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欽仁◎社團法人台灣安保協會監事
〔問題一〕地球村與主權獨立國家
台灣目前所面臨的是國家認同危機與價值觀混亂，其由來常常是出於認不夠，不論是政界、文化人、媒体或一般大眾，經常是內心浮躁、人云亦云，而造成認同的危 機。譬如說提到「地球村」便輕易的認為可以取代現行的主權國家概念﹔又如聽「歐盟」的出現，便主張用歐盟的方式可以解決兩岸問題。更可笑的是2000年總 統選舉期間，連戰主張「邦聯制」，後來怕影響選票，一時偃旗息鼓﹔選後又大倡邦聯制，好似高明的策略。但話講多了，加上國民黨的人又連袂赴中國，儼然以此 為該黨政鋼，經江澤民潑以冷水，只好沒趣的收場。
首先筆者所要提的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問題。
所謂「全球化」是超越現存的國家或地域的界線，以為地球有成為「一個單元」發生變動的趨勢。
原來globe是指當作球体的地球﹔對於人的社會全体，通常用「世界」、「人類」稱之。十九世紀後半以降，由於資訊通訊技術的發達，意識到地球空間的縮 小，有一天地球可能由一個資訊網而結合在一起。到廿世紀中葉有「地球村」的用語出現﹔全体人類社會可以以資訊通信以及媒体為媒介而一体化，在這個意義下因 此有「資訊全球化」的用語。
一九七Ｏ年代前半起「global」的用語取代「世界」、「人類」而廣泛的使用，特別是在國際上意識到地球環境問題是人類共同的課題。
冷戰時代將地球分成東、西，為超越這種觀點而以人類的觀點提倡global，配合這個觀點而有「地球市民」（global citizen）的觀念，提出「以地球為考量，以地方（local）著手行動」的標語。
在經濟上，七十年代出現「金融全球化」等情形﹔尤其在冷戰結束後，市場經濟朝世界性的擴展、以及生產方面朝國際化方向推進，資金、人、資源、技術、市場、甚至服務業超越國境移動，貿易大大的成長，此等情形都是屬於全球化。
但是全球化也帶來許多難題，因資本主義以世界的規模貫徹的結果，發生（一）多國籍企業相互酷烈的競爭，有合作、也有兼併，造成「大競爭時代」的來臨。 （二）猶如東亞的通貨危機，地球的一個地方發生經濟破綻，相繼發生全球的通貨與金融的不安定，使通貨危機與世界同時不景氣等災禍全球化。（三）各國政府對 資金的管制力弱化，對短期資金的流動以及外國投機匯兌交易的統治能力低下。（四）國民經濟被迫急速調整結構，破產與失業情形擴大。如此，強烈意識到地規模 的貧富差距。
經濟上的全球化對大國有利，對小國來說也有類似「殖民地化」的現象發生。全球化不只是經濟問題，甚至環境、資源、貧困、飢餓、人口問題、南北差距、人權侵害、擴武、戰爭等等問題，成為「地球的問題群」﹔嚴重的全球問題，要靠世界性的合作纔有濟於事。
但「全球化」、「地球村」並不是基於古典時代的「世界」「人類」的理念，憧憬人類如同一家，「世界大同」，而能放棄近現代既存的「主權獨立國家体制」。當前各國與各地域還是認真的在保護自己的利益，甚至將對方「殖民地化」、「從屬化」。
如果目前的世界，可以放棄「主權獨立國家体制」，那麼台灣加入聯合國、即國際社會己經不成問題﹔換一句話說，不是被「國際社會」排斥的一員。又，如果目前 的世界已是烏托邦的「地球村」而可以放棄「主權獨立國家体制」，則目前台‧中關係沒有主權、人民與領土歸屬問題的爭議。
總之，「全球化」已經來臨，但在政治上要能立足國際社會，空唱地球村而不主張「主權獨立國家体制」，不但不能獲得國家安全保障，更是造成觀念混亂而妨害變 革，拖延改革的「時間表」並且帶來危機。在全球化到來之前，本應完成的國家体制未能完成而面臨全球化，也是危機，這就是目前台灣的困境。所以台灣目前所迫 切需要的，唯有在國際關係上、國際法上被認定是國家，才能獲得國家安全保障。這是主張地球村所不能獲得的。
﹝問題二﹞台、中問題能以「歐盟」的模式解決？
有人主張台、中之間以「歐盟」方式解決，這種解決方式是基於「中國統一」的基本構想為出發點，在其諸模式中找出來的一種模式，故令人費解。因此這種主張是基於以下各種前提之一而設定的國家目的：
一、基於華夏觀念，或強調同血緣、或強調同文化必須以某種形式聯合為一体，視歐盟模式為「國家類型」的一種。這種同文同種的觀念是出自對「前近代」「中國」的想像，故不能成立，何況近代中同共產文化與台灣既非同文，亦非同種。
二、基於台灣是中國固有領土的主張﹔這種主張早已被駁斥而不能成立，不在此贅述。
三、基於過去國共關係﹔但國共關係已經結束，台灣不再是國民黨政府（外來政權），故終止延續過去之糾纏，重新釐定台‧中之國家間的關係。
四、基於中國問題難纏，急於解決中國問題的心態。以上粗略的指出主張以歐盟模式解決台、中問題者之基本想法或觀念。
歐盟模式不能用在台、中關係，從雙方之政治体制不同、社會体制不同、以及老百姓之成為「國民」的成熟度不同便可暸解﹔此其一。
歐盟的形成自NATO成立以來歷經長久的時間，故非一蹴可及﹔此其二。
第三，據德國駐日大使法朗克‧維爾貝（Frank‧Elbe）著「面臨歷史抉擇的歐洲之將來」（原文，「歷史的局面を迎える歐洲の發展」，載1999年3 月29日《朝日新聞》）指出：歐洲的成立不可能是國民國家的解体，而以「地方」做為構成要素；的確地方是歐洲誕生的重要要素，但歐洲的國民國家發揮了強韌 的生命力。國民國家提供人們「居住的場所」，在文化、社會、歷史以及政治方面是「我的家」。沒有這個「家」，不可能有超越國民國家的歐盟，即使有全球 （global）市場的提供，也是無濟於事。國民國家在將來扮演的政治角色和美國的州完全不同，而是遠為強而有力。
將來世界面臨的是全球化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要有更大的國際機構，但必須是以國民國家的身分參與。中國的霸權主義，不承認台灣是國民國家（national state），如何能和中國以「歐盟」的模式出現？
國民國家是主權獨立國家，這一前提在與中國交涉時不能忘記，更是不允放棄追求的目的。
〔問題三〕中國的信心危機與台灣：歷史意識與歷史解釋建立在過時與錯誤的傳統觀念上
Tsuji Kogo有一篇文章「黃河情結：中華世界的危機」（刊載Sinica，2001年1月）指出中國人的黃河情結，以為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搖籃，創造黃河文明的 華夏民族征服長江文明的諸族，例如最近所看到的三星堆遺跡、河姆渡遺跡；黃土與黃河的「黃」成為華夏民族自己的代表顏色，他們的始祖神稱作黃帝。其實，我 在十多年前的作品已經提到。
（一）Tsuji氏指出中國大陸有兩次精神危機，一次是在八十年代後半，一次是在九十年代後半。第一次是由於農民對「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抵抗，一九七八年 十一期三中全會不能不採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政策，因此一方面對近代化抱著希望，另一方面由於近代化的結果而社會主義体制崩潰，害怕「傳統的大一統世界」也隨 之崩潰，對於改革開放的潮流悉加抵抗而不時發生葛藤，而這糾葛一直到目前還是存在。
這時候在中國掀起兩次黃河風潮，最初是由於ＮＨＫ與中國中央電視局共同製作「大黃河」（三十回），引起中國人的哀愁，也剌激中國電視界紛紛以黃河為題材製 作節目。因此傳統「黃河情結」輿八十年代間的精神危機結合在一起。另外在電影界方面有陳凱歌的「黃河大地」引起國際上的稱讚，同時在其國內，黃河也成為討 論的對象。
「改革開放」使海外情形、海外文化如怒濤洶湧的流入，引起許多中國人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發生懷疑，知識分子在精神上開始徬徨，近代化政策即使成功，相 對的傳統的流失意味著幻想的「古時候美好的時代」因時代變化而流失，包括社會主義時代在內的二千多年之以皇帝、領袖為頂點的「大一統世界」從此訣別。
在希望與不安的葛藤下八十年代前後要求自由化、民主化的「北京之春」運動完全被政治利用，遭受徹底與無情的鎮壓。知識分子避免當面與政治衝突，開始轉向， 要從中國文化的根柢尋找答案，於是有曝露文革傷痕的「傷痕文學」、探討悲劇根源的「反省文學」出現，另外有從民族文化中求解答的「尋根運動」、以及李澤 厚、金觀濤等「文化論」風潮的活動。八十三年，有台灣的侯德健的「龍的傳人」，引起中國民眾對「民族」的認同、對中華的認同。
接著在一九八六年有蘇曉康製作的「河殤」電視連續節目之播出，「河殤」是以黃河象徵龍、象徵中華文明，同時宣示該文明的衰退與滅亡。黃河文明不能再生並加 以全面否定，呼籲全面接受西歐文明，創造新文明。但「河殤」的播出引起讚否兩論，最後被批判是「歷史虛無主義」、「西洋崇拜」，並禁止再度播出。蘇曉康在 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亡命美國。但其後中國為了鼓吹愛國主義，禮讚中華文明，有「黃河魂」「黃河歸依」電視節目的製作。
以上內容多引用Tsuji氏的作品以說明中國的精神危機，筆者的用意是在比較台灣方面是否有同樣的精神危機在。1978年中國被迫改革開放，同年年末美國 宣佈與國民黨政府斷交，引起体制的危機，但台灣的民主運動與民族運動蓬勃起來，專制政權採高壓的鎮壓手段，政權受到內、外衝擊，感到危機。蔣緯國在這些時 侯提倡高唱「梅花」，蘇貞昌在競選演講時諷刺中國人如梅花的懶惰，不受形勢之逼不開花。
「梅花」流行之後，有侯德健「龍的傳人」之倡導，体制派用這來打壓在野民主化、本土化運動而認同「中國」。但「中國」是指中國的政治或抽象的文化，從來沒 布撇清過。魚目混珠的策略，造成在「中國」前提下認同的危機，如侯德健認同的不是中華民國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投奔中國（；但「中國」的夢破 碎，1990年6月20日以偷渡方式回台）。像這樣的結果，國民黨是寧願為人作稼，不肯將台灣歸還台灣人；當然，也就培養了不少「本省人」的中國人。
但台灣本土的民族運動者並沒布上述的精神危機，對中國的秘密主義、政治神話、封建專制象徵的龍提出批判，擬建立自己的價值觀，故有李筱峰等人的論述，筆者 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的《台灣文藝》九十七期發表「龍與意識型態之論爭」一文（，收入筆者的《生死存亡年代的台灣》，稻鄉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文 中的註釋，方便讀者參考。
總之，八十年代台灣的体制派以及受洗腦的群眾與中國大陸朝野同樣有精神危機時，認同台灣的人積極開闢一條思想的康壯大道，並沒有那種意識危機存在。
（二）如同上文之引述，中國自開放以來第二次精神危機是在九十年代後半。九八年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國在政治上、思想上繼續停滯狀況，在最近的一九九九年有 電視劇本《重讀大黃河》出版（作者孫蓀，黃河水利出版社，劇本未拍片）再度引起對黃河的關注。但這一次不是以黃河做為民族、文化的象徵，而是象徵中華文明 的危機。據Tsuji氏的轉述，黃河自七二年以來不時斷流，九六年竟斷流一百三十三日，河流乾涸自黃河的河原跨過河北大平原，人們心中受到未曾有的失落感 所侵襲，他們不能相信自己親眼目睹，像黃河這樣巨大的生命也會衰退。
黃河的危機對人們的衝擊是如此之大，加上歷史上、文化上的變動，認識到中華文明的危機。筆者在一九九七年譯有一文刊載《民眾日報》改題作〈中國的母河乾涸了——黃河的水流不到海〉意在提醒對文明的再認識。
黃河的危機與黃河象徵中華文明的危機相繫。加上歷史學界對長江流域文明的發現，威脅到中原文明、即中華文明的正統性。中國人相信中原（古時稱中國）為中國 的本位，也為中國之中心，由這中心而政治力量與文明力量向四方擴散，成為「大一統」國家。而愈是接近中心（中原）文明愈高，如池中漣漪以「同心圓」向外擴 散，一直到不可教化的蠻夷戎狄。中國人以這「中心邊陲論」歧視其他民族與文化，筆者稱之為「中原文化本位主義」。筆者在1988年末的作品中已經提到（參 考《歷史文化意識對我國政策之影響》，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出版 ，1989年4月）。由於長江流域文明的發現，以及「文明多元論」的發生，黃河流域做為中國人之「正統論」、「文化論」、「民族論」甚至據以為對台統戰的 「統一論」的理論基礎已經瓦解，在拙作中早已論及。
又由於考古上的成就，出於「中原」的黃帝要作為華夏民族的「始祖神」對多民族(ethnicities) 國家的中國已經不能使用，中國不但面臨精神危機，也將逐步走向意識型態的崩潰，而此意識型態是中國共產黨賴以維繫的「大一統思想」。筆者在一九九四年曾經 發表「神話與國家祭典」一文（見該年4月25日之『台灣時報』，收入筆者『台灣國民主義的屈折與展開』，稻鄉出版社，1997年8月），主張廢除黃帝祭 典，剷除「中華民族」的怪論。
以上論及黃河、龍、黃帝以及中原文明的問題，帶給中國精神危機，中國共產黨賴以生存的「正統論」與「統一論」也從根本發生動搖。但以此來看台灣的情形又如何？
中國共產黨賴以生存的中國傳統意識型態，也是國民黨政權賴以生存的。但這些不但過時而錯誤的觀念，已經喪失知識基礎，必因人民之啟蒙而逐漸瓦解。但外來政 權曾經藉此對台灣人民洗腦而獲得統治的正當性（統一論、正統論）卻因中國共產黨的競爭與威脅而逐步失去，用來對台的統治也逐漸失效。
但國民黨及其政府留下的精神遺毒，現為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的共同意識型態，以唐吉訶德式的維持、作為精神糧食，同時使他們的存在才有其正當性。當然，這 也是五十多年來外來政權的毒化教育至今還未能清除所致。但對追求建國的台灣人來說，在觀念上是健康的，正走在康壯大道上﹔詳閱上舉筆者的作品，便可獲得證 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