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聯盟故事

自從一九六八年日本台獨聯盟的盟員柳文卿被遣送回台後，日本的聯盟幹部即積極調查、開闢從台灣偷渡逃亡的秘密管道。一九七０年彭明敏在廿四小時被監視下，成功地脫離台灣；一九七六年七月陳明財、陳榮慶父子坐船逃亡，輾轉抵達日本、美國；以及一九七七年四月，受到政治官司迫害的前礁溪鄉長張金策和嘉義縣議員吳銘輝二人偷渡到日本，再轉赴美國出席美國會「台灣人權聽證會」，先後都是得力於日本台獨聯盟的秘密管道與精心安排之救援。

Tiradentes引領巴西自葡萄牙帝國獨立出來的民族英雄。 周叔夜 本人於本（5）月17日獲里約州政府頒贈本人「旗士勳章」（Medalha Tiradentes），此一殊榮是本人在巴西代表處工作2年來所獲駐在國頒贈之最高榮譽，顯示巴西政府對我國在此地工作之肯定。上揭勳章正確名稱應譯為「旗拉典旗」（Tiradentes），旗拉典旗是引領巴西自葡萄牙帝國獨立出來的民族英雄，當時的葡萄牙政府為制止巴西人民的獨立運動，故於1792年將旗拉典旗抓去當眾處死，並將其屍體分贈給許多州政府，以威嚇當地民眾。惟此舉適得其反，反而促使巴西民眾群起對抗葡國政府，從葡萄牙的殖民地成為獨立的巴西國。 自巴西1821年獨立建國迄今，巴國惟一以個人的生日（4月21日國定假日）作為國家紀念日者僅旗拉典旗一人，足見他在巴國人民心中之份量與地位。 里約自巴西建國後一直是巴西的首都，直至47年前巴政府決定遷都至巴西利亞以前，里約一直是國內最重要的政治及經濟中心，至今在世界上亦為最能代表巴西的國際城市。 儘管「旗仕勳章」由里約州政府所頒贈，惟其重要性恐為全國最高之榮譽，此一說法可由近年來獲贈該勳章之得主得到證明，包括：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1997年）、現任巴西總統魯拉（2001年）、教宗本多16世（2005年）、法國前總統席哈克（2006年）以及委內瑞拉現任總統查維斯（2007年）等人均曾獲獎。由於該勳章之重要性極高，本人在獲悉里約州議會通過決議擬頒贈本人該勳章時，除感到相當意外及喜悅之外，亦遲疑自己是否具贈予資格，故本人遲至獲悉本案10日後，方與主辦單位聯繫，並敲定於本（5）月17日在里約州議會舉行頒贈典禮。 頒獎典禮在里約州議會舉行，該議會在首都遷往巴西利亞以前，一直是巴西國會殿堂及巴西權力象徵之地。頒贈典禮於晚間7時在電視直播及與會全體高唱巴西國歌下隆重舉行。出席來賓除在里約僑胞總動員之下，聖保羅僑胞亦特別租一輛遊覽車前往共襄盛舉，在眾多僑胞熱情的參與之下，擁有400個坐位的典禮會場幾乎座無虛席。儀式中除主持人及特別來賓致詞外，亦由聖保羅客家崇政宗親會合唱團、里約教會聖歌隊的合唱以及聲樂家賴小姐的獨唱，為贈勳典禮增色不少，本人對於出席的僑胞除感謝與感動之外，仍是感謝與感動。此次里約州政府頒贈本人勳章，是由該州議會議員主動發起推動的，故對於本人是否具獲獎資格，本人將不便多作評論。 典禮在主席頒贈勳章、獎狀及受獎人演說時達到最高潮，謹將本人演講內容摘要如下： 巴西在1500年時被葡萄牙人發現，台灣則在1544年時亦由葡萄牙人發現，此事足以讓兩國成為兄弟之邦。目前兩國均積極為經濟發展而努力，依兩國互補之特性，實為最佳經濟夥伴。巴西盛產的物品台灣短缺，如：龐大的國土面積、大豆、鐵礦砂、石油、牛肉、糖及皮鞋等。而台灣所擁有的高科技、旺盛的對外投資及豐富的外匯存底均是巴西在發展經貿之際所迫切需要的，故本人盼與會人士應共同為兩國經貿發展而努力，今日所獲殊榮，實為巴政府透過我個人對台僑在巴努力之肯定，故我願與大家一起分享。台灣是生育我們的故鄉，而巴西則是目前正在養育我們的地方，兩地均是最關心我們在坐包括巴西朋友及台僑的國家，故我們應共同努力為兩國開創新的夥伴關係。 典禮於晚間20時30分圓滿結束，會後並於會場舉行雞尾酒會以答謝與會來賓。 相關報導 駐巴西代表周叔夜，5月17日(當地時間)獲里約熱內盧洲議會獲頒最高榮譽「騎士勳章」 ，表揚擔任駐巴西代表期間，對促進台灣與巴西經貿交流不遺餘力。(中央社記者唐雅稜聖保羅傳真) （中央社記者唐雅陵聖保羅十七日專電）駐巴西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周叔夜，今天獲里約熱內盧州議會頒授最高榮譽「旗士勳章」，表揚他身為工程師對巴西國內多項重要工程的貢獻，以及任駐巴西代表期間，對促進台灣與巴西經貿交流不遺餘力。 　　頒勳儀式於今天下午六點半假里約州議會大廳舉行，除了頒勳提案人、巴西民運黨籍州議員加瑪，還有友台小組組長、參議員蘇亞蘇納、眾議員馬多士及巴西僑界重要代表等逾四百人出席觀禮。 　　「旗士勳章」是里約州政府最高榮譽，針對對里約、巴西及全人類有所貢獻者頒授，曾獲勳的重要人士包括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九九七年）、教宗本篤十六世（二零零五年）、前法國總統席哈克（二零零六年）、巴西總統魯拉（二零零一年）等。 　　加瑪在致詞中指出，周叔夜以工程師的身份在一九六二年移民巴西後，白手起家，對巴西國內多項建設工程做出重要貢獻，如里約廣都水利系統、東北部聖路易斯市港口和薩爾瓦多市的彼德卡華柳水壩，都是在周叔夜的參與下完成。 　　此外，在派任駐巴西代表後，周叔夜更為促進台灣與巴西之間的經貿交流不遺餘力，所以值得接受表揚。 接獲勳章與證書後，周叔夜發表感言說，這枚勳章不只是他個人的榮譽，也是代表台灣與巴西全僑，所以他也將繼續致力於拉近台巴關係，透過促進彼此間的經濟交流，打開兩國的外交。 　　周叔夜畢業於台灣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專業水利工程建設，精通多國語言，且對台灣音樂與民謠頗有研究。一九六二年移民巴西後，早期活躍於台灣人社團，積極組織巴西台灣同鄉會，為旅巴台灣人爭取權益，並與巴西人權會、當地教會從事人權的救援工作 ；曾擔任台獨聯盟南美本部的主席，從事海外台灣獨立建國運動，被列為黑名單。

以今天台灣的政治思潮來看，台灣當初能由「報禁」「黨禁」的專制戒嚴時代，演變至今天在島內可以公開討論甚至倡導「台灣獨立」的禁忌話題，而「台灣優先」的主體意識亦已成為台灣人民政治意識的主流價值，這個迥異於以往的民主進程，顯與當初聯盟不斷在島外衝擊鎖國般的島內思潮，以及海外的台獨人士不顧自身安危陸續如鮭魚般地迴游台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歷史上，島上住民不斷地與外來政權抗爭；政治實質上，台灣也一直與中國分離。基於長期奮鬥的過程與共同對這塊土地的認同，台灣人實已建立一個不同於中國人的民族群體。這個族群惟有走出中國的死胡同，才能找到出路。因此，台灣人有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國家。

楊宗昌 口述 李錦容 編寫 美國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主張言論自由和尊重基本人權。憲法保障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理想，且為自己的理想做出最大的努力來促其實現。但是想不到早期的台灣留學生，在美國為著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促成台灣的民主改革、幫助台灣成立為一個自由的國家，反而遭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的監聽、跟蹤和調查，造成在日常生活上許多壓力和困擾。那時期有很多兄弟姊妹們，先後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的調查和訪談。許多人都不便講出其經過和他們的故事，在此以楊宗昌記述於1970～1984，14年間前後總共24次受到聯邦調查局情治單位人員調查和接觸的個人經驗。 美國聯邦調查局介入台獨聯盟在美國的活動 1960～1970年代，美國政治單位和台灣的國民黨有一個合作計劃。這計劃就是由美國聯邦調查局供給國民黨在美國有台獨主張者的名單，由國民黨供給可能有傾向共產主義的中國人名單給聯邦調查局。 1970年，台獨聯盟由美國本部、日本本部、加拿大本部、歐洲本部和台灣本部五個本部合併成為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那時的主張與工作是群眾路線、總體戰和建國綱領。1970年，不但是世界性台獨聯盟的產生；同時當年三月彭明敏教授由日本台獨聯盟本部協助脫離台灣；四月二十四日鄭自才和黃文雄兩位同志勇敢刺殺蔣經國。因此美國聯邦調查局就對美國的台獨聯盟活動盟員相當有興趣。 報告資料的根據 這份美國聯邦調查局報告來源是根據兩方面的資料。其一是：根據美國國會於1966年通過一條“新聞自由法案”（The Freedom for Information Act）和1974年國會又通過一條“隱私權法案” （The Privacy Act）。頭一條是聯邦政府收集人民各方面的資料，同時人民也有權利知道政府所收集的資料；第二條是1974年，增加收集在美國有永久居留權的外國人的記錄。但是我在與聯邦調查局所接觸的前十年期間，並不知道聯邦政府尤其是聯邦調查局在做我的記錄。因此我直到1980年才拿到我的資料。 第二根據是：台獨聯盟是一個秘密組織，但是所有的工作都是公開的活動。在這組織訓練下，我個人養成一項能夠和聯邦調查局人員講很久的時間，且當他們離開後可坐下來把所有的談話做出完整詳細筆錄的能力。在此所採用資料有很多是我個人的筆錄。 那時代在美國有許多留學生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同志們不但是他們的家屬在台灣受到國民黨的干擾；自己在美國受到國民黨情治單位的種種不方便；另一方面又受到聯邦調查局做出許多干擾。 聯邦調查局的首次接觸 1970年七月，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首次來訪。那年的四月，黃文雄與鄭自才兩位同志為了要停止蔣經國特務頭子繼續屠殺台灣人，才勇敢採取剌殺蔣經國的行動。案發的三個月之後，因為黃文雄與鄭自才是由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保釋在外，所以聯邦調查局在支加哥的兩位資深工作人員James Foxe和John Mills來到我在郊外Brooksfield的住處。當時我剛好出去不在家，內人的妹妹阿基剛好在我家造訪，所以她開了門和那兩位工作人員談話。据他們的解釋並無什麼大代誌，因為楊宗昌先生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工作，他們只是要來了解他所從事的事務，問阿基是否知道黃文雄與鄭自才先生是否可能計劃要來支加哥看宗昌。阿基一無所知無法回答，所以他們就離開。 一個月後，1970年8月我們已經搬到Arlington Heights。有一日我下班回家時看到屋外停著一部車子，車內坐著兩個人，我心內猜想這可能是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果然不錯，不久就聽到有人按電鈴，開門後他們就拿出聯邦調查局的工作証給我看並要求進來坐。那時我無心理準備當然歡迎請他們進來做訪談。他們說蔡同榮教授是一位學者，在東岸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他們提醒我黃文雄與鄭自才雖然保釋在外但他們的行動是有受限制的，問我因為台獨聯盟的律師在支加哥，黃、鄭倆人是否會借著來找律師的機會向這裡的台灣人演講。我當然回答我完全不知道，且再進一步表示我也很想和他們見面，要求聯邦調查局若知道他們來的話煩請通知我一下。他們又繼續問我在支加哥地區台灣人活動的人名和這地區辦什麼活動。談了很久我完全沒把任何人的名字或活動資料給他們。那兩位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非常失望且說：「以後若有一天在支加哥地區出現一個黃文雄與鄭自才，他們的上司說他都不知道，這樣不會很困擾嗎？」我回答：「若我不知道的事怎能幫你們的忙。」他們也無法再說什麼，只好離開。 1970年代的台獨聯盟盟員沒有受到充分的訓練，我因為不知道自己應有的權利和義務，所以沒有拒絕聯邦調查局人員進來我家。這是第一次的接觸。 台獨聯盟處理聯邦調查局的調查 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和我第一次接觸後的數年中，表面上好像已經不再和我接觸，但是實際上根據以後我所申請得到的資料，他們仍然繼續在暗中調查。1973年，我由台獨聯盟美國本部盟員大會選任為第一副主席，負責組織訓練部。我們感覺到有很多同志不了解如何應付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所以組訓部就編製訓練的教材，讓大家充分了解這裡的人民基本權利。因此我們與聯邦調查局接觸時才能依我們的權利有效地做出適當的應對。 1975年，我第二次當選美國本部的第一副主席。繼續負責組織訓練，所以在1975年，根據聯邦調查局內部資料，他們也已經查出我的一些資料，如在我居處所設立的組織信箱也包括在他們的調查記錄裡面。在我個人資料檔案中，包括是不是有暴力的傾向、個人資料、和在獨盟的領導階層。在這資料中並無寫出我確實是在負責些什麼任務。當然我的生日、身高、体重、頭髮及眼睛的顏色，住址、汽車等細節都例在記錄中。 從1970年後，聯邦調查局直至1975年才再度來和我接觸。那時來找我的是一位會講台灣話的John Sullian，另一位是會講北京語曾在台灣住過的Gary Andersen。這兩位的主要任務是在和我做第二階段的接觸。在這第二階段接觸中間，一年之內共來找我五次，主因是1975年7月23日蔣介石死亡後，美國感到有迫切了解台獨聯盟的需要，所以更加緊接觸。 國民黨從政治交換中所期待的利益 1975年將介石死後，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很積極的在台灣人中間到處找人。他們想知道我們在募款是不是要買軍伙，獨盟工作者所賺的錢是否都用在台獨運動上，台灣獨立之後在美國的台灣人是不是就是要回去台灣領導新的政權；若是蔣經國再來訪美國時台灣人是不是會再度謀殺他；或是若中華人民共和國邀請台獨聯盟的人去訪問時是不是會去。像這樣所有的種種問題，就無形中帶給大家產生一種大事臨頭的感覺，所以在1976年後他們曾經再度來找我很多次。 根據聯邦調查局檔案的資料，於1976年6月3日，蔣政權在美國的大使館接到一個沒有爆炸的炸彈郵包。五日後，聯邦調查局的書信中，有人報告住在支加哥的楊宗昌可能是此事件的嫌疑犯，所以就開始積極追查那炸彈郵包的來源，查詢到底從那裏寄的，誰做的？這就是1976年代蔣政權的駐外機構大使館、領事館，在台灣國內用其特務，在美國借用聯邦調查局的力量來再進一步的壓迫台獨聯盟運動者的手段。但是，對這炸彈郵包案件調查結果的記錄中都顯示與楊宗昌無關。他們承認在調查過程中，甚至於還提起這個被嫌疑的人可能是持槍戒很危險的人物。但是經過數月的追查、跟蹤、查案，他們的結論是那個情報不正確，當然這些調查都是在我自己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進行的。雖然蔣政權的國民黨在台灣用特務，在美國利用聯邦調查局企圖做進一步迫害這些台灣獨立運動者。但是，台灣獨立運動者都能夠運用自己的技巧和智慧去應付、對付國民黨和聯邦調查局。這就是聯邦調查局的人已經了解我在組織所扮演的角色之後和我的接觸。 聯邦調查局收集的資料與案件的連帶關係 聯邦調查局對個人收集資料時，因為他們都是在暗中進行，當然那位被調查的個人大多是完全不知情。為什麼聯邦調查局頭一次會找到我呢？這原因自然就會干涉到蔡同榮主席。蔡同榮於1969年7月當選美國本部主席，半年後於1970年1月，世界性的台獨聯盟成立時，蔡同榮擔任第一任主席，就在那一年，勇敢的黃文雄、鄭自才刺殺蔣經國。所以於1970年6月，當蔡同榮主席從紐約市他所住的家裡打電話到我支加哥的家裡時就被聯邦調查局接聽，從我所得的資料，顯示他們接觸我就是從那一通電話所導致而來的。在1976年10月，有王幸男郵包爆炸案發生，所以次年，1977年2月之後，聯邦調查局又開始忙著找尋人包括我在內。從聯邦調查局對我的檔案資料指出，他們感覺到調查局需要使用一個亞洲人的調查員，所以除了Andersen以外於1977年，他們又增加一位Jim Won。同年八月，我又第三次被美國本部選出為第一副主席，繼續承擔組織訓練的任務。聯邦調查局一直對我問詢有關謝東閔爆炸案的事情，無論他們怎樣問我還是不能給他們任何的回答，他們問不出什麼東西來所以在失望情況下才放棄和我接觸。此後至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兩年半中，聯邦調查局並沒有和我繼續來往，我好像是平安無事。 接觸過程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從1977年他們放棄和我接觸後，我就沒再受到聯邦調查局人員的干擾，這並不表示我真的可以開始過著平安無事的日子。1979年正月，美國和中國建交，於那年的12月10日，國民黨設計高雄事件陷害台灣菁英，五日後美國很快就於12月15日，由台灣人主張台灣獨立的團體成立台灣建國聯合陣線。這組織包括台灣獨立聯盟、獨立台灣會、台灣臨時政府、台灣協志會、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美麗島週報社、台灣民主運動歐洲同盟、潮流、台美公民協會與台灣人民自決運動等等台獨團體。他們的主張就是對國民黨政權立刻採取全面持續性不容情的攻擊，直到這個罪惡的政權澈底地從這整個地球上消失為止，這是一個很大的決心。 所以接下去在1980年後，在美國國民黨的辦公廳或是有關機構，尤其是中華航空公司，開始先後收到很多的武力爆炸威脅。親像王昇的兒子王步天在洛杉磯差點被炸死；高雄事件幫忙國民黨，王玉雲的小舅子李江林在洛杉磯被炸死。 種種代誌的發生帶至聯邦調查局於1980年2日又開始再次很忙碌，他們又開始和我接觸做出種種的訪問及拜訪。於5月23日，當時我是在支加哥一家工程顧問設計公司擔任經理，那天下午我的秘書用辦公廳的室內線電話告訴我有兩位男士要找我。我心內有數，因為之前聯邦調查局曾經找到我家，我就是不願意接見，現在有可能就是那兩位來了。所以我就對秘書講妳問他們是什麼人，叫什麼名字讓我知道。秘書很快就打電話回報，那兩位是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我就請秘書告訴他們：「沒事先約好時間楊經理不會客，請留下名片，回去辦公室後請給楊先生打電話約時間，他就會和你們見面。」 這兩位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就開始採取威脅的態度。問我們公司另一位經理：「你們有沒做聯邦政府的的工作？」這位經理回答：「當然了，我們是在做公路橋樑，這都是聯邦政府的工作。」他們就講：「我要見你們的楊經理為什麼他不接見。」那位經理就打電話問我為什麼不接見。我告訴他：「我們的工作非常忙碌，我不願意用上班時間和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談論與我們公司不相干的事。請轉告他們回去後打電話約時間，我會用下班的時間和他們談，只要首先約好絕無問題。」 他們離開後，我馬上打電話到支加哥聯邦調查局總部找他們的上司Mr. Superville。我問他：「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要去拜訪人時，是不是要事先約好才去？」他回答：「是呀！我們都是這樣的。」我立刻告訴他：「剛剛有您的兩位部下，其中一位是David Webber來要求見面，我工作非常忙，請告訴他沒有事先約好就來是很不禮貌的，叫他不應該這樣做。」然後就掛斷電話。 第二天，David Webber就打電話來：「楊先生，你怎麼那麼兇，害我被我的上司大罵一頓。」我告訴他：「對呀！是你自己的錯沒事先約好，又不是我不見你，若你先約好在下班時間我們就可以好好談，你沒這樣做是咎由自取。」聯邦調查局的人假裝不知道人民的權利，因為有很多人可能對聯邦調查局的人存有害怕心理，尤其是針對台灣在獨裁体制下來的人民。但是當時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大多數的人都已經接受到相當的訓練，了解人民的基本權利，所以對聯邦調查局的無理要求可以簡單應付。 處理聯邦調查局的干擾 1979年，美國台獨聯盟的代表大會第四次選我做第一副主席。從這一任開始我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此後四年中全力為美國本部到各地募款，因為當時聯盟的開銷相當大，得到很多募款經驗。 1980年5月底，David Webber正式打電話約見。我就給他我的律師的電話請他和律師連絡安排，約定6月3日下午一點在郊外律師事務所會見。那天，我十分鐘前到達我的律師事務所，等那兩位聯邦調查局人員的訪問。一點鐘整還不見人，律師打電話告知他們楊先生已在事務所等待不知你們人在那裏。David Webber回答律師說，約見地點定在郊外，聯邦調查局支加哥總部的上司不批準公家車子開出城，因為沒有車子所以不能來。我就請律師轉話：「今天楊先生誠心誠意準時來此等你們會見，你們既然失約不能來，以後免想要再和楊先生連絡，這是給你們最後一次的機會，是你們自己不守約，不應該每次都任意來打擾楊先生。」聯邦調查局人員答應律師，以後不會再打擾他的顧客楊先生。因為他們自己處理不適當，所以這時聯邦調查局要訪問我才會碰到困難，就此結束聯邦調查局支加哥總部的訪問。 對個人專業的影響 聯邦調查局十四年來調查中對我在專業上，以及美國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長年來的政治活動是否有什麼影響，我願意以個人的經驗在此做一個說明。 […]

《台灣公論報》自創刊以來有幸為海外台灣同鄉所支持，並一直以”For Overseas Taiwanese Communities”為使命營運至今。廿二年來，《台灣公論報》的每一頁記載著海外台灣人從事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斑斑血淚。期待海內外台灣人以《台灣公論報》「獨立做伙來，建國咱這代」的精神為座右銘，使獨立建國之日早日到來，屆時與《台灣公論報》一起歡喜收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