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並錫◎師大美術系教授 四、「去台灣化」與「去中國化、去殖民化」的角力 以上所提的種種，雖非經由科學驗證所得，卻是得自生活經驗及社會觀察。「性相近」，但是「習相遠」。人或族群的習性、德性泰半是文化制約所形成。受價值觀或風俗習慣影響著。欲轉化負面習性、德性為正面的，唯仰賴台灣文化的重建。有優質的台灣文化，才能有優質台灣族群的習性德性。只是提倡台灣文化，在此時此地，是十分艱辛的。 生命是自私的。生命體是相互比高下的。眾生難逃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敗的天演邏輯。島國台灣，多元族群的角力賽一直進行著。歷來幾番不同的外來統治族群，全都努力一件相同的工程──「去台灣化」。 所幸島國自古以來就有不少覺醒者，為維護台灣精神、價值，為提昇台灣意義，為創造台灣優先而努力。 然而事實告訴我們，統治族群往往得逞佔上風。於是造成了︰ （一） 台灣社會的亂源──「一族優越感 三族自卑感」 最近，民調顯示不少民族終於認清了台灣的亂源是立法院與媒體。而在這兩者背後更深化的因素是族群文化勢力不均，族群尊卑優劣有別而產生的分別心作祟。於焉台灣四大族群的心態是「一族優越感 三族自卑感」 若說台灣沒有族群問題，那絕對是掩耳盜鈴的說法。台灣移民發展律則之一是後來者居上。後到的族群挾著政治組織力或武力，壓榨舊住族群。於是「打壓」與「反抗」兩造動作不斷發生，「五年一大亂 三年一小亂」的史蹟斑斑。 戰後，逃避共產黨而來台的新住民，懷著孤臣孽子的過客心情及驚弓之鳥的危機意識，憑藉著政、軍力量、輕而易舉地取得了文化、教育、媒體的掌握、發言權。這些能進行民眾腦內革命、改造思想、異化心靈的軟體工具機制，絕對不讓本省人有置啄之餘地。新住民之統治階級極其成功地運用這三種幾乎能扭轉乾坤的利器，讓大多數舊住族群或心甘情願，或敢怒不敢言、或被蒙在鼓裡地「拿香跟拜」。新住民「統一意志 團結力量」在台灣建立一個以大中國主義為凝固劑的在台中國城。就是所謂的無形竹籬巴世界。不少國外大城都有中國城。華夏族群無論到何處。大抵都是自成一圈。與新住環境明顯區隔。 無形中國城在島內無所不在，在大選時，這個城廓就顯現出來了，成了一道滴水不露的防線。而台北市如今已是一處兼具有形及無形的中國城，是一處「去台灣化」工程接近成功的地方。大中國龍意識強而有力地蟠據著大台北市。將以台北市為據點，把龍爪繼續擴大牢抓全島每個角落。 「牛」與「龍」圖騰的角力，進行半個世紀，牛似乎節節敗退。如今暫守住濁水溪以南。事實上半世紀之前，龍一開始便氣勢凌人而勝利。「一族優越感 三族自卑感」的局面早已形成了。 （二）「去台灣化」陣營的力量龐大––教育、媒體及文化霸權證諸歷史，殖民者與佔領者欲進行有效統治，最重要的事是消弱被統治族群的自信及尊嚴，及對自族文化、歷史的認同和認知。法國殖民統治越南，因為給了越南人民教育，使得越南人民有了民族自覺，漸漸凝聚了越南精神。導致日後奠邊府之役，法國吃敗戰，終結束越南殖民。日人治台，就不讓觸摸法、政、人文、史、哲之學，並刻意引導台民往農、醫、理工、商的方向發展。發展的結果終於符合「巧者人之奴」的世間法––也就是台諺「巧e喫戇e，戇e喫天地。」所謂「喫天地」係依靠天氣與耕植等勞動生產事業。勤奮工作，增產報國，讓統治階級及其同路的人從旁收割，坐享用不完的稅金。 統治一方坐啃民膏民脂的條件，是讓從事生產的人民變成順民、愚民。其不二法門，就是「去台灣化」工程的推展。這項有口皆「碑」也好；有口皆「呸」也好的工程，效果極佳，有目共睹。它使得「中國派」與「台灣派」的抗爭，有如謝安和符堅的淝水之戰。前者以寡擊眾，以小搏大；後者為數龐大，乃烏合、無能之眾，不堪一擊，兵敗如山倒，是多數的弱者。 「去台灣化」工程係以大中國意識與價值優先，為其最高原則。藉由︰ 1. 教育 雖然連橫先生曾說︰「台灣無史，豈非台人之痛歟？」及「我民族生斯長斯，聚人族於斯，而不知台灣之名義，毋亦數典而忘祖歟？」可惜在歷來殖民統治者的「去台灣化」的政策下，就以現今體制內的教育方針來說，直到近年來才有所謂「認識台灣」共三篇而已。分別在歷史、地理、社會教科書裡，能移風易俗的文學課程，一篇也沒。這就是中國派陣營的文化圍堵政策，因為他們清楚文藝力量的可怕。（記得中國派人士曾包圍教育部抗議把認識台灣教材納入中小學課程。台灣派人民毫無反制之舉動。比較出中國派人士積極、敏銳；而台灣派人民魯頓、懦弱。）故宮院長杜正勝主張「社會改變以文學為先」根據杜正勝先生的統計︰ 「高中課本裡有一篇連橫的「台灣通史」以及國中一篇鄭成功「告荷蘭受降書」，有關台灣的，只有這兩篇文言文而已。有關台灣的風俗民情、台灣的風景或各民族等等…都沒有在課本裡，好像這一切以前都沒有存在似的，就如同台灣的風景也沒有存在過一樣。這是當今教育的一大缺陷。」 作為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無論是舊子民或新台灣人，認識台灣應該是不能推辭的國民責任。就如同一個人應了解自己祖先、父母、兄弟姐妹及親戚；認識自己的鄰友；所住的社區、城市、國家那樣。不幸的是，一般年輕學子對國外許多事情瞭如指掌；比如日本影星安室奈美惠的戀情、王菲的男友是誰、法國蘇菲瑪索出生於何處等等如數家珍，而對台灣既自我歧視外加陌生。 這中年一代的國人應該還未忘記小學時代說母語是會被級任或訓導老師處以罰款和罰站。更嚴重的竟然得掛狗牌示眾的事實吧﹗這是統治者透過學校教育擺明要消滅台灣人母語的策略。五十年來其成果豐碩。今雖政黨輪替，台語被打壓的情況並未改善。因為台灣人民在精神上業已產生「斯德哥爾摩症」。「斯」症是一種心理學上的病症，指某種人受人攻擊或凌虐，起初恐懼仇恨，再之卻轉變為甘願接受攻擊者的虐待，甚或敬畏之。且看今日新政府麾下的教育部長，寧負台灣派，堅持使用與中共接軌的漢語拼音，以討好在台之中國派。因為滑頭者知道台灣人士容易打壓哄騙；若得罪中國派，恐將吃不完兜著走。 2. 媒體 無論平面或電子媒體，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為中國派人士掌控。台灣人「無路用」，天生就不會經營媒體。 就電子媒體來講，戲劇節目中凡俊男美女，懂得思考、能教導他人的知識份子、教授、或代表正義的警察以及社會精英名流，必定盡操著那字正腔圓的樣板北京話。反之，長相粗鄙的地痞流氓，嘴歪眼斜的黑社會殺手，嚼檳榔的毒販扒手，獐頭鼠目，鬼鬼祟祟的癟三小人，三八阿花，老娼妓女，違規逃漏稅者等等「阿沙普路」的角色，全部使用粗俗台語發言。而且每三、兩句必定故意夾帶一句粗話、三字經。在這種北京話、台語交相使用的不協調、不對等中。民眾極易被誤導而接收「操北京話者役人，講台語者役於人。」、「說台語者低劣 說國語的人優越」等偏差的概念。台灣民眾其實早已因此而產生相當嚴重的台灣母語、文化、族群自卑症。廣大X、Y世代莫不以當台灣人為。e世代，尤其是女生，有極大比例希望自己是日本人。 民國六十三年筆者任教新店市被封為貴族學校的崇光女中。第一天上課，一些被嬌寵慣了的女學生，懷著渺視的眼神，以不屑口氣對我說︰「老師，你一看就是台灣人﹗」幸好筆者從小就沒有台灣人自卑情結，立刻回一句「老師覺得當台灣人很榮幸啊﹗」這情景迄今記憶猶新，然而這種無以名之的「一族優越感」現象，「迄今」也未有啥改善，因為媒體「迄今」依舊我行我素。中國派明白要獨霸的條件是永遠踩壓住其他三族群。 電子媒體應用高明的技巧，對嚴重欠缺思辨能力的台灣大群觀眾進行慢性催眠及暗示。果不其然地使之產生嚴重的「腦內革命」──「革」掉自己族群文化、語言的「命」。於是族群文化自我矮化，族群尊嚴和自信心淪喪，於是由個體到集體逐漸衍生濃厚的自願作為俎上肉的邊陲意識及奴才意識。以便符合大中國沙文主義者的利益，方便來日中國對台灣的併吞。尤其當今第四台的時代，幾乎一面倒地全是中國派的天下，情況更是變本加厲。 而平面媒體，則永遠是兩大統派報紙獨秀，本土性報紙，不但中國派，連台灣派讀者也不支持。可悲的是本土平面媒體，也不盡然維護本土。 電台媒體呢？幾年前經由台灣人捐款扶持的全民廣播電台，在經營狀況不錯時，不知何故，一、兩日之內遣散員工，辜負台灣人民當初的一片熱忱，竟把全民電台賣給了「趙飛碟」，轉手後成了今日「嗄嗄叫」的《News 98》，不久全省都有了聯播網，高薪延請名嘴、名人主持，節目聳動，聲音流暢。會合原有的×碟電台，打得台灣派的綠○和平、T○T、建○×場等等灰頭土臉。奄奄一息。趙○碟不但空中勝仗，據聞在網路版圖上也搶先邁前一步了。「龍」終是比「牛」厲害多多。 十二月十二日自立晚報台灣南社鄭正煜有篇文章開頭說︰「新政府上台以後，最大的困擾是遭受統派媒體不斷的修理，最大的無能是對統派媒體的攻擊無防禦之力。但媒體在對方手中，新政府有何能為？」 台灣人民能不警惕乎？ 3. 文化行政權的巧妙運作 史博館黃光男館長說︰「原來很多純粹的文化活動，或者說文化工作，卻因為人為的各有所圖，竟然利用文化活動來提高知名度……」。又提到──「……事實上能知的大眾並沒有多少……而是是非非的導引，使民眾生活品質虛假，因而秩序大亂、人倫不確，價值不定……人性因而崩潰……」（12／12自立晚安台灣）。 這段話除了表明文化的重要性之外，也表示文化有可能被不當運作及扭轉。 日本人的高壓，二二八事件之屠殺後，台灣人對政治、文化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恐懼症。因而正中中國派統治者之下懷。台灣人「喫天地」去了。於是政治與文化成了統治階層中國派陣營有形、無形之最佳武器。兩者會合運作，隨意玩弄，形成了台灣人對之束手無策，乖乖就擒的文化霸權。 此中國沙文化霸權在台灣無所忌憚地毒化、異化、愚化、醜化台灣人民，時間一久，反能產生讓台灣人民憧憬、嚮往之致命吸引力。整個台灣成了中國沙文主義文化之舞台。儘管陳水扁總統高呼建立台灣主體地位，提倡文化台灣觀念（被對岸中國人指稱為推動文化台獨），發揚台灣精神，大多數台灣人卻反應冷淡，而對來自大陸的王菲反應熱烈。一場演唱會，就吸引本地三萬觀眾，XY世代的年青人還表示一票1500元太便宜了。這也是台灣人的悲哀之一。 4.　利用宗教麻醉人心 瓦解台民之心防 5.　製造不利凝聚台灣意識之時尚流行 6.　其他。 五、台灣文化振興的方法及實踐 台灣主體性須建立於「去台灣化」與「去中國化、去殖民化」的平衡點上 文化必須是一種扎根的事業，一種進度緩慢且得持之以恆，永續推進的工程。台灣文化，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如今灰頭土臉，全身傷痕纍纍。台灣子民，必須常惦記––「母親的名叫台灣」，抱持「振興台灣文化人人有責」的決心，堅持「今天不作 明天一定會後悔」信念，一步一腳印，從根本作起。 最根本的，當然是台灣人的母語。 （一）搶救母語 […]

侯榮邦◎現代文化基金會董事 在這次的『台灣論』風暴中，被一部分大中國主義政客及統派媒體砲轟的焦點人物即為總統府資政許文龍先生與總統府顧問金美齡女士。其謾罵所使用的言語為「媚日分子」、「日本奴」、「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言人」等。其中以「日本軍國主義」一詞是這些人最喜歡也最瀕繁使用的言語。 無疑的，在第二次大戰中為征服亞洲擴張版圖，對東亞各國發動侵略戰爭。並喚出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當時的日本的確是一個典型的「軍國主義」也是「帝國主義」。 二次大戰後，日本被美國占領，而現在日本的和平憲法是當時根據美國的意思制訂的，即美國代替日本制訂的。事隔五十餘年，從來未曾修改。日本憲法第二章放棄戰爭的第九條規定：「放棄戰爭、否定軍備及交戰權」。日本國民誠實希求正義與秩序為基調的國際和平、永久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以武力威嚇或行使武力、以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為達成前項的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的戰力。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後來自民黨政權鑑於防衛國家的安全，不能沒有國防乃創設「自衛隊」。但因礙於憲法嚴格的限制，遂將自衛隊的陸海空軍中的陸軍稱為「陸上自衛隊」、海軍稱為「海上自衛隊」、空軍則稱為「航空自衛隊」、絕對不敢使用「軍」這個字眼。又因聯合國憲章規定會員國都有共同維持世界和平的義務，並要求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需要更大的貢獻。長年來局部的國際紛爭不斷，為了解決這些紛爭，聯合國創設「國際和平維持軍」。日本曾當過任期二年共八屆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應該非參與該和平維持軍不可，但是國會與輿論均認為依據日本的和平憲法第九條的精神，不能夠參與「國際和平維持軍」。經過一番論爭後，以參與和平維持軍的「後勤工作」而達成協議，可說是妥協的產物。尤甚者，過去日本社會黨與共產黨一直指責「自衛隊」的創設屬於違憲的行為，到一九九三年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失去江山，社會黨參與細川護熙政權的內閣以及一九九四年，由自民黨、社會黨與先驅黨共同成立連合政權，社會黨黨首村山富市被推選為內閣總理大臣後逐漸分裂成極少數黨，甚至改名稱為社民黨，如今已不堅持「自衛隊」違憲，僅剩共產黨仍舊堅持其為違憲。 如同上述，現在的日本絕對不是「軍國主義」國家。雖然未臻完善，仍然可稱為名符其實的自由民主的國家。可是在『台灣論』風暴中大中國主義政客馮滬祥、謝啟大等一口咬定日本為「軍國主義」，統派媒體亦然。未知這些人是「無知」或是「扭曲」，不管如何，實有損身為「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試看馮滬祥、謝啟大等大中國主義政客及統派媒體嚴詞譴責總統府資政許文龍與總統府顧問蓄意挑起族群情結與統獨對立。其實『台灣論』一書共有二百七十頁，其中許文龍氏有關「慰安婦」的談話只占二頁而已，可窺其故意斷章取義、小題大作、誤導民眾，人心惶惶。如果真的因為「慰安婦」問題挑起族群情結與統獨對立的話，其罪魁禍首是馮滬祥、謝啟大等統派政客與媒體，而不是許文龍先生與金美齡女士。憑心而論，請教這些人曾經何時關心過台灣的「慰安婦」問題，關心過台灣人舊日本兵的補償問題。 雖稍偏離本題，讓筆者順便在此介紹一下所知的關於台灣人舊日本兵的補償問題。遠在蔣介石政權與日本還有邦交的時期，日本政府曾經幾次要求與蔣政權交涉有關上述的補償問題，若當時蔣政權適時予與回應，應該能與日本人或其他被害的國家一樣，獲得合情、合理、合法的補償。蔣政權為什麼不及時與日本政府進行交涉該補償問題，究其主要原因約有兩點。 （一） 戰後日本人在台灣留下龐大的資產（日產）均被國民黨擅自據為私有變成「黨產」，該「黨產」在清算補償時須被抵扣，這麼一來「黨產」務須交還給人民。 （二） 台灣人舊日本兵在大戰中算是蔣政權的敵軍也就是敵人，在情結上，蔣政權不情甘意願為台灣人爭取補償，討回公道。 現在三十歲以上的台灣人或許還記得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原住民中村輝夫（五十五歲，台灣名李光輝）於終戰三十年後，在印尼摩露泰島的原始林中被發現而救出。他是台灣人舊日本兵卻遭受日本的冷遇，輿論群起譴責。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日本的台獨聯盟召開緊急記者會，發表抗議聲明指出日本政府不給中村輝夫精神與肉體上的休養，迅速決定送還台灣，誠屬無人道的措施。並且明確表示以此問題為契機，今後將為全面解決台灣人舊日本兵補償問題，積極展開運動。 台獨聯盟在幕後主導成立「台灣舊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做為推行運動的母體。宮崎繁樹教授「明治大學前校長」被推選為首席代表，王育德教授被推選為秘書長。「思考會」除了對日本政府與國會請願及陳情，街頭連署活動外，於一九七六年八月，以鄧盛等為原告，自由人權協會的秋元英明為律師團長，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補償請求訴訟。而且為探討立法的途徑，於一九七七年六月，促使「台灣人舊日本兵補償問題等議員懇談會」由台灣出身的有馬元治眾議員擔任會長。 一九八二年二月，東京地方法院對補償請求下了駁回的判決。主要理由為舊日本兵已失去日本國籍，故須透過政府間的交涉始得解決問題。一九八五年八月，高等法維持一審的判決，駁回上訴。惟裁判長（庭長）在判決中異例附言「期待國政關與者克服外交上、財政上、法技術上的困難……以提高國際信譽而儘力」。 一九八七年九月，依據議員立法「關於對台灣人舊日本兵軍屬的戰死者遺族及重傷者與遺族的弔慰金支付法案」在日本國會通過而成立。「思考會」成立開始運動以來，整整消耗十三年，終於獲得一分成果。迄一九九一年年底，約二萬八千人，每人一律接受弔慰金二百萬日元的支付，因此日本政府總共付出五百六十億日元。但是，這只不過是弔慰金而非正式的補償，正式的補償需要依據國家間的交涉，因此只有等待台日建立邦交後始得實現。 以上提供我們台灣人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即台灣人必須有自己的國家走入國際社會，始得確保台灣的國土，保障台灣人生命財產的安全。

錢鴻鈞 問題的提出與切入點 「台灣文學的正名與定位問題」素為學術界所喜探討。尤其對葉石濤所建構的台灣文學史與對葉石濤個人的台灣文學運動歷程，獲得很深入的瞭解。但是想要以過去學術論文，來瞭解鍾肇政個人的文學認同歷程，似乎有許多不足。尤其像「1960年代的台灣作家，自然的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樣的論斷，似乎無法套用在鍾肇政身上。拙文則認為，鍾肇政於1951年寫作開始就有「台灣文學」的概念。大致是1955年，他就瞭解到台灣文學的定位問題，及未來的屬性，認知到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是一個「可選擇與認同」的問題。而且「選擇」的結果也並不一定就「自然的」將台灣文學歸於中國文學的一環。至於台灣文學的起源，這類文學史的問題，相信他也有所瞭解。其詮釋當然也有其個人立場的。 對以上問題，本文提出「台灣文學的鄉愁」與「省籍意識」兩點來切入。「鄉愁」表達他一貫的堅持與追求「台灣文學」四個字，毫無鄉土、本土這樣替換的說法。「省籍意識」則幫助瞭解他在戒嚴下的所有文學宣示的內在意義。而這兩點，其彼此關係是密切的。鄉愁來自思慕，台灣人不能擁抱台灣文學，這不是很值得探討相關的台灣人的歷史與命運嗎？壓迫者如非統治者、外省人、中國正統意識論者，又還是誰呢？在本文關鍵詞彙中，充滿二元的對立性，希望在本文中，能清楚以這些對立性詞彙清楚的描繪出在1965年代鍾肇政內心深處的真正認同。 「鄉愁」的抒情字眼似乎很不合學術論文，不過正也表示此文要「證明」鍾肇政從來就認為台灣文學一直是獨立自主，是有困難的。反抗性是的確在其血液中，而不可能在戒嚴時期有明白的表達。這情況如同要證明他血液深處存有打倒國民黨的要素一樣不可能，沒有直接證據，何況他只是一個「純潔」的文學家。在無可「證明」之下，只能建築於研究者是否願意這樣去想。所以，本文也僅僅是幫助讀者能夠以這個角度去琢磨而已。 幫助的方法就是檢查其「省籍意識」。而很奇異的，對葉石濤也是可以由此得到相同的認識，這是另外一個台灣文學鄉愁者的典型。要進一步的釐清何謂「省籍意識」前，有必要事先說明，就如同若不透過日本的殖民統治，則無法瞭解台灣的現代化一樣，這有避免語意上誤解成有感謝日本殖民政府之意。而省籍意識正是瞭解鍾肇政的意識上「選擇未來方向」的必要途徑，要先避免被誤解為他是一個狹隘的人。說他狹隘，毋寧說他是一個富有高尚情操的台灣人道主義者。 省籍意識的界定 省籍情結，在鍾肇政的認知上也就是反中國人、反祖國的情結，本質上與反帝國、反殖民、反迫害無異。就是說，省籍意識的界定，並非此字面上，因襲中國大陸各省所存在的地域問題而已。這是一個獨特的特殊的區域所產生的地域情結。雖然後來習慣稱「省籍情結」，不過恰就是1977年葉石濤所提出的「台灣意識」。也與1965年葉石濤所提出的「鄉土意識」有重大關聯。與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精神也是一脈相通的。就如同今日的說法「族群意識」，在鍾、葉一代人的理解來講，也只是省籍、台灣、鄉土以外，多一層閩客與原住民問題罷了。奇異的是，鍾肇政的作品，完全是沒有閩客與原住民的族群問題，換言之，只有本省外省衝突下所造成的意識。更進一步的講，今日鍾肇政的認定是已經沒有「外省人」，只有在台灣的華僑與後期移民的台灣人，與戰後祖國接收的中國人認定有些微差異。其使命感的志向與作為，與反抗的精神，應該都需以此根源來探討。 進一步說明，「外省人」指涉的對象原本就是取代對「祖國來的人」、「中國人」的說法，這樣的詞彙可說是模糊了「本省人反中國人」意識上的意義，成為「反外省人」也就是稱之為「省籍意識」。有如日本時代，出現「本島人」模糊了「台灣人」的說法。趣味的是，光復後的一段時間，內地人也就是日本人離開了台灣，中國人卻取代了日本人而被稱為內地人的講法，奇異的延續了殖民時期的統治與被統治階級的稱呼。在這「省籍意識」等名詞的取代的過程中，經過一段混亂的認知期，其結果往往也是被本省人接受而成為習慣用語，因為有著大家都是中國人的共識。只是很快的外省人又變成「豬」、張柯羅（又或音譯為清國奴）、支那人的認定，本省人又變回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這樣的說法，在二二八期間達到最高峰。而外省人看台灣人的過程中，也有不認為你是純正的中國人而是皇民，或者就單純的說你是台灣人，且認定有分離意識的不信任態度。 就像今天，我們發現，我們後輩已經有台獨意識了，我們常常就會說，台灣有很多老一輩的外省人其意識形態行為表現，根本就是中國人，與對岸中國人無異；或是有很多明明是信奉正統中國意識的台灣人，偽裝著進步的人道的左派階級思想，一付清高在上的做作，我們說他是假中國人。我們後輩原先對「省籍的對抗意識」，進一步認知為「反中國的意識」。 而那種「省籍衝突」在二二八的幾年間，在外省人那邊看來，也瀰漫著是因為台灣人受奴化教育太久，而在思想裡根本就仇恨中國。這種看法，不也有一種接近客觀層面的事實嗎？也因此更激起受「奴化」教育的台灣人，更加的對中國人激憤罷了。的確仇恨中國人，仇恨同族的「外省人」，或是欲洗淨自己骯髒的中國人血液，等等意識形態就是在此肇端了，這是一種民族的分裂。清朝割讓台灣，還可以自我安慰清朝是滿族人。那同樣是明朝的後裔，中國人更邪惡，整個國家人民像土匪，這又該怎麼想呢？或許也可以解釋，台灣人因為受「奴化」太久了，不再有民族意識，所以我不要做中國人了，或許還是做日本人好。或者有另外一種反省，漢族根本就是卑劣的族類呢？台灣人何去何從？我相信這種沈痛的反省，在鍾肇政內心中不知道浮現幾次。總之，鍾肇政並非民族主義者、種族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政治運動者，他只是文學家，他希望的是擁有如歐洲那樣的、我們自己的、小而美的、民主的國家理想，甩脫建設強大中國的美夢。 鍾肇政便曾經抓住了「光復」與「降服」在1945年8月15日所產生的混亂的詞彙，將之表現在1962年的文學作品《流雲》。作品中清清楚楚的批判「光復節」在10月25日而非8月15日的荒謬，寫下「這豈不也是人類的類乎自欺欺人毛病的一種流露嗎？」。台灣人對這種質疑，其實很普遍存於戰後那一段日子。這點原本不算是鍾肇政的什麼創見的，也不是很明顯的講了什麼該「殺頭」的話，也不是涉及文學藝術的問題。但比起來，一、1989年才有歷史學者對此「光復節」意義的討論，二、而有關歷史文化的文本分析，在提及台北市政府辦理「終戰五十年落地生根」引發的「光復節」爭議，「自然的」忽略了《流雲》這本小說的存在，三、今日所謂精通後殖民論述的學者從未見及討論《濁流三部曲》後殖民問題。綜合三種情況，可說種種台灣的學術落後文學創作久矣，任何理論深度或許也不比這位作家表現出「脫殖民性」與拒絕「異化」的深刻性。鍾肇政在《濁流三部曲》暗藏著顛覆統治者的歷史性「書寫」，台灣人的國家民族認同的流動性敘事手法，其細膩表現是空前的「文本」。亟待學術界探討作者的「書寫策略」與架構出適當的「閱讀策略」幫助讀者進一步閱讀。（另外，順道指出，不知道多少政治人物，從《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等文學作品，取得台灣歷史的奶水，政治人物在在誇口台灣需要人文教育、要建設成文化大國等等，筆者寡陋，卻極難聽過對台灣文學一點感恩之意，實在有違政治家風度。） 當鍾肇政在作品中，描述光復後不久的時代，「含著興奮的淚水，回歸祖國的懷抱」。台灣確實有一段歷史，在剛剛脫離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想著終於獨立自主了，許多人大夢初醒，我原來是中國人、支那人。他們有為建設新中國新台灣而拼命學習祖國語言的誠摯純潔的心。不過在經歷二二八後再講到「回歸祖國懷抱」，事實的經歷卻是祖國父母很快的痛宰強姦了台灣「同胞」一頓。這「祖國懷抱」變成了多麼的諷刺與可笑，經歷過這一段混亂的時代的台灣人，台灣人的心聲、台灣人的未來將寄託於何處呢？紅色中國？愛爾蘭模式？美國式獨立？聯合國託管？高度自治？還有那樣多弱小國家殖民地戰後都紛紛獨立的模式，尤其同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的兄弟國韓國也獨立了。在二二八那一段時光鍾肇政的血液也曾經沸騰過、內心的仇恨滾燙，後來就隨者局勢漸漸淡化，卻一直是暗暗伏流著，思想不斷在沈澱。 可以推論，鍾肇政可不就是一開始就認知目前在台灣老一輩的外省人其實就是支那人、張科羅、阿山嗎？而從事文學工作後，他也很快的領悟到，所謂的中國文學、中國文壇、自由中國文壇，不就是這些外來者霸佔者的文學與文壇嗎？所以「台灣文學就是台灣人的文學，毫不需要政治性意義」以及「《台灣人三部曲》毫沒有政治性意義」，我們便知道過往他實際是懂政治、但有潔癖謹守文學家本份。其作品中如果有獨立的意義，那也是讀者自行領悟，作品自然放送的。如同，今天雖然可高喊獨立的時代，他也不願意小說被改成《台灣國民三部曲》，他是文學家，是台灣文學的運動者。 （待續……）

就任駐日代表不到一年　突破封鎖讓李踏上日本張茂森◎自由時報駐日特派記者 前總統李登輝這次訪日的兩位「男配角」，一位是台灣運送機械公司董事長彭榮次，另一位則是我國駐日代表羅福全。 在推動李登輝到日本就醫的整個過程上，彭榮次所扮演是台前的角色，而羅福全則因官方的身份而站在幕後。 過去幾任駐日代表的最重要工作之一是「把李登輝送到日本」，但都沒有成功，而羅福全上任不到一年就讓李登輝到日本心導管手術，這當然有台日中三邊關係發生變化的要素在內，但是不可否認的，羅福全駐日一年來所展現的「打破傳統」的外交手法也發生了相當的效果。 羅福全是八任駐日代表之中唯一「純血」的學者從政，他本身的履歷也非常突出，台大經濟系畢業後，在日本名門學校早稻田大學拿到經濟學碩士，最後在美國賓州大學拿到經濟博士學位，八四年到八九年擔任馬來西亞亞太發展研究中心的主任，九○年任職聯合國大學首席學術審議官，八二年至八三年在「世界名人錄」（Who’s who in the world）上榜，另一方面，他在台灣威權時代，也曾在「黑名單人名錄」上榜。 在政治活動上，六四年羅福全加入台獨聯盟，七八年就任國際特赦組織日本支部理事，八一年到八八年為美國「台灣公論報」發行人，八三年曾出席為美國國會參院外交委員會台灣前途聽證會的證人，現在仍然是台獨聯盟中央委員，他說，「我的個人政治信念與駐日代表是分開的」。 在羅福全被陳水扁政府任命為駐日代表以前，幾乎沒有人知道羅福全為何許人物，當然也不知道台灣還有這樣優秀的人才。 他在去年五月三十日上任以後，最大的一個動作是到美國大使館申請放棄美國籍，有人說他還有日本籍，這僅止於一種推測。 羅福全不喜歡駐日代表處每年花數千萬日幣在大飯店舉辦酒會，然後請一些政治家來說一些台灣喜歡聽的話，他希望今年能用隆重而莊嚴的音樂會取代，即將到來的五二○阿扁就職一周年紀念當天，駐日代表處已決定不在大飯店「大吃大喝」，而在代表官邸舉辦「阿扁一周年政績照片展」同時介紹台灣的飲茶文化，這種講求效益並且有實際意義的務實作風，其實也直接影響到李登輝訪日。 羅福全是嘉義富商羅章程之子，他的夫人毛清芬則出身於台南烏山頭的富裕家庭，現在也是獨盟中央委員，羅福全除了學術、外交方面以外，在繪畫上與書法上也有相當的造詣，當本報記者問他為李前總統訪日奔走有怎麼樣的感受時，羅福全在官邸的書齋當場寫下「台日論壇十二回、松本秋高群英會、萬山欲止三芝客、芭蕉幽徑可徘徊」，以表示他感受到日本去年十一月阻止李登輝出席第十二屆亞洲公開論壇的心情。

盧千惠◎任教於台灣文化學院 居住日本一久能感受日本媒體「真龜毛」，說好聽一點就是謹慎而不容易隨興起舞。就如霧社事件七十週年時，我曾寫一篇文章到日本的『朝日新聞』。編輯打越洋電話問我，是不是可以將文章中「總督府派遣的討伐隊，使用大炮、機關鎗、毒瓦斯等近代武器，剿滅反抗的賽德克族人…」的「毒瓦斯」改成催淚瓦斯，因為他尋找資料找不出討伐隊用過毒瓦斯。我從原住民的共同記憶──討伐隊的毒氣使皮膚糜爛的事實，以及日本陸軍科學研究所在兩年前開始生產毒瓦斯的客觀事實，反對編輯的說法。後來他提出使用折衷的「特殊瓦斯」一詞。我一方面驚訝於日本媒體謹慎的態度以及為保護自己國家歷史清譽的努力。 這一次看到日本全部媒體，和過去不一樣，不論左派、右派，大幅報導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的訪問，內容又極親切好意，感到非常高興。一般日本人對六十年前侵略中國的戰爭，抱有深沈的內疚，所以當他們成為經濟大國之後，開始幫忙中國的建設。中國當政者知道日本人愧歉之情，於是遇事不得逞，就搖晃著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強行他們的所要。其實，五十年日本的台灣殖民統治，也給與台灣人數不盡的創痛。只是台灣人不像中國人，願意挪開過去的怨恨，將那些歷史變換成人類共同的資產──不再犯過錯的借鏡。經過如此心靈上的掙扎後，台灣人希望和日本人能平起平坐地成為真實的朋友。日本人開始厭煩中國無底的索求，而對台灣人的寬弘表示敬意。 因著蔣介石錯誤的「漢賊不兩立」政策，使台灣在外交上走著非常辛苦的路。這一次破冰之旅的成功，當然首應該歸功於李前總統的魅力，然而，我們得記住長久以來默默耕耘台日外交的許多老前輩。這次浮上台面的彭榮次是其中之一。楊基銓、蔡焜燦、許文龍、金美齡、黃昭堂、羅福全以及無數從心底喜歡日本，了解日本文化的台灣人，誠摯地希望台灣能與日本成為好鄰居。為了台灣的前途，花自己的錢和時間，無私心地招待代表日本的人物，如司馬遼太郎、石原慎太郎、阿川弘之、宮崎繁之等，在各界具有影響力的人更親近台灣。他們並非如統派的政客說的「受日本奴化教育的遺毒」，而是從心底擔心著台灣的前途。 六十七、八歲以上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實在是台灣人的寶貝。一般說來，他們奉公守法，知道真正的禮義廉恥，視保衛台灣為己任。並且精通日語，能讀、能寫日文，有的甚至能詩。他們是台灣與日本民間外交的精兵，他們可以翻譯有關台灣歷史的日語資料，也可將台灣的作品翻譯到國外。學校教育要培養出一個能理解外語的人才，何等地困難。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好好地活用這些台灣人的寶貝。我們敬愛的李老總統抱病出擊，希冀拓展台灣的外交環境。我誠摯地希望台灣人的老前輩們效法他，為台灣再接再勵。

李筱峰◎世新大學教授 前天我在「台灣史」的課上，和學生談到澎湖在歷史上與台灣的微妙關係。當澎湖早在元朝時，就被併入中華帝國的版圖，而台灣到了明朝時，還是中華帝國心目中的化外之地。但是，澎湖在歷史上，卻經常受台灣之累而遭殃，過去幾乎每一個外來統治者或外來勢力要進入台灣之前，都會先佔領澎湖——荷蘭人進入台灣之前，先佔領澎湖；鄭成功攻打台灣之前，也是先攻佔澎湖；日本人來接收台灣的時候，也派兵入澎湖。澎湖首當其衝，何其「衰」哉！ 有一個來自澎湖的同學憂心忡忡提一個問題問我：萬一中國北京當局要出兵攻打台灣的話，會不會也先攻佔澎湖？ 我把問題拋給全班同學討論，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見，不一而足。有人說，澎湖比台灣本島好攻，攻下澎湖，會使民心瓦解，所以還是有可能先攻澎湖；有人說，如果這樣，金馬地區的許多離島更好攻，一樣可以瓦解民心，所以可能會先攻金馬離島；也有人說，現代的武器與戰爭型態已經完全改觀，根本無須先佔領外島。 大家談不出一個結論，同學問我的看法，我半開玩笑回答說：「中國哪裡都不會先攻，他們會先攻佔的地方，應該是立法院。當呼應北京的『一個中國』的聲音充斥在立法院的時候，北京連出兵都不必要，台灣就自然投降了，所以中國一定會先攻佔台灣的立法院。」 這個玩笑其實是很嚴肅的。澎湖、金馬都不是台灣的最前線，台灣國家的最前線是在立法院，全體真正愛台灣的人，在年底選舉的時候，請一起來保衛立法院，千萬不要讓立法院被中國北京當局的馬前卒給攻佔了！

柳金財◎臺灣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候選人 本年二月二十二日，陳水扁總統在接見歐洲議會自由黨團暨社會黨團訪問團時延續其在元旦祝詞中所提到「政治統合論」，強調兩岸可從經貿與文化的統合開始著手，逐步建立信任、尋求永久和平與政治統合的新架構，不論是邦聯、聯邦、國協或歐盟模式都有值得借鏡之處。他特別指出，歐盟形成的歷史與統合模式一開始也是由經貿開始，在邁向政治統合。可見從兩岸經濟交流整合著眼來鬆解緊張的兩岸政治關係，應是臺灣新主政者的兩岸政策思維。不過據瞭解，日前美國智庫亞洲基金會在準備向布希政府提出的兩岸報告中就指出，美不應期望兩岸經濟互動必然會改善兩岸關係，雖然經濟整合有助於建立兩岸新架構，但也可能使臺灣更易受到大陸的經濟脅迫。 上述的評估觀點正好凸顯了今日臺灣大陸政策的機會與困境，恰是擺盪在新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機會是循新自由主義的思維邏輯，兩岸經濟整合有可能產生一個令人不滿意但卻可接受的新架構；困境則是在現實主義思維的導引下兩岸經濟整合可能釀成臺灣無法承受的損害，包括對國家安全的危害與主權的喪失。 不管是兩岸「整合論」、「統合論」的提出，幾乎都獲得目前臺灣許多政黨、政治人物歡迎，例如國民黨主席連戰的「邦聯」構想、副主席蕭萬長提出的「兩岸共同市場論」、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標榜的「歐盟模式」、前民進黨二位主席施明德的「大華國協」及林義雄倡議的「共同市場」、「關稅同盟」說，甚至陳水扁總統的「統合論」，都是有意整合「台灣主體意識」與「中華民族情感」兩大歷史脈絡；並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分階段依序發展兩岸合作基礎。事實上，以整合論模式來構思兩岸關係架構，長期以來，國內學界與政治工作者對此早有爭議。論者以為，這種整合模式其立意精神甚佳，唯帶有若干「自由主義」色彩的迷思。 關於是否援引歐盟整合模式到兩岸架構設計的爭議，最早源自於民進黨內的兩大派系「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系」。早期美系提出以移植「歐洲共同體」的整合經驗來設計兩岸關係的發展，但新系反對。其反對的論據主要為：首先，在「一國兩制」下，中共仍視臺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政府，但參與共同體的各國必須皆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其次，歐洲國家間的政治、經濟條件近似，兩岸則差異太大。再者，整合須具有區域利益及安全誘因，但兩岸並無整合的利益。這種整合與其說是企圖從「建立一個經濟共同體，進而形成政治共同體」，毋寧說這只是各主權國家為保障自身的經濟利益、減少疆界紛爭所作努力。基本上，新系的看法表達了國際政治學上現實主義學派對於國家主權與安全的重視，不認為兩岸能藉單純的經貿關係就可以緩和政治對立的氛圍。 誠然歐盟的整合模式其理論基礎之一即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學派從經濟角度看待國際關係，認為整個世界終將成為單一市場、無國界市場。強調貿易為促進國際間和平的力量，自由市場對國際間的政治衝突具有良好影響。深信市場力量兼具良性、理性以及無可抗拒的力量，對不理性的「政治考量」格外感到無法容忍。長期而言，經濟力量必壓過政治力量，人類終將共組世界聯邦政府以便共同面臨經濟問題。 自由主義者相信貿易與經濟交流是兩岸和平關係的一個淵源，此乃因兩岸間的貿易以及擴大的相互依存關係的互惠互利，將有益於彼此間的合作關係。隨著互惠互利的紐帶建立，一個自由主義的兩岸經濟將對兩岸政治關係施加溫和影響(Moderating Influence)，且對兩岸現狀(Status Quo)的維持提供保證。 國內不少有智之識主張，運用兩岸經濟依存來解決雙方的政治對抗，基本上呈現自由主義關於經濟與政治關係的觀點，因而贊成援引「歐洲共同體」模式於兩岸關係架構的設計，暫時擱置主權之爭議。其深信市場的力量將撼動政治關係的解凍，進而營造兩岸間的和平、安定的環境。然即使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自由主義觀點仍帶有侷限性、片面性的思維盲點。 首先，自由主義的觀點或可說明部份經驗現象，但經濟決定政治的推論則帶有「經濟決定論」的色彩。兩岸經貿整合雖滿足「中華民族主義」，卻可能傷害「台灣的主體性」；況且經濟相互依存關係絕非對稱的，儘管從絕對意義上說兩岸都可獲益，但「相對獲益」比「相互獲益」更重要。市場機制雖趨於聚集財富，卻在兩岸大小經濟實體間建立一種依附的或強權的政治關係。 其次，自由主義認定經貿交流是促成兩岸和平力量，該理論適用範圍是基於「國與國」關係。但兩岸定位是否為「國與國」的關係不無爭議，不論是「國與國的特殊關係」（陳水扁）、「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李登輝）、抑或是「準國際關係」（宋楚瑜），中共都一再宣稱中華民國已經死亡，在此種情況下，兩岸經貿交流為遂行國家統一的政策工具，絕非為單純的經濟客觀規律所能解釋。 論者以為，儘管在全球化大潮流下，國家主權雖受制約，但仍是國際關係的主體與經濟發展的工具。國際體系是國家所組合、而非市場組合，那麼經濟是需受政府制訂法律規範加以節制，兩岸經貿的專業化、分工和日益相互依存可能使臺灣國家主權喪失(The Los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單從理論來看，兩岸間的經濟整合可能使得雙方政治關係更具易傷性(Vulnerability)及脆弱性。換言之，以整合論方式來構思兩岸關係存有理論先天上的若干迷失。亞洲基金基金會的報告觀點正是突顯出在目前國內一再高喊揚棄「戒急用忍」、瀰漫「整合論」論述觀點的另類思維。

連根藤◎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委員 台灣人的歷史認識隨時代而轉變。察其理由，台灣的歷史記載是隨統治者而變之故也。也就是台灣的歷史都是依統治者的史觀記載的。由台灣人自己的手所寫的台灣史，可說是李登輝政權之間才開始。今日的台灣史可說是以國中的歷史課本『認識台灣』為基準。但是該書是依過渡期的移民史觀而寫成，與台灣的歷史事實不符，理由是移民史觀主張台灣是移民國家、台灣人是中國移民的子孫、台灣人是漢人為主體之故也。 但是事實上台灣人並不是移民的子孫。一六二四年以後的三八年間，統治台南一角的荷蘭時代，台灣原住民約四○到五○萬，其中平埔族約三○萬人。荷蘭為了與江戶幕府在長崎貿易，從唐山引進男性勞工從事工作。根據近年的研究，部分唐山勞工與平埔族女性結婚生下來的子孫，即是今日的台灣人。古時台灣是瘴癘之國，霍亂、赤痢猖行，在那種嚴酷的生存環境下，只有原住民的母親生下來的兒子才能存活下來。平埔族的俗語說：「有台灣媽，無台灣公」，理由是部分台灣公放下妻子回唐山去了。台灣人只有第一代才有遺傳唐山公的漢人的血統，近年的DNA調查所得的結果是，平均的台灣人約含94%的原住民的血統。清國二一三年的殖民統治，以苛刻的稅制差別，強制將生番化為熟番；再將熟番漢化，以致平埔祖先被消滅殆盡！這些都有斑斑史料可查。由此可知台灣人不是以漢人為主體的移民的子孫，而是原住民和少數漢人的混血民族。因此，過渡期的漢人主體移民史觀應該改為本土史觀，重新導正台灣人的認同問題。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整合與統合 在台灣，不論是學者、還是政治人物，對於相關用詞尚未有約定俗成，譬如說陳水扁提出「統合論」之際，一般人無法直接由漢字的字面意義，去體會其背後想要傳達的真正訊息，只好轉而退而求其次，嘗試著間接由官方說帖、或英文報紙的用字，回頭來作拼圖式的揣摩。不過，更令人擔心的是，如果學界盲人摸象，就很怪罪政治人物人云己云、或是信口開河。 不管是早期的「整合」、或是後期的「統合」，這兩個名詞大致是被委婉地當作「統一」的同義詞，猶如在戒嚴時期，黨外／民進黨人士只能以程序上的「自決」權利，來暗示實質上的「獨立」目標。 在政治學裡，「【國內】整合」是指是在一個面對社會分歧的國度裡，包括族群齟齬、意識型態之爭、城鄉差距、或是菁英與百姓間的歧異，公民如何取得對於政治行為規範的共識，尤其是開發中的國家為是。這是在比較政治學裡頭，有關政治發展或民主化學者所關心的課題。 國際關係學者大體同意「【國際】整合」是指國與國之間的某種「結合」，它可以指一種正在進行的「過程」，也可以代表一種已經達成的「境界」。前者隱含著有其序列般的進程，要朝著某種光譜循序漸進，譬如說「由文化交流、經濟整合、到政治結合」般的線性「廣化」過程，或是「由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到共同市場」的漣漪擴散式「深化」過程；後者是指獲致的狀態、結果、或終點。 在這裡，為了方便解讀／了解學術對話、政治論述、或是政策宣示，我們暫且將廣義的、鬆散的整合約略分為國內政治的「整合」、以及國際政治的「統合」。如果說統合既是手段（過程）、也是目的（境界），我們不如說前者為「統合」、後者為「統合體」。 一般人把統合分為文化、經濟、以及政治三個面向，我們主張以安全共同體來取代文化統合。首先，如果「經濟統合」是要追求經規模、以及效率，而「政治統合」是要確保自主以及民主的話，「文化統合」的迫切性並不清楚。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以傳統「本質論」的方式來定義文化，統合的基礎是要建立在共同的血緣、語言、宗教、或生活方式上面，文化統合是命定式的「為統合而統合」；相反地，經濟、政治統合先有明確的目標，再來指定整合的方式。如果以「建構論」的方式來理解文化，統合則要追求共同的集體認同，也就是「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 的凝聚，其終極的指標則為彼此是否願意生活在同一個國度，如此一來，就最終的目標而言，文化統合與政治統合是高度相互聚合的。我們以為，Adler與Barnett (1998) 所提的「安全共同體」，也就是兩國之間不再有戰爭的擔憂，才是不同的統合概念。當我們以安全共同體取代文化統合後，經濟、政治、以及安全面向的統合，可以使用三個垂直的軸線來呈現。 經濟統合是指透過經濟上的安排，來作國與國之間經濟事務的合作，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區域主義」。我們大致根據 Belassa (1962)，以光譜的方式將經濟統合呈現如下： 經濟圈──以文化或地緣作初步的經濟協調，譬如「亞太經合會」(APEC)、「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或日本倡議的「蓬萊經濟圈」； 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成員國的財貨（產品）自由流通、不課稅，譬如「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 關稅同盟 (Custom Union)──自由貿易區＋統一成員國對非成員國的關稅，譬如「南美洲共同市場」(MERCOSUR)、過去的「日爾曼關稅同盟」(Zollverein)； 共同市場 (Common Market)──關稅同盟＋成員國的資本、勞力自由流動，譬如早期的「歐洲共同市場」； 經濟聯盟 (Economic Union)──共同市場＋共同經濟政策，譬如原先的「歐洲共同體」(EC)、後來的「歐洲聯盟」(EU)。 政治統合是指國與國之間透過政治安排來進行結合，在過程中主權逐漸讓渡出去，終於合併 (Merge) 成為一個國家，甚至於達到世界政府的境界。我們以光譜的方式，由分離到統一，簡述如下（見圖1）：     國協 (Commonwealth)──主權獨立國家之間有特殊的歷史、文化關係，彼此的鬆散組織，譬如「大英國協」、「獨立國協」(CIS)； 邦聯 (Confederation)──國與國之間透過協定所作的的有條件政治結合，針對特定議題同進退，譬如德國的前身「北日爾曼邦聯」、瑞士的前身「瑞士邦聯」，總之，是為彼此的進一步的合併作準備。目前的波斯尼亞是由克羅艾－回教聯邦、以及塞爾維亞共和國所組成，勉強算是邦聯，土耳其裔賽普路斯人提議與希臘裔賽人合組邦聯，兩德在統一之前，也有人提議進行邦聯式的結合即止，可以說是不得以的結合。也有人提議波羅的海三國與烏克蘭、以及白俄羅斯共同組成反俄羅斯的「黑海－波羅的海邦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美洲大陸邦聯」，成員因為有共同敵人所作的結盟。有人提議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印尼合組邦聯，也有人建議將聯合國提升為邦聯架構，更有人視歐盟為一種邦聯型式（或應該往邦聯調整），有其功能整合的考量。 聯邦 (Federation)──是國家體制中最鬆散的一種，透過憲法的規範，聯邦政府與組成單位（邦、州、或省）作權力的分配，譬如美國、澳洲、加拿大、德國、以及瑞士。 除了上述「正牌」(Ideal Type) 的政治統合體外，彼此之間還有不同的混合型態。首先，比國協還鬆散的結合，我們還可以加上「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譬如美國與英國、美國與加拿大、美國與以色列、美國與日本、以及俄羅斯與塞爾維亞；李登輝所提的「兩國論」，本質上是「國與國的特殊關係」。另外，郭正亮所提的「聯立」、張亞中的「共同體」、或「兩岸共同體」、魏鏞的「民族內共同體」，觀其精神，也都算是特殊關係。 其次，介於國協與邦聯之間，也有變體的統合體；翁松燃乾脆稱之為的「歐盟」模式。最後，介於邦聯與聯邦之間，也有各種統合體的思考，譬如石之瑜新造所謂「內邦外聯」的「中華合邦」、嚴家其的「邦聯式聯邦」。 安全共同體 (Security Community)是指當兩個國家有共同的利益、或是共同的認同感時，主動透過結構性、或程序性的中介變數來進行合作，彼此在友好往來間逐漸培養出互信、以及認同感；由孕育（譬如波理會）、發展（譬如東協）、到成型（譬如北美、西歐、以及美國與以色列），彼此相信終將會以和平手段來解決紛爭，不再有戰爭的擔憂。在這裡，彼此可以保有自己的主權，並不要求在制度上正式合併。 我們將上述三個面向的統合整理為圖2，大三角為目前歐盟統合的境界，小三角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我們未來與中國的關係應如何定位？政治人物要將台灣帶往何處去？（見圖二）     統合的理論 我們根據分析層級，可以將解釋統合的變數分為個人、國家／社會、以及體系三種。個人因素包括推動者追求和平的理想，民族統一的使命感，或是領導者的人個特質、或決策風格，譬如說機會主義式的政治考量，為了連任而討好聲音較大的統合推動者，因此刻意擘畫統合的制度，以製造追求和平、或是鞏固權力的空間。國家／社會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的理念、制度、以及利益，譬如說擴張性民族主義高漲，政黨間的橫縱連橫、國內利益團體的壓力、或是經濟不景氣，譬如台商、或是統派（媒體或學者），決策者自然而然、或不得不朝統合的走向調整。體系因素算是統合產生的背景，譬如說面對全球化的壓力、或是現有的統合體的「擴充」，只好加入、或是另起爐灶。 我們可以看出，經濟上的考量只不過是諸多統合的動機之一。我們根據統合的動機，將統合的動力分為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認同、以及追求和平三大類。共同的利益包括經濟上的好處、企圖對外擴張、或是對抗共同的敵人；共同的認同則可能來自共同的血緣、文化、歷史記憶、或地理比鄰。我們以為，要找出有效的解釋因素，可以嚐試去了解國家為何不願進行統合，也就是說，加入統合體要付出何種代價，譬如說國家主權、自主性、或是文化特色。 台灣的統合論述 […]

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一、台灣、中國各自的演變 　　中國與台灣是否會透過和談進而和平共存或合併，或者會發生武力衝突，甚至戰爭？能夠寫答案的是中國。由於實力懸殊，台灣總得處於被動的地位。 台灣自1989年 Lee Teng-hui 就任總統以後，加速民主化的速度、修憲6次、逐漸將Republic of China (ROC)台灣本土化。這是符合台灣現實的做法，也符合歷史的法則。現在ROC的名稱雖然還沒改為Taiwan，仍然繼續使用之，但主權在民的思想幾乎已在台灣生根。維護台海和平是台灣人一致的願望。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由Deng Xiao-ping執政以後，邁向經濟改革，創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革命性新制度，之後的江澤民政權也繼承之，使中國經濟有大幅度的進展。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軍事預算的增加，中國的武力日益強大。 　　Soviet Union的解體，呈現冷戰的結束，美蘇的對立，大部分似乎已經解消。 到底冷戰就此結束，或者後起之秀的PRC會崛起與美國爭霸，這還需觀察。但是台海的情勢，可能是一顆不定時的炸彈。這個炸彈是由PRC企圖佔有台灣而造成的。 　　二、台灣領土問題與各國的態度 　　PRC認為台灣是中國固有的領土，而必須加以收回。由於PRC是一個超大國，世界大部分國家不但與這個在UN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擁有veto power的國家建立邦交，而且對其發言與行為十分尊重。PRC對台灣領土權的主張雖然未必被承認，但是很多國家未必敢採取反對的態度。美國Clinton總統於1998年訪問中國之時，他刻意不在與PRC領導人會面之時，避重就輕地選擇在一個普通的民眾聚會說「三不」，也難免給世人一種印象，美國顧慮到PRC對台領土權的主張。 　　所謂三不是美國不支持 (1) Taiwan Independence, (2) one China, one Taiwan policy(3) 台灣加入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 不支持並不等於反對。但是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按照現在的國際情勢，台灣要達成這三項的任何一項都是非常困難的。但是美國在國際上不願支持的事情多得很，何必特別指出不支持台灣做什麼，做甚麼…….的呢？尤其是向中國或中國人說出這些話，這樣的發言，難免使世人認為中國對台灣擁有某種程度的主權。 有巨大影響力的政治家總會大談闊論，每在遇到重要微妙的事情，總會細心的選擇用語有如官僚、法律家的謹慎。但是政治家的speech，聽眾僅會摘其大略的意思，並沒有那麼多的智慧與耐心注意到他們婉轉發出的意涵。 　　比如說有幾個大國與PRC建立邦交之際，對中國主張台灣是 a part of China，對這個中國的立場，United Kingdom (1954)、France (1964) 、West Germany (1972) 均不加以回應，Canada (1970) 是僅加以 take-note，日本 (1972) 是加以「充分理解，尊重中國的立場」，美國 […]

黑名單解禁後，倒數第三名返台，現任台獨聯盟主席。一生歲月，幾乎都貢獻給了台灣獨立。 李心怡◎新台灣新聞週刊記者 「我是倒數第三名啦！」黑名單解禁之後，現任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是最後一批解禁的海外流亡人士，在他之後分別是陳南天跟黃文雄，當時，他們這些人被認為是危險的暴力分子。 一九三二年，黃昭堂出生於被稱為鹽分地帶的台南縣七股，在台大經濟系畢業、當完兵之後，於五八年底到日本東京大學唸研究所，從此成為流亡日本的海外黑名單，一直到九二年才回到台灣。 疼某大丈夫　揚名台灣論 在小林書紀的《台灣論》裡面，黃昭堂被小林描寫為一個相當疼老婆的人，黃昭堂卻認為疼老婆是應該的，沒什麼特別的。 被小林這麼一畫之後，朋友常拿來取笑他，他就經常忙著解釋道，「那天大家要拍合照，我老婆去洗手間，我說等她回來再一起拍，就是這樣啦！」 談起老婆，黃昭堂說因為她是一個很安靜內向的人，而且已經結婚四十三年了，所有的話都講完了，現在兩個人反而不太講話。黃昭堂和妻子謝蓮治是在出國前結婚的，不過因為當時規定夫妻不能同時出國留學，所以他們並沒有入戶口。謝蓮治畢業於台大外文系，本來也在東京大學唸文學，但到日本的第一年，大兒子就出生了，所以她唸了一年半，就辦了退學，專心當家庭主婦。 黃昭堂和謝蓮治認識的日子，相當難忘。一九五三年的某天，台北觀音山下雪，三十幾個台大的學生一起去爬山，因為路滑，所有的女生都被男生牽著下山，黃昭堂看到最後有一個女生沒人牽，就牽著她下山，於是謝蓮治就成了他的「牽手」。 黃昭堂在日本東京大學，拿到國際政治學碩士與社會學博士學位之後，成為東京大學講師、昭和大學政治學教授。黃昭堂笑說，「我本來就不是那麼愛讀書的人，因為護照被國民黨沒收，只好一直留在學校，才不會被遣返。」 早期那段留學生生活，黃昭堂說「很苦」。那時候，他就開始專心從事獨立運動，日子過得很忙，不但沒時間唸書，也根本沒時間去打工，只能靠著當家教維持生計。他也自認為不是一個好學生，不太認真唸書，後來去唸博士，是為了留在日本才唸的。 為黨外助選　初嚐政治味 不過，對政治的興趣，是早在唸台大時就產生的。黃昭堂說，大學的時候，他就常翹課去幫許多黨外人士助選，大三的時候，不但跑回台南縣為郭秋煌助選，還把自己家借給郭秋煌當競選事務所。因為那時候學生被禁止參加政治活動，他就躲在自己家裡，用廣播對外演講。 郭秋煌當選省議員之後，隔年，黃昭堂也支持當過台北市水道局長的黃千里參選台南縣長，並答應黃千里把家裡借給他當競選總部。不過，後來因為黃昭堂的家人被國民黨的人恐嚇，說如果不把黃千里趕出去，就要來放火燒房子，他們只好請黃千里搬出去。黃昭堂也得意地說，他第一次投票就是投給高玉樹，在成為黑名單之前，他也只投過那一次票。 許多朋友，也一直引導著黃昭堂，走向獨立運動的路。黃昭堂回憶道，「大四的時候，我住在郭秋煌家裡，有一位也來自台南縣的前輩，經常跑來我住的地方，問我台灣的前途應該如何走？獨立怎麼樣？這類的問題。到日本之後，我們住同一個宿舍，他常在我的枕頭邊，放台獨的報紙，希望我看。」 那時候，王育德亡命到了日本，黃昭堂也常去找他討論台灣前途問題。一九五九年，一群以台南一中校友為主的日本留學生，以王育德為首，開始募款、籌畫發行「台灣青年」雜誌，六○年「台灣青年社」正式成立，黃昭堂也參與其中。 黃昭堂笑稱自己募款「討錢」的經驗豐富，就從那時候開始。「那時候大家都沒錢，必須向外面募款，台灣人在日本大多經營料理店跟小鋼珠店，這些人很有錢，我們就跑去跟他們說，要做獨立運動、要辦雜誌，請捐錢。國民黨的特務遍佈全世界啊，一開始，大家也會怕，久了之後，也有一些固定會捐錢的人。」 留日搞台獨　有家歸不得 本來秘密在從事台獨運動的黃昭堂，後來還是被國民黨政府發現了。一九六二年，黃昭堂去申請護照延期，結果護照就當場被沒收了。後來，黃昭堂向日本政府申請延長簽證，跟日本政府說明護照被沒收，日本人還不相信，以為黃昭堂在騙人，而打電話到中華民國大使館去求證。一九六四年，台灣青年社的成員發現被滲透，發生戴天昭誤刺間諜陳純真的事件，黃昭堂與許世楷等亡人也一起被日本警視聽逮捕，當時黃昭堂是台灣青年會的委員長。雖然後來大家都獲得緩刑，但黃昭堂也因此每一個月要申請一次居留證，多年後，才慢慢變成三個月申請一次、半年一次，最後恢復一年一次。也由於當時日記被沒收，使得黃昭堂從此不寫日記了。 一九六○年成立的「台灣青年社」，於六二年變成「台灣青年會」、後來變成「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台灣獨立聯盟」，最後成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隨著「青年」兩字的消失，黃昭堂也一步一步離開他的青年時期。而他的歲月，幾乎全都貢獻給了「台灣獨立」。 問他當初有沒有害怕過，黃昭堂只是淡淡地說，「應該也是會怕，不過現在也已經忘了」。過去的那一段黑名單的日子，對黃昭堂來說，都已經過去了，他現在最關心的，是台灣的族群問題。他說，「族群問題一定要解決，統獨問題絕對不等於族群問題，不然，台灣早就獨立了」。

鄭欽仁◎社團法人台灣安保協會監事 〔問題一〕地球村與主權獨立國家 台灣目前所面臨的是國家認同危機與價值觀混亂，其由來常常是出於認不夠，不論是政界、文化人、媒体或一般大眾，經常是內心浮躁、人云亦云，而造成認同的危 機。譬如說提到「地球村」便輕易的認為可以取代現行的主權國家概念﹔又如聽「歐盟」的出現，便主張用歐盟的方式可以解決兩岸問題。更可笑的是2000年總 統選舉期間，連戰主張「邦聯制」，後來怕影響選票，一時偃旗息鼓﹔選後又大倡邦聯制，好似高明的策略。但話講多了，加上國民黨的人又連袂赴中國，儼然以此 為該黨政鋼，經江澤民潑以冷水，只好沒趣的收場。 首先筆者所要提的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問題。 所謂「全球化」是超越現存的國家或地域的界線，以為地球有成為「一個單元」發生變動的趨勢。 原來globe是指當作球体的地球﹔對於人的社會全体，通常用「世界」、「人類」稱之。十九世紀後半以降，由於資訊通訊技術的發達，意識到地球空間的縮 小，有一天地球可能由一個資訊網而結合在一起。到廿世紀中葉有「地球村」的用語出現﹔全体人類社會可以以資訊通信以及媒体為媒介而一体化，在這個意義下因 此有「資訊全球化」的用語。 一九七Ｏ年代前半起「global」的用語取代「世界」、「人類」而廣泛的使用，特別是在國際上意識到地球環境問題是人類共同的課題。 冷戰時代將地球分成東、西，為超越這種觀點而以人類的觀點提倡global，配合這個觀點而有「地球市民」（global citizen）的觀念，提出「以地球為考量，以地方（local）著手行動」的標語。 在經濟上，七十年代出現「金融全球化」等情形﹔尤其在冷戰結束後，市場經濟朝世界性的擴展、以及生產方面朝國際化方向推進，資金、人、資源、技術、市場、甚至服務業超越國境移動，貿易大大的成長，此等情形都是屬於全球化。 但是全球化也帶來許多難題，因資本主義以世界的規模貫徹的結果，發生（一）多國籍企業相互酷烈的競爭，有合作、也有兼併，造成「大競爭時代」的來臨。 （二）猶如東亞的通貨危機，地球的一個地方發生經濟破綻，相繼發生全球的通貨與金融的不安定，使通貨危機與世界同時不景氣等災禍全球化。（三）各國政府對 資金的管制力弱化，對短期資金的流動以及外國投機匯兌交易的統治能力低下。（四）國民經濟被迫急速調整結構，破產與失業情形擴大。如此，強烈意識到地規模 的貧富差距。 經濟上的全球化對大國有利，對小國來說也有類似「殖民地化」的現象發生。全球化不只是經濟問題，甚至環境、資源、貧困、飢餓、人口問題、南北差距、人權侵害、擴武、戰爭等等問題，成為「地球的問題群」﹔嚴重的全球問題，要靠世界性的合作纔有濟於事。 但「全球化」、「地球村」並不是基於古典時代的「世界」「人類」的理念，憧憬人類如同一家，「世界大同」，而能放棄近現代既存的「主權獨立國家体制」。當前各國與各地域還是認真的在保護自己的利益，甚至將對方「殖民地化」、「從屬化」。 如果目前的世界，可以放棄「主權獨立國家体制」，那麼台灣加入聯合國、即國際社會己經不成問題﹔換一句話說，不是被「國際社會」排斥的一員。又，如果目前 的世界已是烏托邦的「地球村」而可以放棄「主權獨立國家体制」，則目前台‧中關係沒有主權、人民與領土歸屬問題的爭議。 總之，「全球化」已經來臨，但在政治上要能立足國際社會，空唱地球村而不主張「主權獨立國家体制」，不但不能獲得國家安全保障，更是造成觀念混亂而妨害變 革，拖延改革的「時間表」並且帶來危機。在全球化到來之前，本應完成的國家体制未能完成而面臨全球化，也是危機，這就是目前台灣的困境。所以台灣目前所迫 切需要的，唯有在國際關係上、國際法上被認定是國家，才能獲得國家安全保障。這是主張地球村所不能獲得的。 ﹝問題二﹞台、中問題能以「歐盟」的模式解決？ 有人主張台、中之間以「歐盟」方式解決，這種解決方式是基於「中國統一」的基本構想為出發點，在其諸模式中找出來的一種模式，故令人費解。因此這種主張是基於以下各種前提之一而設定的國家目的： 一、基於華夏觀念，或強調同血緣、或強調同文化必須以某種形式聯合為一体，視歐盟模式為「國家類型」的一種。這種同文同種的觀念是出自對「前近代」「中國」的想像，故不能成立，何況近代中同共產文化與台灣既非同文，亦非同種。 二、基於台灣是中國固有領土的主張﹔這種主張早已被駁斥而不能成立，不在此贅述。 三、基於過去國共關係﹔但國共關係已經結束，台灣不再是國民黨政府（外來政權），故終止延續過去之糾纏，重新釐定台‧中之國家間的關係。 四、基於中國問題難纏，急於解決中國問題的心態。以上粗略的指出主張以歐盟模式解決台、中問題者之基本想法或觀念。 歐盟模式不能用在台、中關係，從雙方之政治体制不同、社會体制不同、以及老百姓之成為「國民」的成熟度不同便可暸解﹔此其一。 歐盟的形成自NATO成立以來歷經長久的時間，故非一蹴可及﹔此其二。 第三，據德國駐日大使法朗克‧維爾貝（Frank‧Elbe）著「面臨歷史抉擇的歐洲之將來」（原文，「歷史的局面を迎える歐洲の發展」，載1999年3 月29日《朝日新聞》）指出：歐洲的成立不可能是國民國家的解体，而以「地方」做為構成要素；的確地方是歐洲誕生的重要要素，但歐洲的國民國家發揮了強韌 的生命力。國民國家提供人們「居住的場所」，在文化、社會、歷史以及政治方面是「我的家」。沒有這個「家」，不可能有超越國民國家的歐盟，即使有全球 （global）市場的提供，也是無濟於事。國民國家在將來扮演的政治角色和美國的州完全不同，而是遠為強而有力。 將來世界面臨的是全球化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要有更大的國際機構，但必須是以國民國家的身分參與。中國的霸權主義，不承認台灣是國民國家（national state），如何能和中國以「歐盟」的模式出現？ 國民國家是主權獨立國家，這一前提在與中國交涉時不能忘記，更是不允放棄追求的目的。 〔問題三〕中國的信心危機與台灣：歷史意識與歷史解釋建立在過時與錯誤的傳統觀念上 Tsuji Kogo有一篇文章「黃河情結：中華世界的危機」（刊載Sinica，2001年1月）指出中國人的黃河情結，以為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搖籃，創造黃河文明的 華夏民族征服長江文明的諸族，例如最近所看到的三星堆遺跡、河姆渡遺跡；黃土與黃河的「黃」成為華夏民族自己的代表顏色，他們的始祖神稱作黃帝。其實，我 在十多年前的作品已經提到。 （一）Tsuji氏指出中國大陸有兩次精神危機，一次是在八十年代後半，一次是在九十年代後半。第一次是由於農民對「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抵抗，一九七八年 十一期三中全會不能不採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政策，因此一方面對近代化抱著希望，另一方面由於近代化的結果而社會主義体制崩潰，害怕「傳統的大一統世界」也隨 之崩潰，對於改革開放的潮流悉加抵抗而不時發生葛藤，而這糾葛一直到目前還是存在。 這時候在中國掀起兩次黃河風潮，最初是由於ＮＨＫ與中國中央電視局共同製作「大黃河」（三十回），引起中國人的哀愁，也剌激中國電視界紛紛以黃河為題材製 作節目。因此傳統「黃河情結」輿八十年代間的精神危機結合在一起。另外在電影界方面有陳凱歌的「黃河大地」引起國際上的稱讚，同時在其國內，黃河也成為討 論的對象。 「改革開放」使海外情形、海外文化如怒濤洶湧的流入，引起許多中國人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發生懷疑，知識分子在精神上開始徬徨，近代化政策即使成功，相 對的傳統的流失意味著幻想的「古時候美好的時代」因時代變化而流失，包括社會主義時代在內的二千多年之以皇帝、領袖為頂點的「大一統世界」從此訣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