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時報美東版 張勝凱享年64歲，早年熱衷台灣獨立運動 中年創業巴西 晚年捐地建寺弘揚佛法 世界台商會前會長、民主亞洲基金會主席、《自由時報》美東版董事張勝凱於五月十四日清晨在巴西聖保羅市溘然逝世，享年六十四歲。告別式於二十一日在聖保羅市如來寺舉行。張勝凱年輕時主修化學，興趣卻在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後來居住巴西，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可是最喜歡的話題不在企業，卻在他的學佛悟道。 張勝凱六十年代熱衷獨立運動，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巴西創業，九十年代與佛法結緣。在不同的階段裡，不同的思維流串著他的人生，而欲將最好的體驗，傳達給別人，則是他一貫不變的熱忱。 1964年，台大畢業後，當預備軍官那年，突然發生彭明敏被捕的案件，激盪著他年輕愛國的心。彭明敏教授是台大政治系的系主任，和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一起發表『台灣自救宣言』，查獲後被捕。張勝凱和十幾個朋友，組織了一個地下的「台灣自救會」，自己任召集人，希望盡一點力量，延續台灣民主的香火。他們從厚厚的電話簿裡，抄了許多政府官員和大學教授的名字和地址，寄抗議信給他們。可是在當時集權統治下，能做的事實在有限，於是大家決定各自出國，到海外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張維嘉因此去了歐洲，張勝凱和邱勝宗則到日本。 抵達東京一個月後，張勝凱即豪不猶豫加入了「台灣獨立聯盟」，成為一名秘密盟員，在東京大學研究所求學期間，也暗中和「台灣青年」的多位主力健將如許世楷、黃昭堂、周英明、辜寬敏、侯榮邦等人接觸。 1973年張勝凱全家移民巴西。1977年，他開設一家工廠，生產「代糖」的原料「糖蜜素」﹙Cyclamate﹚。1983年他的公司Brasfanta買下一家瑞士藥廠一半的股權，製造類似”Sweet n Low”的代糖產品，行銷全國，一躍而成為巴西最大的代糖生產公司。 經營代糖事業成功後，他接著在1990年開發另一種產業，製造紙尿布和衛生棉，推出自己的品牌”Team of Monica”及”Intimus”積極打入市場，不出幾年竟囊括了巴西絕大部份的市場。 1987年後，由於健康因素，張勝凱勤練氣功，修習佛法，較少涉及民主運動，一直到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總統民選，中共竟對台發射飛彈，在砲聲震撼中，張勝凱深入思索台灣的安全問題。他想：台灣與中國，兩者大小懸殊太多，面對中國的蠻橫霸道，台灣如何獲取安全﹖反覆思量的結果，他認為支持民運人士，鼓吹民主思想，以改變其霸權想法應是最佳途徑。 懷著這種想法，他到臥虎藏龍的紐約，尋找願意滋長中國民運的人。經人介紹，與前台灣獨立聯盟美國本部的副主席洪哲勝見面，兩人相談之下，非常投機，當下決定由張勝凱斥資成立「民主亞洲基金會」，由運動老手洪哲勝推廣實際事宜。洪哲勝於是在《自由時報》美東版開闢「民主論壇」，邀請在美國的中國民運菁英寫稿，一時群雄爭鳴，論壇成為中國民運份子關注的焦點。此外，他們也聯合西藏、新疆等從事反抗運動的人士，相互聲援，為各自的族群命運努力，也期待能因此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改革。 1987年年底，他在洛杉磯隨懺雲法師皈依佛門，從此吃齋禮佛，十餘年如一日。隔年，聖嚴法師在紐約的東初禪寺授業，他特地前往拜師，修習禪定，發覺修行與氣功相輔相成，慈悲與智慧，自內心蘊藏而生。 自從皈依後，自覺人生進入新的境界，身心都較從前健朗，因此若和親友相見，總不自禁地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學佛的體驗，希望別人也能從中獲得與佛結緣的福澤。 既為佛門弟子，他有心向世人宣揚佛法，因此將在聖保羅附近之一座別墅捐獻出來，興建佛寺，供僧護法。他說，人心因為蒙塵，導致愚昧，以致世間混亂，佛法教人明心見性，由持戒、布施、忍辱、精進、禪定、而生智慧，是達到人間淨土的最佳法門。 走過漫長的心路歷程，張勝凱在宿世因緣的佛門世界裡，終得明鏡。

鄒景雯◎《自由時報》記者 一如預期，總統罷免案在立法院並未通過，陳水扁總統在輕騎過關之後，剩下的任期他必須以自諫、贖罪的謙卑態度，為這塊土地與人民殫精竭慮、無私奉獻，千萬不要以為抬出了「本土政權」的招牌，就可以做為無堅不摧的護身符。 陳總統昨天再度向人民致歉，這樣說並不夠，社會要求阿扁必須採取明確的行動，立即兌現清廉執政及加速改革的承諾。家人與身邊人過去的恣意亂行，實令人深惡痛絕，難以原諒，陳總統必須記取教訓，直接面對，不可錯估民心脈動。 執政六年以來，民進黨政府做了一些，但人民要的更多，追討國民黨黨產這個鞏固民主的基本工程，阿扁可以有千百個理由自我解釋，但至今交出白卷是鐵的事實。當民間一再呼籲下，才勉強出現了公投黨產的連署，之前兩千多個日子為什麼不做？現在罷免沒事了，是不是又準備虎頭蛇尾、虛晃一招？ 「口號治國」是街頭起家者的致命傷，民進黨政府今後若繼續停留在這種水準，就只有等待第二次政黨輪替；「對內政治協商、對外兩岸和談」，是再一次的自囈文宣，距離感動人心非常遙遠，協商不本就是政治的常態嗎？兩岸和談這時又要談什麼？或是「積極管理、有效開放」要重新排列組合了？ 缺乏執政的中心思想，是扁政府予人短線操作、訴求突兀的主因，這也是一個政府能不能長期建立信賴與品牌的關鍵，即因為這點沒做好，因此競爭者可以隨意顛覆、一筆抹煞，以致這些年，總是落於腹背受敵、陷入被動的困局。 扁若錯 本土政權仍須茁壯 明年此時，各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大致已經產生，易言之，陳總統只剩下一年的時間能為他任上的功績做總結，阿扁滿意截至目前為止社會大眾對他的整體評價嗎？如果是否定的，阿扁唯有一天當兩天用，好好想想自己還可以怎麼樣為人民服務，同時想辦法留下典範，否則將難以搶回歷史的解釋權。 阿扁如果做得好，絕對將為本土政權加分，阿扁如果做錯了，本土政權仍然必須繼續茁壯，二者不是等號。因此，迎接陳總統的未來，是非常嚴峻的期許與挑戰，只能成功，不准失敗。

駱明永◎台灣生態關懷協會理事長 常常會有人問起，為何要推廣種植「台灣百合Lilium formosanum」？最常常用來說的理由或原因是小時候的記憶和過去的經歷。 因為小時候住在鄉下，那時的印象是盛開的喇叭形狀白花，一到花季，同學上學時就一把一把帶到學校插在玻璃瓶，過幾天花就謝了，然後丟到垃圾桶。這些花就長在小山坡上，附近有靶場、火力發電廠、舊車站、舊鐵軌，山上還有舊地道。那裡是我們常去遠足、野餐的地方，現在都變成了高爾夫球場、垃圾場、腐植土掩埋場。 還有的經歷是1990年3月在中正紀念堂廣場，看到台灣百合成為學生運動的象徵，學生們認為它代表著六重涵義：自主性、草根性、生命力強、春天盛開、純潔崇高。在最後，有學生送來好多好多從山上採來的百合，送給在廣場的學生、群眾，希望大家將「民主野百合」的種子帶回各校開花結果。 國中之後出外讀書到當兵期間，就很少看到這些美麗的花朵，在1997年即將退伍的前夕，在駐守的據點裡看到還算不少生長在草地上的百合花，帶了幾株回家栽種，並且開始蒐集相關的訊息和資料。 開始的想法是希望透過推廣介紹的過程，減少人們採花的行為，讓生長在野地裡的百合可以自然地繁衍，數量可以逐漸增加；也希望更多人了解它的生長過程和栽種方法，讓它可以進到我們的生活中，在學校、公園、花台、…..出現，與我們親近。 為了避免一些爭議與長期的思考，盡量用中性的方式來向外界述說，其他如「種自己的花」之類的說法，都是考量在未被多數人認識了解之前，不要反而造成對它的傷害。1997年建國黨舉辦「票選台灣國花」的運動，得票數最多的是台灣百合，但是票數還不多，需要再加油努力。 在持續的尋找過程中，發現到許多令人驚奇與感動的故事。到現在，我可以肯定地說找不到第二種花有這麼多的故事和貼近台灣的代表性。後續要努力的是讓更多的角落出現台灣百合，用不同的途徑和方式，不放棄每一次的機會讓島嶼的子民看到它。因為，堅定的認同需要真實的感動。未來，所有的一切都需要過半數人的選擇與認同，我們要做的是爭取這過半數的肯定。 2000年以前覺得這輩子的一個大夢想是看到KMT下台，沒想到它就這樣下台了，只是至今仍陰魂不散，也仍盤據在許多人的心裡。所以，會認為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因此決定這一輩子要投入於尋找/種植/介紹/推廣台灣百合，讓更多人多認識它一點。 您覺得「台灣百合」可以多高？可以多矮？一株最多可以開多少朵花？看過用百合種子裝袋作成的枕頭嗎？看過「台灣百合」郵票嗎？聽過一首歌就叫做「台灣百合」嗎？看過繪畫/戲劇中的主角是它嗎？……….. 想要一起來種花嗎？歡迎加入台灣百合同好會(封閉式網站，需申請才能加入) http://tw.club.yahoo.com/clubs/Lily。

鄭玉鳳 在台灣長期受中國封建思想教育的影響下，直到今日，讀書，做官，做教授，做老闆才是正當工作，專事體育運動為職業似乎是四肢發達的人才會去從事的。主流的價值從來不重視體育。然而，當台灣的許多優秀選手，擠身國際賽事漸漸展露頭角時，在網球，棒球，桌球，撞球等，透過國際體育賽事所能帶動的國家意識，是不容忽視的。畢竟選手在與世界競賽時，他所代表的就是一個「國家」，特別是當他來自一個國家認同錯亂的地方，體育的滲透力是巨大的。 最近在網路上看到這個團體──「台灣加油團」，這是由一位在美留學的年輕人組成的加油隊。透過網路的魔力，號召一群熱愛運動又有熱情的台灣年輕旅外青年，出現在國際比賽現場，替台灣選手加油打氣。另一方面，也希望透過運動比賽，增加台灣的能見度。他們製作的黃色隊服，上頭印有「Taiwan Woo」，背面是台灣地圖及國旗。2004年他們開始穿著隊服拿著國旗，去幫參加美國網球公開賽的盧彥勳加油，又為旅美的棒球選手郭弘志王建民等加油，也為極地路跑馬拉松林義傑加油。後來，2005年更在台灣開始號召同好，參與許多國內舉辦的國際賽事，並與世界各地的年輕台灣人串聯，至今已有台灣分會，LA分會，紐約分會，澳洲分會，英國分會，日本分會，預計在今年成立為社團法人。 從他們的互動裡，常聽到這些年輕人喊著，寫著，傳遞著以下這些口號:「Taiwan，touch your heart」、「Taiwan No.1」、「台灣加油! 大家加油!」、「一起來愛我們的國家~ya」、「大家一起來愛國喔!」、「台灣需要我們」。 這些年輕人單純熱情的以運動賽事為凝聚力，來從事「愛國」，當然口號流於空泛，思想內容貧乏，特別是拿著那個「偽國旗」在搖旗吶喊，缺乏進一步思考所謂國家認同的實質內涵。不過，從技術層面來看，卻可見以「運動體育」做為媒介，所展現凝聚共同愛國意識強大的滲透力。

陳郁杰◎台灣社會觀察者，旅德自由撰稿人 能有機會跟著各隊球迷在大街上起鬨，隨著二○○六年世足熱潮澎湃悸動，旅德迄今也算無憾了，即便我只是個零星觀賽的旁觀者。一向給外人嚴謹的、冷漠的德國佬（對此說法我總是一笑置之）在本屆世足的軟硬體佈局與設計巧思，果真展現了大國、強國風範：處處秀世足！處處為世足！ 如同官方logo所傳達的微笑迎賓意象一樣，大小城市和商店裡，只見無所不在的世足標語和商品等，要帶世人一起瘋世足、秀世足；也正如聞名於世的交通網一樣，從機場到賽場，四通八達的接駁車次，早以縝密計算的等著迎接數以百萬計的湧入人潮，就為世足。 見證國旗的多功能魔力 幾年下來留「德」察看的社會觀察慣性告訴我，三十二隊裡若沒有國家代言道具──國旗，施展十八般旗藝，只怕球隊和球迷有再強有力的國家意識以及再聲嘶力竭的支持吶喊聲，也將隨之走樣、變調，就像我接著要談的憧憬：如果有一天！ 國旗、國歌一如往常，震懾人心的充斥世足場內場外，其實已明確表達其功能而毋需贅述，而人們從頭到腳所穿的、戴的、拿的、揹的、吊的、貼的舉凡帽子、假髮、太陽眼鏡、彩繪膏、項鍊、T-shirt、背包、運動鞋……等各式以「國旗」色系為基準來作變化的相關「加油用」和「認同用」產品，倒也因世足的天時、地利、人和等條件，使其非突兀地點綴著大街小巷，十足展現了世足的國際、運動和歡樂性格。而說穿了，沒錯！它們統統是國旗的變相呈現，一個在台灣至今仍弔詭的猶如違禁品的玩意兒──至少對一半的台灣人來說！ 沒有國，那來的旗 為什麼？誰不嚮往能正正當當、高高興興地揮舞自己的國旗、哼唱自己的國歌，在世界任一角落秀它二下子。只可惜，且深深遺憾的，台灣並不是「國」，中華民國更不是（按：國際間乃定義它作獨裁、黨國特質兼具的「蔣介石政權」。前後在一九四九年被毛澤東中國所滅，接著一九七一年起被取代國名的「在台灣」政權），也因此，我深受世足憾動，雖覺得沒有國旗的想哭，不光是連三十二強的邊都勾不上。 沒聽清楚？你是說青天．白日．滿地紅那面「黨國旗」嗎？恕我先「泛政治化」的細數一番：只要連戰、宋楚瑜、馬英九等「正統」人士敢拿著它公開在鄰國中國及其領導人面前搖晃幾下，並從容的介紹「從中華民國來的」，乃至於中國的球隊、學術或藝文團體如再有機會蒞臨台灣，那位號稱要「捍衛中華民國」，還不忘在美唱秋「一中是中華民國」的中國黨馬主席，以及多次以「國旗（杆）」當打人工具的鐵衛部隊，能夠禮尚往來的讓咱們「國旗」和中國五星紅旗平起平坐揚升而不是動用公權力沒收、降旗，同時對中國代表團噤聲兼立正的話，我想，後續談「如果有一天」才有意義吧。 很可惜，且深深遺憾的，只見親中泛藍正統人士一再地以「奧會模式」和不挑釁的所謂「兩岸和平互惠互訪」作藉口，使得民進黨這六年執政，諷刺地倒成了不怎麼像輪替的政黨「接」替者，跟著捍衛起那曾經為之流血、流汗的中華民國系列產品，包括黨國旗、黨國歌，以及荒誕的中國（人）的台北（Chinese Taipei）隊！ 此時，不想拿不堪的黨國旗及黨國歌歷史再責難病態的，虛偽的台灣和領導階層，更不願「撕裂族群」、「製造對立」的硬是奚落，其實敬佩那一半就是不肯跟中華民國道具妥協的人民（有興趣者可以試著回想二○○四年總統大選前二二八手護台灣活動當天二百多萬人鍊身上的配備），因為我知道，台灣和人民，已遭中華民國多次重手、毒手的遍體鱗傷，且看著「國」「民」政府努力的維持現狀，心如刀割。 如果真有那麼一天 說來幸運，其實最「不幸」，由於親眼目睹了前後二○○五年德西杜易斯堡（Duisburg）世界運動會（The World Games）的閉幕盛況──其重要性在於二○○九年將由高雄市接辦；以及正發燒中的二○○六年世界盃足球賽的更壯闊場面，使我不由得看衰起台灣當局想爭辦世界級體育賽事的「春夢」！ 我擔心的絕不是有無能力承辦這類小事，而是質疑屆時爭辦的頭銜是不是又將不倫不類？朝野和人民是否會以台灣為立足點而上下一心？還是將再一次地，一方「含淚」的赤手空拳加油，另一方則樂得拿著黨國旗搖旗吶喊為「中華隊」加油？ 乾脆這麼問吧，若中國隊和其他各隊一樣同場競技時，媒體是不是又將報導「中大對抗」（中華 vs. 大陸）？打上國際媒體的英文字眼又如何？是「Chinese Taipei vs. China」嗎？馬、宋、連等的反應呢？堅持不挑釁的收起黨國旗，僅讓中國主子的五星紅旗在地主「國」飄揚無妨、別傷了和氣？若將鏡頭移到陳、呂、游、蘇、謝等人身上，是不是要看他們揮舞著黨國小旗，端坐來賓席而僵笑著？ 我不敢想，更不敢看「如果真有那麼一天」到來時，舉國上下要怎樣傾全力呈現世界級的運動盛會（萬一台灣還爭氣的有強項晉級）！不論是已篤定承辦的二○○九年高雄世運會，或是放話中的奧運會或世足賽等爭辦議題，相信國人對可以「宣揚國威」的良機一定心癢癢的願全力以赴作好東道主，不只是政府高層。然而，恕我不識相的疑惑：中華民國真的是公約數，可以（被）曝光嗎？「國旗」真的可以在屆時產生凝聚共識的效果？唱「國歌」真如同陳總統所言，可以提高競爭力？ 在中華民國入台灣和「在台灣」的真相未普遍公開前；在中國黨六○年治台的屠殺人民、愚民教育、黑金統治等惡行尚未被社會正義公審、清算和追究以前；在台灣有人還搞不大清楚自己身份，認同選項尚且撲朔迷離、忸怩作態而導致國不成國的此其時，我期期以為不宜！包括肯定「送肉飼虎」的參加二○○八年北京奧運。 明白講，如果真有那麼一天（已清醒地回到真實「現狀」）台灣人的國家意識夠堅定，共同體意識夠堅決與一致對外的敵我意識夠堅強，別說有八成民意基礎的法理兼備國旗、國歌與國名，要人民赴湯蹈火（看是要穿、要戴、要搖、要唱）相信一定在所不辭吧。

鄭任智 早稻田大學院 於2006年的6月16～18日，在日台灣同鄉會繼兩年前於茨城縣的渡假小木屋後，為了令台灣的留日青年與在日的前輩們更有深入的相互交流，舉辦了「2006在日台灣同鄉會‧快樂年輕夏令營」活動。本人有幸得以參與此次活動，不僅更加瞭解了許多留日前輩在日本為台灣所奮鬥的足跡，也因此活動認識了不少留日的學生朋友及對台灣默默付出關心的日本友人。甚至有位日本友人在我們出發之前，還送來自家手工製的肉粽（這還是他親身至台灣拜師學藝的呢！），其道地的台灣味令所有的台灣留學生都稱讚不已，除了一飽口腹之慾外，也滿足了一下思鄉情懷。 此次的合宿研修當中，有許多大大小小的課程，如箱根大涌谷、昭和和平公園等地的野外研修、旅日知名作家黃文雄先生及帝京大學蔡易達老師的專題演講、台日語混合燈謎、台灣史臨場測驗等，每個課程都令人印象深刻，許多「應為常識卻不為人知」的台灣相關知識不斷地湧進來，讓人如沐春風，滿是文化洗禮的充實感。 特別是在第二天早上，由在帝京大學任教的蔡易達老師所講習的「台灣歌謠史概論」一課中，更提供了我們對台灣文化之變遷應持有的省思態度。蔡老師以幽默中帶嚴肅的口吻，將我們記憶中朗朗上口的台灣歌謠，包括日曲台詞、台曲日詞、日曲中詞等，從其翻譯內容到其創作背景，深入淺出地分析了戰前至戰後的台灣歌謠諸面向。讓我們擁有獲得新知識的刺激及愉悅外，同時又提供了許多足以令人省思之處。例如在戰後的白色恐怖期間，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而不得不流亡、定居海外的台灣同鄉們最愛唱的「黃昏的故鄉」一曲，雖然此曲幾乎眾人皆知，但卻幾乎很少人知道那是來自日本曲的「紅色夕陽的故鄉」。其內容雖幾近直譯，卻意外地提供了所有流亡或旅居海外的台灣人心靈上的慰藉。當下我所想到的是，現在的我只要學校有放假且經濟上也許可的話，隨時都可以飛回台灣去見見家人、吃吃屏東肉圓、蚵ㄚ麵線等家鄉味的小吃；但是像許多被列入黑名單的前輩們，他們卻是即使想回也無法回去，想吃家鄉的小吃也吃不到，因為就如陳文成博士命案一般，一去可能就真的不復返了。因此，想像著自己若身處於當時的肅殺氛圍下的我，一聽到「…叫著我　叫著我　黃昏的故鄉不時在叫我…」歌詞，頓時思鄉的情懷整個湧上心頭，不由自己地鼻酸而潸然淚下。我如此自由便已如此，更何況白色恐怖時期的這些在日台灣前輩們？ 戰後，國民黨以勝利者的姿態進駐台灣，在其華夷思想的作祟下，在歷史教育上極欲斷絕台灣與日本之關聯，並硬生生地將台灣與中華民國連結；在地理教育上除了將台灣與中華民國連結外，更視台灣為中華民國的邊陲、反攻基地（也就是一時的棲身之所）；在語言教育上，強力推行獨尊北京話的「國語運動」，並將包括Holo語、客家語、原住民各族語等所有台灣鄉土語言視為低等語言，說出口即要罰錢或掛狗牌罰站示眾等…以如此之教育方針，塑造出文化上的歧視，漸漸地使得許多台灣民眾也開始自虐地認為自己是「沒水準」的一群，進而忘卻對母語（mother language）及母親大地（motherland）的珍惜與尊重。而這文化上的歧視，雖只是國民黨為了正當化自己統治台灣的手段之一，卻造成了「台灣人不懂台灣事」的悲哀現象。 此現象，就有如在百忙中抽空前來參加的駐日大使夫人盧千惠女士一開始問我們的一句：「你們當中有誰知道台灣的童話故事？」頓時大家啞口無言一樣。後來雖有人勉強擠出「虎姑婆」三個字，但卻沒有一個人能從頭到尾說出全部故事──即使大家幾乎都能清楚地描述灰姑娘仙杜拉、白雪公主與七矮人、人魚公主等童話的故事情節。隨後經由也是兒童文學作家的盧千惠女士娓娓道來「虎姑婆」的故事後，大家才漸漸地從記憶的倉庫中找出這塵封的童話故事，並一步一步地在腦海中拼湊起來。然而，屬於台灣的童話故事不只有「虎姑婆」而已，還有「蛇郎君」、「鴨母王朱一貴」、「巨人國‧小人國」…等；如此多采多姿的童話故事，竟就在戰後的國民黨殖民政權下，以及其背後的華夷思想所形成的文化歧視下，而逐漸在台灣人的腦海中消逝殆盡，且幾乎已不復見於我們的下一代。這無啻是台灣文化資產的損失，更是我們身為台灣人的權益之損失。 文化是由歷史的變遷當中自然形成，而歷史具有其連續性及多面性的特性，是無法像國民黨的作法那樣，跳過李登輝直接將連戰連接到蔣經國那般「選擇性遺忘」的。一如前日新科台北縣長周錫瑋只因自身的反日史觀，硬將烏來鄉高砂義勇隊紀念協會在烏來鄉瀑布公園所設置的慰靈紀念碑移除，而不問戰前為當時的母國捐軀的高砂義勇隊及其遺族之心情。如前所述，歷史是具有連續性及多面性的，吾人不奢求戰後來台的新住民能完全認同台灣人的歷史記憶，但只求實事求是並互相尊重，將心比心。在蔡易達老師所講習的「台灣歌謠史概論」課程中，有一首在太平洋戰爭尾聲創作的歌曲「鄉土部隊的勇士」，其歌詞描述出身台灣的士兵在前線思鄉的情懷，其歌詞的第四段中寫到「…雖然掛在我槍桿上的日之丸（日本國旗）已經因戰事變髒了　但我一定要將這面旗插在蔣介石的本陣上…」。如該歌詞所示，對台灣人來說，戰前的敵方總大將竟諷刺地變成了戰後的「民族的燈塔、世界的偉人」，這對於我們這群出生於戰後且受國民黨反日史觀教育長大的年輕人，實有當頭棒喝之感且餘韻繞樑，久久不散。 在參加此次夏令營活動後，我再一次回想到前總統李登輝先生與日本名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中所言及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一語。在歷經「寧靜革命」後的今日台灣，雖仍遭逢包括媒體在內的復辟勢力之全力反撲，而令許多旅居海外的台灣人憂心不已。然而，就如前所述，本人只希求每一位台灣國民能加強對台灣這塊我們賴以生息的母親大地之認識，不論是地理、歷史、語言、文化林林總總等，並珍惜現在這因許多先人的犧牲而好不容易得來的民主自由。希望有生之年，能見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名實如一地轉化為「生為台灣人的喜悅」之日的到來。

陳耀昌 我最敬佩的作家「鑽石先生」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是美國UCLA（加大洛杉磯分校）教授，以《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榮獲一九九八年普立茲獎，最近又出版了鉅著《大崩壞：人類社會如何走向衰敗或成功》。兩書在台灣都有譯本，我在飛航旅途中看《大崩壞》，空姐很好奇問我，這本書是不是很有趣，因為她看到許多台灣旅客在看。他的書其實一點也不有趣，是很嚴肅的科普書，但會帶給粉絲們很大的震撼與讀後的滿足感。 首先是，世界上怎麼會有如此有學問的人。從新幾內亞土語、南非洲土語、台灣原住民考古與語言、甚至中國古籍，他全都非常在行。作為一個語言學家，他已算很了不起的；然而，這算什麼，他也懂南美馬雅與印伽、非洲、大洋洲的歷史、經濟與人類學；也包括最現代的進化論、人類基因、動物生理，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不足以形容，《西遊記》中孫悟空說的「上知五千年，中知五千年，下知五千年」差可比擬。其次是，我自認對台灣史稍有涉獵，而他的書中，談台灣的大坌坑文化，談台灣原住民與南島語族的關係，讓我真覺得無比渺小與慚愧。書看到一半，我才注意到作者竟是與我同行的醫學院教授，是UCLA的生理學教授，也寫過像《第三種猩猩：人類身世與未來》這樣比較「正統」醫學類的書；也撰文寫過《物種差別：人類睪丸大小之差異》這樣純粹生理學與社會學之評論。戴蒙的學問之廣、創意之多，真是一顆閃閃發光的「鑽石」。 從他去年出版的《大崩壞》（COLLAPSE）一書，他似乎遍遊全世界－不是風景區，而是各古文明之處。像新幾內亞荒陸與玻里尼西亞島嶼，他更如數家珍。他是猶太人，一九三七年生，以台灣習俗而言，今年七十歲，九月十日生，典型處女座。 戴蒙在台灣應該也有一些熟人或朋友，但我無緣認識。我很好奇他是如何修練成如此深不可測的功力，所以上了維基百科去查。 戴蒙生於波士頓，父親是醫師，母親是教師、音樂家、語言學家。五八年哈佛畢業，六一年劍橋大學生理學博士。他的第一個生涯研究領域專的嚇人：「細胞膜生物物理」。從六二至六六年，他又回到哈佛當研究員。六六年，年方三十，他已是UCLA的醫學院生理學教授。而在他二十多歲時，就「平行」發展出他的第二個研究生涯。他多次到新幾內亞及附近小島，由研究鳥類的進化進而對整個南島文化、語言及文明的興衰產生興趣。這也是他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第一頁就以新幾內亞起始，以及他的多篇論文都是太洋洲島嶼背景。到了五十多歲，戴蒙又逐漸發展出第三種研究領域－環境歷史，於是他現在也是UCLA的地理學教授及環境健康科學教授，而「環境健康科學」根本就是戴蒙研發出來的新的跨領域。 他的學術成就非凡，在《自然》、《科學》頂尖科學雜誌發表了二、三十篇論文（在台灣，有一篇就可傲視同儕，有三篇絕對是院士級）。他也早已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他得到的國際大獎還包括美國國家科學獎、泰勒環境貢獻獎、日本國際環境和諧獎，以及全球唯一兩度的英國科普獎。戴蒙顯然也是超級棒球迷，在他的書中，談到多明尼加，竟寫出目前所有大聯盟中出身多明尼加的球員名單一覽表。 戴蒙的興趣非常廣泛，而他的成就是他對興趣議題的行動力與研究功力。例如他對新幾內亞有興趣，就一頭鑽入，深入研究，融會貫通，再逐漸擴散，自創學說。我覺得西方人在「廣」與「深」方面，確實比東方人利害。我想不少在西方國家待過的學者，都會有以下的印象：老外在高中畢業時，不過爾爾，但是他們大學時大都比台灣大學生認真；在初入研究所階段，所懂的與我們大概差不多，但總覺得他們「悟力」不如我們。但一旦開始深入一個主題的研究，他們的基礎之札實、用心之深刻、思慮之細密以及想像之豐富，使他們可以創新、融會，而成一家之言。東方研究者只有少數能達到這種境界。例如戴蒙就融會他對現代醫學的了解，加入歷史、人類學、語言學而創造了所謂「環境歷史學」。台灣的教育目標，太重升學考試，忽視了邏輯的訓練（因為入學考試多是選擇題與填充題）、缺乏縝密的觀察（因為只要求所謂「標準答案」）、抑制興趣的奔放（因為太功利主義），否則以國人的聰慧，在「創新」的成就應不止於此。 從戴蒙的著作，我們看到了台灣在世界史上扮演了遠比我們台灣人所了解的更重要角色。這個角色，不是當今大多數台灣人父系的漢民族，而是大多數台灣人母系的原住民所拓展出來的重大事蹟。 戴蒙早在他一九九七年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就有專章說明在一四九二年，歐洲開始殖民美洲，印歐語系開始擴張以前，南島語系（約有一千二百種語言）是世界上分布最廣的語族。東起南美復活節島，西至非洲馬達加斯加，真正縱橫四海二萬六千公里，其源頭都是台灣原住民。在二○○○年，他更在世界排名第一的科學雜誌《自然》上發表了一篇「台灣帶給世界的禮物」（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再進一步闡述這個過程。我輩身為台灣人，實不可不知。他的文章事實上有大部份是根據中央研究院語言所R. Blust於一九九九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所發表的一篇論文。 Blust的研究分析顯示：南島語系大約可以分為十個亞系，這十個亞系中有九個亞系（只包含二十六種語言）只有台灣非華人原住民使用；而第十個亞系就是其他與台灣非華人原住民無關者，涵蓋器馬達加斯加至東坡里尼西亞的一一七四種語言。戴蒙說，過去只知道南島語系中有多種只限於台灣原住民使用，但他很訝異研究的結果，比例竟如此之高。十個南島語亞系中，有九個集中在台灣，表示台灣是南島語系的原鄉。由於南島語在台灣已經說了幾千年，因此有顯著的分化歧異。所有其他的南島語，西起馬達加斯加，東至復活節島上的，都是台灣出發的祖先群使用的語言在後來才衍生出來的。 除了語言之外，台灣的大坌坑文化遺址出土的一件石器，使台灣和後來的泛太平洋島嶼文化聯繫在一起，就是樹及布打棒（見《槍》書三七六頁）。大坌坑文化出現於台灣後，源自大坌坑文化的文明大約在一千年之內逐漸散播到整個南島語族的分布範圍。而由玻里尼西亞考古出來的初民農業社會所用的鍋盆也再度證明這些工具都源自台灣原住民。有人懷疑，台灣花東的巨石文化與復活節島上的巨石文化，也許有些關連，因此有關復活節島巨石，其實不必硬要想到「外太空祖先」去。而復活節島文明何以由盛而衰，在戴蒙新作《大崩壞》中也有很好的解釋。 戴蒙的研究裡，凸顯了一個要點。過去台灣古文明出土之後，台灣與大陸的考古學家的重點往往只是往西思考「這些古文化和中國大陸有何關係」，而其實台灣原住民的發展方向是往東往南，對覆蓋全球近四分之一面積的海洋島嶼產生莫大的影響，所以西方人的研究方向反倒是「台灣古文化對世界做了那些貢獻」。雙方的視野與方向實在相差不可以道里計。這一方面是過去「漢族沙文主義」下的盲點，也是台灣地圖之所以要以台灣為中心，而不是依附在亞洲大陸東南一隅的理由之一；二方面是過去台灣考古及人類學家對南島區域不論語言、文化所知均太有限了；三方面大概覺得這些都是彈丸小島、落後地區，所以缺乏深入研究的動機。結果有關台灣古文明如何貢獻於全世界，反而是洋人老外，像上述的Blust（美國） 以及Bellwood（澳洲）等人所研究出來，再由戴蒙來發揚光大之，這真是本土學者應該慚愧之處。聽說這個現象自十年前已漸有改善，政府及學者已開始放眼於台灣附近外國島嶼的田野調查，希望不久能迎頭趕上。 台灣的政府、學者與人民應該慚愧之處還多著呢！首先，台灣出土的古文化，幾乎大半不被珍惜，從卑南遺址、惠來遺址等為堆土機大量破壞，全世界的考古學家、人類學家不知喪失了多少寶貴的資料。如上述所言，一件大坌坑文化的遺物就可以把台灣原住民農業文化與整個南島語族農業文化聯接起來，這真是無價之寶，台灣已在懵懵懂懂之中喪失多少與世界其他文化相聯繫的無價之寶。 台灣下一個應該建造的博物院，不應該是「嘉義亞洲博物院」或「台中古根漢東方博物館」。政府應該鄭重考慮在原住民原鄉的台東或花蓮建造一棟比現在「卑南博物館」更國際級的「南島文化博物館」，把台灣考古出來的珍貴物件，配合上在玻里尼西亞考古出來的農、漁、運輸等物件，並列出來，讓世人知道台灣先住民對全世界的偉大貢獻。讓台北有炫耀台灣父系文化的故宮博物院，台東或花蓮有展示台灣母系文化的南島博物館，相互輝映。讓我們自豪於台灣父系漢文化之際，也撥出相等時間與努力來了解及紀念台灣母系原住民在五千多年前至二千年前的那一頁輝煌、燦爛以及幾乎無遠弗屆，全人類最早，也最偉大的海洋開拓史。 台灣早在公元前三三○○年，先民已憑著當年世界上最好的造船技術，駕一葉之扁舟，邁向無際的太平洋，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早也最大的海洋民族，而且仗著農漁業文化優勢，完全取代了當地原來之土著。戴蒙說，大部份玻里尼西亞島嶼幾千年前都是「台灣殖民地」。「海洋台灣」不是自明鄭時代才開始的。而如今，台灣距離成為一個海洋國家，努力與認知實在都非常不足，有愧於祖先。讓我們由認識及保護台灣古文明開始，進而建立「台灣與南島古文明世界級博物館」，讓國人得以恢復遠眺南太平洋海域的宏觀視野，維護台灣的海洋資源、海洋領土，發展海洋科技、海洋產業，重新建立二十一世紀的「海洋台灣」。

紀念陳文成博士殉難廿五週年 尤榮輝 今天(2006/7/2)是陳文成博士殉難廿五週年忌日，對於台灣的年輕世代來說，不知道這樣的一個日子是否有一點點特殊的意義？也許陳文成這三個字對正在準備大學指考的青年學子來說，也點太遙遠，況且考試也不會考，關大家什麼事？ 陳文成案是一個歷史慘案，如果現代的青年學子都無動於衷，則是一個時代的悲劇。該檢討不是年輕人，而是我們這些「大人」們！ 現在是一個資訊發達的社會，只要上網用古狗(Google)鍵入「陳文成」三個字，這段慘案歷史立即呈現眼前；現在也是一個言論自由的時代，不像戒嚴時期，二二八、林宅滅門血案、陳文成命案等都列為禁忌話題，現在的我們享受著資訊與言論的雙重自由，但自由卻像空氣一樣，讓我們感覺毫無價值及理所當然。 民主與自由不是上天掉下來的禮物，報載阿拉伯國家的婦女直到這幾天才享有投票權；台灣的民主是很多人用生命、青春作為代價所換來的，絕不是國民黨對台灣人民的恩給。陳文成博士用年輕無價的生命換來今天台灣的民主與自由，當我們這一代享受著前人的犧牲時，是否應體會民主與自由的得來不易而更加珍惜呢？我們也應認清，當馬英九在用台灣的民主前輩來質疑民進黨時，他作為一個威權時代的鷹犬與幫兇的人怎麼有臉皮來談論台灣的民主改革？當邱毅與李濤這幫人濫用自由來打擊本土政權時，台灣人何忍因某些少數貪腐的案件而苛責本土政權的不是？如果鄭南榕、陳文成在世，大家都應低頭檢討自己，比起?牲生命的前輩，我們中間其實沒有太多正義?然之士而有資格喊出大義滅親。 民進黨不必被大義滅親，但也至少要接受來自社會怠墮的?責。林家血案、陳文成命案、二二八緝凶不僅未能有所交待，卻仍表現出一副敗家子的模樣，一再為選票消耗過去的悲情，讓人民看到的是一個不負責任、只關心選舉的政治動物。 今天舉辦，其中有一段話很令人沉痛：「幾乎每個人都知道命案是 誰幹的，當局卻始終沒有公布真相，查出真凶，未曾還家屬和社會一個公道。25年、26年過去了，我們覺悟：真相靠自己」；詩人李敏勇在自由時報發表專文，他說：「民進黨執政，陳水扁總統領導著台灣這個國家。但是林宅血案、陳文成事件，仍然未查明真相。歷史的陰影仍然掩埋在歷史 裡。這樣的形勢會印證的是什麼樣的民進黨政權呢？又會為執政的民進黨提供什麼樣的基礎呢？輕易地就被泛中國國民黨反清算，難道不是因為民進黨政府、陳水扁 總統怠惰於歷史責任的追究、調查而有以致之？」－－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與李敏勇都說出了台灣人內心的痛。 在罷免案落幕、扁政府稍能喘息之際，我們看到「和解共生」的鬼影蠢蠢欲動；當民間揮汗連署著蔡同榮提出的「公投討黨產」時，卻看見民進黨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公職民代懶洋洋地應付應付，難道「公投討黨產」又是一次的騙局？「和解共生」才是主戲？ 奉勸民進黨人士，要與敵人喝和解咖啡之前，先看清兩件事情：一、敵人手上的武器放下了沒？沒有放下武器就沒有和解！二、二二八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真相查清楚了沒？兇手受到懲罰了沒？沒有真相與緝兇就沒有和解！猶太人永遠不放棄追究納粹的暴行的精神令人佩服。台灣人民此時不能容忍本土政權與時時唱和敵人、處處與台灣為敵的中國黨進行和解。台灣民族的自由與尊嚴不能作為政治談判的籌碼！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在1996年總統直選以後，政黨板塊似乎是逐漸朝兩大板塊發展，主要的機械性理由，是因為在三足鼎立的情況下，如果內部未能在最後一分鐘整合、或是支持者不願意在自己人之間相互棄保，分裂的一方本身勢必因為同路人蚌鷸相爭而落敗（2000），因此，不管是政治人物、還是選民，終將體會到安內壤外的必要性。 儘管如此，國會選舉代表的是政黨支持基礎的分布，也就是在光譜上，社會式多元性的，未必就是你死我活，此外，社會分歧也未必制侷限於單一軸線，此時，除了兩大黨以外，其他黨還有相當大的游刃空間。 不過，過去幾年來，民進黨與國民黨卻有發展為寡頭壟斷政黨（cartel party）的傾向，也就是兩黨企圖聯手吃掉各自的小夥伴，然後，再回來做最後的對決，去年（2005）修憲中的國會減半，就是赤裸裸的例證。 其實，在2004年的立委選舉，民進黨原本可以出面整合泛綠陣營，然而，在最後的關頭，不知是因為民進黨縣市長無能、還是陳水扁總統私心自用，不只是缺乏積極的提名協調，連消極的交叉站台的姿態也沒有，終於兄弟殘殺、兩敗俱傷，而阿扁還是無法擺脫國會朝小野大的魘夢。 在民進黨弊端纏身、理想漸失之際，台聯黨自有其存在的意義。然而，台聯必須想好自己在台灣政治史上的定位為何，具體而言，就是到底要站在民進黨的側翼掩護、還是要擔任台灣政治發展中流砥柱的主導者。 就台聯黨的核心成員而言，主要是來自不滿民進黨、以及國民黨的政治人物，在國家定位的立場上，難免有台灣獨立、以及台灣本土的些微差異；雖然彼此最後在前總統李登輝的「台灣優先」基調下取的最起碼的共識，不過，畢竟在國家大政、以及選民訴求，仍有相當內部匯聚的空間。 在不甘被當作民進黨的尾巴友黨的情況下，台聯黨其實尚有相當的茁長契機，特別是國民黨在吸納親民黨之後，對於如何安撫內部的本土派，顯得色厲內荏、捉襟見肘，因此，一方面台聯可以使用本土身分，對被邊緣化的昔日友人曉以大義，另一方面，又堅持台灣的國家定位，當整個政黨體系的堅固盤石。 * 為台聯黨五週年黨慶而寫，2006/7/15。

美國本部等 ──海外台灣人的呼籲─ 海外台灣人目睹台灣政局動盪，社會不安，咸感痛心，我們認為，台灣目前社會動亂及政治危機係親中集團有心造成，其目的在於拖垮台灣，以達成其「親中賣台」之最終目的。 首先，我們堅持台灣的司法機關應依法處理任何弊案，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任何違法行為都必需以同樣標準依法嚴懲；但若無確定犯罪證據時，個人名譽應依法受到保障。在台灣民主制度下，若要罷免國家元首，應根據充份證據，並遵循憲政程序為之。今天，一群親中政客及媒體以造謠、抹黑的手段扭曲事實，將單純司法案件擴大為政治事件，其目的絕對無關社會正義，而是企圖破壞台灣社會安定，摧毀台灣人對民主法治的信心與對本土政權的支持，遂行其奪權的政治意圖。 2000年民進黨在民主的選舉過程下成為執政黨，台灣政權和平轉移，但在野的國、親兩黨一直無法接受民主真義，忠實的扮演反對黨角色。2004年陳總統當選連任後，反對黨更變本加厲，他們置個人、政黨利益於國家利益之上，處處杯葛政府施政，更不顧人民生計、國家安全，一再濫用國會多數暴力，阻擋民生、國防法案、預算的通過。此同時，這群親中政客更明目張膽，絡繹不絕的前往北京向專制政權朝貢。其所宣稱「五要」政策無異為「賣台藍圖」，自稱是「中國之友」其實是「台灣之敵」。顯而易見，這些政客的目在於從內部拖垮台灣，並呼應中國統戰，以期內外夾擊台灣，達成「賣台降中」的終極目標，如此天理難容的惡質賣台集團，應為全體台灣人民所唾棄。 從海外觀之，台灣的反對黨及親中媒體以如此卑鄙的手法攻擊國家領導人已完全超出理性監督的立場，而他們數年來的反政府、反人民的行徑已是公然的賣國行為，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民主國家所沒有的現象，也是任何一個民主社會無法容忍的惡行。海外台灣人本於愛鄉護土的心，呼籲台灣人民認清這些人士的賣台陰謀，勿為他們的謊言所惑，我們也誓為台灣人的後盾， 願與台灣人攜手，共同抵抗這個親中反台集團的胡作非為，粉碎他們的陰謀，捍衛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與法治，以維護台灣的永續生存。 聯署團体:王康陸博士紀念基金會等37個海外台灣人社團 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達拉斯分會會長葉鴻振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會長黃東昇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潘賢敬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會長許正雄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克利夫蘭分會 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會長高龍榮 北美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會長魏武雄 台灣協志會會長陳媽及 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程韻如 全美台灣同鄉會大芝加哥分會會長吳自德 全美台灣同鄉會科羅拉多分會會長王素美 全美台灣同鄉會達拉斯分會會長楊金文 全美台灣同鄉會大雷城分會會長許皇城 全美台灣同鄉會聖地牙哥分會會長歐春美 亞特蘭大台灣同鄉會會長陳妙珊 巴爾的摩/哥倫比亞台灣同鄉會會長 楊遠薰 克利夫蘭台灣同鄉會 中彿州台灣同鄉會會長郭萬來 南彿州台灣同鄉會會長游銘亮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郭振源 堪薩斯市台灣同鄉會會長梁錫淇 新澤西台灣同鄉會會長蔡啟東 北新澤西臺灣同鄉會會長張拓三 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林秀合 聖路易台灣同鄉會會長王俊傑 華盛頓台灣同鄉會會長陳美津 美洲台灣人生物科學會會長邱英明 台灣學生社發言人葉景安 全美台灣客家會會長李武達 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會長徐新宏 世界台灣人大會召集人郭重國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主席莊秋雄 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會長盧榮杰

李鴻典◎《新台灣週刊》記者 面對接踵而來的困境，阿扁和綠營唯有站穩腳步、團結一氣，才能早日走出低迷，鞏固本土政權。 「阿扁怎麼了？民進黨怎麼了？」這恐怕是近期以來所有綠營支持者心中的疑問與痛；無疑地，陳水扁總統近來深陷政治風暴中，致使個人聲望下跌，連帶使民進黨支持度下滑，甚至危害到得來不易的本土政權；然而，究竟是何種原因使得困境不斷？是阿扁個人行事風格使然？是第一家庭不夠清白？是民進黨沒有真心團結？ 面對前所未有的困局，憂心本土政權岌岌可危的獨派人士、學者與綠營立委，大多希望面對「內憂外患」的局面，阿扁總統與其身邊人士，都要能謹言慎行，而綠營在艱困時期，更該團結一氣，而非自我打擊、自亂陣腳，才能遏止低迷氣勢，早日從泥淖中脫困而出，穩固本土政權。以下是訪問內容： 黃昭堂：加強抗壓性 善用民間力 我想困境的原因很多，陳總統開始就任時，就有很多地方不對勁；他提出的「四不一沒有」，根本是否定他自己過去的想法，等同於是把自己綁手綁腳，很多事都做不了，然後也讓支持者失望。 核四停建也是這樣，處理得不漂亮，也沒堅持，一下停建、一下又復建，不夠堅定，自己把自己的氣勢打壞。再來就是，二○○○年政權是和平轉移，因此，陳總統對於過去國民黨高級官僚也沒有進行更動，原本應該是可以大換血、耳目一新；沒換的結果就是「喊不動」，拖垮執政。 還有，陳總統太愛事必躬親，沒有做好分工，到頭來，人家就都會把責任歸咎到他身上，這不夠聰明；然後，發言太多的這個部分，則讓人家覺得他缺乏穩定性。當然，總統有部分也冤枉，因為有時候是美、日干涉太多，他也無力反駁；雖然台灣很小，但是總統也應該可以讓美、日認知到台灣的重要性，這部分我認為他抗壓性不夠。 政治現實面上，立院的少數，當然也是困境主因之一；這部分除了台灣選民判斷力不足，來自美、日的干預也是原因；國親在立院的無理取鬧也確實奏效。有關中國方面，我想敵人的打壓是正常的，這個無須多談。 而陳總統未能有效運用來自民間的活力，更是困境難解的肇因；過去李前總統支持連戰是事實，但在陳總統上任後，李前總統就想全力幫忙，因為李前總統關心的不是哪一個黨、哪一個人的未來，而是整體台灣的未來。只是，陳總統似乎沒有很領情，甚至說話傷李前總統的心，這不應該。然後，行政院長也一直換，理由何在？也看不出必要性。 要扭轉局勢、找回氣勢，我想陳總統要有破釜沉舟的決心，因為執政剩兩年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他應該回復理想性、活力，看要怎麼拚，他自己要好好思考，同時，也不可以只著眼二○○八年，才有辦法放手一搏。 而第一家庭的爭議，我實在不忍苛責，其實每個家庭都一樣，家家都有本難唸的經，外人難以理解，何況，吳淑珍女士身體確實有太多不便，大家都應該要體諒，而不是用非理性的攻擊，毫無實據的謾罵，這樣不對。

把時光迴轉到半世紀以前，如果你的家世是富甲一方，畢業於當時唯一的國立大學──台灣大學，和同校的脫俗才女結婚，嬌妻同樣出自富裕家庭，兩人相攜前往世界級名校留學，你會擁有什麼樣的人生？你會選擇怎樣的人生？當時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威權體制，如果你選擇向當權者靠攏，無虞榮華富貴；如果選擇向威權挑戰，你可能身首異處。 在歷經將近半世紀的異鄉歲月之後，風采依舊的才女寫了一篇文章〈從費城踏出的第一步〉，當中輕描淡寫的兩句話，道盡他們夫婦的一生，也道盡他們一夥同志的一生。她說：「台灣獨立運動一直是我們生活的中心，也是我們青春的寫照。」 1935年出生於嘉義的羅福全，父親在他兩歲時就過世，堅強的母親為了要讓兒子接受較好的教育，當他六歲時，就被母親帶往日本從幼稚園開始讀起，一直到戰爭結束羅福全讀小學四年級時，才舉家返台。 台大經濟系畢業後，由於顧及母親，身為獨子的羅福全並不想出國留學，所以立下興辦中學的志向，買進一塊七千多坪的校地，準備紮根台灣，當時還經常與好友侯榮邦在那裡讀書、喝酒。 然而身為知識份子的羅福全對時局頗為不滿，1959年匿名投書《自由中國》雜誌，反對蔣介石第三次連任總統；1960年6月19日更與蔡同榮、劉家順、張燦鍙、侯榮邦、陳榮成等四十三位知識青年，在關仔嶺包下整個靜樂旅社，舉行秘密聚會，進行聯誼結拜，後來人稱「關仔嶺會議」。 關仔嶺會議雖然沒有涉及政治性議題，但是四十多人的聚會當中沒有一人是國民黨員，在「三人以上不得秘密集會」的戒嚴體制下，當然是蠻大條的代誌。因此，羅福全在8月4日趕緊前往日本就讀早稻田大學，而原訂9月19日出國的劉家順，出境證在出國前一天被吊銷，隔日蔡同榮幸運得以依原訂行程出國，不幸的劉家順後來被捕判刑10年。 原本就對時局不滿的羅福全，到了日本之後又受到《台灣青年》的影響，就打定主意不回台灣，計畫移居美國。但是為了安排母親和家庭事務，他必須暫時隱埋自己的心志。 1963年取得早稻田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之後，羅福全隨即轉往美國長春藤名校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就讀。個性爽朗的他來到費城之後，馬上被選為費城台灣同鄉會會長，並結識當地台灣獨立聯盟（UFI）的主席陳以德。1964年2月29日，費城的台獨聯盟發起向駐華府的蔣政權大使館示威活動，羅福全和嬌妻毛清芬一起投身在抗議的三十多人當中，正式展開他們「青春寫照」的一生，邁向台灣獨立運動之路，永不回頭！即使自己在台灣的財產被蓋上「叛亂」戳記而遭凍結，也在所不惜。 自此以後，羅福全襄助陳以德，串聯全美各地台灣人社團和同志，是催化「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FAI）的功臣之一；他也首開風氣之先，從1966年3月開始，將原本英文版的Formosagram《台灣通訊》增加漢文版面，以便吸收新來的台灣留學生，擴大影響面。 身為獨盟元老的羅福全，長期擔任聯盟的中央委員、台灣公論報創刊發行人、FAPA中央委員，無論是籌組全球性「台灣獨立聯盟」（WUFI），或是創設《台灣公論報》（Taiwan Tribune）及「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他都擔負重任，從未缺席。 羅福全於1968年取得博士學位之後，為配合同志集中紐約的決定，就職於Consad公司，後來被公司調到匹茲堡。到了1973年，由於母親不慣美國生活的無聊，羅福全的大姊居住在日本，為了讓母親享受更愜意的生活和天倫之樂，他接受聯合國的職務聘約，前往日本名古屋聯合國地域開發中心（UNCRD）任職。到了1980年，由於孩子逐漸長大，必須準備返回美國讀大學，羅福全遂與夏威夷大學East-West Center簽訂教職合約。然而時值聯盟決定創辦報紙，無法推掉老戰友張燦鍙主席的請託，遂於1981年擔任《台灣公論報》的創刊發行人，羅福全也因而辭掉夏威夷大學的教職，搬到紐約去辦報。 草創初期的《台灣公論報》很簡陋，人手不足，連毛清芬也完全投入幫忙，上上下下，從頭做到尾。尤其是在每次的活動或是夏令營，毛清芬都會擺起《台灣公論報》的攤位招訂戶、賣報紙，結果得到一個響亮封號，就是「賣報紙的羅太太」；在筆者的諸多訪談資料中，據熟知詳情的前輩們表示，說毛清芬是當時報社內的「靈魂人物」也不為過。另外，當時一個禮拜出刊兩次的《台灣公論報》，羅福全前後寫了上百篇社論，初期的社論可說大多出自他的手筆。 《台灣公論報》的成立，並非依靠財團的力量，而是散居全美各地兩千多位基本訂戶所支撐的，有很強的草根力量。國民黨在台灣島內強力查禁黨外雜誌，在海外當然也想消滅為台灣人發聲的《台灣公論報》，因此故意提出「四腳仔」官司訴訟，要求450萬美金賠償金，企圖消滅《台灣公論報》，但是真理畢竟站在正義的一方，最後《台灣公論報》勝訴，才得以繼續經營到現在。 羅福全擔任公論報發行人是義務職，完全不支領薪水，必須自謀生計，所以在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和新澤西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Rutger, N.J.）擔任訪問學者兼任教授。然而兼任教授的收入畢竟不豐，難以支撐孩子們上大學的開銷，到了1984年，他婉謝周烒明醫師伉儷願意資助他孩子上大學的美意，前往馬來西亞吉隆坡的亞太開發中心（Asia-Pacific Development Center），擔任國際貿易及經濟合作研究主任。在1990年到2000年期間，轉往日本東京的聯合國大學服務，出任首席學術審議官，後來又兼任高等研究所副所長，退休後任名譽教授。這十六年間，羅福全在專業上如魚得水，專注聯合國的經濟開發、人口、環境、裁軍、大城市問題，足遍四十餘國，天涯為家，守家教子全由毛清芬一肩挑起，又獻身公論報重任，有段期間一家四口難得聚首。在筆者的訪談中，肩膀寬厚的羅福全難掩對牽手的內疚，也由衷感謝毛清芬為公為私的奉獻。 1983年11月9日，羅福全受邀在美國國會參議院為台灣前途作證，他的證詞列入國會紀錄，這是台灣人首度在美國國會表達「台灣前途應由台灣人決定」的自決意願。他的證詞也促使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迅速通過第74號『台灣前途決議案』，在美中外交關係確立一個原則，就是「台灣前途必須和平解決，其方式必須是免於強制，且為在台灣的住民所能接受。」這是FAPA在美國從事遊說外交的一個里程碑。 進入聯合國服務必須簽署一份文件，聯合國的職員不得對任何國家採取政治立場。因此，羅福全在1973年進入聯合國之後，就很少在公開場合以自己的名義發表言論，僅以實際行動奉獻聯盟，同時，毛清芬也積極投入人權會、婦女會，進行島內人權救援的工作。在1980年二二八當天，和林義雄的母親通最後一通電話的就是她，因為這是美麗島事件後第一次獲准探監的日子，毛清芬就打電話去表達關切並詢問狀況，林義雄的母親回答說，反正人被抓進去，就任由他們處置了。結果一個小時之後，他們祖孫三人就被殺害。 1987年接任聯盟主席的許世楷，在1988年初提出「島內獨立運動公開化、海外返鄉運動普遍化」的口號，世台會呼應這種主張，決定當年8月在新店召開第十五屆年會，這是世台會首度在台灣島內舉行年會。毛清芬意外「闖關」成功，當時由美國回台闖關的同志，有前主席張燦鍙的太太張丁蘭，以及聯盟中央委員蔡正隆的妻子葉明霞、幹部的妻子劉真真，還有聯盟中央委員莊秋雄、公論報社長吳信志等人，結果他們都「翻牆」成功，到新店楓橋會場參加世台會年會。會後由島內各界人士保護，到處參與大型集會和遊行。這群人的無畏精神，直接鼓舞海外台灣人突破返鄉黑名單的勇氣。 1991年12月7日，再度擔任主席的張燦鍙闖關回台，在機場不幸被捕。那年毛清芬代表日本本部，與歐洲本部的主席何康美、南美本部的主席周叔夜，已早一步提前闖關成功，12月10日的「人權之夜」，何康美和毛清芬在台北現身，周叔夜在高雄現身。他們以實際行動來證明台灣人為了返鄉不怕被捕被關，他們都是突破返鄉黑名單的大功臣。 他的一位摯友曾經形容羅福全是一個甘願自己出錢、自己做台獨運動的人，筆者在訪談中單刀直入地問他捐給聯盟多少錢，哈哈大笑之後他淡淡地說，在比較固定的部分，1973年到1980年在聯合國工作期間，每個月都捐給聯盟五百美元；後來從1990年在聯合國大學服務開始，一直到擔任駐日代表的十四年間，每個月都捐給聯盟一千美元。羅福全笑著說，反正我是「吃薪水的人」，沒辦法一次捐大錢。 毛清芬說：「台灣獨立運動一直是我們生活的中心，也是我們青春的寫照。」的確沒錯！這是他們夫婦的人生選擇，寧願放棄現成的優逸生活去追求理想。 在他們「從費城踏出的第一步」開始，一直到現在的四十多個年頭，生命的淬鍊難免在他們的臉上刻劃一些皺紋，頂上鬢髮也添染不少秋霜，然而這些都無法遮掩他們心志卓絕的精采人生。 他們的故事很少人知道，但是他們的故事很值得大家知道。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就好像一般美國人居家庭院的草坪，草長了，三不五時，就必須用割草機推一推，特別是在夏天，否則，是會招來鄰居抗議的，因此，週末的耳根難得清閒。同樣地，每隔一陣子，就會有民進黨員出來呼籲解散派系，理直氣壯，不過，也從來沒有人會認真當作一回事，只要風頭過了，派系本身如果無意自廢武功\，支持者也不會太在意，而選民更沒有置喙的餘地。 久而久之，就像拿破崙跨下的惡癬，百膏塗抹無效，然而，一旦沒有派系，民進黨諸公可能還會一時不知如何運作，特別是候選人的產生、以及黨主席的推舉。其實，就政黨政治而言，黨內派系未必就是只有百害而無一利，尤其是對於議會外起家的群眾式政黨而言，在強調黨員參與、以及內部民主的情況下，派系未嘗不是群眾與菁英聯繫的方便機制；即便是右派的內造政黨，派系之間的均勢平衡，多少也有抑制寡頭壟斷的作用。 民進黨從創黨開始，一直是派系傾軋不斷；如果說有任何模式可言，大致是新潮流與反新潮流之間的二元拮抗。由於新潮流派系紀律嚴明，只要談好條件，任何人都可以與之結盟，尤其是本身缺乏可以推上檯面的人選，他們也樂於暫時屈居老二。由台北市長到總統選舉，陳水扁與新潮流一拍即合，主要是利用他們當攔路虎，一路排除黨內提名的障礙，儼然是厄圖曼土耳其大君所豢養的金髮孤兒勇士，可以仰賴衝鋒陷陣。 然而，新潮流可非如同那些任人操弄的後宮閹人，一旦搶到地盤，即使再小的部會，也會使勁將人事、以及預算的掌控發揮到極致，有人說是宛如惡性總腫瘤，或許\，更像是生命旺盛的藤澤蘭，盤根錯節，伺機擴大派系勢力的發展。在民進黨執政以來，官僚體系升官的終南捷徑，若非總統府、就是行政院，然而，在閣揆變動頻繁之際，最穩當的途徑是投靠新潮流，連有為者亦若是的學者亦趨之若鶩；因此，即使新潮流前些日子與陳水扁齟齬而嚷嚷沒有幾位閣員，問題是，六年來，除了不用公務員資格的機要，有多少高級文官接受收編，大家心知肚明，更不用說蘇貞昌與蔡英文就是他們未來孤注一擲的籌碼。 新潮流成員的共同點是能言善辯，應該是在人才甄補之際有所篩選，才能如此步調一致，所以，其他派系即使心有不滿，卻不得不懾服其驍勇善戰。也因此，儘管批判派系的聲音不斷，說穿了，就是要新潮流自廢武功。問題是，果真政黨要求不能有派系運作，卻阻止不了新潮流轉入地下；在過去，新潮流採取秘密流員的方式滲透社運團體，有就是運用列寧式的共產黨組織方式，八爪章魚、無往不利，很多人吃了暗虧，大家記憶猶新，當然是視之為流氓而覺得「顧人怨」。 其實，最讓人百思不解的是新潮流歷年來在立場上的調整，可以由高舉台獨的旗手，一下子擺蕩到推動三通的先鋒，惟一的不變，就是不斷地在尋求派系永續經營的契機。即使權力至上、生存第一，可以用來合理解釋新潮流的行為，然而，當派系利益一再超越政黨立場、中南海蹤影的傳言不斷之際，怎麼不會令過去那些聽過甜言蜜語的支持者擔心，新潮流下回的滾動（New Movement），究竟何時會將派系利益凌駕國家利益之上？ 就像武俠小說中，正宗門派一再圍剿武功\高強的怪客，然而，只要武林盟主再三委以大任，派系就有存在的正當性，社會觀感似乎並不重要。不過，不要忘了，如果真的要根治香港腳，現在倒是已經有口服特效藥出現，就看民進黨的肝臟是否健康了。 (原載 《聯合報》2006/7/7)

本土社團聯合聲明 總統女婿涉嫌不法而遭羈押，吾等長年追求清廉公義的本土社團，無不痛徹心扉。我們理解社會各界對政府的質疑和批判，並支持檢調機關打擊不法；然而事態發展卻陷入事實與謊言糾纏不清的詭異情境，在野黨繼要求法辦趙建銘和撤換親信後，竟然無視證據之有無，一味窮追猛打，甚至企圖發動罷免案，迫使總統下台。 回顧台灣民主的發展歷程，破除特權，打擊貪贓枉法，追討國民黨的不義黨產，揪出戕害人權的獨裁幫兇，建立自由、公義、福祉的新社會，一直是民主運動的努力目標。不可諱言，政府六年來沒有兌現承諾，而今又爆發弊端，更令人失望。但是，我們仍必須指出，若非在野黨抱持玉石俱焚的惡質心態，蓄意阻撓政府施展抱負，民進黨不可能毫無作為！ 政黨輪替以來，在野黨即惡意抵制政府，2004年總統大選後更轉採焦土策略，先是誣指槍擊事件為「自導自演」，引發社會嚴重對立，繼而濫用國會多數，發動一連串非理性的杯葛，國政幾乎癱瘓。尤有甚者，國親新為了澈底摧毀政府威信，更堂而皇之絡驛於朝覲北京，甚至蔑視國法，私與中國簽訂矮化主權的協議，其惡行劣跡罄竹難書，人民忍無可忍，政府卻束手無策。 綜觀在野黨的毀滅性作為，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瓦解政府，奪取政權！作法則是鎖定打擊目標，集中火力予以摧毀，然後擴大打擊面，無限上綱至國家元首，非拉下總統絕不罷休。 誠然，面對第一家庭成員的弊案，我們的心情異常沉重，但台灣人沒有悲觀的權利，因為國家主權獨立的聲音還縈繞耳際，公義社會的理想猶待實踐；所以，我們必須站出來痛斥在野黨的毀滅心態，防止台灣陷入分崩離析的亂局。有鑒於此，特召集各大本土社團，表達以下看法： 一、總統恪遵法律規範和職務分際，國人應予高度肯定。 親人涉入弊案，總統當然必須支持檢調查察弊端和追訴犯罪。但離開公領域，總統仍是血肉之軀，任何人遭遇類似情境，即便窮濟管道營救其繫獄親屬，也是人情之常。然而，身為國家元首，即使面對愛女陷入心力交瘁的困境，以及外孫頓失依憑的失落感，就算心如刀割，仍須尊重法律。這種恪遵法律規範和職務分際的態度，顯示台灣的民主法治已臻成熟，國人應予高度肯定。 二、國家主權和未來發展的大政方針，民選的元首仍應負起最大責任。 總統於5月31日召集府院黨高層會議，作成「權力下放」的決定，顯示總統確有從善如流的誠意，總統既已正面回應社會期待，社會亦應予鼓勵。不過我們強調，總統固應尊重行政院的法定職權，但攸關國家主權和未來發展的大政方針，民選的國家元首仍應負起最大責任，要堅持國家主權獨立的大是大非。 三、民進黨各派系應放下私心，向國人表達虛心檢討的勇氣和誠意。 民進黨應痛切檢討，執政六年缺失不斷，近來的弊端更嚴重傷害支持者的感情。我們呼籲民進黨各派系謹記創黨理念與核心價值，切忌兄弟鬩牆，互相放話攻訐，而有意問鼎大位者，尤應放下私心，共同化解建黨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同時認真思索當年擘劃的執政藍圖與改革願景，對照當前的施政缺失，向國人表達虛心檢討的勇氣和誠意。 四、政府應施展斷然斬除弊端的決心，舉凡貪贓枉法，一律依法究辦。 唯有大破，才能大立！政府應施展斷然斬除弊端的決心，大刀闊斧破除沉痾，舉凡貪贓枉法，不論規模大小或層級高低，一律依法究辦，才能重拾人民的信賴。在檢討、反省之後，應以最謙卑的態度來要求自我，澈底落實改革理想。 五、媒體應盡查證事實和平衡報導的責任，遏止不負責任的「爆料」文化。 籲請媒體應善盡查證事實和平衡報導的責任，共同遏止不負責任、毫無根據的「爆料」文化。對於信口開河、誣蔑他人者，應發揮社會公器的監督力量，予以譴責；對於未涉弊端者之報導，尤應嚴守證據法則，絕不殃及無辜。 國內社團：手護台灣大聯盟 台灣李登輝之友會總會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 台灣教授協會 台灣教師聯盟 台北水噹噹姊妹聯盟 台灣21世紀婦女會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 台灣國家山岳協會 玉蘭花聯誼會 「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 台灣228關懷總會 台灣獨立安全基督徒促進會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 台灣北社 台灣中社 台灣東社 台灣南社 台灣228和平促進會 台灣建築行業職業工會全國聯合總工會 台灣的店有限公司 台灣新文化登山會 台北市扁擔會 台灣愛台愛鄉總會 台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 台灣人捍衛隊 台灣安全促進會 高雄打狗協會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鄭順娘文教公益基金會 原貌文化協會 海外團體：世界台灣人大會 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 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 全美台灣同鄉會 南美台灣人協會 全美台灣人權協會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 […]

劉重義 中國黨的上層幹部，以隨蔣介石逃到台灣的大陸族群中，忠貞的菁英份子與他們不悔改的後代子女為主，是不折不扣的「藍衣幫」，是惡名昭彰的「藍衣社」的延續。「藍衣幫」的族群優越感使他們無法融入台灣社會。「藍衣幫」壟斷統治權力和利益，與依附它的本土人士和地方派系，從驅使利用逐漸轉為相互依賴的演變，產生一種扭曲台灣社會的「共犯結構」。…無法再壟斷操弄國家機器的「藍衣幫」，開始「聯共制台」，自願賣命充當中共的「統戰僵屍」，立法院是「藍衣幫」顛覆台灣社會的山頭據點…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後一哩路並不平坦，一小撮蔣家外來政權的餘孽，正在全面反撲企圖復辟。… 前言 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前，台灣革命的本質是反殖民政權的民族革命鬥爭，有像文化協會一般的草根性啟蒙運動，更有許多像霧社事件轟轟烈烈的武裝起義。先民所灑的熱血灌溉台灣的田野，讓台灣民族意識在肥沃的土地生根發展。 二次世界大戰後，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命令蔣介石的中國軍隊進駐台灣。在當年的時空背景下，台灣人的領導者尚未認清獨立建國的必要性，不由自主地將「回歸祖國」視為可接受的安排。但是，現實的條件是當時的中國政治和社會情況，無論在軟、硬體各方面的建設都遠遠落後於台灣，若由落後的中國來統一進步的台灣，注定是個慘劇。蔣介石的軍隊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過程中，有計畫地屠殺了二萬台灣社會的領導菁英，使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中國黨」)日後能順利地強佔台灣的資產和政府及社會大部份公家機構的職位。台灣再度淪落在外來政權的壓迫、剝削統治下。 1949年中國共產黨推翻「中華民國」，二二八事件的元兇蔣介石帶領中國黨的軍隊逃到台灣，蔣家集團更赤裸裸地操控壟斷台灣的政治和社會。台灣人乃重新揭開民族革命運動的鬥爭，這個漫長的鬥爭思想和行動，先是漂泊海外再回歸島內，終於在2000年以民主人權運動為主軸，經由選舉和平移轉政權，由本土的民進黨執政。 然而，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後一哩路並不平坦，一小撮蔣家外來政權的餘孽，正在全面反撲企圖復辟。因此，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也因此，本章將以台灣人追求出頭天的奮鬥過程為個案，就台灣的現況情勢，探討民族民主革命的本質及主要矛盾，並勾勒革命運動的前景和應該掌握的方向。 革命運動的啟蒙環境 ─ 被「藍衣幫」扭曲的台灣社會 蔣家外來政權是被驅逐出母國的流亡政權，為了壟斷其統治地位，他們強迫台灣人奉「中華民國」為中國的正統，藉口維護法統而將隨著蔣介石逃出中國的國會代表，賜與不必改選的終身職加以籠絡，更以「反攻大陸」為藉口，實施戒嚴法和動員戡亂時期條例，以法西斯式的獨裁特務統治，壓制和剝奪台灣人的政治權力。 蔣家暴力統治集團是以中國黨為核心組織，深入台灣社會各階層來收編中、低級幹部，以賣身投靠中國黨的台奸和沉默的台灣技術人才為對象，這些人被譏稱為「台客」。中國黨的上層幹部，則以隨蔣介石逃到台灣的大陸族群中，忠貞的菁英份子與他們不悔改的後代子女為主，是不折不扣的「藍衣幫」，是惡名昭彰的「藍衣社」的延續。這種以族群歧視為基準的角色及利益分配，在所有黨政軍教以及其他由政府控制的組織和媒體都是如此。 陳師孟在2006年二月出版的「政治經濟 ─ 現代理論與台灣應用」一書中，在第二章對「國家、族群、與民族」做了嚴厲的批判，他指出「外省統治階層將國家統治權視為禁臠，尤其對最大的福佬族群更是傾軍政情特之力嚴以防範。為了扳平人數上的劣勢，外省統治階層以施小惠的方式籠絡客家與原住民族群，以扶植樣板人物的方式離間福佬族群。」 這個「藍衣幫」執行的族群歧視政策，隨著台灣社會的演進和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不得不作調整，他們逐漸晉用樣板「吹台青」以安撫民間不滿的情緒，但其維護中國黨內的「藍衣幫」的本質是不變的。根據吳祥輝在2002年出版的「吳祥輝選舉學」引述的資料顯示，台灣直到1988年，黨政軍媒各界的高階主管之中，「外省籍」仍是一面倒，佔有率仍在65%到93%之間。這些在少數「外省族群」之中佔極少數的「藍衣幫」，就是透過特務暴力和族群歧視來奪取國家權力和資源。大部份的「外省族群」和其他族群一樣，都是被壓迫者。 促成革命運動的團結 ─ 「藍衣幫」的恐怖暴力 一個靠特務暴力和族群歧視來維持的政權，是在為革命運動創造環境。把革命運動的理論應用到台灣，我們可以對歷史的脈絡做如下的診斷：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中國黨暴力統治的開始，而1980年的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軍法審判開始審閱，林義雄的老母和雙生幼女被殺手刺殺)是中國黨解體覆亡的開始。為了警告海外的台灣留學生，並製造校園職業學生無孔不入的恐怖氣氛，1981年七月二日，蔣家警總特工謀殺由卡內基美隆大學回台探親的陳文成教授。「藍衣幫」的暴力本質是基因遺傳的，是難以改變的。1949年九月「藍衣社」的特務在重慶，以利刃殺害楊虎城及其秘書全家，連幼兒也不放過，和殺害林義雄的老母和幼女，完全是同一暴行的翻版。 「藍衣幫」原以為藉著像二二八事件一樣殘酷的、血腥的恐怖暴力，他們可以再度安穩地騎在台灣人頭上三十年，事實証明他們大大地誤判情勢。當民眾看見八位優秀的新一代台灣菁英，為了人權日遊行而被捕、被刑求逼供、送上軍法審判，當民眾看見「藍衣幫」肆無忌憚的血腥暴行，台灣人民已經憤怒到忍無可忍的地步。統治集團的橫暴已經不可能再壓下人民的反抗意志，反而促成了島內外各階層的大團結。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就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於洛杉磯成立，專注遊說美國國會議員，以影響美國對中國黨的政策。在台灣民主化的鬥爭過程中，FAPA扮演了重要的外援角色。從1980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後，海外的獨立運動激發了更大的力量，島內的民主運動更是如野火燎原，中國黨政權被推翻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藍衣幫」的本質為黑道幫派，在2000年他們失去政權之後，仍然沒有洗心革面。2005年四月二十六日，當台灣人在中正機場抗議連戰到中國向中共投降之旅，「藍衣幫」教唆事先佈下的大群幫派流氓，於候機室內公然圍毆毒打手無寸鐵、毫無反抗能力的台灣老年人，企圖塑造過去的恐怖氣氛，壓制日益高漲的台灣主體意識。從革命理論對暴力的研究來推論，「藍衣幫」受到中共的外援之後，其暴力傾向必然會更昇高。 當權統治集團的弱化 ─ 中國黨的分裂 蔣家政權在台灣是靠著中國黨的組織、軍隊、特務和黑社會幫派來鎮壓異己，維繫內部的統治，對外則完全依賴美國的保護和援助來對抗中共的武力威脅。中國黨是缺乏母國支援的外來集團，「藍衣幫」的族群優越感使他們無法融入台灣社會，也就無法取得基礎群眾的擁護。因此，它必須給予甘願被利用的台灣人和地方派系某種權力或利益，以換取這些人對「藍衣幫」的效忠。然而，由於族群人數比例差距過大，「藍衣幫」的收買策略，隨著時間的拖延而日益變得昂貴。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外力的援助，「藍衣幫」所壟斷的統治權力和利益，將逐漸受到那些依附它的本土人士和地方派系的侵蝕，有人稱之為中國黨的「台灣化」。其實，這種從驅使利用逐漸轉為相互依賴的演變，所產生的是一種扭曲台灣社會的「共犯結構」，並不真正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正面意義。1980年代，蔣經國對黨外運動的處理態度上逐漸軟化，中國黨的弱化是可以觀察出來的。 李登輝在中國黨的勝出，是歷史的偶然性，是天佑台灣的結果。中國黨內的「藍衣幫」礙於島內和國際政治現實，尤其是來自美國要求民主化的壓力，在蔣經國去世後，只好讓台灣人副總統李登輝接任總統和黨主席之職。從此，李登輝展現了高度的智慧和毅力，順應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的改革要求，突破「藍衣幫」的阻撓，廢除戡亂時期條例，逼國會老賊退休，樹立直選總統，對台灣的民主化做了重大的貢獻。他鼓舞了台灣主體意識，為本土政權的崛起開闢空間，當然，也被「藍衣幫」恨之入骨而遭清算逐出中國黨。 在李登輝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中，中國黨有更明顯的「台灣化」傾向，也因此造成中國黨的嚴重分裂。一些極端抗拒「台灣化」的「藍衣幫」另組「新黨」，開始傾向中共求援，企圖擴大中共對台灣內部的影響力。到了2000年，中國黨再度分裂，由宋楚瑜等人另組「親民黨」。但中國黨驅逐了李登輝之後，許多過去出走的極端份子，又重新回歸「藍衣幫」隊伍，蓄勢待發。反革命勢力的整合，在馬英九出任中國黨主席之後更為成功。 革命環境的成熟 ─ 台灣主體意識的解放和發揚 台灣就其海島地理位置、人口、經濟規模、以及和中國的社會差距，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很自然孕育出愛鄉愛土的台灣意識。台灣獨立運動的理念與實踐方法是：發揚台灣主體意識，使台灣社會各族群發展生命共同體的民族情感，凝聚國家認同，把台灣建設成為民主自由的獨立國家，公平合理的幸福社會，永續發展的優質環境。 過去，蔣家外來政權自奉「中華民國」為中國的法統，強行對台灣人灌注無根的大中國意識，並打壓台灣本土意識、醜化台灣本土形象，造成了台灣社會的認同混亂，更糟的是，有部份的台灣人產生了族群自卑感。陳師孟在其書中也一針見血地指出，「外省統治階層」藉著控制下的教育與媒體，日積月累灌輸「大中國意識」與「中原優越感」，以營造他們長期壟斷國家機器的正當性。 「藍衣幫」從進佔台灣開始，經常散播謠言製造族群危機意識，譬如，散播台灣若獨立就會把「外省族群」統統推落台灣海峽淹死的謠言，又散播台灣人一旦執政即將報復二二八血債的謠言。操弄這些導致族群仇恨的謠言，為的是要使「外省族群」更加凝聚於「藍衣幫」的周圍供其驅使，也儘可能阻止台灣走向族群和諧的健康社會。 從李登輝主政之後，台灣意識的發展才逐漸被解放出來，不再受到政治力的打壓和醜化，台灣主體意識因此蓬勃成長。儘管「藍衣幫」加緊勾結中資媒體歌頌中國、唱衰台灣，然而，台灣意識究竟是來自現實生活環境的體驗，自然產生的，「藍衣幫」無法如過去般地施用行政暴力制度化地扭曲台灣社會，外來的中國意識注定要被本土的台灣意識沖垮。 陸委會在1992年九月的調查顯示，當時民眾還自認是中國人的比例佔44％，自認是台灣人的佔16.7％，自認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則佔38.5％。到了2004年底，由台灣智庫所進行的民調顯示，有76％民眾認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台灣人，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佔18％，認為自己就是中國人的只剩4％。台灣主體意識被解放而發揚光大。 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度愈高，台灣意識就愈強，贊成台獨的覺醒度就愈高，這是簡單的邏輯。如此，台灣革命運動的環境也就更趨成熟。 台灣獨立革命運動的政治目標 ─ 「中華民國」是權宜的過渡階段 台灣獨立革命運動的政治目標是追求台灣獨立建國，它的涵義是：(一)以台灣、澎湖及台灣人民所治理的鄰近島嶼為領土，(二)以生活在上述領域而且願意認同台灣作為獨立國家的住民為人民，(三)國家主權屬於全體台灣人民。這個政治目標不僅順應台灣歷史發展的趨勢，也為台灣人追求出頭天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樹立明確的方向，同時，也為國際社會提出了合理確保台海和平的方案。 就上述的涵義而言，很不幸地，台灣目前並不構成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為，台灣仍掛上「中華民國」，其「憲法」瘋狂地宣稱擁有二個聯合國的會員國，即蒙古和美國及大部份國際社會所承認的中國，那麼，很清楚地，台灣目前並不是獨立的國家，因為，「中華民國」不但被分割，而且不享有完整的「國家主權」。事實上，這就是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於2005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接受鳳凰電視所表達的。 「中華民國」是被中國人民所唾棄的腐敗政權，是不被美國及大部份國際社會承認的流亡集團，它是蔣介石及其「藍衣幫」用來欺騙和剝奪台灣人政治權利的的幌子，台灣人民更要唾棄它。只有堅持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理念，把「中華民國」當作權宜的過渡階段，它對台灣人民才有意義。否則，「中華民國在台灣」就是台灣人民的恥辱。 台灣從2000年五月開始由本土的民進黨執政，民進黨黨綱也明確主張：「依照台灣主權現實獨立建國，制定新憲，使法政體系符合台灣社會現實，並依據國際法之原則重返國際社會。」這個主張符合大多數台灣人民的意願。民進黨有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去執行「正名制憲」，將荒謬且非理性的「中華民國」劃上句點，讓台灣展現真實的台灣。 台灣新聞局在2005年五、六月間委託美國蓋洛普民調公司，進行「二○○五國際社會對台灣形象認知調查」，針對美、日、英、法、德五國各一千五百名民眾及二百位意見領袖進行大規模跨國民調，民調結果顯示，逾六成受訪者認為「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過半數的五國民眾對台灣具有好感，意見領袖好感度更高，其中又以日本的94%、美國的91%最高。足見台灣具有成為正常獨立國家的實質內涵以及有利於獨立建國的國際環境。 反作用的外援 ─ 「藍衣幫」賣命充當中共的「統戰僵屍」 繼續在台灣海峽製造緊張、煽動台、中仇恨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階級，而中國黨的「藍衣幫」則從旁為中共搖旗吶喊。他們的上一代曾長期兵戎相見，雙方結下「漢賊」不兩立的深仇大恨，跟台灣人民毫不相干。從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無法再壟斷操弄國家機器的「藍衣幫」，開始吸收泡沫化的「新黨」尋求中共的支持，「聯共制台」的大戲搬上舞台。 美國著名智庫「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國際政策分析家狄倫(Dana Robert Dillon)於2005年五月十日撰文「中國的僵屍國家」(China’s Zombie […]

咱做為一個「不死心」的運動者能够做的﹑須要做的其實很簡單，只不過是對自救的理念多發聲，以及對抗不公不義的抗爭多参與而已，用福佬話說就是「卡kao話le﹑ma 卡雞婆le」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