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最近三年的兩本賴和研究專書為主要分析對象
許維德◎中研院民族所博士後研究
引言：馬英九 vs. 賴和
2007年6月，中國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馬英九發表了由「天下文化」所出版的所謂「本土新論述」書籍 — 《原鄉精神：台灣的典範故事》。在該書中，透過對台灣是個什麼樣的社會、以及這個社會的文化構成到底是什麼等問題的提問，馬英九以台灣日治時期一些指標性人物 — 比如說蔣渭水、李友邦、羅福星、莫那魯道、林獻堂、連雅堂、賴和、張我軍、楊逵等 — 的抗日事蹟作為敘事軸線，試圖以這些人物和國民黨的關係來強化該黨和台灣社會之間的連結。
其他的人我們暫且不論，然而，這個名單上出現了被尊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1894-1943)，就不能說不是一件荒唐絕頂的事情了。事實上，賴和除了具有台灣文學家的身分以外，同時也是日治時期極為受人敬重的醫生和社會運動者。然而，這麼一位被當時的台灣人稱之為「彰化媽祖」的抗日志士，在戰後雖然曾經短暫地因為抗日有功而被入祀忠烈祠，卻也很快地就在1958年因有共產黨嫌疑而又被國民黨逐出忠烈祠。也就是說，對戰後統治台灣達55年之久的國民黨政權而言，賴和基本是一名不能被他們所接受的「危險份子」。
那麼，身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馬英九，為什麼又會突然將賴和列為國民黨的「典範故事」之一呢？
歷史詮釋的政治性
道理很簡單，做為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的國民黨候選人，就消極面而言，馬英九必須面對國民黨政府是「外來政權」、國民黨是「外來政黨」的這種觀點，並試著去回應這種說法；就積極面而言，馬英九也必須為「建立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社會之主流地位」而努力，為2008年可能的「外省人」總統取得正當性。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會突然找到曾經被其高度貶抑的賴和，會突然擁抱曾經被其視為危險份子的賴和，並加以大力吹捧，就不會顯得那麼令人意外了。誠如2005年10月26日的《台灣日報》社論所指出的：
中國國民黨是全世界最會找祖宗的政黨，在甚麼時候需要甚麼樣的祖宗，隨手拈來，完全不費功夫。過去老蔣總統時代，文告裡到處都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非得把自己裝扮成一脈相傳的聖王不可。從今年9月起到2008年為止，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會朗朗上口的大概就是蔣渭水、李友邦、羅福星、莫那魯道、林獻堂、連雅堂、賴和、張我軍、楊逵等人的名字。這些人（連戰的祖父連雅堂或許\除外）在天之靈有知，一定丈二金剛摸不著頭，不知道自己在台灣被國民黨政府冰凍數十年之後，怎麼突然又變成了今天國民黨的先賢志士。
當然，我們並不是認為國民黨或馬英九不能「景仰」賴和。我們的問題在於，承續國民黨長久以來的意識形態，馬英九顯然是企圖將賴和詮釋為具備一定程度之「中國意識」或「祖國意識」的抗日份子。然而，馬英九所認為的這個賴和、或者說所描摹出來的這個賴和，和「真實」的賴和之間，到底存在著多遠的距離呢？
面對賴和這樣一個一生中堅持不穿日本服裝、不用日文寫作的人而言，目前多數的研究者都同意賴和的文學作品展現了高度的「反殖民」、「反帝」意識，也有人就直接將賴和的這種精神狀態稱之為「抗日」意識。在這個意義上，將賴和的國族認同狀態描述為抗拒「日本認同」的「漢族認同」，似乎是多數研究者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暫時性結論。然而，這個「漢族認同」的內涵是什麼？更具體地說，如果我們借用現在比較常見之「台灣國族認同爭議」的語彙來審視的話，這個「漢族認同」在性質上到底比較接近「中國認同」或者是「台灣認同」，就成了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
從拒絕到接受：戰後「賴和論述」的演變概況
事實上，當賴和在1958年被國民黨逐出忠烈祠以後，由於該黨透過戒嚴和教育機器遂行其高壓統治以及意識形態操控，戰後新一代的台灣人一度得了嚴重的「歷史失憶症」，把一切不符合該黨意識形態標準的人物和事件 — 尤其是和日治時期相關的 — 都從腦袋瓜裡加以拔除。這種情況一直到1970年代黨外運動崛起之後，才開始略有改變。
1976年，屬於黨外統派的《夏潮》雜誌在其刊物上重刊了賴和的三篇作品〈不如意的過年〉、〈前進〉、以及〈南國哀歌〉。也是在同年，梁景峰(以梁德民為筆名)於《夏潮》雜誌上發表了〈賴和是誰？〉這篇文章，提出了「賴和是誰？他活在什麼時代？他作了什麼？」等基本問題。這三篇重刊的賴和作品也好，梁景峰的文章也好，其意義都是相當重大的，因為它們使得賴和及其文學被健忘的台灣人所重新「發現」。
1983年，第80期的《台灣文藝》推出了「賴和專輯」，刊出了施淑等人所寫的三篇評論文章，這是戰後台灣之文藝雜誌首次以賴和為名的專輯。1984年，在侯立朝、李篤恭等人的積極奔走下，賴和被「平反」了，內政部表示：「可以確定其非文協[註：台灣文化協會]左派或台共份子，而屬於文協的民族派，是傾向中華民國的抗日烈士」。就這樣，賴和又重新被請回忠烈祠，被國民黨認為是符合其意識形態的「抗日志士」。
1985年，現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的林瑞明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上發表了長篇論文〈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這是第一篇比較嚴謹、也比較具學術意義的賴和研究專文，意味著一個重新評價賴和之時代的到來。林瑞明在這之後發表了多篇和賴和相關的研究，不但奠定了他做為賴和研究之先行者和奠基者的地位，同時也為往後「台灣文學」或「台灣文學史」這個學術領域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隨著台灣政治的解嚴，也隨著政治民主化和文化本土化之腳步的加速，台灣文學終於進入學院體制當中，成為在1990年代逐漸茁壯的一個學術研究領域。1994年5月29日是賴和百年冥誕的日子，同年11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和清華大學中國語文系及文學研究所合辦了一場名為「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的會議，會中一共發表了39篇論文，是台灣首次以「台灣文學」為名、由官方主辦的國際學術會議。在這之後，我們也看到了越來越多的博碩士論文，或者涉及「台灣文學」的討論，或者就直接以賴和當作研究主題。
有趣的是，隨著台灣文學本土化之思想的深化，位於台灣海峽對岸的中國學者，也開始十分關切台灣文學的相關研究。正如陳芳明在題目為〈從發現台灣到發明台灣：現階段中國的台灣文學史書寫策略〉(《台灣文學學報》，第8期：107-120，2003)這篇論文中所提到的，近二十年來，台灣文學研究在中國崛起，可以說是一段從「發現台灣」到「發明台灣」的過程，在研究中常常會出現各種「發明」與「創見」。這些學者是在「一個中國」的旗幟下開始進行台灣文學史料收集、乃至台灣文學史書寫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在建構霸權論述的苦心。如何把台灣文學史套入中國文學史的脈絡裹，更是現階段中國學界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被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很自然地就成了這些學者的重要研究對象之一。
最近三年出版的兩本賴和研究專書：陳建忠的《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 vs. 劉紅林的《台灣新文學之父》
在上述這種背景下，在台灣方面，現任「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的陳建忠於2001年完成了他以賴和當作研究主題的博士論文，並於三年後出版了和其博士論文同名的專書《書寫台灣‧台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成為台灣賴和研究的新一代頂尖專家之一。
而在中國方面，任職於「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劉紅林，則是中國學者中對賴和比較下工夫研究的一個學術工作人員。她不但發表過多篇和賴和相關的期刊論文，同時也在2006年出版了一本題目為《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北京：作家出版社)的專書，該書同時也是「作家出版社」所出版之「台灣作家研究叢書」當中的一本。
這篇文章想要探討的重點是賴和「國族認同」的內涵。事實上，這個題目應當也是多數台灣和中國學者在從事賴和研究時最關切的議題之一，雖然囿於史料以及研究方法的限制，直接擺\明要處理這個題目的論文，在數量上並不算多。由於台灣文學並不是我專門的研究領域，我並不覺得自己在目前這個階段有能力來直接處理這個題目。所以，我打算以陳建忠和劉紅林的這兩本賴和研究專書當作分析文本，挑幾個和賴和之國族認同狀態相關的爭議，看看這兩個研究者是如何來處理這些議題。
事實上，如果我們將陳建忠視為當前台灣研究賴和的代表性學者，並且將劉紅林當作目前中國研究賴和的代表性學者的話，透過這樣的分析，我們還可以看到台、中兩國的學者，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面對「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這個研究議題的。
簡單來講，陳建忠是以賴和的「反殖民主義思想」當作主軸來理解其思想狀態。用陳建忠自己的話來說，「反殖民思想是賴和對殖民主義話語和實踐的解構與批判。而其據以反殖民的思想基礎，除了啟蒙主義的作用外，則又來自於他反思啟蒙後來自本土經驗所形成的本土主義與左翼思想，賴和文學無疑是架構在這種反殖民、啟蒙主義、本土主義與左翼思想之間相互交織、作用的思想體系之下的『反逆文學』」(頁446，重點是筆者加上的，以下同)。既然陳建忠是以「反殖民主義」、「啟蒙主義」、「本土主義」、以及「左翼思想」這四個面向來理解賴和的思想狀態，在某種意義下，他並未太直接地處理到「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這個議題。雖然他在討論賴和之「文學語言觀」的時候，認為至少在語言使用的層面上，賴和的確表現了相當程度的「台灣主體性」。
相較於陳建忠，劉紅林的處理方式就比較直接。雖然她基本上也認同陳建忠的說法，認為賴和的「抗日」意志，不但表現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同時也具體呈現在他的種種行動中。但是，在評斷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的時候，劉紅林卻做了這樣直接而大膽的宣稱：「賴和從不認為自己不是個中國人，為此不需要做特別的表白」(頁242)。
面對陳建忠和劉紅林關於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在詮釋上的爭議，我們應當如何來看待呢？在以下的行文中，我將以賴和生命史中的某三個面向當做分析主軸，來更細緻地看這兩位作者在這個議題上的材料和論點。我所要討論的三個面向，分別是學校教育對賴和之國族認同的影響、對賴和之廈門經驗(1918-1919)的詮釋、以及在如何來理解賴和在晚年開始使用「台灣話文」當作書寫工具的嚐試。
爭議之一、學校教育對賴和之國族認同的影響：舊式漢學教育 vs. 新式日文教育
在社會科學的術語上，討論一個人之政治認同(國族認同可以被視為是政治認同的一部分)的形塑過程，相關學者通常會用「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這個概念來當作討論的基礎。所謂的「政治社會化」，如果從個體的角度出發，最簡單的說法就是「一個人在什麼時候、從哪裡、又如何通過學習和實踐獲得其有關政治體系的知識、信仰、和規範」。多數這個領域的研究者都同意，家庭、學校、大眾媒體等政治社會化「媒介」(agents)，在這個過程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這個意義下，如果要討論賴和之國族認同的話，我們無可避免地必須談到賴和的學校教育，並且論及這個教育經驗對他國族認同之內涵的可能影響。
在《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台北：允晨文化，1993)這本書中，林瑞明將出生於1894年的賴和歸類為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作家中的「第一代作家」(頁327)。所謂「第一代作家」的特點，就在於他們通常都有「比較豐富的漢文修養」，同時也「都能寫非常好的漢詩」(頁327)。以賴和為例，雖然他被尊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但是，他上過兩所屬於台灣民間傳統的「漢學書房」，一次是在1903年他十歲的時候，另一次則是在1907年他十四歲的時候。也因為這個漢學教育的影響，他曾經留下千餘首漢詩的作品，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他的新文學作品。
但是，賴和卻也屬於日本殖民政府所統籌規劃之「新式教育」的一員。他在上了第一間書房以後沒多久，書房先生就將他送進「彰化公學校」讀日本書了。此外，他也在1909年考上「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十三期，接受了五年的醫學院教育。也就是說，就教育體系而言，賴和基本上是同時接受了傳統漢學教育與新式日文教育。因此，如何評估這兩個教育系統對賴和的影響，就成了我們在討論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時所必須面對的第一個議題。
劉紅林：強烈「中國民族意識」的展現
劉紅林十分重視「舊式漢學教育」對於賴和的影響，身為一個中國學者，她的這種論述方式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她認為從賴和的父祖要求他「進漢學書房接受教育」這件事情來看，「賴和的父祖與絕大多數台灣同胞一樣，雖然不得不『轉籍日本』，但心中強烈的民族意識是泯滅不了的，即使不得已讓子弟上了公學校，漢學也不廢，這就擺\明了他們的態度。……他們要子孫讀書做人，讀中國書，做中國人，說穿了，這是對日本殖民者的一種文化抵抗」(頁8)。
而劉紅林也認為，這個漢學教育的經驗，確實對賴和的國族認同有相當程度的影響，特別是賴和十四歲時在「小逸堂」的就學經驗。「這種嚴格的古典文學教育給予他在人格形成期以巨大影響。亦即打下了良好的中國古典文學的基礎，同時也培養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識」(頁8)。
陳建忠：從「遺老氣質」到「本土意識」
陳建忠基本上並未否認「漢學書房」對於賴和的影響。他這樣表示，「如果以賴和在1925年首次公開發表新文學作品往回算，在三十歲之前，賴和一直使用漢詩來抒情言志，其實是說明了賴和曾經薰染中國古典傳統文化有如斯之久，這種能力當然得之於他青、少年時期的書房教育與古典中國文化的學習」(頁69)。
然而，陳建忠卻也提醒我們，在將賴和理解為「漢文系統知識分子」的同時，我們「仍然無法忽略他也同時是接受殖民地教育的第一代知識分子，而他之所以在20年代投入新文化/文學運動，卻正是因為殖民教育在台灣的推行給予他一定程度對西方啟蒙主義等傳統的接觸機會，從而促生了台灣社會第一代的『有機』與『啟蒙』的知識分子」(頁134)。
更有趣的，是陳建忠在討論賴和這種衍生自書房教育經驗的「遺老氣質」之意涵時的論點。陳建忠認為，賴和的這種「遺老氣質」，的確構成了他對漢文化的積極認同，但卻也讓這種認同「在面對異族統治時就更強化為一種本土意識」(頁78)。而這種和其「漢族認同」高度相關的「本土意識」，「可說提供賴和在反殖民論述上極大的力源」(頁78)。也就是說，從陳建忠的角度來看，賴和之「本土主義思想」的形成基礎，在某種意義下反而可以溯自這個他青、少年時期的「書房教育經驗」。
小結
對於「學校教育對賴和之國族認同的影響」這個爭議，我有以下四點看法。首先，和所有其他類型的認同一樣，一個人的國族認同不但不是一種「天生」的秉性，而且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地，一個人的國族認同不但會隨著時空脈絡的變化而有所變化，同時也會隨著個人生命史的發展而有所發展，這幾乎已經是多數研究認同之學者的共識。在這個意義下，無論我們想要探究的是賴和的國族認同狀態，或者是學校教育對賴和之國族認同形塑過程的影響，我們都不應該採行一種「靜態」的「本質主義」觀點，認為一旦他在生命史的某個階段發展出某種型態的認同，這個認同就會一輩子如影隨形地跟在他後面，一直到他離開人世為止。
第二，對於青、少年時期的賴和，我們確實可能可以用劉紅林所謂的「中國民族意識」，或者是陳建忠所謂的「遺老氣質」來理解。賴和這種國族認同型態的形成，當然跟他的父祖輩之「祖國意識」息息相關，同時也和他的「漢學書房教育」有關，這是我們可以確定的事情。然而，我們卻也不應忽略「新式日文教育」對賴和之政治意識形態、乃至文學思想的可能影響，這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第三，承續上述的第一個論點，即使我們認為賴和在青、少年時期的確抱持某種型態的「中國認同」，我們也無法保證這個認同會在他往後的生命一直持續下去而沒有任何改變。陳建忠關於青、少年時期之賴和所抱持的「遺老氣質」和其往後所發展出來的「本土意識」之可能關連的討論，在這個意義上就極具啟發性，因為這種觀點承認了賴和在「後青、少年時期」之國族認同轉化的可能性。
第四，我可以同意，教育的確在一個人之國族認同的形塑過程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教育卻不是「政治社會化」的唯一來源，這也是十分清楚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當我們在討論「教育」對賴和之國族認同的可能影響的時候，我們也千萬不要僵化地過度強調這個面向，而忽略可能影響賴和之國族認同狀態的其他因素，比如說他在1918年到1919年的中國經驗，也比如說1930年代初期「台灣話文論戰」對他國族認同內涵的影響等(詳見後述)。
爭議之二、賴和廈門經驗的詮釋：「祖國」情懷 vs. 抑鬱回台
根據陳建忠的整理，賴和從「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的時間是1914年，然後在台北工作一段短暫的時間之後，他就在該年年底轉至嘉義醫院就職。1915年11月，賴和回鄉結婚，婚後仍繼續就職於嘉義醫院將近一年。因為他無法忍受嘉義醫院對日、台醫生的不平等待遇，最後終於辭去該院的職務，於1917年6月返鄉，在彰化市自行開設「賴和醫院」。在彰化開業不到一年，賴和就在1918年2月前往廈門「博愛會醫院」行醫，直到1919年7月回台，前後在中國滯留了大約一年半的時間(頁105)。
事實上，在賴和不到50年的生命史中，他幾乎是在彰化度過了他邊行醫邊寫作的大半生，除了在醫學校就學的五年、在嘉義醫院服務的兩年半、在廈門工作的一年半、以及之後的被停止行醫半年和兩次的短暫入獄。在這個意義上，廈門這一年半的經驗，就成為理解賴和之生命史、乃至國族認同的重要素材之一。
不過，對這所「博愛會醫院」之性質的釐清，可能是我們在進一步討論賴和之「廈門經驗」前應該要先完成的一項基本功\課。根據陳建忠的研究，從表面上來看，這所醫院似乎是由「財團法人廈門博愛會」這個民間社團所開設的，但是事實上，這所醫院「絕對是由[日本]官方出資、控制的應無疑問」(頁105)。在這種情況下，被派遣到該醫院工作的醫生，基本上是以「[總督府]官員出差博愛醫院的方式續薪」(頁106)。也就是說，在1918年渡過台灣海峽到廈門去的賴和，其正式身份具有台灣總督府的官方色彩，這是我們在解讀他這段經驗時所必須加以考慮的重要參考點。
那麼，賴和到底為什麼要離開台灣到中國去行醫呢？他的這段廈門經驗整體情況又是如何？這段廈門經驗又在他的國族認同形塑過程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以下我們看看劉紅林和陳建忠怎麼處理這些議題。
劉紅林：「復元會」或「同盟會」的安排？
對劉紅林而言，她把主要重點都放在賴和廈門行之「原因」的探討上。她這樣揣測賴和之所以要離開台灣到中國的原因：「有人猜測，當時，大陸[作者註：中國]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發動的時候，反日氣氛益見濃厚，賴和很可能是由於反日而離開台灣，以醫官身份作掩護，方便觀察中國政情，並從事其他活動」 (頁14-5)。甚至，劉紅林還做了更進一步的推論，認為賴和的廈門之行，「是復元會或同盟會的安排，也是有可能的」 (頁15)。根據林瑞明前引書的說法，「復元會」是台灣總督府醫學校裡面的學生社團，而「復元」二字，除了有字面上「恢復健康」的意義之外，其實也含有「光復台灣」的宗旨，而且和孫文領導的中國革命團體「同盟會」有某種組織上的關連(頁10)。
劉紅林之所以會對賴和廈門之行的動機作這樣的推測，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她想要強調的，無非是賴和「熱愛『祖國』」的情懷。就像她自己在該書中所寫的，「無論賴和是不是復元會或同盟會的成員，賴和的思想和作為與兩會的宗旨都是一致的。不可否認，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在醫學校時代大大地壘實了，發展了，並且終生不變」(頁15)。
不過，就現有的種種證據而言，我們並不完全清楚賴和決定到廈門去行醫的真正動機。劉紅林的這種說法，只是她的揣測而已，這是我們要加以注意的。
陳建忠：極端失意的中國經驗
陳建忠雖然也有提到賴和赴廈門行醫的可能動機，包括「反日」、「『復元會』諸人的影響」、「中國辛亥革命成功」、「行醫後的現實經驗」、與「長男志宏1918年1月夭折」(頁107-8)等，但是，由於現有證據不足，「這些都只能作為暫時性的證據，真正原委仍有待來日更多的文獻能解釋」(頁108)。因此，「今天恐怕也難以釐清賴和真正的動機」(頁107)。
然而，透過對賴和廈門時期之漢詩作品的分析，陳建忠卻提出不少相當明確的證據，做出賴和這段經驗可以用「失望與無奈」來概括的這個結論。他這樣表示：「綜觀賴和漢詩中的新中國經驗，恐怕只能說是失望與無奈，而且從詩作看來是到廈門不久就已產生『倦勤』的心態，失望出於對中國內戰所呈現的混亂無序與中國民心的萎靡，無奈則是自己身為『日本國民』亦沒有立場介入『故國』的改造，總的來說，賴和此行頗令他灰心的」(頁109)。
陳建忠指出，如果論及賴和在醫學校時期的漢詩，那些作品基本上都是在抒發一種出於被殖民心理而有的身世之感，但卻又缺乏反殖民的具體思考。然而，在1918年到廈門以後，「由於是接觸到了實際的『祖國』，對一向抱有濃厚『漢族意識』的賴和來說，這種實際接觸的經驗，無疑又帶給他一種全然不同於過往的衝擊。這樣，賴和此次廈門之行具有著解決他在台灣殖民地苦悶心境的作用，但實際接觸祖國後所產生的想像落差，卻又成為他思考台灣現實問題的更大轉折……」(頁106-7)。
也因為這樣，當賴和在1919年7月從中國返回台灣的時候，基本上是在「極端失意」的情況下返台的。陳建忠這樣描述賴和的這個心路歷程：「廈門之行固然沒有消解賴和自醫學校以來，因『身世』與『志向』而時時發作的鬱結心情，反而意識到中國內部問題的深重，以及身為日本治下的被殖民者要實現參與中國改造的困難。況且，台灣人究竟是否被接納為中國人或許\也是賴和無法回答的問題罷！這種種原因綜合起來，應可以窺見賴和廈門行並沒有一圓他的『原鄉夢』，反倒是在極端失意的狀況下再度回台」(頁114)。
小結
面對劉紅林和陳建忠關於賴和之廈門經驗不同的解讀方式，我有以下三點看法。首先，關於賴和廈門之行的「真正」原因和動機，基本上現有的文獻的確不足，並無法對這個議題提供一個明確的答案。劉紅林揣測賴和的這個決定和其「抗日」的志向有關，但是，她顯然無法提供比較具信服力的證據來證明她的這個論點。
第二，整體來講，賴和的中國經驗基本上是「極端失意」的。這種觀點其實已經是多數賴和研究者的共識，陳建忠固然清楚地指明了這一點，劉紅林其實也未否認這種說法。她引用賴和在廈門時期完成的漢詩〈歸去來〉當中的兩句 — 「十年願望一朝償，塞翁所得原非福」 — 並做出以下的詮釋：「大陸之行是他的『十年願望』，可這『一朝償』，又是『塞翁所得原非福』」(頁14)。因此，賴和的中國之行為他帶來相當程度的「失望與無奈」，應該是可以確定的事情。
其實，在長達五十年之久的台灣日治時期，確實有不少台灣人像賴和一樣，曾經對海峽對岸的「祖國」抱持過相當程度的幻想，然而，當他們親身到中國參訪、居住甚至工作一段時間以後，多數卻是抱著失望之情黯然回台。吳濁流(1900-1976)可能是這些人當中最著名的一個例子。此外，洪棄生(1867-1929)、林癡仙(1875-1915)、以及周定山(1898-1975)等著名文人，也都有著類似的經驗。以後三者為例，他們的中國行「雖然滿足了部分情感需求，近距離接觸卻也使其發現先前對此地投射了過多的情感及想像」(張靜茹，〈以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的上海經驗論其身分認同的追尋〉，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
第三，賴和的這段中國經驗，似乎對他往後和「台灣文化協會」相關的政治參與以及社會實踐頗有影響，這也是我們必須加以注意的事情。陳建忠以下的這段敘述，基本上十分具有說服力：
不過，回台之後，賴和隨即就加入二零年代台灣文化協會所帶領的文化啟蒙運動當中，或許\，賴和已經意識到與其悲嘆身世或寄望中國都有其侷限，唯有真正改造台灣本土才有希望罷！至少，在往後的作品中，遺民意識幾乎已為一種積極進入台灣現實改造行列的姿態所取代。顯然，賴和並沒有遺忘自己的漢人身份，但歷史的潮流湧著他思考台灣的命運，我們固不能曲解、忽略賴和的祖國與漢族意識，但更應該注意賴和下一階段更為趨近「台灣中心」的「書寫台灣」的文學道路，……。(頁114-5)
也就是說，「廈門經驗」在賴和的國族認同發展過程當中扮演了十分微妙的角色。他固然有可能是因為懷抱著對中國之「美化了的幻想」而踏上廈門，然而，這個中國經驗卻也使他從迷夢中驚醒，也才會在回到台灣以後，一改之前的「遺老氣質」，開始熱心參與改造台灣現實的政治和文化運動。在這個意義上，賴和的廈門經驗無疑對他國族認同的發展與轉化佔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
爭議之三、使用「台灣話文」寫作的賴和：大眾性 vs. 台灣主體性
在前引書中，林瑞明將賴和參與新文學運動的那十年又細分成三個階段，分別是第一期(1925年-1928年)、第二期(1930年-1932年)、以及第三期(1934年-1935年)(頁79)。此外，在收於《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1998)這本書裡面和賴和相關的一個章節 —〈賴和與台灣左翼文學系譜〉 — 中，陳芳明則是考慮到賴和的政治活動參與，而以兩個階段來概括他的文學生涯，其中第一階段是從1925年8月發表〈無題〉開始，一直到1931年發表〈南國哀歌〉為止，而第二階段則是從1931年10月發表新詩〈低氣壓的山頂〉開始，一直到1935年發表〈一個同志的批信〉為止(頁50-1)。最後，陳建忠則綜合上述兩人的分期方式，提出一個賴和文學階段性發展的「四階段論」，這四個階段分別是習作期(1922年-1925年)、開創期(1925年-1927年)、成熟期(1927年-1932年)、以及台灣話文期(1934年-1935年)(頁200-1)。
然而，無論我們對賴和文學的發展過程做什麼樣的分期和歸納，多數的研究者都同意，可能是受到黃石輝等人所引發之「台灣話文論戰」的影響，如果就文學語言的使用而言，1930年代的賴和開始在書寫語言上有所變化，從原本「敘述使用中國白話文 + 對話使用台灣話文」的這種文字書寫模式，逐漸地加強其「台灣話文」的使用份量，而終於產生像〈善訟的人的故事〉(1934)、〈一個同志的批信〉(1935)、以及〈富戶人的歷史〉(遺稿，確切寫作日期不詳) 等這些幾乎全文使用「台灣話文」書寫的作品。在《台灣文學入門》(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一書中，葉石濤就將賴和在文學語言上的這種變化稱之為「從中國白話文到台灣話文」的過程(頁36)。
那麼，劉紅林和陳建忠又是用什麼樣的角度來理解這個在晚期使用「台灣話文」寫作的賴和呢？
劉紅林：「為大眾」的文學語言觀
劉紅林原則上也承認，賴和的文學語言一直都有「台灣話文」的蹤影，「賴和小說在語言文字方面最大的特色，是在白話行文中穿插台灣土語(或曰閩南方言)，主要表現在敘述、議論以白話為主，雜有方言辭彙，而人物對話則多用方言」(頁143)；「賴和還喜歡在小說中使用一些台灣俚語、俗語、諺語，以強化大眾化的鄉土文學性格」(頁145)。劉紅林認為，賴和的這種文學語言觀，的確「是有那麼點[台灣]『自主』意識」(頁76)。不過，她卻又立刻以以下三個論點來反駁這種「台灣話文 = 台灣自主意識」的說法。
首先，她引用連雅堂刊在《台灣民報》上的文章，認為所謂「台灣話文」基本上是「源自中原，高古典雅，非當代中土白話所可望其項背」(頁76)。也就是說，台灣話文的提倡和保存，不但不是所謂「台灣自主意識」的展現，甚至還可以說是和「尋根意識、愛國情感綰結起來」(頁76)的。
再者，劉紅林也認為，賴和這種把「台灣話文」當作書寫工具的立場，在本質上是一種「為大眾」的文學語言觀。「包括賴和在內的台灣新文學作家，都把文學視為社會啟蒙與抵抗殖民統治的武器。在與祖國隔離的狀態下，[中國]白話文與台灣勞苦大眾的距離太過遙遠，當日本統治者連台語都排斥之時，講統一漢民族語言只能是奢談；而如果工農民眾看不懂，那新文學改造社會的使命就不能實現」(頁77)。因此，賴和主張以台灣大眾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語言 — 台灣話 — 當作白話文的書寫基礎，去建設言文一致的大眾化文學(頁77)。換言之，對劉紅林而言，賴和這種使用「台灣話文」寫作的文學語言觀，其本質是「為大眾」的，並不見得和「台灣主體性」的考慮有關。
最後，在評斷賴和晚年以台灣話文所書寫之作品時，以〈一個同志的批信〉為例，劉紅林並不認為這篇通篇以台灣話文書寫的作品是成功\的。她這樣寫道：「當賴和嘗試純用台灣話文構築小說的時候，卻沒能取得成功\。〈一個同志的批信〉發表後，即有人聲稱讀不懂」(頁80)。劉紅林認為整體來說，「在賴和的多數作品中，方言口語使用得當，的確生色不少，但過多或完全使用方言的篇目，詰屈聱牙、晦澀難讀是難免的了」(頁145)。
陳建忠：具「台灣主體性」的台灣文學本土思考模式
面對使用「台灣話文」寫作的賴和，陳建忠卻有著和劉紅林不完全一致的解釋方式。一方面，陳建忠並不同意劉紅林所謂「台灣話文 = 中國尋根意識」的說法，而是認為賴和對「台灣話文」的使用，意味著一種具「台灣主體性」之台灣文學本土思考模式的建立。另一方面，陳建忠也注意到「台灣話文」所代表的「民間性」或「普羅性」，這個觀點倒是和劉紅林所謂「大眾性」的說法沒有太大的差別。我們先談第一點。
首先，對陳建忠而言，賴和在晚年開始大量、甚至完全使用「台灣話文」當作他的文學語言，其實有相當深刻的「台灣主體性」意涵。他這樣表示：「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一直是個令作家及論者關注的焦點，賴和的小說與語言及其相關論述，說明賴和亦曾經思索過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創作初期他所致力於使用的『白話漢文』書寫，相對於日本的殖民同化政策，無疑是一種『主體性』的展現；同樣地，相對於中國白話文而言，賴和後期趨向『台灣話文』書寫，他的努力反映了台灣文學的本土思考，並非一味追隨中國文學革命的腳步，這又是一種『本土性』的宣告」(頁234)。
再者，對陳建忠而言，賴和這種對「台灣話文」的堅持，其實也可以從其文學理念中的「民間性」或「普羅性」來理解。陳建忠這樣寫道：「賴和選擇以台灣話文來書寫，來使他的小說藝術更接近於台灣人的生活樣式，是充分顯現了在1930年代前、中期，賴和正在實踐其『走向民間』的文學理想。無論其成功\與否，從小說語言表現上賴和的文學精神與理想，不僅放在對抗殖民論述上有反殖民的意義，……，[同時也]讓我們看到賴和實際以台灣普羅群眾為中心出發的思考，……」(頁249)。
小結
面對「賴和在晚年使用台灣話文當做書寫工具」這件事情，劉紅林和陳建忠顯然有不太一樣的詮釋方式。那麼，我們又應該用什麼樣的角度來看待這個爭議呢？
劉紅林的詮釋方式，注重的是「台灣話文」所代表的「大眾性」，因為這個語言正是多數居住在台灣的平民百姓所使用的日常生活語言。陳建忠雖然不見得會反對以這種角度來理解晚年賴和在文學語言上的選擇，不過，他卻也認為，這種語言文學觀其實也隱含了賴和對「台灣主體性」的思考。這兩種看似不同的觀點，很值得我們對它們之間的可能關聯加以進一步的探討。
在本文開頭，我提到陳建忠曾經試著以四個面向來理解賴和的文學思想 — 反殖民主義、啟蒙主義、本土主義、以及左翼思想。如果我們以賴和使用「台灣話文」寫作的這個行動當作分析主軸的話，我們可以發現，劉紅林所謂的「大眾性」，乃至陳建忠所謂的「民間性」或「普羅性」，其實指的正是賴和文學所隱含的「左翼思想」。而陳建忠用以理解賴和這個語言文學觀的「台灣主體性」概念，其實也和他所謂賴和文學的「本土主義」這個面向十分契合。因此，我們的問題應該是，「本土主義」和「左翼思想」在概念上有沒有相互矛盾、甚至衝突的地方？或者更具體地說，當我們將賴和的文學觀念描述為一種「為大眾」之普羅文學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也仍然存在著將其文學觀念描述為一種「為台灣」之民族文學的空間呢？「為大眾」和「為台灣」之間，存在的是一種概念上的「親和性關係」，還是「矛盾性關係」呢？
至少就賴和「使用台灣話文寫作」這個議題而言，我覺得「為大眾」和「為台灣」的實際指涉對象其實是一致的。究其原因，這當然是由於台灣作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其所發起的「殖民地革命」，在性質上除了涉及「反封建」這個面向，也無可避免地會涉及「反殖民」這個面向。當然，這不是個容易處理的題目，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我們暫時也只能這樣簡單處理。
結語：動態地理解賴和的「國族認同形塑過程」
在結語的這部份，讓我們再回到這篇文章一開始所設定的研究問題：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角度來理解賴和的國族認同呢？如果說多數研究者都同意我們可以用「漢族認同」來描述賴和之國族認同狀態的話，那麼，這個「漢族認同」的內涵又是什麼呢？到底它比較接近所謂的「中國認同」，還是「台灣認同」呢？面對劉紅林和陳建忠在解讀賴和之國族認同時所涉及的這些爭議，我們又應該用什麼樣的角度來看待呢？
面對以上這些問題，作為一個非文學研究出身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我將試著把討論的焦點帶回更基本的概念上面，從「認同」或「國族認同」這些概念的基本性質著手，看看我們在面對「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這個不算容易的研究議題時，可能可以採用什麼樣的研究方法或分析模型來解讀他的國族認同。
我認為，多數研究認同的學者都會同意，「認同」具備以下三種性質。第一，「認同」並不是某種與生俱來的「秉性」。相反地，「認同」是種種「社會化」過程的產物，其可能的來源包括家庭、學校教育、大眾媒體等不同的「社會化媒介」。
第二，既然「認同」是「社會化」的產物，那麼，無論我們想要瞭解的是某一群人的認同，或者是某一特定個人的認同，我們都必須考慮到產生這個特定認同的「脈絡」。以「國族認同」而言，國族認同的發展是在具體而特殊的歷史脈絡 — 尤其是政治史的脈絡 — 中醞釀、形成、發展、與轉變的。事實上，任何關於國族認同的研究，都不可能抽離歷史背景而單獨進行。
第三，既然「認同」的發生必須將產生該認同之特定的「歷史脈絡」放入考慮，那麼，「認同」當然是有可能會改變的。以「國族認同」為例，國族認同這個觀念其實從來都不是靜止不變的，相反的，它不但是可能改變的，而且事實上也經常在改變中。
對「賴和之國族認同」這個議題而言，以上的這些討論到底會有什麼實質上的幫助呢？事實上，如果我們回到劉紅林和陳建忠在解讀賴和之國族認同上的爭議時，我們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賴和在其不同的生命階段，由於面對不同的「社會化媒介」，也由於面對不同的情境和脈絡，他的國族認同內涵不但不是一層不變的，反而是在不同的階段展現了不同的狀態。
簡單來講，在青、少年時期以前，由於受到其父祖輩之強烈「祖國意識」的影響，也受到漢學書房之傳統「漢文化氛圍」的影響，如果以賴和在那個時期所作的漢詩當作分析文本的話，我們可以看到那個階段的賴和，的確抱持著相當濃烈的「祖國意識」或「遺民意識」。
應該也是在這樣的情懷下，賴和於1918年渡過台灣海峽到廈門行醫，想要去找尋他心靈深處所想像的那個「故國」。然而，「十年願望一朝償，塞翁所得原非福」，實際接觸祖國後所產生的想像落差，讓他在國族認同的發展上有了某種程度的轉折。一年半以後，他在極端失意的狀況下再度回台，但卻也在不久之後就全力投入風起雲湧的台灣社會改造運動中，並開始嚐試新文學的寫作，標示著他新一階段之國族認同的發展。
1921年，賴和加入新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並當選理事。1925年，賴和第一篇以「中國白話文」書寫的新文學作品〈無題〉問世。1935年，幾乎全文以「台灣白話文」寫作的〈一個同志的批信〉正式發表於《台灣新文學》創刊號。為什麼賴和在文學語言的選擇上會從「中國白話文」轉為「台灣白話文」？已經有很多評論家對賴和在晚年的國族認同內涵提出他們的看法。基本上，多數的人都同意，這個階段的賴和在國族認同上展現了更強的「台灣主體性」。比如說，葉石濤就這樣寫道：「賴和濃重的漢族意識，晚年時已逐漸淡薄，繼之而來的是『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覺悟逐漸形成」(上引書，頁36)。在《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這本書中，施懿琳也這樣認為：「賴和早期所堅持的民族主義逐漸產生變化，雖然在當時未明確地提出台灣歸屬問題，但我們還是可以透過作品隱約地掌握到他思考方式的轉變」(頁423)。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從一種動態性的觀點來審視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的話，晚年的賴和，的確已經呈現了相當程度的「台灣認同」或「台灣意識」。
正是在這種具動態意義的認同分析觀念下面，我個人會覺得，陳建忠的這本賴和專書，基本上比較能掌握到賴和思想以及意識的「能動性」。至於劉紅林的作品，諸如「賴和從不認為自己不是個中國人，為此不需要做特別的表白」(頁242)這類的宣稱，我們就只能將其視為是一種意識形態宣傳，甚至是拙劣的「學術政治」表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