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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day Bhaskar Visiting Fellow, 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 For a ‘rising’ China, the Indian Ocean is of critical geo-strategic significance given the quantum of hydrocarbons and trade that transit the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 to and fro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IOR).  Consequently China’s investment in the littoral countries of the IOR has […]

Sanjaya Baru 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地緣經濟與戰略組主任   長期以來，印度跟中國之間一直遵照五項「和平共處」（音譯為潘查希拉，印度文寫作Pancha Sheela，語出自佛教教義）的原則處理雙邊關係，亦即：互相尊重對方主權及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與和平共處。 中國自從新任領導者習近平上任後，開始對印中關係提出新的「五項原則」。 新提出的原則包括：一、在戰略互動的基礎上維持健康的雙邊關係；二、降低彼此針鋒相對的張力，保持邊界和平，並在基礎建設、經濟投資等其他領域拓展更多的合作關係；三、深化文化交流，強化雙邊互信與邦誼；四、透過彼此間的合作關係在多邊事務中確保開發中國家的正當利益，藉以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五、彼此尊重對方核心利益之所在，妥善處理兩國間存在的問題和分歧。 印度原應樂見這五項原則的提出，不過其中第五項原則顯得曖昧不明，因為中國的「核心利益」是一個空泛、欠缺定義的概念。以往普遍認定圖博跟台灣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不過近年來中國官方聲稱南海同樣也是「核心利益」的一環。中國這種說法猶如自行打開了潘朵拉之盒，催化美國在亞洲採取新的「再平衡」政策。印度就跟許多太平洋地帶握有經濟利益的國家一樣，都希望確保海運路線的通行不會遭受到中國片面的干預。 中國確實需要同等看重印度的「核心利益」，尤其光是促成巴基斯坦成為核武國家這一點就已經嚴重傷害印度的核心利益，此外，中國以戰略眼光投資巴基斯坦瓜達爾港（Gwadar Port）也進一步加深印度的憂慮。儘管不能責怪中國，甚至連暗指中國逐漸向印度的南亞鄰邦「出招」都嫌失之公允，但是印度絕對不能對後續發展置若罔聞。 在這層防微杜漸的心理因素上，印度仍舊應該歡迎習近平所提出新的五項原則，肯定中國承認兩國將在全球化的架構下逐漸建立新的經濟合作關係。 過去九年來，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同樣也從自身觀點陸續發表了如何處理印中關係的五項原則。 第一項原則以邊界議題為基礎，是辛格在2004年十一月於越南、寮國初次會晤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時所提出。辛格向溫家寶表示印度願意跟中國協調邊界問題的解決方案，不論最終協議的內容為何，都必須建立在「具體的事實基礎」上。 由於辛格的第二項原則不時被溫家寶在各種場合中引用，因此往往被誤以為是溫家寶提出的，那就是「這個世界大到可以同時容納兩個積極尋求成長的國家並存」，換句話說，中國跟印度的先後崛起——儘管兩國人口加總後足足佔全球總人口數的五分之二強——並不必然會以無法迴避衝突的零和賽局收場。 相反地，辛格的第三項原則指出中國與印度崛起後，反倒可以攜手為地球村的成員貢獻更多的公共財。辛格在2008年一月向中國社科院發表演說時表示，他預見中國與印度的崛起，就整體而言，有創造更多正向外部性的可能，特別是對其他可以在印、中兩國發展過程中獲得更多機會的開發中國家而言。 基於以上種種因素，也可以說是為了克服這些因素，辛格的第四項原則認為同時帶有競爭跟合作的元素會是印、中雙邊關係的主要特色。就算世界大到可以讓印、中兩國一同崛起，就算兩國崛起有助於全球經濟發展和其他不同型態的跨國合作——比方說是對應氣候變遷還是確保能源安全的議題，但是我們仍舊不能忽視印、中兩國在競逐市場商機、天然資源跟政治影響力等各方面還是潛在的競爭對手關係。 第五項原則比較屬於國家安全的一般性規範：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會採取什麼樣的政策，除取決於本身主觀的意願外，也要顧及客觀的能力問題；主觀意願可以倏忽改變，客觀能力則要花時間才能逐步調整。 這就意味著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不只要看政治領袖說了什麼，更要注意他們有能力做到什麼，而兩國政治領袖也會根據後者調整彼此的外交政策。因此，就算印度領導人全盤接受中國單方面所提出的承諾，卻也絕不能對中國日漸茁壯的實力所可能造成對印度的傷害掉以輕心。 近來為了處理拉達克德普桑（Depsang, Ladakh）一地的「邊界問題」，建立雙邊「互信」關係再度成為顯學。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入侵爭議區域已然造成軒然大波，在印度軍隊開拔至該區域後只有撤離一途，這起事件不但突顯印、中兩國未定邊界所造成的問題，同時也彰顯印、中兩國缺乏「戰略互信」的基礎。 印、中兩國還有另一個需要認真看待的課題：亞洲新興的宗教派別與極端勢力會在所在國造成什麼影響？對亞洲整體有什麼影響？值此美、歐經濟成長趨緩之際，更需要探究這些因素對全球經濟趨勢又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對印度而言，亞洲內部的衝突不論發生在南海還是西亞都不是件好事。當亞洲局勢升溫時，身在其中的印、中兩國都沒辦法只是袖手旁觀，任憑自己被動地陷入宗教狂熱與恐怖主義所造成的暴力與混亂之中。 相同的道理，挑撥東南亞國家互相傾軋也一樣不符合中國的利益，日、中兩國在東海對峙的損害更會波及所有其他的亞洲國家。為了維持經濟的持續發展並確保區域安全，日、中兩國反倒應該共同合作，建立一套新的區域架構降低衝突。 為了確保亞洲區域內的和平穩定與經濟繁榮，印度跟中國都有責任和亞洲其他主要勢力攜手合作，對象包括東南亞國協、日本、俄羅斯與美國等。儘管印、中兩大強權眼前還要面對許多艱難挑戰，但是我們可以，也必須，創造出許多以合作為前提進行交往的原則。

Sanjaya Baru Direct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IISS), London     Relations between Republic of India (ROI) a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defined by the famous Pancha Sheela: mutual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overeignty; mutual non-aggression; mutual non-interference in each other’s internal affairs;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

李明峻 台灣安保協會秘書長 一、亞太戰略格局 冷戰結束迄今已二十餘年，許多的跡象與證據都顯示，亞太地區不論在政治或者經濟上的國際影響力，都正在快速竄升當中，對於形塑整個世界格局的走向，扮演著愈來愈為重要的角色，因此有「廿一世紀是亞洲太平洋的世紀(Asia-Pacific Era)」的看法。 同時，亞太地區客觀情勢發生重大變化，主要包括：第一，亞太地區在政治方面的變化是全面趨向民主化；第二，在經濟面向上，亞太地區在經濟方面更是全球成長最快速的地區；第三，儘管冷戰結束，但亞太國家普遍將更多資源，投注在國防武力的提升以及軍事現代化的任務。因此，「亞太世紀」的實現必然是以政治民主、經濟互賴以及軍事平衡為架構，確保民主、繁榮與和平是亞太地區發展的三大支柱。 事實上，這三者之間存在著相互的關連。國際關係學者有關「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不發生戰爭」的「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論」主張，反映國際間的民主文化會使各國以和平手段解決彼此爭端，目前亞太地區的民主潮流正逐漸讓亞太地區成為一個「民主連線」，進而讓亞太地區出現和平的國際環境，而和平的國際環境當然有利於經濟繁榮發展。 其次，亞太地區各國的經濟互賴(economic interdependence)日益擴大與加深，使得以戰爭手段來解決爭端的代價愈來愈高，也因此使得和平的追求變得更為迫切與必要，畢竟和平穩定是創造財富的重要基礎。然而，亞太區域的繁榮與發展能不能長久持續甚至進一步提升，都取決於區域內的國家是否能共同合作，是否依循國際法進一步整合，建立更為緊密的經貿關係與政治關係。 然而，亞太地區的前述發展存在著暗礁，為使上述理想目標逐漸浮現在亞太區域，權力平衡仍是維繫這個區域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因素。如何繼續維持這個區域的權力平衡，但又必須避免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關係，變成惡性的軍備競賽，甚至引發不必要的軍事對抗與衝突，此乃追求與迎接東亞世紀到來的同時，亞太國家必須因應的重要課題。 二、亞太發展隱憂 首先，雖然整個亞太地區主要是朝民主化的方向發展，但仍然有部份國家維持著非民主的體制，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北韓和中國。朝鮮半島不斷重演的核武危機，這代表著北韓這個非民主政權，在外交運作上的不確定性與對外關係的敵視態度。另一個抗拒亞太民主潮流的國家就是中國，這也是亞太地區想要建立民主社群的最大挑戰。雖然中國經濟獲得一定的成就，但政治改革尤其是在民主化的成績仍然相當有限，甚至在部份面向（如言論自由）還出現退步現象。亞太地區如果要實現真正的和平，就必須認真思考與因應中國大陸的政治走向。 其次，亞太地區的經濟整合與互賴是此區域的另一項重要特質。然而，亞太地區能否持續維持高度的經濟成長？亞太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能否進一步合作？這都是吾人必須去嚴肅面對的問題。其中，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問題，以及其對外經濟策略的運用，都對區域內的國家造成相當程度的挑戰。由於中國吸納大量資金、技術與管理人才，使得其他地區相對減少許多經濟成長所需的資源，部份人士甚至提出中國是「經濟黑洞」的說法；同時，由於經濟成長所需，中國的能源需求正快速增加，對全球的能源供需與巿場，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就經濟策略而言，中國試圖主導整個亞太地區經濟整合的進程，而日本、南韓甚至美國的經濟整合也有排除中國之走向，甚至中國對於台灣採取經濟邊緣化的策略。這些都無助於亞太經濟合作開展，也為整個區域的繁榮發展帶來負面因素。 尤其甚者，除了在政治以及經濟之外，亞太地區在軍事安全方面還面臨重大的威脅與挑戰。不可否認地，在經濟繁榮的表象之下，亞太地區還存在著一些引爆點：朝鮮半島、釣魚台列島和南中國海等。一旦上述任何一點引爆軍事對抗，其結果都有可能將好不容易獲致的政治與經濟成就毀於一旦。亞太區域長久以來維繫和平的一項重要基礎，就是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維持與運作，而區域內國家所追求的國防現代化，也正是持續權力平衡的一種具體作為。然而，隨著客觀局勢的發展，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可能面臨失衡的危險與威脅，這其中又以中國軍事力量的崛起，形成最大的變數與挑戰。除了軍事能力的增加之外，中國戰略意圖的展現，更是亞太國家必須加以關注的重點。 三、台灣的戰略地位 台灣地處世界最大海洋和地球最大陸塊之間，亦為亞太花彩列島之軸心位置，加以美、日、中等主要國家環伺周邊，更顯其戰略樞紐的地位，自大航海時代以來，台灣即在國際政治史留下重要的一頁。從十七世紀開始，當世界進入海洋世紀之時，台灣就進入世界文明的歷史，世界各國互相爭奪台灣作為前進基地，台灣的命運和世界相互聯繫，而其間的媒介就是海洋。但台灣長期以來囿於國內政治與台中關係存在重大矛盾，因而鮮少對國際事務置喙。台灣與美日雙方就亞太地區的安全、經濟和民主化進行對話，其作用不容小覷。 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海軍未來十年的戰略任務，不只是衝出第一島鏈，也不是擁有航空母艦，而是控制沿海岸線五百海里的絕對制海權，保衛其沿海經濟圈。同時，中國正加快建設一支世界級的遠洋油輪船隊，以保障國家能源運輸的戰略需求，並顯現中國有發展「外洋海軍」的趨勢。綜言之，中國軍事崛起為亞太區域的軍事平衡，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與挑戰，而更值得憂慮的是中國崛起過程中所展現的戰略意圖，以及崛起之後所可能追求的戰略目標。這不僅是台灣所要去面對的問題，也是包括日本以及美國在內，都要共同因應的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若中國成功將台灣納入其政權，將使中國在第一島鏈中擁有一個關鍵要塞，並且將誘使北京計算如何控制日本，使日本失去對美國保護的信任，結果日本將不得不發展長程海軍投射武力，以保護其通訊航道。中國和美國在地緣戰略上天生就是競爭對手，而中國成為海權國家正散發出不容小覷的訊息。中國解放軍為了在第一島鏈的屏障下發展其海洋勢力，同時也挑戰美國在其沿岸部署航空母艦的舉動，中國更試圖將勢力深入南太平洋至澳洲東岸，甚至到第二島鏈的關島、塞班島等。就美國戰略而言，因為亞太地區關係到世界經濟的成長，有必要在亞太地區建立穩定的權力平衡，此點將影響到全球整體的安全。 四、台灣安全的展望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做為正在崛起的區域性霸權，本來就會在台海問題有試探性作為，如果美國等大國保持戰略上的模糊，反而使中國有明確的試探舉動，因此我國也應設定清晰的亞太戰略，不可一味樂觀而忽略自己應負擔的責任與義務。台灣若不能依照自己國益進行判斷與行動，則依賴美日安保的「反射利益」終究有其限制，如果台灣的安全只要依賴外國，那麼將來的下場就很令人擔憂。 由於中國近年來持續的經濟成長和對國防預算兩位數字的增長，台灣恐怕很難追得上中國軍力的擴張。讓台灣單獨面對中國的武力威脅，將給北京錯誤的訊息，並且鼓勵軍事冒險主義。中國拒絕放棄武力犯台，始終是所有相關當事者在安全上的挑戰。無論是1996年的美日安保新指針或近年的美日安保新宣言，或是美日「二加二」的共同聲明，在行動上或文字上將台海列為共同戰略目標，此點將會被證實為此一地區穩定的因素。因此，台灣的安全是區域議題；美國的承諾和日本的介入不應被視為是對台灣的慈悲，反而是對亞太整體區域安全及繁榮發展的保證。

柯承亨 前國防部副部長 東亞地區就經濟面而言，在過去的30多年來，經濟年均增長率超過8%，遠遠高於全球不到3.5%的年均增長率。就政治面而言，此一地區有著朝鮮半島南北韓的對峙、台海兩岸的對峙、日俄北方四島領土的爭議、日韓竹（獨）島爭議、中日東海大陸棚的爭議而備受矚目。 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以及中日釣魚台爭議、北韓核武問題的激化使得此一地區更成為衝突的熱點，危機似乎一觸即發。   一、朝向外擴型的日本安保政策 二次大戰後，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向來以美日同盟的美日安保條約為基石。安倍總理重返執政後，面對激化的中日釣魚台爭議以及北韓的核武問題，安倍政府在安保政策上，不論內部自衛隊戰力的調整強化或對外主動積極的軍事外交，都展現強勢的作為： (一) 對內強化自衛隊的機動戰力 在中日釣魚台衝突升高後，安倍政府對內即著手調整自衛隊西部方面軍的部署、強化對西南島嶼的警戒監視、提升自衛隊的水陸兩棲作戰能力、引進美國魚鷹垂直起降運輸機、強化自衛隊登島作戰的演訓等，目的即在建立強有力的機動防衛力。 (二) 對外積極建構軍事外交的安保網路 2013年1月16日，安倍總理派眾議院外務委員長河井克行為特使至北約總部拜會北約秘書長，轉交親筆信表達在釣魚台問題與朝鮮問題上亞太局勢正在變化，希望加強與北約在安保領域的合作。此外，也與英國簽署軍事機密保護協議，以利軍事情報互換與聯合開發防衛裝備。 在南海問題上，安倍政府也以救災為名義，計畫對菲律賓、越南提供巡邏船以及擴大經援，並以潛艇災難搶救的名義幫越南訓練潛水艇艦員。這些積極的軍事外交作為，都被中國視為在建構對中國的軍事包圍網。   二、日本安保政策面臨的挑戰 儘管安倍政府在緊密美日同盟的基礎下，致力提升自衛隊的機動戰力與加強在東亞週邊國家的合作，以形成對中國包圍的壓力。但仍存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 在日本憲法第九條和平憲法的限制下，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1991年波斯灣戰爭中日本自衛隊首度派遣掃雷部隊參與，在2001年也派遣3艘軍艦和700名自衛隊官兵赴印度洋支持美軍在阿富汗的作戰行動。2004年1月更正式下達向伊拉克派兵的命令，這些舉措都在國內造成極大爭議與面臨違憲的指控。 (二) 美國軍力部署重心雖逐步從歐洲轉向亞太，但面對崛起的中國，美國為了不與中國正面為敵，政治上秉持著不介入盟友與中國領土爭議的原則，試圖在亞太採取艱難的平衡策略，長此以往將會造成美國盟友的不安與不信任感。 (三) 相對於中國在主權爭議的立場越來越強硬，美國對盟友在主權爭議的支持卻陷入舉棋不定，甚至前後不一、趨於軟弱。在中日釣魚台爭議中，美國最初聲稱釣魚台適用美日安保條約，後來又表示不介入中日領土爭議；在2012年再次爆發中國與菲律賓對黃岩島的主權爭議時，菲律賓同樣援引『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希望尋求美方支援，最後卻被澆冷水，導致中國後來在爭議中占居上風。 (四) 美國與日本的亞太盟友間安全利益也非完全重迭，而是各有不同的安全挑戰與軍事戰略。這些盟友一方面希望借助美日同盟的軍事實力來抑制中國軍事力的崛起；另方面卻需要中國的龐大市場來引領他們走向經濟繁榮。   三、展望未來 (一) 在不願與中國正面交鋒，卻又要抑制中國軍事擴張的策略下，以美日同盟為基礎，美國將會繼續提供足以因應中國威脅的先進武器裝備、強化自衛隊的機動作戰與兩棲作戰演訓，並積極協助使自衛隊擴大國際參與，強化與北約、英國等盟友的軍事合作。 (二) 安倍政府雖然以反恐合作、海上救援、災害應變等名義積極從事軍事外交，惟在和平憲法與武器出口三原則的規範下，總是綁手綁腳受到諸多限制。而修改和平憲法不僅在國內將面臨在野黨、反戰人士及輿論壓力，國際上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疑慮將被大肆炒作批判。至於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的限制，將涉及到與美國軍武合作的機密、專利與現實的軍火市場競爭等問題而非美國所樂見。 (三) 依據俄羅斯世界武器貿易中心於今年8月下旬公佈的資料，中國八年間出口的戰機數量排名世界第三，僅次於俄美；中國八年間出口的防空導彈數量排名世界第八，顯見中國除了是經濟的大國也開始成為軍火輸出的大國。一旦中國挾其經濟優勢結合軍火輸出，再加上以龐大的市場與資源為誘因，將會相當程度的削弱美日對中國的實質圍堵。 (四) 以中國在國際政經軍越來越提升的影響力，加上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今後在國際上面對涉及主權爭議的糾葛時，立場勢必越來越趨強硬。去年愈演愈烈的中菲黃岩島爭議最後導致中國對黃岩島的實質控制；日本對釣魚台國有化的措施造成中國海監船與軍機在周邊海域的巡邏常態化都是顯例。 (五) 可以預見，美日中彼此糾纏的三角關係仍將繼續牽動今後的東亞情勢，面對越來越強勢的中國，美國如果繼續採取艱難的平衡策略，會不會變得進退失據？美日同盟如何面對可能升級的危機？以及如何在東亞設置一個可以有效對話、處理爭議的安保機制？這可能都是在大國角力博奕中，大家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  

小金丸貴志* 日本國際論壇主任研究員   一、安倍晉三首相與「法治」理念 (一) 安倍晉三的「價值觀外交」與「法治」理念 如果搜尋安倍晉三首相有關安全保障和外交的言論，會發現他經常提及「法治（法の支配）」這個用語，這是他與其他總理大臣明顯不同之處。「法治」這個用語是英美法的國內法概念Rule of law的翻譯，在日本戰後的憲法學上通常做為意指司法權優越的用語來使用，在實際行政上並非是一般用語。 日本是屬於大陸法系的國家，因此戰後的憲法學通常將「法治」一詞使用於指陳司法權優越的意義，而在實際行政所謂「法治」一般最常用於做為德國法上「法治國(Rechtsstaat)」的翻譯，或是日式用語的「法治主義」。在日本，「法治」最常用的領域是做為國際法或英美法的翻譯。安倍晉三首相雖然是法學院畢業，但似乎並沒有法學專業的經歷。然而，對「法治」一語特別重視，且其使用方式亦有一貫性，估計是受到英美法或國際法專家的影響。同時，此點可以推測出安倍晉三的教養背景，比起日本傳統的公法學，更接受於英美法或國際法的法律理解。 實際上，如果使用日本國會議事錄的檢索系統[1]，搜尋戰後日本總理大臣在國會答詢使用「法治」一語的次數，則可發現用於「法治國」的情況有141次，用於「法治主義」的事例有6次，而這兩者安倍首相一次都沒有用過。另一方面，使用「法治」一語答詢者僅有32例，其中安倍首相即使用達21次。尤其甚者，其他首相使用「法治」答詢時都是有關國內事務，而安倍首相的答詢幾乎完全是用於安全保障和外交關係，此點也印證上面的推測（參見附表1, 第98-105頁）。 今(2013)年2月22日，安倍晉三首相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以「日本回來了(Japan is back)！」為題發表演講。這是以回答第三次阿米塔吉˙奈伊報告的形式發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多處提到「規範(RULE)」，如「日本必須是規範的推動者(promoter)」、「我們有責任推動共通的價值和規範」、「日本和美國應共同為世界或地區帶來法治、民主和安全保障」[2]等。 同時，即使在國會以外的重要發言中，安倍首相也反覆使用「法治」這個用語（參見附表2, 第106-108頁）。其內容主要包括：(1) 堅持日美同盟關係；(2)深化與共同擁有民主和「法治」價值的國家之間的聯繫；(3) 針對中國以歷史問題批評日本的反駁等，但這可說是安倍晉三「價值觀外交」的具體表現。如果說在政策上像這樣強調具體理念的首相是史無前例的，這樣的說法絕不算是誇張。 （二）安倍晉三「法治」理念的出處 我們可以推斷，安倍首相經常使用的「法治」這個用語，美國和日本各自有其來源。前者是從2000年至2012年間三次提出的阿米塔吉‧奈伊報告所代表的美日同盟推動者[3]，後者是被視為安倍晉三智囊的日本外務省官員。如上所述，「法治」這個用語原本是英美法的國內概念[4]，其後被做為表現國際社會秩序的用語來使用，但近年來在美日同盟關係的相關文件中，於提及「基本價值」時，「基本人權、民主主義、法治」[5]、「美日兩國共有的民主主義、法治、尊重人權、資本主義經濟等基本價值」[6]等，可說是如固定用語般地經常可見[7]。 另一方面，我們在日本國內也經常可見安倍晉三首相週邊日本外務省出身的智囊使用「法治」這個詞語的例證。 從去年以來，安倍晉三首相介入日本外務省相關人事的報導履見不鮮。首先是2012年12月，第一次安倍內閣時代的谷內正太郎次官（前條約局局長）被任命為「內閣官房參與（相當於內閣秘書處顧問）」，以及兼原信克國際法局長被拔擢為「內閣官房副長官補（相當於次長）」，這被評論為安倍首相大力排除河相周夫日本外務次官（相當於次長）強烈反對的人事安排[8]。河相次官於2013年6月10日辭職，在任不到十個月，後繼者為被視為安倍首相心腹的齋木昭隆審議官就任。同月，安倍首相在自己的臉書上批評北韓問題與其看法對立的田中均元外務審議官，稱其「沒有談外交的資格」。接著，安倍首相在2013年8月將小松一郎駐法大使（前國際法局長），調回擔任内閣法制局長官，此點被視為是政府準備變更關於集體自衛權之憲法解釋的布局，因而使得許多媒體或相關局處首長表示強烈的反對。過去内閣法制局長官一職僅限於從法務、財務、總務與經濟產業等四個部會（日本稱為「省」）出身者選任，而小松大使並沒有法制局的工作經驗，所以這也是安倍首相大力壓制法制局相關人員強烈反對的人事安排。此舉被評為是「強力牽制中國的人事安排」[9]。菅義偉內閣官房長官（相當於內閣秘書長）表示「這是考慮到戰後68年來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需要國際知識的時代」[10]。 兼原和小松兩人的著作和安倍首相出版的書有很多相符合之處，他們影響安倍首相對「法治」的理解或相關的世界觀、政策的可能性極大。以下是兩人著作所凸顯信念的特徵。 在麻生內閣時代提出的「自由和繁榮的弧」是由當時的外務次官谷內正太郎所構思[11]，但實際上執筆的是兼原信克副長官補[12]，是他完成「價值觀外交」的理論內容整理。根據兼原信克的著作[13]，所謂「價值觀」是指「營群體生活的人類謀求生存的手段」；「擁有優越價值觀和倫理的人類集團生存能力較高」；是「直接連結於政治力」。因此，基於「有社會的地方就有法」的確信，「從東方信念來說，就是超越世俗權力的所謂『天』的最高倫理」、「若使用西歐思想的語言就是『法治』」，這是現代的價值觀。當代國際社會的普世價值擺在首位的就是「法治」。同時，所謂「法」就是「自然法」、「國民的一般意思」，超越世俗權力的「跨越人類智慧的真實力量」。然而，正義必須有力量支持，基於「中國思想的『義戰』」（中間省略）、「歐洲國際法學的『正戰(just war)』」、「聯合國憲章嚴格區分善惡的義戰論」，肯定集體安全保障，而否定「日本憲法不分善惡的無差別和平主義」[14]。如此一來，「法治」與安全保障即具有一致性。 再者，小松是谷內正太郎內閣官房參與擔任外務事務次官時代的國際法局長，是總結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四種類型的人物。在其著作[15]中，小松是從正面處理「國際社會的『法治』」，他認為：「古羅馬法諺有云：『有社會的地方就有法(ubi societas, ibi jus)，此點亦適用於國際社會』」、「『自由』、『民主主義』、『尊重基本人權』、『法治(rule of law)』等基本價值…（中間省略），現已昇華為跨地域的人類共通的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強者主宰』並不被允許，應依循規範國際社會的法（國際法），公正地處理各項國家間事務」[16]，並且「統一的法律秩序的存在應較兩國間雙邊協議優先，這樣的認識應予增強」[17]。基本上，小松是以小心慎重地措辭，指出法律秩序的維護還是需要力量[18]。此外，小松對於過去在日本缺乏研究者的戰時國際法也詳盡闡述，這在近年的國際法學者中也是屬於異例。谷內內閣官房參與雖然沒有著名的論述，但其認為「日美兩國共有普世價值，同盟的強化將維繫和平」的立場非常明確[19]。 我們可能看出，安倍首相的「法治」思想背後抱持著前述的世界觀，但還是採取需要以力量來維護法律秩序的立場。例如安倍首相的著書顯示明確的認識，亦即透過新保守主義論者卡根(Robert Kagan)的闡述，引述為終結霍布斯所謂「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的無秩序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而以契約產生美國這樣的「巨靈(Leviathan)」是有必要的[20]。同時，兼原信克也以各國於二十世紀簽訂《非戰條約》(1928年)，肯定形成聯合國集體安全保障的正戰論，而建構集體安全保障體制的是靠美國的力量[21]；小松一郎法制局長也在雜誌論文主張「日本所處的國際環境中，近鄰諸國間仍牢固地存在著冷戰結構的殘渣，依然是極端的『霍布斯式』的世界，並且引用卡根於書中認為『歐洲能提倡康德式的理想，是因為美國付出犧牲維持世界秩序所致』的主張，強調『法治』與現實世界的『成果』應該一致。」[22]。也就是說，「法治」是「正戰」的法律呈現，更是對抗「非法治」的巨靈。   二、國際政治與「法治」理念 然則，所謂國際社會國際法的「法治」具體表示什麼意思呢？令人驚訝的是，關於此點並不太被論及，但如果要從國際「社會」尋找法源的話，最重要的應是指對已經確立的國際習慣法的遵守。那麼在現實的國際政治中，「法治」具有什麼樣的作用與效果呢？筆者謹嘗試例示如下。 Ÿ   降低相互貿易和投資的成本或風險，鼓勵放鬆管制。 Ÿ   透過共同對法秩序的認識，促進精神的共同化，創建被稱為「法治聯盟」的國家間精神紐帶。 Ÿ   傾向多邊協議優於雙邊條約。 Ÿ   消除非法治國家或使對其行使武力被正當化。 三、面對「法治」理念的中國 (一) 安倍政權的對中態度 在此，我想討論安倍政府的對中態度。關於安倍首相對中國的認識，基本上是中國為追求高度經濟成長而對資源「確保貪婪」，加上以遂行「反日教育」來試圖維持「一黨專政」，而日本的民主黨政權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就上台執政。同時，在資源開發方面，一方面要讓中國依循「國際社會的常識性規範」，另一方面為堅守防衛（釣魚台列）島，日美同盟關係是必要的[23]。 同時，安倍首相2011年9月7日在台北的演講[24]中，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採取以國力決定勢力範圍的原則，因此一直專心致力於經濟成長，此點類似納粹德國的生存圈（Lebensraum）邏輯，他認為這是極其危險的。因此，他將1996年的台海飛彈危機與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相比較，中國如果不能阻止解放軍的擴張，很可能會走上蘇聯的命運。再者，他指出，「試圖以力量壓制別人的行為，…（中間省略）…，將喪失區域各國的信賴，明顯會大幅減損中國的影響力。」。這意味著中國很可能是堪與納粹或蘇聯比較的危險存在。 […]

小金丸貴志* 日本国際フォーラム主任研究員 一     安倍首相と「法の支配」 （一）、     安倍首相の「価値観外交」と「法の支配」 （二）、     安倍首相の「法の支配」の典拠 二     「法の支配」と国際政治 三     「法の支配」に直面する中国 （一）、     安倍政権の対中姿勢 （二）、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米国の日本支持 （三）、     法制史的に見た中国 四     台湾に対する示唆 （一）、     台湾の法治の歴史 （二）、     安倍首相の対台湾姿勢 五     結論   一       安倍首相と「法の支配」 （一）、  安倍首相の「価値観外交」と「法の支配」 安倍首相の安保・外交に関する発言をフォローすると、「法の支配」という用語を多用している点が他の総理大臣とは際立っていることに気付かされる。この「法の支配」という語は英米法の国内法的な概念rule of lawの訳語であり、日本の戦後の憲法学では司法権優越を指向する用語として使われることが多く、実際の行政では必ずしも一般的な用語ではない。日本は大陸法に属する法体系の国家であり、行政実務がいわゆる法治一般を指すために最も多用してきた言葉は、ドイツ法のRechtsstaatの訳語である「法治国」、あるいは日本的な用例である「法治主義」である。「法の支配」という語が最も普通に用いられる分野は国際法、あるいは英米法の訳語としてであろう。安倍首相は法学部出身ではあるものの、格別に法学を専攻した経歴はないようである。だが、「法の支配」という用語にこだわりを持ち、その用例にも一貫性があることから、このことから安倍首相は日本の伝統的な公法学よりも、国際法又は英米法的な法的理解を教養の背景としていることが推測できる。 実際、国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1]を用いて戦後の国会における「内閣総理大臣」による「法の支配」の語を用いた答弁回数を検索すると、「法治国」、「法治国家」の用例は141回、「法治主義」は6回であるが、安倍首相はこのどちらも答弁で使用していない。一方、「法の支配」を用いた答弁例は僅か32回であるが、うち21回が安倍首相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しかも他の首相の答弁は内政に関連したものであるのに対して、安倍首相の用例は多くが安保・外交関連であることも、上述の推測を裏付けている（付表１参照）。 安倍首相は今年2月22日、米CSISで「日本は戻ってきた（Japan is back）」と題する講演を行った。これは第3次アーミテージ・ナイ報告書に答える形の講演であるが、この中でも「日本はルール（規範）のプロモーターでなくてはならない」、「我々が共有する規範と価値のプロモートに責任を負う」、「日米は共同で法の支配、民主、安全保障を世界や地域にもたらす」[2]等、規範的問題への言及が多く見られることは注目に値しよう。 また、国会以外での今年の重要発言においても、安倍首相は「法の支配」の語を繰り返し用いている（付表２参照）。その多くは、（一）日米同盟を堅持すること、（二）「法の支配」や民主という価値を共有する諸国と連繋を深めること、（三）中国の歴史問題についての対日批判への反論を意図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れは安倍首相の唱導している「価値観外交」の表れとも言えるが、安保・外交政策において、これほど規範的な理念を強調する首相は過去になかったと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であろう。   （二）、 安倍首相の「法の支配」の典拠 安倍首相の多用するこの「法の支配」の用例を見て行くと、米国と日本にそれぞれソースがあることが推測できる。前者は、2000年から2012年まで三次にわたり出版されたアーミテージ・ナイ報告書に代表される日米同盟の推進者であり[3]、後者は安倍首相のブレーンと目される外務省官僚である。上述のように「法の支配」の語は元来は英米法の国内的な概念であり[4]、それが国際社会の秩序を示す用語として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ものであるが、近年では日米同盟関係の文書には「基本的な価値」が「基本的人権、民主主義、法の支配」[5]、「日米両国が共有する民主主義、法の支配、人権の尊重、資本主義経済といった基本的な価値」[6]等が言わば決まり文句のように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7]。 一方、国内では安倍首相周辺の外務省出身のブレーンに「法の支配」の用例を多く見出すことができる。外務省関連の人事については、昨年から今年にかけて、安倍首相が介入した例が続けて報道されており、まず2012年12月、第1次安倍内閣時代の谷内正太郎次官（元条約局長）が内閣官房参与に就任、そして兼原信克国際法局長が内閣官房副長官補（次官相当）に抜擢されたが、これは安倍首相が河相周夫外務次官の強い反対を押し切った人事と評された[8]。河相次官は2013年6月に在任10か月弱で更迭され辞任、後任には安倍首相の腹心と評された斎木昭隆審議官が就任した。同月には北朝鮮を巡り安倍首相と対立していた田中均元外務審議官を自身のフェイスブックで「外交を語る資格がない」と批判、そして8月には小松一郎駐仏大使（元国際法局長）の内閣法制局長官就任決定が報じられ、集団的自衛権に関する政府の憲法解釈を変更するための布石であるとして「強烈な対中牽制人事」と評され[9]、多くのメディアや元同局長官等の法制局関係者が強い反発を示した。同局長官は従来は四省（法務・財務・総務・経産）出身者に限られており、また小松大使には法制局の勤務経験もなかった。登用の理由について菅義偉官房長官は、「戦後68年の中でこれだけ国際的な知識を必要とする時代はかつて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たため、としている[10]。兼原・小松両氏の著書の内容は安倍首相の著書と符合する点も多く、これらの安倍首相に登用された外務省出身者が安倍首相の「法の支配」理解や関連する世界観、政策に影響を与えている可能性が大きいと思われる。以下に両氏の著書に見られる所信の特徴を見てみよう。 麻生内閣時代の「自由と繁栄の弧」は谷内正太郎外務次官が案出し[11]、実際に書いたのは兼原副長官補が書いたものとされ[12]、「価値観外交」の理論的内容の取りまとめも手がけたとされている。兼原副長官補の著書[13]によると、「価値観」とは「群れで生きる人間が生存すを図る手段」であり、「優れた価値観、倫理を持っている人間集団は、生存能力が高い」、「政治力に直結する」ものである[14]。そして「社会あるところに法あり」との確信に基づき、「東洋風に言えば、世俗の権力を超えた『天』という最高倫理」、「西欧思想の言葉を使えば『法の支配』」が現代の価値観であり、現代国際社会の普遍的価値観は第一に「法の支配」である[15]。そして「法」とは「自然法」、「国民の一般意思」であり、世俗的権力を超越する「人智を超えた実在の力」である[16]。だが正義は力で支えられねばならず、「中国思想では『義戦』（中略）、「欧州の国際法学では『正戦』（just war）」、「国連憲章の善悪を峻別する義戦論」に基づく集団安全保障が肯定され、「日本国憲法の善悪を問わない無差別な平和主義」が否定される[17]。このように、「法の支配」と安全保障は一致するものである。 小松長官は谷内正太郎内閣官房参与の外務事務次官時代、国際法局長として集団的自衛権行使の四類型を取りまとめた人物である。小松長官の著書[18]は、「国際社会における『法の支配』」を正面から取り上げ、「社会あるところ、法あり（ubi societas, ibi jus）というローマ法諺は、国際社会にも妥当する」、「『自由』、『民主主義』、『基本的人権の尊重』、『法の支配（rule of law）』等の基本的価値は、（中略）…いまや地域を越えた人類共通の普遍的価値に昇華されつつある」とする。また、「外交における『強いもの勝ち』は許されるものではなく、国際社会を律する法（国際法）に則って公正なものごとの処理が行われるべきである」[19]とし、二国間協議よりも、統一した法秩序の存在を優先すべきだとの認識が強まっていることを指摘する[20]。また国際法秩序における「むきだしの力」の優越を否定する一方で[21]、その維持にはやはり力が必要だとしている[22]。その他、以前、日本に研究者が乏しかった戦時国際法にも詳細に言及しているのは、近年の国際法学者としては異例に属していよう。一方、谷内内閣官房参与には目立った著作はないものの、日米両国が「普遍的価値を共有」しており、同盟の強化が平和に繋がる、との立場は明確である[23]。 […]

森本 敏 日本前防衛大臣   一、概觀 (1) 根據《全球趨勢2030》（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2012年12月提出），約15年後的世界大趨勢包括： ① 個人和非國家行為者的權利擴大； ② 主要國家的力量轉移； ③ 人口動態變化； ④ 資源、能源、水資源和環境等各種因素顯在化的可能性高。 (2) 國際形勢總體的傾向是雖然全球經濟合作的進一步發展，但基於法律秩序和共通價值的治理或區域性架構無法整合，特別是國家領域未確立範疇（海洋、宇宙、網路空間）的競爭關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開發（核武器和導彈）；資源、食糧、水的不足；經濟差距懸殊等破壞地區安定的可能性擴大。 (3) 東亞地區雖然由於經濟合作協定等各種經濟整合，使得經濟成長和發展可以期待，但由於領土爭端、軍事實力的現代化及兵力投射等軍事活動、民族主義的擴張、資源和能源短缺等背景，有發生低層次的紛爭事態的可能性。 (4) 安倍政府以振興經濟、回復景氣為課題，致力於經濟的活化追求復甦。因此，安倍政府的支持率頗高，但接著將面對財政建全化、消費稅、社會保障、選舉制度改革、成長戰略等課題，同時因為在2013年7月參議院選舉勝利，終結扭曲國會的問題，今後關於外交、安全保障、國防和憲法等具體問題，將認真採取解決的意向。 二、認識威脅 對日本而言，在安全保障方面： (1) 中國包括政治、經濟和內政的未來展望是最大關切議題，嚴重看待當前在釣魚台列島周邊的活動。 尤有甚者，中國海軍自2008年以來跨越第一島鏈，擴大在太平洋水域的活動領域，以及關注中國軍隊顯著的現代化。 (2) 北韓進一步開發核武（2013年2月進行第三次核試驗）以及發展導彈（2012年4月以及2012年12月試射大浦洞飛彈），對核武的威脅感擴大。 三、中日問題──以釣魚台列島問題為中心 (1) 日本於2012年9月將釣魚台列島國有化之後，中國反覆以公務船「非無害通航」進入釣魚台列島的領海與毗連區，甚至連軍用船艦也都接近該區域。 其後，中國自2012年12月13日以公用航空機侵犯領空以後，公用航空機和軍用機陸續跨越或接近中日中間線、防空識別區。 (2) 中國持續在釣魚台列島領海、毗連區進行示威活動的目的是： ①包括海洋資源在內的海洋權利和利益的確保 ②規制在沖繩美軍的活動（追求專屬經濟區內的安全保障權益） ③包含對琉球群島的領土野心的可能性 (3) 中國在海洋、宇宙、網路空間等領域未確定範疇擴大其勢力，特別是確保海域的領有權、資源和能源等的權益，保護海上運輸通道，以攻占 台灣為目標，持續進行海空軍力的現代化，並擴充其在領域外的活動。 然而，日本要嚴密注意不要挑釁中國，同時日本的對應是也不要被中國激怒，維持領土保全的萬全態勢。 (4) 中國持續緩和的經濟成長，但包括通貨膨脹、房地產泡沫、地方債擴大等結構性問題，將面對如經濟落差、官僚腐敗、環境污染、侵害人權、少數民族問題等，中國政府以經濟成長紓緩民眾的不滿，以謀求統治的安定為優先。 另一方面，日本和中國間的高層對話雖然停滯，但最近有跡象表明，中國正在尋找緩和兩國間緊張局勢的方法。同時，日本也在摸索中日對話的出口。 四、朝鮮半島形勢 (1) 北韓： 表面上，金正恩體制已經安定轉移，但金正恩還在作為領導者的訓育過程。另一方面，金正恩也著手以軍人中心的人事異動，先是以玄永哲取代李英治總參謀長，隨後又再換上金格植等，進行軍人的異動或降格。同時，最近受到矚目的是崔龍海軍隊總政治局長的得寵，而張成澤等人則淪為弱勢。 在外交方面，雖然開始推動對話路線，但其間一貫以保有核武為目標而努力開發，北韓核武和導彈威脅的現實化只是時間的問題。 (2) 韓國： 日韓關係因竹島問題、慰安婦問題、歷史認識等而使得反日情緒越來越高漲，高層交流一直停滯不前。韓國自朴槿惠政權誕生（2013年12月）後，其方向是在安全保障方面傾向美韓同盟，在經濟方面是重視中韓關係。 特別是韓國的反日情緒強烈，高度重視「正確的認識歷史」和「信賴和原則」，而信賴關係能否建立，取決於對方的態度。另一方面，日本認為要謀求東北亞的安定，美日韓的關係極為重要，此點並沒有改變。 五、日美同盟 (1) […]

森本 敏 日本前防衛大臣 １．概観 （１）「グローバルトレンド2030」（2012.12.米国家情報会議）によれば、およそ15年後の世界におけるメガトレンドは、①個人・非国家主体の権利拡大 ②主要国のパワーシフト ③人口動態の変化 ④資源・エネルギー・水・環境などの諸要因が顕在化する可能性が高い。 （２） 国際情勢全体の傾向は、グローバルな経済連携が進む一方で、法秩序や共通価値に基づくガバナンスや地域的枠組みが整わず、特に、国家領域未確定の分野（海洋・ 宇宙・サイバー）における競合関係や大量破壊兵器（核・ミサイル）開発や資源・食糧・水の不足、経済格差などが地域の安定を損なう可能性が大であることにある。 （３）東アジア地域は経済連携協定など各種の経済統合により経済成長と発展が期待される一方で、領有権問題、軍事力の近代化及び軍事力のプロジェクションなど軍事活 動や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広がり、資源・エネルギー不足等を背景として、低レベルの紛争 事態が発生する可能性もある。 （４）安倍政権は、経済再生・景気回復をテーマに経済の活性化に努力している。このた め支持率は高いが、今後は、財政健全化・消費税・社会保障・選挙制度改革、成長戦 略などの課題に直面しており、また、2013年7月の参院選で勝利し、ねじれ国会を解消したので、今後はさらに外交・安保・防衛・憲法に関する具体的な課題に本格的に取り組む意向である。  ２．脅威認識 安全保障面では日本にとって①中国の政治・経済・内政を含む将来展望が最大関 心であり、当面は尖閣諸島周辺における活動を深刻視している。 さらに、中国海軍が 2008 年以降、第 1 列島線を越えて太平洋海域に活動領域を拡大していること、及び、中国軍の近代化が顕著であることに懸念を有している。 また、②北朝鮮が核開発（2013.2 に 3 回目の核実験）及びミサイル開発（2012.4 及び2012.12 にテポドンⅡ発射テスト）を進めつつあり、核に対する脅威感が広まっている。 ３．日中問題―尖閣諸島問題中心に （１）日本が 2012.9  に尖閣諸島を取得して以降、中国は公船による尖閣諸島の領海・接 続水域内への「無害でない通航」を繰り返し、軍用艦艇も接近している。 その後、2012.12.13 の公の航空機による領空侵犯以降、公の航空機・軍用機も日中中間線・ADIZ を越えて接近している。 （２）中国が尖閣諸島の領海・接続水域内における示威活動を継続しているねらいは、①海洋資源を含む海洋権益確保の他に、②在沖米軍の活動規制（EEZ 内の安全保障権 益追求）や③琉球への領土野心が含まれる可能性があるとみられる。 （３）中国は海域・宇宙・サイバー空間など領域未確定分野に勢力を拡大し、特に、海域 において領有権・資源・エネルギーなどの権益確保、海上輸送路の防護、台湾攻略を ねらいとして、海・空軍力を近代化しつつあり、領域外における活動を拡充しつつあ る。 しかし、日本としては中国を挑発することのないよう、また、日本の対応が中国に対する挑発と受け取られることのないよう厳に注意しつつ、領土保全に万全の態勢を維 持している。 （４）中国は緩やかな経済成長を続けているがインフレ、不動産バブル、地方債務の増大など構造的問題を含め、経済格差・官僚の腐敗・環境汚染・人権侵害・少数民族問題 などに直面しており、中国政府としては国民の不満を経済成長によって解消し、統治 の安定を図ること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みえる。 他方、日中間ではハイレベルの対話が停滞しているが、最近、中国の方が日中間の緊張関係を緩和するためのアプローチを進めている兆候がある。また、日本としても 日中間の対話の糸口を模索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る。 ４．朝鮮半島情勢 （１）北朝鮮：金正恩体制は表面上、安定的に推移しており、金正恩は未だリーダーとして […]

吳釗燮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兼駐美代表    葉望輝先生是小布希政府時代的副總統重要國安幕僚，曾參與多項重要的外交與國家安全政策的決定，對美國的國際事務參與瞭若指掌，由他來談美國對亞洲再平衡政策，是極為合適的人選。而由他深入淺出的分析，也讓我們看到美國歐巴馬政府再平衡政策的政治面、策略面和現實面的問題。而他對於再平衡政策對台影響及給台灣政策建議，也是語重心長，值得我們深思。 葉望輝先生在文中指出，歐巴馬政府在2008年總統大選時提出轉向(pivot)的概念，但當選之後，就漸漸由再平衡(rebalancing)所取代。而歐巴馬競選時提出這構想的最主要背景，是在小布希總統時代，美國受困於中東地區的兩場戰爭，因此轉向或再平衡就成為一個重要的選舉訴求，讓美國人民有從中東戰爭的泥淖之中脫身的想像，甚至在亞洲，也可以就重要全球性議題上尋求與中國和解與合作的機會。在當選之後，歐巴馬政府的許多動作，如重要出訪，也讓許多國家感受到美國似乎正在「重返亞洲」。 歐巴馬政府的再平衡政策，雖然一般的直接聯想，是會有重大的資源重新配置，會有重大的武力部署，會有聯盟關係的重大強化，也會有一系列新的亞洲議程，但葉望輝先生質疑，這變化的幅度和小布希政府相比實在微不足道，甚至葉望輝先生都認為，現在歐巴馬政府提到亞洲的機會都很少了，在明年的期中選舉及之後，可能外界的共同感受，是已經沒有再平衡政策了。 如果將歐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策擴大一些來說，是他認為導致美國兩場中東戰爭的恐怖主義已經降低其威脅，因此應該更加積極的面對中國崛起的挑戰。此外，一些如暖化等的全球性的議題，而在這些議題上，美國應該與中國進行更密切的合作關係。這些政策在葉望輝先生的報告中可以感受得到，美國在面對中國是合作的伙伴或戰略上的對手兩個層面上似乎有所矛盾：一方面，再平衡給人的感受是因為東亞地區有中國的挑戰，因此必須面對這些挑戰，進行戰略重心部署；另一方面，是應積極和中國進行合作，共同面對全球性的議題。再平衡政策這兩個層面上的潛在矛盾，如果本身沒有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我認為，再平衡政策的內在矛盾將會時時浮現，而中國也必然善加利用美國政策的內在矛盾。 事實的發展是，在2009年美國對中國的友好政策，包括在2009年11月簽訂美中共同聲明，但到了2010年時，是中國的擴張主義橫行，不斷挑戰美國及其盟友的利益，迫使歐巴馬政府重新評估與中國合作的大方向。 我們在討論歐巴馬政府的「再平衡」政策時也應該瞭解，就像葉望輝論文中所提到的，美國實際上並沒有從亞洲脫離，許多現在的政策，如強化與日本、印度與澳洲的關係，在小布希總統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只是中東的戰爭佔據太多的外界關注焦點，而沒注意到亞洲地區的發展。美國在關島的軍事部署，也不是歐巴馬總統才開始，而是早在柯林頓政府末期就已經決定、小布希時代開始進行。而美國政府資源的配置上，由於目前國防經費遭到大幅刪減，美軍的規模與配置也會跟著縮減，因此也會有人質疑，在再平衡政策之下，到底在亞洲地區的資源會增加，還是減少。有一位日本籍的丹麥重要軍事安全智庫學者對於歐巴馬政府的公開質疑，以從琉球逐步撤軍為例，看起來像是在逃離亞洲，而不是重返亞洲。 當然，這些質疑的聲音和歐巴馬政府所思考的和所進行的，或許是在指不同的事情。在2010年之後，至少個人觀察到的，是歐巴馬政府已經深切感受到中國在戰略與安全上的挑戰，因此至少和韓國、日本、新加坡與澳洲進行更大幅度的軍事合作，也強化和印度、越南與菲律賓的安全對話關係。美國最新型的武器與戰艦也不斷移防亞洲地區，再加上在地區定期巡航的航空母艦從兩艘增加到四艘，這給亞洲國家的感受，是美國想要不動聲色的把軍事重心移到亞洲地區，這也廣受亞洲國家的歡迎。 但再平衡的原始出發點，是因為中國崛起形成重大挑戰。而中國崛起所形成的挑戰，並不如冷戰時期只有政治與安全的對峙，現在中國的挑戰，還包括在經濟上的挑戰。中國被許多亞洲國家認為是經濟成長的火車頭，許多亞洲國家還是爭著和中國做生意，但卻很擔心中國的政治影響力與軍事威脅，政治與經濟上的矛盾情況，才是再平衡政策的困難之處。在政經矛盾上，美國如果沒有善用經濟的工具，並且結合重要的盟友，發揮經濟上的吸引力與影響力，則政治與軍事上的「再平衡」，是不容易成功的。或許美國在近年來所倡議的泛太平洋伙伴關係（TPP）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再平衡推手了。 葉望輝先生在論文中有提到再平衡政策對台灣的影響，也給了台灣一些非常友善建議，但是他很客氣，並沒有評論現在馬政府的政策，這部份就由我來代勞。對台灣的人民來說，中國崛起對台灣的挑戰越來越嚴重，在經濟上台灣依賴越來越深，中國對台軍事威脅卻越來越嚴重，甚至在國際社會、國際組織上，都要宣稱台灣是中國一部份、對台灣進行法理統一的國際戰線。這些都是台灣人民感受極為深刻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理性的做法，也是要在經濟、政治、安全、戰略與外交關係上取得一個對台灣相對有利的平衡點。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馬政府面對這些外在因素，只有一面倒向中國，而沒有相對的平衡。就以經貿層面來說，高度依賴一個有風險的中國對台不利，可是馬政府仍然積極與中國洽簽服務貿易協議，接下來還有貨品貿易協議，雖然不講一中市場，但實際的做為，就是在建立一中市場，讓台灣更加融入中國市場之中。實際上台灣因該要做的，就是積極爭取進入TPP的協商，並且爭取過程中，努力進行所有必要的改革。這些改革，也將會讓台灣更有條件爭取和其他國家的FTA。而為了要讓台灣能夠順利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與改革，政府就必須投入足夠的資源，讓資金與技術都能進入產業，而不是讓產業被貿易協定追著跑，政府在事後收拾。 此外，國防安全方面是台灣面對最險峻的課題。除了國防預算不足之外，即將上路的募兵制必將造成財政上與兵員上的極大問題，尤其是洪仲丘的案子引起國人震撼，對目前的募兵已經造成衝擊，但現在的政府卻還是和以前一樣，事前沒有任何準備工作，現在已經到了兵役懸崖的邊緣了，如果我們都已經摔下去了才要收拾，恐怕很難有回頭的機會。而台灣國防實力實質下降，除了讓我們面對中國時更難抵擋壓力之外，也恐會讓一些美國朋友覺得台灣「棄之可也」。 同樣在國防安全層面，我們武器對外採購看起來越來越辛苦，因此我們一定要改善研發製造武器系統的環境，要有充分的投資，也要認真思考戰術上的改革，從以前大陸軍、大海軍、大空軍的防守概念，轉向一個具有足夠嚇阻能力的國防武力，而此嚇阻能力必須結合網路、無人載具、反制武力等非傳統性的思考，也讓台灣的十年、廿年防衛規劃，是針對一些可能的情境來進行，而不是依照各軍種本位主義和花大錢買新玩具的心態來主導。 更重要的，是我們站在哪一邊的疑惑。從2012年夏天到2013年春天，台灣人民、美國政府、日本各界所感受到的，是台灣的馬政府和日本對著幹。日本是美國在亞洲的最重要同盟國，而馬政府的做法看來是和中國一搭一唱的，因此，許多人質疑台灣政府正在聯合中國，對抗美日。雖然馬政府在壓力之下，於2013年春發表不會在釣漁台議題上與中國合作的極低調聲明，但水砲互射已經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而馬政府這些作為，是違反台灣民意的，也違反台灣戰略利益的。目前的情況，是馬政府在2012年的作為，已經明顯將中國因素帶入東海爭議之中，讓中國以「一個中國原則」取得介入爭議的合法性，現在中國在東海的挑戰和武力展示，已經成為我們的好友日本的夢魘了。 中國對台政策，一直要求台灣接受「一中原則」，也在國際上不斷以一中原則來進行對台法理統一的戰爭，台灣的一個理性思考，就是努力擺脫一中的困局，讓台灣能有獨立的身份和獨立的國格，也能在國際組織中獨立參與，在過程中則結合支持台灣的國際友人，創造一些努力過程中的「紅利」。但馬英九選前說台灣前途台灣人民決定，選後說一國兩區，一中架構，甚至寫信給習近平，信中明白寫下中國對九二共識為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定義。這已經遠超出台灣要與中國和平相處的正常代價，也遠超出民主國家對「政治信用」的正常思考，更超出許多台灣人民可以忍受的程度了。 雖然馬政府被逼急的時候，會以台美關係三十年來最好，台日關係很好，兩岸關係有史以來最好來向外說明其政策，但事實的發展，是台灣與中國之間已經有各式各樣的協議，馬政府也全力往前推進，但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發展，似乎都很緩慢，甚至和美國的TIFA也一直到今年4月才再召開，之前四年一片空白。馬政府對於TPP的追求，也看起來有氣無力，先說十年的規劃，後來加速到八年規劃，實際上是沒有任何規劃，這種說法和633是要等到他下台之後才能達到是一樣的不負責任。台灣沒有十年好等，也沒有八年好等，台灣需要的是一個對TPP馬上行動的政府，不是現在這個不負責任的政府。 蘇主席在今年二月訪日時提出「民主同盟」的概念，這並不是軍事同盟的概念，但卻是一個讓台灣與美、日等民主國家緊密結合的概念架構，這和馬政府緊緊抱住中國是完全不一樣的。在這裡，我還要再推銷一次，如果民進黨能夠執政，必然會強化和民主國家的政、經、軍、文各層面的關係，讓台灣和其他民主國家能夠真正緊密結合在一起。在這層面，我也希望美國與日本的朋友能夠看清楚，台灣內部誰才是美國日本真正的好朋友。

高英茂 前外交部次長、前駐歐盟代表    葉望輝先生的這篇論文有二大特色，特別值得注意。一為作者本身極為特殊的背景及專業。二為他對美國近年來全球熱烈討論的「轉向亞洲」戰略，有極精闢深入的另類解讀，特別值得台灣的重視。 葉望輝是一位美國少見的外交及戰略專家。但他不是眾多純學術講理論的學者專家。他有多年在政府高層從事政策設計及執行的經驗，包括擔任美國副總統外交顧問的歷練。他不僅重視政策的理論及邏輯，也強調政策的執行及現實。他的思維模式不僅要見林，也必須見樹。 自從2009年Obama總統上台後，全世界興起了對美國安全戰略大轉向的大期待：要早日結束在中東、(伊拉克及阿富汗)反恐戰爭，將美國戰略重心「轉向」(Pivot)亞洲或在亞洲的「再平衡」(Rebalancing)。葉先生嚴肅地提醒我們，其實這只是雷聲大、雨點小的一個假象，五年來的現實發展證明並非如此。 表面上，美國對亞洲的「轉向」及「再平衡」，有其戰略邏輯。其吸引力，很明顯，建立在二大戰略發展基礎上：Obama要結束中東戰爭，撤回美國在中東佈署的龐大軍力；而中國在亞洲快速的崛起、要求建立國際新秩序、推展「中國夢」的新動向。但是，葉專家的分析，充分證明，五年來美國並沒有真正執行此戰略調整，也看不到結構性的改變。 事實上，五年來，中東激進回教勢力運動並未減弱，仍然是對美國安全的最大挑戰。在亞洲，美國的軍力及政治資源也沒有增加的現象。反而對中國政治及軍事的崛起採取「競合」的「柔性戰略」(accommodative strategy)。因此，有名無實「轉向」亞洲政策，不僅成為一個「戰略迷思」(strategic myth)，令亞洲民主國家大大失望，甚至有「縱容」或「懷柔」中國無所顧慮大玩其「中國夢」及「大國關係」之嫌。葉先生對「轉向」亞洲策略的另類分析及解讀，值得所有關心21世界國際政治學者專家的重視。 在此，我想提出二個嚴肅問題，請教葉專家的看法。首先，葉先生的分析架構強調三個重點因素。他認為Obama的「轉向」亞洲政策受到(1)國內政治；(2)戰略思維，及(3)現實資源限制的三大影響。我想請教葉先生一個頗為令人不解的大問題：美國所標榜的國家核心價值(民主、自由、人權)是否還存在？核心價值對外交戰略還扮演什麼角色？美國對世界的和平正義還存有什麼承諾、信仰或領導決心？美國的領導中心是否會擔心歷史如1930年代德國納粹及日本軍國主義崛起的歷史悲劇可能會重演，而必須隨時對國際政治的發展備有「預防防衛」及「預防外交」的戒心？當前，美國對世界領導地位的自我定位是什麼？ 其次，我要特別感謝葉專家對台灣民主及安全的關心及警告。台灣2,300 萬人民都很清楚，美國是對台灣民主及安全最關鍵的支持者。但是，如果美國領導者，對本身「轉向」亞洲策略的目標及決心都還模糊不清，台灣的生存還能仰賴美國嗎？這不僅是台灣的問題，可能也是不少亞洲國家都在問的大問題。 華盛頓現在以直接、間接方式鼓勵馬政府的「九二共識」及「外交休兵」，以安撫崛起的中國。難道將來民進黨如重回執政，也必需要追隨這個政策嗎？ 對此挑戰，我們必須感謝葉專家衷懇正面的建言。台灣人民必須痛下決心，發奮圖強，積極對美國各界推展「公共外交」及「全方位外交」新攻勢，爭取更多的新夥伴，建立更多的新網路，讓更多的智庫、媒體、公民社會及政治人物充分聽到並了解台灣人民真正的心聲。如葉專家在論文裡指出，台灣對美國的動員還有相當空間，但是否要接下此自救運動的大挑戰，只有台灣本身才是最後的決定者。這是所有台灣人民，必須嚴肅反省自問的大問題。

葉望輝（Stephen J. Yates） 美國前副總統錢尼辦公室亞洲安全顧問 華府國際顧問公司（DC International Advisory）總裁   在此先向台灣安保協會邀請我回台北參加這場意義重大的年度盛會表達最深的謝意，能夠藉此機會與台灣、美國、日本、印度各國抱持相同理念、重視台灣安全與人權的傑出先進們共聚一堂，這是我個人莫大的榮幸。 基於個人多年擔任政府高階職務所累積出的政治歷練與傳媒關係，這篇論文試圖整理出歐巴馬政府外交政策的關鍵思考背景與重要啟示，特別是針對所謂的亞洲「再平衡」（rebalancing）政策。 這篇論文首先將分析重返亞洲一說的政治著眼，接著探討再平衡政策背後的思考策略與無法迴避的現實侷限，最後分析再平衡政策對台灣的影響，並提出幾點建議供各位思考。 由於這篇論文出自布希政府時代、前白宮資深國安官員之手，我不敢妄稱這是一篇絕對公正的評估報告，但自認本文將以全面性觀點提出具體、公道的評論，並附帶一些具有建設性的建議。希望這篇論文能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促成更深入的思考、啟發性的對話和更完善的策略選項；簡言之，這篇論文只是探討國際戰略的一個起點，並非定論。  一、重返亞洲一說的政治著眼（The Politics of the Pivot） 談到外交政策時，政治著眼這幾個字往往很難搬上檯面公開討論，不過如果迴避政治著眼的重要性，甚至忽略政治著眼其實就是擬定外交政策的主軸，則後續討論難免失去焦點並流於空談。民主社會中獲得勝選的政治領袖以政治必要性做為施政考量，從中尋求政治利益的作法當然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因此，當我們檢視歐巴馬政府提出「重返亞洲」（pivoting to Asia）一說的政策源頭，以及之後演變成「再平衡」的思考策略時，應當從這些想法與相關用語的政治著眼點開始評估才恰當。 多年以來，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是共和黨有史以來頭一遭在外交事務與國家安全兩項議題同時宣告失守的一年，尤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小布希（George W. Bush）因為國家安全的政策較受選民青睞，進而在大選中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凱瑞（John Kerry）一事也才不過是四年前的歷史而已。 歐巴馬入主白宮的選舉主軸建立在抨擊前一任總統宣告反恐戰爭的舉措錯誤百出，甚至根本不該派兵前往大中東地區。歐巴馬的競選團隊主張這些陷入僵局的軍事冒進不僅損害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也導致美國無法顧及在亞洲的利益。 小布希政府的確為了中東地區的軍事行動焦頭爛額，這一點不容否認，但是也很容易理解這是為了對九一一恐怖攻擊行動做出回應——策劃這場恐怖攻擊的首謀來自於中東，煽動恐怖組織的意識型態也源自於中東，並且同樣在中東地區獲得最多當地民眾的呼應。 因此，處理大中東地區衰敗、戰亂的國家，切斷基本教義派聯絡網路的風險也就被賦予新的政治必要性，讓後續的軍事行動師出有名。小布希總統執意如此的基本論點是——必須在敵人再次打進美國本土之前，決戰境外。大多數美國人在遭逢多起恐怖攻擊事件之後，也傾向認同這種說法的合理性。 結果人算不如天算，美軍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戰場紛紛陷入泥沼，隨著傷亡數字不斷攀升，美國輿情開始支持反戰的訴求，並質疑美軍在戰場上的惡劣行徑。媒體報導跟政治評論很少能掌握地球另一端衝突場面的真實面貌為何，以及衝突背後各種錯綜複雜的考量，但是師老兵疲的軍隊，戰場上醜聞不斷的惡劣行徑，再加上疲勞轟炸式的報導宣揚反恐戰爭不得人心，最後終於打垮小布希政府，讓這場反恐戰爭的使命失去了正當性。 才當選一任聯邦參議員的歐巴馬在2007～2008年間迅速成為民主黨挑戰總統大位的耀眼新星。歐巴馬抓緊每一個機會批判小布希政府各項失去民心的政策，其中最關鍵、影響最深遠的就是主張替伊拉克戰爭劃下句點，大幅修正小布希政府宣告反恐戰爭的作為。這項政見除了基於歐巴馬的個人信念外，同時也有效地提醒參與民主黨黨內初選的選民一件事——希拉蕊就跟2004年的凱瑞一樣，在加入反戰陣營之前的那幾年還曾經投票支持過反恐戰爭的相關法案。 強調小布希政府從一開始「正確地」派兵前往阿富汗，發展到日後「錯誤地」攻佔伊拉克，最終導致反恐戰爭師出無名，這種說法從競選角度來看的確相當具有宣傳效果。為了在這個論點上趁勝追擊，歐巴馬競選團隊加碼宣稱小布希政府太過重視中東的結果還導致美國無法繼續向世界其他地區的盟邦維持承諾，在亞洲的狀況尤其嚴重。 歐巴馬認為，美國與其把全世界當成反恐戰爭的戰場，倒不如在中東地區尋求一個可行的退場方案擺脫兩場不受歡迎的戰爭；除此之外，應該設法跟俄羅斯、中國等其他國家建立策略聯盟的關係，共同處理氣候變遷、跨國公衛體系與核武裁減等全球性的議題。提出這些新作法的目的是為了迎合當時美國民眾反戰、想把軍隊跟資源調回美國的訴求，並且希望用擴大合作的方式預防（如果不能解決的話）長年困擾美國的課題，比方說是來自北韓與伊朗的核武威脅。 重返亞洲這種簡單的口號也就如此這般地同時成為歐巴馬與希拉蕊初選陣營共同擁護的政見，日後也升格成歐巴馬政府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而他們兩人也建立起運作良好的分工模式——歐巴馬總統專注於跟穆斯林世界建立新的交往基調，國務卿希拉蕊則大張旗鼓地宣告美國「回來亞洲」了。 國務卿希拉蕊高調宣示東亞國家將是自己任內第一趟出訪的目的地，並點出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是未來國家發展的重要基礎。相較於小布希政府很少指派政府高層不定期出席區域性峰會（譬如說是東南亞國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做為照應，歐巴馬政府反倒明確表示將指派頗受好評的國務卿希拉蕊出席所有區域性峰會，甚至將首次以美國代表的身份出席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對未來國家發展至關重要這一點無庸置疑，維持美國在區域內持重的領導地位有助於強化這些利益的想法也沒有問題。儘管出席露臉跟高調主張都帶有某種程度的宣示意義，但是美國跟亞洲盟邦要面對的艱困挑戰卻不會因此就自動消失於無形。 歐巴馬政府想在亞洲採取新作法的說詞在剛開始相當受到歡迎。政治領袖跟媒體輿論多年來早就厭倦中東戰爭與恐怖主義那些了無新意、各說各話的論戰，能夠喘口氣談些美國在亞洲的新機會、新方案跟新作法當然會讓人感到耳目一新。 隨著歐巴馬入主白宮後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檢討對阿富汗的政策並聚精會神處理美國國內糟糕的經濟局勢，這段期間指派國務卿希拉蕊四處宣揚歐巴馬政府特別著重亞洲的新國家安全戰略反倒收到相當不錯的成效。 但是過不了多久，不論是美國還是世界其他國家都開始追問新戰略到底意味哪些實質上的改變。美國在中東的國家利益畢竟還是不容忽視，歐巴馬政府真的擔得起無視這些利益調頭就走？亦或是應該在中東設法尋求其他可能的機會？亞洲國家的領袖更會想：就算把焦點轉到亞洲是好事一件，但是在亞洲這個牽一髮動全身的地區，該怎樣改變強權間的平衡？該如何調整區域課題的優先順序以及經濟運作的模式？美國心目中到底對這些議題打著什麼樣的算盤？ 另一方面，儘管美軍在阿富汗跟伊拉克的軍事行動都逐漸接近尾聲，整個大中東地區卻持續瀰漫著動盪不安的氣息，導致國會議員跟國際社會開始質疑任何打算從中東撤離的觀點到底有沒有參考價值。 似乎很多不屬於歐巴馬政府的局外人都真的認為重返亞洲一說會導致美國忽略在世界其他地區維持必要承諾、逕行前往亞洲進行新一輪軍事部署的結果。他們對這波調動既會壯大中東對手的聲勢同時激化亞洲緊張局勢的憂慮溢於言表。 有鑑於此，2008年競選期間脫口而出「重返」這個詞彙逐漸被「再平衡」這個比較中性的詞彙取代。美國當然沒辦法從中東地區一走了之就只為了把注意力投注在亞洲身上，只能試圖在兩個同樣詭譎多變的地區重新找到平衡點，投以等量的付出與關注。 既然現在已經進入歐巴馬政府第五年任期的尾聲，我們大可斷言整個重返亞洲，或者是在中東與亞洲之間取得戰略再平衡的說詞，已經不再是歐巴馬政府感興趣的施政重心了。 考量到中國持續增加的戰略武器以及周邊地緣政治的複雜程度，美國國內外多數軍事專家都明白在亞洲重新配置資源的說法就算會受到歡迎，實際上卻沒有多大的戰略意義，更何況經過這麼多年後，歐巴馬政府對於什麼是重新重視亞洲議題的具體內涵遲遲給不出個明確說法，更別提該用什麼標準衡量亞洲盟邦跟戰略對手的回應了。 雖然歐巴馬總統用更常談到亞洲的方式回應批評，而且通常選在即將與相關人士會晤或接待貴賓時談到亞洲，但是這並不等同於施政重心或戰略規劃。白宮現在已經刻意避免再度用上「重返」這個字眼，不過倒是會繼續高調宣稱將在亞洲採取全面性的新外交政策。如果先把這種調整擱在一旁，我們就會發現「重返亞洲」或是「再平衡」等課題不但已經不能算是美國的國策，而且也沒多少人——不論是在美國、亞洲，或是世界其他地區——懂得真正的內容。 在此舉個例子。隨著2014年美國期中選舉的日子一天天逼近，主要政黨候選人大概都不會把自己對歐巴馬政府亞洲政策的看法當做前進國會的競選主軸，甚至可能連提都不提。比較可能的情況應該是兩黨各選區的政壇要角繼續在中東地區與美國本土的國家安全議題上進行攻防，亞洲地區不會成為重點。至此，國家安全議題對共和黨而言已經不再是個扣分題，原本重返亞洲的政治著眼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一去不復返。 二、再平衡政策背後的思考策略（The Strategy Behind Rebalancing） 從政治著眼這一點分析歐巴馬政府重返亞洲的葫蘆裡賣什麼藥，思過半矣，不過這套說法還是包含許多可以操作的外交政策與國家戰略元素。 不論就戰略或政治面來看，美國撤軍都會帶來負面的印象，因此儘管歐巴馬政府急於把美軍抽離陷入僵局的戰場，但是卻極力避免向全球傳遞出撤軍的訊號，而避免負面印象的最佳說詞，就是用另一個正面的替代方案做為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