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我們期待有新的意義，為台灣帶來新希望。
我們都知道，二二八事件代表著台灣人反抗外來統治的最高潮，特別是面對國民黨政府，讓我們終於體會到，所謂的同文同種，並不代表彼此就可以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日後，由冷戰到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對台灣的長期武力威脅，更讓我們對於這個遠親近鄰的深痛惡覺。
在過去，中國國民黨政權把二二八事件視為中國共產黨顛覆工作的一部分，相對之下，中國共產黨則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對抗蔣家政權的努力。平心而論，這些都是站在中國的立場來看這個事件，而台灣人只不過是國共鬥爭的一個小插曲，完全沒有主體性可言。
近年來，民間嘗試進行歷史詮釋，把重點放在二二八事件的元兇，也就是將蔣介石當作整個事件的罪魁禍首。相對地，以馬英九為首的國民黨，則將論述建構在國家暴力，試圖為個人決策脫罪。我們以為，這兩種觀點都不足以道出台灣人的心聲，也無法彌平族群間的齟齬。
我們以為，不管是陳儀、還是蔣介石，儘管他們分別是當時在台灣、以及中國的最高領導者，不過，還有更多的幫兇、以及旁觀者，究竟他們當年扮演何種角色，國家應該想辦法釐清他們的責任，然後才有可能進行和解。同樣地，在二二八事件過後，也有太多人是政治經濟結構的受益者，對於這些人，我們也要認真考慮，他們到底是否真的如此無辜？
對於國家暴力的說法，乍看之下，似乎是把二二八事件的根源推給行使暴力的國家，就算了事。問題是，我們必須想清楚，究竟這是誰的國家？如果國家是外來政權硬加在台灣人的身上、甚至於是一個由某個族群所支配的國家，有如以色列之於巴勒斯坦人，那麼，即使這個國家因為民主化而消除直接暴力，卻還把不公平的支配關係套在台灣人的身上，有如枷鎖一般，如此一來，殺人不見血的結構性暴力還是徘徊不去，政權轉移，又有何種意義？
廣義來看，所謂的二二八事件，並非侷限於二萬多名台灣人菁英喪生中國國民黨政權手中，應該還要包含後續為了要遂行高壓統治，打造而成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性禁錮；如果我們一天不能粉碎這些不公不義的結構，特別是隱藏在國家機器背後的族群性福利分配，那麼，如果想要凝聚福禍與共的政治共同體，恐怕是緣木求魚。
總之，二二八事件絕對不是所謂的「本省人」所專屬的集體記憶，而是所有兩千三百萬人所共同享有的。唯有透過真相的揭露，彼此相互傾聽，才有可能進行真正的和解。如果大家堅持諱疾忌醫，真相不會水落石出，污名不會自然消逝，而和解也不會自動前來，那麼，社會對立將為無止境地淪為政治鬥爭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