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談人｜張育萌
台灣青年世代共好協會 理事長
⋯⋯很多我舉出的社會運動最終都不算成功，但這也是我們對於社會運動所理解的常態⋯⋯但到了太陽花，我認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叫做「對於失敗主義的扭轉」，就是我們知道總是會改變的，只是那個改變發生在什麼時候。
本場次第一位與談人張育萌是青年NGO及青年議題工作者，現為台灣青年世代共好協會理事長。張理事長首先提出，如果想要理解當代年輕人在想什麼，必須從這個世代青年的生命經驗及歷史處境談起。他作為1997年出生的世代，國高中時期正好是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前夕，從反旺中媒體壟斷、苗栗大埔拆遷事件、苑里反風車，一直到2014年那場徹底改變台灣歷史進程的太陽花運動，這綿密的社運浪潮構成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社運啟蒙」。
從質疑效能感、扭轉失敗主義，到疫情後的校園斷層
張育萌理事長認為，新一代青年投身社會運動時，最常面臨的挑戰並非人身安全的問題，反而是「做這些有什麼用」的效能感質疑。他主張這是因為當時多數抗爭最終均未獲得體制回應，也可以說幾乎「都沒有成功」。然而，三一八運動扭轉了這種失敗主義，向不同世代的參與者證明，長期的議題深耕及公民能量的積累，終能促成社會的改變。
張育萌理事長以后三一八時代，青年主導的運動遍地開花，包含2015年反黑箱課綱運動，作為台灣首次由高中生自發組織，並試圖佔領教育部的抗爭，隨後延伸出徒步環島倡議等深化社會溝通的實踐；2016年後青年世代積極參與婚姻平權修法，並與工會並肩投入勞基法修法抗爭；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以血淚教訓極大激發青年的亡國感及歷史反思，催化新一波公民運動及投身公共議題的青年，本土政權支持度亦在2020年大選達到高峰。
然而，張育萌理事長也認為，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個重大轉折，長期的線上遠距導致校園內傳統上以「每週社課及讀書會」為核心的議題型社團，於2022年至2023年間出現嚴重的斷層，甚至成群走向解散。當實體討論空間消逝，青年議題思辨被迫轉向匿名且極端的網路環境，很快就陷入言論激化及噤聲的惡性循環。
民主體驗日常化及投票效能感的稀釋
而與民間社團式微相對應的，是過去十年公部門制度化參與管道的激增，2014年《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通過後，行政院及地方政府相繼成立「兒少福利權利推動小組」，讓18歲以下的青少年有機會與官員平起平坐進行提案；2016年修訂《高級中等教育法》，要求全台高中職必須設立學生會，並使學生參與校務會議，逐步將校園民主法制化；蔡政府時期將青年顧問團改組為行政院級的「青年諮詢委員會」，青年委員的提案皆採取實質說明與列管追蹤。
張育萌理事長認為，這種轉變創造了全新的「青年民主體驗」—民主高度日常化。但其反面效應在於，當體制內常態性的參與管道全面鋪開，不論政黨輪替與否，青年皆有管道發聲，反而稀釋了「投票」作為單一改變政治手段的重要性及效能感，這也是近年青年投票率並未顯著攀升的結構性背景。
青年政策的典範轉移：從權利參與到福利擴張
縱觀這十年的青年政策，可發現明顯的典範轉移。蔡政府第一任期側重「權力型與參與型」的體制建立；第二任期則轉向「福利型」的資源挹注，如租金補貼、文化幣及學雜費補助等。
到了賴政府上任後，政策預算更呈現暴增式的擴張。以教育部青年署為例，其預算從2016年的4億元、2020年的5億元，一路上升至2025年的18億元，主因在於啟動了逐年編列至百億規模的「青年圓夢計畫」。此外，新青安房貸補助（約45億元）、文化幣（約24億元）及青年三次免費心理諮商（約3億元）等福利百花齊放。
結論
初步數據顯示，單純的經濟福利補助對青年世代的政治參與度，並無明顯的提升。所幸在本土社團及各方夥伴的共同努力下，去年成功推動通過《青年基本法》，讓台灣終於有了第一部青年專法。站在執政十年的結點之上，體制內的「制度參與權利」及體制外的「社會福利保障」兩軌必須齊頭並進，方能回應新時代青年高度日常化，卻又面臨斷層的民主參與經驗。
初步數據顯示，單純的經濟福利補助對於青年世代的政治民調並無明顯的線性提升。所幸在獨派與各方夥伴的共同努力下，去年成功推動通過《青年基本法》，讓台灣終於有了第一部青年專法。站在執政十年的節點上，體制內的「制度參與權利」與體制外的「社會福利保障」兩軌必須齊頭並進，方能回應新時代青年高度日常化卻又面臨斷層的民主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