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組  【出版說明】 （一） 《台灣安保通訊》承蒙各界支持，在2010年新年度進入第13期。有關〈中國失業率的真相〉一文是針對馬政權企圖達成「終極統一」的目的，先在經濟上與中國「統合」，簽訂ECFA。馬政權毋視國際化，甚至全球化時代是先要與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而不是被中國拷牢成為其附屬經濟體。 本文主要是介紹最新的論著，說明中國國內生產毛額（GPD）統計數字之不可靠和原因所在。 中國的經濟泡沫化已出現，台灣民眾當前被執政者蒙蔽；經濟問題引起的失業人口與失業，如何計算，本文著重研究方法，意在引起研究者及一般大眾的注意。 致於台灣對中國全面開放物流與人流，中國早已有移民潮，未來的不景氣流入台灣的人口勢必影響台灣的安定，目前所見「犯罪模式」已移入台灣，台灣社會、家庭倫理的敗壞，已非金錢損失可換算；台灣社會的正常化之「復元」，不知要費多少歲月，是不可不警惕的。 （二） 最近一期的美國Foreign Affairs期刊發表一篇季禮（Bruce Gilley）的文章〈不是那麼險惡的台海情勢〉（Not So Dire Straits），內容指出台灣正快速「芬蘭化」（Finlandization），對北京採取扈從政策，以便換取自身的發展和生存。該文建議美國應停止對台軍售，讓台灣中立化，並將台灣從美國在亞洲盟邦中排除。此文引起台北政界一陣騷動。本期通訊由陳國雄先生以節譯方式介紹該文內容，並提出相對意見；另由陳以禮先生撰寫一篇辯證性文章，以供讀者參考。陳以禮是留學法國的新銳學者，除任職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之外，也是Deux Lapins文化工作室負責人，他的敏銳觀點及縝密邏輯，將會是本通訊的新秀生力軍。 （三） 關於〈模擬未來危機〉一文是旅日的林久雄先生所撰，林先生是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畢業，以實業家關心台灣的前途。 這一本作品主要是介紹2009年11月29日在東京召開的一次對應國際危機的模擬演習，目標鎖定擺脫全球金融危機後的2013～2020年。設計者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參與，參加團體除了日本各政黨及國會議員外，還有外國來賓的美、歐、中、印和巴西的人員。 國家的安全保障是綜合性的，除了政治、軍事之外，經濟金融、氣溫變動等生態環境，都是人民與國家在生存上所必須重視的。 本刊編輯群所以重視此文，是告訴國人、智庫與研究者，除了軍事模擬之外，還有種種課題應該做的，而且要有人民參與。至於常看到的實際軍事演習或沙盤推演，也應該開放人民觀摩，以便提升知識與提高警覺，這是我們要強調的。 （四） 選舉的問題不僅是關係政黨的起伏，更重要的是對執政者對國家政策是否正確的一種反應，故本期邀約幾位常在這方面論述的專家執筆。 金恆煒先生的〈笨蛋！問題不在經濟〉一文，是分析2009年縣市長的「三合一」選舉及三席立委補選，中國國民黨的挫敗。其挫敗之主要因素出在馬英九的對中國政策。 馬不承認選舉失敗，怪罪「大環境」不好，作者引「天下雜誌」的民調，看「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以及「主張獨立」的高百分比，說明馬是與民意背道而馳的人民之「反面教師」。除此之外，作者還對今年直轄市「五都」選舉提出看法，作為大家的參考。 陳茂雄教授的〈由選舉演化看台灣安全〉一文，首先指出馬對中國政策欲將台灣淪落為中國的「寄生經濟」，即先完成「經濟統一」，「政治統一」則水到渠成。因此指出2012年總統選舉的重要性。馬一旦當選，可以不理民意，一意孤行。 接著作者分析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得失，台灣人民（綠營）應有積極的行動。 致於中國的飛彈威脅，但中國內部問題重重，恐事出於爐灶，台灣人民自己要把握機會。 本期出版事宜，多勞陳國雄秘書長、黃淑惠及王秀媛小姐之努力，得以在農曆過年前出版，以饗讀者，謹此致謝。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馬英九政權和在台灣的中國系媒體一直鼓勵將台灣的經濟體與中國的融為一爐，達到「終極統一」的目的；故馬執政20個月未見努力在國際上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卻一意孤行要與中國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喪失國家主權，本刊在第10期曾經刊出陳國雄著「兩岸經濟合作架構（ECFA）的檢討」，提供讀者參考。 中國統計數字的信憑性 自去年起，國際上評估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將在今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位而僅次於美國；但這成為馬政權與親中媒體宣導ECFA的好材料，卻罔顧近年來中國股市的泡沫化、外匯存底對投資的損失、對外輸出的鈍化、和2008年已在若干都市發生不動產泡沫、崩潰的情形 ；這些情形，都足使台灣警惕；不宜與中國經濟打成一片。何況中國的統計資料缺乏可靠性，根據沈才彬最近在日本出版的一本書指出：中國的統計資料一向缺少信憑性與精確度，且其計算方法異於美、日、歐，其正確性不及先進國家。問題在不正確的統計，會影響一個政府決策的錯誤 。但中國的這些問題，在馬政權和它的黨都不曾有人開口向社會各界提出警告，一意孤行，捏造和中國經濟裸纏的「好氣氛」。這不應是一個政權對國家和人民的正當行為。 隱瞞人口數的企圖 中國的統計資料，不僅是GDP的正確性出了問題，要對中國的都市人口、農村人口、國民所得、甚至是失業率的考察，也都難有正確的數值。原因是中國隱瞞中國的總人口數，故國內外的專家經常依據的是其2008年末宣稱的13億2802萬人。 依據袁紅冰在《台灣大劫難》的說法：「據中共民政部高級官員透露，至2005年止，中國的實際人口為十五億三千萬。中共官方公開宣傳的中國人口數量至今還是十三億餘人。中共不願公布真實的數字，既是為証明其計劃生育的國策取得了偉大成就，也是為避免中國真實的人口數量引起世界的恐慌。」按：2006年世界的人口數是66.7億人，若以中國人口數15.3億計算，佔世界人口數的二成三弱，甚是驚人。將來中國將發生嚴重的糧食危機。 被詬病的戶籍制度與剩餘勞動力 那麼中國的農村人口到底有多少？又多餘的勞動力有多少？這要從中國的戶籍制度說起。中國的戶籍制度是一種身分制度，分作都市部與農村部；兩者的社會保障、土地所有、納稅、教育、甚至醫療都不同，農村部的人是被歧視的三等國民。（第一等人是中國共產黨的權貴。） 農村部的人口據袁紅冰的說法：「中共民政部的一份保密的調查報告稱，中國的十五億三千萬人中，十二億五千萬生活在農村；其中五億左右的人口為『多餘勞動力』，即有限的農村耕地無法容納的勞動力。這個龐大的悲劇性族群構成了中國『農民工』的概念。」 據此說法加以換算，農村人口佔總人口數的81.7%，而「多餘勞動力」竟然有5億人左右。 「農民工」的歷史源流 「多餘勞動力」的人數，在許多海外的著作中常作1億5,000萬人；但袁紅冰透露竟是5億左右。這些剩餘的勞動力成為「農民工」的來源。 所謂「農民工」一方面是「農民」，同時是「工人」，這是矛盾的概念，但只以農業無法糊口。農民工離鄉背井到都市打工，一時允許在都市居住，但戶籍制有別，不得在都市定居，終究要被遣返。 農民工就是歷史上的「流民」，到處「就食」。流民覓食不得結果，會成為「盲流」，流竄各地。中國的朝代帝國常因此而滅亡；中國共產黨以所謂「農民革命」起家，但奴工般的被剝削之「農民工」支撐中國共產黨政權。 1983年的『中國憲法』的「序言」說：「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得到鞏固和發展」。確實工農階級成為共產黨政權的墊腳石，打下基礎，造就共產黨的「新階級」，工農則轉諸溝壑。 GDP與「保八」 那麼有龐大人口數的中國，到底失業人口和失業率有多大？首先看國內生產毛額（GDP）與失業人口數的關係。根據上引沈才彬的作品，中國經濟成長率在2007年達到頂點的13%。但2008年第四季跌到6.8%；2009年的第一季是6.1%，大為滑落。故中國喊「保八」，即至少維持8%。原因是GDP少1%，失業者增加800萬人；但如上所述，中國所發表的GDP成長率並不可靠，而全國失業者多少，從來不公佈。 「失業率」不包括嚴重的「農村部」人口 中國公佈2008年的失業率4.2%，「登錄失業者數886萬人」。三橋貴明在2009年11月發表的著作 計算： 「失業者數（886萬人）÷勞動人口」=4.2%；由此公式而逆算過來，知中國勞動人口只有2億1000萬人；但（一）不可能以如此的勞動生產者養十多億人口；（二）這數目是有「登錄失業者」，但未去登記者不在此內，故真正失業者多少，並不知道。 更重要的是，（三）中國所公佈的失業率指的是「都市部」，龐大的「農村部」之失業率不在內，而從來沒有公佈。此關係中國的戶籍制度已如上述，農村部的廣大群眾是被差別忽視的。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實況。 （四）中國的社會科學院發表的都市實質失業率達到9.4%，是中國政府發表的「登錄失業率」的二倍以上。 中國的失業狀況因地域有嚴重的差距，由「沿海部」愈向內陸愈是嚴重；依照社科院的說法，「中西部」的失業率早已超過10%以上；現實上，與美、日、歐之失業率匹敵。 以上所說的，是2008年的情形。但2009年4月中國所公佈的2009年第一季的都市部登錄失業率是4.3%，情形「惡化」。 「農民工」失業個案的研究方法舉隅 以上所說的失業率只是針對「都市部」的考察，但僅是有「登錄」者而已，至於「未登錄」者與都市部的失業總人口數只能用估計的情形。 至於「農村部」與「農民工」失業的情形，只能用地方局部的個案研究、或加以綜合推測。茲介紹兩個實例，作為研究方法的樣本。 2009年4月沈才彬為調查「農民工」失業的情形，赴上海、寧波、廣州、深圳考察。他舉東莞市為例。有東莞市戶籍的人口175萬人，但以打工為主的外來人口超過1,000萬人，是戶籍人口的6倍。2009年初，東莞市有數百萬人口失業，但看政府統計無法知道。 沈氏的調查之一，是看手機與電話公司的解約數字。中國最大的手機電話公司Mobil China在東莞市的解約數，在2009年農曆正月的數目比2008年末，是200萬人。可見打工的「農民工」在春節回鄉，不再回來。這顯示失業的實情。 另一例是垃圾的量。「農民工」居住地區之垃圾量，2009年2月末比2008年的減少一半，由此可知一半的「農民工」回鄉，說明中國失業問題的嚴重。 筆者舉這兩個例供參考，是鑑於馬政權與一些有意誤導台灣人民，使之誤以為中國的景氣一片大好，而誤中了先以「經濟統合」之引狼入室之陰謀，相信「口號政治」而欠缺著務實之考察、以及考察方法，而致被出賣。 後語 中國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經濟制度、甚至文化，都與台灣儼然不同；或有抽離其中一個因素要証明台灣與中國相同，顯然背離生活文化的實際層面。譬如要說，中國的佛教、儒家文化與台灣相同，其實中國的這些因素已經被中國共產黨改造過；與其以台灣與中國相比，還不如與世界其他國家比較來得恰當。這是因為台灣的近代化遠超過中國，特別是中國的政治文化。 因此要看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的計算、或是失業率的計算，要用台灣或世界普遍原理去衡量，顯然是不通的。 台灣不論是歷史上或是現況，都不屬中國；台灣歸屬於台灣人民。不論是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或曹興誠這一類人物的「兩岸和平共處法」，都好比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口袋裡的錢拿來討論分割或該由他來獨佔。長期被這樣的討論，就自然成為一種「解決方法」，即使是掠奪，也無形中成為自然、或當然的。國際政治的強權，也常循這樣的邏輯在演繹；現代台灣的前途就是已經被導入這樣思維的邏輯在處理，正如俗諺所說的「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不僅如此，中國已向美國提出要求，太平洋分割為兩半；它管西半，美國管東半；這是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再現。在討論台灣國家前途時，請就如本篇所指的，要用科學方法瞭解中國，不能草率的以我們的制度看中國。

在美國決策菁英中極具影響力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今年1月／2月的期刊發表一篇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季禮（Bruce Gilley）的文章〈不是那麼險惡的台海情勢：台灣的芬蘭化對美國安全的好處〉（Not So Dire Straits: How the Finlandization of Taiwan Benefits U.S. Security），內容指出台灣正快速「芬蘭化」（Finlandization），對北京採取扈從政策，以便換取自身的發展和生存。文中建議美國應該停止對台軍售，讓台灣中立化，並將台灣從美國在亞洲盟邦中排除。「外交事務」期刊是美國歷任總統候選人發表外交政策藍圖，以及當紅政學界菁英辯論國是的重要論壇。季禮的這篇文章雖然還不是美國的主流看法，卻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警訊。 根據季禮的觀察，自從2005年以來，台灣與中國開始進入更緊密的政經關係，而主張和解政策的馬英九在2008年當選總統之後，更加速這種緊密關係的進程。這是自從1979年美、台斷交並與中國建交之後，這種台、中之間關係升溫的情勢，造成台海局勢的最大挑戰。季禮指出： 目前雙方關係的解凍，在許多方面都符合台北的利益，但也讓北京能夠對台灣具有更大影響力。由於台灣內部已經形成與中國建立更緊密關係的共識，這種關係解凍的情勢也對美國深沉的模糊政策造成疑慮，原本美國的政策是要兼顧台灣的利益（使其保有自治權）以及美國本身的利益（防範擴張主義的中國）。如今華盛頓面臨一個很嚴厲的抉擇：繼續在軍事上追求現實主義的方法 ─ 利用台灣來制衡中國崛起的力量 ─ 或是遵循自由派思維的替代方案，藉由台灣與中國更緊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關係，來促進長期的和平。 對於美國如何面對台海變局的挑戰，季禮提出的自由派方案，就是美國應該停止對台軍售，讓台灣中立化，並將台灣從美國在亞洲盟邦中排除。他也認為，台灣的芬蘭化有利於美國安全。 馬英九的「二度和解」將台灣推向「芬蘭化」 季禮在文中指出，1949年之後，在台灣的蔣介石與和在中國大陸的毛澤東各自成為分離的政治實體，彼此敵對大約三十年。但兩人在1970年中期相繼去世之後，北京開始關注國內的經濟發展，後來北京停止砲擊台灣的金馬外島，並歡迎台灣「同胞」到大陸旅遊、投資及探親。另一方面，在1988年開始主政的李登輝總統也認可開啟這種交流，雙方的海峽交流協會於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首度直接會談，展開雙方的「首度和解」。然而當美國核發簽證給李登輝來訪問康乃爾大學時，這個「首度和解」在1995年就遽然中斷。隨後歷經1995年和1996年中國對台海發射飛彈、華盛頓派遣航空母艦與雷達艦前來台海、以及台灣人民在2000年選出獨派的陳水扁擔任總統，兩岸關係在1995到2005年之間急遽惡化，這是兩岸關係的「再度凍結」。 季禮認為，兩岸關係的「二度和解」始於2005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淡化統一要求的談話。而馬英九在2008年主政後的和解政策，使台灣愈來愈走向「芬蘭化」，具體例證包括莫拉克颱風後，台灣雖讓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赴台為災民祈福，卻拒絕維族領袖熱比婭入境，馬英九本人在六四紀念日時不再批評北京，只輕描淡寫地以歷史傷痛帶過，都是不折不扣「芬蘭化」的表現。季禮的文章描述如下： 兩岸關係的「二度和解」，始於2005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淡化統一要求的談話。由於強調區域暨全球影響力的大戰略興起，導致北京改變觀點；於是開始不把台灣視為意識形態上的緊急事務，而是一個務實與低調的管理議題。馬英九在2008年當選總統，預告了台灣對類似前景的重現。他承諾「不統、不獨、不武」，在幾個月之內，雙方對口單位的首長以迅速與空前的形式展開半年一次的會談，並簽署了二十餘項以往難以想像的協議。雖然大部分的協議都是經濟議題，但也具有政治意涵。造訪台灣的中國觀光客數量 ─ 包括台灣在中國沿岸長期軍事化的外島 ─ 暴增了十倍，達到每天3,000人。中國派出學生到台灣，雙方也授權每週270個直航的航班。先前限制雙方經濟整合的重大政治顧慮突然煙消雲散，台北與北京開始討論經濟與金融關係的「全面正常化」。現實主義在外交政策上的評價基礎 ─ 固定不變的國家利益，大致上已經完全鬆動了。 二度和解也包括很露骨的政治交易。先前中國允許台灣只能參與以經濟事務為主的國際組織，例如亞洲開發銀行、亞太經合會、與世界貿易組織。在2009年，中國允許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召開的年會。雙方開始討論台灣出席有關民航、商業航運、氣象及氣候變遷的聯合國組織。 雙方也有「外交休兵」的默契：北京停止向台灣日趨減少的23個邦交國挖牆角，台北也在2009年首度放棄17年來加入聯合國的長期追求。馬英九在2009年7月當選國民黨主席，胡錦濤宣佈他希望「進一步深化政治互信」。隨著政治關係的升溫，台灣官員 ─ 甚至包括民進黨重要人物，例如高雄市長 ─ 也開始經常造訪中國。 跡象顯示，兩岸的二度和解將會持續前進。雖然雙方領導人的任期將於2012年屆滿，但眾所週知，胡錦濤指定的接班人習近平是兩岸交流的鼓吹者，同時，馬英九也從2009年8月莫拉克颱風肆虐台灣所造成的政治傷害中復原了。只要民進黨在極端反和解與部分和解的兩派中繼續維持分裂態勢，他似乎篤定可以連任成功。 現在，台灣與中國以完全不同於過去數十年來主導兩岸關係的設想，來拉近彼此的關係。鑑於以往他們把彼此的關係視為軍事上的紛爭，如今雙方卻都抱持高度接觸、信任、以及降低武力威脅為前提的安全觀。同時，他們在經濟議題上的看法，也都把全球整合與競爭力置於國家保護主義之上。這意謂著台灣與中國的政治關係有基本上的改變。 從赫爾辛基的芬蘭化到台灣的芬蘭化 要談芬蘭化，就先來了解芬蘭的歷史。被稱為「千湖之國」的芬蘭，從1154年開始接受瑞典統治，直到1808年的大北方戰爭，瑞典與俄羅斯交戰落敗，芬蘭被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軍隊佔領，此後芬蘭成為俄羅斯帝國內的自治大公國。在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後不久，芬蘭宣布獨立。二次大戰期間，1939年蘇聯全面入侵芬蘭，引爆冬季戰爭，並有1941年到1944年的繼續戰爭。為了保衛家園，抵抗蘇聯的芬蘭成為戰敗國的一員。戰後，芬蘭割地、賠款。割地區中42萬芬蘭人不願成為蘇聯統治下的子民，選擇當難民，向芬蘭國土展開大遷徙。到了1952年，芬蘭償清所有對蘇聯的戰爭賠款，但位處蘇聯強權身側的芬蘭繼續戰戰兢兢度過40年，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於1995年加入歐盟。芬蘭有句諺語「和平在人間，俄羅斯人都在莫斯科」，是一種「芬蘭識別」的獨特語言，表達出芬蘭人對俄國人的深沉痛恨。 所謂芬蘭化（Finlandization），就是冷戰時期位於蘇聯之旁的芬蘭，由於忌憚蘇聯的威脅，所以在外交與內政上採行順從蘇聯強權的政策，以維持本身議會民主制度與自由經濟體制。在1948年，芬蘭與蘇聯簽訂「芬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芬蘭承諾不與反蘇國家結盟，也不提供基地給任何國家來挑戰蘇聯的利益，換取蘇聯同意讓芬蘭維持自治及民主体制。在外交方面，芬蘭政府不僅不站在蘇聯的對立面，也沒有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且在加入國際組織之前，也會事先取得蘇聯默許。在內政方面，芬蘭政府也避免社會出現任何對蘇聯的負面批評，並查禁反蘇的出版品。「芬蘭化」一詞出現在1960年代後期的西德，當時西德總理勃蘭特頻頻向共產國家示好，西德的保守派則以此新造詞彙加以諷刺。 但是季禮卻高度推崇芬蘭化的策略效益，他在文中的辯證寫道： 「芬蘭化」（Finlandization）一詞，乃是源自芬蘭在1948年和蘇聯簽訂的協議轉化而來，協議內容是：赫爾辛基同意不加入任何挑戰莫斯科的聯盟，也不提供基地給任何國家來挑戰蘇聯的利益。做為回報，克里姆林宮則同意維護芬蘭的自治權（autonomy），並尊重芬蘭的民主體制。因此，從1956年到1981年期間，在烏爾霍‧吉科寧（Urho Kekkonen）總統的領導之下，芬蘭在美蘇之間的關係當中，追求戰略性姑息與中立的政策，並限制國內輿論對蘇聯的批評。這項政策當時獲得芬蘭國內的普遍支持（儘管後來它的價值引起爭議）。吉科寧也受到美國朝野各界的讚揚，尤其是外交政策的現實主義者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他讚美芬蘭領袖的「沉著與堅定」。 1988年，丹麥的政治學者漢斯‧默理堅（Hans Mouritzen）在他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芬蘭化的一般理論，就是所謂的「適應性政治學」（adaptive politics）。默理堅強調，「芬蘭化的政權」（Finlandized regime）與「附庸國」（client state）或稱「魁儡國」（puppet state）根本上的不同，是前者對強大鄰國做出部分讓步，以便保證其國家獨立的重要元素，這種自願性的抉擇是附庸國辦不到的。不同於附庸國，芬蘭化國家盤算自己國家及週邊鄰國的長期利益，最好是對鄰近強權做出策略性讓步。這種讓步的主要動機，乃是基於地緣鄰近、來自強權的心理威脅、以及兩國在文化上的同質性。由於太過鄰近，強權並不需要展示真正的軍事力量，只要發出一些模糊的威脅，就可以改變弱小鄰國的政策。同時，小國也會意識到自己並非沉默畏縮，而是在進行「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在合理化國內政策的種種改變時，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區別。 芬蘭化對於以現實主義者為主的冷戰思維所造成的直接挑戰，就是芬蘭化的讓步結果，很可能使蘇聯強權對擴張勢力食髓知味。縱然有人反對芬蘭化的理論，也很難否認吉科寧扮演了終結冷戰的建設性角色。舉例來說，芬蘭在1969年提供雙方集團舉行會議的場所，終於產生一份明確保障人權和自由的共同文件：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accords）。 研究冷戰的歷史學家賈迪斯（John […]

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  英文「Foreign」一詞，除了帶有外國、外交的意義，其實也帶有陌生、非典型的意涵；自從台灣自由時報揭露Foreign Affairs由Bruce Gilley所寫、提及「台灣芬蘭化」可能性的「Not So Dire Straits」一文後，這種看法旋即在台灣引起軒然大波。這篇文章當然是以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作為出發點，更何況「Foreign」一詞既然帶有不甚了解的意味，台灣人自然可以從自己的觀點對這篇文章加以分疏、批評；更重要的是，不論是引用之或是批評之，台灣人都要避免陷入簡單的二元邏輯，才能跳脫Foreign Affairs的預設立場，理出一個對台灣最有利的論述。 「台灣芬蘭化」欠缺立論基礎 首先檢視「台灣芬蘭化」可能性。猶記得2007年台灣試圖直接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時，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資深主任韋德寧（Dennis Wilder）表示過：「Taiwan，或者說ROC，目前不是國際社會中的一個國家（Taiwan, 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not at this point a st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數十年來，美國政府不論由哪一黨執政，都再三強調美國的兩岸政策沒有任何改變，亦即上述對於台灣國家定位的立場從未改變。既然美國基本國策並未把Taiwan當成一個國家，何來讓台灣作為「芬蘭化國家」的可能？如果Bruce Gilley誠摯認為「台灣芬蘭化」是個具體可行的方案，是否應該先說服美國政府正視Taiwan的國家地位之後再說？ Bruce Gilley在文章中提到「芬蘭化國家」跟「附庸國」、「傀儡政權」之間的差異如下： 前者（指「芬蘭化國家」）對強大鄰國做出部分讓步，以便保證其國家獨立的重要元素，這種自願性的抉擇是附庸國辦不到的。不同於附庸國，芬蘭化國家盤算自己國家及週邊鄰國的長期利益，最好是對鄰近強權做出策略性讓步。這種讓步的主要動機，乃是基於地緣鄰近、來自強權的心理威脅、以及兩國在文化上的同質性。由於太過鄰近，強權並不需要展示真正的軍事力量，只要發出一些模糊的威脅，就可以改變弱小鄰國的政策。同時，小國也會意識到自己並非沉默畏縮，而是在進行「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在合理化國內政策的種種改變時，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區別。 「芬蘭化國家」跟「附庸國」之間確實有所差異，但是「自己並非沉默畏縮，而是在進行『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這段文字，對於看過魯迅所著《阿Ｑ正傳》的讀者而言，是否有種似曾相識之感？弱小國家之所以選擇有限，不正是因為畏懼自己一旦跟鄰國強權兵戎相向時，整體國力不堪與之長期消耗嗎？芬蘭當初的選擇當然是一種基於現實考量，不得不退縮以求自保的作法，本來也無須多加非議，如果硬是要用「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說詞加以美化的話，其實不也跟阿Ｑ的「精神勝利法」相互輝映？ 另一方面，單從國內政策角度解讀「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也犯了邏輯上非常基本的謬誤。什麼叫做「中立」？不選邊站才叫做中立。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兩個強權彼此對抗的話，自然沒有選邊站的問題；沒有選邊站的國際情勢還有什麼「中立」與否的問題嗎？換句話說，唯有從國際政治的大框架著眼，才能釐清「芬蘭化國家」到底有沒有自主選擇中立的空間。 1948年的芬蘇協議，乃至1956年到1981年主導芬蘭政策的烏爾霍‧吉科寧（Urho Kekkonen）總統畢竟都是冷戰時期的產物，發生在一個由美、蘇所率領的兩大集團在好幾十年間一直維持相互對抗關係的全球政治局勢下，這才讓當時的芬蘭可以找到「中立」的空間。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則面臨完全不同的國際情勢；看看Bruce Gilley自己就在文章中呈現出兩種互相矛盾的說詞： 自從1940年代以來，台灣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上一直扮演著戰略性角色。起初，台灣是對抗北韓共產主義擴張的緩衝器，最近則成為對付中國崛起的堡壘。台灣在東亞航線上居於戰略地位，如果中國持續限制美國海軍造訪香港，台灣也可以提供美國海軍另一個補給點。 以及 美國政府越來越需要中國的合作，來達成最優先的事務：維持國際上和平的自由秩序。在一大堆迫切的全球性議題上，美國需要北京的支持 ─ 從氣候變遷到金融穩定，以及防止核武擴散。 如果後一段論述為真——美、中兩國改採合作模式取代相互對抗的話——則美、中之間並沒有所謂「中立」地帶可供台灣「芬蘭化」；如果前一段論述為真，則Bruce Gilley把台灣視為「戰略包袱」（strategic liability）的說法，恰好顯示美國其實更應該檢討自身戰略漂移的問題，或許才是導致台、日、韓以及東南亞諸國不約而同在感受到中國崛起的強大壓力後，不由自主紛紛採取「適應性政治學」（adaptive politics）的主因。 眼不見為淨的「自由派思維」？ 「Not So Dire Straits」一文把馬英九當選後幾近毫不保留以中國馬首是瞻的行為，視為美國調整戰略佈局的大好時機，並且不由分說地把馬政府不復存在的民意基礎視為「自由派思維的替代方案」，試圖以「藉由台灣與中國更緊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關係，來促進長期的和平」，為「台灣芬蘭化」的推論取得道德置高點；只不過，作者對於事實的認定實在錯得離譜，試舉其中幾例如下： 兩岸關係的「二度和解」，始於2005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淡化統一要求的談話（是指「反分裂國家法」嗎？）……造訪台灣的中國觀光客數量 ─ 包括台灣在中國沿岸長期軍事化的外島 ─ 暴增了十倍，達到每天3,000人（這個數字已經是個笑話了）……中國允許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召開的年會。雙方開始討論台灣出席有關民航、商業航運、氣象及氣候變遷的聯合國組織（原來，WHO觀察員的身份限用一年！中國連台灣跟他國洽簽FTA都要阻撓，遑論加入聯合國轄下組織？）……馬英九也從2009年8月莫拉克颱風肆虐台灣所造成的政治傷害中復原了（回到二成三的滿意度？）……他們在經濟議題上的看法，也都把全球整合與競爭力置於國家保護主義之上（把資本家利益置於平民百姓之上恐怕更符合實情）…… […]

林久雄 一、前言 今年11月21日，在東京由全日本航空（ANA）和讀賣新聞的贊助，召開了一次對應未來國際危機的模擬演習。針對安全保障，經濟金融和氣溫變動三部門，由麻省理工的國際問題研究所長Richard Samuels為首的四位專家，設定操作的program。時點定在擺脫全球性金融危機後的2013～2020年。參加模擬演習的團體和代表如下： 1. 日本方面：眾議員4名、民主黨2名，自民黨2名。參議員10名（超黨派）。管理隊7名（由主辦者聘請）。 2. 外國來賓：美國隊7名（由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組成）。歐盟隊和中國隊各5名。印度和巴西各1名。加上歐美媒體2名。共計35人。 二、背景 歐盟（EU）與美國因國際貿易和金融規制的意見對持，中國與美國在所謂G2的氣氛中，關係密切而加深。另一方面歐盟因天然氣（gas）的供給，與俄羅斯日趨親近。她們（美中、歐俄）開始形成新的二大集團（bloc）。 美日同盟因日本的政黨交替，顯示出積極性的強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因追求近利，使傳統友誼冷卻。 中國的經濟發展、加上軍備擴充、使俄羅斯不安產生的警戒心，深恐西伯利亞的中俄緊張復燃。 乍見program的設定，很接近現實的跡象。身在二大集團外的日本，若逢突發性的國際事件時，將如何排解，使不致於陷入困境。 三、由2013年到2020年 日本的經濟總生產（GDP），目前落在中國之後，退居世界第三位。日本的政治強調「對等關係」，考慮修改美日地位協定和軍事基地問題。對集團自衛和武器輸出仍無推展的跡象。終至美日間的「二加二」會談，不再讓閣員出席。 2013年危機劇本（crisis scenario） (1) 安全保障 歐俄合資企業向日本提出合作開發民用客機。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對日本政府警告，可能洩漏美日共同開發的飛彈複合材料機密。 (2) 氣溫變動 接替京都議定書的交涉，邁向各國排放污染限額的達成。訂於2018年召開高峰會。（暗示2009年12月15日的聯合國氣候變動架構內的條約締約會議COP失敗）。 (3) 經濟金融 2013年一月，由於二氧化碳（CO2）排放權市場價格暴貶，德國的金融機構倒閉。預防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復發，對金融規制的態度，主要國家的意見對立。 2017年的危機劇情 （1）安全保障 （一）北韓 北韓於2017年1月，發射發彈落在往太平洋著落。日本發射M3迎擊失敗，要求安理會加強制裁，北韓負氣再度發射飛彈示威。 （二）阿富汗 此時阿富汗的反政府份子塔利班（Tariban）佔據巴基斯坦的核試設施。把核武物資運在接近伊朗邊界的途中。 （三）馬六甲海峽 日本的海上保安艦、在馬六甲海面與不明身份船舶遭遇交火。雖擄獲該船、但日方五人死亡。從船上搜獲核武物質、以及巴基斯坦人和中國技師。 （2）經濟 在俄投資的歐盟企業，由於公共投資條件不良、招至嚴重虧損，隨而引起倫敦和紐約股市下跌兩成。 四、演習結果 1.日本隊： 在2013年時，以不明歐俄真誠所在，拒絕民航開發的合作。因氣溫變動，與美中兩國一起協調太平洋各國消減排污10%，而日本堅持25%，日本在野黨批評不可能做到。可是美中二國不在記者會上宣佈消減10%。這是COP的不幸。 日本不取歐俄而靠近G2，二加二的閣員會商重開，美中安保再確認。美日間的FTA有進展、日本對農家發放戶制補助。 日本放棄CO2消減25%，使各國失望，高峰會延期。 2.中國隊： 中國關心的是麻六甲海面發生的事件。即刻招待記者，聲明中國非常關切塔利班的行動。將與上海機構（CIS）各成員國與巴基斯坦合作，處理這個嚴重事件。並在中巴邊界增強兵力，設置監視裝備。致於捕獲中國技師問題，向日本政府提議，由ASEAN主導來解決。 3.美國隊： 要求中國停止向北韓，提供能源和糧食。要求日本加強管理武器轉用物資。 同時第七艦隊增撥船集，在西太平洋待機行動。美國決定與日本配合神盾艦迎擊作戰計畫。 另一方面美國與中國和日本外交洽商，在安理會決議制裁北韓。獲得中國容忍制裁的答覆。 4.歐盟隊： 重點放在經濟方面，為貨幣統合，馬上設立歐俄委員會，來研究盧布和歐元。計畫2020年以後，俄羅斯加入歐元圈，以促進對俄羅斯的投資。 長期的展望，土耳其的加入歐盟之外，北非的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也開始交涉加盟。 歐盟關心對印度的FTA，如同日本對巴西的FTA一樣。 中國以多購美國公債，取悅美國，以獲得美國贊成中國創設亞洲通貨（亞元）願望，並與美元和歐元同做世界金融基軸。美、中、歐三方共出一千億美元（10兆日圓）給IMF做救助歐洲金融機構之用。 五、分析 1. 基本假設，以為世界兩大集團化，日本被迫在國際上孤立。但演習開始，各國團隊都朝向多國間的國際協調行動。日本隊選擇尋求美中的合作，以處理安保、氣侯變動和經濟問題。在貿易方面，致力日美、日歐的FTA交涉。為應付國際金融危機，美歐日中都同意IMF的強化彼此協調將是當今的大潮流。 […]

金恒煒／《當代》雜誌總編輯 九十二歲幾瀕於死的史明老先生，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熱烈人群簇擁下，坐著輪椅從日本飛回台灣；即使中國國民黨的黨報《中央日報》也有文有圖加以報導。史明是台灣「最後一個黑名單」，一九九三年才回到故鄉。即使遠在日本，史明卻是挑動國府當年最敏感神經的人物，因為史明而受牽連的大政治案件至少三起，尤以九一年的「獨台會案」影響最大。九一年五月九日凌晨五時五十分，法務部在調查局副局長高明輝一聲令下，闖入校園逮捕了清華大學研究生廖偉程及台大碩士甫畢業的陳正然等四人，罪名是閱讀史明《台灣四百年史》，認定是史明「獨立台灣會」在台發展的組織，引發了全台的震動，是為「獨台案」。 當時的總統是李登輝，行政院長是軍頭郝柏村；台灣正處在開放與未開放之際。「獨台案」竟而成為打破「白色恐怖」的切入點，拯救四人是以「知識界反政治迫害聯盟」為主導，進行了大遊行、大示威，主要訴求是「郝柏村內閣下台」、「廢除刑法一百條」、「情治單位退出校園」、「無罪釋放獨台會涉案人」，不到一個月所有的訴求幾乎全部達成，廢除「刑法一○○條」至遲到九二年五月終於終結。史明形同打了一場「不在場」的戰爭，九三年回到睽違四十一年的故土。 九一年讀史明的書都要坐牢，十八年後的今天，史明卻像英雄般受到歡迎，如滄海桑田的變化正是台灣進程的最佳寫照。再引《天下雜誌》十二月所做的國情調查，是在這次地方選舉國民黨縣市長受挫、得票率大減之後出爐的，其中問及「請問你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還是都是？」結果，六十二％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自認「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廿二％，自認是「中國人」的僅有八％；最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到二十九歲——也就是史明返台那一年之後出生的——年輕族群，自認是台灣人的，高達七十五％，為同類調查最高，三十歲到四十九歲的次高，甚至超過六十歲以上的這一現象，也打破了統派對獨派「一高二低」（年齡高、學歷低、收入低）的醜詆。 重點還是回到馬英九的執政，也還是以《天下雜誌》一年一度的國情調查為準。去年十二月同樣的國情調查，《天下雜誌》分析有關統獨的民調：「一九九四年開始，國情調查開始分析台灣人民對於兩岸統獨發展的意向；最新數字顯示，期待獨立（包括儘快獨立及長程目標獨立兩者）的比例為歷年最高，達二三．五％，遠高於陳水扁八年執政時期的數字；而期待統一（包括儘快統一與在一定條件下統一）的比例是歷年最低的一次，為六．五％（去年為七．六％，更早前則一三％到一八％之間）」。根據淡江大學張五岳教授接受《蘋果日報》的訪問表示，這是出於馬英九急速改變與中國關係所致。從○八年五月馬英九執政到○九年「三合一」選完，顯示出台灣民意與馬英九「終統」成反比，馬英九愈向中國靠攏愈強調「中國化」，台灣民意則愈向「台獨」及「台灣」走。馬英九儼然成為「獨立」的推手，比前總統陳水扁還有效、還有力。 馬英九不僅是「台獨」的推手，同時也是民進黨最佳的助選員。去年年底縣市長等的「三合一」選舉，是馬英九強取黨主席之後的第一戰，馬披掛上陣輔選，從台灣頭拼到台灣尾，結果敗軍。馬英九硬不認輸，只怪罪「大環境」不好，「經濟如此不景氣，失業率如此高」，故而宣稱只要把經濟搞好就能贏。隔天故意放出消息說，府院高層開會馬把「飯盒」吃得精光，表示心情沒有受影響云云。然而真的是因為經濟問題嗎？陳水扁二○○○年初次掌國政，經濟真的不好，但次年的立委與縣市長選舉大勝！為什麼不會垮在「經濟」上呢？可見「笨蛋，問題不出在經濟！」 老實說，「三合一」失敗是必然的，說得迷信一點，馬英九的好運在二○○八年大選用完了，從此之後一路下滑，二○一二年恐怕要出局了。（見筆者去年十二月號《開放》文）馬英九的敗選不是自「三合一」始，國民黨立委李慶安隱瞞具美國國籍之實，依〈選舉罷免法〉不能出任公職，事發了硬賴到賴不下，終而辭職，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補選，台北市大安區是文教區，也是國民黨鐵票區，雖然國民黨的蔣乃辛勝出，不過得票率從李慶安的十萬票海削了一半，只拿到四六千票。這不是唯一的例子。雲林縣國民黨立委張碩文賄選定案，故而九月二十六日補選，民進黨的劉建國以七萬四千多票壓倒性的勝利，而藍營兩組人馬合在一起也只有五萬多票，比張碩文當初拿到的七萬九千多票足足少了二萬六千票。這是其二。與雲林補選同一天，澎湖進行博奕公投；這是馬英九大選時的公開承諾，澎湖縣政府替馬兌現支票，拉抬開賭派打壓反賭派，甚至在投票當天包下所有飛往澎湖的班機座位，結果澎湖的第一次公投，竟然不贊成壓倒贊成。這是其三。 從台北市大安區立委補選到雲林縣立委補選到澎湖公投，已經看得出來藍營的鐵票生鏽；所以「三合一」選舉，國民黨注定失敗。馬英九在投票之後的第二天接見日本媒體，強調ECFA非簽不可，「江陳會」四大決議非談不可；套行政院長吳敦義的說法，「已沒有別的路可走了！」，馬英九何嘗不知道危機？不然為什麼會把迢迢滯美的「心腹」金溥聰召回來出任秘書長？金溥聰與馬的關係，外間傳言紛紛，立委李俊毅甚至用「超友誼」來形容，可見事急了，也可見馬遭遇到的凶險已不能粉飾下去，尤其接下來七位立委補選，（四位都是國民黨因賄選而補選）以及直轄市「五都」之戰，然後就是國會改選與一二年的大選了。 零九年十二月補選三席立委，民進黨全拿，大贏，過四分之一的門檻，於是在立院掌握提案權以及罷免總統權。接下來四席立委補選，民進黨看來勝?在握。最關鍵的五個直轄市之戰，民進黨保有南部的高雄與台南，重點在，能不能拿下台北縣升格的「新北市」？現任縣長周錫瑋施政是全台各縣市之末，民調極低，相反的，也做過台北縣長的前行政院長蘇貞昌，若而願意投身，取新北市若探囊。重點是，台北縣就像「三合一」選舉中的宜蘭縣，輸贏就在此役。以馬英九一路下滑的民調以及施政的無能，加上民心盡去，民進黨不只坐二望三，甚而可以望四、望五。因為台北市的郝龍斌民調也不高，任內收拾不了馬英九留下的爛攤子，貓攬已掛了一年多，捷運「柵湖線」成了「詐胡線」，台北市也有變天的可能。至於台中，過去是省政府所在地，基本上是藍色思惟的大宗，形同小台北。不過「江陳會」移師台中，過去的抗議示威集中於台北、高雄兩市，台中從來都是化外之地，這是第一次遭逢全國大示威，而台中市長胡志強與馬英九一樣，出自職業學生，兩屆市長任內從不必面對逼人的大風大浪，所以「江陳會」形同台中直轄市選戰的前哨戰，可惜民進黨沒有掌握機會。目前台中黑派大老陳庚金退回國策顧問一職，明顯另有所圖；金溥聰挫迾等。 馬英九真正要害怕的是五都選舉。馬英九一味傾中，明顯與主流民意杆格，《天下雜誌》的國情調查，有六一％的人擔心經濟過於依賴中國。○八年大選前，馬英九一方面推出「馬上好」的口號，另一方面打出「六三三」(經濟成長率六、國民所得每人每年三萬美金及失業率降至三％以下)的經濟牌，而且一再強調「他馬的，就是愛台灣」。選上之後，全部跳票而且反其道而行，去年年末縣市長選舉時又大打電視廣告「捍衛主權、保護台灣」，已然失效，「江陳會」之前，也猛打「保護中華民國」的電視廣告，也老實說，人民不會再受騙了，即使馬透過美國來的楊力宇放話：「統一在台支持度低」，「任內不能統一」等等，也奏不了效。相反的，行政院長吳敦義接受電台訪問語出驚人說：「白痴才搞台獨」；這才是馬英九內心話！ 台灣從李登輝的十二年到陳水扁的八年，整整二十年的民主會不會毀於一旦？用黑格爾「理性的狡獪」來看，馬英九以七百多萬張選票出任總統，恐怕是「歷史的狡獪」。

中山大學教授、台灣安全促進會會長 現階段台灣唯一的敵人就是中國，討論台灣的安全事實上就是在想辦法抗拒中國的併吞。單靠台灣自己的力量是不足與中國對抗，可是依國際現勢，也不是可以任由中國併吞台灣。中國也很清楚，以武力併吞台灣所付出的代價太高，且不見容於國際社會，若由台灣自己投入中國的懷抱才是上上之策。 不只綠營人士抗拒中國的統治，連大部分藍營支持者也不願意投向中國的懷抱，甚至於「心懷祖國」的部分新住民（外省人）也只願意回中國探親，就是不願意回他們的「祖國」定居。顯然的，要台灣居民自己投向中國的懷抱是不可能的。 有不少綠營人士覺得民進黨沒有機會參選下一屆總統，因為他們認定在選舉前馬英九就會投降中國。這是多慮了，連藍營支持者都不願意生活在共產黨的社會，台灣人不會讓馬英九將台灣送給中國。大家該擔心的是馬英九是否會築一條單行道，由台灣通往中國，使台灣回不了頭。 馬英九可能築成的單行道就是「寄生經濟」，將台灣的經濟寄生於中國，使台灣人依賴中國吃飯，如此就可以完成經濟統一。完成經濟統一之後，政治統一就自然形成。二○一二年以前因為馬英九規劃連任總統，不至於與多數台灣人對抗，然而若是讓他有機會連任，他可以不理會多數台灣人的意見，反正罷免總統的門檻太高，台灣人沒有機會以罷免的手段阻止他建築單行道。 依照目前的選舉制度，綠營的國會席次沒有機會過半，幸好國際事務與對中關係屬行政權，不是立法權，否則台灣淪入「鐵幕」是必然的。綠營只要取得總統寶座，掌握行政權，就可終止單行道的形成，所以二○一二年是關鍵年，綠營若不能獲得行政權，前途如何是可以預估。 中國國民黨的人脈關係遠超過民進黨，先天上民進黨就居弱勢，可是在二○○四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竟然可以略贏中國國民黨，其原因相當多，最重要的一項是中國國民黨長期執政，權力與腐化是一體的兩面，中性選民認定中國國民黨腐化，而民進黨清廉，所以擺脫人脈的束縛而投綠。可是二○○六年以後民進黨的「清廉牌」崩潰，民進黨的氣勢也跟著崩盤。 在綠營內部陳水扁有很多朋友，但也樹立不少敵人，可是在二○○○年及二○○四年的總統大選時，綠營內部絕大部分反扁人士紛紛表態挺扁，因為陳水扁是綠營的精神領袖，政治人物不挺扁會被群眾淘汰，成為綠營精神領袖的陳水扁算是輕易的整合各派系。 早期民進黨支持者不太介入初選，就算介入初選，也只是幫自己所支持的對象拉票，不做負面的攻擊，算是不介入民進黨內部的鬥爭，可是民進黨執政之後出現大變化，支持者紛紛押寶，為了效忠「主人」，嚴厲的打擊對手，形成嚴重的內鬥。總統候選人出線後，內鬥的傷痕還是不能弭平，總統候選人因而不能成為綠營的精神領袖，更不能整合派系。二○○八年的總統大選，是謝長廷自己在選總統，不是民進黨。 今年的三合一選舉，民進黨總算爬出谷底，桃園、台中、台東三縣的立委補選，民進黨又有斬獲，綠營執政總算是露出一線曙光。雖然某些自認為是大老的人猛澆冷水，可是擋不住民進黨的回春。民進黨所以出現進步的跡象，最重要的因素是候選人勤於耕耘基層。 民進黨的進步，除了候選人的因素外，民進黨逐漸擺脫「貪腐」形象也是重要因素。某些自認為大老的人物嚴厲的抨擊現任的黨主席，事實上蔡英文的表現並不差，能夠擺脫「貪腐」形象就是大貢獻之一。氣勢跌落谷底的政黨不可能一夕之間恢復氣勢，能爬出谷底就是好的開始。 民進黨有兩個致命傷，其中一個已逐漸康復，只要不再出紕漏，到二○一二年的總統大選時，應該可以擺脫「貪腐」的形象，但還有一個致命傷還吊在半空中，是否可以消除不得而知。三合一選舉及立委補選都屬地方選舉，沒有出現內鬥並不代表全國性選舉也能出現如此好景。 民進黨目前的致命傷是還未出現精神領袖，只要出現群眾的精神領袖，就可以整合派系。若是民進黨「大咖」的支持者像以前那樣挑起內鬥，總統候選人就不可能成為群眾的精神領袖。追求好處是人的天性，綠營支持者就算要押寶，也不應該挑起內鬥。宣揚所支持對象的優點，不必抨擊對手的缺點。若是自己能力太差，沒有那份本事宣揚所支持者的優點，就不要介入初選。 陸委會主委為了表示關心台灣，曾經要求對岸撤除飛彈，只是中國並不理會。就算中國撤除飛彈，還是隨時可以恢復原狀，所以要求對方撤除飛彈並無實質性的意義。況且中國的飛彈是用來威脅台灣，未必是要用在發動戰爭。中國自己很清楚，能夠透過經濟征服台灣才是上上之策。 中國各地的文化、風俗習慣有很大的差異，又出現嚴重的貧富不均，所以政局相當不穩定。對岸政權雖然強烈主張「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事實上未來有幾個中國還未得知，中國目前是以高壓統治的手段來穩定政權，這種國家有可能分裂，到時候變成台灣人主張「一個台灣」，至於幾個中國不必勞煩台灣人操心。 獨派人士目前是等待時機建國，但必須維持台灣不被併吞的現狀，若先被併吞，就算中國分裂，台灣也難以建國。目前最重要的是取得行政權，以砍斷馬英九規劃的單行道。獨派人士不只不可以介入民進黨的內鬥，更要協助該黨建立制度，消除內鬥，如此才可能產生綠營的精神領袖，進而取得行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