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聯盟故事

從3F到UFI，起初仍是地下刊物與秘密結社的階段，直到1961年的二二八，才由UFI主席陳以德，在紐約召開記者會，正式對外公開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組織與活動。同年的八月四日，國民政府的台灣省主席陳誠到美國紐約聯合國訪問時，陳以德更發動北美洲台灣人第一次歷史性的示威活動。這次的示威活動，也難得地出現在台灣的報紙上。

一九六九年八月，台灣的少棒小將代表遠東區少棒隊赴美國賓州威廉波特，參加世界少棒賽，一舉贏得冠軍，不但鼓舞了海外留學生的關切，也掀起台灣的少棒熱，此後台灣的電視公司每年都以電視衛星實況轉播球賽，以饗國內熱情的球迷。

六○與七○年代中，直接受迫害的第一代台獨運動者與理論派的第二代運動人士結合。這項進展首先以日本，後來以美國各大學的留學生為主導，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做為運動的法律根據。

鄭南榕長期以來主張：「獨立是台灣唯一的活路」，以及「100%的言論自由」。他的犧牲，給台灣很大的衝擊，由此主張獨立的言論自由幾乎達到100%，隨著聯盟提倡的「島內獨立運動公開化」也更為提昇，也促進了「海外返鄉運動普遍化」，幫助聯盟返鄉的實現甚多。在政治運動思想上，也開闢了對台灣未來藍圖的更大關心、和議論。

1964年，台灣青年會發生陳純真間諜事件，因在逼問陳純真過程中誤傷陳純真，造成7月23日台灣青年會中央委員會，委員長黃昭堂、委員戴天昭、許世楷、廖春榮、柳文卿、王天德、宗像隆幸等七人，被東京警視廳警察逮捕。

　台獨聯盟從事台獨運動數十年來，一直都有許多默默付出卻鮮為人知的支持者與運動者，他們出錢出力支持台獨運動，數十年如一日，台獨聯盟無法一一列出他們的大名，更因為他們抱持著「右手做的好事，不讓左手知道」的想法，以下這一則神秘的台獨聯盟長年贊助者─署名「井上魯鈍」的故事，可說是最感人的捐款者事蹟，值得所有關心台灣獨立建國的人一起分享。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歷史，其實不只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本身的組織和活動而已。台灣的留學生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即在日本、美國等地組織各種社團，許多「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成員也早在那時就參與這些社團了。在一九六○年代以後，各種社團更如雨後春筍地出現，最普遍的是各地的同鄉會和同學會，「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也是在這個時候成立的。

早在1969年至1971年間，中華民國尚未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國代表權」之前，台獨聯盟即一再以聯合國為主戰場，積極展開對聯合國的遊說活動與遊行示威，表達台灣沉默大眾的心聲──一台一中，台灣住民公投自決。

海外闖關的聯盟遷台幹部郭倍宏、李應元、王康陸、張燦鍙和島內的聯盟幹部鄒武鑑、江蓋世，以及台建的陳婉真、林永生、許龍俊等人陸續被捕入獄。遂引發台灣社會要求廢除「刑法第一○○條」的和平內亂罪的巨大聲音，終於逼使國民黨打破返鄉黑名單禁令，釋放台獨叛亂犯，承認台獨結社權。

許世楷主席提出四大工作重點： (1) 島內獨立運動公開化 (2)海外返鄉運動普遍化 (3)推進第三世界外交 (4) 成立建國委員會。

1962年11月我初次離台去日本，當天來接機的戴天昭先生，他是我高中同學，是厝邊又是親戚，阿昭早我半年到日本，自從伊到日本後，叫我趕緊離開台灣去日本，否則會趕不上尾班車，經不起他再三催促，我加緊辦手續，匆忙拚過日本。日期是11月16日。 在電車內伊講最近很忙，無時間替我找厝，叫我暫時跟伊住做伙，不過現在伊住的所在是台灣青年會的辦公室，一段時間最好不可乎人知影，下車後兩人要保持10公尺以上的距離，以免被察覺。我們在下北次下車，伊行頭前，我隨後壁，十數分鐘抵達目的地，當晚阮二人講甲三更半暝。 不久天就光，我張開眼睛，決定轉換我的人生跑道，加入建國行列，心內暗爽，生對時間，有此建國行業來乎咱選，親像美國已經建國，現在要做也沒機會，我有相當覺悟與理解，可能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不能回去故鄉台灣，不能跟父母兄弟姐妹見面，但這統統是小事，我決心「寮落去」。 不久，有留日同學會的選舉，青年會和大使館對立，都有推出候選人，選舉當日，我也在會場跟阿昭走來走出，我認為在此處很可能被職業學生點油做記號。 1963年夏天發生陳純真事件，所謂陳事件是當年五月青年會改選中央委員，名單揭曉後，將中選人的姓名、票數、依名次一一寫在辦公室的黑版（陳純真也是27位中委之一）數日後，所有留學生接到一張註明愛國黨的傳單，傳單所列出27位中委的姓名排列順序跟辦公室黑板所寫的完全相同，內容大概是寫這27個留學生是大歹人，今後不可與之為伍等。 青年會知奸細出自內部，數日後，查出陳是提供情報的間諜，時間距留學生暑假返國迫近，最怕返台秘密會員被加害，因之非立刻問個水落石出不可。 一天晚上，請陳來辦公室，由黃昭堂主問，許世楷、廖春榮為副，戴天昭、王天德、宋重陽和我共7人。 起先，昭堂開口向陳說明今晚請伊來的原因……認為陳可能有不得已的苦楚，無為大使館做間諜不可的無奈……昭堂講未完，陳就向桌上一拍，大聲說：「我是台灣人，我絕對無做這款代誌，否認做奸細一事。」（他就讀早稻田大學，專攻演戲，演技非常迫真），突然坐在對面的戴天昭起腳踢中陳胸部，順勢手握小刃向陳刺去，瞬間陳的頭部流出鮮血，陳大驚失色，始知這是玩真的，非玩笑。淚流滿面，就地向大家道歉，講出被大使館利用做奸細的經過。 陳血流不止，恐驚發生命案，由我送往醫院急診室止血，完後再返辦公室繼續做再一步的交代。 結論，大家默契今夜之事沒有發生，陳仍舊做大使館的間諜，青年會三不五時提供情報讓陳有所交代。 經過一個多月，有一天透早，刑警7人把我捉到警視廳（可能同一時間捉阮參予陳事件的7人），同日在警視廳我也曾看過幾位同志，有一天無意中在檢察官桌上玻璃下，看到阮7人的姓名及被監禁的警察局。 我們被關27日，最後數日，刑警向我透露，檢察官是否起訴我正在傷腦筋，我對刑警講，同對的一件代誌，假使只是我一個人不起訴，我感覺很見笑，待偵察時我悄微修改口氣，一定會取得起訴資格，刑警說：罪名會隨你一世人，你的一生何必要增添污點，我也笑而不答，他怎會知影我的心聲。 檢察官問：當時你看陳流血，你一點點的同情心都沒有嗎？ 我答：這是正義的一刀，那無這一刀的教訓，不知陳還要害多少人，我看陳流血，完全無感覺。可能是為這句話，全員起訴，罪名是監禁、殺人未遂。 裁判之日，最後裁判長問有什麼話要說？戴天昭說：我們在貴國接收貴國的判決，我們無話講，今後假使我們能力，我們一定重新再判決一次。 本來我是秘密會員，自陳事件以後，一切破功，欲蓋也蓋不住，從此變成公開的普通會員。 1968年3月26日下午四點，我去入國管理局報到，凡護照過期，每個月都愛去管理局辦報到手續，手續很簡單，只蓋一個章即可，這次我感覺跟往常異樣，通常都是在櫃台外蓋章就好勢，這次卻請我入去裡面坐，並說接到命令暫時要將我收容，今晚送我到橫濱收容所，我知情形不妙，要求打電話，被拒絕，說他們會自動聯絡我的保證人（辜寬敏先生）。 五點外，用五人坐的公務車帶我過去橫濱收容所，到收容所我一直要求打電話，都被拒絕，然後帶我到一間有一張床的房間，說：「你剛來對這裡的環境不熟悉，你先在此過一夜，明天就會將你送到橫土跟你的國人住在一起。」並要我把褲帶交出（一個月前有呂姓台灣人在此吊死）。 我躺在床上，一面養神，一面想對策，對方雖然對我無講實話，但我知很快就會被送返台灣，明早我除要求往第三個，我想車行到高速公路某一所在（視情況而定），衝出阻礙方向盤，看能否將車衝出護牆，或跟後車相碰，最好大家同日做忌，同歸於盡的策略不知不覺我竟入睡。 透早天未光，被叫醒帶進一間辦公室，已經有七、八人在裡面，坐在大位的官員對我說：剛才接到命令，今日要將我送回台灣，我要往第三國，他說免驚回去，絕對安全，我講生命只有一條，閣下保證靠不住，我要求打電話，他說何必浪費錢，我說我什麼都沒有，口袋裡只有錢，他禁不起我的要求，答應我離開日本以前一定會讓我打一次電話。 天漸光，我認為要求無望，也無必要太歹看相，不久，說要出發，將我帶出外面已停一輛載犯人巴士，我立知計劃落空，因巴士的駕駛座有鐵絲網與外界隔開，根本無法下手。 因而我不得不再做第二計劃，當時我想只有二個機會，第一是打電話時，第二是巴士到飛機場時，我認為第二巧有成功希望，因此我選第二。 不久，巴士抵達羽田機場，停在鐵牆外面，我跟護送人員問，是否能讓我打電話，剛才你們老大曾經答應過，大家在車內一段時間，他們看我穿拖鞋，就問我為何穿拖鞋？我答腳痛之故，其實我是想讓他們減少警戒心，我一再提起打電話，他們終於答應，不過有條件，除講日本話以外，假使滲雜其他語言，隨時都會將電話掛斷。 本我想打給太太，因我住三鷹市，是屬市外電話比較不方便，因此我就打到許世楷家，接電話是許太太（千惠）她用很快的速度講，現在分三隊人馬去救你，一隊去收容所，一隊去機場，一隊去法院，問我是否好勢好勢，叫我加油，聽後我信心大增，我很好勢，我一定加油。 不久，圍牆鐵門打開，巴士駛入，停在距中華班機四、五十公尺處，我提足精神，看看四周地勢，當我的腳一落土應向那一角度衝比較有成功的可能，時間一秒一分迫近，我的腦中只想向人多的所在衝，眼睛一直注視車門動靜。 當車門一開，我的腳剛著地即將衝出的剎那，好友阿昭不知從何處衝出大喊一聲「柳」衝上抱住我，護送人員想不到有這一招，立即捉住我的人（一人一手），瞬間衝出十來個同志，欲硬把我拉開，抓住我雙手的警察絕對無放手，被幾個人壓在地面，他們也從沒放過手，場面親像橄欖球比賽，突然聽昭堂大叫「咬舌，咬舌」，因我自細漢齒質就很差，咬了幾次都咬不破，到尾仔可能是我被壓在地面，上面有人強壓住我的頭部，順勢跛舌尖，嘴裡流出鮮血，他們視而不見，無動於衷，後來他們陸續增加人員，四人抬一人，兩人抓手，兩人抬腳，後來搶救的同志，一人又一人抬離現場，最後剩下我，也用同樣方法抬上飛機。 機上左右、前排三人、後排三人都是他們的人，勤快拿紙巾替我擦傷口，送茶送點心，非常客氣，並說令尊堂在機場接我，安慰我安心等等，降落時雙親果然在機場，本來預定開記者會，想大大宣傳誤入歧途柳文卿棄邪歸正，返台和家族團圓的白賊話，由於我的堅持不合作，終於作罷。 我提出要求，希望今夜能夠跟雙親同宿，沒有被接受，他們說你很快就可回家，何必急於一時。 在台北警總約二星期，全身疼痛，每日問東問西、寫報告，記得頭一晚，一位自稱是副處長的人見面就說：憑你三字柳文卿怕你的很多，想跟你親近的人也不少，你要好好交代你的代誌，是在國外發生，比較不嚴重，如果是在國內或是共產黨，你就無好吃睏，這裡十八般刑具件件皆有，可能把你刑甲死來昏去。 他們最不滿意的是我寫的報告，毫無價值，常說你是中央委員兼情報部長為何了解的代誌這麼少，我說，我接情報部長尚未交接好勢，就被日本警察捉去，現在被你們捉來，親像這樣，捉來捉去，當然我無法度了解太多。 以上所談的是我個人跟外界隔離情形下所知的範圍，有關外面發生的種種，經過十多年後才得知，在此我想利用這個機會感謝當時為我搶救出力的每一個人，雖然有巧慢，但我一向心存感激的心，無因為時間的減少。

參加台灣獨立運動凡四十年，我們的心境是否與孫中山先生的遺囑「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革命尚未成功……」略有相同。他的遺囑的確是個很沉重的留言。國民革命一句話來說就是：國民每個人能具有自我覺醒，自己負責感，而去實現以此國民為主人公的社會、國家。我們看，他死後七十五年的現代中國，國民革命成功了沒有？ 　　我們的台灣獨立革命，目的可分為二。一為打倒蔣家獨裁恐怖統治的國民黨外來政權，二為實現台灣人為主人公的完全獨立國家。現在的台灣，國民黨外來政權自我融解，刪除獨裁體制，開始本土化，台灣走進議會民主主議體制。但一般台灣國民大眾卻日日 陶醉於經濟繁榮的生活，接到中共政權日益強勢的侵台威脅，致使反應出「維持現狀」的心態，表現甘心滿足於現今不三不四的國家定位。可知我們的獨立革命，僅只成就一半，今後如不成就，台灣定會被中共侵吞，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為要完成後半的獨立革命，建立廿一世紀新台灣獨立革命策略是個緊急重要任務。其基本無非是如何去提昇台灣國民大眾對台灣的危機感，打破其「維持現狀」心態，去對抗、消滅中共的侵台強勢。 　　還活著的同志們，是不是我們很不希望將來有一天輪到我們臨終時，「余致力台灣獨立革命凡○○年，革命尚未成功……」而不能瞑目。我們只有，尚須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