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時光迴轉到半世紀以前，如果你的家世是富甲一方，畢業於當時唯一的國立大學──台灣大學，和同校的脫俗才女結婚，嬌妻同樣出自富裕家庭，兩人相攜前往世界級名校留學，你會擁有什麼樣的人生？你會選擇怎樣的人生？當時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威權體制，如果你選擇向當權者靠攏，無虞榮華富貴；如果選擇向威權挑戰，你可能身首異處。
在歷經將近半世紀的異鄉歲月之後，風采依舊的才女寫了一篇文章〈從費城踏出的第一步〉，當中輕描淡寫的兩句話，道盡他們夫婦的一生，也道盡他們一夥同志的一生。她說：「台灣獨立運動一直是我們生活的中心，也是我們青春的寫照。」
1935年出生於嘉義的羅福全，父親在他兩歲時就過世，堅強的母親為了要讓兒子接受較好的教育，當他六歲時，就被母親帶往日本從幼稚園開始讀起，一直到戰爭結束羅福全讀小學四年級時，才舉家返台。
台大經濟系畢業後，由於顧及母親，身為獨子的羅福全並不想出國留學，所以立下興辦中學的志向，買進一塊七千多坪的校地，準備紮根台灣，當時還經常與好友侯榮邦在那裡讀書、喝酒。
然而身為知識份子的羅福全對時局頗為不滿，1959年匿名投書《自由中國》雜誌，反對蔣介石第三次連任總統；1960年6月19日更與蔡同榮、劉家順、張燦鍙、侯榮邦、陳榮成等四十三位知識青年，在關仔嶺包下整個靜樂旅社，舉行秘密聚會，進行聯誼結拜，後來人稱「關仔嶺會議」。
關仔嶺會議雖然沒有涉及政治性議題，但是四十多人的聚會當中沒有一人是國民黨員，在「三人以上不得秘密集會」的戒嚴體制下，當然是蠻大條的代誌。因此，羅福全在8月4日趕緊前往日本就讀早稻田大學，而原訂9月19日出國的劉家順，出境證在出國前一天被吊銷，隔日蔡同榮幸運得以依原訂行程出國，不幸的劉家順後來被捕判刑10年。
原本就對時局不滿的羅福全，到了日本之後又受到《台灣青年》的影響，就打定主意不回台灣，計畫移居美國。但是為了安排母親和家庭事務，他必須暫時隱埋自己的心志。
1963年取得早稻田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之後，羅福全隨即轉往美國長春藤名校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就讀。個性爽朗的他來到費城之後，馬上被選為費城台灣同鄉會會長，並結識當地台灣獨立聯盟（UFI）的主席陳以德。1964年2月29日，費城的台獨聯盟發起向駐華府的蔣政權大使館示威活動，羅福全和嬌妻毛清芬一起投身在抗議的三十多人當中，正式展開他們「青春寫照」的一生，邁向台灣獨立運動之路，永不回頭！即使自己在台灣的財產被蓋上「叛亂」戳記而遭凍結，也在所不惜。
自此以後，羅福全襄助陳以德，串聯全美各地台灣人社團和同志，是催化「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FAI）的功臣之一；他也首開風氣之先，從1966年3月開始，將原本英文版的Formosagram《台灣通訊》增加漢文版面，以便吸收新來的台灣留學生，擴大影響面。
身為獨盟元老的羅福全，長期擔任聯盟的中央委員、台灣公論報創刊發行人、FAPA中央委員，無論是籌組全球性「台灣獨立聯盟」（WUFI），或是創設《台灣公論報》（Taiwan Tribune）及「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他都擔負重任，從未缺席。
羅福全於1968年取得博士學位之後，為配合同志集中紐約的決定，就職於Consad公司，後來被公司調到匹茲堡。到了1973年，由於母親不慣美國生活的無聊，羅福全的大姊居住在日本，為了讓母親享受更愜意的生活和天倫之樂，他接受聯合國的職務聘約，前往日本名古屋聯合國地域開發中心（UNCRD）任職。到了1980年，由於孩子逐漸長大，必須準備返回美國讀大學，羅福全遂與夏威夷大學East-West Center簽訂教職合約。然而時值聯盟決定創辦報紙，無法推掉老戰友張燦鍙主席的請託，遂於1981年擔任《台灣公論報》的創刊發行人，羅福全也因而辭掉夏威夷大學的教職，搬到紐約去辦報。
草創初期的《台灣公論報》很簡陋，人手不足，連毛清芬也完全投入幫忙，上上下下，從頭做到尾。尤其是在每次的活動或是夏令營，毛清芬都會擺起《台灣公論報》的攤位招訂戶、賣報紙，結果得到一個響亮封號，就是「賣報紙的羅太太」；在筆者的諸多訪談資料中，據熟知詳情的前輩們表示，說毛清芬是當時報社內的「靈魂人物」也不為過。另外，當時一個禮拜出刊兩次的《台灣公論報》，羅福全前後寫了上百篇社論，初期的社論可說大多出自他的手筆。
《台灣公論報》的成立，並非依靠財團的力量，而是散居全美各地兩千多位基本訂戶所支撐的，有很強的草根力量。國民黨在台灣島內強力查禁黨外雜誌，在海外當然也想消滅為台灣人發聲的《台灣公論報》，因此故意提出「四腳仔」官司訴訟，要求450萬美金賠償金，企圖消滅《台灣公論報》，但是真理畢竟站在正義的一方，最後《台灣公論報》勝訴，才得以繼續經營到現在。
羅福全擔任公論報發行人是義務職，完全不支領薪水，必須自謀生計，所以在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和新澤西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Rutger, N.J.）擔任訪問學者兼任教授。然而兼任教授的收入畢竟不豐，難以支撐孩子們上大學的開銷，到了1984年，他婉謝周烒明醫師伉儷願意資助他孩子上大學的美意，前往馬來西亞吉隆坡的亞太開發中心（Asia-Pacific Development Center），擔任國際貿易及經濟合作研究主任。在1990年到2000年期間，轉往日本東京的聯合國大學服務，出任首席學術審議官，後來又兼任高等研究所副所長，退休後任名譽教授。這十六年間，羅福全在專業上如魚得水，專注聯合國的經濟開發、人口、環境、裁軍、大城市問題，足遍四十餘國，天涯為家，守家教子全由毛清芬一肩挑起，又獻身公論報重任，有段期間一家四口難得聚首。在筆者的訪談中，肩膀寬厚的羅福全難掩對牽手的內疚，也由衷感謝毛清芬為公為私的奉獻。
1983年11月9日，羅福全受邀在美國國會參議院為台灣前途作證，他的證詞列入國會紀錄，這是台灣人首度在美國國會表達「台灣前途應由台灣人決定」的自決意願。他的證詞也促使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迅速通過第74號『台灣前途決議案』，在美中外交關係確立一個原則，就是「台灣前途必須和平解決，其方式必須是免於強制，且為在台灣的住民所能接受。」這是FAPA在美國從事遊說外交的一個里程碑。
進入聯合國服務必須簽署一份文件，聯合國的職員不得對任何國家採取政治立場。因此，羅福全在1973年進入聯合國之後，就很少在公開場合以自己的名義發表言論，僅以實際行動奉獻聯盟，同時，毛清芬也積極投入人權會、婦女會，進行島內人權救援的工作。在1980年二二八當天，和林義雄的母親通最後一通電話的就是她，因為這是美麗島事件後第一次獲准探監的日子，毛清芬就打電話去表達關切並詢問狀況，林義雄的母親回答說，反正人被抓進去，就任由他們處置了。結果一個小時之後，他們祖孫三人就被殺害。
1987年接任聯盟主席的許世楷，在1988年初提出「島內獨立運動公開化、海外返鄉運動普遍化」的口號，世台會呼應這種主張，決定當年8月在新店召開第十五屆年會，這是世台會首度在台灣島內舉行年會。毛清芬意外「闖關」成功，當時由美國回台闖關的同志，有前主席張燦鍙的太太張丁蘭，以及聯盟中央委員蔡正隆的妻子葉明霞、幹部的妻子劉真真，還有聯盟中央委員莊秋雄、公論報社長吳信志等人，結果他們都「翻牆」成功，到新店楓橋會場參加世台會年會。會後由島內各界人士保護，到處參與大型集會和遊行。這群人的無畏精神，直接鼓舞海外台灣人突破返鄉黑名單的勇氣。
1991年12月7日，再度擔任主席的張燦鍙闖關回台，在機場不幸被捕。那年毛清芬代表日本本部，與歐洲本部的主席何康美、南美本部的主席周叔夜，已早一步提前闖關成功，12月10日的「人權之夜」，何康美和毛清芬在台北現身，周叔夜在高雄現身。他們以實際行動來證明台灣人為了返鄉不怕被捕被關，他們都是突破返鄉黑名單的大功臣。
他的一位摯友曾經形容羅福全是一個甘願自己出錢、自己做台獨運動的人，筆者在訪談中單刀直入地問他捐給聯盟多少錢，哈哈大笑之後他淡淡地說，在比較固定的部分，1973年到1980年在聯合國工作期間，每個月都捐給聯盟五百美元；後來從1990年在聯合國大學服務開始，一直到擔任駐日代表的十四年間，每個月都捐給聯盟一千美元。羅福全笑著說，反正我是「吃薪水的人」，沒辦法一次捐大錢。
毛清芬說：「台灣獨立運動一直是我們生活的中心，也是我們青春的寫照。」的確沒錯！這是他們夫婦的人生選擇，寧願放棄現成的優逸生活去追求理想。
在他們「從費城踏出的第一步」開始，一直到現在的四十多個年頭，生命的淬鍊難免在他們的臉上刻劃一些皺紋，頂上鬢髮也添染不少秋霜，然而這些都無法遮掩他們心志卓絕的精采人生。
他們的故事很少人知道，但是他們的故事很值得大家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