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賴和國族認同所涉及的幾點爭議
以最近三年的兩本賴和研究專書為主要分析對象 許維德◎中研院民族所博士後研究 引言：馬英九 vs. 賴和 2007年6月，中國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馬英九發表了由「天下文化」所出版的所謂「本土新論述」書籍 — 《原鄉精神：台灣的典範故事》。在該書中，透過對台灣是個什麼樣的社會、以及這個社會的文化構成到底是什麼等問題的提問，馬英九以台灣日治時期一些指標性人物 — 比如說蔣渭水、李友邦、羅福星、莫那魯道、林獻堂、連雅堂、賴和、張我軍、楊逵等 — 的抗日事蹟作為敘事軸線，試圖以這些人物和國民黨的關係來強化該黨和台灣社會之間的連結。 其他的人我們暫且不論，然而，這個名單上出現了被尊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1894-1943)，就不能說不是一件荒唐絕頂的事情了。事實上，賴和除了具有台灣文學家的身分以外，同時也是日治時期極為受人敬重的醫生和社會運動者。然而，這麼一位被當時的台灣人稱之為「彰化媽祖」的抗日志士，在戰後雖然曾經短暫地因為抗日有功而被入祀忠烈祠，卻也很快地就在1958年因有共產黨嫌疑而又被國民黨逐出忠烈祠。也就是說，對戰後統治台灣達55年之久的國民黨政權而言，賴和基本是一名不能被他們所接受的「危險份子」。 那麼，身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馬英九，為什麼又會突然將賴和列為國民黨的「典範故事」之一呢？ 歷史詮釋的政治性 道理很簡單，做為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的國民黨候選人，就消極面而言，馬英九必須面對國民黨政府是「外來政權」、國民黨是「外來政黨」的這種觀點，並試著去回應這種說法；就積極面而言，馬英九也必須為「建立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社會之主流地位」而努力，為2008年可能的「外省人」總統取得正當性。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會突然找到曾經被其高度貶抑的賴和，會突然擁抱曾經被其視為危險份子的賴和，並加以大力吹捧，就不會顯得那麼令人意外了。誠如2005年10月26日的《台灣日報》社論所指出的： 中國國民黨是全世界最會找祖宗的政黨，在甚麼時候需要甚麼樣的祖宗，隨手拈來，完全不費功夫。過去老蔣總統時代，文告裡到處都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非得把自己裝扮成一脈相傳的聖王不可。從今年9月起到2008年為止，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會朗朗上口的大概就是蔣渭水、李友邦、羅福星、莫那魯道、林獻堂、連雅堂、賴和、張我軍、楊逵等人的名字。這些人（連戰的祖父連雅堂或許\除外）在天之靈有知，一定丈二金剛摸不著頭，不知道自己在台灣被國民黨政府冰凍數十年之後，怎麼突然又變成了今天國民黨的先賢志士。 當然，我們並不是認為國民黨或馬英九不能「景仰」賴和。我們的問題在於，承續國民黨長久以來的意識形態，馬英九顯然是企圖將賴和詮釋為具備一定程度之「中國意識」或「祖國意識」的抗日份子。然而，馬英九所認為的這個賴和、或者說所描摹出來的這個賴和，和「真實」的賴和之間，到底存在著多遠的距離呢？ 面對賴和這樣一個一生中堅持不穿日本服裝、不用日文寫作的人而言，目前多數的研究者都同意賴和的文學作品展現了高度的「反殖民」、「反帝」意識，也有人就直接將賴和的這種精神狀態稱之為「抗日」意識。在這個意義上，將賴和的國族認同狀態描述為抗拒「日本認同」的「漢族認同」，似乎是多數研究者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暫時性結論。然而，這個「漢族認同」的內涵是什麼？更具體地說，如果我們借用現在比較常見之「台灣國族認同爭議」的語彙來審視的話，這個「漢族認同」在性質上到底比較接近「中國認同」或者是「台灣認同」，就成了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 從拒絕到接受：戰後「賴和論述」的演變概況 事實上，當賴和在1958年被國民黨逐出忠烈祠以後，由於該黨透過戒嚴和教育機器遂行其高壓統治以及意識形態操控，戰後新一代的台灣人一度得了嚴重的「歷史失憶症」，把一切不符合該黨意識形態標準的人物和事件 — 尤其是和日治時期相關的 — 都從腦袋瓜裡加以拔除。這種情況一直到1970年代黨外運動崛起之後，才開始略有改變。 1976年，屬於黨外統派的《夏潮》雜誌在其刊物上重刊了賴和的三篇作品〈不如意的過年〉、〈前進〉、以及〈南國哀歌〉。也是在同年，梁景峰(以梁德民為筆名)於《夏潮》雜誌上發表了〈賴和是誰？〉這篇文章，提出了「賴和是誰？他活在什麼時代？他作了什麼？」等基本問題。這三篇重刊的賴和作品也好，梁景峰的文章也好，其意義都是相當重大的，因為它們使得賴和及其文學被健忘的台灣人所重新「發現」。 1983年，第80期的《台灣文藝》推出了「賴和專輯」，刊出了施淑等人所寫的三篇評論文章，這是戰後台灣之文藝雜誌首次以賴和為名的專輯。1984年，在侯立朝、李篤恭等人的積極奔走下，賴和被「平反」了，內政部表示：「可以確定其非文協[註：台灣文化協會]左派或台共份子，而屬於文協的民族派，是傾向中華民國的抗日烈士」。就這樣，賴和又重新被請回忠烈祠，被國民黨認為是符合其意識形態的「抗日志士」。 1985年，現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的林瑞明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上發表了長篇論文〈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這是第一篇比較嚴謹、也比較具學術意義的賴和研究專文，意味著一個重新評價賴和之時代的到來。林瑞明在這之後發表了多篇和賴和相關的研究，不但奠定了他做為賴和研究之先行者和奠基者的地位，同時也為往後「台灣文學」或「台灣文學史」這個學術領域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隨著台灣政治的解嚴，也隨著政治民主化和文化本土化之腳步的加速，台灣文學終於進入學院體制當中，成為在1990年代逐漸茁壯的一個學術研究領域。1994年5月29日是賴和百年冥誕的日子，同年11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和清華大學中國語文系及文學研究所合辦了一場名為「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的會議，會中一共發表了39篇論文，是台灣首次以「台灣文學」為名、由官方主辦的國際學術會議。在這之後，我們也看到了越來越多的博碩士論文，或者涉及「台灣文學」的討論，或者就直接以賴和當作研究主題。 有趣的是，隨著台灣文學本土化之思想的深化，位於台灣海峽對岸的中國學者，也開始十分關切台灣文學的相關研究。正如陳芳明在題目為〈從發現台灣到發明台灣：現階段中國的台灣文學史書寫策略〉(《台灣文學學報》，第8期：107-120，2003)這篇論文中所提到的，近二十年來，台灣文學研究在中國崛起，可以說是一段從「發現台灣」到「發明台灣」的過程，在研究中常常會出現各種「發明」與「創見」。這些學者是在「一個中國」的旗幟下開始進行台灣文學史料收集、乃至台灣文學史書寫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在建構霸權論述的苦心。如何把台灣文學史套入中國文學史的脈絡裹，更是現階段中國學界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被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很自然地就成了這些學者的重要研究對象之一。 最近三年出版的兩本賴和研究專書：陳建忠的《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 vs. 劉紅林的《台灣新文學之父》 在上述這種背景下，在台灣方面，現任「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的陳建忠於2001年完成了他以賴和當作研究主題的博士論文，並於三年後出版了和其博士論文同名的專書《書寫台灣‧台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成為台灣賴和研究的新一代頂尖專家之一。 而在中國方面，任職於「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劉紅林，則是中國學者中對賴和比較下工夫研究的一個學術工作人員。她不但發表過多篇和賴和相關的期刊論文，同時也在2006年出版了一本題目為《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北京：作家出版社)的專書，該書同時也是「作家出版社」所出版之「台灣作家研究叢書」當中的一本。 這篇文章想要探討的重點是賴和「國族認同」的內涵。事實上，這個題目應當也是多數台灣和中國學者在從事賴和研究時最關切的議題之一，雖然囿於史料以及研究方法的限制，直接擺\明要處理這個題目的論文，在數量上並不算多。由於台灣文學並不是我專門的研究領域，我並不覺得自己在目前這個階段有能力來直接處理這個題目。所以，我打算以陳建忠和劉紅林的這兩本賴和研究專書當作分析文本，挑幾個和賴和之國族認同狀態相關的爭議，看看這兩個研究者是如何來處理這些議題。 事實上，如果我們將陳建忠視為當前台灣研究賴和的代表性學者，並且將劉紅林當作目前中國研究賴和的代表性學者的話，透過這樣的分析，我們還可以看到台、中兩國的學者，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面對「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這個研究議題的。 簡單來講，陳建忠是以賴和的「反殖民主義思想」當作主軸來理解其思想狀態。用陳建忠自己的話來說，「反殖民思想是賴和對殖民主義話語和實踐的解構與批判。而其據以反殖民的思想基礎，除了啟蒙主義的作用外，則又來自於他反思啟蒙後來自本土經驗所形成的本土主義與左翼思想，賴和文學無疑是架構在這種反殖民、啟蒙主義、本土主義與左翼思想之間相互交織、作用的思想體系之下的『反逆文學』」(頁446，重點是筆者加上的，以下同)。既然陳建忠是以「反殖民主義」、「啟蒙主義」、「本土主義」、以及「左翼思想」這四個面向來理解賴和的思想狀態，在某種意義下，他並未太直接地處理到「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這個議題。雖然他在討論賴和之「文學語言觀」的時候，認為至少在語言使用的層面上，賴和的確表現了相當程度的「台灣主體性」。 相較於陳建忠，劉紅林的處理方式就比較直接。雖然她基本上也認同陳建忠的說法，認為賴和的「抗日」意志，不但表現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同時也具體呈現在他的種種行動中。但是，在評斷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的時候，劉紅林卻做了這樣直接而大膽的宣稱：「賴和從不認為自己不是個中國人，為此不需要做特別的表白」(頁242)。 面對陳建忠和劉紅林關於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在詮釋上的爭議，我們應當如何來看待呢？在以下的行文中，我將以賴和生命史中的某三個面向當做分析主軸，來更細緻地看這兩位作者在這個議題上的材料和論點。我所要討論的三個面向，分別是學校教育對賴和之國族認同的影響、對賴和之廈門經驗(1918-1919)的詮釋、以及在如何來理解賴和在晚年開始使用「台灣話文」當作書寫工具的嚐試。 爭議之一、學校教育對賴和之國族認同的影響：舊式漢學教育 vs. 新式日文教育 在社會科學的術語上，討論一個人之政治認同(國族認同可以被視為是政治認同的一部分)的形塑過程，相關學者通常會用「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這個概念來當作討論的基礎。所謂的「政治社會化」，如果從個體的角度出發，最簡單的說法就是「一個人在什麼時候、從哪裡、又如何通過學習和實踐獲得其有關政治體系的知識、信仰、和規範」。多數這個領域的研究者都同意，家庭、學校、大眾媒體等政治社會化「媒介」(agents)，在這個過程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這個意義下，如果要討論賴和之國族認同的話，我們無可避免地必須談到賴和的學校教育，並且論及這個教育經驗對他國族認同之內涵的可能影響。 在《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台北：允晨文化，1993)這本書中，林瑞明將出生於1894年的賴和歸類為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作家中的「第一代作家」(頁327)。所謂「第一代作家」的特點，就在於他們通常都有「比較豐富的漢文修養」，同時也「都能寫非常好的漢詩」(頁327)。以賴和為例，雖然他被尊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但是，他上過兩所屬於台灣民間傳統的「漢學書房」，一次是在1903年他十歲的時候，另一次則是在1907年他十四歲的時候。也因為這個漢學教育的影響，他曾經留下千餘首漢詩的作品，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他的新文學作品。 但是，賴和卻也屬於日本殖民政府所統籌規劃之「新式教育」的一員。他在上了第一間書房以後沒多久，書房先生就將他送進「彰化公學校」讀日本書了。此外，他也在1909年考上「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十三期，接受了五年的醫學院教育。也就是說，就教育體系而言，賴和基本上是同時接受了傳統漢學教育與新式日文教育。因此，如何評估這兩個教育系統對賴和的影響，就成了我們在討論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時所必須面對的第一個議題。 劉紅林：強烈「中國民族意識」的展現 劉紅林十分重視「舊式漢學教育」對於賴和的影響，身為一個中國學者，她的這種論述方式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她認為從賴和的父祖要求他「進漢學書房接受教育」這件事情來看，「賴和的父祖與絕大多數台灣同胞一樣，雖然不得不『轉籍日本』，但心中強烈的民族意識是泯滅不了的，即使不得已讓子弟上了公學校，漢學也不廢，這就擺\明了他們的態度。……他們要子孫讀書做人，讀中國書，做中國人，說穿了，這是對日本殖民者的一種文化抵抗」(頁8)。 而劉紅林也認為，這個漢學教育的經驗，確實對賴和的國族認同有相當程度的影響，特別是賴和十四歲時在「小逸堂」的就學經驗。「這種嚴格的古典文學教育給予他在人格形成期以巨大影響。亦即打下了良好的中國古典文學的基礎，同時也培養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識」(頁8)。 陳建忠：從「遺老氣質」到「本土意識」 陳建忠基本上並未否認「漢學書房」對於賴和的影響。他這樣表示，「如果以賴和在1925年首次公開發表新文學作品往回算，在三十歲之前，賴和一直使用漢詩來抒情言志，其實是說明了賴和曾經薰染中國古典傳統文化有如斯之久，這種能力當然得之於他青、少年時期的書房教育與古典中國文化的學習」(頁69)。 然而，陳建忠卻也提醒我們，在將賴和理解為「漢文系統知識分子」的同時，我們「仍然無法忽略他也同時是接受殖民地教育的第一代知識分子，而他之所以在20年代投入新文化/文學運動，卻正是因為殖民教育在台灣的推行給予他一定程度對西方啟蒙主義等傳統的接觸機會，從而促生了台灣社會第一代的『有機』與『啟蒙』的知識分子」(頁134)。 更有趣的，是陳建忠在討論賴和這種衍生自書房教育經驗的「遺老氣質」之意涵時的論點。陳建忠認為，賴和的這種「遺老氣質」，的確構成了他對漢文化的積極認同，但卻也讓這種認同「在面對異族統治時就更強化為一種本土意識」(頁78)。而這種和其「漢族認同」高度相關的「本土意識」，「可說提供賴和在反殖民論述上極大的力源」(頁78)。也就是說，從陳建忠的角度來看，賴和之「本土主義思想」的形成基礎，在某種意義下反而可以溯自這個他青、少年時期的「書房教育經驗」。 小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