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聯盟故事

自從一九六八年日本台獨聯盟的盟員柳文卿被遣送回台後，日本的聯盟幹部即積極調查、開闢從台灣偷渡逃亡的秘密管道。一九七０年彭明敏在廿四小時被監視下，成功地脫離台灣；一九七六年七月陳明財、陳榮慶父子坐船逃亡，輾轉抵達日本、美國；以及一九七七年四月，受到政治官司迫害的前礁溪鄉長張金策和嘉義縣議員吳銘輝二人偷渡到日本，再轉赴美國出席美國會「台灣人權聽證會」，先後都是得力於日本台獨聯盟的秘密管道與精心安排之救援。

Tiradentes引領巴西自葡萄牙帝國獨立出來的民族英雄。 周叔夜 本人於本（5）月17日獲里約州政府頒贈本人「旗士勳章」（Medalha Tiradentes），此一殊榮是本人在巴西代表處工作2年來所獲駐在國頒贈之最高榮譽，顯示巴西政府對我國在此地工作之肯定。上揭勳章正確名稱應譯為「旗拉典旗」（Tiradentes），旗拉典旗是引領巴西自葡萄牙帝國獨立出來的民族英雄，當時的葡萄牙政府為制止巴西人民的獨立運動，故於1792年將旗拉典旗抓去當眾處死，並將其屍體分贈給許多州政府，以威嚇當地民眾。惟此舉適得其反，反而促使巴西民眾群起對抗葡國政府，從葡萄牙的殖民地成為獨立的巴西國。 自巴西1821年獨立建國迄今，巴國惟一以個人的生日（4月21日國定假日）作為國家紀念日者僅旗拉典旗一人，足見他在巴國人民心中之份量與地位。 里約自巴西建國後一直是巴西的首都，直至47年前巴政府決定遷都至巴西利亞以前，里約一直是國內最重要的政治及經濟中心，至今在世界上亦為最能代表巴西的國際城市。 儘管「旗仕勳章」由里約州政府所頒贈，惟其重要性恐為全國最高之榮譽，此一說法可由近年來獲贈該勳章之得主得到證明，包括：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1997年）、現任巴西總統魯拉（2001年）、教宗本多16世（2005年）、法國前總統席哈克（2006年）以及委內瑞拉現任總統查維斯（2007年）等人均曾獲獎。由於該勳章之重要性極高，本人在獲悉里約州議會通過決議擬頒贈本人該勳章時，除感到相當意外及喜悅之外，亦遲疑自己是否具贈予資格，故本人遲至獲悉本案10日後，方與主辦單位聯繫，並敲定於本（5）月17日在里約州議會舉行頒贈典禮。 頒獎典禮在里約州議會舉行，該議會在首都遷往巴西利亞以前，一直是巴西國會殿堂及巴西權力象徵之地。頒贈典禮於晚間7時在電視直播及與會全體高唱巴西國歌下隆重舉行。出席來賓除在里約僑胞總動員之下，聖保羅僑胞亦特別租一輛遊覽車前往共襄盛舉，在眾多僑胞熱情的參與之下，擁有400個坐位的典禮會場幾乎座無虛席。儀式中除主持人及特別來賓致詞外，亦由聖保羅客家崇政宗親會合唱團、里約教會聖歌隊的合唱以及聲樂家賴小姐的獨唱，為贈勳典禮增色不少，本人對於出席的僑胞除感謝與感動之外，仍是感謝與感動。此次里約州政府頒贈本人勳章，是由該州議會議員主動發起推動的，故對於本人是否具獲獎資格，本人將不便多作評論。 典禮在主席頒贈勳章、獎狀及受獎人演說時達到最高潮，謹將本人演講內容摘要如下： 巴西在1500年時被葡萄牙人發現，台灣則在1544年時亦由葡萄牙人發現，此事足以讓兩國成為兄弟之邦。目前兩國均積極為經濟發展而努力，依兩國互補之特性，實為最佳經濟夥伴。巴西盛產的物品台灣短缺，如：龐大的國土面積、大豆、鐵礦砂、石油、牛肉、糖及皮鞋等。而台灣所擁有的高科技、旺盛的對外投資及豐富的外匯存底均是巴西在發展經貿之際所迫切需要的，故本人盼與會人士應共同為兩國經貿發展而努力，今日所獲殊榮，實為巴政府透過我個人對台僑在巴努力之肯定，故我願與大家一起分享。台灣是生育我們的故鄉，而巴西則是目前正在養育我們的地方，兩地均是最關心我們在坐包括巴西朋友及台僑的國家，故我們應共同努力為兩國開創新的夥伴關係。 典禮於晚間20時30分圓滿結束，會後並於會場舉行雞尾酒會以答謝與會來賓。 相關報導 駐巴西代表周叔夜，5月17日(當地時間)獲里約熱內盧洲議會獲頒最高榮譽「騎士勳章」 ，表揚擔任駐巴西代表期間，對促進台灣與巴西經貿交流不遺餘力。(中央社記者唐雅稜聖保羅傳真) （中央社記者唐雅陵聖保羅十七日專電）駐巴西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周叔夜，今天獲里約熱內盧州議會頒授最高榮譽「旗士勳章」，表揚他身為工程師對巴西國內多項重要工程的貢獻，以及任駐巴西代表期間，對促進台灣與巴西經貿交流不遺餘力。 　　頒勳儀式於今天下午六點半假里約州議會大廳舉行，除了頒勳提案人、巴西民運黨籍州議員加瑪，還有友台小組組長、參議員蘇亞蘇納、眾議員馬多士及巴西僑界重要代表等逾四百人出席觀禮。 　　「旗士勳章」是里約州政府最高榮譽，針對對里約、巴西及全人類有所貢獻者頒授，曾獲勳的重要人士包括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九九七年）、教宗本篤十六世（二零零五年）、前法國總統席哈克（二零零六年）、巴西總統魯拉（二零零一年）等。 　　加瑪在致詞中指出，周叔夜以工程師的身份在一九六二年移民巴西後，白手起家，對巴西國內多項建設工程做出重要貢獻，如里約廣都水利系統、東北部聖路易斯市港口和薩爾瓦多市的彼德卡華柳水壩，都是在周叔夜的參與下完成。 　　此外，在派任駐巴西代表後，周叔夜更為促進台灣與巴西之間的經貿交流不遺餘力，所以值得接受表揚。 接獲勳章與證書後，周叔夜發表感言說，這枚勳章不只是他個人的榮譽，也是代表台灣與巴西全僑，所以他也將繼續致力於拉近台巴關係，透過促進彼此間的經濟交流，打開兩國的外交。 　　周叔夜畢業於台灣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專業水利工程建設，精通多國語言，且對台灣音樂與民謠頗有研究。一九六二年移民巴西後，早期活躍於台灣人社團，積極組織巴西台灣同鄉會，為旅巴台灣人爭取權益，並與巴西人權會、當地教會從事人權的救援工作 ；曾擔任台獨聯盟南美本部的主席，從事海外台灣獨立建國運動，被列為黑名單。

以今天台灣的政治思潮來看，台灣當初能由「報禁」「黨禁」的專制戒嚴時代，演變至今天在島內可以公開討論甚至倡導「台灣獨立」的禁忌話題，而「台灣優先」的主體意識亦已成為台灣人民政治意識的主流價值，這個迥異於以往的民主進程，顯與當初聯盟不斷在島外衝擊鎖國般的島內思潮，以及海外的台獨人士不顧自身安危陸續如鮭魚般地迴游台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歷史上，島上住民不斷地與外來政權抗爭；政治實質上，台灣也一直與中國分離。基於長期奮鬥的過程與共同對這塊土地的認同，台灣人實已建立一個不同於中國人的民族群體。這個族群惟有走出中國的死胡同，才能找到出路。因此，台灣人有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國家。

楊宗昌 口述 李錦容 編寫 美國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主張言論自由和尊重基本人權。憲法保障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理想，且為自己的理想做出最大的努力來促其實現。但是想不到早期的台灣留學生，在美國為著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促成台灣的民主改革、幫助台灣成立為一個自由的國家，反而遭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的監聽、跟蹤和調查，造成在日常生活上許多壓力和困擾。那時期有很多兄弟姊妹們，先後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的調查和訪談。許多人都不便講出其經過和他們的故事，在此以楊宗昌記述於1970～1984，14年間前後總共24次受到聯邦調查局情治單位人員調查和接觸的個人經驗。 美國聯邦調查局介入台獨聯盟在美國的活動 1960～1970年代，美國政治單位和台灣的國民黨有一個合作計劃。這計劃就是由美國聯邦調查局供給國民黨在美國有台獨主張者的名單，由國民黨供給可能有傾向共產主義的中國人名單給聯邦調查局。 1970年，台獨聯盟由美國本部、日本本部、加拿大本部、歐洲本部和台灣本部五個本部合併成為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那時的主張與工作是群眾路線、總體戰和建國綱領。1970年，不但是世界性台獨聯盟的產生；同時當年三月彭明敏教授由日本台獨聯盟本部協助脫離台灣；四月二十四日鄭自才和黃文雄兩位同志勇敢刺殺蔣經國。因此美國聯邦調查局就對美國的台獨聯盟活動盟員相當有興趣。 報告資料的根據 這份美國聯邦調查局報告來源是根據兩方面的資料。其一是：根據美國國會於1966年通過一條“新聞自由法案”（The Freedom for Information Act）和1974年國會又通過一條“隱私權法案” （The Privacy Act）。頭一條是聯邦政府收集人民各方面的資料，同時人民也有權利知道政府所收集的資料；第二條是1974年，增加收集在美國有永久居留權的外國人的記錄。但是我在與聯邦調查局所接觸的前十年期間，並不知道聯邦政府尤其是聯邦調查局在做我的記錄。因此我直到1980年才拿到我的資料。 第二根據是：台獨聯盟是一個秘密組織，但是所有的工作都是公開的活動。在這組織訓練下，我個人養成一項能夠和聯邦調查局人員講很久的時間，且當他們離開後可坐下來把所有的談話做出完整詳細筆錄的能力。在此所採用資料有很多是我個人的筆錄。 那時代在美國有許多留學生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同志們不但是他們的家屬在台灣受到國民黨的干擾；自己在美國受到國民黨情治單位的種種不方便；另一方面又受到聯邦調查局做出許多干擾。 聯邦調查局的首次接觸 1970年七月，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首次來訪。那年的四月，黃文雄與鄭自才兩位同志為了要停止蔣經國特務頭子繼續屠殺台灣人，才勇敢採取剌殺蔣經國的行動。案發的三個月之後，因為黃文雄與鄭自才是由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保釋在外，所以聯邦調查局在支加哥的兩位資深工作人員James Foxe和John Mills來到我在郊外Brooksfield的住處。當時我剛好出去不在家，內人的妹妹阿基剛好在我家造訪，所以她開了門和那兩位工作人員談話。据他們的解釋並無什麼大代誌，因為楊宗昌先生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工作，他們只是要來了解他所從事的事務，問阿基是否知道黃文雄與鄭自才先生是否可能計劃要來支加哥看宗昌。阿基一無所知無法回答，所以他們就離開。 一個月後，1970年8月我們已經搬到Arlington Heights。有一日我下班回家時看到屋外停著一部車子，車內坐著兩個人，我心內猜想這可能是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果然不錯，不久就聽到有人按電鈴，開門後他們就拿出聯邦調查局的工作証給我看並要求進來坐。那時我無心理準備當然歡迎請他們進來做訪談。他們說蔡同榮教授是一位學者，在東岸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他們提醒我黃文雄與鄭自才雖然保釋在外但他們的行動是有受限制的，問我因為台獨聯盟的律師在支加哥，黃、鄭倆人是否會借著來找律師的機會向這裡的台灣人演講。我當然回答我完全不知道，且再進一步表示我也很想和他們見面，要求聯邦調查局若知道他們來的話煩請通知我一下。他們又繼續問我在支加哥地區台灣人活動的人名和這地區辦什麼活動。談了很久我完全沒把任何人的名字或活動資料給他們。那兩位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非常失望且說：「以後若有一天在支加哥地區出現一個黃文雄與鄭自才，他們的上司說他都不知道，這樣不會很困擾嗎？」我回答：「若我不知道的事怎能幫你們的忙。」他們也無法再說什麼，只好離開。 1970年代的台獨聯盟盟員沒有受到充分的訓練，我因為不知道自己應有的權利和義務，所以沒有拒絕聯邦調查局人員進來我家。這是第一次的接觸。 台獨聯盟處理聯邦調查局的調查 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和我第一次接觸後的數年中，表面上好像已經不再和我接觸，但是實際上根據以後我所申請得到的資料，他們仍然繼續在暗中調查。1973年，我由台獨聯盟美國本部盟員大會選任為第一副主席，負責組織訓練部。我們感覺到有很多同志不了解如何應付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所以組訓部就編製訓練的教材，讓大家充分了解這裡的人民基本權利。因此我們與聯邦調查局接觸時才能依我們的權利有效地做出適當的應對。 1975年，我第二次當選美國本部的第一副主席。繼續負責組織訓練，所以在1975年，根據聯邦調查局內部資料，他們也已經查出我的一些資料，如在我居處所設立的組織信箱也包括在他們的調查記錄裡面。在我個人資料檔案中，包括是不是有暴力的傾向、個人資料、和在獨盟的領導階層。在這資料中並無寫出我確實是在負責些什麼任務。當然我的生日、身高、体重、頭髮及眼睛的顏色，住址、汽車等細節都例在記錄中。 從1970年後，聯邦調查局直至1975年才再度來和我接觸。那時來找我的是一位會講台灣話的John Sullian，另一位是會講北京語曾在台灣住過的Gary Andersen。這兩位的主要任務是在和我做第二階段的接觸。在這第二階段接觸中間，一年之內共來找我五次，主因是1975年7月23日蔣介石死亡後，美國感到有迫切了解台獨聯盟的需要，所以更加緊接觸。 國民黨從政治交換中所期待的利益 1975年將介石死後，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很積極的在台灣人中間到處找人。他們想知道我們在募款是不是要買軍伙，獨盟工作者所賺的錢是否都用在台獨運動上，台灣獨立之後在美國的台灣人是不是就是要回去台灣領導新的政權；若是蔣經國再來訪美國時台灣人是不是會再度謀殺他；或是若中華人民共和國邀請台獨聯盟的人去訪問時是不是會去。像這樣所有的種種問題，就無形中帶給大家產生一種大事臨頭的感覺，所以在1976年後他們曾經再度來找我很多次。 根據聯邦調查局檔案的資料，於1976年6月3日，蔣政權在美國的大使館接到一個沒有爆炸的炸彈郵包。五日後，聯邦調查局的書信中，有人報告住在支加哥的楊宗昌可能是此事件的嫌疑犯，所以就開始積極追查那炸彈郵包的來源，查詢到底從那裏寄的，誰做的？這就是1976年代蔣政權的駐外機構大使館、領事館，在台灣國內用其特務，在美國借用聯邦調查局的力量來再進一步的壓迫台獨聯盟運動者的手段。但是，對這炸彈郵包案件調查結果的記錄中都顯示與楊宗昌無關。他們承認在調查過程中，甚至於還提起這個被嫌疑的人可能是持槍戒很危險的人物。但是經過數月的追查、跟蹤、查案，他們的結論是那個情報不正確，當然這些調查都是在我自己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進行的。雖然蔣政權的國民黨在台灣用特務，在美國利用聯邦調查局企圖做進一步迫害這些台灣獨立運動者。但是，台灣獨立運動者都能夠運用自己的技巧和智慧去應付、對付國民黨和聯邦調查局。這就是聯邦調查局的人已經了解我在組織所扮演的角色之後和我的接觸。 聯邦調查局收集的資料與案件的連帶關係 聯邦調查局對個人收集資料時，因為他們都是在暗中進行，當然那位被調查的個人大多是完全不知情。為什麼聯邦調查局頭一次會找到我呢？這原因自然就會干涉到蔡同榮主席。蔡同榮於1969年7月當選美國本部主席，半年後於1970年1月，世界性的台獨聯盟成立時，蔡同榮擔任第一任主席，就在那一年，勇敢的黃文雄、鄭自才刺殺蔣經國。所以於1970年6月，當蔡同榮主席從紐約市他所住的家裡打電話到我支加哥的家裡時就被聯邦調查局接聽，從我所得的資料，顯示他們接觸我就是從那一通電話所導致而來的。在1976年10月，有王幸男郵包爆炸案發生，所以次年，1977年2月之後，聯邦調查局又開始忙著找尋人包括我在內。從聯邦調查局對我的檔案資料指出，他們感覺到調查局需要使用一個亞洲人的調查員，所以除了Andersen以外於1977年，他們又增加一位Jim Won。同年八月，我又第三次被美國本部選出為第一副主席，繼續承擔組織訓練的任務。聯邦調查局一直對我問詢有關謝東閔爆炸案的事情，無論他們怎樣問我還是不能給他們任何的回答，他們問不出什麼東西來所以在失望情況下才放棄和我接觸。此後至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兩年半中，聯邦調查局並沒有和我繼續來往，我好像是平安無事。 接觸過程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從1977年他們放棄和我接觸後，我就沒再受到聯邦調查局人員的干擾，這並不表示我真的可以開始過著平安無事的日子。1979年正月，美國和中國建交，於那年的12月10日，國民黨設計高雄事件陷害台灣菁英，五日後美國很快就於12月15日，由台灣人主張台灣獨立的團體成立台灣建國聯合陣線。這組織包括台灣獨立聯盟、獨立台灣會、台灣臨時政府、台灣協志會、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美麗島週報社、台灣民主運動歐洲同盟、潮流、台美公民協會與台灣人民自決運動等等台獨團體。他們的主張就是對國民黨政權立刻採取全面持續性不容情的攻擊，直到這個罪惡的政權澈底地從這整個地球上消失為止，這是一個很大的決心。 所以接下去在1980年後，在美國國民黨的辦公廳或是有關機構，尤其是中華航空公司，開始先後收到很多的武力爆炸威脅。親像王昇的兒子王步天在洛杉磯差點被炸死；高雄事件幫忙國民黨，王玉雲的小舅子李江林在洛杉磯被炸死。 種種代誌的發生帶至聯邦調查局於1980年2日又開始再次很忙碌，他們又開始和我接觸做出種種的訪問及拜訪。於5月23日，當時我是在支加哥一家工程顧問設計公司擔任經理，那天下午我的秘書用辦公廳的室內線電話告訴我有兩位男士要找我。我心內有數，因為之前聯邦調查局曾經找到我家，我就是不願意接見，現在有可能就是那兩位來了。所以我就對秘書講妳問他們是什麼人，叫什麼名字讓我知道。秘書很快就打電話回報，那兩位是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我就請秘書告訴他們：「沒事先約好時間楊經理不會客，請留下名片，回去辦公室後請給楊先生打電話約時間，他就會和你們見面。」 這兩位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就開始採取威脅的態度。問我們公司另一位經理：「你們有沒做聯邦政府的的工作？」這位經理回答：「當然了，我們是在做公路橋樑，這都是聯邦政府的工作。」他們就講：「我要見你們的楊經理為什麼他不接見。」那位經理就打電話問我為什麼不接見。我告訴他：「我們的工作非常忙碌，我不願意用上班時間和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談論與我們公司不相干的事。請轉告他們回去後打電話約時間，我會用下班的時間和他們談，只要首先約好絕無問題。」 他們離開後，我馬上打電話到支加哥聯邦調查局總部找他們的上司Mr. Superville。我問他：「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要去拜訪人時，是不是要事先約好才去？」他回答：「是呀！我們都是這樣的。」我立刻告訴他：「剛剛有您的兩位部下，其中一位是David Webber來要求見面，我工作非常忙，請告訴他沒有事先約好就來是很不禮貌的，叫他不應該這樣做。」然後就掛斷電話。 第二天，David Webber就打電話來：「楊先生，你怎麼那麼兇，害我被我的上司大罵一頓。」我告訴他：「對呀！是你自己的錯沒事先約好，又不是我不見你，若你先約好在下班時間我們就可以好好談，你沒這樣做是咎由自取。」聯邦調查局的人假裝不知道人民的權利，因為有很多人可能對聯邦調查局的人存有害怕心理，尤其是針對台灣在獨裁体制下來的人民。但是當時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大多數的人都已經接受到相當的訓練，了解人民的基本權利，所以對聯邦調查局的無理要求可以簡單應付。 處理聯邦調查局的干擾 1979年，美國台獨聯盟的代表大會第四次選我做第一副主席。從這一任開始我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此後四年中全力為美國本部到各地募款，因為當時聯盟的開銷相當大，得到很多募款經驗。 1980年5月底，David Webber正式打電話約見。我就給他我的律師的電話請他和律師連絡安排，約定6月3日下午一點在郊外律師事務所會見。那天，我十分鐘前到達我的律師事務所，等那兩位聯邦調查局人員的訪問。一點鐘整還不見人，律師打電話告知他們楊先生已在事務所等待不知你們人在那裏。David Webber回答律師說，約見地點定在郊外，聯邦調查局支加哥總部的上司不批準公家車子開出城，因為沒有車子所以不能來。我就請律師轉話：「今天楊先生誠心誠意準時來此等你們會見，你們既然失約不能來，以後免想要再和楊先生連絡，這是給你們最後一次的機會，是你們自己不守約，不應該每次都任意來打擾楊先生。」聯邦調查局人員答應律師，以後不會再打擾他的顧客楊先生。因為他們自己處理不適當，所以這時聯邦調查局要訪問我才會碰到困難，就此結束聯邦調查局支加哥總部的訪問。 對個人專業的影響 聯邦調查局十四年來調查中對我在專業上，以及美國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長年來的政治活動是否有什麼影響，我願意以個人的經驗在此做一個說明。 […]

《台灣公論報》自創刊以來有幸為海外台灣同鄉所支持，並一直以”For Overseas Taiwanese Communities”為使命營運至今。廿二年來，《台灣公論報》的每一頁記載著海外台灣人從事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斑斑血淚。期待海內外台灣人以《台灣公論報》「獨立做伙來，建國咱這代」的精神為座右銘，使獨立建國之日早日到來，屆時與《台灣公論報》一起歡喜收割。

莊秋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創會者之一 十分感謝王康陸基金會邀請本人參加這次王博士受難十週年的紀念發表會。因為事前基金會董事長陳希寬兄有向我解釋說這次的紀念發表會既不是學術性的、也不是政治性的，所以我才敢答應來這裏發表。因為我是讀理工科出身的，深怕自己不夠理念性或政治性的學術頭腦，不敢用「腦」來講話，但自信尚能夠用「心」來講，所以就不客氣的答應。 今天我要與大家探討的有兩部份：第一部份是討論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在建國運動中所扮演的前衛性角色，這部份算是延續我1999年1月27日試用「台文」所寫的一篇標題叫做〈台獨運動e前衛角色〉的文章，收錄於《海外遊子台獨夢──續》書中第182頁。第二部份是討論聯盟遷台後對整個獨立建國運動的影響及效果，選擇這話題的原因是因為遷台後我曾於1992年10月23日首次中央委員會中發表一篇〈台獨聯盟在美國運作的檢討〉，收錄於同書中第158頁，當時的意思是藉著在美國運作的檢討，期待遷台後的聯盟改進。由於我本人雖然是第一屆中央委員，在第十五屆世台會闖關成功，但因其它原因沒有跟總本部回台，自然沒資格評論遷台後聯盟的運作，在此也只能說說個人的一般觀感而已。 台獨運動的前衛角色(avant-garde) 任何運動，不管是社會運動、政治運動或是革命運動都有相當程度的寬度及厚度。運動很困難多方面同時進展，往往需要一小部份前衛性的突破，由此突破來帶動整個運動的進展。據我所知，過去在海外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WUFI) 一直努力扮演這前衛性的角色。1991年底聯盟冒著盟員會被關的危險，奮力遷盟回台的事實就是實踐前衛角色最好的証明。 其實更早期，在六○年代阮還是年青留美學生的時代成立WUFI的前身UFAI時，不管能力上是否做得到，當時就矢志要用包括武力在內的一切可能手段來推翻蔣家外來政權，因此UFAI的成立，在當時確實可看做阮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前衛行動。在七○年代白茫茫的白色恐怖政策下，阮在海外眼巴巴地看蔣家迫害咱島內勇敢的運動志士，甚至擴大到製造美麗島事件時，阮不得已採取一連串的激進行動，這應該也是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前衛行動。八○年代，配合島內日漸澎渤的民主運動，以鮭魚精神、用闖關回鄉的方式來突出黑名單政策的無人道也是前衛性的運動。當然了，由此演進的前面有提過的遷盟回台更是阮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前衛行動。 除了聯盟在海外扮演的前衛角色以外，其他在台灣本土發生過的真濟事件，更是台灣人民主獨立運動中非常重要的前衛事件；親像1964年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發表台灣自救宣言；1979年發生e美麗島事件；1980年代的突破戒嚴、二二八禁忌、黨禁、五二○農民運動、鄭南榕自焚等等…，都是使運動提昇的前衛性事件。 事實上，聯盟遷台大多數的海外盟員基於客觀的現實不能夠隨聯盟總部回台，留在海外的盟員往往就美其名說是「理念遷台」或「前衛性運動觀遷台」等等來解釋。筆者當時就有寫過一篇〈聯盟遷台的意義〉的文章說明這點，該文已收錄於同書中第139頁。當時海外的盟員及熱心同鄉，希望島內民眾熱烈的響應「獨立做伙來、建國咱這代」的呼籲，使獨立建國很快的達成。當時總共有島內外十位勇敢的盟員為聯盟遷台欣然走入國民黨牢獄的事實，的確大大地鼓舞了當時台灣已經澎湃發展的社會運動、民主運動及政治運動，終於促使鉗制黑名單惡政的『刑法一百條』於一年內廢除。1992年10月台獨聯盟果然堂堂正正的光彩的在故鄉（龍潭）首次召開了中央委員會。 WUFI總本部遷台以後，獨立建國運動的重心既已移入島內，海外的運動終於逐漸邊緣化，失去了前衛性的角色。可惜島內方面這種「理念遷台」的理想期待也很快的變成一廂情願，台灣社會複雜的、速食抄短線的價值觀不是很容易經由聯盟一次的遷台就可能撼動或改變的。尤其中國逐漸強大，向台灣施壓說一旦台灣要獨立就出兵鎮壓，強勢的國民黨政權也十分配合，用「中華民國」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種「創造性的模糊」理念來麻醉台灣人民，於是台灣的統派有了堅硬的靠山。獨派本來以為1996年首次民選總統期間中國試射飛彈時美國派兩艘航空母艦來台海而認為有美國做靠山，可是以後的發展則是Clinton的「三不」聲明及美國一再對李登輝先生提出的「兩國論」關切及施壓，一再的使獨派人士深感找不到靠山。在沒有靠山之下，這七、八年來台灣的獨立建國運動一直缺乏前衛性的行動，因此台灣人民對於建立一個新又獨立國家的意志力也就一直堅強不起來。 看到這種運動停滯的現象，善於做「台獨夢」的筆者才會在1999年試用「台文」寫了這篇〈台獨運動e前衛角色〉的文章。本文除了說明咱的運動因為漸漸失去前衛的引導而停滯不進的現象以外，更重要的論點是敦促漸趨邊緣化的海外運動組織繼續扮演前衛角色，甚至把獨立建國的前衛行動降低標準。例如把98年組30人的請願團回台向李登輝遞交抗議書，台南市首次舉辦「台灣國家認同公投」也都算是台獨建國的前衛行動。由此延伸，不久前一群回鄉的前留學生成立「台灣聯通」網站，最近有海外人士抗議師大管樂團指揮拿台灣人的納稅金到海外替中國宣傳的行動等等，也都可以算是台灣獨立建國的前衛行動。由這些例子看，只要我們擴大想像空間，到處都還是有進行台灣獨立建國前衛行動的機會。 聯盟遷台對整個運動的影響及效果 前面已提過，由於我本人沒有跟總本部回台，自然沒資格評論遷台後聯盟的運作，在此只說說個人的一般觀感而已，更重要的是想拋磚引玉，期待島內同志的指教。依我的觀察，聯盟總本部遷台以後，面對不熟悉又很複雜的台灣社會，雖然有誠意要繼續扮演獨立建國運動的前衛角色也實在力不從心。請容我用下面的例子來說明我的意思。 1999年我寫〈台獨運動e前衛角色〉那篇文章時，正住在Wisconsin 的Appleton，常常有Iowa及 Wisconsin大學的學生像劉大元、謝良瑜、蔡宗希等學生盟員來訪問，我帶他（她）們到附近只剩觀光價值的湖邊燈塔觀光，順便使用裏面的便所。當他們問我到底目前聯盟在獨立建國運動中是扮演什麼角色時？我指著燈塔說：「就像那燈塔，新時代雖已不須用燈塔引船入港了，但其美觀依舊，把它維護乾淨，說不定有一天還需要它引船入港呢？況且提供遊客使用便所也很有價值吧！」，其實這種回答出自一個老盟員的嘴是帶有幾分悲愴的。 以上是到1999年初的檢討，經過四年多後的今日來看，台灣最大的變化當然是2000年統派（或說藍軍）的分裂才使民進黨的阿扁當選總統，可以說是拾到的政黨輪替。也因為是意外撿到的，所以常表現出患得患失的窘態，距離我們期待的真正的「政黨輪替」還很遠。民進黨執政的三年多來，很多本來屬於獨派的朋友也容入體制內分享「中華民國」，使台灣社會在獨立建國運動方面的前衛表現明顯弱化，甚至延伸到海外。試比較政黨輪替前後的海外僑社，本來矢志廢除僑委會的運動者，近來也多汲汲營營的想擔任毫無作為的僑務委員或顧問，由統派僑委會官員角度來看，這是過去無法達成的統戰台灣人變成擁護「中華民國」的大成就。好在這期間咱聯盟顯然繼續在逆流中扮演前衛性的角色，對接受R. O. C. 酬庸的盟員勸阻或除籍（WUFI的美國本部而已）。 幸而物極必反，台灣人民經過《台灣論》、中國肺炎、高明見等風波以後，獲得不少反面教材，才使獨立建國的信念逐日加強。無形中也使咱聯盟一向固守的理念獲得主流社會的肯定。在海外過去不曾熱心的投機客，在爭取僑務委員時竟然敢說過去是台獨聯盟的祕密盟員，高明見也敢說在海外時與台獨聯盟過從甚密。這使我們看破投機者的嘴臉以外，不妨把這些現象看做是對我們的鼓勵。說不定台灣這隻船已經需要這老燈塔引船入港的時候到了？這期間最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李登輝先生角色的前衛性變化。 李登輝先生從外來政權的領導人轉變成指導咱獨立建國運動最前衛的靈魂人物，使我對他過去的批判深感對不住以外，更加對他萬份感激與欽佩尊敬，所以我才以「當代的聖保羅」來尊稱他。他在今年7月20日於台南李友會所發表的〈對台灣地位、國家主權的我思我見〉演講中，坦承他擔任R. O. C. 總統期間還沒完全瞭解台灣國際地位、國家主權的複雜性，經近幾年來一再的研究及思考後才瞭解這台灣主權問題的嚴重，為此晚上都睡不好覺！可見我過去對他的批判應該不是無的放矢吧！最近在台灣聯通網上聽到李登輝先生向在倫敦召開的第三十屆世台會的演說中說他將把餘生奉獻給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更加使我感動，於是決定雖然還在抵抗癌症的階段，也要回來參與台灣的正名運動，在此感謝各位給我機會在王康陸博士受難十週年紀念會發表一點感想。

楊宗昌◎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盟史主委 一、以群眾路線來發揮總體戰的功能 (1956～1990)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在1956～1990年代所扮演的角色是以群眾路線來發揮總體戰的功 能。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的前身是早期在1956年成立的「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Formosans’ Free Formosa)，簡稱3F。他們的勇敢及創立的精神來自早期的留學生。3F成立兩年後，因為受到美國司法部配合國民黨政權在美國的情治單位的威脅，企圖 奪取參與人員的名單，領導者當機立斷，立刻宣布解散3F，而於1958年成立「台灣獨立聯盟」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I。當時主要的發展地緣局部在美國東部及中西部。一直到1966年才開始配合全美台灣人全體性的參與，組成「全美台 灣獨立聯盟」 (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AI。在1956～1966的十多年中，主要台灣獨立運動的領導者大部份是攻讀文法科的留學生，他們為台灣獨立運動 建立了豐富的理論基礎。當時獨立運動的重點可歸納為下列六點。 1.用國際法來分析台灣的未定地位，台灣人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 2.台灣在歷史上從未是「中華民國」的領土，這只是蔣介石外來政權的騙局。 3.國民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佔據台灣的外來政權。 4.根據美國總統Wilson的12點自決原則提倡台灣人民的民族自決，人民擁有決定自己政治前途的權利。 5.爭取美國媒體及國會來支持台灣獨立運動。 6.向在美的台灣人宣揚台灣獨立的理念，鼓勵台灣人積極參與台獨運動的發展，對國民黨的外來政權做不斷的抗爭。 在這十年當中，保密不出風頭，受苦自己負擔，盟員堅持原則，長久暗中奉獻。到現在為止，這種精神仍然是美國本部盟員的特色。 1970年初，台灣獨立聯盟美國本部邀請日本、歐洲、加拿大及台灣的獨立運動團體組成世 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也就是現在眾所周知的WUFI。當時居留美國的台灣人深深了解台灣遭受25年蔣家父子的統治，為了突破獨裁者的暴力統治，發 動四二四刺殺蔣經國事件，讓獨裁者了解他們的生命，也和台灣的受害者一樣，隨時都有危險。1976年南美正式加入成為台灣獨立聯盟的第六個本部。1980 年代，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也因為在美國的台灣人對國民黨政府官員發動了一連串的武力事件，使得國民黨政府不敢繼二二八事件之後，將台灣的菁英趕盡殺 絕。1987年，台灣獨立聯盟美國本部提議通過台灣不但要獨立，而且要建國，正式改名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英文名稱WUFI則維持不變。 從1966到1990年的24年之中，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的領導階層主要以理工科為主，充分表現出領導階層分明，組織結構明確的管理方式，突顯腳踏實地的運動精神。在這段期間，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所扮演的角色包括： 1.加強對島內宣傳台獨理念。 2.走群眾路線，成立各種不同性質的社團，從事多方面的獨立運動。 3.發揮總體戰的功能來主導海外台灣人社團的活動，鼓勵盟員擔任各社團負責人來推動台獨運動。 4.爭取人權聲援台灣的政治受難者，以金錢、精神及國際上予以最大的支持。 5.建立建國綱領，以1983年美國本部的聲明為基礎，「凡是認同台灣，熱愛台灣，將台灣看作家鄉，願意和台灣共命運的人，無論是第幾梯次遷徙來台灣，都是台灣人。」。 6.商討制訂新憲法，提出台灣共和國的憲法草案。 總括來說，台灣獨立運動在這34年當中 (1956～1990)，組織是祕密的，但運動是公開的，盟員長久堅守原則是根據知識份子受騙所發出的力量，是整個台灣族群被壓迫的悲情社會。獨盟以總體戰的群眾路線來發揮獨立運動的功能。 二、島內獨立運動公開化，海外返鄉普遍化 (1990～1992) 台灣獨立運動的第二階段 (1990～1992) 工作目標是使島內運動公開化，海外返鄉普遍化。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美國本部盟員以美國學者Stephen Covey在1989年出版的書為根據，加強訓練。這本書叫做《從事高度有效性的七點工作習慣》The Seven Habits […]

一九七六年雙十節，台灣省主席謝東閔被郵包炸傷左手，這件震撼國民黨黨政高層的郵包爆炸案，專案人員根據在郵包上採到的指紋，逐一清查核對全台灣已服役男子的資料，於同年十二月初，查出該案係在美經商的台獨聯盟秘密盟員王幸男返台所為。王幸男郵包炸彈案可說是繼「四二四」刺蔣的槍聲之後，表達台灣人對國民黨統治的反抗與不滿。

一九八二年北卡州大發生的「海報事件」，是影響日後美國台灣留學生形成一股強大力量的主因之一。 原本在美麗島事件後即對國民黨徹底失望的郭倍宏，在一九八一年初到北卡大時即因被「中國同學會」接去而參加其活動。他在同年夏天陳文成事伴發生後，就開始參加台灣同鄉會的夏令營活動。當時北卡天的第一任台灣同學會會長林國慶雖是溫和的學者，卻也被國民黨籍學生威脅，寄給他「七殺令」的黑函。當時看到國民黨在海外猖獗的校園「小報告」，多數留學生都明哲保身的態度，但是郭倍宏卻去挑戰它。 一九八二年三月北卡洲大改選「中國同盟會」會長，除「愛盟」推出成員羅耀春競選外。郭倍宏也決定參選。當時國民黨即以耳語攻擊他，說他拿台獨的錢。預謀奪取「中國同學會」的領導權，並且推出被視為特務學生的周二南參與會長選舉，郭倍宏在政見會上公開反擊後，宣佈退選。 同年十月一日中國（大陸）留學生組成的「中國同學聯盟會」為慶祝中共國慶，在校園內放映電影。國民黨的「中國同學會」原為舉辦中秋晚會。因不敢和中共方面衝突，決定延後一天。但是次日台灣同學會早有活動，國民黨學生乃在發出通知上註明「簽名入場」迫使學生不敢不到。 北卡事件掀起台灣留學生運動高潮 九月卅日，「中國同學聯誼會」貼出海報，順便介紹「中國同學會」的活動，並加上簡體字的「中秋佳節倍思親，中國統一人人慶」字句，使人產生「中國同學會」也在慶祝中共國慶的聯想。當時羅耀春、周二南兩位「中國同學會」正副會長，頗感尷尬，乃偷偷將該海報中介紹「中國同會」的部分撕去，並向「中國同學聯誼會」栽臟說是台灣同學會所為。 次日，郭倍宏和林國慶二人獲悉，對周、羅的恐共媚共又想嫁禍台灣留學生的行為，甚表不齒，決定張貼二百張海報，揭發其醜行。結果遭到國府駐外辦事處動員向校方施壓，要求校方嚴懲，在台灣同鄉的支持下，郭倍宏、林國慶主動承擔責任。這一官司結果以繳卅一美元法庭費了事，但是卻對海外台灣留學生運動帶來相當大的鼓舞。 經過海報事件後，北卡大台灣同學會成為全美最活躍的學運團體，後來在郭倍宏四處演講、串聯下，逐漸形成全美台灣同學會。 一九八三年一月李應元在北卡大結識郭倍宏，不久郭倍宏開始和台獨聯盟的洪哲勝、林哲台等人接觸，而於同年三月成為秘密盟員。四月起郭倍宏奔走哥倫布斯、辛辛那堤的台灣學生會，以及休士頓的郭正光等人，並且和李應元駕車四處找尋志同道合的台灣學生，辦理《北迴歸線》刊物，同時辦理內部通訊。 後來，又在各地同鄉的支持下，出版《台灣學生》雜誌，由李應元出任第一任發行人，郭倍宏擔任地下社長，當時高成炎等人也在休士頓辦《台灣學生報》。

日本人小林正成赴台觀光旅行已有十幾次的經驗。在此期間中透過友人的介紹而認識了當時留學東京大學的現在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鄭欽仁，後來接受鄭教授的推薦加入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成為秘密盟員。 　　積極而好實踐行動的小林計劃於1971年5月中前往台灣散發鼓勵獨立運動的傳單而開始實驗利用大型的氫氣球裝入宣傳單，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即自動破裂而落地的裝置。富有技巧的小林不憚其煩地重複實驗的結果，終於成功了。 　　同年5月6日小林巧妙地將三個氣球與約三千張的小傳單帶入台灣。5月9日他在台北市中心的開封街找到一幢大樓的屋頂，成功地升上兩個氣球，本來計劃升上三個氣球，但於裝入氫氣時不慎掉落藥品，第三個氣球因而無法按預定的計劃上升。剩下的一千張傳單只好在北部各地的公共場所散發。但是，大膽而緻密的小林也因瞬間的疏忽在餐廳遺失了裡面裝有入國證件與獨立運動傳單的小皮包。這樣一來被逮捕已是時間的問題而已，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地將剩餘的傳單拚命的到處散發。傳單已經發完了，到處逃避也不是辦法，因此他決定在17日回到台北市的旅館。不久就被警察逮捕，並於翌日被移送到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 　　一般的政治犯都被關在地下室的囚房，但是小林卻被關在一樓的特別囚房。很巧合的關在隔壁的囚房正是謝聰敏。最初小林當然不知道這個人就是因「台灣自救宣言事件」被逮捕的謝聰敏，經過兩人後來時常偷偷交談之下才知道實情。 　　「我把信藏在浴室垃圾桶底下，請你拿出來閱讀後一定要燒掉。」這是謝聰敏對小林的耳語。 　　但是小林沒有燒掉而把它藏在囚房盥洗台的下面，那是使用日文寫的兩張小紙片。 　　8月31日，小林將被遺返日本之際，謝聰敏及時以英文小字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同樣大小的六張小紙片，託小林帶出國外發表。 　　小林被釋放時把這兩封書信偷偷地帶回日本。 　　日本本部立刻將這兩封書信寄給在美的彭明敏，惟彭教授認為若將這兩封信發表，謝聰敏一定會再遭受殘酷的報復，所以發表一事應該暫緩為宜。 　　翌年3月18日，台灣傳來謝聰敏被判死刑業已定案的消息，因此我們決定將他的書信立刻發表。對此美國媒體無不大幅報導，紐約時報甚至將謝聰敏的書信全篇刊登。未知死刑的情報是訛傳，或是美國的媒體報導產生了作用，謝聰敏總算倖免於死。

台灣獨立聯盟盟員雖被日警摔柔道，但仍奮身撲上抱住同志柳文卿不放，此時柳文卿已咬舌而滿口鮮地高喊：「台灣獨立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