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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良◎世界台灣同鄉會副會長 九月六日的正名運動，有將近三百名的日本人專程來台參加。他們的參加受到不少台灣人的喝采與感謝。然而在當天晚上，卻有數名「愛國同心會」的成員，帶著電視台記者到他們住宿的旅館演出激烈的抗議劇，抗議日本人「干涉台灣內政」。果真日本人干涉了台灣的內政？ 正名運動顯然是台灣建國運動的一環，因為在國際社會中，「中華民國」並不被承認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而以「台灣」為名的國家目前還沒有誕生。事實上，一個領土範圍都無法確定的國家不可能是真正的主權獨立國家。「中華民國」在經過六次修憲之後，雖其治權限定於台澎金馬，但領土仍涵蓋整個中國，國際社會不可能承認一個領土主權與他國重複的國家。在此前提之下，正如李登輝前總統所言，「中華民國」事實上並不存在。台灣雖有成為國家的要件，但是在還沒有「台灣國」及「台灣憲法」存在時，嚴格地說來台灣也還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對台灣而言，戰後處理尚未完成，台灣還在建國的途中，一切有關台灣前途的變更都是國際問題。而與台灣前途有關的當事者是台灣人民與台灣的原宗主國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說沒有任何關係。 原本為日本領土的台灣，在終戰後由於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的第一號命令，將台灣交給蔣介石軍接收管理。貪污腐敗喪盡人心的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政權在1949年被中國共產黨軍遂出中國後逃到台灣，其佔領狀態也一直持續至今。事實上，戰後處理法理根據的舊金山和約中，只提到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主權，但完全沒有提及台灣主權歸屬。這也就是台灣主權未定論的法理根據。然而根據聯合國憲章及國際人權規約中的人民自決的原則來看，無疑地只有台灣人民有權利決定台灣的將來。只是戰後蔣介石獨裁政權的恐怖統治之下，能逃離其迫害就算是萬幸了，當時的台灣人事實上不可能被允許行使人民自決權，敢做此要求的台灣人也都被冠上叛亂罪處刑或投獄。1988年，因蔣經國過世而由副總統昇為總統的李登輝積極推動修憲，試圖將「中華民國」台灣化，但卻還是無法結束「中華民國」對台灣的佔領狀態。換句話說，只要台灣人還沒有行使人民自決權，戰後處理就尚未完成，台灣的法理地位就無法確定，也無法成為在國際上被認知的主權獨立國家。 台灣無疑地是實質的獨立國家，但「中華民國」的亡靈讓台灣被中國糾纏不斷。「中華民國」意味著「法理上的中國」，堅持「中華民國」體制等於向國際社會說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也正提供了中國併吞台灣的藉口。中國對此當然了然於胸，因此中國國力愈強台灣要廢除「中華民國」體制也就愈困難。面對此，台灣人只有及早透過公投行使人民自決權，以確立台灣的法理地位。 一個新誕生的獨立國家不能沒有他國的理解與支持。200年前美國的獨立如此，最近東帝汶的獨立也是如此，他國的支持與介入是其獨立成功的重要因素。因為一個新國家的誕生會牽連地政學上的均衡，絕對不是只有當事國的問題而已。而目前至少有五個主要力量可能影響台灣的將來，這五個力量是，台灣人民、中華民國、美國、日本及中國。其中，中華民國實質佔領台灣，中國赤裸裸地展露對台灣的領土野心，美國則依其國內法「台灣關係法」實質保障台海安全。這三者都可以說與台灣的命運有極深的關係，然而在法理上而言，有資格對台灣的前途發言的卻應該只有台灣人民與日本。台灣人民的擁有對台灣前途的發言權無庸置言，而日本是最後擁有台灣主權的國家，雖在舊金山和約中日本放棄了對台灣的主權，然而日本卻仍有協助台灣人民行使其自決權的道義責任。身為原宗主國，日本應該有責任協助台灣人民排除任何阻撓行使自決權的外來勢力，包括「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然而很遺憾的是，日本在戰後完全無視台灣人民的苦難，默認蔣介石獨裁政權對台灣的恐怖統治。1972年與中國建交之後，對中國則採取「土下座外交」姿勢，百依百順。不管是蔣介石政權也好，中國共產黨政權也好，都是威脅台灣人生存的仇敵。戰後的日本政府不僅沒有盡到身為原宗主國的道義責任，為台灣人民爭取自決的權利，反而站在壓迫台灣人民的強權一邊，這才是最讓台灣人民感到遺憾的。台北李登輝之友會會長蔡焜燦先生就曾向筆者提起，經驗過日本時代的台灣人，對日本最感到遺憾的不是戰前的統治，而是戰後日本政府對台灣人民的態度。日本對台灣前途保持冷淡旁觀的態度事實上也顯示日本戰後喪失自信及氣概的一面。 日本政府對中國討好的姿勢，可從其強制將在日台灣人的國籍登錄為「中國」看出，日本政府欺善怕惡的姿勢，醜陋至極。當初在日台灣同鄉會為了抗議日本政府將在日台灣人的國籍強制登錄為「中國」，而在2001年6月發起「正名運動」，要求日本政府改正此侮辱台灣人的國籍記載，這就是「正名運動」的起源。有幸日本社會的武士道精神尚未完全消失，有相當多具正義感的日本人挺身出來與在日台灣人共同奮鬥，為台灣人爭取尊嚴。其中自始至終與在日台灣同鄉會攜手奮鬥，同時也到台灣來參加九月六日的正名運動的，就是以研究台灣政經，歷史的新銳研究者組成的團體「台灣研究論壇」。其中心人物柚原正敬與永山英樹，對台灣人追求獨立建國的目標不僅贊同，本身也積極投入。他們同時也是組織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最重要的人物，在其努力之下，日本李友會已成為日本最有影響力的親台灣團體。 台灣的建國運動，不管是從歷史的經緯也好，從安全保障的見地也好，都需要日本的支持。台灣人要行使自決權，要擁有自己的國家，是台灣人的基本人權。而人權問題沒有國境更沒有所謂的「干涉內政」。戰後的台灣成為國際孤兒，最大的原因就是台灣在法理上仍然沒有獨立，台灣仍受中華民國亡靈所糾纏。「愛國同心會」的成員抗議日本人干涉內政，其實干涉台灣內政最多的是中國（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國不管在法理上也好，在歷史上也好，都是最沒有資格干涉台灣的國家。台灣問題是國際問題，有關台灣的前途，台灣人必須自己決定，但台灣的法理獨立卻也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持與協力。日本人支持台灣的建國運動，也正是日本盡其歷史使命及道義責任的表現。

許世楷◎台灣文化學院院長 陳水扁總統提出320防衛性公投以來，引起國內外贊成、反對軒然大波，現在阿扁總統重新定調為「和平公投」，主旨仍不外乎呼籲中國不要以武力威脅台灣。不論防衛性公投、或和平公投，都是有其人權理論根據。第一點，『世界人權宣言』序文提到言論、宗教、免於恐懼、免於匱乏的四大自由。中國飛彈指向我們，威脅我們要合併。由於恐懼，一部份台灣人不敢投票給陳水扁總統，因為巷間有阿扁當選會有戰爭的蜚言；一部份台灣人不贊成中國合併，但是不敢表明台灣獨立，而說維持現狀。防衛性、或和平公投就是希望中國能夠停止武力威脅，除去我們的恐懼，讓我們平平安安生活下去。第二點，一個民族、或國家，有其不被外力消滅，生存下去的權利，這是集體的人權，就是和平權。台灣人、或台灣國也有其權利，這也就是防衛性、或和平公投的另一個人權理論根據。 至於一般公民投票的人權理論根據，第一點，是國民主權的民主主義原理，就是國民是頭家，自然對國家大事有最高、最後的決定權。第二點，『世界人權宣言』第21條：人人有直接參與治理本國的權利，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權力的基礎等規定。第三點，『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每個公民有直接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等規定。都是在講，與間接民主制的議會政治並行，國民另有直接民主制公民投票的權利。 關於公投的內容，應該提到撤除中國瞄準台灣的496枚飛彈，其實歐盟議會在去年九月就做過決議，呼籲中國撤除飛彈，所以我國的公投決議不是頭一次決議。對拿槍脅迫的強盜，說「拿開槍枝」，算是最起碼的要求，是要避開現狀變更受害的要求，不然要等到被打死才可以要求嗎？中國的飛彈每年增加50枚，加緊壓迫，若是不算變更現狀，那要加到幾枚才算變更現狀？ 和平公投的內容必須採取：第一、可預見能愈大多數通過的議題，這樣公投結果才會受到尊重，也可以凝聚國民共識。第二、美國不會反對的議題，美國是現今國際政治唯一超強國家，所以1996年中國向我發射飛彈時，美國派遣兩航空母艦戰鬥群來援，中國即刻停止射擊。而且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一向據此表明維持台灣海峽和平，支援台灣對抗中國武力侵略。我們應該誠懇地向美國、以及其他民主主義各國，說明我們追求和平的意圖，訴之以人權、自由、民主等共有的普世價值，這也是我們更有利於中國立場的所在。

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李登輝是台灣人的民族象徵代表人物，因為他有個人魅力，加上曾任總統的公信力，成就他超級政治明星的地位。他的儀表很貴族，使用的語言很平民，人生經歷變化極大，曾在國民黨內受過壓迫，後來又能站上高峰；他還帶給人民清楚的方向感，自然成為台獨的偶像。 台獨元帥──李登輝 通常只有受壓迫民族才需要偶像，民主時代不需要，但李登輝成為台獨精神偶像是有理由的，或許是過去台獨運動沒出過明星級的人，所以李登輝的偶像明星氣質，很容易吸引群眾注意力，自然成為「台獨教父」和「台獨元帥」。雖然很多人不鼓勵英雄崇拜，但也不反對提供舞台給偶像發揮，推動台獨。像同樣一句「我是台灣人」，我喊了四十年，沒多少人聽進去，但李登輝登高一呼，效果就是不一樣。 李登輝有強烈的本土意識，「兩國論」是他推動台灣本土化的最高峰，但未獲得政府部門高度認同，而使整個本土化運動腳步有些退後。李登輝交出黨主席位子前，身邊朋友勸他，認為他不該這麼早交棒給連戰，因為「中國國民黨」還沒變成「台灣國民黨」，但在包圍、逼宮事件之後，他對國民黨很失望，覺得離開後「諸法皆空，自由自在」，反而能做更多事。 長久以來，李登輝對台灣的存在和未來發展很不安，常想這些問題想到睡不著覺。有人批評他當中華民國總統這麼多年，怎麼說得出「中華民國不存在」這種話，但也正因為他做過十二年中華民國總統，所以知道中華民國走不出台灣，比誰都了解在國際上中華民國其實並不存在的道理。 李登輝不當總統後，政治影響力雖有削減，但台獨影響力卻日益上升，他拋出的議題常變成台灣的主流民意，引起民眾注意、政治人物跟進，在可預見的未來幾年，李登輝仍將是台灣重要的政治領導人，像五一一正名運動，李登輝就展現了卸任總統的影響力。嚴家淦也是卸任總統，但他卸任後在政壇幾乎沒有地位；李登輝則在任內低調做了十二年改革，但卸任時改革尚末完全成功，他反省自己過去沒做好的部分，卸任後更加全心全意投入。 也有人覺得李遠哲是另一種「台灣人的象徵」，他國際學術地位崇高，有諾貝爾化學獎光環罩頂，是很多台灣人的驕傲。但李遠哲還不到全民偶像的程度，偶像具有大眾性、普遍性，但李遠哲是學術的，嚴格來說只是知識份子的偶像。 阿扁是「極其平常的台灣人」 不過，近幾年大家「用」李遠哲「用」得太兇，什麼事都找他軋一角，教改、兩岸、九二一重建、SARS、選舉……，樣樣都在消耗李遠哲的能量，現在他就像雜菜麵一樣，很可憐。一般而言，學問上的偶像應該是「怪人」，因為天才通常很難相處，但李遠哲就是因為太入世、好相處、不夠怪，所以大家動不動就把他抬出來用。 陳水扁雖然以「台灣之子」延續李登輝的政治路線，歷次選舉也透過「偶像商品化」吸引不少扁迷追隨，但他是極其平常的台灣人，缺乏英雄崇拜要素，算不上是台灣人的民族象徵。 呂秀蓮則因立場鮮明、言辭很獨，被認為具台獨象徵意義。但其他人如果站在相同的位子上，可能做的比她更好，只是阿扁執政，考量各方反應，不能說獨也不敢做得太過，而呂秀蓮相對於阿扁，則因為她講得多，台獨舞台就變她的，看似具備獨派象徵意義，但這還不是台灣人的民族象徵。 連戰「難說是台灣人的代表」 連戰是天生的好命子，一生平順，不必為了生存到處拉關係、搞鬥爭。二千年總統大選，連戰沒有個人魅力，國民黨執政半世紀累積不少資源，當時也還有龐大的黨產，加上興票案爆發，李登輝賣老命輔選，但他只拿290萬票，其實差不多就是李登輝與國民黨的組織票，實在很難說他是「台灣人」的代表。 李登輝也有部分客家人血統，他所顯現的是道地的「台灣人民族象徵」，而且在李登輝之後，不需要、也找不到像這樣的「正港台灣人」了。 現在台灣多少政治人物都有女人、金錢……等糾紛，這些見不得光的坑坑洞洞，一個個被挖出來後，他們就無法成為偶像了，因為英雄崇拜要素中，偶像除了要有個人魅力，還需要一點神秘性，要有不為人知的一面。李登輝因緣際會，集所有適當條件於一身，而成為有民族正字標記的「台灣人」。 ＊本文由《財訊》記者林瑩秋整理。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 2004年這一年，可以說是台美日3國與中國個別的關係富有變化之年。 美國由於處理伊拉克與阿富汗的事務，又面臨伊朗與北韓的核彈開發問題，忙的要死，四處尋求友邦，明知中國是一隻「賊船」，也不得不拉攏。中國趁機挑撥日本的神經，干涉日本的宗教儀式靖國神社的參拜問題。釣魚台附近海底資源開發，不顧日本的憂慮，更加積極。又派遣核子潛水艇調查美國關島海域，順便侵犯日本領海。中國看美國有求於中國，就對美國的友邦日本採取強硬的態度。對台灣，中國更加厲害了。中國用新的步數，來打擊台灣。中國知道直接向台灣施壓，台灣人會反彈。所以改變策略，用美國來打擊台灣。這個策略看起來有相當的效果，總統選舉前，陳水扁總統提出公投，美國就加以施壓，立委選舉中，陳水扁民進黨主席提出「制憲、正名」，美國就立即加以反對，連台灣要將企業正名，也要反對。 美國的這種態度可以說不友善，台灣躊躇而不決定軍購，對美國而言，表示台灣沒有自衛的決心。只求美國協防台灣，只求美國士兵拼命保衛台灣，台灣卻變成旁觀者，這是美國最大的不滿。美國副國務卿甚至揚言美國沒有派遣軍隊協防台灣的義務。 各位！台灣應該更加展現自己保衛台灣的決心。我們必須知道，須有自衛的決心才有獨立國家的資格。 儘管中國文攻武嚇台灣，又儘管美國在有求於中國之際，對台灣發出不利於台灣聲音，台灣應有屹立不動，追求獨立的決心。究竟「自助」才是基本，「自衛」是台灣國民應有的氣魄。 台灣是一個充分自由的國家，台灣非常自由的這個事實已被世界評價，自由度分為七級的評價，台灣由去年的第二級晉昇為第一級，而那個泱泱大國中國是第六級。一向對台灣似乎包裝的非常冷漠的日本，開始熱情起來了。李前總統的訪日，儘管中國激烈反對，日本乾脆不理。李前總統伉儷於12月27日~正月2日已經完成他們的訪日，那時日本人狂熱的歡迎情形，大家都看到了罷。

台灣並無真正直接規定何種語言為「國家語言」(national language)、或是「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不過，戰後以來，由於國民黨政府所推行的「國語運動」，就是實際上 (de facto) 以「北京官話」(Mandarin) 為「國語」。事實上，「國語政策」始於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因此，百年年，本土語言被貶抑為方言，子弟被迫使用統治者的語言接受教育，造成母語嚴重流失，因此，語言平等一直是母語運動者所追求的目標。

台獨這條路，雖然猶未行透，但是我看到路尾是台灣共和國這個國家與世界其他一百九十多個國家存在這個地球上。從台獨建國聯盟一個盟員兮角度來看，雖然台獨這條路會使講是真孤單兮長路；在這條路我看到未少意志堅強、腳步穩定兮同志。在這條路我亦看到一寡非常互人感動兮事蹟；這些意志堅強兮同志伊所表現兮毅力與勇氣，常常鼓勵我繼續行完台獨這條路。這條路兮盡頭就是台灣共和國。

楊宗昌 口述 李錦容 編寫 美國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主張言論自由和尊重基本人權。憲法保障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理想，且為自己的理想做出最大的努力來促其實現。但是想不到早期的台灣留學生，在美國為著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促成台灣的民主改革、幫助台灣成立為一個自由的國家，反而遭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的監聽、跟蹤和調查，造成在日常生活上許多壓力和困擾。那時期有很多兄弟姊妹們，先後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的調查和訪談。許多人都不便講出其經過和他們的故事，在此以楊宗昌記述於1970～1984，14年間前後總共24次受到聯邦調查局情治單位人員調查和接觸的個人經驗。 美國聯邦調查局介入台獨聯盟在美國的活動 1960～1970年代，美國政治單位和台灣的國民黨有一個合作計劃。這計劃就是由美國聯邦調查局供給國民黨在美國有台獨主張者的名單，由國民黨供給可能有傾向共產主義的中國人名單給聯邦調查局。 1970年，台獨聯盟由美國本部、日本本部、加拿大本部、歐洲本部和台灣本部五個本部合併成為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那時的主張與工作是群眾路線、總體戰和建國綱領。1970年，不但是世界性台獨聯盟的產生；同時當年三月彭明敏教授由日本台獨聯盟本部協助脫離台灣；四月二十四日鄭自才和黃文雄兩位同志勇敢刺殺蔣經國。因此美國聯邦調查局就對美國的台獨聯盟活動盟員相當有興趣。 報告資料的根據 這份美國聯邦調查局報告來源是根據兩方面的資料。其一是：根據美國國會於1966年通過一條“新聞自由法案”（The Freedom for Information Act）和1974年國會又通過一條“隱私權法案” （The Privacy Act）。頭一條是聯邦政府收集人民各方面的資料，同時人民也有權利知道政府所收集的資料；第二條是1974年，增加收集在美國有永久居留權的外國人的記錄。但是我在與聯邦調查局所接觸的前十年期間，並不知道聯邦政府尤其是聯邦調查局在做我的記錄。因此我直到1980年才拿到我的資料。 第二根據是：台獨聯盟是一個秘密組織，但是所有的工作都是公開的活動。在這組織訓練下，我個人養成一項能夠和聯邦調查局人員講很久的時間，且當他們離開後可坐下來把所有的談話做出完整詳細筆錄的能力。在此所採用資料有很多是我個人的筆錄。 那時代在美國有許多留學生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同志們不但是他們的家屬在台灣受到國民黨的干擾；自己在美國受到國民黨情治單位的種種不方便；另一方面又受到聯邦調查局做出許多干擾。 聯邦調查局的首次接觸 1970年七月，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首次來訪。那年的四月，黃文雄與鄭自才兩位同志為了要停止蔣經國特務頭子繼續屠殺台灣人，才勇敢採取剌殺蔣經國的行動。案發的三個月之後，因為黃文雄與鄭自才是由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保釋在外，所以聯邦調查局在支加哥的兩位資深工作人員James Foxe和John Mills來到我在郊外Brooksfield的住處。當時我剛好出去不在家，內人的妹妹阿基剛好在我家造訪，所以她開了門和那兩位工作人員談話。据他們的解釋並無什麼大代誌，因為楊宗昌先生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工作，他們只是要來了解他所從事的事務，問阿基是否知道黃文雄與鄭自才先生是否可能計劃要來支加哥看宗昌。阿基一無所知無法回答，所以他們就離開。 一個月後，1970年8月我們已經搬到Arlington Heights。有一日我下班回家時看到屋外停著一部車子，車內坐著兩個人，我心內猜想這可能是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果然不錯，不久就聽到有人按電鈴，開門後他們就拿出聯邦調查局的工作証給我看並要求進來坐。那時我無心理準備當然歡迎請他們進來做訪談。他們說蔡同榮教授是一位學者，在東岸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他們提醒我黃文雄與鄭自才雖然保釋在外但他們的行動是有受限制的，問我因為台獨聯盟的律師在支加哥，黃、鄭倆人是否會借著來找律師的機會向這裡的台灣人演講。我當然回答我完全不知道，且再進一步表示我也很想和他們見面，要求聯邦調查局若知道他們來的話煩請通知我一下。他們又繼續問我在支加哥地區台灣人活動的人名和這地區辦什麼活動。談了很久我完全沒把任何人的名字或活動資料給他們。那兩位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非常失望且說：「以後若有一天在支加哥地區出現一個黃文雄與鄭自才，他們的上司說他都不知道，這樣不會很困擾嗎？」我回答：「若我不知道的事怎能幫你們的忙。」他們也無法再說什麼，只好離開。 1970年代的台獨聯盟盟員沒有受到充分的訓練，我因為不知道自己應有的權利和義務，所以沒有拒絕聯邦調查局人員進來我家。這是第一次的接觸。 台獨聯盟處理聯邦調查局的調查 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和我第一次接觸後的數年中，表面上好像已經不再和我接觸，但是實際上根據以後我所申請得到的資料，他們仍然繼續在暗中調查。1973年，我由台獨聯盟美國本部盟員大會選任為第一副主席，負責組織訓練部。我們感覺到有很多同志不了解如何應付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所以組訓部就編製訓練的教材，讓大家充分了解這裡的人民基本權利。因此我們與聯邦調查局接觸時才能依我們的權利有效地做出適當的應對。 1975年，我第二次當選美國本部的第一副主席。繼續負責組織訓練，所以在1975年，根據聯邦調查局內部資料，他們也已經查出我的一些資料，如在我居處所設立的組織信箱也包括在他們的調查記錄裡面。在我個人資料檔案中，包括是不是有暴力的傾向、個人資料、和在獨盟的領導階層。在這資料中並無寫出我確實是在負責些什麼任務。當然我的生日、身高、体重、頭髮及眼睛的顏色，住址、汽車等細節都例在記錄中。 從1970年後，聯邦調查局直至1975年才再度來和我接觸。那時來找我的是一位會講台灣話的John Sullian，另一位是會講北京語曾在台灣住過的Gary Andersen。這兩位的主要任務是在和我做第二階段的接觸。在這第二階段接觸中間，一年之內共來找我五次，主因是1975年7月23日蔣介石死亡後，美國感到有迫切了解台獨聯盟的需要，所以更加緊接觸。 國民黨從政治交換中所期待的利益 1975年將介石死後，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很積極的在台灣人中間到處找人。他們想知道我們在募款是不是要買軍伙，獨盟工作者所賺的錢是否都用在台獨運動上，台灣獨立之後在美國的台灣人是不是就是要回去台灣領導新的政權；若是蔣經國再來訪美國時台灣人是不是會再度謀殺他；或是若中華人民共和國邀請台獨聯盟的人去訪問時是不是會去。像這樣所有的種種問題，就無形中帶給大家產生一種大事臨頭的感覺，所以在1976年後他們曾經再度來找我很多次。 根據聯邦調查局檔案的資料，於1976年6月3日，蔣政權在美國的大使館接到一個沒有爆炸的炸彈郵包。五日後，聯邦調查局的書信中，有人報告住在支加哥的楊宗昌可能是此事件的嫌疑犯，所以就開始積極追查那炸彈郵包的來源，查詢到底從那裏寄的，誰做的？這就是1976年代蔣政權的駐外機構大使館、領事館，在台灣國內用其特務，在美國借用聯邦調查局的力量來再進一步的壓迫台獨聯盟運動者的手段。但是，對這炸彈郵包案件調查結果的記錄中都顯示與楊宗昌無關。他們承認在調查過程中，甚至於還提起這個被嫌疑的人可能是持槍戒很危險的人物。但是經過數月的追查、跟蹤、查案，他們的結論是那個情報不正確，當然這些調查都是在我自己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進行的。雖然蔣政權的國民黨在台灣用特務，在美國利用聯邦調查局企圖做進一步迫害這些台灣獨立運動者。但是，台灣獨立運動者都能夠運用自己的技巧和智慧去應付、對付國民黨和聯邦調查局。這就是聯邦調查局的人已經了解我在組織所扮演的角色之後和我的接觸。 聯邦調查局收集的資料與案件的連帶關係 聯邦調查局對個人收集資料時，因為他們都是在暗中進行，當然那位被調查的個人大多是完全不知情。為什麼聯邦調查局頭一次會找到我呢？這原因自然就會干涉到蔡同榮主席。蔡同榮於1969年7月當選美國本部主席，半年後於1970年1月，世界性的台獨聯盟成立時，蔡同榮擔任第一任主席，就在那一年，勇敢的黃文雄、鄭自才刺殺蔣經國。所以於1970年6月，當蔡同榮主席從紐約市他所住的家裡打電話到我支加哥的家裡時就被聯邦調查局接聽，從我所得的資料，顯示他們接觸我就是從那一通電話所導致而來的。在1976年10月，有王幸男郵包爆炸案發生，所以次年，1977年2月之後，聯邦調查局又開始忙著找尋人包括我在內。從聯邦調查局對我的檔案資料指出，他們感覺到調查局需要使用一個亞洲人的調查員，所以除了Andersen以外於1977年，他們又增加一位Jim Won。同年八月，我又第三次被美國本部選出為第一副主席，繼續承擔組織訓練的任務。聯邦調查局一直對我問詢有關謝東閔爆炸案的事情，無論他們怎樣問我還是不能給他們任何的回答，他們問不出什麼東西來所以在失望情況下才放棄和我接觸。此後至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兩年半中，聯邦調查局並沒有和我繼續來往，我好像是平安無事。 接觸過程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從1977年他們放棄和我接觸後，我就沒再受到聯邦調查局人員的干擾，這並不表示我真的可以開始過著平安無事的日子。1979年正月，美國和中國建交，於那年的12月10日，國民黨設計高雄事件陷害台灣菁英，五日後美國很快就於12月15日，由台灣人主張台灣獨立的團體成立台灣建國聯合陣線。這組織包括台灣獨立聯盟、獨立台灣會、台灣臨時政府、台灣協志會、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美麗島週報社、台灣民主運動歐洲同盟、潮流、台美公民協會與台灣人民自決運動等等台獨團體。他們的主張就是對國民黨政權立刻採取全面持續性不容情的攻擊，直到這個罪惡的政權澈底地從這整個地球上消失為止，這是一個很大的決心。 所以接下去在1980年後，在美國國民黨的辦公廳或是有關機構，尤其是中華航空公司，開始先後收到很多的武力爆炸威脅。親像王昇的兒子王步天在洛杉磯差點被炸死；高雄事件幫忙國民黨，王玉雲的小舅子李江林在洛杉磯被炸死。 種種代誌的發生帶至聯邦調查局於1980年2日又開始再次很忙碌，他們又開始和我接觸做出種種的訪問及拜訪。於5月23日，當時我是在支加哥一家工程顧問設計公司擔任經理，那天下午我的秘書用辦公廳的室內線電話告訴我有兩位男士要找我。我心內有數，因為之前聯邦調查局曾經找到我家，我就是不願意接見，現在有可能就是那兩位來了。所以我就對秘書講妳問他們是什麼人，叫什麼名字讓我知道。秘書很快就打電話回報，那兩位是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我就請秘書告訴他們：「沒事先約好時間楊經理不會客，請留下名片，回去辦公室後請給楊先生打電話約時間，他就會和你們見面。」 這兩位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就開始採取威脅的態度。問我們公司另一位經理：「你們有沒做聯邦政府的的工作？」這位經理回答：「當然了，我們是在做公路橋樑，這都是聯邦政府的工作。」他們就講：「我要見你們的楊經理為什麼他不接見。」那位經理就打電話問我為什麼不接見。我告訴他：「我們的工作非常忙碌，我不願意用上班時間和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談論與我們公司不相干的事。請轉告他們回去後打電話約時間，我會用下班的時間和他們談，只要首先約好絕無問題。」 他們離開後，我馬上打電話到支加哥聯邦調查局總部找他們的上司Mr. Superville。我問他：「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要去拜訪人時，是不是要事先約好才去？」他回答：「是呀！我們都是這樣的。」我立刻告訴他：「剛剛有您的兩位部下，其中一位是David Webber來要求見面，我工作非常忙，請告訴他沒有事先約好就來是很不禮貌的，叫他不應該這樣做。」然後就掛斷電話。 第二天，David Webber就打電話來：「楊先生，你怎麼那麼兇，害我被我的上司大罵一頓。」我告訴他：「對呀！是你自己的錯沒事先約好，又不是我不見你，若你先約好在下班時間我們就可以好好談，你沒這樣做是咎由自取。」聯邦調查局的人假裝不知道人民的權利，因為有很多人可能對聯邦調查局的人存有害怕心理，尤其是針對台灣在獨裁体制下來的人民。但是當時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大多數的人都已經接受到相當的訓練，了解人民的基本權利，所以對聯邦調查局的無理要求可以簡單應付。 處理聯邦調查局的干擾 1979年，美國台獨聯盟的代表大會第四次選我做第一副主席。從這一任開始我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此後四年中全力為美國本部到各地募款，因為當時聯盟的開銷相當大，得到很多募款經驗。 1980年5月底，David Webber正式打電話約見。我就給他我的律師的電話請他和律師連絡安排，約定6月3日下午一點在郊外律師事務所會見。那天，我十分鐘前到達我的律師事務所，等那兩位聯邦調查局人員的訪問。一點鐘整還不見人，律師打電話告知他們楊先生已在事務所等待不知你們人在那裏。David Webber回答律師說，約見地點定在郊外，聯邦調查局支加哥總部的上司不批準公家車子開出城，因為沒有車子所以不能來。我就請律師轉話：「今天楊先生誠心誠意準時來此等你們會見，你們既然失約不能來，以後免想要再和楊先生連絡，這是給你們最後一次的機會，是你們自己不守約，不應該每次都任意來打擾楊先生。」聯邦調查局人員答應律師，以後不會再打擾他的顧客楊先生。因為他們自己處理不適當，所以這時聯邦調查局要訪問我才會碰到困難，就此結束聯邦調查局支加哥總部的訪問。 對個人專業的影響 聯邦調查局十四年來調查中對我在專業上，以及美國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長年來的政治活動是否有什麼影響，我願意以個人的經驗在此做一個說明。 […]

《台灣公論報》自創刊以來有幸為海外台灣同鄉所支持，並一直以”For Overseas Taiwanese Communities”為使命營運至今。廿二年來，《台灣公論報》的每一頁記載著海外台灣人從事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斑斑血淚。期待海內外台灣人以《台灣公論報》「獨立做伙來，建國咱這代」的精神為座右銘，使獨立建國之日早日到來，屆時與《台灣公論報》一起歡喜收割。

謝世忠◎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去年年底前衛出版社出版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兼任教授盧建榮先生所著《從根爛起──揭穿學閥‧舊體制操弄教改的陰謀》一書，引起了輿論界和不少學生家長的注意。盧教授和筆者同於1980年代下半葉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唸歷史，筆者則專研人類學。建榮兄個性兼有敦厚與俠情，他給人機會，提醒建置反省的文化，但一旦發覺病疾太深，必不留濫情地直搗罪惡的心臟。多年來從建榮兄身上學習甚多，今天會有此一震動學術教育界的大作出版，基於對他的瞭解，筆者一點也不會驚訝。 大俠再度出擊，此番的四大焦點為：一、中學歷史科教科書大學教授作者的「懶惰的混」，二、教本寫書人竟又兼考試出題指揮者的「無理的混」，三、審稿人對盧氏自己撰寫之版本審議內容的「濫權的混」，以及四、眾博士同僚全然不知那用以溝通今古觀念，以及連線科際語言之「理論史學」、「敘述史學」、「新文化史」的「封閉的混」。一名大學教師或學院專業研究者難道不知應負責（不能偷懶隨便寫寫交差）、講理（不能不知寫了書本就不得出試題的避嫌道理）、公正（不能因身居審查位置，就任意宰殺受審者的心血）、及勤奮（不能不努力求知始終蓬勃發展的世界性學術）的道理嗎？上述的懶惰、無理、濫權及封閉等「四大混」，建榮兄在該書的副標題以「操弄」和「陰謀」兩個術語形容之。惟依筆者之見，若真是操弄與陰謀，那麼操弄者和施謀者必是知悉一切（例如充分瞭解「新文化史」的精髓），卻因心機使然，故意不支持正途。然從書中內容觀之，「四大混」似是一種根連的原生屬性。換句話說，這些不合格的教授多為習以成性之不唸書，不求新知，不知反省的一無所知者。他們根本不具已然佔據知識，再系統地施展操弄和謀陰技術的能力。簡單地說，這批被書局重聘為中學生寫書的作者，以及被教育部禮聘為教本審查委員的專家學者，身體內就流著「不行」的血液。 建榮兄指出台灣史學界有A、B兩軍。A軍能寫，因此被各方邀請著書立說，他們是「寫手」，B軍則多是寫不出東西的二流學者，但後者卻常是前者完作的審查人。為掩蓋自己的「不行」，B軍對A軍極盡挑剔刁難之事自不在話下。不過，對於A、B各自可成為軍團之說，筆者有不同看法。依建榮兄所述，今日台灣顯然充滿了許多具有「懶惰的混」原生特質的教本作者。他們是寫作者，按理應是A軍，然而，實際上這些人根本不行，是標準的假A軍。假A軍充斥的結果，就是真A軍的勢寡人稀。因此，假A軍是成群結隊的，他們的確是大軍團，而真A軍則極可能不成團體。我們看到的真A軍，或就只是月空下的一把孤劍。 假A軍加上B軍既是大宗，就表示絕大多數同屬寫史、編史、審史行業的人，長久以來均齊力遵循著一特定的價值觀念，那就是「混」！大家一起混出生活。很不幸地，這種默契十足的集體行為正是文化。換句話說，建榮俠影來去總一人，而他所遭逢者，卻是那不具責、理、正、勤諸精神的「四大混」幫龐然巨物。 自數百年前始，「華夏──中國」文化的千年深根陸續被轉嫁至台灣。從社會學式的角度視之，「華夏──中國」成員最主要的共同行動傳統就是逃難。這當然要歸結至戰亂饑荒大禍不斷，所衍生出來的中國人經驗。在東亞大陸上逃了兩千多年，無處可走之餘，島嶼羅列的海洋東南亞區，五百年來也成了另類的落難選擇地。台灣近如咫尺，來的人自然成批成群，其中還包括了1662和1949年兩次政府帶領的難軍難民。 到了台灣，不安定的心靈並未得到紓解撫恤。恐慌症和焦慮症不斷上身於島上不同個人或團體，大家就在驚懼四望的情景下，「混」到今日。混的文化至少有如下幾項特質：一心圖謀目的而全然不顧過程、家庭利益中心的不斷固化、對公義膽怯卻對不公不義縱容、模糊性的語言和行動特多、以及生活缺乏創意等。對台灣人而言，家是最小也是最大的暫時性安全場域。每天急急忙忙只求到家，中途公車擠沙丁魚、計程車司機超速蛇行、以及家戶商店的路障四見等，多數人均不以為意，他們的腦細胞培養不出質疑或抗議意識。個人拚命賺錢就為了家──自己和命根所依的妻兒（恐怕不包括父母），畢竟他們才是今世可信（即對骨肉與己當然利害連身的想像）與身後可靠（即保證可被長久祭祀供拜）的逃難夥伴。 在安全永不確定的情況下，無人堅持對政治領袖的高道德要求。貪者污者只要被認定可為大家找回安全，那麼他不只身旁總會圍繞著一群為求權位的簇擁者，更可在短時間內讓一般人忘卻污貪之事。為求得家庭的偏安，卻縱容污點領導人的吞錢有理，公義至此早已不知為何物了。因為怕事，怕安全被威脅的到來，人們往往採取灰色策略，將一切問題模糊化，不敢勇於面對。大人小孩只求安於現狀，前一刻講出一句較明確的話語，後一刻略受他人問疑，即開始否定原初的明確性，從而全力灰化之。這樣的一群人實難以指望其在生活上會有所創意。畢竟對土地常續信任的機制一天不建立，人們就不可能找到激發創造的動力。 不要懷疑，台灣和台灣人就是這麼一個景況。換句話說，近二十年來島上住民雖已接受了自主意識抬頭，以及自由、民主、平等、人權、公義等五大世界普同文化價值的充分洗禮，但迄今好像至多只看到形式上的成就，因為強根的逃難文化一直在內部製造反效果。建榮兄所揭發的歷史學術教育界「四大混」狀，正是此一特定文化展現的典例。 學者寫教科書不好好全程用心，卻只在交稿期限前一刻焦急如焚，繼而倉促抄湊而成。這就是只求「目的」（交稿）不重「過程」（按部就班用心寫作）。寫這類書有錢賺（總比寫無稿費的學術論文有「意義」吧！），錢全數要進入家庭安全場域，錢越多，逃難的資源就越豐沛。至於因隨便應付而交出的糟糕內容，那是他家孩子的事，與己無關。試問，這樣的作者如何承續執春秋之筆的史家精神呢？ 政治社會層面出現的貪污腐敗，又如何指望心虛的教授們出面筆伐之呢？懶惰和不知道理所在，正是他們的寫照。建榮兄書中出示了許多與其撰書之審查人語詞較量的例子。其中審查人表現濫權的證據，就是評審意見上老是在模糊用詞，說不出道理，舉不出實例，卻不斷否定作者。模糊是一種心虛。因為他們對「理論史學」、「敘述史學」、「新文化史」全然無知，所以更要合理化自己的封閉，進而打擊努力介紹新知的良心教科書編寫者。充塞著不安全的日常人生，驅使學者蜂進學校拿學位（因學位是賺取easy money的必要條件），之後就不需再讀書了（因學位不是接續下一步逃難得以成功的保障）。這些好面子的浮誇者，越是不求新知，就越反動，也越要壓制不甘墮落混水摸魚的孤光利劍。 建榮兄注定是一名寂寞勇士，因為他的書名已告訴了我們答案。《從根爛起》的「根」就是文化，就是傳統，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逃難意識加上行動，總歸一個字──「混」！混的文化圖構了今天的台灣，大家好像也適應得相當不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形式的改革放在門面，自己則繼續偷懶、不講道理、跋扈濫權、及萎縮求知，一心找錢並防堵別人的改革，一切都為了餵飽自己，準備逃難。建榮兄現在面對的是全面性的「華夏──中國」爛根文化（很不幸地，它越來越像被舊瓶重裝成了「華夏──台灣」文化）。認真的他正與混的文化相鬥。筆者百分百同意盧教授書中所論，卻也焦急他的處境。身為人類學者，筆者深知文化根深的厲害，也明白暗夜孤星即使光芒正確，卻也亮點有限。原先本文的主標題擬為「鬥不過文化的孤寂人」，但實在不忍，才改成現題。建榮兄知我，必能會心。筆者不敢宣稱自己為第二顆星準備伴亮好友，卻願以此文號召志士，用心想想「混的日子」有那麼好嗎？

高華山 最近去澎湖玩時，導遊說澎湖有三多──廟多、蒼蠅多、墳墓多。繞了兩天，確實看到很多墳墓。可說是「躺的人比站的人多」。想大概是以前政府沒有規劃，到處都是私墓，多年下來累積的結果。從「墳墓多」，讓我想起一串問題。 人口爆炸 1968年，Paul Ehrlich 著書The Population Bomb（華語譯《人口彈炸》）警告世人時，世界人口達35億。1989年，Paul and Anne Ehrlich 再出書The Population Explosion（華語譯《人口爆炸》）時，世界人口已達53億。現在2003年，世界人口已超過63億，而且以每月增加約600萬人的速度在繼續成長中。人口爆炸是全球性的問題，台灣當然也不例外。1945年日據末期，台灣人口約600萬。加上新移民，蔣介石時代「增產報國、反攻大陸」的人口政策，和人口自然成長，2003年的台灣人口約2300萬，在千萬以上人口的國家中人口密度高居第二名，僅次於孟加拉。過去60年，人口成長近4倍。活人口爆炸，死人口也爆炸。現在台灣每年人口出生約24萬，死亡約13萬。活人煩惱沒錢買房子住，死人驚沒地埋。活人一定會死，死人一定不會再活。所以死人口比活人口多。陽明山公墓早已客滿，靈塔（納骨堂）生意興隆，這是事實的寫照。 死、葬、埋 有生就有死，這是天註定。人要慶生，但也得好好的面對死亡。ALS病患，Morrie Schartz教授有個好主意，開個葬禮預演的Party。在這預演中，Morrie有機會先聽聽親朋好友們將在他的葬禮中講他的好話（詳情請見Mitch Albom所著Tuesdays with Morrie）。生老病死後，還要經過葬和埋，人生才告終結。如何葬、怎樣的葬禮儀式、如何埋（或寄存）、埋（或寄存、或撒在）在那裏，通常是當事人和其家人的決定。土葬、火葬、樹葬、海葬或…；佛教儀式、基督教儀式或…；要埋、要寄存於靈塔、要撒入太平洋或…，對死後的這些選擇反映出逝者和其家人的人生觀。這是很現實的問題，但這也是哲學問題、宗教問題，更是認同的問題。 認同台灣 幾年前，有次去打高爾夫球，在第九洞果嶺邊，有一束花和一點灰。聽球友說明後，才知道原委。有一位愛打高爾夫球的老先生，晚年經常到此打球。最近往生後，他家人照他的心願，將其骨灰撒在此紀念。這是個認同高爾夫的例子。很多第一代移民到美國，死後埋葬在美國。這反映出逝者和其家人認同美國，子孫計劃長住美國。台灣人埋葬在台灣，這反映出逝者和其家人認同台灣，子孫計劃長住台灣。 也有很多外國人埋葬在台灣認同台灣的例子：(1)八田與一先生：1886年出生於日本，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24歲到台灣，從調查嘉南平原水利狀況，到完成烏山頭水庫及嘉南大圳，灌溉面積達十五萬甲，造就日後嘉南平原一年三期稻作。在台三十多年的歲月，對台灣貢獻良多。1942年被徵召，不幸罹難。他和妻子外代樹合葬於烏山頭水庫。(2)明石元二郎：1918年7月就任台灣總督。任內延長教育年限，開闢專科教育，注重女子教育；保護森林，保持水土安全；修建嘉南大圳及開發日月潭發電計劃，促進台灣農業的發達，奠定工業發展的基礎。短短1年3個月時間的建樹，效應長遠，深得台灣人心。翌年10月病逝日本，卻遺言葬在台灣（楊碧川〈明石元二郎與台灣殖民統治心態〉，2003年1月《共和國雜誌》29期）。 反例當然也有。兩位蔣總統吃在台灣，住在台灣，死在台灣，又都是終生總統。但死後兩個棺柩都沒「落土」，在等有朝一日能依照逝者遺言，把其棺柩榮歸中國浙江故土。這可說是當事人和其家人「死也不認同台灣」吧！ 子孫的墳墓 進一步分析，墳墓是子孫的，不是逝者的。人往生後，或上天堂，或下地獄，或到西方極樂世界，或到其他我們人不認知的世界，大多不會呆在那小小的墳墓中。相反的，子孫不但擁有墳墓所有權，而且經由墳墓反映出他們對土地的認同、祖先的懷念、宗教信仰的看法等等，有的墳墓還能反映出他們的錢勢和社會地位。所以墳墓當然是子孫的，但大多也止於子孫。通常掃墓，大家都是掃夫、妻、父、母、或祖父母的墓。再往上溯祖先的墳墓呢？在那兒，可能都不知道了。若知道，可能也沒有多大意義，因為大家都不熟識，難怪各地墓園有很多墳墓雜草叢生無人掃。現在如果你不知道你曾祖父母的墓在哪？將來你的曾孫們大慨也不會知道你的墓在哪吧！ 建立新的「台灣傳統」 既然墳墓只是子孫的，很大或過度華麗實在沒有什麼意義。尤其在人口爆炸土地有限的台灣，符合環保並能永續的才是上策。葬和埋的程序方法當然有其傳統，但是傳統也一直在演變。近年來，火葬和靈塔大為普遍就是明証。積極建立新的台灣傳統是當務之急。例如，推行符合環保觀念的火葬和靈塔。土葬時，墓基不宜太大，墓頂不宜太高，墓碑亦然。現在法律（行政院2002年公布的『殯葬管理條例』）規定每一墓基面積不得超過8平方公尺，似嫌太大。墓頂至高不得超過地面150公分，亦嫌太高。既然已規定，埋葬棺柩時，棺面應深入地面以下至少70公分，墓穴並應嚴密封固，墓頂超過地面太多實在沒有什麼意義。最重要的是──分墓區間道及墓區內步道應有整齊規劃的系統，便於後人找尋墳墓；公墓內應照法律規定確實劃定公共綠化空地，並種植花草樹木；公墓應有專人管理，定期整理環境。當墓園如花園時，先人和後人都可享受這優美環境。不論是佛教儀式、基督教儀式或…，葬禮都應嚴肅進行，尊重先人。當然在葬禮中，談先人軼事，說些笑話，很好；但五子哭墓（沒誠意）或美女表演（太不嚴肅）則不妥。很多傳統，有好的，我們要把他們留下；有壞的，我們要把他們剔除。我們要開闊心胸，積極去建立新的「台灣傳統」。

施忠男 獨立運動倒退 台灣在民進黨建黨後的幾年，氣勢上揚，好像臺灣獨立己在望，但民進黨越成長反而與臺灣獨立相去越遠。蔣經國點名李登輝擔任總統，救了國民黨，也救了「中華民國」。臺灣人說，臺灣人當總統了，讓他做做看。但李登輝當政不但降低了民進黨的 momentum（動量），也使臺獨的火炬黯淡。他的精力用在鞏固他的領導權，他講的話，他的政策誤導人民，讓人民分不清他是統是獨。他成立「國統會」，到康乃爾大學宣揚「中華民國」，他倡導本土化，卻任用不認識臺灣文化的人當教育部長。為了回報宋楚瑜支持他升任總統，幫助宋楚瑜當選省長，為臺灣留下亂源。他也幫助馬英九當選臺北市長，兩度打敗民進黨對手，助長賣臺集團氣焰。他當政時，很多政策太矛盾。等到他說出「生為臺灣人的悲哀」、「國民黨是外來政權」時，臺獨運動己經往後退十年。現在他要和臺灣人共同奮鬥，建立臺灣國，可惜他己不再是國家的領導者了。 兩個民進黨前主席向國民黨投降是臺灣自救運動的諷刺。一個被國民黨關了二十幾年，做了幾年「英雄」之後，變成國民黨同路人。一個曾經和他人合夥建立「臺灣革命黨」要革國民黨的命的人，一路從加州騙回臺灣，結果騙不到百分之一的選票，有如學生考試，成績幾乎掛零。他不但沒有切腹，還領乾薪，忝不知恥。這兩條變色龍誤導了不少有良知的臺灣知識份子。 民進黨政權 三年前民進黨嬴了總統選舉，陳水扁就任了「中華民國」總統。在國民黨餘孽的破壞、阻撓之下，種種改革都無法推動。「新政府」一點都不新，表皮新一點，裏面依舊，可謂「綠皮藍骨」。說什麼「政黨輪替」，人家幹了半世紀，沒有人在輪。民進黨是一票一票嬴來的，不是「輪」來的。連「中國」都不敢稱呼，還用「大陸」這種不清不楚的名稱。停建核四是阿扁選舉時開的支票，只是經泛藍一炒又再續建。有時做對了事情也道歉，讓人不知所云。去年十月十日的集會有一位高齡的旅日女臺僑應邀上臺講話。北京話、臺灣話講未輪轉，最後用日語結尾，意謂我很高興來此，祝大家好。僑委會張富美主委居然為這一句日本話道歉。同一句話如果是讓講英語不會咬到舌頭的馬市長用英語來講，媒體一定會歌功頌德一番。衛生署長涂醒哲的一生幾乎被李慶安鬥垮，控告李慶安誹謗，行政院長卻說李慶安是無心之過，害得涂醒哲要告也告不成。新政府不敢廢除多數臺僑所反對的「僑委會」，依舊利用僑委會繼續巴結老僑。而過去贊成撤銷「僑委會」的臺僑，現在被封為「憔物萎員」、「憔物故問」，不只諷刺，甚至還使同鄉會分裂，同志翻臉。過去外來政權用「同鄉聯誼會」來分化臺僑，現在的「僑委會」也有同樣的負面效果。同鄉組織「扁友會」，也可以買到「憔物萎員」，反而使臺美人對這些熱心的同鄉失去信任感。日本和韓國在中國投資也不少，為什麼他們沒有賺到「中國肺炎」，唯獨台灣賺到了？立委由台灣人選出，領臺灣的薪水，居然當敵人的代表，而政府對這種叛國份子竟然沒有懲罰。如果是在蔣政權的統治之下，高明見恐怕早就被槍斃了。 捨本逐末 世界地球村化，臺灣反而走不出去。政府官員怪中國打壓，所以臺灣走不出去。好像說我沒有錢，我也怪他人不讓我賺錢？台灣必須認清，中國不會放棄打壓臺灣，臺灣是不是就永遠走不出去了？中國的政府、人民都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就像說謊，不要本錢。成了最好，不成也毫無損失。天天重覆這個說法就可擾亂臺灣，而且在臺灣也有很多人巴不得趕快將臺灣送給中國。像這樣裡應外合，說起來就更理直氣壯了。中國的領導人一定要堅持臺灣是中國的，否則會被以「不顧民族大義」鬥爭。共產中國從建國至今換了多少領導人了，誰敢動手侵臺？如果臺灣宣佈獨立就血洗臺灣，「兩國論」、「一邊一國」不是宣佈獨立嗎？為什麼還按兵不動？臺灣宣佈獨立就血洗臺灣是中國不敢打臺灣所用的藉口，讓自己找個階梯下來，同時保留一點面子。中國人愛「面子」，連日本人都知道，「面子」兩個字是通用的日文口語，源自中國。 每年九月，台灣照例因聯合國入會問題在紐約被羞辱，請一些小朋友如法泡製講些好話，反正是照例被否決，明年再來就是。北京趕國府出聯合國，坐的正是國府「中華民國」的舊椅子，他們沒有改名。臺灣要以「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豈不是兩個屁股爭坐同一個椅子？五月在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再度受辱，只以「觀察員」身分去看看場面都不准，還想要他們和我們玩？今年因為中國肺炎殺死太多人，美、日願意支持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入會，臺灣的官員也相當樂觀的去參加，結果還是跟往年一樣被拒絕，還被傲慢的中國官員加了一句：「誰理你們」。臺灣自稱主權獨立，但大國不將臺灣與「中華民國」畫上等號，除非臺灣人自己先勇敢的說出臺灣是我們的國家。除了正名為「臺灣」之外，還要制定新憲法，建立實質的新國家，不是換湯不換藥。 台美關係 美國任何有關臺灣的發言都會讓臺灣的媒體和專家費一番功夫揣測，恨不得當布希總統肚子裡的蛔蟲。華府只要一流鼻水，臺灣就猛打噴嚏。布希說過要防衛臺灣，讓臺灣人很興奮。他最近比較低調，媒體和專家競相做負面的評論。美國的國會相當支持臺灣，但國務院的官僚則不願多生事端，無事最好，台灣人也不要期待他們有大動作。前國務卿季辛吉曾說過，臺灣不獨立，中國不打臺灣，可以一起過數十年。這句話對不對，當然沒有人知道。只是，台灣人應該還記得當年出賣臺灣的正是尼克森、季辛吉這一幫人。克林頓前總統在上海提出「三不」，讓臺灣人十分生氣。但是中國用飛彈威脅臺灣時，派遣戰鬥艦群到臺灣海峽防止中國盲動的也是他。他的「三不」事實上比我們陳總統的「四不」「一沒有」還少了一不。只要美國強過中國，美國還可打臺灣牌，只要臺灣的獨立地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就不會放棄臺灣。臺灣關係法強調「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和平」兩字束縛了中國的手腳。當然臺灣關係法只有在美國強過中國時有用。美國不會改變對臺政策，只有臺灣人有大動作，才能逼美國改變政策。 軍售 按照幾個美中公報，今天美國對臺軍售應該是趨近於零的時候，但是最近美國不斷施壓要臺灣買武器，因為這是大生意，除了正常商業利益之外，還有回扣。美國要推銷的臺灣不要，因為不夠先進，而臺灣有意購買的美國又不敢賣，怕一旦臺灣淪陷，先進的武器會落入敵人手中。顯然當年從越南淪陷學來的教訓記憶猶新。美國知道臺灣的將領心不在臺灣。而且，己經半世紀沒打仗了，只會紙上談兵。高科技戰爭，只有四肢發達是不夠用的。我的同輩當年考不上大學的現在也當上了台灣的將領，要領導台灣與中國作戰。事實上買武器只是政治上的意義，自己不會製造，買多少都不夠。汽車引擎都不會製造，又怎樣製造新式武器？研發武器的國防部中科院院長因貪污被判徒刑，像這種愛錢甚於愛工作、愛國家的人正是敵人收買的對象，我們又如何期待這種人為保國衛民而獻身？臺灣政府要求中國撤離臺灣海峽對面瞄準臺灣的四百五十粒飛彈，這真是癡人說夢話。如果敵人肯聽話，不早就讓臺灣走臺灣的路了？中國的蠻橫，目的正是要有驚死臺灣人，讓台灣人不戰而降。甘乃迪總統在強迫蘇聯撤離設置於古巴的飛彈時，依靠的是強大的武力，不是口頭的要求。 台美人 半世紀以來，我們參加過許多抗議遊行，發表過很多聲明，簽過很多抗議信。我們雖然不是原地踏步，基本上還是在繞大圈子。繞了半世紀，不可謂不久。最近幾年臺美人流行在每年五月舉辦臺灣傳統週活動，介紹臺灣的文化給美國的社會。各地的慶祝活動都做得很成功，我們也做得很有趣。我邀請同事來參加傳統週活動，有些人先問有沒有東西吃？我們必須思考，我們究竟影嚮了多少美國人，讓他們為臺灣說話？為臺灣寫信給他們的國會議員？我們完成了什麼？或者只是多製造了幾位「憔物萎員」？ 義和團的思想 「中國民主化，臺灣就可以和中國如何如何」，這種假設是不切實際的。中國人恨臺灣人就像中國人恨日本人，新黨恨李登輝。紅衛兵那一代的中國人成長於現在的社會，與台灣並無深仇大恨。中國的留美知識份子說李登輝是「叛國賊」，在陳水扁總統的照片上打叉，將臺灣傳統週的宣傳海報撕下，丟進垃圾筒。你聽不到他們反對共產黨專制的聲音，他們也不願意回中國，在中國過日子，可是他們卻是「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為天經地義，要台灣人生活在中國的統治之下。來美國呼吸過自由空氣，受過民主制度薰陶的知識份子尚且如此心態，其他一般的中國人會善意的與臺灣人來往嗎？ 教育建國 國家認同以外，臺灣有向上提升不起來的基本原因：公務員貪污，教育工作者也貪污，警察也貪污，買武器也貪污，沒有一行沒有貪污。什麼樣的人民，建立什麼樣的國家。教育好國民，有守法的國民，法治的政府，才有光明的新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