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聯盟人物 |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41年前的「亦敵亦友」── 國民黨與台灣人合力促成「臺灣關係法」的一段歷史

蔡武雄有關「台灣關係法」的內容條文已經有不少專家學者作過詳細的研究 — 英文的専著超過一打，中文的歷史評析也不少，包括王景弘、錢復、裘兆琳、李大維等人，1 筆者無意再作學術性的解析。不過，在立法過程中，卻有鮮為人知的兩股不同陣營 –國民黨民間和在美台灣人 – 的貢獻事跡，在近幾年才陸續有相關人士揭露；筆者僅就所知，回顧這「敵對」兩陣營的個別貢獻與讀者分享。這就是本文想談的，在「台灣關係法」的美國國會立法過程中，國民黨相關工商企業界的「六人小組」和帶有台獨背景色彩的「六個台美人」的故事。一、先從43年前的「內幕」説起很多人知道，『台灣關係法』是41年前（1979年）美國國會立法通過並經卡特總統簽署成法，可是很少人知道這個法案早在43年前（1977年），美國國務院在新上任的卡特總統指示下就已經開始祕密起草，而且是在「絕對機密」的情況下進行；不但國會一無所知，連國務院起草人和他的直接上司幾個人以外其他的官員也都被矇在鼓裡。那段早期秘密起草的內幕細節，是由始作俑者自己在二十年前，在台北召開的「台灣關係法二十週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1998年11月7日）上首次揭露。這個始作俑者美國人的中文名字叫費浩偉 (Harvey J. Feldman).2 當年這個研討會是由楊基銓董事長的「國際文化基金會」主辦，拜託我從美國邀請幾位專家學者參加討論；我就找舊識費浩偉大使和白樂崎大使 (Nat Bellocchi) 專程赴會。台北方面除邀到李鴻禧、黃昭堂、邱垂亮和施正鋒諸教授之外，也特別請來四十年前曾經在美國國會的『台灣關係法』聽證會上作證，有過卓越表現的兩位台灣人敎授 (彭明敏和張旭成) 一齊參加 ; 最後一場綜合討論由我代表「台灣國際關係中心」主持，整個研討會紀錄由楊基銓和施正鋒編輯，於1999年由前衛出版社在台北出版。3 研討會中，費浩偉回憶道出，卡特總統1977年1月上任後就急着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企圖玩「中國牌」以對抗蘇聯，於是於當年八月派了國務卿范鍚（Cyrus Vance) 赴中國和鄧小平討論美中關係「正常化」事宜。范錫從北京回美後，九月費浩偉大使就從保加利亞被召回美國，被任命為國務院中華民國科科長，在他的直屬上司亜太事務助理國務卿郝布魯克 (Richard Holbrooke) 指示下，開始秘密起草如何維持美台斷交後的關係法案。因為事態緊急，郝布魯克還特別叮嚀費浩偉在六個星期之內要完成任務提出草案，並且不可讓其他任何人知道，也不准他與任何人商討！ ( “I was neither to consult nor to inform anyone， and was to present […]

懷念昭堂主席：從熱血青年到熱血歐吉桑

在內心的震撼與衝擊還未平復的時候，匆匆已屆一週年。去年此時，在大家猝不及防的時候，前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先生驟然離世，帶給心繫台灣建國運動的朋友們無比的哀痛。昨（十日）晚，入秋的台北起風、微涼，大家齊聚一堂，遠從北、中、南各地來到追思紀念音樂會的會場。會場上滿座的七百多人，望著舞台上方黃昭堂先生的巨幅照片，台上台下兩相凝視，恍若他也正蒞臨會場，與我們相視而笑。節目伊始，在牧師的帶領下，大家低頭默禱，回思昭堂先生為台灣獨立奮鬥的一生，不禁教人潸然淚下，座位前後也不時傳來咽咽的抽泣聲……。其後，在播放黃主席生前的錄音訪問時，他說他對自己這一生能從事找回「人的尊嚴」的工作感到很光榮、很高興！其歡喜建國、豁達無悔的態度，再度激起與會者的崇敬與熱情！似是有感而發，身旁一位民主前輩跟我述說民主運動的點點滴滴時，提到兩件事，讓我印象極為深刻。他說前國策顧問、也是白色恐怖受害者楊金海先生曾訴說當年他在法庭上遭到法官不斷地的羞辱，其中有一次法官跟他說：「你敢叛亂，我就敢亂判！」聞罷，直教人不敢置信！他又說，同樣是白色恐怖受害者的林永生先生（「海洋的國家」一曲的作詞者），在就讀淡江大學大三時因成立「筆劍會」而遭到逮捕，判刑五年。他問法官：「我又沒有做錯什麼事，為什麼判這麼重？」法官跟他說：「就是因為你沒做什麼事，才關你五年；若有做什麼事，你就要被抓去槍殺啦！」真不敢相信，台灣曾走過那樣荒謬的年代…… 黃昭堂主席、楊金海先生、林永生前輩，還有諸多民主先輩，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熱血少年、熱血歐吉桑，從青春到暮年，他們那把堅持作為一個「人」的尊嚴的火炬從不曾止熄，燃燒過去，也照亮未來！ (作者為高中教師)

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典範──黃昭堂

一、變動年代的台灣青年黃昭堂，出生於1932年，是在日本統治的年代。家住台南州北門郡七股庄下山仔藔，是瀕海的漁村。父親從事魚塭的工作，他從小在鄉村長大，養成素樸、耐苦、勤勞的個性。在日本時代，進入公學校就讀，奠下日文基礎。戰爭時期經歷過美軍轟炸台灣、走空襲的驚惶，日本戰敗後體認到台灣人到底是戰勝還是戰敗的矛盾，並親眼見到日本人一夜之間淪為戰敗國的淒涼。這些親身經驗影響了他日後思想的形成。戰後，19 4 6年2月考入台南一中。在學中發生2 2 8大屠殺，有軍警來到家裡欲抓走父親，但因父親不在，黃昭堂成為代罪羔羊，受到粗暴盤問，最後父親送出紅包，才獲得解決。228成為他生命中深刻的印記。就讀台南一中六年期間，學校訓導處灌輸反攻大陸的思想，老師要求黃昭堂加入國民黨，並要學生下課後，到市街上向市民宣傳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政策。但他始終沒有加入國民黨。這六年期間，他感受到台灣人、日本人與中國人的文化差異性，開始思索台灣人的成分到底是什麼。加上父親的早逝，讓他的內心沉潛，進入小提琴音樂的世界。就讀台灣大學經濟系三年級時，適逢省議員改選，黃昭堂將佳里的房子借給無黨無派的郭秋煌當作競選總部，並返鄉助選，這是他首次參與選舉，表達他對台灣政治的熱情，以及反對國民黨、支持無黨無派的態度。在大學時，黃昭堂認識了歷史系的吳新雄。吳新雄常對他提起「台灣前途是要獨立？還是要託管？」所以他早就知道廖文毅在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也知道聯合國託管論的問題。大四時（1956年），廖文毅在日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吳新雄曾將此消息與他討論，因此促使他想去日本與廖文毅接觸，談論台灣前途的動機。在畢業前一天，他在新公園（二二八和平公園）博物館前，向女友謝蓮治說明要去日本從事台獨運動的想法，女友並未反對。服完兵役之後，1958年6月與謝蓮治結婚，12月就一起到日本留學，不久即加入台獨運動，黃夫人也無怨無悔，一輩子支持他作台獨運動。在政權變動的年代，總是外來統治者決定台灣的歸屬，台灣人的處境堪稱無奈又無助，只能任由宰割，縱使有反抗者如228，最終仍然無法改變台灣人的命運，只好默默接受被人屠殺的慘痛事實。生在這個時代的台灣青年，歷經政權變動的創痛，自然思考到台灣未來前途，以及台灣人該如何作為的問題。因此建立自己的國家，擺脫中國的束縛和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成為台灣人的追求。黃昭堂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成長，而走向建國之路。二、台灣獨立運動的開拓者 228大屠殺之後，廖文毅在中國上海組成「台灣再解放聯盟」，後到香港，提出「聯合國託管，台灣人公投決定前途」的呼籲，並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書。1950年結合在日本的台獨派人士，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正式對外宣告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1956年組織「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海外形成一股勢力，影響海外留學生，打擊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威信。因此國民黨派線民潛入組織，進行分化與打擊的任務，並派人遊說、瓦解臨時政府的陣營。黃昭堂去日本時，正逢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內部分立與成立統一戰線， […]

《黃昭堂追思文集》

本冊追思文集彙集他同志及摯友的追思文章，除了感念黃主席對台獨運動的貢獻之外，也讓世人一窺他待人處事的逸聞趣談，從而體會他高風亮節的人格。

台獨夢，三十年－－張燦鍙與台獨聯盟的故事

王美琇　編 ‥‥‥摘自《夢想台灣國》‥‥‥ 　　1.長征新大陸，燃起新生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美國洛杉磯的清晨五點，大多數的人仍在睡夢申，三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開著一部中古的旅行車，沿著美國西海岸城市，一站又一站地走訪台灣同鄉和台灣留學生。　　這三位台灣留學生平均年齡約三十歲，他們滿懷理想與豪情壯志，想把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傳達給全美的台灣人。為了橫掃全美有台灣人的城市，他們從洛杉磯出發，歷經舊金山、猶他、科羅拉多、愛荷華、芝加哥、印第安那、密蘇里等六十多個大學校區，一共跑了六千哩。沿途遇到台灣同鄉，他們便與對方談論起獨立運動，然後一個人講，一個人做筆記，上路後再檢討工作成果。有時較熱情的同鄉會留他們下來過夜，他們就在人家的沙發或地板上渡過一夜；有時候沒地方住他們就住便宜旅館，或者連夜趕車省去旅館費。　　如果到了一個全無熟人的地方，這三位留學生就到電話亭翻電話簿，看到漢文名字，便打電話過去問對方:「你來自台灣嗎？」。只要是台灣人他們就留下紀錄，然後前往接觸拜訪。　　這個歷史性的征途，在當時美國的台灣人圈內引起熱烈的迴響，一路上有不少台灣的留學生被感動而陸續加入長征活動。後來，這個橫掃美國三十幾州的長征被命名為「自由長征」（Freedom Trail），從而奠定了全美台獨聯盟盟員的基本聯絡網。　　而最初發起長征約三位年輕人，其申之一就是一一張燦鍙。這個名字自那時起開始在台灣留學生的圈內被熱烈地討論起來。　　一位張燦鍙的朋友回憶起當年他們長征校園的狀況時說：「那時的張燦鍙並不太會講話，對台灣問題和國際情勢的了解甚至比不上我們。但他那種為獨立運動奔走的理想與熱誠，卻令我們深為感動。」　　台南環境孕育正義性格　　張燦鍙，一九三六年生於台南。　　台南是台灣一個極為特殊的城市，它的特殊在於它與二次戰後台灣島內的反對運動始終有著微妙的牽連，從五○年代以來的許多反對運動，都或多或少與台南有關。所以，有人稱台南是反對運動的火車頭、建國的故鄉，而位於台南市的民權路，也一直被黨外人士傳誦為「台獨街」，因為，這條街上無奇不有地住了許多著名的台獨運動人士。　　張燦鍙，就是生長在台獨街其中的一位。　　在這種大環境的薰陶下，張燦鍙從小就孕育著仗義直言的性格。而張燦鍙的父母又有喜歡參與公共事務的傾向，無論隔壁寺廟翻修或者市內辦選舉活動，他們總是不落人後；尤其是張燦鍙的父親和兄長，對選舉更是樂此不疲。張燦鍙的父親是當時屠宰公會的理事長，平常就廣結善緣，葉廷圭選台南市長時，他更是到處奔波助選；張燦鍙的兄長甚至把自己車行的車輛提供當宣傳車，跟著父親為葉廷圭經營選戰。　　一家人熱心公務的性向，對張燦鍙產生了潛移默化的效果。當時張燦鍙雖然沒有投入政治很深，但是每逢選舉他也跟著到處聽演講，對台灣的政治環境開始有了清楚的輪廓。　　唸台南一中時，張燦鍙展現出優秀的資質，他並不是一個很用功讚書的學生，但是十分聰明、記億力極佳，所以功課始終名列前茅，當時的台南一中，校園尚稱自由開放，並沒有受到國民黨情治系統的操控，加上整個台南大環境的影響，使得該校培育了後來許多位著名的台獨運動人士，諸如王育德、黃昭堂、陳隆志、劉重義、鄭自財、許瑞峰、郭倍宏、張燦鍙等等。其中陳隆志與張燦鍙同屆，他的在校成績總是第一名，張燦鍙則位居第二。　　新生命非始自大學時代　　後來，張燦鍙以優秀成績被保送進入台大化工系就讀。他一邊和大夥混著玩、一邊讀書，但是仍然以工學院第一名的成績畢業。　　張燦鍙的大學同學吳木盛，回憶起當年與他相處的一件趣事時說：「有一天，我們幾個室友到博物館蹓躂，在一個相命攤子前被相命，那位相命的說，我們幾個人中除了張燦鍙以外，其餘大學畢業以後都會拿兩個學位。他說張燦鍙只拿一個學位。事隔多年以後，那個相命先生的話果然應驗了。因為－－張燦鍙沒有修碩士學位而直攻博士學位。」　　求學期間的張燦鍙，和印度聖雄甘地有極為類似的地方。他們都不是讀書型的人，不全靠讀書來學習生命中重要的東西。雖然張燦鍙的學校成績一直都很好，但是事實上，在求學期間，真正的張燦鍙、著名台獨運動領袖的張燦鍙尚未出現。甘地是在南非受到激勵後人格才開始萌芽成長，所以甘地自認他的大學時代是「新生命開始」之前的事，而張燦鍙的「新生命開始」，則是在他出國求學以後的事了。　　海外兩次接觸台獨刊物　　一九五○到六○年代，台灣是個充斥著白色恐怖的年代，二二八事件以後，整個台灣籠罩在一片恐懼和憤怒的氣氛中。受到屠殺經驗所驚嚇的人，從此對政治襟若寒蟬；沒有被鎮懾佳的人，則隨時伺機發出更深沈的怒吼與抗議，但是，這些反抗當權的人，後來都在蔣政權優勢的武力下被捕下獄，甚至被處死刑結束寶貴的生命。　　二二八事件中逃過浩劫的知識菁英謝雪紅、廖文毅，逃到香港組成了「台灣再解放聯盟」。後來，因為路線主張的不同，兩人分道揚鑣，謝雪紅前往中國大陸，而廖文毅則轉到日本。一九五○年，廖文毅等人在京都成立了「台灣民主獨立黨」，開始在月本倡導起台灣獨立運動。隨之，有王育德、黃有仁等留學生跟進，並在一九六○年創辦了《台灣青年》雜誌，為早期海外台獨運動奠下了重要的思想啟蒙與理論基礎。　　一九六一年，張燦鍙對當時台灣的政治環境雖然已有基本的認知，但是仍懷著無力感的心情離台赴美求學。當他在日本機場等待轉機到美國時，突然有幾位台灣留學生遞給他一些台獨資料和《台灣青年》雜誌。張燦鍙便緩緩地閱讀起來。這是張燦鍙與台獨運動的第一次接觸。　　飛機抵達洛杉磯後，張燦鍙奔向朋友住處暫時落腳，在朋友的斗室中，張燦鍙又再度看到《台灣青年》，一時之間他忘卻所有的旅途勞累，開始閱讀起《台灣青年》。　　這兩次與台獨運動的微妙接觸，在張燦鍙的心靈深處埋下了騷動不安的種子，驅使他開始去思考一些從未想過的問題。　　費城三傑揭開北美獨運　　台灣獨立運動自五○年代崛起於日本，而在五○年代中期由留學生帶到了北美洲，開始在北美洲孕育成長。　　當時，北美洲台獨運動中出現了三位傑出的人才：林榮勳、陳以德和李天福（當時譽稱「費城三傑」）。這費城三傑曾經在五○年代的美國校園中，數次與國民黨的特務交手，甚至他們不斷以犀利的言論強烈挑戰蔣家政權的合法性。當時台灣的白色恐怖和特務充斥美國校園，他們的勇敢作為曾經在校園中被傳誦一時。　　後來，費城三傑於一九五六年成立了「台灣人的自由台灣」（Free Formosans’ Formosa，筒稱 3F）這是北美洲第一個獨立運動的團體。二年後 3F又改組為「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I）。　　一九六一年張燦鍙進入休士頓萊斯大學讀書，由於《台灣青年》給他的印象至深，所以他開始寫信給日本方面的台獨人士王育德等人，希望他們寄更多的資料和《台灣青年》給他。後來，透過台獨運動朋友的牽線介紹，張燦鍙認識了費城三傑中的陳以德，兩人一見如魄故，從此，張燦鍙便積極地參與起台灣獨立運動。　　2. 全美台獨聯盟正式成立　　獎學金接濟朋友完成畢業　　張燦鍙在萊斯大學讀書時，因為成績優秀曾領有獎學金每月一五○美元。這個數月對當時美國南部大學校園的學生而言，是筆不小的津貼，可以使生活過得很舒適。可是，張燦鍙接到一位朋友的訊息。知道他在日本的求學生活很困頓，家裡無法寄錢補貼，又沒有獎助金。於是，張燦鍙便將一五○美元的獎學金撥出五○美元，每月寄到日本資助這位朋友，三年半如一日，一直到他完成學業。　　後來，這位朋友學成歸國，在台灣做起生意賺了大錢，成為非常富有的商人。但是他一直不敢與張燦鍙聯絡（知道張在從事台獨運動），他以為張燦鍙拿到博士學位後，生活應當舒適富裕，就放心賺錢不去想張燦鍙了。　　直到一九七五年左右，這位朋友到美國洽談生意悄悄打聽到張燦鍙的下落，偷偷去拜訪他。當他看到張燦鍙開著一部平民車、租房子住，生活過得十分簡樸時，不禁悲從中來，在張的面前泫然落淚。後來，這位朋友堅持要送張燦鎣一棟房子，但是張燦鍙婉拒了，而勸他把這筆錢捐給更需要資助的台獨聯盟。　　張燦鍙在萊斯大學唸完第一年時，原本想轉到哈佛大學之流更大的學府繼續修完碩士，但是他的指導教授告訴他：「以你的資質和表現，可以不必修碩士學位，而直攻博士學位。」所以，張燦鍙就決定留在該校攻讀博士，一九六六年初他終於取得萊斯大學化工博士學位。　　隔年，張燦鍙應聘進入紐約的庫伯大學任教。至於他為什麼從休士頓直奔紐約？這又與台獨運動有絕對的關係。　　實踐移師美東的諾言 […]

黃昭堂主席生平事略

黃昭堂主席，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於原台南縣七股鄉下山仔寮漁村的小康之家，家中擁有不少漁塭。他的父親黃賜川原在糖廠做包工，後來經營漁塭。二二八事件那年（一九四七），他的父親因為擔任當地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糧食委員，而遭到二十多位憲兵包圍他家，當時五、六名中國兵闖進屋內要抓他父親，他們問唸初中二年級的黃昭堂，他回答不知道，當場被阿兵哥毆打，他的父親雖然沒被抓到，但是躲了一陣子之後，家人拿出四十萬台幣和一部卡車向台南憲兵隊長「疏通」後，才安排他父親出面辦理自首，而逃過一劫。除了二二八事件的見聞以外，當時台灣人被強制說北京話，以及在台南一中被強迫入黨等經驗，都造成黃昭堂日後對「中華民國體制」的反感。在台南一中（初、高中）就學六年的黃昭堂，曾是王育德教史地的學生。台大經濟系畢業後，一九五八年役畢後赴日留學，在東京大學攻讀國際政治。當時王育德先生也因其兄王育霖檢察官在二二八被捕失蹤，輾轉逃亡到香港、日本。一九六○年，在明治大學講師王育德的提議下，黃昭堂、廖春榮等六位東京大學留學生，創辦日文版的「台灣青年」刊物，鼓吹台灣人意識，宣傳台灣獨立的啟蒙運動，成為日後海外最有組織力與宣傳力的「台獨聯盟」前身，黃昭堂也成為台獨聯盟的「第一代元老」，同時也是海外台獨運動三十多年來的核心幹部。他結合日本、美國、加拿大、歐洲與南美各地同志，成立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促成一九七○年代海內外台灣人的大團結，開啟了台灣人對台獨運動的全面性參與。一九六二年，黃昭堂即因參加「台灣青年」而被中華民國駐日領事吊銷謢照，為了延長在日居留權，他和「台灣青年」的同志相約，儘可能拖延不拿學位，而能全力投入台獨運動。他在東大唸碩士三年、博士五年。在學期間，黃昭堂不但有妻小家室，又在一九六四年被推選為「台灣青年會」的第二任委員長，他深感責任重大，由於國民黨四處派人打聽秘密盟員，並發生陳純真洩密事件，加上他的家人也在壓力之下，不敢寄錢接濟他，使得他在種種困窘和壓力下，往往無法入睡，甚至半夜驚醒。黃昭堂早期的讀書，可說是為了從事台獨運動而逼出來的，當時他認為應該將時間花在向留學生宣揚台獨理念和募款上，如果整天泡在圖書館實在有罪惡感，但是受到王育德的治學研究精神影響，加上他曾在日本國會圖書館認識哈佛大學出身的中國通，幾次與他辯論台獨問題後，他開始勤讀台灣史，也練就出一套「台獨運動」的破英語。一九六二年他在日本得知台灣島內蘇東啟台獨武裝起義事件，逮捕了二、三百人。黃昭堂就以破英文，打字寄出人權救援信，向美國朋友求救，讓原本被判死刑的蘇東啟等三人，免於一死。

〈台獨領袖黃昭堂〉一生奉獻漸成主流

〈台獨領袖黃昭堂〉一生奉獻漸成主流高天生 2007/09/13 第599期近來如火如荼展開的各項台獨相關運動當中，最為熱門的活動幾乎都圍繞在「公投入聯」議題上，因為以台灣作為國名、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是「現在進行式」。美國國安會官員韋德寧公開宣稱：「台灣或中華民國（R.O.C.）在現階段都不是國際社會的國家」，在台灣政壇引爆軒然大波，但對長期從事台獨運動的菁英而言，這句話卻有醍醐灌頂的作用，正因為台灣還不是一個國家，所以他們努力一生的目標既非憑空捏造，也更具正當性。社會偏安保守獨運發展停滯長期來，台獨運動最大的阻力，就是來自「中華民國」這頂大帽子，威權獨裁統治時，蔣家王朝為了鞏固統治權力，無所不用其極打壓台獨運動，許多人在海外往往因批評時政、關心台灣前途而被列入黑名單，只能在思鄉時垂淚唱「黃昏的故鄉」，宣洩有家歸不得的鬱卒情緒。兩蔣過世後，李登輝繼任為首位台灣人總統，他在政治上進行解嚴和相關改造工程，黑名單也獲得解除，受政治迫害的冤屈則逐步獲得平反，但公元二千年政黨輪替以來，台獨運動卻遭遇停滯、尷尬困境，這一方面是社會人心冷漠，誤以為中華民國已是一個國家，且主張台獨的民進黨都已執政了，現實與理念的糾葛不清；又面對海峽對岸中國的崛起，經濟快速發展，充滿許多虛擬的商機，不少人為了攫奪現實利益而衍生偏安、保守心態，不希望打破「現狀」，這種「迷思」，讓台獨運動的推展綁手綁腳。對於「中華民國」被美國官方宣告不是國家，馬英九和國民黨人的反應是如喪考妣，露出被揭穿的心虛窘態，因為馬英九目前正在打一場復辟聖戰，計畫明年從綠營手中奪回中央政權，加上年底國會選舉早已勝券在握，馬英九和藍軍正在做中華民國「復國夢」的敏感時刻，美國卻先聲奪人告知「中華民國不是國家」，夢醒時分，確實讓人感到特別寒冷、惆悵。推動正名制憲成為共同旗幟相對的，獨派人士對此卻有如釋重負和找到新著力點的正面感受。長期以來備受獨派陣營敬重，真正的台獨運動領袖、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的心情和心態，就是典型案例，他們過去不求名利、權位，一生為台獨運動奉獻犧牲，如今在美國的「刺激」下，台獨運動不僅漸成社會主流民意，更多驅動能量也快速爆發出來，這對垂垂老矣的台獨運動菁英而言，正是此生最堪告慰的事。九月九日，黃昭堂在自由時報政治新聞版發表「確立台灣主權｜台灣國家正常化」專論，這篇近三千字的論述內容，一方面統合李登輝、陳水扁對台灣主權運動的異見，同時對獨派內部的六種論述也有進一步整合的強烈企圖心，被視為是台獨運動重新出發的嶄新開端。黃昭堂歸納獨派內部對「台灣獨立」問題，有六種看法。一、台灣已經主權獨立，不必再主張台灣獨立了。二、台灣已經主權獨立，其名叫做中華民國。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三、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未定，但依人民自決的潮流，台灣主權應歸屬台灣人。四、事實上台灣是一個國家，但尚待法理上的完成。五、台灣是美國未編入領土的地域，台灣應向美國爭取獨立。六、台灣已被當做中國的領土，或被誤解為中國的領土，咱應該發表（台灣獨立宣言）。黃昭堂認為，各種主張，都可以繼續研究、深化，都可以繼續堅持，但彼此不要惡言相向，畢竟大家都是為著台灣的安全與發展。對於未來的台獨運動和操作，黃昭堂建議以「確立台灣主權說」，來減少論述上的分歧和耗損，實際運動和操作，則以「正名、制憲、國家正常化」為主軸，希望「確立台灣主權的運動」成為新時代台灣人的共同旗幟，不同的獨派團體如「手護」、「入聯」等組織人員、目標重疊性高，大家期待能相輔相成。畢生追求台獨曾經流亡日本一九三二年出生於台南縣鹽份地帶的黃昭堂，政治意識早在唸台大時就啟蒙了，當時他曾翹課幫許多黨外人士助選，台大經濟系畢業，當完兵後，一九五八年底到日本東京大學唸研究所，從此成為流亡日本的海外黑名單，也走上台獨運動的不歸路。一九五九年，一群以台南一中校友為主的日本留學生，以王育德為首，開始募款、籌劃發行「台灣青年」雜誌，一九六○年「台灣青年社」正式成立，黃昭堂也積極參與其中。一九六二年「台灣青年社」變成「台灣青年會」，後來又變成「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台灣獨立聯盟」，最後成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但不管名稱如何變化，黃昭堂都是備受同志敬重、心服口服的實質領導者、運動領袖。在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黑名單中，黃昭堂、陳南天、黃文雄（刺蔣案）等被列為最高等級的暴力分子，也是最後解禁的一批人，黃昭堂遲至一九九二年才回到台灣。在同志、好友眼中，黃昭堂是腳踏實地的人格者，他對人寬厚，不口出惡言，對台獨運動則不打折扣堅持。返台後的黃昭堂，一直是台獨運動的核心決策者和中堅領導者，政黨輪替後，阿扁總統曾任命黃昭堂為有給職國策顧問，但黃昭堂堅持將錢退回，未支領分文。據透露，黃昭堂後來取得阿扁諒解，辭去國策顧問職，他反而與阿扁更有話可談，推動台獨運動的干擾也減少很多。巧扮勸和角色扁李最佳橋樑扁李交惡、兩人關係持續低迷，黃昭堂一貫扮演勸和的石磨心角色，雖一再被雙方怨懟，李登輝還一度說出「屈服於權力」的重話，但黃昭堂認為兩位「倔強者」形同陌路，是台灣人的悲哀，不利於獨派內部整合和進一步推展台獨運動，因而即使備受煎熬，承受紛至沓來的壓力、掙扎，他還是不改初衷。對於李登輝一些言行，如果有不同意見，黃昭堂往往與李當面爭辯到面紅耳赤，卻也在互相抬槓、針鋒相對過程，激盪出正面的火花，呈現兩人的真性情和真友情。有人質疑，某些獨派人士扮演「說客」角色，是受阿扁請託，李登輝對此不堪其擾，因而不客氣給予對方難堪，但知情人士指出，黃昭堂的「挺扁」，並非「屈服於權力」或「被摸頭」，因為他是台獨運動老將，在風雨飄搖時挺阿扁，是為了挺一生的堅持和一貫的理想，如果不挺扁肇致本土政權崩盤，難道要期待親中的藍軍來實踐建國理想嗎？同樣的，當某些本土社團和獨派大老對李登輝有雜音，或重話批李時，黃昭堂也在第一時間上火線挺李登輝，公開強調：「老人的心情，不要粗魯解讀」。就是因為黃昭堂的「用心良苦」，獲得李登輝正面肯定，五月三十日到六月九日間，李登輝出訪日本時，就特別邀請黃陪同。再者，當謝長廷受困於「憲法一中」爭議時，黃昭堂也甘冒大不韙力排眾議，公開為謝長廷背書，痛斥部分人士將謝打成「統派」，悖離台獨建國理想，明顯與事實不符。說該說的話，做該做的事，即使遭遇內部別有居心人士攻訐、質疑，黃昭堂仍然「為所當為，止於不能不止！」力挺本土政權公認的人格者黃昭堂以個人的無欲則剛，建構了「人格者」的鮮明形象，同時，也因應外在客觀環境的變遷，適時推進台獨運動邁入嶄新里程。長期觀察政治發展和社會脈動的資深媒體人指出，台獨運動所以因緣際會蔚成社會風潮和漸成民意主流，明顯與前總統李登輝和陳水扁總統的強力支持有關，而在幕後扮演實際推動的核心人物，則是黃昭堂，除了對台獨運動理念的堅持，黃昭堂更在李登輝發表爭議性言論的第一時間出面雪中送炭力挺，而五月底訪日時，李登輝個人政治聲望也嚴重受挫，黃昭堂出面相陪，也有為李登輝背書的特殊意義，這與阿扁遭遇家族虛擬弊案和紅衫軍之亂，有下台危機時，黃為了不讓本土政權崩潰和挺一貫理想而挺阿扁，有異曲同工之妙用。其次，手護台灣大聯盟的背後是李登輝為精神領袖，入聯大聯盟的幕後則有阿扁總統強勢主導，兩機構組織成員重疊，目標相同，但卻存在扁、李相互較勁意味，黃昭堂居間奔走折衝，不搶風頭，低調進行統合、協調，一切作為都是希望台獨運動的能量不要分散、抵消，相關人士受了黃昭堂行事作風和人格精神的感召，檯面上公開對嗆、較勁的操作，也多所節制。永遠的革命家獨運終成主流黃昭堂以其一生犧牲奉獻的革命家精神，讓台獨運動遍地開花，在他七十五歲的這一年，又剛好扮演八十五歲前任總統及五十八歲現任總統之間的精神橋樑，種種命運與意志的角力激盪，促成一股新時代的主流！夫唱婦隨流亡34年黃昭堂太太謝蓮治於2004年9月6日過世前，黃昭堂幾乎到哪都帶著太太同行，在小林善紀的《台灣論》裡，他也被描寫為一個相當「疼某」的人，因此太太的過世對他的打擊相當大。三個兒子都住在日本，本來兩夫妻在台灣相依為命，但太太過世後，他回到家形單影隻，待在家的時間變得很短，少了太太的叮嚀，胃痛的毛病也經常發作。年輕時的黃昭堂與謝蓮治是帥哥美女的組合，他們是與台大同學去爬七星山時認識的，黃昭堂說當時下雪路滑每個女生都有人扶，就是當時讀台大英文系二年級的謝蓮治沒人扶，他便一路扶她下山，兩人從此開始交往。謝蓮治家住台南市，黃昭堂讀台南一中時住的「北門寮」宿舍就與謝蓮治家隔著一條小河溝相對著，但兩人卻到了台北才相識。謝蓮治是一個很安靜內向的人，跟大而化之的黃昭堂正是互補的個性。黃昭堂當兵時，謝蓮治還特地為了看他而參加台大勞軍團，當時他們就相約一起赴日留學，1958年結婚後，因為戒嚴時期國民黨規定夫妻不可同時出國留學，因此他們也沒去戶政事務所登記，直到隔年長子在東京出生後才登記結婚。原本謝蓮治也就在東京大學文學部英文所攻讀碩士，但隨著第二個孩子出生，她便辦了休學從此成為家庭主婦。由於黃昭堂一輩子都忙於台獨運動，謝蓮治也跟著南奔北跑，並且一起成為黑名單，34年無法返台，連她父母過世都無法回台奔喪。從小家裡有傭人的她也必須一肩扛起家事，並且為了洗小孩尿布而苦惱，當時黃昭堂提議賣掉結婚戒指來買洗衣機，並承諾將來買一個更大的戒指給她，不過，黃昭堂經常連收入都貢獻給台獨運動，因此一直到謝蓮治過世，那個更大的結婚戒指都沒出現過，黃昭堂也對此相當遺憾。（李心怡）

黃昭堂沉穩幽默是和藹的革命者

黃昭堂的一生，幾乎都奉獻給台獨運動；他慷慨大方、雍容大度，思想激進但作風溫和，是務實的台獨主義者，也是獨派的領導者和共主。

那件從來不洗的長褲 ── 側寫侯榮邦

陳國雄秋天的楓葉染紅山林天邊，春天滿開的櫻花霎然飄落滿地，日本季節轉換的景色，輝映著武士死亡的美感，對一個外來的遊子而言，侯榮邦有著刻骨銘心的體驗。 1935年出生的嘉義人侯榮邦，和摯友林啟旭於1963年4月24日來到日本留學，人生地不熟的他們，先在少年死黨羅福全的住處待了一個月。在那裡，他們看到《台灣青年》，而且從第一期就有了，很齊全，這個羅福全還真不是蓋的。在大學時代就很喜歡閱讀《自由中國》和《人間世》的侯榮邦，血液中的熱情馬上受到《台灣青年》的鼓舞，於同年12月和林啟旭一起加入台獨聯盟的前身─「台灣青年會」，從此獻身獨立運動，迄今將近半世紀，目前還在擔任聯盟總部的財務長。 1960年6月19日在關子嶺召開的秘密會議，其實侯榮邦就是四十幾個參與者之一，並且負責保管名單以及聯絡工作，其他成員還包括羅福全、蔡同榮、張燦鍙、陳榮成等人。這些人分別留學美國、日本，也都很早加入台獨聯盟，由於關仔嶺會議的情誼和信任感，使他們可以在不同的地方進行組織的串連與擴張。 1964年8月，由於發生陳純真的洩密事件，已經公開身分的幹部全部都被關進監獄，為了使《台灣青年》繼續出版，侯榮邦和林啟旭義不容辭地跳出來承擔編務和組織工作，從此他們成為公開身分的盟員幹部。這表示，他們開始成為國民黨政權點油做記號的黑名單，他們在台灣的親人將會受到監視和騷擾。到了1965年，辜寬敏擔任委員長，任命侯榮邦擔任組織部長，這是一個重要而且是要命的職務。因為除了公開的幹部之外，所有的盟員都是秘密盟員，組織部長負責保管所有盟員的資料。因此，組織部長當然是國民黨特務鎖定擒獵的對象，也是國民政府要求日本強制遣送的重要目標。在那段期間，聯盟幹部的居留問題很不安定。原本他們是以留學名義取得留學生的簽證，畢業之後沒有學籍，就必須變更身分去申請簽證，否則居留資格會有問題。根據日本的法律規定，無法取得居留簽證的外國人應當被入國管理局收容，強制遣返本國。但是他們並沒有被收容，而是以繳納保證金的方式假釋在外，當時的保證人是辜寬敏，保證金也是他拿出來的，所以聯盟的幹部可以不被收容在入國管理局的收容所裡，能夠在外頭繼續活動。但是居留簽證的問題並不安定，因為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於一九六七年訪台時，曾和國民政府達成密約，日方必須設法遣返六位台獨聯盟幹部，國民黨政府則同意接受遣送台灣籍的毒品犯回台，並且默認尖閣列島（釣魚台）屬於日本領土。在1967年8月，林啟旭和張榮魁兩位盟員去入國管理局辦理延期居留簽證時，突然被收容並決定強制遣返台灣。當時林啟旭和張榮魁在收容所內展開絕食，有十位同志也在入國管理局前面展開無限期的絕食抗議，此舉引起輿論的普遍關切，對日本政府形成頗大壓力。在另一方面，根據「政治犯不得引渡」的國際慣例，聯盟也聘請律師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行政訴訟。絕食抗議到第七天的時候，在收容所裡面的林啟旭和張榮魁被送醫救治，所以在外面陪同絕食的十位同志也解除絕食抗議的行動。當時雖然有強制遣送令，但是法律規定在訴訟期間應當暫停執行，因此在判決之前不得遣送，至少有拖延時間的作用。同時，由於聯盟的幹部都有居留問題，每個月必須去入國管理局辦理報到手續，為了防止突然被強制遣返，這些不法居留的聯盟幹部（包括柳文卿），全部都備妥訴狀，隨時可以提出訴訟，以免被立即遣送。然而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廿六日的下午三、四點左右，柳文卿依例前往報到時，入國管理局突然出示法務省的強制遣送令，將他扣留在收容所，並故意拖延到五點下班以後，才以電話通知保證人辜寬敏。大家認為事態嚴重，立刻召集緊急中委會，也透過國會議員的關係得知，柳文卿將由隔天早上九點半的華航班機遣送回台。大家徹夜研究對策，決定兵分兩路：一路以三部車子追蹤運載柳文卿的警車，伺機製造交通事故，以便拖延時間；另一路由律師在開始上班的第一時間，向法院申請停止執行遣送的裁定書。但由於柳文卿在前一晚已經被押送羽田機場，因此由趕往機場的十位同志進行搶救，結果他們在機場一一被日本警察摔得鼻青臉腫。過程中雖然柳文卿也咬破舌頭、血流滿面，照樣被強行押上飛機遣送回台，在機場妨礙公務的十位盟員都當場被捕，並移送地方法院檢察處，關了兩天就被釋放。自從柳文卿事件之後，侯榮邦開始擔心被強制遣送的後果。由於他擔任組織部長，掌握所有秘密盟員的資料，如果被押回台灣，問題會很嚴重，因為在嚴刑拷問之下，任何人都無法保證不會供出盟員的名單。這牽涉的不只是個人問題，而是整個組織的問題。基於對組織的忠誠，以及為同志的安全負責，侯榮邦從此備妥兩樣工具，一個是用來爭取時間的小刀，一個是真正用來自盡的氰酸鉀粉。小刀的刀尖非常銳利，使用很韌的棉紗布纏住刀身，露出不會割到腸子的的刀尖部分，在必要時割傷自己的腹部，如此一定會造成大量流血，讓警方不得不送醫治療，以便爭取救援時間。如果這招行不通，他就服下預藏在長褲內襯夾層裏的氰酸鉀粉，立即結束自己的生命。套一句侯榮邦的話，這是很舒服的死法，反正他絕對不容許自己被遣送回台，以免害了同志。氰酸鉀粉是他向吳枝鐘醫師索取的，用紅色的油紙包著，縫在長褲內襯的夾層裏，這件長褲只有在每個月去入國管理局報到時才穿，從來不洗。每個月抱著沉重複雜的心情去報到，當核准下個月居留簽證的印章蓋下的那一刻，他就會對著自己說，至少還可以活一個月。這段期間維持了一年多，一直到居留簽證逐漸安定之後，才結束這一場惡夢。在訪談結束的當晚，筆者和侯榮邦去料理店喝酒，亂彈彼此的天南地北。和這位可以為聯盟和同志付出性命的男子分手時，筆者目送的是一個並不高大的身影，在孤寂中邁著堅毅的步伐，就像他走了將近五十年的獨立之路，從頭挺到尾，每一步都是勇往直前，從不回頭。想起那件從來不洗的長褲，以及可以再活一個月的無奈歲月，筆者的臉頰在清風中突感涼意，眼角的濕潤並非來自飄雨。

周英明這個人

文建會專門委員今年六十六歲的東京理科工業大學電氣教授周英明，不但是日本開發「人工心臟小組」成員，也是日本「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機關誌「台灣青年」長年的編集長、發行人，原本堅持「台灣獨立」之後，才肯回台的周英明，終於在離台40年後，在他的牽手金美齡國策顧問的陪同下，回到了台灣看看陳水扁總統主政下的故鄉。 ˙生於日本卻為台獨打拚旅日40年，其間被吊銷中華民區護照36年，卻始終是無國籍旅日台灣人的周英明，其實是出生在日本北九州，他只在12歲到27歲時住在台灣，但是他認為這是決定他一生的15年，對於當年他因日本戰敗隨雙親返台居住，周英明總是抱著感恩的心情;面對台灣社會給他及家人的接納，為此他抱定打拚一生為台灣獨立建國的志業，以報答故鄉對他養育與栽培之恩。周英明的父親在l900年即移居日本，是日本據台之後，最早的一批留日台灣學生。在大阪專科學建築。後出任鐵路高等文官，他的父母先後在日本生了十個子女，周英明排行第八，他的大姐即是前立委菜式淵的母親。 ˙日本戰敗決定舉家返台 1945年日本戰敗，周英明的父親在日本的25間房子，大多慘遭美空軍炸毀，全家生活陷人困境，遂決定客家返台。 1946年2月，唸小學6年級的周英明隨著父母和6~7位兄弟姐妹搭船回台，當時他的大哥已在日本結婚，大姐也已嫁人，並未同行，由於盟軍規定每人只能攜帶一千日圓，回台之初，周家一行人時常餓著肚皮。讓年幼的周英明印象最深約二件事，即是船艦抵基隆碼頭時，看見中國兵扛槍如扛扁擔，毫無軍紀與威武印象，另一令他記憶深刻的事，就是下船後看到基隆碼頭麵攤時，他和同行的留學生立即奔向前，喝下他生平所嘗過最美味的魚丸湯，當然這是同行學生請客的，回台之初，因年近60歲的周父四處找工作，只好將6~7個子女分別送到親友家收容:二哥託台南親友，三哥住到台中鄉下的熟人，大妹寄往台南。周英明被送到台南縣關廟的姐夫家．只有6~7歲的么妹與父母住到台南友人家，一直到半年後，周文在高雄鐵路局找到了工作，有了薪水和宿舍，才將分散的子女一個個接回來團聚。 ˙求學順利留學生的貴族讓周英明對台灣社會感恩的是，自認一家人從未對台灣家鄉有何貢獻，卻在台灣求學過程中，一直都順利領取獎學金，從就讀高雄中學起，他就領到教育部清寒獎學金，考上台大電機系，又順利申請到台大獎學金及宿舍，服完1年半的預官後，返回台大擔任助教3年，他又獲得日本政府提供的公費留日獎學金和機票，1961年到東京大學留學時，他每個月可領到二萬5千日圓的獎學金，因而後來結識進而與他結婚的金美齡，曾說周是「留學生的貴族」。在東大宿舍初次閱訂「台灣青年」的周英明，自稱感動得無法人睡，早在雄中即受二二八事件影響而產生台獨思想的周英明，不久就因四姐夫是「台灣青年」創辦人王育德博士的親戚，而自動加入「台灣青年」，豈料日後在東京留學生活動中結識進而結婚的早稻田大學才女金美齡，竟也和他幾乎在同一年加入「台灣青年」，但是兩人卻是在婚後才知道彼此都是秘密盟員。 ˙夫婦同心加入台獨團體周英明是一個喜歡靜靜唸書、研究和寫文章的人，他曾為台灣青年寫小說、散文，也當了二、三十年的總編輯和發行人，更當過日本台獨聯盟的委員長，但是他的夫人金美齡卻是個活躍於校園運動和台獨運動的才女，不但擔任過日本首相岸信介的翻譯，也是第一位女性台獨運動健將。在周英明的支持與負起照料小孩的家庭責任下，金美齡不但遠赴歐洲參加1974年的首屆世台會，更到英國劍橋當1年客座研究員，道是過去保守的日本社會少見的夫婦相互鼓勵進修的典範。近年來，金美齡不但擔任日語學校校長、早稻田大學講師，更是日本電視圈的名嘴，三宅一生服飾的代言人，因而名氣遠大於專心學術的丈夫周英明，但是周英明始終不在意這般「女主外、男主內」的夫妻角色分工。日本台獨聯盟重要成員的東京理科大學教授周英明日前返台，長年贊助民進黨的金主蔡焜燦昨晚在國賓飯店以「台灣安保協會」名義，由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蔡焜燦兩人邀請李鎮源、辜寬敏、蔡同榮、張旭成、鄭欽仁、方仁惠等等獨派重要人士，歡迎四十年才歸國的周英明、金美齡夫婦，周英明是總統府國策顧問金美齡的先生，他們兩人都是台獨聯盟的成員。周英明不只堅持了四十年台獨運動，在學術領域上，是東京理科大學教授外，也當了三年的日本印刷電路學會會長、及現任的日本電子實裝學會副會長。原本周英明因不願拿中華民國護照而拖延了八年遲遲不肯歸來，但今年三月陳水扁當選總統，讓他覺得終於是一個台灣人自己的國家，才改變初衷。 8月31日上午，金美齡陪著她流亡海外四十年的夫婿周英明教授到位於新店他的父母親墳上祭拜。這是第一次，今年已經六十七歲、東京理科大學教授的周英明到過世已經三十四年、二十五年父母墳上祭拜。悲從中來，嚎啕大哭。而在當天的晚宴中，還特別準備了一碗魚丸湯。這是當年十二歲才從日本返台的周英明在台灣喝的第一口食物，當年還是小孩的他，只覺得世間怎麼有這種美味。這碗魚丸湯，相隔半世紀，卻藏著豐富的台獨運動酸甜苦辣滋味。

台灣獨立運動鬥士－－王康陸博士

王康陸博士從一九六五年到台獨大本營的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唸書起，很快就投身台灣獨立運動。從擔任堪薩斯州立大學台灣同學會會長起，歷任台獨聯盟中央委員、宣傳部負責人、【台獨月刊】總編輯，一九九一年完成台獨聯盟遷台後擔任台獨聯盟總本部秘書長，到一九九三年喪生於離奇的車禍止，自始至終其豪情壯志堅定不移、無怨無悔地獻身台獨運動近三十年。我們從康陸親友們追憶他的【王康陸紀念文集】編寫出這篇文章，來記述他的一生，以茲紀念。／林茗顯編寫康陸的家世康陸的父母原籍台中州鹿港街。父親王永宗是抱來的獨子，少時喪父，家道中落，勉強讀完小學，先去當練習生幾年，賺了些錢後到台北苦讀於佛教團体辦的泰北中學，修習得高中程度。一九三四年舉家遷到當時的滿州國新京，在「蒙政部」謀得一職，擔任有關喇嘛教的調查研究工作。日本投降的前兩年棄職從商，戰後一年被誣為「戰犯」，結果以當時屬於日本籍為由辯護，並且花盡家財消災，險些被定刑。他在一九四八年返台，在康陸升大二那年去世，享年六十五歲。母親王陳霞生了六子四女，是位勤勞、能幹，手藝好，樂於幫忙濟困，人緣甚佳的慈祥母親。在台灣時以打草笠以及替人縫衣服來貼補家用。到東北後，她除了靠那架從台灣背過去的手搖勝家牌縫紉機以外，還會用腦筋賺些錢，例如從台灣買熱帶蝴蝶標本，由日本訂購櫻木圓型鏡框，當地配玻璃面，黏成蝴蝶框出售。她在一九九０逝世，享年九十六歲。康陸同時繼承了父親的文才與母親的好人緣。康陸的兄姐有嫁或娶「外省人」者，但親情濃厚，不影響其「高理想」的性情。康陸說：「我的家人，親情濃厚，卻都不善言詞表達。」康陸的二哥和二姐嚮往舊社會的改革，留在中國未回台灣，而且在其父母返台之後，冒險潛赴「解放區」，獻身中國。三哥在康陸小學五年級時的白色恐怖年代，曾被保密局抓去坐政治黑牢，埋葬了十五年的大好青春。四哥、四姐與五哥現在都在美國，三家成員不是台獨聯盟盟員就是支持者。大姐、三姐和三哥在台灣。出生北京城，大命不死康陸於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出生於冰天雪地的北京城，排行老六，家人叫他小陸，是家人心中的「小鹿」。王曼珠，康陸的四姐，回憶康陸小時候：「小陸天生頭大聰明，是個愛哭、善感、愛跟著哥哥姐姐到處玩的小孩。」「三歲的時後，不會溜冰的小陸跟哥哥姐姐到北京公園溜冰，一會兒覺得無趣，自己要先走。三歲的小孩抄捷徑走結了冰的湖回家，沒想到噗通一聲掉到天寒地凍的冰窟裡，還好被路過的學生救起。」五歲時，跟大三歲的哥哥康德去念書。得知康德念二年級，自己只能念沒有年級的幼稚園時，他吵著說「那我不唸幼稚園，要唸一年級。」當時他已認識幾百個方塊字，經考試，學校准許，所以他五歲時開始唸小學一年級。回台灣才學台語康陸自己說，在中國時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台灣人，一九四八年回台灣，才開始學台語。回台初，就讀台北縣中和國小，在當時他的北京話當然比老師的好，也是演講比賽的當然代表。後來全家搬到台北市住，他轉讀並畢業於福星國小。一九五二年考進建中初中部，然後保送高中部。讀高中時，曾擔任過樂隊隊長，擅長的是低音喇叭。大約在他離世的當天傍晚或前一兩天晚上，筆者在聯盟辦公室的小隔間內，初次聽他在自己的小隔間低唱英文老歌，當時他好像剛與美國的同志為了郭倍宏參選台南市長事爭辯過後。他的歌聲帶深深動人的感情；我沒預料他唱得那麼好，當時我的感觸是：他已回台灣故鄉，但是他的妻兒留在遙遠的太平洋彼岸，到底那邊是他思念的家？康陸的北京話在早期台獨聯盟盟員中是很突出的。陳伸夫回憶說：「他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在朋友輩中無人能出其右，也許是這標準的『京片子』的印象，使他由小到大，甚至來美國留學後，仍常常的不是被誤認為是『外省仔』，就是被懷疑是國民黨的『抓把仔』。因為來美國之前他開口閉口都是北京話，今天他流利的台語是來美國後才訓練出來的。」「十多年前他與蔡同榮兩人，經由有心人的引介，秘密地與時當監察委員的國民黨大老陶百川見面「溝通」，在對話的全程裡，蔡同榮以充滿著台灣土腔的北京話賣力以對，王康陸與陶百川則彼此用純正的『京片子』交談。事後，陶百川大為驚訝，想不到台獨份子，竟然有能與北京出身的陶氏操著完全相同的『京片子』的人物！」愛一切自然事物，尊重所有的生命『愛花、愛草、愛台灣』是王康陸的四姐追述康陸的一篇短文的標題。她說康陸小時候，喜歡在路上撿些稀奇古怪的樹幹石頭花草回家，凡是未經人工的天然物都喜歡。這七個字概略地描寫了愛花草、愛台灣鄉土的植物園藝博士王康陸的一生，是康陸踏實、愛自然、重生命的個性的很好的寫照。這樣的本性使他選擇了第一志願園藝系，出國留學也馬上選擇了台獨，這是一點也不偶然的。她說康陸念建中初中時家裡搬家，養了好久的貓走失了，康陸很傷心，天天放學後騎腳踏車回舊家去找走失的貓。康陸是一位勇往直前的台灣獨立建國的戰士，但他長得「瘦高、溫文」，是「非暴力」抗爭的倡導者。國民黨宣傳中，讓人聯想的所謂「匪特性」台獨份子，「生毛帶角，面目猙獰」，有如「洪水猛獸」的暴力成份，在他的身上是無影無蹤的，是與愛花草、台灣鄉土的他劃不上等號的。康陸就讀建中的那段六年時間，從家門到校門，植物園是必經之地，這大概是本性與環境使他與植物結緣。他知道媽媽愛吃蔬菜，在紐澤西家的院子裡種得滿是小黃瓜胡蘿蔔蕃茄韭菜。康陸不是多言的人，但是他喜歡孩子，會與孩子玩，講話幽默，會逗得孩子咯咯笑。他的幽默感是人人知曉的。張燦鍙的女兒惠君與惠琳說，「王康陸博士是我們最喜歡的王叔叔，小時候他常常到我們家」，「記得我們第一次到台北監牢去看他和父親的時候，他看到我們便說：『你們怎麼沒有事先告訴我你們要來，我正準備出去看電影呢！』康陸是好父親，會帶兒子阿文上山下海玩滑翔飛機、看馬戲班、看棒球、到蘋果園採蘋果。一般人不愛教自己人學開車，阿文學開車則是康陸教的。他教孩子訴諸以理，阿文玩電腦到深夜不肯歇手，他輕輕講一句該睡覺阿文就乖乖上床睡覺。他們家人與家裡養的狗情同手足，是隻看到生人不吠而只想與人玩的長毛老狗。康陸是美珠心目中的好丈夫。美珠說，康陸是一位守原則、有遠見、明辨是非、熱愛故鄉的台灣人，秉性忠厚，心胸寬大，對朋友家人從不苛求，對不同意見也都能虛心接納，因此結交到很多理念相同、能推心置腹的朋友。康陸是阿文的好父親。阿文說，父親有耐心，講話是軟性的，但是堅定而親切，從未要求我完全依照他的話去做，他都是說明他的道理，以及為甚麼我應該照他的話去做；雖然父親為獨立運動已經夠忙，但仍然為家屬找出時間，幼時每年暑假帶他去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兩次，有十年之久每星期六早上帶他去學小提琴。阿文說父親愛一切自然事物，尊重所有的生命，為了台灣獨立建國無懈無懼地奮鬥，未曾企求任何回報，只以奉獻於他所熱愛的斯土斯民為樂。默默耕耘，不發號施令有人說王康陸與陳南天是張燦鍙的左右手。一位是中英文俱佳的文膽，一位是進出台灣多次的、神秘的武將。許多台獨聯盟的文獻出自王康陸之筆，他頭腦冷靜清晰，分析與立論嚴謹，表達方式永遠心平氣和，以理服人。康陸的北京話說得字正腔圓，說台語福佬話時則有極輕微的「大舌」，然而當他專注於說出他的理論時，則出口流利、鏗鏘有聲，辯才無礙；但他不是口沫橫飛、大聲急呼的政客型煽動演說家。他們兩人擔任台獨聯盟的專職，一起工作的時間很久。陳南天回憶說，秘書長（指王康陸）是辦公室的總管，但是他上班總比人早，辦公室沒有請工友，他看到地面桌上髒，就抓起掃把抹布清掃。他幾乎是每天早到晚歸，筆者也看過他提水為辦公室泡茶。在他的領導下，所有專職者都自動排班輪值掃地。何康美說，康陸的談吐就像修道者般地沉穩、認真而堅定；是能者多勞、默默的耕耘者，從不發號施令，但我們自然就跟著他做。張燦鍙說，「在獨立運動中，他的處理人際關係與解決困難的能力，可能找不到第二人。除了堅持不移與出眾才華之外，我最尊敬的是他的人格。他默默耕耘，從來不爭權，不爭名，任勞任怨」。許世楷任聯盟主席時，請康陸續任秘書長。他說康陸是一位負責、不出風頭、真正無私的秘書長。台灣公論報與四腳官司【台灣公論報】一九八一年七月在美國紐約市創立，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台灣公論報】創刊之前的最後一期【台獨月刊】（112期，6/28/1981）報導：「台灣人需要一份屬於自己的報紙」，「長久以來，海外台灣人因為沒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報紙」，而「北美洲的華人報社都有其各自的政治立場，或者是傾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是傾向蔣家政權，在報導上往往故意忽略台灣人愛讀的消息、歪曲報導與台灣人有切身關係的消息；在言論上往往忽視甚或扭曲台灣人的願望」。「訂閱別人的報紙，不但要花錢，而且要受氣！正因為這個原因，長期以來，分散各地的同鄉便期待一份屬於台灣人自己的報紙早一日出現。過去有人曾經籌辦這麼一份報紙，但可惜因為種種原因，並沒有辦成。台灣人對這一份報紙的期待，不但沒有因為這些失敗的嚐試而衰減。相反地，這個期待日益加強。」當時要辦報，財政上、人力資源上、技術上的困難重重，但是台獨聯盟還是決定克服萬難創辦【台灣公論報】。創辦初期真是慘淡經營，不管是專職還是義工都常常忙到三更半夜。這些幕後英雄有老李、小李、清芬、康陸、南天等等，對那一段苦日子，羅清芬回憶時常流露懷念感動的神情。康陸是股東之一。當時擔任發行人的羅福全說，康陸「經常自動到報社參與校對，自費買點心鼓舞報社同仁」。一九八五年公論報刊登了一篇讀者投書，罵高資敏是「一個講台灣話的四腳仔台灣人」，該讀者認為高資敏是國民黨的四腳仔。高資敏告【台灣公論報】誹謗，要求高額賠賞金，意圖關閉【台灣公論報】。當時公論報的律師團是曾任美國司法部長克拉克（Ramsey Clark）律師的辦公室。雙方聘請的律師都是相當出名的，他們對訴訟的物色証人與資料搜集都花費極大的人力與時間，準備應對一場大戰。筆者當時剛好去紐約，所以順時前往華盛頓，在開庭時去旁聽了兩天，這是頭一次見識美國法庭的精彩運作。雙方律師舌槍唇劍，對証人質問的凌厲，跟電影上所見一樣，真叫人驚心動魄，覺得很過癮。最後公論報勝訴，誹謗不成立。判決大意是「四腳仔」是罵人的用語，但是誹謗罪不成立。這一戰役的勝利，康陸功不可沒。康陸扛起重擔，協助律師找証人、準備資料、翻譯資料與文件，日夜進行不休。克拉克律師事後稱讚康陸的辦事能力，竟要他加入律師事務所。克拉克律師在追悼文中說，「我們失去一個親密的朋友和一個偉大的道德力量。王康陸是一位難得富有遠見、具有勇氣和同情心的人。」遷盟回台台獨聯盟的遷盟回台行動，陳銘城生動地描述如下：「一九九一年，台獨聯盟為了突破國民黨的無人道黑名單禁令，以及完成遷盟回台的行動，兵分數路，以飛蛾撲火之姿，發動數波不同路線的闖關攻勢。「在此之前，王康陸曾因申請回台奔母喪，而一再被駁回。陳榮芳也在一九九一年九月中旬嘗試闖關回台探視住院中的母親，但是卻在桃園機場遭原機遣返。這一次的闖關行動，只有王康陸知情，他站在甘迺迪機場二樓的咖啡室陽台，目送陳榮芳走進飛往台北的登機門，但是他們都沒能完成回台探望母親的心願。「同年十月，陳榮芳、王康陸、林明哲等人，再度計劃偷渡回台行動。這次的行動路線是走水路，不但需要相當勇氣，也需要良好的體力。陳榮芳一度反對曾長期罹患胃病的王康陸走水路回台，因為途中須搭乘小船在海中漂流數日，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和勝任的。但是王康陸卻堅持參與行動，並且克服了一切的困難，咬牙完成他的返台心願。「在這次的船程中，船機曾經故障了二次，小船在風浪拍擊下船身搖幌得十分厲害。船艙內的同伴個個都因暈船而嘔吐得東倒西歪，祇見王康陸一再收緊了腰帶，陳榮芳等人即知王康陸的胃痛又患了，但是卻無法從他臉上看到一絲愁容與痛楚。反而會聽到他不時地哼一段英文老歌，來苦中作樂，鼓舞士氣；同時還幫船伕煮速食麵，讓大夥進食。「當船隻逐漸靠近台灣海岸，第一次看到日思夜夢的故鄉，終於出現在眼前，王康陸首先興奮地叫醒同伴，他彷彿忘了暈船的痛苦，勇敢地站在船舷，凝望著「黃昏的故鄉」。這一幕深情的映像，至今仍時刻出現在陳榮芳的腦海裹。「上岸時，王康陸、陳榮芳等人，就像許多偷渡客般，裝扮成釣魚客，頭戴斗笠，手拿釣具，打著赤腳走在海邊的石頭上，儘管腳底傳來疼痛，但是第一次踩在台灣故鄉的土地上，他們都高興雀躍地如同第一次到海邊戲耍的孩童般。然後跟隨漁民到附近廟裡去拜拜，即由車子接走。」不招搖，不為人知筆者雖然認識康陸很多年，但是常常是在開會時才碰面，開完會又各奔西東，很少深談。在聯盟遷台前後才更深入了解康陸，覺得他真是不簡單的人物，也由衷敬佩。台獨聯盟決定遷盟回台後，一天晚上，康陸打電話給我，問我要不要回台。我只是盟員身份不是中委也不是幹部，而這是幹部率先遷台的行動，我說讓我考慮考慮。上黑名單者想遷台要先面對親情與事業的割捨，說容易，行則萬難，真能「放下」的人不多。我也不例外，當時我有小生意未完結，還有一位患過血癌的妹妹需要我幫忙。後來 Tina 又問我，我答應了。在答應時、林明哲和陳榮芳已經秘密回台，康陸首先在台北海霸王餐廳現身後進土城看守所；經過一段時間，林明哲又現身高雄又脫身，後在宜蘭被補遣送回美國。林明哲回美國後堅守保密的原則，即使對芝加哥的同志也未公開其回台的秘密管道。答應 Tina 後，一想到不可知的未來，心情難免七上八下慌亂不安。我去林明哲家問此去前程路線，他才告訴我是坐小漁船秘密回台，我問他不緊張嗎？他說從未坐過小船在汪洋大海飄搖過，而且面對茫茫不可知的前程，心情可想而知。他說在海上七上八下搖幌，心一橫，想「頂多一條命」，才平靜下來。誰不留念親情與事業？了解康陸為自己設計的回台行動，能不讓人折服？！為了台獨聯盟的遷台，康陸能放下妻兒與高薪工作，他明知自己為自己回台設計的是一條現身後直奔監牢的路，而不是被遣返美國，但就如陳伸夫說的，他「不招搖，不為人知」，這是他一貫的「決心與勇毅」的表現。而他的「決心與勇毅」並且「不招搖，不為人知」地實踐，正與他愛自然事物、愛台灣鄉土的一生是一貫的。簡單地說，他的勇毅、執著與踏實源自他對台灣鄉土真實的愛心，「他默默奉獻，未曾企求任何回報，只以奉獻於他所熱愛的斯土斯民為樂」。仰德大道離奇車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