無防衛決心?如果沒有決心，為什麼要幫助台灣?種種跡象表明，美國對台灣因政爭導致軍購預算無法過關，絲毫不感興趣，美國只看結果「過或不過」。目前，軍購預算仍躺在立法院，正好體現台灣不關心自己的國家安全，而台灣防衛力持續弱化勢將影響美日軍事同盟的穩固性，甚至讓東亞區域安全出現漏洞，如此一來，第一島鏈恐有被中國破解危機。 黃昭堂認為，中國武力奪取台灣的野心已是「路人皆知」，中國在東南沿海部署七百枚戰術導彈，已具備攻擊台灣政經要地及軍事基地的能力，近來美國《中國軍力報告》及日本《防衛白皮書》也都明確點出台海均勢已向中國傾斜，中俄聯合軍演中國攻打台灣意圖更為明顯。例如，中俄聯合軍演第二階段登陸戰，把山東半島假想為台灣，黃海看作台灣海峽，派兵從空中降落，是從海空向台灣登陸和著陸作戰，無疑是「攻打台灣」登陸戰;台灣再不強化國防能力，中國隨時可攻取台灣，軍購案一天不通過，就一天天增加中國攻打台灣的誘因，台灣內部不應再為了政治鬥爭，延誤國防大事，二三○○萬人民更應該站出來，向國際表達防衛台灣的堅定信念。 護台大遊行 老帥將演說 黃昭堂表示，他在七、八月間分別訪問日本及美國時。已邀請美日兩國國會議員來台參加加強國防座談會。其中，美國科羅拉多州共和黨眾議員Tam Credo原則答應來台，另也有不少友台的日本自由黨及社民黨眾議員將在九月十一日大選確定當選後來台。黃昭堂說，美日兩國非常關切台灣國家防衛能力及軍購案進度。 至於，外界關切「925手護台灣大遊行」扁李是否同台?黃昭堂指出，該活動是由民間社團發起，總統是國家領袖，宜站在制高點，原則上不會邀請陳總統參加社會運動性質的大遊行，而李登輝前總統是「手護台灣大聯盟總召」，確定會在遊行終點站凱達格蘭大道發表演講。但老人家會不會參加遊行，應尊重李前總統意願;黃昭堂認為，陳總統是「在朝」制高點，李前總統是「在野」制高點，他們與一般人民不同，應考量前後任總統的安全維護、健康狀況及遊行所代表的意義而定，不見得每次遊行都要他們親自下場。 在其他重量級政治人物方面，目前已確定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台聯主席蘇進強將全程參與，許\多民進黨、台聯政治人物也會熱烈響應，社團方面有北社、中、南、東四社、群策會、李友會、手護台灣大聯盟及較不具政治性的台灣公民社等一百多個民間社團都將共襄盛舉。黃昭堂希望，有意競逐二三○○八年總統大位的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能夠出現在遊行隊伍裡面，讓台灣人民更清楚其政治立場，同時，向國際社會強烈表達我們要「保衛家園、保衛台灣」的行動與決心。 「手護台灣大遊行」的活動路線從中正紀念堂出發，沿中山南路、信義路、杭州南路、濟南路，終點是凱達格蘭大道，目前排定在凱達格蘭大道的壓軸大戲將由李前總統發表演說，同時，也規劃邀請其他貴賓說明國家安全及增加國防支出的重要性。 馬態度迂迴 果然不沾鍋 談及是否邀請國親兩黨參加九二五大遊行，黃昭堂說，先前無論正名運動、抑或手護台灣活動，他們都曾邀請國、親、新三黨參加，但都遭拒絕，先前也曾找馬英九，馬的態度是「既不答應、也不回絕」，做法的確和其他人不太一樣;由於這次遊行訴求是「加強國防」，以國親立委在程序委員會動輒予封殺軍購案付委，遑論探討軍購案預算是否合理、有無浮編、哪些武器應優先採購、哪些較不急迫，面對泛藍陣營的惡意杯葛態度，這次遊行不再褸貌性拜會國親新三黨了;黃昭堂並向國親兩黨喊話，如果國防不保，就算拿到中央政權或賺多少錢都沒用，不要再因政黨惡鬥而延誤國防大事，進而影響國家安全。 本文轉載自新台灣周刊493期，2005年9月3日。

賴靜嫻 惠來遺址若真的可以證明台中市至少有四千年的歷史，那麼，市政府所要面臨的應是台灣的歷史與文化保存的「價值」問題，而不是僅將惠來遺址視為十幾億元的土地，陷入高價出售、增加市庫收入的「價格」思考中。 胡志強市長先前積極想要引入古根漢美術館，結局雖是誤會一場，但市民仍然殷切期盼，市府未來能繼續致力於提供更好的休閒藝文空間與文化環境。 所以，惠來遺址有沒有機會成為像台北縣十三行博物館那樣的地標景點，甚至是台灣首屈一指的人類學博物館，而非被草率以文化財來變現，那就要看市府團隊對於惠來遺址的價格與價值認定。 保護文化資產價值的同時，還能夠從中創造經濟效益，是延續文化遺產的最佳途徑。日本的拉麵博物館就是個很好的案例。台灣雖然還在學習，但是從台北縣十三行博物館，以及各地方政府與民間合作的閒置空間再利用計畫，都漸漸看到成果。 因此，對於惠來遺址問題，市府應彙整相關單位與專家學者的意見，廣開公聽會，讓台中市民對於自己的土地有發言機會，才是公平的作為。 （作者為媒體工作人員）

林碧華 最近媒體有台中「惠來遺址」的相關報導，拜讀自由廣場十六日陳國雄先生所寫「惠來遺址，見證台中四千年」的文章後，我也有話要說。 惠來遺址是台中市政府的抵費地，沒有土地徵收的問題，如果能在原址重現台中地區四千年來文化、生活的面貌，不僅能重建台灣歷史，對於台中文化城美名幾乎可說是「無價再生」。如果台中市政府可以編列預算，補助因經營古根漢美術館每年產生的虧損三億元，那就應該可以另找財源而保留惠來遺址的抵費地。況且惠來遺址又在市區內，全世界真的很難得再找到如此便捷的「尋根之旅」。 文建會最近極力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如果惠來遺址能現址保存，不論是建博物館或是遺址公園，所產生的周邊經濟效益，不會少於古根漢美術館。看看台北縣十三行博物館興建後，帶動「左岸」繁榮，成為八里新地標，就是很好的借鏡。胡志強市長何不學學蘇貞昌？ 希望文建會和台中市政府能有更積極的計劃，保護珍貴文化資產，不要讓市民有「不作為」的質疑！（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顏利真 昨天在「自由廣場」上讀到台中市民陳國雄先生的大作 – 「惠來遺址，見證台中四千年」(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jun/16/today-o5.htm)，內心感到非常振奮！因為，同樣身為台中市民的我，終於找到著力點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唉，實在是因為媒體報導，台中市的治安是全國最差的，這讓我頓時感到身為台中市民的悲哀與無奈。再這麼下去，台中究竟還能剩下什麼？台中還有希望嗎？這個城市的根在哪裡？ 身為老師，我常苦於不知道帶孩子到哪去做課外教學，除了「國立科學博物館」、「國立台中美術館」以外，在市區內，我真的已經「扁嘸輪」（台語，意即變不出花樣）了。而今，欣聞陳先生建議將惠來遺址規劃為博物館，設立「惠來遺址公園」，內心感到無比振奮！因為將來我又多了一處課外教學的「活教室」，而且我們全體市民也可以開始作「文化扎根」的工作。 要改變台中，就要從建設「惠來遺址公園」做起，讓我們全體市民一齊動起來，嚴格監督台中市政府，密切關心此案的發展，絕對不容許他們「吃案」，不容許市政府對於自己土地上活生生的歷史遺跡視若無睹。（作者為高中教師）

邱乾順 貴報「自由廣場」刊登「惠來遺址，見證台中四千年」(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jun/16/today-o5.htm)，讀來令人心酸。如此珍貴的台灣先民歷史文化資產，台中市政府竟以「該地（惠民段一四四號抵費地）價值匪淺，不宜指定為遺址保存區」，否決陳先生提議的設立惠來遺址公園。 可悲的是，四千年的歷史文化資產，竟然抵不過一塊地皮的價值。胡志強市長肯花費二百億元巨資蓋一座古根漢美術館，引進外來文化，對本土的文化遺跡，卻吝於區區十幾億的地皮，更何況該筆土地屬市政府，不用花費一毛錢即可保留遺址，花費一至二億元即可設立「惠來遺址公園」，建立惠來博物館，規劃教學區、出土文物展示區、步道參觀區、遺址保護區、現象復原區等，豐富台中城市文化歷史，發展文化產業與商機。 我們相當懷疑，為何胡市長視本土數千年的文化資產如敝屣，卻尊崇外來古根漢？是出於輕視台灣本土的文化，或對文化價值的無知？台中市由過去令人驕傲的文化城，淪喪為今日被揶揄的風化城，成為全國治安最差的城市，讓市民蒙羞。身為惠來遺址旁的居民，我們憂心市政府不但不保留惠來遺址，而以充實市庫之名將土地出售，造成社區附近之色情八大行業更加猖獗，治安更敗壞，市民更無法安居。（作者為惠來遺址旁居民）

陳國雄 台中市民 台灣的歷史不只四百年，四百年信史之前的台灣史前文化不是不存在，只是在既有的教育及文化體系中故意被忽略。從兩、三萬年前以來，台灣就一直有人類存在的事實，但令人心酸的是，很少人知道這些歷史脈絡。 過去的威權統治者為了捏造「台灣自古是中國一部分」的神話，刻意掩蓋與中國根本無關的史前歷史，使得我們對史前先民的歷史記憶幾乎一片空白。然而在三年前，在台中市七期重劃區發現了大約四千年前史前遺跡的惠來遺址，出土文物有兩千年前與東南亞互通貿易的証據，以及和東部地區先民互通的器物，足證當時先民與東南諸島及台灣本島東岸之間的往來密切。此外，惠來遺址出土的文化層，與大甲、龍井鄉（大肚台地）等史前遺址的文物也互有關聯。從各項出土文物來研判，都足以證實台中市是一座擁有四千年歷史的城市。因此，惠來遺址的保存、挖掘及研究，對於了解居住在古早台中的先民生活，以及探索台灣史前歷史的脈絡，都極為重要，使我們有機會重建殘破不堪的台灣史前歷史。 自從惠來遺址區發現先民遺物之後，旋即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於民國九十一年七月開始進行挖掘，並於去年三月底提出《惠來里遺址試掘期末報告》。根據報告指出，台中市政府所屬的一四四號抵費地，保存情況相當好，而且至少有三層至四層文化，如果指定為市級古蹟，進行局部現址保留，其文化期相的代表性，對文化資產保存及鄉土教育，都具有極為正面的意義。此外，報告的結論也提出明確建議，將惠來遺址規劃為現址博物館。因此，如果將一四四號抵費地指定為遺址保存區，設立「惠來遺址公園」，並妥善規劃教學區、出土文物展示區、步道參觀區、遺址保護區、現象復原區等，使其成為活生生的鄉土文化歷史教室，不但是台中市學童最好的鄉土文史教學參觀地，也能成為吸引全台各地學童及觀光客參訪的文教景點。這對台中市的都市發展及附近地段的商機，皆具正面意義。 筆者曾經當面請教中央研究院考古中心執行長劉益昌教授，得知惠來遺址內涵所反映的人類文化內涵，代表中部地區史前文化的重要發展階段，其珍貴性及重要性，都不下於台北市的圓山、芝山岩以及台北縣八里鄉的十三行遺址，尤其是惠來遺址位處交通便捷的市區內，有利於吸引各地人士前來參訪，增加社會與學校教育的可及性，這是台灣各處考古遺址中特有的優勢，如果妥善規劃，必將成為台中市極具特色的文化景點。 但令人遺憾的是，面對如此珍貴的文化資產，台中市政府從來未將惠來遺址認定為遺址類型的古蹟，也不願指定遺址的保存區，因而使得這個重建台灣史前歷史的難得機會，眼看著將被抹殺掉，而漠視遺址保存的台中市政府，也很可能會成為本土文化、本土歷史的劊子手。 筆者不忍眼睜睜看到無可取代的文化資產遭受漠視，於三月二十三日夥同十二位關心文化的市民，依法向台中市政府提報惠來遺址區內惠民段一四四號抵費地為遺址保存區。事隔兩個月，日前接獲市府回函表示，該地因價值匪淺，不宜指定為遺址保存區。 其實筆者提報之遺址保存區，迄今已陸續開挖出十七具俯身骨骸，證實該區確為先民之生活聚落區，保存價值不容置疑，且考古遺址有其在地不可取代的特性，遺址之保存應採現址保存方式，實乃不爭的道理。然而台中市政府卻將土地價格及文化資產之保存價值混為一談，擅自認定不宜指定為遺址保存區，未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七條進行必要之審查作業程序，對文化資產保存構成「不作為」之疏失。因此，依照今年二月五日總統明令公佈新修訂的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一百零一條之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的文建會理應出面代行處理，以維護珍貴的文化資產。 保存本土文化遺產比進口外來文化更重要、更優先，這是文化界人盡皆知的道理。然而台中市政府以地價匪淺為由，認定不宜指定為遺址保存區，令人極感悲哀。猶記胡志強市長為了引進外來文化的古根漢美術館，寧願耗資兩百億巨款，其中也向中央政府力爭補助款五十億，至今該計畫煙消雲散，成為地方笑柄。反觀目前市價僅約十四億的惠來遺址區一四四號抵費地，在炒作古根漢美術館之前的地價不到七億，面對珍貴性無可取代的本土文化遺產，台中市政府卻不願現址保存，令人匪夷所思。 惠來遺址出土的原住民文物及骨骸，年代大約相當於古代中國的夏朝到唐宋時期。試問，如果惠來遺址的出土遺物為唐宋文物及聚落，台中市政府會以地價匪淺來排斥現址保存嗎？大家捫心自問，面對與中國無關的原住民文物及本土的歷史記憶，我們是否一向缺乏溫柔的態度？ 台灣只有一個，歷史只有一次。沒有遺蹟遺物，本土的歷史根源就被剷除。善以外交手段從事市政建設的胡志強市長，寧願花費兩百億，企圖引進外來的古根漢美術館，卻不願把本土固有的惠來遺址指定為遺址保存區，近日則跑去北京推銷太陽餅、鳳梨酥，難道胡市長認為口食甜點比文化遺址更吸引觀光客嗎？ 過去台中市有文化城的美譽，現在卻人人戲稱風化城，最膾炙人口的是位於惠來遺址區內的六星、七星級汽車旅館。我們不禁要問，這就是台中市民自我期許的城市特色嗎？大家都知道一個簡單的道理，有什麼樣的市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漠視本土文化資產保存的市府團隊，台中市民還要繼續支持嗎？這是重視文化關懷的台中市民所必須深思的課題。 在經濟掛帥的社會裡，文化的呼聲總是非常微弱，但是微弱的聲音不見得道理不堅強。猶記劉益昌教授去年在台中圖書館演講時的一段話，「一座偉大的城市要有自己的城市歷史，而惠來遺址是我們已知最能代表台中市歷史的開端」，這兩句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際之中。放眼台北市正在規劃自己的城市歷史博物館，南端的高雄市已經有了，而台中市呢？台中市政府不會感到汗顏嗎？在此，我們不得不以沉痛的心情呼籲台中市政府，請溫柔地對待自己城市的歷史記憶；同時也要提醒有榮譽感的台中市民，站出來維護自己城市的文化資產，是一項責無旁貸的使命。

顏利真 高中教師 昨天，一個應屆畢業生回來學校看我，隔日後的今天，我的心卻還在隱隱作痛…… 為何作痛？原因在於，這位學生告訴我：「老師，我對我們那天的畢業典禮好失望喔，我們一生只有一次的高中畢業典禮，就這樣被毀了…….。」這段突如其來的話語，聽在我耳裏，使我心如刀割……因為，我覺得，身為一個老師，我實在愧對我的學生。 事情是這樣的：上個星期五，是我們學校的畢業典禮，然而這個畢業典禮卻是十足地令人失望……。為何失望呢？因為它是一個再典型不過的「制式」畢業典禮了，依例：諸長先上台致辭，接著是大多數學生都不認識的、這三年中只在今天才出現的「陌生貴賓」的致詞，最後則是行禮如儀的頒發各項獎項，奏樂，就此結束。試問：以上這些「罐頭流程」，會教人感動嗎？誰才是畢業典禮上的「主體」呢？「主體」──學生，究竟被擺放在什麼位置呢？這暴露出我們當今的教育仍是充滿「威權」的──它對「教育威權」的強調，遠過於它對「教育人權」的重視，唉，每想至此，實在令人搖頭嘆息…… 再回顧在典禮進行的過程中，絕大多數的學生心情，是浮躁的；近二千人的會場中不時有一片低啞啞的聲音在窸窸窣窣地震動著，大家──都在「熬」。然而，事實上，我相信絕大多的學生，都不願去糟蹋這樣一場典禮，他們都在期待著「被感動」、「被流淚」，「被」誰呢？被「自己」與「學校」。可是，完全落空。想請問：我們的教育主管單位是否感受得到學生這份深切的期待呢？我們的教育是否真的沉痾已重，重到無法思考、無法創新，無法給學生一個真正屬於「人」（而不是「機器」）的教育呢？人，是要被感動、期待被感動的，我們似乎忘了這個最初的「心聲」；唯有感動的淚水，才真正交融學生與學校之間的情感的，這就是生命教育──珍視、感恩這個培育你的環境；再擴大之，就是「人」與「土地」之間的感情了。 從參加完那場「不忍卒睹」的畢業典禮後，這幾天我不停地在思索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到底給了學生什麼？是的，我們到底給了學生什麼？心，還在作痛！

謝立建 博士班研究生 想起北京三里屯昂貴酒吧裡的高幹子弟，揮霍地搶購價昂的拍賣畫以炫燿財富並騷擾台上的sexy女歌手，再看著眼前露宿零下氣溫的街頭乞丐，以及深夜還得忍凍叫賣橘子的小販，我的心為著中國的窮人哭泣，同樣身為人，金字塔頂端的命貴者腦滿腸肥、恣意揮霍，而命賤者凍死街頭、無人聞問，這是個沒有公義地方！更可悲的是，他們永遠不知道為什麼窮。 前不久我有機緣到中國數個月，就刻意走訪大江南北，以印證所讀所聞，特別是媒體所製造的「中國印象」，所以一路從廣東、廣西–>湖南–>上海–>北京，走訪城市與農村、沿海與內地、南方與北方，以求更客觀地認識這個國家。此次同行的三人都有同樣的感受：「活在台灣真是幸福，值得加倍珍惜」，因為任何人的直觀感受就是台灣與中國絕對是「兩個國家」，不僅是硬體建築設備的差距而已，軟體的思想文化更是無法相容，是活在台灣無法想像的，在中國的日子裡，每天都隨時有「下巴掉下來」的錯愕經驗。 我這篇文章將從自身的、軟性的旅遊經驗出發，理論性的論述我已經先後發表過，故不在此重複。我寫這篇文章並不是想醜化中國，事實上，我也遇到一些有關懷、有熱情的中國人，包括商人、公務員、建築師、醫師、少數民族、退休軍官…，其中有一些不知道我是台灣人，他們的親身經歷使我實地感受到中國嚴重的貧富不均、三農問題、薪資結構、相對剝奪感、關係與紅包文化、人口問題、醫療制度、對台認知、民族主義…。他們與我分享中國的真實樣貌，豐富了我旅程的見聞，我感謝他們，也祝福中國人民有一天也能真正感受民主、自由的滋味。台灣是華人世界數年歷史下唯一走上民主道路的國家，中國領導人如果真具有歷史的睿智與良知，就應該leave Taiwan alone，讓台灣這個華人世界唯一的民主寶藏保存下來，帶動其他華人世界的希望。雖然如此，我也知道，國家的生存並不能建立在敵人的慈悲之上，國際的現實就是power決定國際格局與國家命運。 有的人認為中國不需要了解，只要對抗、保持距離即可，但我認為了解中國可以讓我們更堅定未來並且以智取勝。以下我就將此行的觀感，包括中國的制度、社會現象、生活環境、社會問題等，好的壞的都儘量客觀地呈現，希望大家突破統派媒體的美化，進一步了解中國；最後，本文將討論中國對台與對日的策略以及台灣的因應之道。 初到中國北京之時，乍看處處寬廣的八線車道與六米寬的人行道，加上宏偉的建築，與古色古香的古蹟，會覺得中國大城市甚至比台灣更進步更壯闊，等到深入走訪，尤其是與當地居民生活，才真正感受到台灣與中國真是天淵之別，絕對是台灣人無法想像的。但如果像台灣的媒體與高官入住三星級以上的飯店，看的是中國政府刻意製造的樣版，是無法知道中國人生活真相的。中國政府也怕外國人看到真實的一面，故法律規定外國人還有台胞必須住在專給外國人居住的旅館之中。 一、怪制度與怪現象 (一) 審批制度：在中國的控制，最令我厭惡的就是「審批制度」，有權力者可以利用層層關卡的審核批准，來達到控制，沒有權力的百姓往往要「求爺爺、告奶奶」，這種審批處處存在，泛濫到不行，我在中國只是用個圖書館、查個很普通資料，常常就要「單位介紹信」，一天要一張，令人抓狂；其它的審批，小的像接待外賓、授予獎學金，大者如戶口遷移、出國留學等都要上級審批，過不過關都是看「領導」的心情與交情，非常「人治」色彩，「領導」這次幫忙並不代表下次也會過關，沒有客觀標準可依循，是典型的「初級社會」表徵，與「民主」與「法治」相違，這是我們在台灣無法想像的情況。「審批」使人民辦事常常需要打通無數環節，也是造成「紅包文化」與「關係文化」的成因之一。中國的「人治」造成「關係文化」，「關係文化」又造成了「階層」與尊卑的來源，造成沒有效率的巴結奉承與貪腐「尋租」。到了這裡，我特別慶幸我們台灣人出國留學並不需要「求爺爺、告奶奶」。 (二) 關係至上：我在中國接觸到一些台商們，他們大多因在台灣產業轉型之後，失去競爭力而轉投資，以房地產為例，從訪談的台商得知自1990年代後，台灣房地產市場冷卻，他們不得不思考出路，但是能在中國存活下來的只有十之一或二，必須以「關係」才能漸漸打開市場，方法是讓中國特權子弟插乾股，負責「關係」網的攏絡，而台商則提供專業、做苦工，但是若有了「關係」，投資就可順利，遇到的投資困難也會被「上面」排除。在「關係」遊戲當中，吃飯、紅包、送禮、特權是當然的要素，正如「中國即將崩潰」的作者章家敦所言「革命已成了請客吃飯」，每到要審批重大項目的季節，總是大宴小宴吃不完，腦滿腸肥，口袋更肥。 (三) 資訊控制：這一點，大家早已耳熟能詳，但是去了當地，我才知道中國除了學術網路(.edu.tw)之外，根本不能連上台灣 (.tw) 的網路，也看不到台、港、澳與其他外國報紙，除非有「介紹信」；除了平面資訊之外，很多中國人提醒我，所有「出國」與外國進來的電話、信函、e-mail都不能保密（受到監控），難怪中國友人在電話與信函中，總是謹慎少話。電視新聞更是八股教條，阿諛奉承，報喜不報憂，還停留在1950年代以前的台灣，當然也不會有SNG現場畫面，如此控制到底在怕什麼？我們同行者都認為共黨是怕真相揭露之後，人民將會知道共產政權有多醜惡腐化，共產政權將不保。 (四) 共黨控制：共黨組織滲透到每個角落，特別是知識精英的校園，共產黨的指令貫徹甚為徹底，我這次有機緣去觀察某校園黨委主辦的勞動服務，觀察其黨組織與官僚體系運行，我發現這種定期舉辦的勞動充滿了很濃的官僚味，因為這種勞動乃未刻意製造「紀錄」，以為校園精英未來入黨或升官的審核之用，十分虛假表面，樣版味很強；此間我也看到台灣赴中國唸書、積極往中共官場巴結發展的台大學長，充滿官僚味與賣台行為，彷彿看到另一位未來政協委員的台灣代表的誕生，邪善之間的界限巧妙地在這裡轉移，真是令人感慨良多。共黨政令的傳達也很有效率，拿日本政府通過右翼教科書所引發的幾波反日遊行來說，我發現大部分的校園學生都很清楚共黨對歷次遊行的贊/反態度，並且也大多服從，避免惹事，典型中國人。中國的各種遊行規模，其實共黨都有能力決定，只有1999的法輪功除外，而這也是法輪功日後慘遭迫害的原因。 (五) 亂收費與亂攤派：台灣的公園與圖書館等諸多的公共設施大多是由政府提撥預算、建設，然後鼓勵眾人免費使用，乃是廣義的社會福利的一環，即使要收費的博物館也很便宜，但是這種台灣印象讓我到了中國非常難適應，因為中國的所有的圖書館、公園，甚至廟宇都要收費，博物館更不用說，甚至門口付費進到裡面之後，還有各種關卡，必須額外再加收費用的項目，連圖書館都有這種情形，圖書館內的列印與影印因為壟斷而比台灣更貴，整個的公共設施比較像是國營的營利單位，不知所得只有台灣十分之一不到的中國人如何負擔得起，原來他們的研究生就乾脆不印書也少買書，而用電腦拷貝或用手抄寫，感覺中國人真的很可憐，知識是有錢人才能負擔的，也很佩服他們作學問的刻苦。 前不久看到「解放軍報」提到，要正視軍中亂募款的問題，原來阿兵哥常常在領到薪水袋的時候就發現薪水已經因各種捐款而被扣除部份，強制捐款，各種捐款攤派名目繁多，不勝負荷。 在亂收費方面，有外國觀光客的地方收費更貴，好似要西方觀光客無盡地償還列強侵略中國的債，是西方本來就欠中國一般；最令人錯愕的是連神佛之地的廟堂也成為了「廟店」，入門就要收門票，進去解籤詩、點香都有公定價，還有對於「特別有福分」的信眾，還要花上百的人民幣獻「龍柱香」，收費的名堂之多，令人瞠目結舌。以前早有聽說中國有「亂收費」、「亂攤派」的問題，親身經驗到，體驗更深刻。 中國人數千年來世世代代都把希望寄託在一個「明君」的出現，能仁民愛物、民胞物與，只可惜這種希望多如空中樓閣，集行政、立法、司法於一權的專制結果，缺乏權力分立與制衡監督，使歷史長夜盡是貪官污吏、紅包關係，包青天不過是海邊偶見的一粒細沙，中國人民在強烈的控制之下，眼盲、耳聾、口啞，一代又一代，卑微無力，全然不知西方人民早已用數百年的鮮血換來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普世寶藏。 二、生活環境 (一) 污染︰中國電視新聞裡常常談到是如何讓百姓喝到「放心水」、聞到「放心空氣」、吃到「放心油」、「放心肉」、「放心菜」等，讓人見識到中國污染問題之嚴重。空氣方面，內蒙過度開發導致的沙塵暴，使天空、草木與整個環境總是灰濛濛，第一次浸洗衣服的沙塵水的確讓我驚訝，沙塵暴發生時，約一個block之外，就已經看不清楚，連呼吸都不自由; 我們甚至曾經過濃煙密佈的區域，直覺是發生大火，詢問之下才知道是火力發電廠，因為技術低以至燃燒不完全，故遠望像大火濃煙，像這般惡劣的環境附近都住著不少人，令人感到黎民百姓生命的卑賤。另外在水的部份，很多地方都有飲用水質不佳的問題，我們初到就被告誡說即使超市買到的礦泉水也有可能是「不放心水」。 (二) 衛生：這個主題將會令人很不舒服，此行我去中國最大的震撼來自於中國人的衛生觀念，尤其是吐痰，我在北京住宅區行走時約20分鐘以內必會看到這樣的動作，而且不只一般百姓如此、蹬著高跟鞋的時髦女子如此，連高等教育的國立大學學生也會如此，而且動作之自然，真是令人-「下巴掉下來」，地上滿是乾的、半乾的、新的…，難怪聽人家說，到了中國走路時常常要「凌波微步」。我看著中央電視台新聞裡報導著肺結核流行的消息，想著公寓樓梯貼著「請把痰吐在樓道 (樓梯) 外面」的標語，以及日日咳嗽不停的鄰居，我的內心真想尖叫，好想趕快回到台灣，一個安全的所在，我所求不多，只求免疫力夠強地離開這個疫區。中國人這般的衛生習慣，一旦有呼吸道的傳染病，後果必不堪設想，加上中國新聞習於封鎖，國人必須嚴防，特別是未來禽流感可能的變型。 我去過埃及、印尼、馬來西亞等開發中國家，但百思不解為何中國在衛生方面令人吒舌的程度堪稱世界第一，現在想想那餐廳剛發下的筷子與杯子上還留有的食物殘渣 (那裡的竹筷較貴故較少使用)、油膩膩的桌子、亂扔的地面、滿是菸蒂燒痕的油膩托盤、乘客不洗澡而發臭到令人作嘔的地鐵車廂、沒有門的廁所、就是有門也不關的廁所文化，真是覺得-活在台灣好幸福!! 至少我不需在回家的第一時間先用酒精徹底消毒鞋底，奇怪的是這些現象從未在台灣媒體中呈現，使我一到中國極度適應不良。 (三) 居住與設備：我這次去，曾經住在中國的中產階級社區，一個月一萬台幣的一層公寓，在當地已算相當不錯了，可是仍令我感到意外的是-社區內沒有路燈、公寓樓梯不點燈 (只有可維持一分鐘的觸摸燈)、用電是預付的插卡制 (度數不夠時會瞬間停電、一片漆黑)、寒冬未過就關閉社區暖氣等。那我不禁懷疑那些月入500人民幣的服務員要如何生活？原來低收入者只能數十人擠住在一間公寓，分上下舖，所租的就是那個床位而已，沒有客廳，沒有陽台，早上等個狹小的洗手間要等上半小時，農村入城的民工更可憐，數十人擠在一間陰暗髒亂的房間，日復一日，令人不禁為他們生命的卑微感到無限可憐。到郊區，我看到很多沒有安裝窗戶的房子也有擠住著人。那鄉村呢，沒有自來水，沒有電的狹小骯髒的土磚房或是竹屋就是所居；友人的小孩住雲南大學的宿舍，七層樓沒有自來水，天天要提水爬上七層樓…，活在台灣真幸福。 至於設備，在圖書館用電腦的時候，遇到當機、網路塞車、故障、簡陋等問題而令人氣結是很正常的。我也親身經歷過在行駛途中，後車廂突然冒濃煙起火的「公交車」(公車)；而我朋友在往瀋陽的火車上，時值冬天零下氣溫，臥舖車廂因為暖氣故障，全車廂有一半乘客因而感冒。我甚至看到「解放軍報」的文章在討論要「軍中理髮問題」談到，軍隊的理髮設備陳舊落後，故理髮時常常變成「拔髮」，令人不可思議，也令人質疑解放軍的戰力。在設備這一點上，我很佩服中國人生命的韌力。 三、社會問題 (一) 人口問題：首先是男女比例的失衡，因為中國的「一胎化」政策結果，大家拼命想生男不生女，使得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加上都市女子一心想攀嫁外商，未來中國將有很多男子娶不到老婆的社會問題，而女子因為少數，故流行腳踏多條船，然後再選一條最好的船。但是在這一點上也產生一個優點-使中國女性地位提高，中國兩性平權程度比之其他亞洲國家算是相當進步，女性與男性相競爭時絲毫不遜色，大城裡的男子常常要負責廚房家務，這在台灣倒是少見。 其次是中國人口過多的問題，隨便一個河南省就有9千多萬人，據估計，中國環境能負荷的極限人口量是15~16億，但是依目前來看，中國的人口規模在21世紀的中葉將達到17~18億，也就是說，未來中國要面臨勞動力供給大大超過需求，結果是大量的失業，剩餘勞動力的安置，將是未來中國政府最嚴峻的考驗；而且，因教育不夠普及，人口素質低落，使得人口問題無比沉重。我的印象中，只要吃飯時間一到，再大的食堂與餐廳總是人山人海，一位難求，也因為人多，機會相對少，中國人就養成「爭」的習慣，爭餐廳、爭車位、爭工作、爭獎學金…，必須很凶悍才行。我最錯愕的經驗是看到上海地鐵與北京公交車站裡，車一到，壯漢一馬當先，男女老少推擠成一團、差點絆倒的難堪場面；還有歐式自助餐廳內，雞腿一端上來，三、四個壯漢蜂擁而上，20秒內搶奪光光，無恥地無視其他用餐者的眼光，這是我一輩子也未見過的場景，對陌生人沒有體恤，這是個沒有愛、弱肉強食的社會。 (二) 貧富不均：剛到中國的震撼印象之一就是乞丐眾多，北京寬闊的街道上，每一個block都會有一個天橋，每一個天橋上，多會有一名乞丐，不管零下低溫、炎熱暑夏。火車站附近更是眾多流民與乞丐的聚集地，偷竊頻繁，令人無法一分鬆懈，我在等臥舖火車 (比較高級的車廂) 進站的時間裡，約每隔5到10分鐘，就有人向我們伸手要錢，很多派小孩、老人來乞討以贏取同情。 學術上，依據世界銀行的分析，中國在1981年時的Gini指數為0.281，表示相當平均，是均貧；但是依中國人民大學的調查，到了1994年，其城鄉之間的Gini已經竄升到0.434，到達危險區域；而中國政府的統計數據一向都被質疑為過度保守，但即使到了2000年，中國官方的統計資料亦顯示其Gini指數已經超過了0.4的警戒線了，表示社會充滿緊張。這樣貧富不均的現象，使農村貧困的剩餘的勞力大量轉移到城市。中國4億多的農村人口中，就有1.6億的剩餘勞動力，而且還每年增加中，剩餘的勞力很多時候會流向城市，成為所謂的「民工潮」，未來城市要如何消化天文數字般的民工潮，是根本難題。失業的民工潮成為流民，帶來犯罪、黑社會組織猖獗、黑色經濟活動與黑社會勃興等問題。 (三) 三農問題：是指農民、農村與農業問題 中國農村的絕對貧窮人口從1978年的2.6億減少到1998年的4.2千萬人，再到2001年的3000萬人，約只佔農村人口的3%，獲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然而如果依據世界銀行的每天一塊美金的購買力作標準，則中國貧困人口還有1億多，雖然中國政府編列脫貧計畫的預算，但要使這些偏遠地區的文盲脫貧將是非常困難的工作。 另外，農村的惡勢力猖獗，農民不堪負荷：古老的農村有鄉紳統治的格局，過去毛澤東時代，農村則有人民公社與生產大隊這一類的組織，隨著改革開放，原有的組織解體，農村經驗到「非組織化」的狀態，因為社會控制類型的多元化，傳統的宗法組織和地方惡勢力趁機填補真空，造成地方惡勢力的興起，甚至有幹部與惡勢力合作的「黑白合流」的現象，鄉村成為「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惡勢力範圍，亂收費、亂罰款、亂集資、亂攤派等問題嚴重，強徵報歛，農民不堪負荷，使每年農村的暴動達到數萬件，中國領導人意識到情況嚴峻，故今年免除了農民的稅捐，只可惜農資趁勢上漲，農民並未享受到免稅的成果，但是農村對免稅的制度有很大的迴響。 其次，鄉鎮政府財政危機。鄉鎮政府是中國大陸農村地區的最低一級的政府，可以說是中國政府體系的基礎，但因為幹部貪腐、冗員過多、管理混亂，這個基礎目前正被嚴重的財政問題所困擾，舉步維艱。以安徽省為例，截至1998年底，全省鄉鎮政府債務總額為59.23億元，平均每個鄉鎮負債303.91萬元。很多鄉鎮已經好幾個月發不出教師與幹部的工資了。加入WTO之後又將使農村問題雪上加霜。 […]

鄭祺耀 企業界人士 面對當今台灣政治熱潮，大街小巷、販夫走卒各個均能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地評論及分析一番，其熱度有若股市之過熱投入則必有崩盤的一天，令人擔心不已。 老一輩的住民經歷過戰前、戰後的異幟、兩蔣時代的恐怖及李、陳時期的混亂繁榮（Thriving in Chaos），人民對自由、民主、人權爭取的辛酸，若以經濟社會發展的背景原由觀之，則久居國外的民運人士與土生土長的民運之士理想目標或許一致，然而投入的辛酸、歷程則不一，殊難評估或評價達成政黨輪替的貢獻。 今春某民運名嘴立委批評某媒體民粹名嘴為微小螞蟻時，令筆者頗為訝異及感傷。螞蟻者，具有我人類所不及的合作精神及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特性，它在通過與其身長一樣大小的夾溝時，會自動構跨屈身當橋，好讓其他螞蟻順利通過，犧牲的小螞蟻前仆後繼，這是貪生怕死的人類所望塵莫及的。試想台灣二次大戰後的人口約六百萬，它有若六百萬隻小螞蟻經過一甲子後的今天，已成長到二千三百萬的螞蟻。2000年、2004年台灣政權的變天，不正是這些具有本土意識及共識（Identity）的螞蟻表現。 這群生活在台灣的螞蟻，表現出其獨特的倫理道德、正義、信實的熱誠。1965年筆者為美商工作已居廠長之職，但心懷台灣，擬辭職為台商工作，但並沒拍拍屁股走人，而自動給原服務單位一年的準備時間，使美國佬印象深刻。1971年台灣螞蟻收到美國經台灣美國銀行BOA通知之信用狀（L/C），金額約美金一百萬元（1971年的台灣國民所得為美金410元，若押匯豈不是一大筆財富？），經與BOA確認無誤。其實是客戶多寫了一個零，於是趕緊通知客戶請其修正，此舉讓美銀及客戶盛讚台灣螞蟻的正直與誠實。凡此為台灣奠定舉世最可信賴的基石之舉不正是經濟奇績的要因嗎？ 2001年的911事件時筆者旅外在英倫，臨時放棄本需赴美的開會行程改為歸台。機上鄰座是位英商，在聊天之後得知其來台採購小五金，筆者提醒台灣強在機電及IT產業，勞力密集產業不再具競爭力。對方回稱：台灣商人始可靠，交台商處理就放心了，聞後深感慰藉。如此不勝枚舉的事例，創造出台灣螞蟻的本質，樸直且實在，相較予過路客心態而不知台灣本土價值與目標的藍色禿鷹，只知挖掘淹腳目的台灣財寶、傷害台灣，孰輕孰重？ 台灣的傳統阿嬤希望兒孫「成人」（台語），不希望兒孫禽獸不如的偉大傳統家教。從數百年前直到百年前日據時期的普及教育，本已提昇人文氣質到某一稱許的水準。奈何過去一甲子的學校與社會教育扭曲了傳統的價值觀，獨讓家庭教育挑「成人」的大樑。人之異於禽獸乃因人＝動物＋（家庭＋學校＋社會）教育。無奈學校與社會教育的失敗而需重建，不正是刻不容緩的課題及有識之士的職責嗎？ 「成人」者乃社會國家的人力資源，其潛力的發揮有賴自由、民主、人權為基石，台灣辛酸爭取建造到現今不能說沒有成果，但仍待努力提造共識（identity）的展望。台灣螞蟻的展望不正是過去所謂「只能做不能說」的內心期許嗎？它是深藏在人人的核心價值和核心目標。此兩者價值與目標相加辨識核心意識型態；此乃太極中的陰極。它有若太空中的北極星，航海中的指標。至於吾人在航行中，期待達成的一個美夢則屬陽極，這個美夢很大、很困難，非得有很大的勇氣、花很長的時間去克服否則無以達成。陰陽兩極的運行並進，普世價值與核心意識型態，加上吾人美夢之擘劃與實踐，不正是知識份子的責任嗎？ 知識份子不一定是高學歷者，它是具有自己的專業，相信自我的專業及秉持敬業精神，服務於人群社會，並深切地關心社區及社會國家。當發現社區、社會國家有不當之事時，會跳出來邀集眾人革新、革命，去解決及克服問題的人士便是知識份子。此刻的台灣不正是缺乏許多這樣的知識份子，來宣導我們應有的核心意識型態及美夢的達成嗎？但願有識之士不再沉默，而都能站出來變成知識份子，而不淪為僅止於批評分析於販夫走卒，則台灣必然光明磊落很快凌駕瑞士，變成世界上最美麗的寶島國家不是嗎？

莊承業 今年台灣的颱風季節來得早，四月初國民黨江丙坤到中國交涉連戰訪問中國，敲定四月廿六日啟程。接著宋楚瑜不甘落後，於五月五日也登陸訪問。前後一個半月的政治颱風，把台灣吹得東倒西歪，連阿扁總統也招架乏力。台灣的地理正好座落於颱風地帶，很巧也是列強必爭之地。相信台灣人有足夠的信心和毅力來克服這次連宋颱風所造成的破壞。 這次連宋颱風帶給我們什麼樣的認識和啟示。我們有必要深一層的瞭解。 一、連宋的迴光返照 一個病人長期的掙扎，在將近走完這段人生的旅程時，常會有迴光返照的現象發生。通常的情況下，旁邊的親友會很興高采烈，認為病情會有好轉，可是經驗豐富的醫生會馬上診斷，此位病人快走到盡頭了。 我們首先要瞭解連宋都是專制體制下成長，輝煌騰達。他們的思性方式一直停留在那個框框裡。連宋知道他們窮途末路的困境，竟然異想天開，認為利用朝貢的機會「風光」一下，可以死灰復燃。他們忘了台灣已經是民主社會了，二次總統都落選，還有第三次機會嗎？江丙坤玩弄的「連戰連任主席」的續集會成功嗎？登陸訪問不可能加分，再過二個月，只好鞠躬下台。 宋楚瑜一向是單槍匹馬闖天下，他能順利組成「親民黨」算是好運氣。現在大牌立委李慶華和邱毅宣佈退黨，他不但沒規勸，反而一副煞無其事地說「要走的就走吧！」老宋現在有中共撐腰，李慶華算老幾？他沒想到骨牌效應，當更多的立委離開親民黨時，他的舞台在哪裡？這不是日落西山的景象嗎？ 二、魔術家的騙術 胡錦濤、連戰和宋楚瑜是目前台海兩邊手段高明的魔術家。他們彼此也知道他們都是騙術的玩家。 胡錦濤充分瞭解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的內容。這個決議文很清楚地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這是國際上公認的決定」。胡錦濤在任何情況下都會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可是在連宋面前，閉口不談，好像沒這件事一樣。中國共產黨最邪惡的就是口是心非。中共對台商的優惠條件，故意在連宋面前提出來，這種騙術的確高明。 談到連戰的騙術更好玩。他常常自傲地說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可是在中國時，他變成啞巴了。更可笑的是過去四、五十年來台灣人民奮鬥出來的自由民主的價值，他卻說那是「民粹運動」。更高明的騙術「台獨人民」不是「台灣人民」。連戰被統煤的宣傳和民調害死了也不知道。他提出來的「堅持和平，創造兩贏」中共聽得進去嗎？ 宋楚瑜一直相信統煤的民調。二次總統大選前，泛藍都佔上風，怪不得他會說出「台灣意識」不是「台獨意識」。他學到中共的宣傳祕訣「謊言說了一千次就變成真話」。他的新口號「兩岸一中」，讓台灣的泛藍見到曙光。中華民國已經在國際上消失了，「兩岸一中」的底線還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的中國。沒想到聰明的宋楚瑜竟然想出這樣劣貨的騙術。 以看魔術的心情看連宋颱風是可以原諒，但是不可受騙。 三、歷史的角度 連宋的智囊團以為此次的登陸活動會變成歷史性的事件。真的嗎？一位敗軍之將向敵軍叩頭，算是一種光彩嗎？站在未來的歷史角度來看這件事，又是怎麼一回事呢？有一天台灣離開中國真正獨立了，這件事充其量只是茶餘飯後的題材，不會在歷史上登上大雅。萬一有一天台灣不幸落入中共之手，中國的歷史是由中國人執筆，中共一定會霸佔一切的功勞，怎麼可能讓敗軍分享呢？很可惜，聰明反被聰明誤，連宋二人無法洞察細微。 四、台灣的主流意識 連宋颱風是否對台灣意識造成傷害？剛好相反。筆者相信一定助長了台灣意識的高漲。這句話是怎麼說的？ 　　國民黨執政時，還記得所謂「軍公教三合一的鐵票」嗎？過去二次總統選舉，民進黨贏得很辛苦。主要原因是這一批鐵票繼續發酵，在感情上仍然支持國民黨。現在連戰的底牌揭露了，多少人還會相信去年連宋表演的「吻台灣土地」的一場戲嗎？這批鐵票人士會開始思考，跟國民黨走，就是把自己的子孫送給中共。這樣對嗎？連宋颱風正好是一瓶強烈的清醒酒。只要我們下一點遊說的工夫，鐵票將開始崩潰了。 繼續做國民黨的黨員是一件光榮的事嗎？除了有本身的利益關係外，其他的黨員硬著頭皮當傻瓜嗎？我們應該建議台聯黨或手護台灣大聯盟積極鼓吹「國民黨黨員退黨運動」，相信會對國民黨造成致命的打擊。 五、決戰之日──二00八年總統大選 胡連宋三個人最怕的是台灣選民手中的選票。胡錦濤更怕台灣二00八年總統大選，所以他利用連宋來擾亂台灣的選民。連宋颱風已經過境了，我們要好好利用「連宋颱風」的真相，以螞蟻雄兵的精神，向自己的親友遊說。二00八年總統大選時，民進黨能衝出百分之七十五的選票，這一天真正向全世界宣佈「台灣國誕生了」。

莊秋雄 前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副主席及中央委員 台灣獨立聯盟（簡稱WUFI）在台灣很少人敢挑戰外來政權的50/60白色恐怖年代成立，借流亡方式、以「倒蔣建台」的革命口號，繼續奮鬥了50年。這期間有不少人士像史明、彭明敏、辜寬敏、黃昭堂等大老都曾奮力參與過，黃昭堂甚且還是現任的主席。這是台灣史上未曾有過的事蹟，很有歷史意義，其成立50週年，實在值得聚會慶祝。但是「慶祝」離「慶功」還是很遙遠。 當時提出的運動目標是「運用所有手段以推翻蔣家外來政權、建立自由民主的新台灣」，今日看來、雖然獨立建國的終極目標尚未完成，這項「事實獨立」的目標，可以說已經大部份完成了。今日所剩下的就是在中國的吞併威脅下，整合台灣住民的建國意識，向國際社會爭取台灣的「法理獨立」地位而己，這項艱巨的任務是無法靠WUFI來完成的。 本人的WUFI生涯大約有40年，自66年加入到96年有病自美國本部副主席退任算是積極參與的前30年。退任後較有時間與年輕朋友交往，也偶而寫文章批判時政。現在回顧WUFI生涯，至少體會到兩層矛盾，第一層矛盾是咱無怨無悔也無賞的參與運動，間接使蔣家倒台，也使今日台灣享有民主自由，可是這民主自由反而成為咱的統派對手繼續「賣台」的護身符。第二層矛盾是咱少年時冒險拚革命，陷入黑名單而不得歸鄉，但列我們入黑名單的抓扒仔像宋楚瑜(新聞、網站)、馬英九等職業學生，留完學馬上回台當官，到今日還繼續享受權貴，我們回鄉時則已近老年，有點難適應新社會(前主席的例子)。但這些矛盾只不過是歷史時空的錯置而已，我們不但甘願承受，更是為整個運動的成就感到光榮。 聯盟個性難與台灣政團競爭 66年加入WUFI前身UFAI時，當時所有參與運動的思考與行動都是起革命的「地下鬥爭」路線。嚴守機密被無限上綱的重視，有時甚至演出外行人假裝內行的可笑作為，也可說很悲憤。因此無形中培養出不很重視人際的「聯盟文化」及不善於宣揚的「盟員個性」，(審閱拙文「台獨聯盟在美國運作的檢討」，收錄於前衛出版社出版的「海外遊子台獨夢－續」158頁)。到80年代後期、台灣島內的民主運動逐漸澎湃起來以後，咱WUFI的運動觀也自然的增加了「公開鬥爭」路線，終於在91年以「總體戰」的路線遷盟回台。但這「聯盟文化」、這「聯盟個性」多少仍延傳到今日，使遷台後的WUFI在「公開鬥爭」方面很難與台灣的其他政治團體競爭。 早期「台獨運動」的力量來源是「台灣民族主義」的熱情，今日的年輕人可能少有這種堅強的熱情，我際遇的很多年輕朋友當中，真正具有這種熱情的恐怕只遇過一兩位。雖然WUFI一直很注重老、中、青的結合，也是抗不住逐漸老化的趨勢。台灣的民眾好像也與此類似，426到桃園機場抗議連戰訪中的深綠群眾(應是較激烈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很多是七、八十歲的老阿伯。媒體在訪問獨派人士時、也似乎只剩下「大老」可以訪問。下面試舉兩個例子來說明一下目前台灣社會對「台灣民族主義」的「代溝」。 第一例：最近遇到攝製「跳舞時代」紀錄片的簡偉斯小姐(80年代曾在Columbus的OSU念電影製作)，她雖有堅定的台灣意識，但觀念上確已與我們的脫節。她認為阿扁若能去中國與胡錦濤平起平坐將是一樁好事，我則說尊重台灣主權不要再打壓台灣外交空間更重要。她與我辯論後並沒說服我，但我也未必說服她。她介紹我念5/5/05中國時報一篇呂華維(6年級生的國會助理)寫的一篇「自由才是重要道路」的文章，說該文很代表今日「運動世代」的想法。該文雖然肯定像史明先生那種異於政客般對台灣的責任與使命，可是並不贊同史明的試圖攔截連戰的訪中，認為是在妨礙他人自由，因為「自由才是重要道路」。該文繼續暗喻，說連戰在中國所講的21世紀富強的中華民族是一個重要特色，而台灣的民族主義所欲反映的，就只是一個弱小國家所期望擁有「自決」的權力而已，隱隱之中有不認同台灣民族主義的傾向。 台灣意識與年輕一代有代溝 第二例：記得97年WUFI在SanDiego舉辦一個228五十週年紀念學會，民進黨（新聞、網站）的年輕學者楊長鎮先生就發表了〈中國無法忍受她的門口有敵對的台灣，就如同美國無法忍受她的門口有敵對的古巴〉的論文。不久前楊長鎮以民進黨的資源製作了一片49年蔣幫撤退來台時太平輪沈船悲劇的紀錄片，其同情「外省族群」過去逃難的悲慘值得肯定，可惜該片沒有很誠實的點出這些受難者多的是社會資產特權階級。在真正的台灣意識還在被嚴重扭曲的當前，資源有限的民進黨汲汲於同情「外省族群」，是否有點類似阿扁不事先與支持者先溝通，就汲汲於進行「扁宋會」相似？楊長鎮最近曾被考慮入閣客委會，時間將繼續催化像楊長鎮這種想法的民進黨新世代成為將來的主流。 上面舉出這兩個例子，只是在說明今日台灣年輕一代的「運動者」，他(她)們認同的「台灣意識」與我們所認同的已有代溝。或許李登輝(新聞、網站)及陳水扁近日來的路線爭議也與這代溝有關吧。有這種代溝，我才在開頭講「台灣獨立建國的目標無法靠WUFI來完成」。更加努力的溝通將是未來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重要路線。 最後，我想再說明一點，咱是以咱所熟悉的「台灣民族主義」做武器，完成了「倒蔣建台」這第一階段的目標，再下去第二階段的「獨立建國」顯然必須要由較年輕的一代用他們的武器去完成。今日他(她)們的「武器」似乎只有「民主」「自由」，他們運動的「熱情」似乎只剩下「不願被中共統治」。這種「武器」、這類「熱情」，是否足以抵抗中國的吞併威脅，尚待我們深刻的溝通、討論與觀察。

侯榮邦 台獨聯盟財務長 　　台中縣私立修平技術學院十二日舉行畢業典禮，事先邀請中國山東理工大學學術交流訪問團觀禮，豈料為了迎合八位中國客人，在一千五百餘人師生家長面前當場拆下「國旗」、「國父遺像」，中國人士才肯進入會場。 　　儘管校方辯解這是基於兩岸學術交流的禮貌，和矮化國格無關，校方絕對沒有矮化國旗的意味，更未涉及愛不愛國的問題。無論如何，令人不可思議，而無法容忍的是身為辦學人竟然喪失教育者應有的理念與主體性，如此自我降低國格，喪失尊嚴。正如教育部長杜正勝所說，這對學生是最壞的示範，也突顯辦學者的國家認同與最根本的民主教育理念，產生嚴重的問題。 　　值得欣慰的是事後有畢業生表示，當時感到身為台灣人好可憐，學術交流需要搞的這麼卑微嗎？為何一定要邀請中國人士參加，甚至做出矮化國格的事來，實在要不得。有像這種後起之秀，台灣應該還有希望。 　　筆者於二○○二年曾以「醜陋的中國客人」為題投稿媒體，其主要內容為：預定六月十七日到台東縣議會拜訪的中國四川省教育學會訪問團，因要求議會卸下大廳懸掛國旗，遭台東縣議會拒絕，竟然在未告知議會的情形下取消拜訪行程。過去層次較高的中國訪問團也曾發生類似事件而引起台灣人的公憤，顯然這就是中國自我中心，軟土深掘本質的自我表現。 　　中國四川省的訪問團成員錯覺身處於自國境內，否則豈能對一個主權國家的台灣做出這種不守分際的要求？何況該訪問團是屬於教育界團體，為何最起碼的「作客之道」也不懂？ 　　基於維護國家尊嚴及國格，政府對這種來訪者，無論其為個人或團體，應毅然要求其離境。

張葆源 手護台灣大聯盟制憲專員 6月7日，中華民國憲政史上絕無僅有的任務型國大，以四分之三多數複決通過去年立法院提出的憲法修正案。修憲案的通過，象徵台灣的憲政改革又進入一個新階段，其中最受矚目的變革，就是國會減半和複決入憲。未來，立法委員將由225席減為113席，選制則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至於複決入憲，則是將原本由國民大會行使的複決權轉由公民直接行使，以後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和領土變更案後，均須經由全國選舉人總額過半數之同意，始為通過。 此外，原由國民大會行使的正副總統彈劾權，此次修憲後，亦轉由司法院大法官審理。如此一來，國民大會已完全喪失憲法上的職權，正式走入歷史。 一、五權憲法的內涵發生質變 此次修憲蘊含一個重要意義，就是政權與治權分治的設計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五權憲法的骨幹因而遭受拆解。國民大會的制度，係承襲孫文的「權能區分」理論，他將政府權劃分為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個「治權」，人民則擁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項「政權」；中華民國憲法依其理論設計出國民大會，代表人民行使「政權」、監督「治權」。然而，七次修憲後，國民大會逐步將四項政權還給人民，首先是被卸除正副總統的選舉、罷免二權，繼則被剝奪憲法修正案和領土變更案的複決權；至於創制權，則在「公民投票法」賦予人民針對立法原則和重大政策的創制權後，已經喪失代行該權利的空間。 舉凡受過民主洗禮的人，大概很難再接受國民大會這種間接民主的政治制度。因此，台灣人民在民主化過程中，日漸厭倦國民大會與立法院互相爭權、擴權和自肥的戲碼，從而凝聚成廢除國大的共識，最後連極力維護法統的深藍人士都不得不接受民意的歸趨。 國民大會，曾被視為不可撼動的憲法根基之一，就在這次修憲後被迫退場，除了憲法本文還留存「國民大會」的字眼外，這個國家機關已經完全脫離政治運作的舞台。回首當年，國民黨內的保守派人士和另立門戶的新黨，曾以「捍衛中華民國憲法的完整性」為由抗拒憲改，其姿態何等凜然！氣勢何等雄壯！而今終究必須體察民意，配合廢除這個曾經代表其「法統」的憲法機關。 這個角度觀察，朝野各黨似乎都朝向相對理性的憲政思潮前進，雖然路線有點迂迴。 二、「公投入憲」與「複決入憲」的思辯 任務型國大選舉前夕，民進黨和陳總統頻頻對外宣稱「公投入憲」是這次憲改主軸，以吸引獨派選票。然而，在未加深入說明的情況下，不少人卻誤以為是「公民投票權」的入憲。事實上，這次憲改指涉人民直接行使投票權的條文，是第一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五項和第十二條，其內容係指人民得就立法院提出的憲法修正案和領土變更案進行複決(referendum)之意；亦即，這是一種被動的權利，並非一般人所期待，可針對統獨等國家前途表示意見或主動提案的自決權(self-determination)。 依據一般分類，複決(referendum)雖然可以被歸類在「公民投票」(plebiscite)的範疇之內，惟因台灣人對於「公民投票」的認知，殆已隱含某種「自決權」的喻意，從而若只提出「公投入憲」的概念，卻不縷析其內涵，恐有誤導人民之嫌。 況且，依據「公民投票法」第二條「適用範圍」之規定，全國性公民投票並不包括國號、主權或國家前途等事項。姑不論法律層次的「公民投票法」能否決定人民在超實定法上的權利，惟依現行法制，國家前途等事項確實未納入「公民投票法」之行使標的，從而若將上述概念化約為「公投入憲」，該說法顯不精確。 更弔詭的是，被陳總統視為憲改重點的「公投入憲」，其實是國親陣營率先提出來的主張。因為先前陳總統一直主張「公投制憲」，他認為要通過立法院這一關相當困難，所以主張透過公民投票制定新憲法。當時陳總統還批評國親兩黨提出的「公投入憲」是「超速、超車、危險的飆車行為」，宣稱民進黨的「公投制憲」比較安全。 三、國會減半和選制改革的政治過程 藍綠陣營對於修憲議題雖然互有攻防，但真正觸及政治利益的核心議題，則是立委席次減半的訴求，如果說「國會減半」和「單一選區兩票制」是第七次修憲的焦點所在，也不為過。 2000年修憲，將國民大會職權限縮為任務型國大後，人民轉而對功能不彰的立法院漸感不耐，因此形成一股要求國會減半的社會氣氛；加上2004年總統大選前夕，各黨競相塑造改革者的形象，從而紛紛表態支持國會減半。 當時，雖有不少學者提出不宜貿然減半的呼籲，並指出單一選區兩票制對政黨勢力消長的可能影響，但朝野各黨方向既定，已難回頭。茲將各黨立委針對減少國會議席所提之修憲版本比較如下表： 依據下表，顯示各黨對於國會減半的訴求雖然步調不一，但都朝著精減的方向邁進。立法院通過修憲提案後，各黨競相邀功，紛紛主張自己才是最早提出國會減半的人；然而揆諸事實，該訴求是民進黨吹起的號角，應無疑義。至於採納「單一選區兩票制」的選舉制度，則是在「政府改造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中定案。 去年修憲期間，民進黨和國民黨先後贊成國會減半，台聯黨、親民黨和無黨團結聯盟則抱持不同見解或反對態度，理由如下： (一)台聯黨，一來是民進黨的友軍，二來又必須顧慮未來發展空間，從而採取切割議題的作法。首先支持國會減半，強調自己最先提出國會減半修憲案，但反對單一選區兩票制入憲，認為選舉制度在「選舉罷免法」的層次處理即可。 (二)親民黨雖然是國民黨的友軍，但在政治利益的盤算上，則和台聯黨較為接近；然而親民黨既不支持把席次驟減為113席，也反對單一選區兩票制。 (三)無黨團結聯盟始終反對國會減半，直到任務型國大選前才稍微鬆口，但仍反對將席次減為113席和單一選區。 小黨採取反對立場，影響畢竟有限，戰場的主控權還是握在民進黨和國民黨手中；雙方為贏得總統大選，當然希望在選前完成修憲。但那是迫於形勢的無奈表態，實情則是各有苦衷，甚至各懷鬼胎，修憲過程才會一波三折。因為國會減半將立刻觸及政黨和現任立委的政治利益，大家在心理上難免會有抗拒。 不過木已成舟，況且國會改革是民進黨的一貫主張，從該黨的改革脈絡看來，根本不容退縮，而且背後還有林義雄的道德壓力和社會輿論的監督。至於國民黨，則是深恐被扣上反改革的大帽子，所以加碼跟進。 雖然各有盤算，2004年3月10日，立法院還是初審通過修憲案。不過，由於無黨團結聯盟反對席次減半，要求協商，所以無法在總統大選前完成修憲。修憲案觸礁後，朝野相互指責對方是憲改失敗的罪人；惟若從客觀角度分析，國會減半將使不少現任立委喪失連任優勢，還有單一選區可能對民進黨較不利等顧忌，恐怕才是修憲案無法如期過關的原因。 總統大選後，在社會要求改革的壓力下，立法院終於在2004年8月11日召開臨時會；8月23日，三讀通過國會席次減半、單一選區兩票制等修憲提案。 畢竟是勉強達成的共識，所以任務型國大選舉前夕，台聯黨和親民黨紛紛回歸原先的反對態度。後來，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和新潮流大老林濁水也數度交鋒，互斥對方的理念和誠信。可以預見的是，國會減半雖成定局，但爭議依然餘波盪漾，尤其單一選區兩票制即將牽動的政治地殼變化，後續效應顯然正在發酵。 四、各黨修憲態度的轉變 2001年，第五屆立委選舉結果出爐，民進黨成為國會最大黨，開始展現修憲意圖。2002年1月1日，陳總統在元旦祝詞中表示，修憲範圍應以國會改革或政府改造為限，其他修憲提議，不宜倉促進行。2002年8月14日，民進黨中常會成立「憲改推動小組」，將修憲重點放在國會改革。 2003年9月28日，陳總統在民進黨黨慶大會上表示，民進黨希望在2006年，與2300萬人民共同催生台灣新憲法。2004年5月20日，陳總統強調廢除國大和推動公投入憲，並建議國家主權領土及統獨議題不列入憲改範圍。今年6月7日，任務型國大複決通過修憲案後，府院黨均表示將推動「第二階段憲改」，並強調不會觸及國號、統獨、領土、主權等全民共識較低的部分。 綜觀民進黨和陳總統的憲改態度，雖曾出現不同的議題和說法，但主軸則一直鎖定在國會改革和政府體制上。2003年下半年總統大選前夕，民進黨逐漸加強火力，將「國會改革」做為主要憲改訴求，並成為民進黨批判競爭對手的利器。國民黨為了擺脫反改革的形象，該黨總統候選人連戰終於一改反對新憲法的立場，提出「新憲三部曲」。 平心而論，台聯黨與親民黨並非一開始就贊成修憲案，而是從保留或反對的立場，幾經折衝協商，才投下贊成票。因此，任務型國大選舉期間，贊成修憲的一方痛責反對修憲的一方，逕指對方違背去年的修憲立場就是反改革，甚至指控對方反對所有的修憲案，這種說法似與事實略有出入，而且太過簡化。如果我們仔細比對四年來各黨修憲態度的演變過程，當不致妄下斷語。 此外，朝野各黨對於憲政改革的態度，其實有一個共同特徵，就是見風轉舵的游移性格。尤其，只要對選情有利，各黨更是有志一同；有人若將修憲與改革劃上等號，其他政黨即使百般不願，最後還是跟進，而且加碼下注，企圖超越對方的主張。我們仔細比對剛通過的修憲案，不難發現若干內容正是國民黨的主張，無怪乎反對單一選區制的論述中，就有人直指該案將正中國民黨的下懷。 相對的，民進黨雖然自詡為憲改道路上的旗手，不斷創造議題，並迫使國親接受，惟若選舉受挫，民進黨就會從原來的立場上退縮。所以，2004年12月11日，立委大選受挫後，陳總統就不再提倡「公投制憲」；迄2005年2月24日，陳總統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達成的十點共識中，更明確宣示「憲政改革的推動不涉及國家主權、領土及台海現狀的改變，並依憲法所規定的程序進行修改。」就這樣，制憲派悄悄變成修憲派。 五、迂迴的憲政改革進程 我們不得不承認，1991年後歷次修憲，無疑是不斷拆解中華民國憲法筋肉的政治工程；七次施工結果，憲法的運作實態已經脫離制憲時的原貌。因為不論是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將監察院從國會改為「準司法機關」，乃至97修憲的「凍省」等變革，都是過去保守派人士極力捍衛的終極價值，然而在民主浪潮的沖刷下，中國法統勢力逐漸退潮，台灣主體意識相對抬頭，這些不可變易的「法統」，最後都被瓦解了。 在一連串的瓦解動作後，未來憲改之路又將何去何從？任務型國大複決通過修憲案當天，陳總統立即宣示將推動第二階段憲改，並將籌組「憲改委員會」。他說，此次修憲既然國大都可以廢掉，那未來從五權政府走向三權，或省級政府是否完全廢掉，都可以思考。 陳總統的發言，顯示民進黨現階段確實將憲政改革鎖定在「政府體制」的部份，至於國號、領土等涉及國家認同的議題，暫時不會去碰。雖然如此，國親對於第二階段憲改，還是表明不願捧場，所以陳總統在未來三年任內，能否順利啟動第二階段憲改，正考驗著他的政治智慧。 假設陳總統能順利達成第二階段的憲改目標，並擘劃出良善的政治體制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內容，那我們終究無法迴避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如何解決憲法根源的主權和國家定位問題？屆時陳總統卸任了，民進黨如果繼續執政，接棒者究竟是要制憲呢？還是提出第三階段憲改？或者把這個議題無限推遲下去？

曾韋禎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生 近來台日漁權糾紛，在親中媒體、中國在台社團、急著營造仇日情緒以拉抬黨主席選情的政客合力營造下，釣魚台主權問題似乎被塑造成一場「聖戰」，任何不主張釣魚台屬於中華民國的，立刻有賣國之嫌！然而，媒體大肆宣傳的幾則證據，看在歷史研究者眼中，可真謂是笑話了！ 首先是東森電視台記者倪鴻祥引用林田富教授的觀點，用六個資料來證明釣魚台自古屬於中國領土，不過一一檢視，其中大有可議之處。首先是指明朝鄭和下西洋的《順風相送》航海圖中曾經記載釣魚台，依國際公法的原始發現原則，斷定釣魚台自古屬於中國。這是相當可笑的，依此而論，當時鄭和所記錄的各處，從東南亞到非洲，是不是都屬於中國所有？ 該文又提及明朝嘉靖十三年陳侃所著的《使琉球錄》提及福州至琉球經過釣魚嶼、黃毛嶼、赤尾嶼才算踏出明朝領域，渡海到琉球。這也是大有問題，《使琉球錄》關於這段的記載是：「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尾嶼，目不暇接，一晝夜兼三日之程；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後。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 這清楚說明了，到了古米山才屬於琉球王國領土，並無法反推釣魚嶼、黃毛嶼、過赤嶼（赤尾嶼）屬於中國，而且書中尚提及平嘉山（彭佳嶼），難道平嘉山在明朝就屬於中國領土嗎？關於台灣在明朝以前不屬於中國版圖，周婉窈教授有〈明清文獻中「台灣非明版圖」例證〉一專業論文以供佐證。 文中接續提了三則史料指稱，琉球人、日本人引《使琉球錄》之內容，不將釣魚台列為琉球所有，釣魚台就一定屬於中國嗎？不管是《明史》、《清史稿》，都沒有對於釣魚台的紀錄，連中國官方史冊都未提及釣魚台了，那只能說明釣魚台在明清兩朝是個無主之島，既不屬於中國，也不屬於琉球、日本。 該文最後舉了日治時期，釣魚台被劃分在台北州之下，欲藉此表明釣魚台屬於臺灣。然而，日治時期，不管是臺灣、琉球、日本，都是日本國的領土，當時的釣魚台不管劃在哪邊，都與主權無涉。 釣魚台的主權爭議，是戰後一連串國際條約下的產物，不循戰後的脈絡去探求，只追尋一九四五年前的一切，對於釣魚台主權爭議的釐清毫無幫助。 儘管如此，東森這篇報導仍算言之有據，雖無助於釐清釣魚台主權歸屬之爭議，至少也說明釣魚台在一八九五年以前不屬於琉球，也不屬於日本。 ＴＶＢＳ又拿了一張假諭旨來當釣魚台屬於中國的證據，真是荒謬至極。這是一張慈禧太后，將釣魚台賜封給盛宣懷的諭旨。此張假諭旨，虞正華先生老早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號的歷史月刊考證過了，虞文針對此諭的格式及內容做了考證：皇帝、太后自己寫的上諭，結尾一定不會有「欽此」二字，有「欽此」二字的，是軍機處寫出來的上諭檔，開頭必定為「內閣奉上諭」或是「內閣奉旨」，依此形式來看，此件上諭格式就錯了。 又此上諭的「慈諭」二字理應抬頭，此上諭也沒抬頭，這是極為嚴重的錯誤。在清代的科舉，不管文章寫得再好，該抬頭的地方沒抬，下場就是直接刷掉，三年後再見。 又此諭上的印章文字是「慈禧太后之寶」，在清代，這種公文的印章一定是滿漢文並列，不可能只蓋漢文印璽。在同時代的隨手登記檔（似於公文收發簿）也無刊載此事，可見此諭根本不存在。 最可笑的是，光緒十九年盛宣懷的官職是太常寺少卿，此諭竟寫成「太常寺正卿」，而且清朝也沒有賞賜土地的規矩。 種種跡象都顯示這是一則偽造的史料，筆者也特地去查閱《清史稿》、《清實錄》，皆無此事之記載，這種重大事件，豈有信憑一紙，而毫無其他紀錄？推測此一贗品是在保釣運動方熾時出現的，跟金庸小說《鹿鼎記》的一段釣魚島插曲有異曲同工之妙。ＴＶＢＳ未經詳察，就將七年前已被推翻的假史料如獲至寶地拿來宣傳，足見台灣媒體毫無實證精神的歪風，怪不得媒體會被視為台灣一大亂源。 釣魚台的主權爭議，是戰後才發生的問題。一九四六年的盟軍最高總司令部備忘錄第六六七號，明定將北緯三十度以南之西南諸島，由日本移交聯合國。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和約，釣魚台並未包含在日本放棄領土範圍之內，而是在聯合國託管範圍之內。一九五二年，舊金山和約即將生效時，我國與日本簽定的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中日和約），日本依舊金山和約之內容，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 因為舊金山和約內容不包含釣魚台，釣魚台就沒隨著台灣被轉移到中華民國轄下，當時的蔣介石政權也不以為意，甚至當時發行的地圖都沒列入釣魚台。一九七一年美日簽訂沖繩返還協定，隔年釣魚台被視為琉球群島的一部分歸還日本。 時值台灣在聯合國席次保衛戰之前夕，之前堅定支持台灣的義大利、加拿大也紛與台灣斷交，日本也醞釀在台灣離開聯合國後立刻與中國建交，蔣介石政權正當性產生危機之際，一方面，蔣經國任行政院長後開始拉拔本土俊彥，向內尋求正當性；對外，在當時火熱的保釣運動中，安插職業學生，藉以掌控學生運動，形成一致對外的情緒，更可避免學生運動延燒成對政府的不滿。追根究底，都是蔣介石政權當年的不察，才讓釣魚台落入日本手中。 然而，今天的保釣說辭，完全跳掉戰後這一連串的發展，直接將今天連結到日治時代、清代，甚至明代，絕口不提蔣介石政權所犯之錯，卻強逼政府公然違背國際法規範，對釣魚台採取強硬態度。忽略了台灣今天所處之危機，只見仇日情緒蔓延，為了幾個無人島就動不動「不惜一戰」，卻不見中國對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直接威脅，根本是不符比例原則，更讓人不由得懷疑這群人是否包藏禍心，欲藉此消耗台灣國力。 台日漁權問題，能談判就談判，釣魚台主權問題，能模糊就模糊，畢竟日本是可以講理的國家。漁船作業的問題，應該強制漁船全面安裝ＶＭＳ（Vehicle Monitoring System，漁船船位管理系統），由海巡署定位監控，提醒並避免漁船擅入日本海域作業，沒理由台灣漁船違法在先，還讓國家來幫他們善後。至於油礦問題，相信在釣魚台爭議清楚釐清之前，不管是日本、台灣還是中國，都不會擅自前往開採。 處理釣魚台問題需要的是政治談判的智慧，而非民粹式的叫囂，希望台灣某些政客能夠自我節制，不要淪為中國毀滅台灣的棋子。

彭明敏 台灣人民為著爭取民主自由和人權，長期走過來的崎嶇路途多麼充滿荊棘，所付出的代價多麼血淋淋，展望未來又有無數的試煉和挑戰等著我們。現在中國遍佈飛彈瞄準台灣，急速擴軍，公然威脅以武力併吞台灣，或以商逼統，或在國際上無所不用其極，不但全力壓縮台灣的生存空間，甚至企圖完全消滅民主的台灣。這些固然對於台灣人民構成急切的危險，但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神不知鬼不覺的無形陷阱，不但台灣人民，連國際人士也不知不覺跌入其中，其對台灣人民的民主自由和人權所構成的威脅，並不亞於上述具體的武攻。此所指的是，中國長期在其國內、台灣以及國際宣傳所做的洗腦工作，已經造成觀念和思考上的混淆、誤導和誤信，不能因其抽象隱形，不易觸摸到而低估其對台灣民主自由的致命危險。下面就是其較嚴重者。 「固有領土」和「神聖領土的完整」 中國人硬說台灣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故為維護其「神聖領土的完整」，非把台灣併吞不可。他們把這些話像唸經一般，經常掛在嘴巴上。其實，在國際法或國際關係上，所謂「固有領土」「領土的完整」的概念根本不存在，也無法成立的。地球上沒有一塊土地是天命非屬於某特定國家不可的。人類有史以來，從原始部落以至於近代國家，不論酋長或一國政府，其權力所及的空間（即「領土」）未曾是永恆不變，它會因各種自然或人為的原因而隨時變動，因權勢或國力的興衰，有時擴張，有時縮小，甚至消滅。這是現實，也是常態，更是常識。遠的不談，如羅馬帝國的滅亡、西歐殖民地的獨立、大英帝國的解體、日本帝國的敗亡、蘇聯的崩潰等，都惹起有關國家領土的重大變動，若把地球地圖拿出來，要大家來討論那一塊土地是那一國家的「固有領土」，必會大家吵得怒目咆哮，甚至拔刀相向，還是無法得到一致的結論。就東亞大陸而言，依李筱峰教授的研究，自秦帝國以降的二千二百多年間，列國並立的期間，就有七百三十三年，約佔三分之一長的期間。如果再將先秦的春秋戰國時代許多封建建國並立的時間也統計進來，則列國並立的時間，長達一千二百八十多年，佔百分之四十二的時間，不知所謂「固有領土」從何談起？再來說台灣，荷蘭、西班牙都曾佔領過其一部分，非漢族的清朝，曾宣稱台灣為其領土，卻從未有效統治全島，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清朝有關台灣的對外立場曖昧不定，有時暗示，有時明示台灣不在其版圖之內，一八九五年遂正式「永久」割讓給日本（謂之「花不香、鳥不語、男無義、女無情，棄之可也」）。日本全力建設五十年，並奠定近代化的基礎，使其成為亞洲最進步發達的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被迫「放棄」台灣，由國民黨政府代表聯軍佔領之。非漢族的成吉思汗曾征服了歐亞大陸；朝鮮早在中國漢朝就被併入漢帝國的版圖，被中國「統一」長達四百多年，往後又曾長期為其藩屬，其被漢化的深度和時間不知為台灣的幾倍，但未聞中共主張歐亞大陸或朝鮮為其「固有領土」，而獨厚愛於台灣，台灣人民承擔不起的。（也未聞荷蘭、西班牙、日本等主張台灣為其「固有領土」；若謂台灣男性住民多數祖先來自中國大陸，也未聞中共對新加坡或美洲中國城，提出領土主張）。總之，歷史的現實是領土於國家如生命於個人，有生有死、有盛有衰、有興有亡、有合有分，一如沒有永久的生命，沒有永久不變的領土。要說一塊土地是某特定國家的「固有領土」，非永久屬於該國不可，一如個人祈求在地球上永生，不可得也（Alsace Lorraine-夾在法德兩國之間，因戰爭關係，忽屬德國，忽屬法國，曾成為膾炙人口的歷史故事，亦成為詩歌和文學動人傑作的題材）。與上述同理，所謂要「維護神聖領土的完整」，也是玄虛的幻想。在這二十一世紀的法治人權時代，一個國家現在合法擁有多少領土，它就是只有那些合法領土，不得幻想要去非法霸佔不屬於自己的土地才能實現「領土的完整」（這在國際法上叫做「侵略」）。英國不能也未曾要求收復美國及從前的大英帝國領域，西歐國家不能也未曾要求收回從前的殖民地，日本不能也未曾要求再統治朝鮮和台灣（一個人目前擁有多少地產，即使不滿意，其地產就是那些而已，也不能妄想非法霸佔鄰居才算其「地產的完整」）。中國引用「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上海公報」等，而謂其有「權利」領有台灣，那是胡說，只能欺騙非國際法專家（有必要時當另討論之）。加拿大的一省魁北克，有人要求獨立，並為此舉行公民投票，中央政府則願為此坐下來平心靜氣進行談判，並未狂喊「固有領土」「維護神聖領土的完整」，而在邊界部署數百飛彈威脅之。假定美國的紐約或夏威夷，或日本的九州或北海道，或台灣的台北或澎湖要求獨立，中央政府一定也會坐下來與對方談判，不得也不會以武力彈壓之。再者，加拿大失去魁北克，美國失去紐約或夏威夷，日本失去九州或北海道，台灣失去台北或澎湖，如果這是當地人民的意願，那是至上的，也扯不上這些國家「領土的完整」與否。上述例子和假設還是就目前在實際上構成那些國家領土的一部分者要求獨立而言，台灣的情形則與上述相去十萬八千里。過去一百年，台灣受中國大陸政權所統治的時間不過四年（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而這四年是台灣歷史上台灣人民最悲慘的年月），中共政權一步也未踏上台灣，台灣人民要自由選擇自己的政府，要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決定自己的命運，要享受民主自由和人權，便受中共的武力威脅，理由就是「固有領土」「維護神聖領土完整」一類虛幻迷思。可悲的是，台灣住民當中也有人耽溺於同樣的幻想，呼應中共並為個人利益從事賣台叛國的活動。更令人擔心的，在國際間，甚至有些外國學者專家也不假思索，受這些洗腦宣傳的影響。筆者最近在美國一著名大學與一位相當著名的國際關係教授公開對談，他則一再強調中共非「收復」台灣不可的決心，卻除了「強勢」以外，提不出什麼理由，連著名學者竟也如此，令人感慨不已。 纏著台灣不放的魔咒 「不獨不武」 台灣內外以及一些國際人士，怯於中共來勢洶洶，為避免其侵台，想出自認高明的妥協辦法，則台灣不再主張其主權獨立，中共則答應對台不動武。乍聽之下，似乎合理，實則對台灣極不公平。請看下表： 依右表可見，所謂「不獨不武」，所要的是台灣放棄人民的最高願望和國家的基本目標（Α「主權獨立」），根本否定了台灣存在的基礎（Α），但中共則仍可保持其終極目標（Α「併吞台灣」），僅需放棄其手段之一（Β）而已。依此口號，雙方所應放棄者，層次不同，台灣犧牲其最高理想和生存基礎（Α），中共卻繼續可以保留其最後目標（Α），僅放棄手段之一（Β）而已。如此否定台灣人民的最高理想和生存基礎（Α），而容忍中共繼續保持霸佔台灣的蠻橫企圖（Α），等於令台灣由中共任意擺佈，對台灣人民公平嗎？台灣人民應該接受嗎？ 為了避免因中國侵台而與台灣、美國和日本發生軍事衝突，另一說法就是大家「維持現狀」。乍聽之下，也不無道理。問題是「現狀」是什麼？無人能夠界定，因為台灣與中國之間，其「現狀」不斷在「演變」，未曾「靜止」。在台灣從「反攻大陸、消滅共匪」、「漢賊不兩立」、「長期戒嚴」、「解除戒嚴」、「廢止戡亂條例」、「全面民主化」、「公民投票」、「修憲制憲」，深化民主不斷在進行著；在中國則自文化大革命，共產主義有名無實、發展市場經濟、公布「反分裂法」等，一切也不斷在演變。譬如中國瞄準台灣的飛彈自五百增至八百，建造百艘潛艇，軍隊高科技現代化，這些是否在「變更現狀」呢？台灣總統直選，舉行公投，正名制憲，軍購自衛，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是否在「變更現狀」呢？目前中共也喊應該「維持現狀」，但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威脅中國之情形下，它拚命急速擴軍，顯然其目的是在拖延時間，等到它擁有了強大的軍力，足夠使美軍不敢隨便進入西太平洋作軍事干預時，將以壓倒性軍力，征服台灣，其意圖明顯不過。中國目前贊成「維持現狀」僅是因時機未到而已。時機一到，它必會企圖強行「變更現狀」的。明知之而主張「維持現狀」，其意義何在？值得深思。 「勿挑釁中國」 多數國家，尤其美國，不斷要求台灣不要去「挑釁」中國，已經聽得太多，有點厭煩了。要問的是到底誰在挑釁誰？一國政府不斷急速擴軍，部署數百飛彈（其數目繼續在增加中），全部瞄準台灣，並且一再公然威脅台灣，若不接受其條件就要動武，不知世界上有比此更嚴重的挑釁？（在傳統國際法上，這等於最後通牒，可成開戰的理由causus belli。）事實是台灣做任何事情，若果中國不喜歡，就叫做「挑釁」。台灣深化民主（總統直選、公投、修憲制憲），與外國來往，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要成為國際社會正常成員，軍購自衛，統統被指為「挑釁」。好像台灣只有向中國「無條件投降」才不算「挑釁」（好比有人把槍放在你腦袋上說「若不聽話，就要開槍」，你要制止他不要這樣，就被人罵你在「挑釁」）。有人說中國「反分裂法」是台灣逼出來的，而台灣人民示威抗議是對中國的「挑釁」。若是如此，所有辭典上「挑釁」二字的定義，都需要重新改寫了。 台灣在不到二十年當中，民主化成功，雖然其素質亟待改進，在如此短時間有這種成就，值得驕傲，且得到國際的讚譽，但經過長期的奮鬥及莫大的犧牲才建立起來的民主自由的制度和生活，正在面臨著急切的威脅。現在世界都在注視台灣人民面臨這種挑戰和危機時，到底有無勇氣和能力，起而防衛自己。他們曾經看過芬蘭人民、現在目睹以色列國民，都為維護主權而奮鬥抵抗、壯烈犧牲，也眼見他們深知不自助者得不到他助，不求外國一兵一卒為其流血援助。全球視線已轉向台灣，要知台灣人民有無同樣的覺悟和決心。我們自己也知道，若無那種精神和勇氣，先人們為爭取自由和主權的血淚史和目前享受民主和人權的驕傲，也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

黃天麟 國策顧問 最新一期的經濟統計出來了。但數字真令人洩氣：二○○四年南韓的平均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已經到達一四○九八美元，超過了我國的一三五二九美元，使我國在亞洲四小龍中敬陪末座。韓國可以說是與我國在人口、土地、各種條件都比較接近的鄰國，但過去的一九七○、八○年代，我國的經濟表現一直優於韓國，當一九九二年台灣平均每人ＧＤＰ達一○二七四美元時，南韓還只有七一九三美元，台灣領先南韓達三○八一美元，幾近多了三分之一。但從那年開始，南韓就急起直追，十二年後終於超越了我國。 就在這一年代，台灣的企業家們一直流行著一句經營術語 – 「資源的整合」，他們以此向政府說：「台灣應與大陸的資源整合，才能在國際市場上立於不敗之地。」學術研究單位亦紛紛利用各種「經濟模型」，分析台灣利用中國資源的「互利」與「雙贏」，大力鼓吹西進對我國經濟之助益，形成了台灣這十餘年來的投資中國熱潮。若此理論正確，那麼台灣近十餘年的經濟表現應遠遠跑在第一，讓南韓等國望塵莫及，因為我國對中國之累計投資金額遠遠超越日、美各國，甚至是韓國對中國投資的十多倍之多。可是，實踐後的事實與模型理論相差甚遠，遠遠跑在第一的是被投資國的中國，積極利用中國資源的台灣反而一年不如一年。另一方面，未與中國做積極性「資源整合」的韓國，卻在經濟成長的力道上反敗為勝，出口貿易及國際競爭力之成長都比台灣好，終於後來居上，把台灣拋在後頭。為什麼？ 理由非常明顯，也很簡單。十餘年來我國出口競爭力日趨式微，乃是由於我國產業過度利用中國資源（廉價勞工、便宜的土地），使我國企業得以迴避產業升級及研發之外在壓力，從而延緩了我國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的速度。幸虧，我國於一九九六年還有「戒急用忍」，因而留下了晶圓、鋼鐵、石油裂解、面板（ＴＦＴ – ＬＣＤ）等產業，由於他們不能充分利用中國之資源，只得留在台灣硬著頭皮去創新、升級而有了不錯成果，不然台灣經濟將真不堪設想。 對中國過多之投資（如上述，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投入那麼多的資源到中國，累計應已超過二千億美元，韓國只二百億美元不到），使國內資本形成減緩，勞工需求減少，失業率攀升，壓低了國內消費，當然經濟成長也因此緩慢下來，結果國民所得無法提高。這就是我國一九九二年平均每人ＧＤＰ為一○二七四美元，十二年後還在一三五二九美元，一年平均只增加二七一美元的主要核心因素。（註：南韓平均年增加五七五美元，為我國之二倍多）。 近日我國上市公司瑞智，以購買海外基金的迂迴手法，違規投資東莞瑞萬五金而鬧得滿城風雨。對各方的指責，瑞智公司回應說：「因為瑞智八十％的客戶都已經到中國設廠，瑞智如果沒去中國投資，降低成本，留在台灣早就只有死路一條，但因瑞智對中國投資金額已達公司淨值的四十％上限，採迂迴投資的手法是不得已的。」瑞智的訴苦確實有令人同情之處，也同時道出了當今台灣問題之所在── 即「八十％客戶都已經到中國設廠」。瑞智的經營者可能不知道亦沒察覺「八十％客戶都到中國投資」的現象正是台商「以商逼政」逼出「積極開放，大膽西進」政策的必然結果。「積極開放」使我們在東莞、上海到處都可以看到台商所形成的產業聚落，其規模之大、聚集之完整令人咋舌，也會令人深感「不去確實只有死路一條」。問題是，韓國呢？如上述，韓國對中國之投資累計金額只台灣之十分之一不到，因此韓國不會有企業的八十％客戶都到中國投資設廠的情況發生，韓國的企業可以定心留在韓國，專注於在韓國的經營，努力創新，創造韓國的僱用，提高韓國的內需，讓韓國勞工的收入、國民的平均ＧＤＰ年年提高，達成企業壯大，國民所得提高之雙贏之局。 日前總統在經濟顧問小組會議中對廠商海外生產比率接近四成、資訊通訊業高達七成表達憂心。之前的四月五日，府、院、黨為反制中國之「戰爭授權法」，亦做出包括「有效管理」的七點結論。但講歸講、做歸做，據報載，政院為了能使台商對中國做更多的投資，正在研擬放寬「投資大陸不得超過淨值二十至四十％」的限制，果真如此，或許可暫時滿足廠商的需求，讓廠商進一步擴大對中國之投資整合資源，但必也會製造更多「不去只有死路一條」的企業。只是若「以商逼政」，每次都能如此得逞，即輸給韓國事小，我們最怕的是最後台灣也會被逼到只有「死路一條」。

李欣芳 施曉光 自由時報記者 台日漁業糾紛，台灣軍艦出海護漁。手護台灣大聯盟執行召集人黃昭堂等於6月21日舉行記者會指出，中國策略就是「吞台、反日和制美」，台日漁業糾紛應該透過和平和外交策略解決，以軍艦護漁是世所罕見，絕對不可當中國馬前卒，因為台日對立，只會讓中國坐收漁利。 台日漁事糾紛引發我方軍艦出海護漁，手護台灣大聯盟執行召集人黃昭堂昨天指出，台灣與日本都是自由民主的人權國家，面對漁事糾紛，在未正式協商前，全世界各國沒人會以軍艦護漁「宣戰」，他認為軍艦護漁的舉動是個笑話。大聯盟並對無盟立委高金素梅赴日本靖國神社抗議提出質疑。 對此，高金素梅表示，她覺得「這些人」把迎祖靈的問題弄得太複雜，而且整件事情與國家認同完全沒有關係，因此她不想回應。她說，原住民高砂義勇軍遺族當然有權利、義務迎回自己的祖靈，靖國神社也從未取得遺族同意，逕向這些原住民祖靈放在神社中祭祀，基於原住民的文化權與人權，他們當然可以向日本提出迎回祖靈的要求。 手護台灣大聯盟昨天舉辦「勿做中國馬前卒」記者會，對於近來修平技術學院拆國旗事件、無盟立委高金素梅赴日本靖國神社抗議、軍艦護漁事件與泛藍主張對日強硬等，與會者多認為，這都是國家認同出問題，黃昭堂等人並以靖國神社議題為例，質疑高金素梅赴日的舉動是作秀。 黃昭堂表示，高金素梅赴靖國神社抗議的舉動，他覺得可憐，高金以北京話抗議，原住民的祖先可能聽不懂。黃昭堂強調，原住民的祖靈是要引導活的人，但高金素梅卻錯誤地以活人企圖引導祖靈，他認為高金素梅是無知。 長老教會總幹事羅榮光也說，高金素梅利用了原住民，其心態令人質疑認同的是哪個國家？這種利用國家認同錯亂的做法，只是讓中國高興。 對於台日漁業糾紛，羅榮光提醒日本應尊重台灣，基於彼此在亞太的共同利益，絕對不可將台灣視為二等國家，一定要彼此合作。 黃昭堂表示，他了解此事主要是應立委的要求，國防部才派軍艦，立委的要求很過分，不同於國防部的是，教育部長杜正勝就敢跟立委吵。 民進黨立委蔡同榮表示，台灣生存之道，就是要與鄰國日本連結在一起，台日漁業糾紛可以和平與外交策略解決，有人要台灣與日本對抗，其內心到底是愛台灣還是愛中國？他呼籲不要當中國的馬前卒。 *本文原載《自由時報》2005年6月22日。

記者張振峰∮台北報導）總統府推動二階段憲改，先催生民間憲改聯盟，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昨天對此表示樂觀其成，但他也說，現在的修憲門檻超高，他對2008年打造一部合時、合身、合用的新憲法不抱希望，「應該還是要制憲」。 推動正名、制憲不遺餘力的黃昭堂表示，成立民間憲改聯盟是一件好事，如果邀他，他也不排除參與；不過，現在修憲的門檻這麼高，要打造一部合身的憲法幾乎不可能，改國號等議題根本無法通過，他認為還是要朝向制憲努力。 黃昭堂表示，那麼高的修憲門檻，憲改主張不能有太大的爭議性才可能通過，但通過一個沒有爭議性的憲改條文，對於解決台灣問題完全沒有幫助。 黃昭堂更指出，中華民國這部憲法充滿了欺騙性，要在一個非主權獨立國家的憲法架構下修憲，修出來的結果，當然也不會是主權獨立。 【台灣日報2005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