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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 黃昭堂老先生，人稱『台獨歐吉桑』。也有很多人稱呼他『老仙』，這同時有日文「先生(老師)」及台語「老仙覺」的雙關意涵。這些稱呼，反映出他親切而有內涵的人格特質。 在同志與好友眼中，黃昭堂老先生是位人格者，腳踏實地，對人寬厚、從不口出惡言。他一直是台灣獨立與主權運動的先趨及實踐者，對於台灣獨立的理念堅持，始終不打折扣。但他會因應外在客觀環境的變遷，適時將台獨運動提升，邁入嶄新的里程階段。 在2008年我擔任民進黨主席時，儘管我黨齡甚淺，與街頭運動極少淵源，但他仍舊毫不吝惜地給我鼓勵和支持。在前幾年民進黨最困難的階段，我們所舉辦的重要活動，包括民間國是會議、公投聯署與所有遊行，黃昭堂先生都率先支持，或擔任發起人。在我決定參選2012年總統的初期，黃昭堂先生也是率先積極支持我的民主前輩之一。這些點滴回憶，我至今仍非常地感念，難以忘懷。 黃昭堂老先生常說：「台獨運動是我的天職」。他的一生幾乎都奉獻給爭取台灣主權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甚至包括他所有的學術研究，也全部都和台獨運動脫離不了關係。 他在1976年所寫的第二本台灣研究專書，是與彭明敏教授合著的《台灣の法的地位》，在這本書他所闡述的是：『台灣並不屬於中國的領土，台灣基本上是台灣人的領土……同時為了決定台灣的將來，須尊重台灣人的意願。』這本書獨特之處，便是首創採國際法觀點切入詮釋台灣史，而這在方法論上是前人所沒有嘗試過的。該書的出版，對於台灣獨立運動人士在理論論述上和國民黨政權的抗爭，提供了相當程度的合法性基礎。 黃昭堂老先生對於「台灣人」的觀點，不僅涵蓋二戰前就生活在台灣的河洛、客家與原住民等族群，也包括1949年後移居到台灣的中國各省籍人士，這種超越時代卓見的包容性族群觀點，非常令人佩服。但很可惜長期以來，國民黨政權卻一再污衊台獨運動、製造恐懼動員選舉來鞏固統治，長期形成台灣各族群間的猜忌。 如今看來，他所主張的「台灣不屬於中國，台灣的將來須尊重台灣人的意願決定」等論點，已經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共識，甚至連他一生所對抗的國民黨政府，也必須服膺此一理念，不敢違逆。這更使人深信，只要立論正確、論述清晰，『知識即是力量』。黃昭堂老先生的真知酌見及過人見識，不僅造就了他的歷史地位，也引領了民主運動的方向。 在2008年以前，黃昭堂老先生曾陸續接受前國史館張炎憲館長的訪談，主要是針對他在台獨運動努力的過程，從出生、求學、流亡海外、回台灣從事運動，是研究型的口述歷史。他表示，自己以前的日記被警方『沒收』了，因此僅能靠記憶來回答細節，恐怕會有所落差，但他又說「這也有好處，因為這樣不會記得別人的不好，所以我可以做大事！」我們從這小地方，就可以看見老先生的豁達大度與崇高人格。 可惜的是，因為政黨輪替的關係，2008年後馬政府因親中的政策，國史館徹底把這段口述史計劃給腰斬了，這對台灣歷史記憶的累積，是項難以抹滅的傷害。但黃昭堂先生過去種種的貢獻、以及留給我們的深刻、美好回憶，絕對是我們後輩獨一無二的典範，以及台灣社會的重要資產。 昭堂老先，我們不會忘記您，也會努力地把您的理念傳承下去。願您能在天國安息，並在另一個世界為我們祈福。總有一天，我們會成功，會贏回國家的尊嚴，建構一個更公平正義、團結包容的社會！

李登輝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近午，電視螢光幕上的新聞快報，突然傳來昭堂先生遽逝的消息，一時之間，讓我不知如何去相信，眼前所出現這一刻的事實? 頓時，內心滿是刺痛的情緒，不由得舉頭問天:「上帝啊! 祢才剛給我病痛的考驗，怎會立即又給我痛失摯友的打擊?」 學者出身的昭堂先生早期留學日本，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並在日本教授國際政治史和政治學。雖說他是一位學者，但他念茲在茲的，卻是他自許為一生志業的「台灣獨立運動」；昭堂先生經常以幽默又帶有自信的口吻說：「台獨是我的專業」！可見在昭堂先生的心裡，推動台灣建立成為一個正常獨立的國家，一直是畢生奮鬥的目標。就連他在日本所從事的學術研究，也多與台獨運動及台灣國際定位問題有關。 他一再主張，台灣的歷史應該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來寫台灣史，如此，才能真正為台灣記錄下屬於真實的台灣歷史。這個觀點，與登輝的想法十分契合。換言之，就是昭堂先生與我，都是主張台灣史的研究，應該建立在「台灣人史觀」上面，也就應站在台灣人立場來解釋過去台灣歷史上發生的種種事實。 就以昭堂先生曾出版過三本書（「台灣民主國研究」、「台灣の法的地位」及「台灣總督府」）的故事來看，他的確是一個倡導以台灣觀點來研究台灣及台灣史的力行者。首先，「台灣民主國的研究」一書，對昭堂先生來說，有兩項特別意義，一方面除了是他的博士學位論文之外，其獲得學位的過程也相當富有戲劇性。當時，提交論文的截止日期前，他因柳文卿事件而被抓進東京警視廳，因此，這本論文是從警視廳交出去的，這是他一直引以為傲的一件事情。另一方面，當時他的論文提出後，立刻受到日本學界的肯定、重視，馬上就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這是東大出版會首次出版由外國人撰寫的博士論文。還有一點也是他深以為傲的，當時東大給他的博士學位證書上，國籍一欄寫著中華民國，他立即退回證書，並要求國籍更改為台灣，否則絕對不接受學位證書。後來東大為此召開全校教授會議討論此事，結果接受了他的請求。以後，東大對於台灣來的留學生，學位證書的國籍欄上，皆尊重他們個人的意願。 第二本的台灣研究專書是「台灣の法的地位」，在這本書上，所研究的主題是台灣並不屬於中國的領土，台灣基本上是台灣人的領土，至少台灣的歸屬至今未定，所以要決定台灣的將來，須尊重台灣人的意願。此外，這本書的獨創之處，是他用國際法來解釋台灣史，在方法論上是前人所沒有嘗試過的。 至於第三本台灣研究的專書則是「台灣總督府」。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描寫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歷史，書出版後，出版社立刻把這本書列入「日本史叢書」，這在日本是一件很難得的事。 「很少有人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來寫台灣史，大部份的人都是站在漢族主義立場來寫台灣，還有不少的人站在日本人、中國人立場來寫台灣史。如果，研究台灣史的後繼之人，都能站在『台灣人史觀』的研究立場上，那要建立起台灣的主體意識價值，就容易許多了！」昭堂先生這席話，彷彿是給大家留下一個標竿，期待所有台灣人持續努力。 外界對昭堂先生的評價，是一位腳踏實地的人格者，他對人寬厚，不口出惡言，從不居功，對台獨運動則不打折扣的堅持。即便是1992年擺脫「黑名單」的限制返台後，也一直扮演著台獨運動的核心決策者和中堅領導者。他全心全力投入台獨運動，風骨獨特，令人印象深刻；投入本土運動，既出錢又出力，並曾將擔任國策顧問的薪水，全數捐給台獨聯盟推展台獨運動，提攜本土社團幹部等晚輩更不遺餘力。「…過去整整五十年，有一半時間，我幾乎都是在做台獨運動，我覺得我的人生非常歡喜，非常成功，那是因為有機會讓我可以做人，我真歡喜！感謝！感謝！」這是出自他接受電台訪問時，最直接、最率真的口吻，令人動容！ 「那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聖經上是這樣的描述著，這也代表著昭堂先生一生為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獨立的國家，所曾作出的努力。期盼所有的台灣人，也能效法昭堂先生，用滿心歡喜的精神，接續他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獨立國家的使命，讓他所遺留下的典範，永遠樹立於這塊美麗之島！ 2012年元月

陳哲雄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一般內科主治醫師   照顧病人是我們醫師的楅氣。拾多年以來，能夠照顧昭堂主席的健康，不只是福氣，更是我醫療人生中最大的榮幸。 昭堂主席第一次來和信醫院掛我的門診是2001年9月。從病史的收集，全身理學檢查到安排檢驗，整理病歷，我花一個半小時以上的時間詳細處理相關過程。蒙主席信任，我從那時起成了他全人照顧的內科主治醫師。拾年多期間，有多位和信醫院，台大醫院的名醫教授診治過主席，由我負責統籌全盤的醫療照顧。 慢性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慢性肺氣腫的治療，需要長期服藥控制。主席對於服用藥品，遵從性很高。他的一些慢性疾病控制大多能符合治療指標。但是，他的體重問題這些年來一直讓我束手無策。身高175公分的他，從2001年9月的89.5公斤，曾一度増加到105公斤。有一年，台獨聯盟尾牙，他心情好，喝醉了。晚宴結束離席時，腳步一個不穩。體重不及主席一半的我，自不量力試着扶他，還差點被壓扁了。幸好，黃陽興兄在旁，幫助扶他上車，爲我解了圍。 體重的減輕最重要的是靠飲食的節制和運動的加強。這兩方面，主席都力有未逮。蓮治夫人過世後，主席的飲食更無法正常，朋友的邀宴，外食增多，是一個原因；主席以車代步，很少步行，也是原因。他常開玩笑說，他終身致力台獨「運動」，已經不需要其他運動。我和一些朋友鼓勵他游泳。他心有所動，但最終還是沒有去成游泳池。 照顧主席的前三年，我們之間是醫生和病人的關係。蓮治夫人過世後，我們亦醫亦友。內人麗卿和我及主席的好友康厚兄嫂，敏勇麗明夫婦及經常從美回台的瑞明、麗清夫婦，關心主席的生活起居。朋友中有人曾想介紹一位女性朋友，更貼心照顧他。但主席對已故的蓮治夫人深情有加，也不願他日成為他人的負擔，一直沒能促成其事。這段期間，他的一位姪女幫忙照顧生活起居，相當盡職，但多少有些不便。 個性樂觀開朗的主席，不喜歡麻煩別人，待人十分親切。每次門診時，都笑容可掬。「Hi」「Hi」的話語聲，讓人開懷。護理人員都覺得很窩心，也很樂意照顧他。有長期大腸息肉病史的他，每一兩年需要安排一次大腸鏡檢查。如發現有息肉，就作息肉切片檢查。他很擔心得到大腸癌，每次聽到息肉切片檢查良性報告時，會很開心。他曾是長年煙槍，因而導致慢性肺氣腫。爲了不讓辦公室同仁受到煙霧污染，毅然戒煙有成，加上藥物的治療，肺功能檢查已接近正常，不會上氣接不著下氣，演講時聲音依然宏亮。他血糖和血壓的長期控制也非常良好。 我原本期待能夠與主席有更長的亦醫亦友情誼。未料到他在接受全身麻醉內視鏡鼻竇手術以矯正眼睛肌肉失調，於手術結束後，發生意外，搶救無効。想到開刀前兩天，在國家音樂廳會面時他一如往常的笑容，讓人不敢相信他已在上帝的召返，離開人世，到他信仰的主的天國。主席的意外離開人間，讓我體會到人生的無常和醫學的有窮。每次看到主席長期盟友侯榮邦兄的落寞神情，我都會因爲作為一個醫師的無能為力感到內疚。也許，他已經在另外一個國度與蓮治夫人重逢，攜手再譜另一個世界的人生。安息吧！昭堂主席，你的人生已打過美好的仗役。你的親友和追隨者都會永遠懷念你。

黃陽興   1992年主席自日返台後，近二十年間時相往還，經常與主席及夫人蓮治姐同遊或聚會，親炙其言行風範，對他的學養信仰，生活態度，人格特質，瞭解越深，敬仰日增。 主席一生堅持奉獻台灣獨立運動，至死不懈。在國民黨的黑名單解禁，由日返台後，在台灣的民主運動過程中，就台灣意識覺醒的強化上，他扮演了強勁有力的關鍵性角色。除了擁有原本深綠年長階層的認同，他以豁然大度的胸襟，更吸引了年輕族群的好感，影響他們作更深一層有關民族定位的思考。 我們難忘陳雲林來台，在馬政府一片卑躬屈膝，倒屐相迎的氛圍中，他在台北晶華飯店，從中午守候到半夜2點15分，以他的獅子一吼，向陳雲林呼喊出：「台灣中國，一邊一國！」那種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正氣凜然，結合主席悲壯豪邁的形象，已深植台灣人的心中，將全體台灣人熱愛自由民主的心聲具體呈現。這一幕，也成為台灣人的「共同歷史記憶」。 主席為了強化與台灣最重要的兩個盟國──日本與美國的關係，在過去數十年間，不遺餘力的策劃推動國家安全保衛實務。與兩國的政界、軍界及媒體，建立並維持長年深刻的友誼。他深信「德不孤，必有鄰」，凡是具有同樣民主自由信念的友人，就會凝聚彼此的共識，為區域及世界和平而做出貢獻。在他的長年努力下，日美眾多有識之士，都成為他的朋友，也成為愛台一族，這種無私精神的感召力，極為動人。 主席氣度恢弘，為人豪邁，不拘小節，又聲如洪鐘，顏如金剛。他直率爽朗，從不虛偽奉承。心中坦蕩，從未見他為個人私利作一計算。他極為尊重每個人的主體性和自主性，因此可以經由對方的角度思考，並且凝聚各方意見。他會為別人設想，不愛麻煩別人絲毫。主席愛才惜才，喜歡與年輕人交往，不會覺得與晚輩會晤、交談，是絳尊紓貴，所以年輕人都很愛親近他，包括我們家的兩個女兒。主席對她倆而言，就是個極具個性，率真明朗，富有智慧又有個人魅力的「阿公」。明明是個不平凡的人物，卻展現了瀟灑堅定，溫暖又明快的生活風範，給年輕人上了一門珍貴的人格養成課程。 主席一生淡泊名利，不講究生活享受，隨和好款待。台北市寧夏夜市的小吃，他開心享用；半山中茶棧小飲，他也欣然開懷。極念舊又愛台灣。在陽明山上，他最愛國際飯店，因為那兒是他和蓮治姐度蜜月的所在；造訪澎湖時，提及那是他青年時期服役的地方，充滿舊日回憶；去汐平公路踏青，他就覺得那山景比日本箱根溫泉區的景緻毫不遜色。他就是愛台灣、戀台灣，甚至數次提及，日後要和太太一齊海葬太平洋！ 蓮治姐是內人秋蓮台大外文系的學姊。在主席身列黑名單期間，深受專制集權政府的撻伐壓迫，蓮治姐溫婉堅強，撫育三個幼子。主席回憶過往，曾經說過自己是「無情的男性」。蓮治姐因氣喘身體欠安，常有氧氣不足情況。主席在她晚年時，出外經常帶著她，甚至與日本友人住友商社前社長岩永先生聚餐時，蓮治姐靜靜睡著了，主席也不在意。主席之不離不棄，沉默深情，讓我夫婦感念甚深。 主席猝逝後，我陪同他的三位公子，去北投故居整理遺物，發現他的座上及床頭櫃中，放的都是蓮治姐的多幅寫真，證實主席是一位「真性情的男子漢」，表裡如一，至死不渝。而他對台灣的大愛，更加如是！

1月22日下午，這一天是農曆除夕，侯榮邦兄來電，我問他人在何處，竟然是在獨盟辦公室。他的寶眷在東京，沒有回家過年，諒是在為黃昭堂先生的紀念集之編撰事宜而操心。 榮邦兄給我一個機會，撰文悼念昭堂先，要我在25日交稿。他所以遲遲纔通知我，是因半年來我為內人惠美女士之病篤而奔波，她於去年12月28日逝世，今年1月15日告別式，到目前不論是思緒或生活仍舊一片混亂。 友人知道我失去我們台灣人「大眾的朋友」、又失去愛妻，倍感傷痛。在先室病危之際，我除了兩次到辦公室的靈堂向昭堂先行禮之外，無法參加告別式，因她的惡性癌滲透太快，醫生來不及搶救，我也措手不及。我所以提到兩人，皆是我的痛，而我的太太惠美也很敬重昭堂先，曾為他繪一張油畫像，他很滿意，常常稱讚他。   我總是稱他為「昭堂先」 黃昭堂先生，我總是稱他為「昭堂先」，在古漢語中，先或生都是指先生。『史記』中有「賈生列傳」，司馬遷尊敬賈誼，稱之為「賈生」，台人傳承古語，醫師稱作醫生，到近年纔漸不用。 又關於「先」之稱呼，常用在私塾的老師；我年少時，與新竹・樹林頭的榭水柳老師學三字經，人人稱他為「水柳先」、此等用語，其實在乾隆、嘉慶年間的學者趙翼已經為文討論過，實不宜在此引經據點。其實黃昭堂先生只大我四歲，我尊之，稱他為昭堂先。 有charisma的資質，但有學者細膩的一面 我什麼時候首次與昭堂先見面已經很不清楚，我在1968年到1973年赴東京大學進修，想是那個年代。他在1992年11月歸國後，充分發揮所具有的charisma的資質，善與大眾對話。他的學問成就，在台灣的情形來說是被群眾運動家的成就所掩蓋。也因為獨立運動者的角色，他很少臧否人物，但也曾經吐露真情。 他的性格有豁達的一面，但在思考上有綿密細緻的地方。記得1974年我再赴東京大學接受博士學位口試、以及以後每次赴日，總是受邀吃飯，在眾人之中唯獨他一人一一與我核對、檢驗台灣發生的事情，他也會提出某人給他的說法不同。當時我涉入考察事務很深，有一些事情是親自參與，當然知道當時民進黨派系帶給海外的偏見。他緻細的觀察台灣的政治發展情勢，並且會提出他的看法。 話說回來，有感於他的學術成就應介紹給國內，經他的同意，在他未能歸國時就由我主持的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通過，翻譯東京大學出版的《台灣民主國之研究》，終於在1993年12月由稻鄉出版社出版。此書不但影響台灣史的研究領域，也深深影響獨立建國運動。   感謝恩師之情溢於言表 提到學問問題，昭堂先總是會提到他的恩師王育德先生。他經常提到台灣青年社的成立，王育德先生要他們努力查字典，用字嚴謹，以及在《台灣青年》寫作上嚴謹的要求。他認為學問的訓練皆來自王先生，到年老時仍是感激不忘。我親身的體驗是：有一年由張炎憲教授主辦的會，假台北市館前路的大樓，由我介紹昭堂先，然後由昭堂先主講，所講的是王育德先生的治學方法。他寫的稿很長，雖然給主講者的時間很長，但講不到講稿的十分之一就結束了。   對台灣國家安全的貢獻 (1)參觀日本海軍演習 昭堂先在日本的幾所大學講授有關「國際關係論」的課程。有一年我赴日時，與他討論國際局勢，他要將在東京大學講授的課讓給我。當然，這不是我能力所及。 他有許多學生成了將校，與日本海軍有淵源。我曾經開玩笑的問他，喜歡當什麼官，他說「提督」！不是國家元首，也不是國會議員。我想所以要任提督，可以保障台海安全。 昭堂先先後成立「台日安保論壇」(1998年11月)、「台灣安保協會」(2000年6月)，是極大的貢獻。如上文所說的，他與日本海軍關係良好，所以仍有許多年安排參觀日本海軍演習；我在2003年8月，也曾赴名古屋，登艦參觀，艦名叫「夕霧號」。 昭堂先不但與日本海軍有過往，他與美國的James E. Auer教授有同窗的交情，Auer教授本來擔任過艦長，為了追求他的太太改走學術的路。Auer教授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海軍的重建，被譽為日本戰後海軍之父。昭堂先曾經安排他在國賓大飯店演講，可惜知者少，聽眾不多。 (2)日本武官駐台 1972年日本政府因遵循「國聯主義」、即聯合國在1971年表決、驅逐蔣介石的代表（請參考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不再以蔣介石政權代表中國的政府，因此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從此以後，國家與國家身分的關係中斷，不再派武官駐台。有鑑於軍事交流與國家安全需要，據昭堂先告訴我，是因他的努力日本目前派武官駐台。   愉快的巴黎同行 與昭堂先共事最愉快的是巴黎之行。台灣與法國法蘭西學院所屬的道德政治科學院合作辦理「中法文化獎」。我與昭堂先以國策顧問的身分被派往法國，在2001年6月1日的「評議會議」，我們推薦「巴黎外方傳教士在台灣」的貢獻，有別於過去推薦補釘式的漢學者的業績。會議很圓滿，法國方面讚譽有加，說是能全體投贊同票，是以往所沒有的情形。當然，背後有一位功勞者是何康美女士，他將我與昭堂先的推薦文譯成法文。 昭堂先的夫人黃謝蓮治女士和我的內人隨行，他們兩位是私費，坐商務艙；我與昭堂先是公費，坐頭等艙。昭堂先很體貼，夫人身體不好，提議男女座位對調。還有，我們嫌旅館的早餐費貴，早上到外買吃的，夫人身體欠佳而晚起，昭堂先便為之備一份帶回。其體貼如此！巴黎之行，更暸解昭堂先之為人，在此無法一一陳述。總之，是愉快的巴黎之行。 追悼  故人，祇是列其行跡之一、二，這一位「台灣那想那利斯徒」將隨著台灣歷史記載，永遠存在於人們的心中！   2012年1月25日 農曆元月初三

黃昆輝 台灣團結聯盟主席   去年11月16日午間，蔡立委同榮兄為籌組台灣公平選舉國際觀察委員會，邀集了黃昭堂主席等相關人士餐敘交換意見。席間，黃主席一如平常，神采奕奕，不覺有任何異樣。詎料，翌日中午，獲悉他因主動脈剝離而與世長辭。噩耗傳來，猶如晴天霹靂，令人震驚不已！ 黃昭堂主席，為台灣獨立運動奔走發聲五十多年，早聞其名，心儀已久，可是我們兩人見面、相識、交往的機緣，卻來得很遲。2002年，李前總統登輝先生創立群策會，稍後開辦李登輝學校，期藉以提高台灣國家認同，建構台灣主體性，並培養台灣政治人才。我當時擔任群策會秘書長兼李校教育長，幸得機會邀請黃主席來校講課。其講題集中在台獨理論、台獨運動、國際關係，乃至美日安保等方面。由於他學識豐富、分析深入、見解獨到，對於學生的提問，常能畫龍點睛，饒富啟發，而且幽默風趣，他的課可說叫好又叫座，深受學生歡迎。尤其，日本李登輝學校常組團來台研習，都指名要聽黃主席講演，其受學生之敬愛，不言而喻。每次課後，我都向他表示謝意，並藉機交談請教，受益良多。 黃主席為台灣獨立運動獻心獻力，堅決追求台灣獨立建國。他認為台灣尚非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沒有自己的憲法，也沒有自己的國名，在國際上又走不出去，簡言之，在法理上尚非真正主權獨立。惟李前總統認為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祇是還不正常而已，要正名、制憲成為正常的國家。對於此種見解，黃主席則持保留的態度。有次，我在主持群策會主辦的研討會，他當場提出質疑，問我能否作個說明。當時我回答說，這兩種說法雖然不同，但是透過正名、制憲的途徑，以建立新國家的目標，並無二致。當然，這個問題討論起來就非三言兩語可以完結。黃主席最終表示能夠理解，同時也認為我們尚能自圓其說。他正直、理性、包容，不鄉愿、不含糊，讓我印象深刻。 黃主席對台聯推動ECFA要公投，支持甚力。2009年，馬政府宣稱，擬與中國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英文簡稱ECFA）。當時民進黨與台聯合辦「民間國是會議」，經一致決議，可否與中國簽署此一協議，屬國家重大政策，應交付公民投票決定。未久，民進黨即先推動公投連署提案，竟遭公審會無理否決。隨後，台聯接續推動三波連署提案，亦均遭公審會蠻橫駁回。馬政府剝奪憲法賦予人民的直接民權，這種專制獨裁的鴨霸作為，令人不齒。在推動連署公投提案的過程中，我曾兩度拜訪請教黃主席。他認為此一協議如果簽署，對台灣將產生極大影響，應力爭到底，他並且自願擔任義工擺攤推動連署，在台聯舉辦的多次記者會或相關活動，黃主席均躬親參與聲援。他對台聯士氣的鼓舞，對護台行動的劍及履及，本黨同志深受感動。 這次總統及立委的大選，台聯早已決定，以大局為重，全面與民進黨合作，合作才有贏的機會。所以，總統支持蔡英文，區域立委也不提名，支持所有民進黨候選人，台聯祇期望爭取政黨票能跨越門檻，在立法院有席次組成黨團，與民進黨併肩作戰。由於立院議事運作，以黨團協商為主，真正付諸表決的比例較小，本土有民進黨與台聯兩個黨團合力參與協商，始能制衡親中的三個黨團。況且，如果蔡英文贏得大選，民進黨執政，宜唱白臉，而台聯則扮黑臉，相互配合，協助穩定政局，順利治國。對於此一全盤構想與作為，黃昭堂主席不但認同、肯定，而且相當支持。 陳茂雄教授曾在其大作〈從黃昭堂那三張選票談台獨〉一文中稱：「台聯黨全力支持蔡英文，以阻斷統派推動統一之路，又不提名區域立委，以免讓統派勢力漁翁得利，該黨只提名不分區立委，期待能組成立院黨團，一則推動台獨運動，一則對國際社會發聲，以彌補將要執政的民進黨對台獨運動只能做不能說的缺陷」。文末他特別引證說：「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往生前，就基於上述理由對筆者在內的聯盟成員表示，他個人積極支持蔡英文參與總統、區域立委支持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政黨票）則支持台聯」。黃主席為台灣未來，為本土勝選，支持台聯爭取政黨票的思慮明晰，立場至為明確。 去年8月間，我到台獨聯盟拜訪黃主席，就當前大選態勢交換意見，並向黃主席提起，台聯自四月底開始利用週末分赴各地舉辦「棄馬保台」宣講會，預定到大選前舉辦一百場。經一次再次與民眾直接交談，深感因馬政府治國無能，民心思變。黃主席對台聯舉辦此種基層活動，相當讚許。他很關心台聯不分區立委的提名，甚至建議黨主席也應該列名，最好列在第三位，同時表示願捐貳拾萬元，作為我參選登記的費用。我將此款納入政治獻金，統籌運用。他的至情至性、關懷之心、溢於言表，我深受感動，之後我完全採納了他的建議，選舉結果，台聯得三席立委，在立院可以組成黨團，完全符合了黃主席的期待。 綜上所述，祇是追憶了與黃主席交往的三數事，從十年的交往當中，我發覺黃主席具有非凡的領導才華與人格特質。他正直坦誠，信守承諾，給人高度的信賴感；對人鼓勵以方，成事不居功，讓人同享榮譽；擅於溝通協調，化解歧見，建立共識；隨時展現信心，具強的說服力；擅於廣結善緣，又能堅守原則；懷有遠大理想，又能踏實向前；具有堅強意志力，沈毅不屈；尤其對這塊土地以及在這塊土地上的同胞深具愛心、疼心。李前總統曾經推崇他是台灣總統的理想人選，應係多年觀察所得的實話。 黃昭堂主席雖然離開了人間，但是我們對他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淡忘，反而會愈發對他的懷念。他那種為斯土斯民奮鬥不懈的意志，大肚能容、處世圓融的風範，正直無私、成功不必在我的品格，以及煦日和風的笑容，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昭堂兄請安息。我與清芬這一生能夠認識你，與你做朋友、結為同志，是我們畢生的一大幸運，一個人生的喜相逢。 一九六○年八月我來到日本留學，當時台灣一黨專制的政治環境使我很苦悶，決定出國。抵達東京不久，在東京大學附近的青雲寮看到「台灣青年」誌創刊號，深受感動。當時我認識到台灣獨立之路將是一條漫長之路。我決心不回台灣，就決定去美國。 昭堂兄參與「台灣青年」創刊，在發刊社論中表示，我們這一代台灣青年在有思想、集會、出版自由的日本，應該效仿一九二○年由台灣留學生在東京為台灣同胞的自由與幸福發刊「台灣青年」誌的精神、奮鬥、發聲。不久我們在台灣同學會第一次逢面，他是我台南一中，台大經濟系高我二屆的前輩，我向他表示我決定要到美國去，那時候他與蓮治是令人羨慕英帥的一對。到美國後我在費城參加當時美國台獨組織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終於在一九七○年，日本、美國、加拿大、歐洲後來加上南美本部成立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WUFI），自始昭堂兄是如同大桶圈一樣促成大家大團結。「台灣青年」誌從一九六○年起成為海外留學生最重要的啟蒙運動刊物傳遍海外各地。當時在台灣恐怖統治下出國的留學生，有人接到「台灣青年」誌就怕在信封上留下自己指紋，竟以筷子夾起「台灣青年」擲進垃圾箱以免受累，這是現在的人無法想像的白色恐怖時代。在如此逆境下「台灣青年」誌成為帶動海外青年支持台灣獨立國的潮流。 一九七三年我因聯合國工作奉派到日本，曾經與昭堂兄就「台灣民族主義」爭論一番。當時聯盟日本本部論者以為一九四九年被國民黨，被中國人屠殺三萬台灣人精英，就是台灣民族論的出發點，這與一九二○年被日本人欺負的台灣人而產生台灣民族意識的覺醒一脈相承。我向他提出美國獨立精神是國民國家（nation state）的nationalism。最後他在一九九八年出版「台灣那想那利斯文」一書，把我的主張歸類為「台灣國民主義」（Taiwanese nationalism），因為nation一詞可譯為「民族」、「國民」、「國家」，他最後提出結論：「獨立的台灣共和國將是一個巨大的溶化爐，它會將四族群融合為一個台灣民族（Taiwanese nation）。五十年來使他成為最徹底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播種者。 一九八九年清芬決心闖關回台灣的前夕，昭堂兄親自到我們家，非常誠懇的要清芬正式宣誓加入台獨聯盟，希望她能代表獨盟日本本部返台。這是我們不能忘郤的歷史時刻。清芬可以說是受到你的感召，從此之後你講的話，清芬都把它當作金科玉律。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我與清芬到東京去參加在昭和大學上条講堂舉辦的黃昭堂告別式，我對昭堂兄的一段祭文如下： 黃昭堂主席你五十年來領導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貢獻今日邁向民主化的台灣，做一同志，一友人，衷心感謝。………你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永遠的主席。 東京是聯盟發祥之地，一九六○年組織刊物「台灣青年」哇哇墜地誕生，當時留學海外的青年受到啟蒙。一九七○年在日本、美國、加拿大、歐洲，後來加上南美的台灣獨立組織完成大團結成立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你是這一個大團結的關鍵人物，「台灣青年」刊物是我們思想與精神之糧。 黃昭堂主席在一九九五年回國，在邁向民主化的台灣挺身領導聯盟發揮號召天下之聲，向李登輝總統、陳水扁總統直率表達台灣應走之路的意見，承擔台灣獨立建國的意見領袖。你特別引以為傲的一件事，就是指揮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由二百二十萬人「手牽手」由基隆到南端的恆春，長達四百公里表達「台灣Yes，中國No」守護台灣的大示威。今年二月二十五日針對二○一二年總統選舉率先發表聲明，支持蔡英文民進黨主席出馬競選，也是他最痛快的一件事，如今回想，好像他要蔡英文接棒台灣應走之路。 回想黃昭堂主席五十年來一路從事台灣獨立運動，這是男性最高情懷，他一定過了很愉快的人生。十二月四日他與夫人移靈到他出生的故鄉，在台南七股海邊納骨安葬之際，海風徐來。我不禁口吟「千之風」的一節歌詞來思念故人，黃昭堂主席並非安眠於此地，他已成為千之風在守護台灣，黃昭堂是台灣護國之魂。 昭堂兄，請你放心，世界上任何走上民主化的國家，有時可能慢步向前，但是絕對不可能倒退失敗。你的一生在台灣獨立建國之路留下不滅的貢獻，你是這一條路上的里程碑，真多謝。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委員  我從年輕時就與黃昭堂一起從事台灣獨立運動50幾年。王育德先生因其兄長於二二八事件遭殺害後感受自己身邊的危險亡命到日本。1960年於東京和台灣留學生黃昭堂先生等5個人成立「台灣青年社」（現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創刊日文誌『台灣青年』。台灣留學生大都是為逃避國民黨政權的恐怖政治而脫出台灣，所以屬於一種政治亡命者。當時我正在一雜誌社勤務，接受王育德先生之託後1961年夏天開始負責『台灣青年』的編輯，在此時認識黃昭堂。 參加台灣青年社的留學生逐漸增加，他們主張擴大並強化台灣獨立運動，遂於1963年5月設立中央委員會，推選黃昭堂為委員長。翌年1月，黃昭堂在東京租一間木造兩層樓的房屋設立辦公室，我搬入辦公室從事編輯事務及辦公室的管理。隨著工作的增加必要的開支也增加好幾倍，黃昭堂因為忙於募款足跡遍及台僑之間。1976年起黃昭堂就任日本昭和大學政治學教授，將每週課程集於一日授課，幾乎不影響獨立運動的工作。 我們同志都相信數年後即可達成台灣獨立而熱衷於文宣與組織活動，那是有其根據的。即，只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占有安理會與常任理事國之一席位的不合理情形不可能長久持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參與聯合國時，中華民國政府將以一會員國留在一般議席，則國際社會等同承認台灣與中國為不同的另一國家。如此一來，蔣介石政權就不能再主張「中國大陸為中華民國的領土」，高唱「反攻大陸」，則中華民國不得不實施台灣化政策。 但是，1971年7月，美國總統尼克森秘密派遣其特別助理官季辛吉赴中國與中國周恩來首相交涉，結果180度改變以往對「中國的政策」，並公諸於世。此突如其來訊息震驚世界，對後來召開的聯合國大會造成混亂。美國發表讓中華民國留在一般議席的方針，蔣介石政權的外交部長周書楷也力說「留在聯合國大會很重要，若留在大會，北京或許不會進來，縱使北京加入聯合國，我們也必要停留在大會」。以美國為中心的各國為阻止阿爾巴尼亞決議案，即中國代表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替後聯合國驅逐中華民國（稱為阿爾巴尼亞決議案，實際上為周恩來執筆）的通過而提出指定重要事項決議案（必須3分之2多數的贊成始得通過），但結果贊成55票、反對59票的4票之差被否決，其次的阿爾巴尼亞決議案獲得通過。 之所以形成此結果乃因蔣政權誇言「中國大陸為中華民國的領土」，而中國主張「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但是聯合國的代表多數不知道其不屬任一國的領土，其實為台灣的國際法上地位未定。若知道台灣的國際法上地位未定，也許多數的聯合國代表會認為支配台灣的蔣政權應該留在一般議席。但是季辛吉接受周恩來的要求，約束「美國政府不言及台灣的法律上地位未定一事」，此外日本等國也接受相同的約束，所以完全沒有聯合國代表言及台灣的法律上地位未定。當時若中華民國以一般議席留在聯合國，則台灣問題被視為國際問題而解決。隨著台灣的民主化，或許中華民國的國名早已變成台灣國了。由於中華民國被聯合國驅逐，蔣介石政權更加強化恐怖政治，繼續主張「中國大陸為中華民國的領土，使台灣的民主化大為遲緩。 為此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成為長期戰。黃昭堂認為應該給更多人經驗聯盟日本本部的委員長，自己轉為助理角色，與委員長時代一樣努力於募款等重要工作。黃昭堂雖不擔任委員長，只要他存在，組織內部不會產生派別，也未曾引起強烈的對立。黃昭堂不會考慮私人的利益，常常考慮周圍同志的境遇而推進運動，所以任何人都樂於和他協力共事。面臨重大局面被同志請託時，黃昭堂未曾躊躇而負起責任。 台灣人的李登輝先生擔任總統後，台灣的民主化快速進展，1992年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本部遷台並設立總本部辦公室於台北市，1995年黃昭堂被推選為總本部主席。後來他也與在日本從事運動一樣希望由年輕一代來接任主席，自己扮演助理的角色，但是一直到2011年11月17日逝世為止，黃昭堂都未能擺脫主席的重任。黃昭堂主席不但奔走於募款工作，連他23年間的大學教授退休金等私財也投入台灣獨立建國運動。 2004年2月28日「百萬人牽手護台灣」由黃昭堂擔任總指揮，成功完成任務是他一生極為得意的大事之一，也是促成陳水扁險勝連任的一大關鍵。 黃昭堂未能親身看到台灣獨立建國而去世誠為一大遺憾。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於去世約一個月前的2011年10月12日出席聯盟日本本部的會議時強調「台灣獨立建國是我們50年來不變的目的，必定要使它實現。」這終於成為黃昭堂主席對我們的遺言。

1963年4月我以留學生身分抵達東京，在摯友羅福全住家接觸到台灣青年社（台獨聯盟日本本部前身）發行的《台灣青年》月刊誌，頓時受到衝擊，卻由衷共鳴。其實在大學時代我就曾經與志同道合的朋友討論過在蔣介石獨裁恐怖統治下，台灣何去何從等問題，最後得到的結論是：唯一追求自由民主的獨立國家，台灣人才有幸福可言。 同年12月，我與知友林啟旭基於知識份子的良知與使命感，毅然投入台獨運動的行列，從此台獨運動成為我人生的一大部分。 難能可貴的是我擁有黃昭堂等值得敬佩的前輩和同志，他們不吝給我教誨與勉勵，豐富我的人生內涵，幫助我奠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1963年12月我與林啟旭以秘密盟員身分參加聯盟的忘年會，首次認識當時的委員長黃昭堂。在同志們盛情招呼敬酒下已有些醉意，黃昭堂又帶我與林啟旭去2次會，3個人相對暢飲，不覺中我醉了，是在日本首次酒醉，印象特別深刻。 1964年6月聯盟發生陳純真間諜事件，黃昭堂、廖春榮、許世楷、戴天昭等7人中心幹部被警視廳逮捕，在外面的周英明、金美齡、林啟旭與我等得到有心台僑和友好日本人的支援，從未間斷工作，照常發行《台灣青年》，更奔走於救援受難中的同志，我也因此暴露身分成為公開盟員，從此一生與黃昭堂結下不解之緣。 黃昭堂的政治意識已於大學時代開始萌芽，諸如為黨外政治人物助選，倒念國民黨發行的刊物，堅決拒絕加入國民黨等事例以及留學日本後積極尋找亡命日本的高中老師王育德就可證明。1959年間黃昭堂與王育德、廖春榮等6人徘徊於台灣「託管理」與「獨立論」後遂於1959年底確立「台灣獨立論」，並於1960年2月28日成立台灣青年社。當時黃昭堂認為「台灣人的85%會贊成台灣獨立」，從此他步入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不歸路。 鑑於台獨運動者首要務需思想武裝及理論基礎藉以啟蒙台灣人及日本輿論，遂發行月刊《台灣青年》機關誌，影響了許多世界各地的台灣留學生，進而投入運動的行列者不在少數，其對台獨運動的貢獻不言可喻。 從事台獨運動黃昭堂深切瞭解必須具理論基礎，他開始研究台灣史，以「台灣民主國」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題目，1970年完成《台灣民主國研究》的博士學位論文，並榮獲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是外國留學生得以在此出版論文的第一人。1976年黃昭堂與彭明敏教授合著《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同樣在上述出版會出版。值得一提的事黃昭堂在東京大學的博士學位證書中的國籍欄寫著中國，黃昭堂堅持改寫台灣，最後校方召開教授會決定接受他的要求記載台灣，為台灣留學生的開路先鋒。 黃昭堂不但是台獨運動的理論家，也是以身作則的實踐家，一生超過半世紀的台獨運動生涯中始終站在第一線，無役不與，幾乎所有大小戰役都有他的身影。具睿智樂觀、謙卑寬容、提攜後進、幽默風趣、無私奉獻、領袖風範的人格特質可說是瞭解黃昭堂的人們有口皆碑的。這使他獲得多數熱愛台灣的人們讚揚與敬重。黃昭堂與我共事近50年，成為親密的戰友，也成為莫逆之交。從他的身上學些為人處世的風範，學些人格上的修養，也分享到莫大的喜悅和榮耀。我喜歡以「稀有動物」來形容他，即瀕臨絕種，列為「保育」範疇之類，如今卻驟然消失，不勝唏噓。 黃昭堂台獨運動的人生留下的事蹟不勝枚舉，較為人所知的是為抗議美國與日本支援蔣介石政權於1966年7月5日起在京都國際會館附近展開為期3天的絕食抗議。美國首席代表為國務卿魯斯克，日方首席代表為外務大臣椎名悅三郎。參與絕食抗議者為黃昭堂等7人。其次為1967年抗議聯盟中央委員張榮魁與林啟旭遣返事件，黃昭堂等7個同志在品川入國管理局對面展開為期7天的絕食抗議。在台灣則有立委蔡同榮為催生公投法發動的「公投絕食」有絕食10天的經驗。1968年3月發生同志柳文卿被遣送回台事件，黃昭堂率領9個同志趕赴羽田機場搶救不成被捕入獄，其為同志奮不顧身的義舉震撼日本社會，從此日本政府不敢再進行類似的強制遣送行為。 黃昭堂雖自嘲「我在製造政治犯，我也在救援政治犯」，事實上他投入救援患難的同志不遺餘力。早於1961年9月，台灣發生蘇東啟密謀發動武裝革命的「陰謀叛亂」事件，逮捕300餘人，蘇東啟等3人被判死刑，黃昭堂聞訊立即向國際人士及人權團體呼籲救援，經各方奔走，蘇東啟等人終獲免於死刑。1969年2月，黃昭堂經由秘密管道得知遭受全天候監控的彭明敏教授恐有生命之虞，立即組成秘密營救小組，由他負責籌備資金，與同志通力合作，終使彭明敏教授於1970年1月3日安全逃離台灣。1977年6月13日受郭雨新前省議員之託，從日本沖繩群島的與那國救援被栽贓的宜蘭縣前礁溪鄉長張金策與涉及阿里山事件的嘉義縣前縣議員吳銘輝，經由日本到美國出席美國國會舉辦的台灣人權公聽會。此外，聯盟努力促成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日本分部的成立，黃昭堂一直擔任日本分部的理事到1992年返台為止，對救援台灣政治受難者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968年發生柳文卿事件後，海外台灣人及運動團體無不義憤填膺，發奮圖強，呈現濃厚的團結氛圍。於是從1968年6月，《台灣青年》誌91期起成為日本、美國、歐洲、加拿大的台獨運動團體的共同機關誌。日本的台獨運動從「台灣青年社」歷經「台灣青年會」、「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等階段，迄1969年黃昭堂等人協調結合世界各地的台獨運動團體於1970年1月1日成立「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即WUFI）總本部設在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台灣各設置本部，促成海內外台灣人大團結，開啟了台灣人對台獨運動的全面性參與。 1995年黃昭堂出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他綜觀台灣的政治社會情勢，深知要獨立建國必須依靠各種團體通力合作，因而捐棄本位主義的思考，以「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呼籲獨派團體團結一致全力以赴。 黃昭堂從事台獨運動後就與台灣的家族失去聯絡，使他生活陷入困境，一直到在大學任教後，家裡的經濟狀況才好轉。在我的記憶中他幾乎舉債生活，不免連累妻兒，有一次夫人打電話到辦公室說：「家裡沒有米了！」正在忙於工作的他回答說：「請食堂外送，月底還清好了。」1964年陳純真事件被捕時他和律師見面時，第一句話竟然是：「家裡沒錢買米，請先向聯盟同志調錢為我照顧妻兒！」由此可見，黃昭堂的人生中台獨運動優先一切。夫人性情內向不善於人際關係，或許她樂觀加上粗線條的神經，助黃昭堂成為高風亮節的大人物。 黃昭堂對同志朋友的交心用情很深，無微不至，他喜歡照顧人，尤其對弱勢者特別關懷，任何場合只要有他的存在總會覺得莫名的溫馨與安全感。而他也說過「除妻子對我默默支持外，還有很多朋友一直支持鼓勵我，成為我繼續推動台獨運動的原動力，所以我的人生很幸福。」 最後黃昭堂在回顧他的一生說：「聯盟最重要的資產是所有盟員無私的奉獻，尤其是長期無條件的奉獻毫無怨言。」又說「我的一生有機會從事台獨運動，覺得很有意義，我的人生價值正在於此，至今無怨無悔，尤其深信台灣獨立指日可待，更覺得『好佳在！我參與過』。」 無可諱言的，黃昭堂的人生是台獨運動的人生，有意義的人生，幸福的人生。黃昭堂一生的歷史也是台獨運動歷史的一部分。

  一、變動年代的台灣青年 黃昭堂，出生於1932年，是在日本統治的年代。家住台 南州北門郡七股庄下山仔藔，是瀕海的漁村。父親從事魚 塭的工作，他從小在鄉村長大，養成素樸、耐苦、勤勞的個 性。在日本時代，進入公學校就讀，奠下日文基礎。戰爭時 期經歷過美軍轟炸台灣、走空襲的驚惶，日本戰敗後體認 到台灣人到底是戰勝還是戰敗的矛盾，並親眼見到日本人 一夜之間淪為戰敗國的淒涼。這些親身經驗影響了他日後 思想的形成。 戰後，19 4 6年2月考入台南一中。在學中發生2 2 8大屠殺，有軍警來到家裡欲抓走父親，但因父親不在，黃昭堂成 為代罪羔羊，受到粗暴盤問，最後父親送出紅包，才獲得解 決。228成為他生命中深刻的印記。 就讀台南一中六年期間，學校訓導處灌輸反攻大陸的思想，老師要求黃昭堂加入國民黨，並要學生下課後，到市 街上向市民宣傳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政策。但他始終沒有 加入國民黨。這六年期間，他感受到台灣人、日本人與中國 人的文化差異性，開始思索台灣人的成分到底是什麼。加上 父親的早逝，讓他的內心沉潛，進入小提琴音樂的世界。 就讀台灣大學經濟系三年級時，適逢省議員改選，黃 昭堂將佳里的房子借給無黨無派的郭秋煌當作競選總部， 並返鄉助選，這是他首次參與選舉，表達他對台灣政治的 熱情，以及反對國民黨、支持無黨無派的態度。 在大學時，黃昭堂認識了歷史系的吳新雄。吳新雄常 對他提起「台灣前途是要獨立？還是要託管？」所以他早就 知道廖文毅在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也知道聯合國託管 論的問題。大四時（1956年），廖文毅在日本成立台灣共和 國臨時政府，吳新雄曾將此消息與他討論，因此促使他想去 日本與廖文毅接觸，談論台灣前途的動機。在畢業前一天， 他在新公園（二二八和平公園）博物館前，向女友謝蓮治說 明要去日本從事台獨運動的想法，女友並未反對。服完兵 役之後，1958年6月與謝蓮治結婚，12月就一起到日本留學， 不久即加入台獨運動，黃夫人也無怨無悔，一輩子支持他 作台獨運動。 在政權變動的年代，總是外來統治者決定台灣的歸 屬，台灣人的處境堪稱無奈又無助，只能任由宰割，縱使有 反抗者如228，最終仍然無法改變台灣人的命運，只好默默 接受被人屠殺的慘痛事實。生在這個時代的台灣青年，歷 經政權變動的創痛，自然思考到台灣未來前途，以及台灣 人該如何作為的問題。因此建立自己的國家，擺脫中國的束 縛和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成為台灣人的追求。黃昭堂就是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成長，而走向建國之路。 二、台灣獨立運動的開拓者 228大屠殺之後，廖文毅在中國上海組成「台灣再解放 聯盟」，後到香港，提出「聯合國託管，台灣人公投決定前 途」的呼籲，並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書。1950年結合在日本的 台獨派人士，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正式對外宣告台灣 獨立建國的主張。1956年組織「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在 海外形成一股勢力，影響海外留學生，打擊國民黨政權統 治的威信。因此國民黨派線民潛入組織，進行分化與打擊 的任務，並派人遊說、瓦解臨時政府的陣營。黃昭堂去日本 時，正逢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內部分立與成立統一戰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