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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文（William A. Stanton） 清華大學亞洲政策中心（Center for Asia Policy）主任 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 勢不可免的再平衡 2011年10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中，率先揭露勢不可免的「重返亞洲」政策。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重點一向放在蘇聯、分裂的歐洲以及紛紛擾擾的中東地區。不過隨著柏林圍牆在1989年11月9日轟然傾圮、蘇聯在1991年12月26日倏忽崩解、最後一批駐伊拉克美軍在2011年12月18日全面撤出，以及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在同年6月22日宣布美軍將開始自阿富汗撤軍，這些重大事件都凸顯出美國有必要重新調整其外交政策。 因此，美國理所當然地會把注意力移往亞洲地區。正如同希拉蕊在文章中指出：「亞太地區將成為影響全球政治局勢的主舞台。從印度次大陸開始一路延伸到美國西岸的這一片廣大區域，橫跨了印度洋與太平洋——也是航運蒸蒸日上，戰略地位與日俱增的兩大洋區。這片廣大的區域涵蓋全球將近半數的人口，包含許多推動全球經濟成長的引擎，同時也是溫室氣體的最主要的排放者。這邊不但是許多美國盟邦的家園，也孕育了許多像是中國、印度和印尼等重要的新興強權。」 雖然「重返」這個字眼經常被認為與軍事力量高度相關，但是希拉蕊很謹慎地強調這是一個超越軍事部署的全方位再平衡概念，她表示美國「需要在六個方面採取行動——強化與盟邦之間的雙邊安保；深化與各方－包含中國在內－新興強權的合作關係；參與區域內的多邊組織；擴張經貿與投資；廣泛提升美軍部署以及及加強推動民主與人權。」 事實上，如果只就經濟層面來看，隨著中國帶動，亞洲的經濟重要性日益提升，美國早就把注意力投注在這個區域了。以2013年為例，東亞國家加上印度就已經佔全球GDP的三分之一，因此早在2008年歐巴馬當選總統之前，美國決定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第一輪協商時，就已形同是美國重返亞洲相當重要的一步了。 不過從別的層面來講，重返亞洲其實稱不上是什麼創舉，反而更像是重回正常狀態的一種決定。舉例而言，很多派駐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美軍，其實原本就隸屬於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和駐韓美軍司令部，隨著華府決定自伊拉克撤軍並減少介入阿富汗局勢後，這些部隊當然要歸建，返回原本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基地，回復到先前的狀態。 再者，早在希拉蕊發表文章之前，歐巴馬政府就已經透露出將對亞洲更加關注的訊息。舉例來說，希拉蕊在2009年二月擔任國務卿之後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前往亞洲，是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這樣做的國務卿。等到她發表「重返亞洲」文章的時候，她已經出訪亞洲高達七次。在歐巴馬就職後一個月，時任日本首相的麻生太郎成為第一位造訪白宮的外國領袖。 觀察歐巴馬與希拉蕊兩人的出訪行程即可進一步看出美國重返亞洲的意圖。截至目前為止，歐巴馬總統已經訪問過十三個亞太地區的國家，行程遍及印度和澳洲。其中造訪韓國四次、日本三次；希拉蕊則在四年國務卿任內訪問過十四個東亞國家，其中包括所有東協會員國和香港。與前一任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的作風形成強烈的對比。萊斯則是出了名的不重視亞洲——自1994年首次舉行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以來，萊斯不但是第一位選擇缺席的美國國務卿，而且還缺席了兩次（第一次在2005、第二次在2007年）。 預算緊縮對美國在亞洲進行軍事部署的限制 如果訪問行程可以被視為是美國國家利益與對外承諾的指標，則其他未實現的訪問行程當然迅速招來「承諾誠意不足」的負面批評。當美國聯邦政府在2013年10月2日至16日之間因為預算案卡在國會而被迫關閉時，歐巴馬總統被迫停留在華府，既無法出席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也無法前往峇里島出席美國—東協峰會（US-ASEAN Summit），當然也取消了原本預計前往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行程，不難想見這些缺席記錄自然會遭到懷疑，認為所謂「重返亞洲」的政策根本是紙上談兵。 老實說，2013年爆發的債限危機再加上原本即在政界爭論不休的聯邦預算案的確會讓人質疑美國是否有重返亞洲進行軍事部署的經費。美國國會圖書館國會研究服務部（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在2012年3月28日發表的評估報告中指出，「重返亞洲將產生幾項風險」，包括「要想調整美軍在亞洲的軍事部署同時又最小化對海軍預算的刪減，恐怕會因為嚴苛的預算緊縮掣肘而力不從心」。 2014年1月，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卡萊爾上將（Hawk Carlisle）在專訪中表示，用來支持「重返亞洲」任務的相關資源尚未到位，其原因有二，一來是因為中東地區的軍事任務尚未結束，二來因為預算困難導致國防經費被刪減。「因此要想擠出一些經費用在亞太地區簡直是難如登天」。話雖如此，卡萊爾上將也坦承太平洋軍區「比較容易得到關愛的眼神」，以致「能比其他單位獲得更多演訓與整備的經費」。 美國國防部隨後在2014年3月4日發表《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報告中提到美國國防部「在財政越來越拮据的情況下，努力透過軍事力量的再平衡以因應未來的挑戰」，並且表示美國國防部已經開始「採取各種方式，設法吸收2011年《預算控制法》（Budget Control Act，BCA）要求在十年內刪減4,870億美元國防預算所帶來的巨大衝擊。此外，《預算控制法》還要求美國國防部每年必須自行削減500億美元的經費。」 美國國防部專責武獲業務的助理部長麥法蘭（Katrina McFarland）在評論這份報告的時候表示，在面對嚴峻的預算壓力下，美國國防部正在重新思考重返亞洲這項戰略的可行性。不過她隨即在同一天下午引用國防部部長哈格爾（Hagel）在前一週的談話，重新發表聲明表示將重心移往亞太地區的任務需要國防部「用創意與彈性（在預算與武獲之間）做出艱難的決定，以確保美軍隨時都可以進入戰備狀態」。麥法蘭強調美國國防預算的編列業已呈現這樣的作法，因此「亞洲再平衡的戰略一定可以、也會持續進行下去」。 「實質上的」爭論 除了該如何執行的實質問題外，打從一開始「重返亞洲」的政策目標與實際意涵就引起很多討論，甚至就連政策名稱本身都帶有爭議性。歐巴馬政府之後傾向用「再平衡」一詞取代「重返」，就是因為亞洲以外的盟邦會把「重返」一詞，視為美國打算轉身背棄這些盟邦的訊號。比方德國《時代雜誌》（Die Zeit）週刊編輯喬飛（Josef Joffe）在2012年11月號《評論》（Commentary）雜誌中就指出，美國打算從歐洲抽身的動作一定會引來麻煩，喬飛認為儘管歐洲的「心臟地帶」很穩定，但是「週邊地帶卻危機四伏」，而且「老實說，歐洲人還沒有辦法自行扛下這個責任」。 從烏克蘭動亂、到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並援助東烏克蘭分離主義份子，這後續的一連串事件似乎證明了喬飛的警示，於是乎華府又把歐洲的安保議題重新擺回檯面上。與此同時，原本就很棘手的中東問題又加上了以色列入侵加薩、敘利亞與伊拉克戰火連天，以及利比亞動亂等諸多事件，在在都為華府帶來重大挑戰。 實質來看，諸多外交政策專家與亞洲國家本身對重返亞洲的妥適性也有許多不同的看法。精通中文的澳洲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在2013年四月形容歐巴馬政府重新把注意力放在亞洲的政策「百分之百正確」，並表示「如果不這麼做，任憑中國以強硬、現實主義觀點處理國際關係，造成的後果是很危險的」，他們可能因此認為陷入經濟泥沼的美國已經無法繼續在太平洋維持穩定的軍事力量。 就連季辛吉——2014年2月還在專訪中坦承自己是中國「超級粉絲」——也認為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勢不可免，不過他之後在四月8日又向亞洲協會（Asia Society）表示所謂的重返亞洲有點「口惠而不實」，並質疑這項政策到底能帶來哪些實質的改變。季辛吉還以他在亞洲的友人為例，說當他們聽到「重返亞洲」一詞後，忙不迭地告訴季辛吉：「我們還不知道你們曾經離開過呢」。 另外有些人則認為重返亞洲是一項挑釁、甚至是危險的舉動。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教授羅斯（Robert S. Ross）投書2012年十二月號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主張「重返亞洲」既沒必要也沒建設性，只是製造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這項政策將不明智地挑動北京不安的神經，讓北京更具侵略性，危害區域安全，降低美中兩國合作的可能性」，羅斯認為「原本想要制衡中國崛起的政策，結果反倒激起中國的好勝心，危及中國採取合作態度的意願」。 相較於上述觀點，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

William A. Stanton Director of Center for Asia Policy at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Former Director of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n Inevitable Rebalance The U.S. “pivot” to Asia, first enunciated by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in October 2011 in an article in Foreign Policy, was inevitable.  Since World War II, U.S. foreign policy […]

蔡英文 民主進步黨主席 羅福全理事長、我們台灣人的好朋友司徒文教授、長島昭久議員、譚慎格先生以及所有的與會貴賓與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 能夠來參與我們一年一次安保協會的盛事，和大家一起來探討與台灣很有關係的區域安全議題，我覺得很高興也很榮幸。 我們羅福全理事長和安保協會的先進，長期以來投入促進台灣與美國、日本之間的關係，能夠提升我們的學術交流和對話，對我們亞太安全議題與相關政策有很多的貢獻，出了很多的心力。這幾年來我們也看到很好的成果，我們也有很多海內外的朋友共襄盛舉，我感到很感動，也表達我對大家的敬佩，希望我們可以一起來對亞太和平安全做一個貢獻。 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幾百年以來就是向全球發展，以經貿作為生存的主要動力，我們必須要從全球跟區域的政治、經濟及產業架構之下來定位自己，當世界的變動越來越快速，我們的定位也必須隨著情勢的改變而調整，才能在世界的版圖中找到最有利、最適合自己的座標。從更積極角度的來說，我們在發展的過程中，不僅是要找到永續生存的動力，更要能夠在這個世界上有所貢獻、有正面的幫助。 從上一個世紀開始，經歷了數十年的打拚，台灣外銷的農產品、工業產品、高科技產品，在國際市場奠定了高品質的良好形象，可以說，MIT就是「Made in Taiwan」，就是設計、創意與品質的象徵，也是台灣的「軟實力」之一。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最近的幾年，接連發生幾次重大的食品安全風暴，包括塑化劑、棉籽油、到現在的餿水油事件，不僅傷害我們國人的健康，影響政府的公信力，更重創台灣的品牌與國際的形象，讓我們一直引以為傲的「MIT」面臨挑戰與質疑。 這不止是我們人民的基本權益和福祉，更攸關台灣「軟實力」的存續和國家長期生存與發展。 現在的亞洲是具有強大的經濟潛力，政治結構也正在重新型塑，可以說，她是全球最具發展性，同時又有著複雜的地緣政治的地方。亞洲在活力與喧囂之中崛起，她也將決定這個世界的未來。 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民主與政治改革的浪潮正持續在影響亞洲。2010年，緬甸軍政府釋放了長期遭軟禁的民主人士翁山蘇姬，隨後也啟動了政治改革；今年五月的印度大選，希望提振政府效能、振興經濟的印度人民，終結了執政黨10年的統治、完成了政黨的輪替；而印尼總統大選，年輕、親民、具改革形象的候選人也獲得了勝選。可以看到，一股民主與政治改革的浪潮正在影響亞洲，亞洲的人民期待透過民主為自己的未來帶來好的改變。 同時亞洲安全的格局正面臨變化與挑戰，需要區域共同因應。七月日本內閣通過決議，將透過修改憲法的解釋，將「集體自衛權」解禁，意味著日本未來將能在「美日安保」之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而印度總理莫迪在上任後訪問日本，表達希望提升印度和日本兩國在國防和安全方面的合作。而長期以來，區域內各國在東北亞、東海、南海主權及天然資源開發等相關議題上是爭議不斷、針鋒相對，持續加深國際社會的憂慮，區域不穩定的風險也居高不下。 要因應這個區域的政治格局與安全情勢的轉變，是美國「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戰略必須要面對的重大課題，也是區域各國必須要共同來因應的挑戰。但在這個同時，亞洲的崛起也帶來新的經濟動能，創造出來新興的市場，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台灣必須要能夠充分的掌握。 在這個變動的情勢當中，我們希望台灣可以成為亞洲的民主之錨、自由之島。麥克阿瑟將軍曾經形容台灣是「不沉的航空母艦」，因為，台灣在亞太地緣政治格局中居於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位置，台灣位居亞太最重要的航運線上，台灣地緣戰略位置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在當前區域安全格局的變化之下，台灣的重要性，之於美國以及區域國家，事實上有無可取代的地位。台灣是民主價值的守護者，也會以民主、人權、公義等價值來連結區域國家及全世界，因此台灣更是亞洲地區穩固、堅定的「民主之錨」。 亞洲的穩定與安全的關鍵，我認為就是台灣。台灣是ㄧ個民主、開放、多元的社會，我們的民主制度與價值，是維繫亞洲和平穩定的重要基石，因為，我們不僅是亞洲民主化的標竿，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兩岸的和平與發展、乃至於區域安全與穩定，更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針對區域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台灣可以在幾個方面做出努力：第一，繼續深化與美國、日本等民主國家的戰略夥伴關係，加強合作與互助，並支持美日安保在區域積極的角色，共同維繫地區的安全與穩定。第二，我們將繼續堅持民主、公義、人權、自由的普世價值，並依循國際規範，以外交的方式和平解決各種爭議。第三，我們要繼續強化台灣的自我防衛的實力與決心，展現台灣有意願也有能力捍衛自己的安全，並繼續與區域國家的安全對話與交流。 在兩岸的經貿關係方面，我們在兩岸經貿互動與連結之外，必須要同步融入區域經濟的整合，包括加入TPP、RCEP等，並強化與主要貿易夥伴的連結。唯有透過平衡而且多元的經貿戰略，讓台灣在經濟上保持自主，才能夠確保民主不受外力的影響、確保我們政治上的自主性。 在兩岸關係整體上，我們也願意面對兩岸長期存在的歧見，為了積極尋求兩岸爭議的化解之道，民進黨會以堅定、務實、穩健的步伐，努力和對岸建立全新的互動及溝通的模式，以實踐和平穩定發展的兩岸互動的關係。 最後我想用下面的幾個想法來做為一個結論，首先，台灣的處境是特殊又困難，去年，我到以色列參訪，跟幾位知名智庫的學者座談，討論以色列的各種內外問題，也跟他們分析台灣面臨的國際處境。中東的問題是複雜、糾結、又難解，很多人隨時都在戰火的陰影之下面臨生死的壓力。但即使是這麼困難，這幾位學者還是說，他們不想要和台灣互換角色。 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台灣的處境有多麼特殊而且困難。不過，我們也不需要因此而感到灰心或者挫折。 台灣在整體的國力上、尤其是軍事力量上，是無法與大國相比，但是，我們能憑藉我們的民主自由與開放多元的價值，以及優異的科技、創意與經貿的實力，對區域與世界做出貢獻，以「軟實力」來與世界連結，和其他國家共同合作，共同維持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善盡台灣做為國際社會一份子的責任。 民主是台灣最珍貴的資產，也是我們與世界連結的重要基礎，更是確保台灣安全、穩定、永續發展的核心關鍵。各位朋友，我們要繼續努力，鞏固並深化台灣的民主，才能排除外部的干擾因素，有足夠的能量來因應各種的挑戰。 最後，我要感謝我們主辦單位的邀請，也感謝在座各位的聆聽，預祝今天大會圓滿成功，也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謝謝! *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今9月13日上午出席「美國重返亞洲與亞太區域安全」國際研討會發表「亞太局勢變遷中的台灣定位與未來」演說，蔡主席演說全文。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   諸位貴賓、先進，大家早安，大家好！ 謹代表台灣安保協會歡迎大家來參加2014年度國際研討會，大家來共同討論「美國重返亞洲與亞太區域安全」這個議題。在過去幾年的國際研討會，我們曾經提出，如何維持台海和平並非台灣與中國「一對一的關係」，台海和平是亞太區域安全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台灣絕非是一個被孤立的國家，2012年來中國與美國在亞太區域逐步提升戰略上的影響力，歐巴馬總統宣佈美國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美中在亞太區域的對立是九○年代冷戰結束後面臨最緊張的時代，兩岸如何維持台海和平，台灣如何積極與中國對話，使台灣在亞太區域的戰略地位更為重要。 一、美國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政策 美國宣佈重返亞洲，於2012年6月由美國國防部長潘尼塔宣稱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力量提升，提出「再平衡政策」（Rebalanceing Policy），亦即開始擴充在亞洲的軍事力量，在2020年之前美國海軍船艦由目前50％的海外軍事力量增加到60％部署在亞洲，包括六個航母戰鬥群，多數的巡防艦、濱岸戰鬥艦以及潛艦，並增加東海、南海以及印度洋的亞洲軍演次數，表達美國在亞洲提升海軍佈署是基於「Rebalance」（軍事力量的再平衡）；針對中國擴建海軍，美國希望與包括印度洋的亞太區域同盟及友好國家關係緊密化，並宣示美軍在這一區域的存在（presence）。潘尼塔稱日本為區域安全的「基石」，強調日本是支持美國非常重要的同盟國。潘尼塔國防部長強調從日本到東南亞以及印度洋，美國決心提升同盟國的參與並保證美國提升海軍力量維護包括印度洋的亞太區域安全。  二、美日同盟與安倍內閣「容認集體自衛權」 近六十年來，美日同盟逐步成為維護亞太區域安全與和平的公共財（public goods），最近中國提升向東海、釣魚台軍事威脅，同時片面主張對140萬平方公哩的南海區域的領有權。一連串的中菲、中越的紛爭逐步加深美日同盟必需提升區域和平的軍事抑制力量。對此，日本安倍晉三首相最近以內閣決議通過「容認集體自衛權」的行使。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永久放棄以武力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也就是雖然有日美同盟，即使美軍受到攻擊，日本也不能參戰。這一次的安倍內閣通過「集體自衛權」的閣議，表示只要在這些海域威脅到日本的國家利益，日本便可以跟美軍並肩作戰，共同行使集體防衛，這是日本戰後六十餘年以來，踏出「讓日本早日成為正常國家」的第一步。日美同盟的中心思想是如何維持亞太區域的現狀（status quo），不容許任何國家破壞現狀，包括台灣海峽、南北韓、東海、南海與印度洋等廣大領域。中國崛起已經引起亞太區域日中兩國於東海與釣魚台的紛爭；中菲及中越在南海的紛爭，針對這些紛爭，美國都站在亞太國家的立場。安倍內閣的閣議讓日本可以與美國並肩作戰以維持區域安全。這也是廣義的日本安全。安倍內閣的「集體自衛權」的閣議，廣受歐美紐澳等自由國家的支持。 在這裡應該強調的是美國的戰略佈署與美日同盟的升級並非冷戰時代的圍堵戰略（containment strategy），對中國更不是敵對關係，而是基於2005年美日同盟戰略目標所標榜的勸阻戰略（dissuasion strategy），也就是希望中國在亞太區域扮演大國建設性角色。美日與中國並非敵對關係，而是在正式邦交關係的基礎上展開經貿、外交等互惠的關係。重要的是，勸阻戰略能否發揮效用，必須對中國具備強大的軍事抑止力量為後盾。這兩年美國宣示在亞太區域擴大軍事力量，正如美國國防部長潘尼塔所稱，是基於「軍事力量的再平衡」（Rebalance）。不希望因為中國提升在亞太區域的軍事佈署，而失去對中國制衡力量。 亞太區域和平的中心課題，就是「維持現狀」不得由任何一個國家單方面改變任何領土、領海的現狀。美國重返亞洲的主旨就在於抑制任何改變現狀的軍事企圖，台海的和平當然是亞太區域和平的重要環節。 三、美國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主權的主張 就台灣問題今年四月美國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羅素（Daneil Russel）對外發表聲明，表示美國政府會堅持美國對台灣的六項保證，就是： 1、美國無意就對台軍售設下截止日期。 2、美國不會就對台軍事議題事 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協商。 3、美國不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力下停止對台軍售。 4、美國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 5、美國無意扮演台海兩岸之間的仲裁者，美國不能施壓迫使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談判。 6、美國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主權的主張。 羅素在今年『台灣關係法』35周年的背景下重申『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的承諾是相當重要的，特別是在馬政府逐步傾中的外交方針之下，羅素對美國基本立場的重申顯得格外的重要。馬政府傾中的外交方針已嚴重危害到台灣的主權，並且具有把台灣「香港化」的傾向，羅素在這樣的時機重提六項保證，便是提醒馬政府美國對台灣主權的立場，表示馬政府目前的舉動已與美國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主權的主張產生了矛盾。 羅素除了重申『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之外，羅素也指出台灣是美國「再平衡戰略」的一個關鍵成分，表明美台是成長中的經濟夥伴和持久的安全合作關係。這是美國在2012年提出重返亞洲的「再平衡戰略」以來，對台灣和平安全的最明確支持聲明，再加上六項保障與『台灣關係法』的重申與強調，再再顯示美國對台灣安全的堅固承諾！  四、亞太區域面臨不穩定的時代 2010年本協會主辦的國際研討會上，林蔚教授（Arthur Waldron）表示：「我們的確看到反對中國主張的對抗聯盟正在形成，區域內的軍事平衡開始產生變化，亞洲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已經啟動。」美國重返亞洲，佈置「再平衡政策」啟動亞太區域一個新的局面。我曾經提出一個見解：中國經濟成長過程中逐步現代化，將來能否如同台、韓一樣，從一個黨、政、軍結合的專制國家逐步走上民主化國家；或者將以狹隘的中國民族主義為後盾，逐步傾向軍事冒險主義國家，中國要走那一條路？後者將使亞太區域逐步邁向一個不穩定的時代 (age of uncertainty)。為此，美日同盟與亞洲民主國家的連線也提升足以制衡的軍事力量，構築一道具有阻嚇力量的防波堤，期能抑止任何國家之間有關領土或領海的衝突。這並非與中國敵對，而是希望能促使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在亞洲扮演建設性的角色。美國一再宣示重返亞洲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在這個大環境中，台海的和平是維持亞太區域均勢(balance of power) 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同時，台灣也是亞太區域中擁有民主主義共同價值觀的國家的重要夥伴。 *2014年9月13日，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於9月14日召開世界中央委員會大會，針對正名制憲、加入聯合國，以及台獨聯盟對台灣選舉的立場與策略進行深入討論。 茲就世界中央委員會大會達成之共識發表聲明如下： 一、馬政府執政下的台灣，國家現狀陷入空前混亂，9月13日台灣安保協會舉辦「美國重返亞洲與亞太區域安全」國際研討會，前美國國務院資深外交官譚慎格提出警告，指出馬政府執政的最後一年，甚至更快，一定會尋求與中國簽署和平協議。本盟認為，此舉將出賣台灣主權，本盟對此表達強烈反對，亦將採取一切手段，阻止馬政府傾中賣台之行徑。 二、年底即將舉行九合一地方選舉，總統大選及立法委員改選亦將接踵而至，本盟認為，因為台灣仍處於不正常的國家及政治體制，更應鼓勵透過選舉，聯合在野力量，始能嚴格監督政府之作為。 三、針對2016年的總統大選，本盟主張台灣總統參選人當選後有義務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並運用公民投票確保台灣獨立主權。   2014年9月14日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聲明稿 2014年5月28日 本（五）月二十七日，施明德、蘇起等多位人士發表倡議所謂「大一中五原則」，倡言以此取代「一中原則」，由「兩岸」（中國與台灣）共組所謂「不完整國際法人」，作為過渡方案，聲言雙方應消除敵對，享有參加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權利等等。然而，這樣的主張，無論是學者抑或是長期關注台灣未來的有識之士，從現實與目標的層次來看，多表問題重重，難以落實。 本聯盟長期追求台灣獨立建國之目標，對於台灣所面臨的特殊處境與挑戰有其根本的認識。而我們認為，追求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自主的民主自由國家，乃台灣人長期之願望，也符合住民自決與民主之正當性。從台灣長期的民調趨勢更可以發現，台灣人民如此的呼聲與意願，日趨清晰明顯，在去除混淆視聽的「維持現狀」選項之下，高達71%的台灣民眾，主張台灣獨立。所謂「一中原則」或近日施明德、蘇起先生所倡議之「大一中原則」，皆根本背離台灣人民之意願與普世基本價值之一的住民自決權利，並非國人所能接受。 究其根本，所謂「一中原則」或是任何將台灣與中國關係置於所謂「兩岸關係」之論述，都是囿於中國國共兩黨內戰史觀的產物。其主張根本的邏輯即與台灣人民獨立自主的意願與民主正當權利背反。中國與台灣的敵對與零和關係，也肇因於這類將台灣置於中國支配之政治意識形態。此類意識形態下，否定台灣人的獨立自主權利與地位，也斷絕台灣與國際平等交往、溝通之正當權利。無視台灣作為國際上有序並尊重國際互惠、認同普世價值並與世界各國進行廣泛經貿、文化、乃至政治交流之政治實體。現實之扭曲，實來自於意欲支配台灣的一中原則，從而，不斷然拒斥此類遺禍無窮的中國擴張主義主張，就無由伸張台灣作為主權獨立國家法人格建立的正當權利。 我們誠實與嚴正地主張，唯有正視台灣人建立獨立自主的國家，承認其國際間平等而合乎普世價值之權利，並由此建構國際關係，進行國際間的和平交流與往來，才能真正建構國際與區域間的持續穩固而有建設性的發展。而台灣眾多有識之士所推動的正名、制憲等運動，其目的即在匡正既有承續中國內戰史觀所造成的扭曲與荒謬，建構一個符合獨立、民主與自由的國家。我們也認為，唯有如此以這符合聯合國共同價值所建構的獨立國家法人，參與國際社會，爭取國際認同，成為承擔並肩負國際義務的聯合國一員，才是台灣永續發展的目標與道路。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主席 陳南天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聲明稿 2014年3月13日 聽聞張燦鍙前主席因土地徵收案更三審上訴遭駁回，判刑三年定讞，令人震驚錯愕。此案司法程序中存在重大瑕疵，竟做出有罪判決，令人難以置信。 張前主席為人正直、政績卓越，今遭此不白之冤，吾人對此提出沈痛抗議，並希望各社團予以聲援。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主席 陳南天

2013年12月 「從何處而來，從何處而去，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行動，前進，永遠前進，永遠不要停止：到山谷，到平原，到竣嶺，到仼何能走到的地方當主人。」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 1997年，燦鍙參選台南市長，以「日本的京都，台灣的府城」、「古城再生，都市再造」作為競選主軸，獲得市民的支持，當選第13屆市長。就任之初，我就以「文化首都、親水之都、教育重鎮、科技新城」等四項城市定位，作為我任內的施政主軸。 長期旅居國外的經驗，讓燦鍙非常清楚，一個城市的建設與經營，絕不是短短的四年、八年的任期，就可以畢其功於一役，就可以讓城市脫胎換骨。只有明確、具體、可行的城市定位，才是一個都市未來發展可大可久的根基，也才能在全球化的城市競爭中，脫穎而出。因此，燦鍙選擇了無法短期見效的城市定位，來作為個人四年任內的施政主軸。 在文化理念上，我們打造全國第一個以文化園區為規劃概念的孔廟文化園區，拆除圍牆、開放空間規劃、夜間照明、周末藝文表演，建立導覽解說制度，融入市民的生活，讓古蹟活化。同時也推動民俗節慶的優質化，包括三月迓媽祖、五月扒龍船、七夕做十六歲等，喚起市民的歷史記憶，凝聚市民對城市情感的認同與光榮感，進而成為台南市文化觀光資源。至於台南美食，受到本會（台北市台南市同鄉會）大力的協助，成為行銷台南的一大利器，將府城「傳統小吃」變成「美食文化」，行銷全台灣，甚至進駐五星級飯店，成為國宴上的美食佳餚。 在親水建設上，「整治運河」是歷任市長候選人，必開的競選支票，經歷2、30年，終於在我任內啟動「運河整治工程」，並以府城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國際標，徵選設計監造顧問公司，辦理運河護岸護欄、景觀道路、綠地植栽、夜間照明、望月橋及安億橋的重建工程，並搭配啟用汙水處理廠、打通安平舊港等等工程，讓運河重現水清魚會游，令人耳目一新的景觀。當時的營建署林益厚署長，曾稱讚府城運河為「最好的公共工程」。另外，市府也認養承接「樹屋」，改造台灣第一街（延平街），配合奇美公司捐贈林默娘雕像，興建港濱公園，並結合當地豐富的人文歷史與小吃產業，讓沒落的安平地區再獲新生，帶動了今日安平風景區的繁榮。 台南市孔廟為全國首例以文化園區為概念，整體進行活化利用的古蹟。 台南市運河經整治後的美麗夜景。     張燦鍙擔任市長期間，天下雜誌讚譽台南市是全國「教改春天的城市」。 在教育事務上，九年一貫課程試辦比例全國第一、全國最早實施國小二年級英語教學的城市、推動全國首創的「小泳士」認證，也被天下雜誌稱讚台南市是全國「教改春天的城市」。同時，任內向美國聯邦政府爭取到45萬美元，委託Team Oregon指導規畫設計億載國小，成為全國第一個環保生態學校（Eco School）。這是美國聯邦政府有史以來第一次補助他國地方政府的案件，經過Team Oregon的規畫設計，億載國小是全國唯一獲得綠建築九項標章最高榮譽的學校，成為台灣綠校園的楷模。此外，更與慈濟基金會合作，首創全國第一個獎勵私人興學，由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推動教育的慈濟完全中學，為大台南提供多元化的教育選擇。 在科技發展上，台南科工區用地只售不租的政策造成土地長期閒置，在市府的建議與力爭下，經濟部首開先例，先是同意「先租後售」，繼而推出006688租金優惠專案（第1、2年免租金，第3、4年租金打六折，第5、6年租金打八折），由租轉購時，租金可抵售價，吸引許   台南市政府首創獎勵私人興學，圖為慈濟完全中學簽約儀式。 多廠商承租進駐設廠，最後甚至變成全國的政策。依據當時經濟部長林信義的報告：自2001年至2006年5月，006688專案引進2,825億元的投資，4,536億元的產值，也創造51,136個就業機會。2003年天下雜誌還特別肯定：台南科工區成為最成功的地方工業區，「地方首長的支持，是主要的關鍵」。   城市的經營，不只是硬體建設，觀念的轉變，往往也能帶來巨大的成效，科工區土地租售的轉變，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政府資源有限的情形下，我們也善用民間資源，大力推動BOT、公辦民營或委外經營，包括市立棒球場、市立游泳池、延續市立醫院委外經營等四十多項業務，成效卓著，可以說是推動公辦民營全國第一名的地方政府。此外，也成功說服內政部改變國宅「只售不租」的政策，將大林國宅的空屋租給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做為學生宿舍，帶動了大同路附近地區商業活動的繁榮，更是轉念帶來轉變的最佳範例。 台南是人稱一府、二鹿、三艋舺的開台首府，有歷史感、文化資產最多，古蹟寺廟最多，民俗活動最正統，整個城市就是一個超大型的城市博物館，是一個有特色、特質的魅力城市；然而更需要現代與傳統並蓄，科技與人文並存，才能在保存與發展間，謀得平衡。 府城古都，台南新城。台南縣市在2010年底正式合併升格為直轄市。新的台南市，多了壯麗的土地，多了勤奮的人民。 作為一個前任市長，我有幸比一般人更親近這個城市，也曾為這個城市付出我應有的努力；作為一個現在的市民，我衷心期盼，所有的主政者，都能用突破性的觀念、開創性的作風、用心經營，在新舊之間取得共識。我更期盼所有勤奮的台南子民，不論旅居外地或在故土打拚，「前進，永遠前進，永遠不要停止：到山谷，到平原，到竣嶺，到仼何能走到的地方當主人」，讓過去的光榮變成台南人永遠的驕傲，讓台南成為有文化內涵、具有人性尺寸（Human Scale），適合人們安居樂業的城市，讓它不只成為台南人的台南，而是台灣人的台南。     張燦鍙市長任內積極推動民俗節慶優質化，圖為府城媽祖文化節。                          

敬悼蔡同榮前主席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前主席蔡同榮先生，因出血性腦中風於今日凌晨辭世，享壽79歲。 蔡前主席早年即投身台獨運動，為台灣前途奮鬥打拚，一生始終堅持不懈。 今日驟然隕歿，令我們深感不捨與哀思，謹向蔡前主席與家屬表達最深的敬意與哀悼之意。我們也期許凝聚全力繼續為台灣打拚！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主席　陳南天 2014年1月11日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聲明稿 2013年12月27日 據媒體報導，昨日（12月26日）民主進步黨「對中政策擴大會議」時，柯建銘委員提出「凍結台獨黨綱」提議之「個人意見」，並引述蘇貞昌主席「現階段最重要事件是建設國家，不是回頭搞台獨」說法。聞訊不禁訝然錯愕。與會者也絕大多數持反對此議之意見。對此，雖此僅係柯建銘先生之個人意見，但鑑於此種意見之突兀與徒滋誤解爭議，吾人認為有必要對此表達聯盟之嚴正立場。 我們必須提醒：台灣獨立建國此一台灣多數民眾的願望尚需全民齊心協力進行而非業已完成。作為負責任且意欲取得執政機會的民主政黨，其天職是對支持者的意向提出具體的實踐方法和內容，並強化論述能力，擔起對內引領國人、對外尋求支持的責任，而非推說「社會已有普遍共識」作逃避現實挑戰之藉口。中國意欲吞併台灣，並以軍事、經濟、政治手段逼迫台灣人就範，甚至無理地預設談判前提，才是破壞台海現狀與東亞區域安全的亂源。加上中國國民黨隔海唱和，情勢固然艱鉅，但並非現實之無可撼動與解決。本土政黨應思考規劃提出可行的方略與政策主張，自然能在平時帶領人民前進、在選舉時將民意轉化成具體選票。 因此，所謂「凍結台獨黨綱」之提議或相關舉措，不過是以自失立場、犧牲民意的方法，淪為與中國國民黨競相「換取善意」跪求中國共產黨的施捨垂青。殊不知，此正是中國帝國主義向來熟諳的「和戰兩手」策略故技，正是落入對方統戰手法的陷阱。過去，民主進步黨早期多次扮演引領台灣進步價值的角色，令人感佩，也換來民眾一路攀升的支持。中國國民黨則是連結中國，是外來的離地政黨。台獨黨綱只是確認台灣國家的治理範圍，以及確認民主進步黨做為以台灣為本位的政黨。如今卻邯鄲學步、進退失據，妄想模仿民主失格的中國國民黨，向中國霸權屈膝起連，撫今追昔，這種提議，令人浩嘆此真為走民主的回頭路。 民調一再顯示，台灣絕大多數民眾傾向獨立的意向越發強烈，並仍持續增長。最近一次更有高達71%的民眾表態希望獨立。民主政黨的責任自是對支持者的意向做出回應，提出完備的論述、願景、政策和具體的實踐方法。並透過民主選舉的考驗取得執行施政的機會，而後對外溝通爭取支持。切不可因一時的困厄與壓力就逃避妥協，背棄長久以來的立場。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主席 陳南天

20130615 11:30-14:00 於淡水紅樓餐廳 一、為何這麼多在國外的台灣人，願意冒著自身、在台家人的生命安危，從事台灣獨立運動？ 張： 除了少數的個人，或是家族成員，曾經在島內受到國民黨政府壓迫以外，大多數的海外反對份子，可能都像我一樣。在台灣時，雖然對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感到不滿，不過也只是消極性的不滿，倒沒有真正想過要做些什麼事。出國後，見識到真正的自由民主社會，才會進一步思索，身為台灣人，就應該為台灣作一些事。 我很小就接觸政治。台南市第一任民選市長葉廷珪，不僅是無黨籍，還分別當選第一、三、五任的市長，可以說是台灣地方自治史的奇蹟。我的父親是葉市長的大樁腳，我哥哥開出租車行，所以選舉時，家族動員，甚至連整個車行都暫停營業，車輛全部都拿來選舉使用。在這樣的環境下生長，我比較有機會聽到一般人聽不到的事，耳濡目染，自然對國民黨沒有好感。 高中就讀台南一中，當時一中的校長是蘇惠鏗先生，他不會要求學生加入政黨，不會灌輸政治思想，只是要學生好好讀書。高中畢業後，以第一志願考上台大化工系，最後也以台大化工系第一名畢業。當時的我，對政治沒有興趣，所以人生的規劃一直都是出國留學，當個學者。台大畢業後，很順利申請到美國南部的Rice  University，學校還提供每個月150美元的獎學金，讀了一個學期，我的論文指導教授就建議我直接攻讀博士。當時看來，我以後應該會是個傑出的學者。 當時在美國的台灣人，生活圈不大，台灣的留學生或多或少，都有些認識，所以一些參與台灣獨立運動的朋友，開始寄刊物給我，像陳以德、林榮勳、盧主義及楊東傑等等，他們沒有獎學金，到餐廳打工，賺到的錢卻拿來充當台獨刊物的印刷和郵寄費用，令我非常感動。也因為這些刊物的啟蒙，我後來又讀了一些書籍，尤其當我讀到王育德《苦悶的台灣歷史》，和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的時候，我那時才覺醒過來，知道真實的台灣歷史。 雖然我的人生目標是要當學者，不過，當時的我還是認為，身為台灣人，我應該要盡一份力量，至少要為台灣沉默的大眾發聲，把台灣的真實狀況，講給外國人聽。有了這種想法後，我們一批留學生就舉行不定期的讀書會，不僅吸收新的政治智識，也開始用民主政治的原理原則，拿來檢視台灣的政治現況。 歷史的偉大之處，就在逼迫生活其中的人，作出命運的決定。書生論政一久，總要面臨真正的考驗。 拿到博士學位的前一年，當時休斯頓有一家報紙，派記者訪問台灣，回來後在報上讚美台灣，稱台灣為「Free China」。我覺得這與事實落差太大，當時的台灣，既不自由，也非中國，「Taiwan is neither free nor China.」。我很想反駁他，就找了十位朋友，收集一些資料來，寫一篇文章，投書到該報社。大家都用化名，不過為了便於聯絡，還是留下我的電話。文章送出後不久，報社的人便打電話過來表示願意刊登，不過要用真實的姓名發表，因為美國是個開放的社會，是不得用化名投書的。 當時，大家的護照被控制住，家庭也都在台灣，如果用真名發表，一定會造成個人及家庭極大的困擾；如果不用真名，報社不願刊登，那讀書會的目的，不就真的只是書生論政，倒不如解散好了，從此不再談論政治。我決定要豁出去，最後有五位留學生，一道具名發表。 果不其然，報社刊登後，來自領事館的壓力，就不曾間斷，甚至在我要延長護照期間，台灣的領事館更把我的護照取消，幸好萊斯大學的校長出面保證，我才能留在美國，繼續完成我的博士論文。在美國，國民黨政府終究還忌憚著社會輿論與人民觀感，我無法想像，當時還在國內的家人，要忍受何等的壓力。 所以參加台獨的基本動機，主要是盡一點身為台灣人的責任而已。從隱性的支持者、到熱情的參與者、到籌劃的主其事者，始料未及，我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入了不歸路。   二、七O年代，您在美國推動的台灣獨立運動，對當時的國民黨政權有何影響？ 張： 當時，在美國從事獨立運動，終極目標當然是台灣獨立，具體的策略則是成立台獨組織，團結海外台灣人民、發揮國際影響力，進而改變台灣政治現況。對內，關心台灣人民的人權與政治權利；對外，利用國際舞台，向世界各地宣傳台獨理念。 因此，首先以台灣同鄉會為名義，鼓勵各地成立同鄉會來團結海外台灣人。在美國，組成全美台灣同鄉會，歐洲也有，加拿大也有，最後成為一個全世界性的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後來，又成立了人權會、婦女會等等組織團體，雖然組織多元化，但基本上都以台灣做主體，所以海外台灣人成立了很多團體，各社團都互相協調，發揮了其應有的功能，為台灣發揮了總體戰的功能。至於同鄉會中，台獨意識較明顯的，就進一步鼓勵他們來參加台獨聯盟。 除了台獨聯盟外，在1982年初，也成立FAPA。當時，Kennedy正爭取民主黨總統提名，旅美台灣人為他舉辦一場空前成功的募捐餐會，因此大家認為國會外交會有很大的發揮空間，故建議成立FAPA。FAPA成立後，美國國會外交就由FAPA主導。 有了FAPA主導的國會外交，我個人就把工作重心轉向第三世界，如西藏達賴拉嘛的團體、韓國、菲律賓、PLO的阿拉法特、南非、巴拉圭等國的流亡團體。有人說，台灣人見過外國元首，可能我是最多的人，比官方還多。最初我是在美國華府的一個International Center of Development Policy（ICDP），當一個資深的研究員，不久他們就邀請我當董事，因此我是第一位在該基金會擔任董事的外國人。當時包括韓國金大中、菲律賓Ninoy Aquino等人，在流亡時，也都曾在此基金會擔任資深研究員，大家都是好朋友，可以說第三世界的反對力量，有深厚的國際友誼。我想，這對台灣當局應該也是一種壓力。 後來，我們也開始推動與島內黨外人士的交流。起初大家都偷偷摸摸，暗中進行，像康寧祥第一次來美國，就透過嚴密的保密機制，包括多次轉車、暗號連絡等，在紐約與聯盟秘密會面。後來，島內反對人士來美國，我們也會半公開地安排拜訪美國國會議員，給國民黨一些壓力，國會議員也樂意接觸黨外人士。例如陳菊來美國，我太太安排她成為一個美國人權團體的董事，對她而言，這等於也是一種保護。我們奔走遊說美國國會舉行台灣人權聽證會，第一次正要舉辦聽證會時，剛好張金策和吳銘輝偷渡到日本，身份及停留的問題，無法解決。我們就向國會議員提議，讓這兩個人來為台灣人權作證最為恰當。因此就由國會發邀請函給他們，請他們到美國來作證，最後獲得美國政治庇護，並解決了他們身份及停留的難題。 透過這些交流，不僅讓聯盟人員對島內政治情勢更加了解，同時也讓島內黨外人士增加了解美國對台灣、中國的政策，以及國際情勢的發展，對雙方而言，都是很好的互補。最後海內外就大方公開交流合流，尤其是聯盟要遷台回來時，開了很多次海內外的懇談會，有時在日本，有時在洛杉磯，有時在馬尼拉集會，大家討論台灣情勢，聯盟要遷台會碰到什麽問題，要如何解決，就這樣逐步完成了遷台的準備工作。 除了成立組織，關心台灣人民的政治權利外，我們也常常以讀者投書的方式，為台灣前途發聲，這對國民黨也形成不少的壓力。 美國紐約時報有一個Op.Ed.版面，受邀稿寫專論的人通常是在國際間極具份量的人士。1975年秋天，福特總統將到北京訪問，紐約時報向我邀稿。我就以台灣獨立聯盟主席的身份，寫了一篇「邁向獨立的台灣」（Toward An Independent Taiwan─A Taiwanese View on President Ford’s Trip to China）。可能因為題目過於敏感，編緝將標題改成「台灣的未來」（Taiwan’s Future），於1975年5月14日見報。這篇文章適時傳達出台灣人民的心聲，我籲請美國及國際社會應尊重台灣人民決定台灣前途的權利，我也對台灣當局提出四點建議：1.立即宣佈台灣是一個新政治實體，切斷與中國內戰的糾葛；2.終結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戒嚴令；3.釋放所有政治犯；4.舉行自由的普選，提供一個政權和平轉移的開放環境。見報當日，我心中的暢快，實筆墨難以形容。台灣人曾經獲邀為紐約時報撰稿的只有三個人，另外兩位是彭明敏與謝聰敏。 雖然我們和美國國會交流相當頻繁，也結交不少要好的朋友，但與官方的來往一直無法打通。而我，則是有史以來第一位被邀請到國務院演講的台灣人。1987年10月14日，我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前往國務院演講「台灣：舊的神話與新的現實」（Taiwan：Old Myths and N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