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盧千惠◎任教於台灣文化學院 居住日本一久能感受日本媒體「真龜毛」，說好聽一點就是謹慎而不容易隨興起舞。就如霧社事件七十週年時，我曾寫一篇文章到日本的『朝日新聞』。編輯打越洋電話問我，是不是可以將文章中「總督府派遣的討伐隊，使用大炮、機關鎗、毒瓦斯等近代武器，剿滅反抗的賽德克族人…」的「毒瓦斯」改成催淚瓦斯，因為他尋找資料找不出討伐隊用過毒瓦斯。我從原住民的共同記憶──討伐隊的毒氣使皮膚糜爛的事實，以及日本陸軍科學研究所在兩年前開始生產毒瓦斯的客觀事實，反對編輯的說法。後來他提出使用折衷的「特殊瓦斯」一詞。我一方面驚訝於日本媒體謹慎的態度以及為保護自己國家歷史清譽的努力。 這一次看到日本全部媒體，和過去不一樣，不論左派、右派，大幅報導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的訪問，內容又極親切好意，感到非常高興。一般日本人對六十年前侵略中國的戰爭，抱有深沈的內疚，所以當他們成為經濟大國之後，開始幫忙中國的建設。中國當政者知道日本人愧歉之情，於是遇事不得逞，就搖晃著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強行他們的所要。其實，五十年日本的台灣殖民統治，也給與台灣人數不盡的創痛。只是台灣人不像中國人，願意挪開過去的怨恨，將那些歷史變換成人類共同的資產──不再犯過錯的借鏡。經過如此心靈上的掙扎後，台灣人希望和日本人能平起平坐地成為真實的朋友。日本人開始厭煩中國無底的索求，而對台灣人的寬弘表示敬意。 因著蔣介石錯誤的「漢賊不兩立」政策，使台灣在外交上走著非常辛苦的路。這一次破冰之旅的成功，當然首應該歸功於李前總統的魅力，然而，我們得記住長久以來默默耕耘台日外交的許多老前輩。這次浮上台面的彭榮次是其中之一。楊基銓、蔡焜燦、許文龍、金美齡、黃昭堂、羅福全以及無數從心底喜歡日本，了解日本文化的台灣人，誠摯地希望台灣能與日本成為好鄰居。為了台灣的前途，花自己的錢和時間，無私心地招待代表日本的人物，如司馬遼太郎、石原慎太郎、阿川弘之、宮崎繁之等，在各界具有影響力的人更親近台灣。他們並非如統派的政客說的「受日本奴化教育的遺毒」，而是從心底擔心著台灣的前途。 六十七、八歲以上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實在是台灣人的寶貝。一般說來，他們奉公守法，知道真正的禮義廉恥，視保衛台灣為己任。並且精通日語，能讀、能寫日文，有的甚至能詩。他們是台灣與日本民間外交的精兵，他們可以翻譯有關台灣歷史的日語資料，也可將台灣的作品翻譯到國外。學校教育要培養出一個能理解外語的人才，何等地困難。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好好地活用這些台灣人的寶貝。我們敬愛的李老總統抱病出擊，希冀拓展台灣的外交環境。我誠摯地希望台灣人的老前輩們效法他，為台灣再接再勵。

李筱峰◎世新大學教授 前天我在「台灣史」的課上，和學生談到澎湖在歷史上與台灣的微妙關係。當澎湖早在元朝時，就被併入中華帝國的版圖，而台灣到了明朝時，還是中華帝國心目中的化外之地。但是，澎湖在歷史上，卻經常受台灣之累而遭殃，過去幾乎每一個外來統治者或外來勢力要進入台灣之前，都會先佔領澎湖——荷蘭人進入台灣之前，先佔領澎湖；鄭成功攻打台灣之前，也是先攻佔澎湖；日本人來接收台灣的時候，也派兵入澎湖。澎湖首當其衝，何其「衰」哉！ 有一個來自澎湖的同學憂心忡忡提一個問題問我：萬一中國北京當局要出兵攻打台灣的話，會不會也先攻佔澎湖？ 我把問題拋給全班同學討論，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見，不一而足。有人說，澎湖比台灣本島好攻，攻下澎湖，會使民心瓦解，所以還是有可能先攻澎湖；有人說，如果這樣，金馬地區的許多離島更好攻，一樣可以瓦解民心，所以可能會先攻金馬離島；也有人說，現代的武器與戰爭型態已經完全改觀，根本無須先佔領外島。 大家談不出一個結論，同學問我的看法，我半開玩笑回答說：「中國哪裡都不會先攻，他們會先攻佔的地方，應該是立法院。當呼應北京的『一個中國』的聲音充斥在立法院的時候，北京連出兵都不必要，台灣就自然投降了，所以中國一定會先攻佔台灣的立法院。」 這個玩笑其實是很嚴肅的。澎湖、金馬都不是台灣的最前線，台灣國家的最前線是在立法院，全體真正愛台灣的人，在年底選舉的時候，請一起來保衛立法院，千萬不要讓立法院被中國北京當局的馬前卒給攻佔了！

柳金財◎臺灣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候選人 本年二月二十二日，陳水扁總統在接見歐洲議會自由黨團暨社會黨團訪問團時延續其在元旦祝詞中所提到「政治統合論」，強調兩岸可從經貿與文化的統合開始著手，逐步建立信任、尋求永久和平與政治統合的新架構，不論是邦聯、聯邦、國協或歐盟模式都有值得借鏡之處。他特別指出，歐盟形成的歷史與統合模式一開始也是由經貿開始，在邁向政治統合。可見從兩岸經濟交流整合著眼來鬆解緊張的兩岸政治關係，應是臺灣新主政者的兩岸政策思維。不過據瞭解，日前美國智庫亞洲基金會在準備向布希政府提出的兩岸報告中就指出，美不應期望兩岸經濟互動必然會改善兩岸關係，雖然經濟整合有助於建立兩岸新架構，但也可能使臺灣更易受到大陸的經濟脅迫。 上述的評估觀點正好凸顯了今日臺灣大陸政策的機會與困境，恰是擺盪在新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機會是循新自由主義的思維邏輯，兩岸經濟整合有可能產生一個令人不滿意但卻可接受的新架構；困境則是在現實主義思維的導引下兩岸經濟整合可能釀成臺灣無法承受的損害，包括對國家安全的危害與主權的喪失。 不管是兩岸「整合論」、「統合論」的提出，幾乎都獲得目前臺灣許多政黨、政治人物歡迎，例如國民黨主席連戰的「邦聯」構想、副主席蕭萬長提出的「兩岸共同市場論」、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標榜的「歐盟模式」、前民進黨二位主席施明德的「大華國協」及林義雄倡議的「共同市場」、「關稅同盟」說，甚至陳水扁總統的「統合論」，都是有意整合「台灣主體意識」與「中華民族情感」兩大歷史脈絡；並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分階段依序發展兩岸合作基礎。事實上，以整合論模式來構思兩岸關係架構，長期以來，國內學界與政治工作者對此早有爭議。論者以為，這種整合模式其立意精神甚佳，唯帶有若干「自由主義」色彩的迷思。 關於是否援引歐盟整合模式到兩岸架構設計的爭議，最早源自於民進黨內的兩大派系「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系」。早期美系提出以移植「歐洲共同體」的整合經驗來設計兩岸關係的發展，但新系反對。其反對的論據主要為：首先，在「一國兩制」下，中共仍視臺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政府，但參與共同體的各國必須皆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其次，歐洲國家間的政治、經濟條件近似，兩岸則差異太大。再者，整合須具有區域利益及安全誘因，但兩岸並無整合的利益。這種整合與其說是企圖從「建立一個經濟共同體，進而形成政治共同體」，毋寧說這只是各主權國家為保障自身的經濟利益、減少疆界紛爭所作努力。基本上，新系的看法表達了國際政治學上現實主義學派對於國家主權與安全的重視，不認為兩岸能藉單純的經貿關係就可以緩和政治對立的氛圍。 誠然歐盟的整合模式其理論基礎之一即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學派從經濟角度看待國際關係，認為整個世界終將成為單一市場、無國界市場。強調貿易為促進國際間和平的力量，自由市場對國際間的政治衝突具有良好影響。深信市場力量兼具良性、理性以及無可抗拒的力量，對不理性的「政治考量」格外感到無法容忍。長期而言，經濟力量必壓過政治力量，人類終將共組世界聯邦政府以便共同面臨經濟問題。 自由主義者相信貿易與經濟交流是兩岸和平關係的一個淵源，此乃因兩岸間的貿易以及擴大的相互依存關係的互惠互利，將有益於彼此間的合作關係。隨著互惠互利的紐帶建立，一個自由主義的兩岸經濟將對兩岸政治關係施加溫和影響(Moderating Influence)，且對兩岸現狀(Status Quo)的維持提供保證。 國內不少有智之識主張，運用兩岸經濟依存來解決雙方的政治對抗，基本上呈現自由主義關於經濟與政治關係的觀點，因而贊成援引「歐洲共同體」模式於兩岸關係架構的設計，暫時擱置主權之爭議。其深信市場的力量將撼動政治關係的解凍，進而營造兩岸間的和平、安定的環境。然即使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自由主義觀點仍帶有侷限性、片面性的思維盲點。 首先，自由主義的觀點或可說明部份經驗現象，但經濟決定政治的推論則帶有「經濟決定論」的色彩。兩岸經貿整合雖滿足「中華民族主義」，卻可能傷害「台灣的主體性」；況且經濟相互依存關係絕非對稱的，儘管從絕對意義上說兩岸都可獲益，但「相對獲益」比「相互獲益」更重要。市場機制雖趨於聚集財富，卻在兩岸大小經濟實體間建立一種依附的或強權的政治關係。 其次，自由主義認定經貿交流是促成兩岸和平力量，該理論適用範圍是基於「國與國」關係。但兩岸定位是否為「國與國」的關係不無爭議，不論是「國與國的特殊關係」（陳水扁）、「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李登輝）、抑或是「準國際關係」（宋楚瑜），中共都一再宣稱中華民國已經死亡，在此種情況下，兩岸經貿交流為遂行國家統一的政策工具，絕非為單純的經濟客觀規律所能解釋。 論者以為，儘管在全球化大潮流下，國家主權雖受制約，但仍是國際關係的主體與經濟發展的工具。國際體系是國家所組合、而非市場組合，那麼經濟是需受政府制訂法律規範加以節制，兩岸經貿的專業化、分工和日益相互依存可能使臺灣國家主權喪失(The Los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單從理論來看，兩岸間的經濟整合可能使得雙方政治關係更具易傷性(Vulnerability)及脆弱性。換言之，以整合論方式來構思兩岸關係存有理論先天上的若干迷失。亞洲基金基金會的報告觀點正是突顯出在目前國內一再高喊揚棄「戒急用忍」、瀰漫「整合論」論述觀點的另類思維。

連根藤◎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委員 台灣人的歷史認識隨時代而轉變。察其理由，台灣的歷史記載是隨統治者而變之故也。也就是台灣的歷史都是依統治者的史觀記載的。由台灣人自己的手所寫的台灣史，可說是李登輝政權之間才開始。今日的台灣史可說是以國中的歷史課本『認識台灣』為基準。但是該書是依過渡期的移民史觀而寫成，與台灣的歷史事實不符，理由是移民史觀主張台灣是移民國家、台灣人是中國移民的子孫、台灣人是漢人為主體之故也。 但是事實上台灣人並不是移民的子孫。一六二四年以後的三八年間，統治台南一角的荷蘭時代，台灣原住民約四○到五○萬，其中平埔族約三○萬人。荷蘭為了與江戶幕府在長崎貿易，從唐山引進男性勞工從事工作。根據近年的研究，部分唐山勞工與平埔族女性結婚生下來的子孫，即是今日的台灣人。古時台灣是瘴癘之國，霍亂、赤痢猖行，在那種嚴酷的生存環境下，只有原住民的母親生下來的兒子才能存活下來。平埔族的俗語說：「有台灣媽，無台灣公」，理由是部分台灣公放下妻子回唐山去了。台灣人只有第一代才有遺傳唐山公的漢人的血統，近年的DNA調查所得的結果是，平均的台灣人約含94%的原住民的血統。清國二一三年的殖民統治，以苛刻的稅制差別，強制將生番化為熟番；再將熟番漢化，以致平埔祖先被消滅殆盡！這些都有斑斑史料可查。由此可知台灣人不是以漢人為主體的移民的子孫，而是原住民和少數漢人的混血民族。因此，過渡期的漢人主體移民史觀應該改為本土史觀，重新導正台灣人的認同問題。

台灣的閩南人及客家人也就是所謂的「台灣人」(以下均以括弧的「台灣人」代表閩南人及客家人)，是近幾世紀以來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移民的後代，在基因上經族群系統發生樹( phylogenetic tree )及族群相關分析(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　研究計算後，發現閩南人及客家人是屬於南亞洲人種，這剛好配合民族史的記載，認為「台灣人」是大陸東南沿海原住民「越族」的後代。A33-B58-DRB1*03 ( 即A33-Cw10-B58-DRB1*03-DQB1*02 )是「台灣人」最常見的組織抗原(HLA)半套體，頻率為6.3%，而這半套體在新加坡華人及泰國華人也算是最常見，顯示這是被完整保留下來的古代越族的基因。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整合與統合 在台灣，不論是學者、還是政治人物，對於相關用詞尚未有約定俗成，譬如說陳水扁提出「統合論」之際，一般人無法直接由漢字的字面意義，去體會其背後想要傳達的真正訊息，只好轉而退而求其次，嘗試著間接由官方說帖、或英文報紙的用字，回頭來作拼圖式的揣摩。不過，更令人擔心的是，如果學界盲人摸象，就很怪罪政治人物人云己云、或是信口開河。 不管是早期的「整合」、或是後期的「統合」，這兩個名詞大致是被委婉地當作「統一」的同義詞，猶如在戒嚴時期，黨外／民進黨人士只能以程序上的「自決」權利，來暗示實質上的「獨立」目標。 在政治學裡，「【國內】整合」是指是在一個面對社會分歧的國度裡，包括族群齟齬、意識型態之爭、城鄉差距、或是菁英與百姓間的歧異，公民如何取得對於政治行為規範的共識，尤其是開發中的國家為是。這是在比較政治學裡頭，有關政治發展或民主化學者所關心的課題。 國際關係學者大體同意「【國際】整合」是指國與國之間的某種「結合」，它可以指一種正在進行的「過程」，也可以代表一種已經達成的「境界」。前者隱含著有其序列般的進程，要朝著某種光譜循序漸進，譬如說「由文化交流、經濟整合、到政治結合」般的線性「廣化」過程，或是「由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到共同市場」的漣漪擴散式「深化」過程；後者是指獲致的狀態、結果、或終點。 在這裡，為了方便解讀／了解學術對話、政治論述、或是政策宣示，我們暫且將廣義的、鬆散的整合約略分為國內政治的「整合」、以及國際政治的「統合」。如果說統合既是手段（過程）、也是目的（境界），我們不如說前者為「統合」、後者為「統合體」。 一般人把統合分為文化、經濟、以及政治三個面向，我們主張以安全共同體來取代文化統合。首先，如果「經濟統合」是要追求經規模、以及效率，而「政治統合」是要確保自主以及民主的話，「文化統合」的迫切性並不清楚。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以傳統「本質論」的方式來定義文化，統合的基礎是要建立在共同的血緣、語言、宗教、或生活方式上面，文化統合是命定式的「為統合而統合」；相反地，經濟、政治統合先有明確的目標，再來指定整合的方式。如果以「建構論」的方式來理解文化，統合則要追求共同的集體認同，也就是「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 的凝聚，其終極的指標則為彼此是否願意生活在同一個國度，如此一來，就最終的目標而言，文化統合與政治統合是高度相互聚合的。我們以為，Adler與Barnett (1998) 所提的「安全共同體」，也就是兩國之間不再有戰爭的擔憂，才是不同的統合概念。當我們以安全共同體取代文化統合後，經濟、政治、以及安全面向的統合，可以使用三個垂直的軸線來呈現。 經濟統合是指透過經濟上的安排，來作國與國之間經濟事務的合作，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區域主義」。我們大致根據 Belassa (1962)，以光譜的方式將經濟統合呈現如下： 經濟圈──以文化或地緣作初步的經濟協調，譬如「亞太經合會」(APEC)、「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或日本倡議的「蓬萊經濟圈」； 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成員國的財貨（產品）自由流通、不課稅，譬如「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 關稅同盟 (Custom Union)──自由貿易區＋統一成員國對非成員國的關稅，譬如「南美洲共同市場」(MERCOSUR)、過去的「日爾曼關稅同盟」(Zollverein)； 共同市場 (Common Market)──關稅同盟＋成員國的資本、勞力自由流動，譬如早期的「歐洲共同市場」； 經濟聯盟 (Economic Union)──共同市場＋共同經濟政策，譬如原先的「歐洲共同體」(EC)、後來的「歐洲聯盟」(EU)。 政治統合是指國與國之間透過政治安排來進行結合，在過程中主權逐漸讓渡出去，終於合併 (Merge) 成為一個國家，甚至於達到世界政府的境界。我們以光譜的方式，由分離到統一，簡述如下（見圖1）：     國協 (Commonwealth)──主權獨立國家之間有特殊的歷史、文化關係，彼此的鬆散組織，譬如「大英國協」、「獨立國協」(CIS)； 邦聯 (Confederation)──國與國之間透過協定所作的的有條件政治結合，針對特定議題同進退，譬如德國的前身「北日爾曼邦聯」、瑞士的前身「瑞士邦聯」，總之，是為彼此的進一步的合併作準備。目前的波斯尼亞是由克羅艾－回教聯邦、以及塞爾維亞共和國所組成，勉強算是邦聯，土耳其裔賽普路斯人提議與希臘裔賽人合組邦聯，兩德在統一之前，也有人提議進行邦聯式的結合即止，可以說是不得以的結合。也有人提議波羅的海三國與烏克蘭、以及白俄羅斯共同組成反俄羅斯的「黑海－波羅的海邦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美洲大陸邦聯」，成員因為有共同敵人所作的結盟。有人提議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印尼合組邦聯，也有人建議將聯合國提升為邦聯架構，更有人視歐盟為一種邦聯型式（或應該往邦聯調整），有其功能整合的考量。 聯邦 (Federation)──是國家體制中最鬆散的一種，透過憲法的規範，聯邦政府與組成單位（邦、州、或省）作權力的分配，譬如美國、澳洲、加拿大、德國、以及瑞士。 除了上述「正牌」(Ideal Type) 的政治統合體外，彼此之間還有不同的混合型態。首先，比國協還鬆散的結合，我們還可以加上「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譬如美國與英國、美國與加拿大、美國與以色列、美國與日本、以及俄羅斯與塞爾維亞；李登輝所提的「兩國論」，本質上是「國與國的特殊關係」。另外，郭正亮所提的「聯立」、張亞中的「共同體」、或「兩岸共同體」、魏鏞的「民族內共同體」，觀其精神，也都算是特殊關係。 其次，介於國協與邦聯之間，也有變體的統合體；翁松燃乾脆稱之為的「歐盟」模式。最後，介於邦聯與聯邦之間，也有各種統合體的思考，譬如石之瑜新造所謂「內邦外聯」的「中華合邦」、嚴家其的「邦聯式聯邦」。 安全共同體 (Security Community)是指當兩個國家有共同的利益、或是共同的認同感時，主動透過結構性、或程序性的中介變數來進行合作，彼此在友好往來間逐漸培養出互信、以及認同感；由孕育（譬如波理會）、發展（譬如東協）、到成型（譬如北美、西歐、以及美國與以色列），彼此相信終將會以和平手段來解決紛爭，不再有戰爭的擔憂。在這裡，彼此可以保有自己的主權，並不要求在制度上正式合併。 我們將上述三個面向的統合整理為圖2，大三角為目前歐盟統合的境界，小三角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我們未來與中國的關係應如何定位？政治人物要將台灣帶往何處去？（見圖二）     統合的理論 我們根據分析層級，可以將解釋統合的變數分為個人、國家／社會、以及體系三種。個人因素包括推動者追求和平的理想，民族統一的使命感，或是領導者的人個特質、或決策風格，譬如說機會主義式的政治考量，為了連任而討好聲音較大的統合推動者，因此刻意擘畫統合的制度，以製造追求和平、或是鞏固權力的空間。國家／社會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的理念、制度、以及利益，譬如說擴張性民族主義高漲，政黨間的橫縱連橫、國內利益團體的壓力、或是經濟不景氣，譬如台商、或是統派（媒體或學者），決策者自然而然、或不得不朝統合的走向調整。體系因素算是統合產生的背景，譬如說面對全球化的壓力、或是現有的統合體的「擴充」，只好加入、或是另起爐灶。 我們可以看出，經濟上的考量只不過是諸多統合的動機之一。我們根據統合的動機，將統合的動力分為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認同、以及追求和平三大類。共同的利益包括經濟上的好處、企圖對外擴張、或是對抗共同的敵人；共同的認同則可能來自共同的血緣、文化、歷史記憶、或地理比鄰。我們以為，要找出有效的解釋因素，可以嚐試去了解國家為何不願進行統合，也就是說，加入統合體要付出何種代價，譬如說國家主權、自主性、或是文化特色。 台灣的統合論述 […]

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一、台灣、中國各自的演變 　　中國與台灣是否會透過和談進而和平共存或合併，或者會發生武力衝突，甚至戰爭？能夠寫答案的是中國。由於實力懸殊，台灣總得處於被動的地位。 台灣自1989年 Lee Teng-hui 就任總統以後，加速民主化的速度、修憲6次、逐漸將Republic of China (ROC)台灣本土化。這是符合台灣現實的做法，也符合歷史的法則。現在ROC的名稱雖然還沒改為Taiwan，仍然繼續使用之，但主權在民的思想幾乎已在台灣生根。維護台海和平是台灣人一致的願望。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由Deng Xiao-ping執政以後，邁向經濟改革，創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革命性新制度，之後的江澤民政權也繼承之，使中國經濟有大幅度的進展。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軍事預算的增加，中國的武力日益強大。 　　Soviet Union的解體，呈現冷戰的結束，美蘇的對立，大部分似乎已經解消。 到底冷戰就此結束，或者後起之秀的PRC會崛起與美國爭霸，這還需觀察。但是台海的情勢，可能是一顆不定時的炸彈。這個炸彈是由PRC企圖佔有台灣而造成的。 　　二、台灣領土問題與各國的態度 　　PRC認為台灣是中國固有的領土，而必須加以收回。由於PRC是一個超大國，世界大部分國家不但與這個在UN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擁有veto power的國家建立邦交，而且對其發言與行為十分尊重。PRC對台灣領土權的主張雖然未必被承認，但是很多國家未必敢採取反對的態度。美國Clinton總統於1998年訪問中國之時，他刻意不在與PRC領導人會面之時，避重就輕地選擇在一個普通的民眾聚會說「三不」，也難免給世人一種印象，美國顧慮到PRC對台領土權的主張。 　　所謂三不是美國不支持 (1) Taiwan Independence, (2) one China, one Taiwan policy(3) 台灣加入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 不支持並不等於反對。但是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按照現在的國際情勢，台灣要達成這三項的任何一項都是非常困難的。但是美國在國際上不願支持的事情多得很，何必特別指出不支持台灣做什麼，做甚麼…….的呢？尤其是向中國或中國人說出這些話，這樣的發言，難免使世人認為中國對台灣擁有某種程度的主權。 有巨大影響力的政治家總會大談闊論，每在遇到重要微妙的事情，總會細心的選擇用語有如官僚、法律家的謹慎。但是政治家的speech，聽眾僅會摘其大略的意思，並沒有那麼多的智慧與耐心注意到他們婉轉發出的意涵。 　　比如說有幾個大國與PRC建立邦交之際，對中國主張台灣是 a part of China，對這個中國的立場，United Kingdom (1954)、France (1964) 、West Germany (1972) 均不加以回應，Canada (1970) 是僅加以 take-note，日本 (1972) 是加以「充分理解，尊重中國的立場」，美國 […]

黑名單解禁後，倒數第三名返台，現任台獨聯盟主席。一生歲月，幾乎都貢獻給了台灣獨立。 李心怡◎新台灣新聞週刊記者 「我是倒數第三名啦！」黑名單解禁之後，現任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是最後一批解禁的海外流亡人士，在他之後分別是陳南天跟黃文雄，當時，他們這些人被認為是危險的暴力分子。 一九三二年，黃昭堂出生於被稱為鹽分地帶的台南縣七股，在台大經濟系畢業、當完兵之後，於五八年底到日本東京大學唸研究所，從此成為流亡日本的海外黑名單，一直到九二年才回到台灣。 疼某大丈夫　揚名台灣論 在小林書紀的《台灣論》裡面，黃昭堂被小林描寫為一個相當疼老婆的人，黃昭堂卻認為疼老婆是應該的，沒什麼特別的。 被小林這麼一畫之後，朋友常拿來取笑他，他就經常忙著解釋道，「那天大家要拍合照，我老婆去洗手間，我說等她回來再一起拍，就是這樣啦！」 談起老婆，黃昭堂說因為她是一個很安靜內向的人，而且已經結婚四十三年了，所有的話都講完了，現在兩個人反而不太講話。黃昭堂和妻子謝蓮治是在出國前結婚的，不過因為當時規定夫妻不能同時出國留學，所以他們並沒有入戶口。謝蓮治畢業於台大外文系，本來也在東京大學唸文學，但到日本的第一年，大兒子就出生了，所以她唸了一年半，就辦了退學，專心當家庭主婦。 黃昭堂和謝蓮治認識的日子，相當難忘。一九五三年的某天，台北觀音山下雪，三十幾個台大的學生一起去爬山，因為路滑，所有的女生都被男生牽著下山，黃昭堂看到最後有一個女生沒人牽，就牽著她下山，於是謝蓮治就成了他的「牽手」。 黃昭堂在日本東京大學，拿到國際政治學碩士與社會學博士學位之後，成為東京大學講師、昭和大學政治學教授。黃昭堂笑說，「我本來就不是那麼愛讀書的人，因為護照被國民黨沒收，只好一直留在學校，才不會被遣返。」 早期那段留學生生活，黃昭堂說「很苦」。那時候，他就開始專心從事獨立運動，日子過得很忙，不但沒時間唸書，也根本沒時間去打工，只能靠著當家教維持生計。他也自認為不是一個好學生，不太認真唸書，後來去唸博士，是為了留在日本才唸的。 為黨外助選　初嚐政治味 不過，對政治的興趣，是早在唸台大時就產生的。黃昭堂說，大學的時候，他就常翹課去幫許多黨外人士助選，大三的時候，不但跑回台南縣為郭秋煌助選，還把自己家借給郭秋煌當競選事務所。因為那時候學生被禁止參加政治活動，他就躲在自己家裡，用廣播對外演講。 郭秋煌當選省議員之後，隔年，黃昭堂也支持當過台北市水道局長的黃千里參選台南縣長，並答應黃千里把家裡借給他當競選總部。不過，後來因為黃昭堂的家人被國民黨的人恐嚇，說如果不把黃千里趕出去，就要來放火燒房子，他們只好請黃千里搬出去。黃昭堂也得意地說，他第一次投票就是投給高玉樹，在成為黑名單之前，他也只投過那一次票。 許多朋友，也一直引導著黃昭堂，走向獨立運動的路。黃昭堂回憶道，「大四的時候，我住在郭秋煌家裡，有一位也來自台南縣的前輩，經常跑來我住的地方，問我台灣的前途應該如何走？獨立怎麼樣？這類的問題。到日本之後，我們住同一個宿舍，他常在我的枕頭邊，放台獨的報紙，希望我看。」 那時候，王育德亡命到了日本，黃昭堂也常去找他討論台灣前途問題。一九五九年，一群以台南一中校友為主的日本留學生，以王育德為首，開始募款、籌畫發行「台灣青年」雜誌，六○年「台灣青年社」正式成立，黃昭堂也參與其中。 黃昭堂笑稱自己募款「討錢」的經驗豐富，就從那時候開始。「那時候大家都沒錢，必須向外面募款，台灣人在日本大多經營料理店跟小鋼珠店，這些人很有錢，我們就跑去跟他們說，要做獨立運動、要辦雜誌，請捐錢。國民黨的特務遍佈全世界啊，一開始，大家也會怕，久了之後，也有一些固定會捐錢的人。」 留日搞台獨　有家歸不得 本來秘密在從事台獨運動的黃昭堂，後來還是被國民黨政府發現了。一九六二年，黃昭堂去申請護照延期，結果護照就當場被沒收了。後來，黃昭堂向日本政府申請延長簽證，跟日本政府說明護照被沒收，日本人還不相信，以為黃昭堂在騙人，而打電話到中華民國大使館去求證。一九六四年，台灣青年社的成員發現被滲透，發生戴天昭誤刺間諜陳純真的事件，黃昭堂與許世楷等亡人也一起被日本警視聽逮捕，當時黃昭堂是台灣青年會的委員長。雖然後來大家都獲得緩刑，但黃昭堂也因此每一個月要申請一次居留證，多年後，才慢慢變成三個月申請一次、半年一次，最後恢復一年一次。也由於當時日記被沒收，使得黃昭堂從此不寫日記了。 一九六○年成立的「台灣青年社」，於六二年變成「台灣青年會」、後來變成「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台灣獨立聯盟」，最後成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隨著「青年」兩字的消失，黃昭堂也一步一步離開他的青年時期。而他的歲月，幾乎全都貢獻給了「台灣獨立」。 問他當初有沒有害怕過，黃昭堂只是淡淡地說，「應該也是會怕，不過現在也已經忘了」。過去的那一段黑名單的日子，對黃昭堂來說，都已經過去了，他現在最關心的，是台灣的族群問題。他說，「族群問題一定要解決，統獨問題絕對不等於族群問題，不然，台灣早就獨立了」。

鄭欽仁◎社團法人台灣安保協會監事 〔問題一〕地球村與主權獨立國家 台灣目前所面臨的是國家認同危機與價值觀混亂，其由來常常是出於認不夠，不論是政界、文化人、媒体或一般大眾，經常是內心浮躁、人云亦云，而造成認同的危 機。譬如說提到「地球村」便輕易的認為可以取代現行的主權國家概念﹔又如聽「歐盟」的出現，便主張用歐盟的方式可以解決兩岸問題。更可笑的是2000年總 統選舉期間，連戰主張「邦聯制」，後來怕影響選票，一時偃旗息鼓﹔選後又大倡邦聯制，好似高明的策略。但話講多了，加上國民黨的人又連袂赴中國，儼然以此 為該黨政鋼，經江澤民潑以冷水，只好沒趣的收場。 首先筆者所要提的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問題。 所謂「全球化」是超越現存的國家或地域的界線，以為地球有成為「一個單元」發生變動的趨勢。 原來globe是指當作球体的地球﹔對於人的社會全体，通常用「世界」、「人類」稱之。十九世紀後半以降，由於資訊通訊技術的發達，意識到地球空間的縮 小，有一天地球可能由一個資訊網而結合在一起。到廿世紀中葉有「地球村」的用語出現﹔全体人類社會可以以資訊通信以及媒体為媒介而一体化，在這個意義下因 此有「資訊全球化」的用語。 一九七Ｏ年代前半起「global」的用語取代「世界」、「人類」而廣泛的使用，特別是在國際上意識到地球環境問題是人類共同的課題。 冷戰時代將地球分成東、西，為超越這種觀點而以人類的觀點提倡global，配合這個觀點而有「地球市民」（global citizen）的觀念，提出「以地球為考量，以地方（local）著手行動」的標語。 在經濟上，七十年代出現「金融全球化」等情形﹔尤其在冷戰結束後，市場經濟朝世界性的擴展、以及生產方面朝國際化方向推進，資金、人、資源、技術、市場、甚至服務業超越國境移動，貿易大大的成長，此等情形都是屬於全球化。 但是全球化也帶來許多難題，因資本主義以世界的規模貫徹的結果，發生（一）多國籍企業相互酷烈的競爭，有合作、也有兼併，造成「大競爭時代」的來臨。 （二）猶如東亞的通貨危機，地球的一個地方發生經濟破綻，相繼發生全球的通貨與金融的不安定，使通貨危機與世界同時不景氣等災禍全球化。（三）各國政府對 資金的管制力弱化，對短期資金的流動以及外國投機匯兌交易的統治能力低下。（四）國民經濟被迫急速調整結構，破產與失業情形擴大。如此，強烈意識到地規模 的貧富差距。 經濟上的全球化對大國有利，對小國來說也有類似「殖民地化」的現象發生。全球化不只是經濟問題，甚至環境、資源、貧困、飢餓、人口問題、南北差距、人權侵害、擴武、戰爭等等問題，成為「地球的問題群」﹔嚴重的全球問題，要靠世界性的合作纔有濟於事。 但「全球化」、「地球村」並不是基於古典時代的「世界」「人類」的理念，憧憬人類如同一家，「世界大同」，而能放棄近現代既存的「主權獨立國家体制」。當前各國與各地域還是認真的在保護自己的利益，甚至將對方「殖民地化」、「從屬化」。 如果目前的世界，可以放棄「主權獨立國家体制」，那麼台灣加入聯合國、即國際社會己經不成問題﹔換一句話說，不是被「國際社會」排斥的一員。又，如果目前 的世界已是烏托邦的「地球村」而可以放棄「主權獨立國家体制」，則目前台‧中關係沒有主權、人民與領土歸屬問題的爭議。 總之，「全球化」已經來臨，但在政治上要能立足國際社會，空唱地球村而不主張「主權獨立國家体制」，不但不能獲得國家安全保障，更是造成觀念混亂而妨害變 革，拖延改革的「時間表」並且帶來危機。在全球化到來之前，本應完成的國家体制未能完成而面臨全球化，也是危機，這就是目前台灣的困境。所以台灣目前所迫 切需要的，唯有在國際關係上、國際法上被認定是國家，才能獲得國家安全保障。這是主張地球村所不能獲得的。 ﹝問題二﹞台、中問題能以「歐盟」的模式解決？ 有人主張台、中之間以「歐盟」方式解決，這種解決方式是基於「中國統一」的基本構想為出發點，在其諸模式中找出來的一種模式，故令人費解。因此這種主張是基於以下各種前提之一而設定的國家目的： 一、基於華夏觀念，或強調同血緣、或強調同文化必須以某種形式聯合為一体，視歐盟模式為「國家類型」的一種。這種同文同種的觀念是出自對「前近代」「中國」的想像，故不能成立，何況近代中同共產文化與台灣既非同文，亦非同種。 二、基於台灣是中國固有領土的主張﹔這種主張早已被駁斥而不能成立，不在此贅述。 三、基於過去國共關係﹔但國共關係已經結束，台灣不再是國民黨政府（外來政權），故終止延續過去之糾纏，重新釐定台‧中之國家間的關係。 四、基於中國問題難纏，急於解決中國問題的心態。以上粗略的指出主張以歐盟模式解決台、中問題者之基本想法或觀念。 歐盟模式不能用在台、中關係，從雙方之政治体制不同、社會体制不同、以及老百姓之成為「國民」的成熟度不同便可暸解﹔此其一。 歐盟的形成自NATO成立以來歷經長久的時間，故非一蹴可及﹔此其二。 第三，據德國駐日大使法朗克‧維爾貝（Frank‧Elbe）著「面臨歷史抉擇的歐洲之將來」（原文，「歷史的局面を迎える歐洲の發展」，載1999年3 月29日《朝日新聞》）指出：歐洲的成立不可能是國民國家的解体，而以「地方」做為構成要素；的確地方是歐洲誕生的重要要素，但歐洲的國民國家發揮了強韌 的生命力。國民國家提供人們「居住的場所」，在文化、社會、歷史以及政治方面是「我的家」。沒有這個「家」，不可能有超越國民國家的歐盟，即使有全球 （global）市場的提供，也是無濟於事。國民國家在將來扮演的政治角色和美國的州完全不同，而是遠為強而有力。 將來世界面臨的是全球化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要有更大的國際機構，但必須是以國民國家的身分參與。中國的霸權主義，不承認台灣是國民國家（national state），如何能和中國以「歐盟」的模式出現？ 國民國家是主權獨立國家，這一前提在與中國交涉時不能忘記，更是不允放棄追求的目的。 〔問題三〕中國的信心危機與台灣：歷史意識與歷史解釋建立在過時與錯誤的傳統觀念上 Tsuji Kogo有一篇文章「黃河情結：中華世界的危機」（刊載Sinica，2001年1月）指出中國人的黃河情結，以為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搖籃，創造黃河文明的 華夏民族征服長江文明的諸族，例如最近所看到的三星堆遺跡、河姆渡遺跡；黃土與黃河的「黃」成為華夏民族自己的代表顏色，他們的始祖神稱作黃帝。其實，我 在十多年前的作品已經提到。 （一）Tsuji氏指出中國大陸有兩次精神危機，一次是在八十年代後半，一次是在九十年代後半。第一次是由於農民對「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抵抗，一九七八年 十一期三中全會不能不採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政策，因此一方面對近代化抱著希望，另一方面由於近代化的結果而社會主義体制崩潰，害怕「傳統的大一統世界」也隨 之崩潰，對於改革開放的潮流悉加抵抗而不時發生葛藤，而這糾葛一直到目前還是存在。 這時候在中國掀起兩次黃河風潮，最初是由於ＮＨＫ與中國中央電視局共同製作「大黃河」（三十回），引起中國人的哀愁，也剌激中國電視界紛紛以黃河為題材製 作節目。因此傳統「黃河情結」輿八十年代間的精神危機結合在一起。另外在電影界方面有陳凱歌的「黃河大地」引起國際上的稱讚，同時在其國內，黃河也成為討 論的對象。 「改革開放」使海外情形、海外文化如怒濤洶湧的流入，引起許多中國人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發生懷疑，知識分子在精神上開始徬徨，近代化政策即使成功，相 對的傳統的流失意味著幻想的「古時候美好的時代」因時代變化而流失，包括社會主義時代在內的二千多年之以皇帝、領袖為頂點的「大一統世界」從此訣別。 […]

施並錫◎師大美術系教授 三、文化尊嚴與族群尊嚴的關連 多年前筆者在師大附近開青鳥畫室教人繪畫。為了減輕房租負擔，作了二房東。若是老外承租，則一天到晚三更半夜就是本地女性按鈴來訪不斷。這些不少堪稱美麗的本地女生，總是一臉冷漠，直到見著了老外，立即眉飛色舞，笑臉迎人。有位才來七天，就交到本地女友的老外曾經對其他本地房客表示他在他的國度裡早就知道來台灣「把馬子很容易」。不久前，電視報導了墾地山區嬉皮風的夏夜音樂會，吸引了不少慕名而來的外國人。螢幕上記者上訪問一位屌兒郎當的外國男子，問他為何而來，他竟然也表示「來台灣泡女孩子很容易﹗想來這兒追求一下Short-Time Love。」 筆者客居紐約兩年，從未看見為數不算少的東方男士在紐約街頭摟著美麗的美國女孩。而在台北街頭如師大路、公館等地區。白人、黑人拉著、摟著女孩走在一塊的情景比比皆是。女孩的臉上還顯露出幾分得意。 筆者的兒子，小時候曾問我「為什麼講台語的人都長得好醜？」「為什麼我講台語時，大人們卻跟我講國語？」請問讀者朋友，當你遇上美女、俊男時，你敢用台灣母語與之交談否？答案當然是「No」的。你對小孩子，又敢說台語嗎？然而當你碰上了挑夫、販婦、乞丐、撿破爛者、勞動階層的人，我保證你一定放心用台語與之交談﹗ 筆者鄰居，有一戶本省人家庭，客廳裡竟然掛著「不准講台語」的警示標語﹗其目的是為了表示高尚。 以上淺舉，一言以蔽之日「思無尊嚴」也。族群尊嚴必須建立在文化尊嚴上。 （一）文化是什麼？ 台灣文化的重建，必須以「尊重生命，對人類終極關懷的信念」為基礎，追求「生活高尚化 生命有品質」。 凡愛智之學統稱為哲學；凡心靈活動、生命體驗的具體展現皆為文化。文化是族群歷史觀、宇宙觀、價值觀的表現；心智能量，生命氣質是放射或輻射。 我們常常以為文化不外乎是藝文、音樂、戲劇、南管、民俗乃至於山歌、布袋戲、歌仔戲等等。其實這些是文化樣品、文化櫥窗而已。我們要關心，要重建的應該是廣義的文化。 廣義文化之層面深廣，有︰藝術文化、教育文化、都會文化、飲食文化、宗教文化、選舉文化、社區文化、捷運文化、色情文化、生態文化、市場文化、官場文化、葬儀文化、股票文化，及至於警察屈打招供的辦案文化等等……不勝枚舉，甚至最近北京政府指控阿扁總統搞文化台獨，當然就有台獨文化與統一文化之謂了。無論那一種文化，其善與惡、正與邪、錯與對之分，就決定於「是否對人類終極關懷」的標準上了。 文化的形成是自然但有相當的複雜性的。以「文化台獨」或「台獨文化」而言，台獨能成為一種文化，正是台灣人尚存的台灣意識與台灣民族主義結合形成的。它是四百年以來限時權遞嬗荼毒與宰制的逆境、險地裡，自然而然形成的抗爭力量使致有之的。文化力量。是讓民眾腦內革命的力量。當張大千、溥心畬以及最近賣出最高價的大陸畫家義雲高被別具用心地炒作後，台灣民眾腦內存有的畫家認知取向，肯定只有神州畫家。而土產的精英如黃土水、廖繼春等人，恐將慢慢被挪入歷史的陰暗角落了。 文化的精神，遭逢外來強權打壓時，有可能凝聚成更強勁的反抗力道；但也有可能經不起，而在「物競人擇、優勝劣敗」的法則下全面潰散，終至被消滅。 （二）歷史脅迫、文化生態失衡所形塑的台民習性與德性 台灣是島國，是四面開放的地理區域，是鄰近大陸型文化的移送區。除外，尚有多種外來文化移植，台灣島國是屬多元文化。 島國接受外注文化，有自覺及不自覺的漸演過程，有「模仿期」及「消化期」兩個階段。如日本的奈良時代（710～794）便是模仿期；平安時代（794～1184）乃消化期。理論上島國文化漸趨成熟，外來文化之威力亦將逐步減弱。只是台灣人民自古即未有建立新國家認同意識及意志，所以在文化上也豪無自覺自主自立的能耐。在歷史的過程裡，台灣人民未能如同日本人那樣以「奈良文化」為基礎而開創「國風文化」，以區別「唐風文化」。 台灣文化包含原住南島文化；戰後又由中原文化強勢主導。這股以政治力量及中華民族主義作後盾的強勢力量，凌厲得讓台灣文化得不到「消化期」的機會。台灣文化在中原龍文化之前低三下四得幾乎已使台灣人斷喪了族群尊嚴與榮譽。歷史脅迫及文化失尊，肯定會扭曲人民性格，這歷史命運所造就的台灣族群性或風格，迄今，顯然不利於堅定不移的社會之建立。 台灣族群負面根性，正是讓自己人抬不起頭，無法凝聚的因素。 1.懦弱不團結 想作「當家奴才」的意識 最近電視播放美國黑人電影（密西西比事件）內有一句好話—「愛自己同胞的人活在光明，恨自己同胞的人活在黑暗。」我們肯定相信台灣民眾鮮少有恨自己同胞者。但必須問––愛自己同胞的人，其比例究竟多少？台民當中類似電影《決戰時刻》(The Patriot)裡那位宣稱效忠大英帝國，協助英軍打自己同胞，燒自己家鄉教堂的魏先生究竟有多少？相信真實情形一定令人覺得很難過的。因為台灣人不少菁英份子想扮演「魏先生」角色––即奴才群中的領班，當家家奴才是也。蓋台灣史上成功的當家奴才，不但「苟全性命於亂世」，況且在任何朝代皆享盡榮華富貴。 中國閩、粵南方族群自古常遭受北面中原族群的宰制。以龍為圖騰的殷商時，就有南征的侵略行動。史載隋煬帝黃龍三年，派甲士萬餘，浮海求夷州，得夷州人數千。夷州乃指南方地區。所得夷州人乃盡數北上服勞役去也。許多朝代常用所謂「閩卒」參與對方匈奴、鮮卑之戰爭，充當炮灰工具。有人曾說閩、台人常有雙手互拉，置於背後踽踽踱步的習慣，那是起源於老祖先被中原族群俘虜串綁的姿勢之習慣傳承。 長期被宰壓的弱勢族群，容易形塑出奴性。奴性衍生擅長內鬥，不團結的族群德性。筆者中學時代歷史老師楊濬哲先生在課堂上便提到閩南人的特性是––「自己人當了村長，村民一定合力把他拉下來。直到換了別村人來當村長，踩在自村人頭上，閩南人才心服口服。」這段話是否言過其實，未經以人類、文化、心理學的方法研究加以印證不得而知。但以今年台北市228紀念館改組後的種種表現遠不如葉博文前館長之所作為而令人大失所望。然而卻再也沒有本土人士二度聯手，如同推翻葉前館長以及和平基金那般的用心用力來推翻新館團隊。筆者數拾年來見識了不少類似案例，不得不相信教歷史的楊老師之所言。 世新大學葉明勳董事長曾經在自立晚報的「晚安台灣」裡寫說「閩」字像一大群蟲子在同一門內進行互咬。直喻閩南人後裔擅長內鬥。故有台諺說︰「台灣人放尿攪沙勿會結堆」，表達了台民不易合作及「內鬥內行 外鬥外行」的族群性格。 2.「含、挾、向」合一的貪取精神、怕死、好面子（「含」指嘴裡塞滿食物，同時舉筷「挾」物，同時雙眼望「向」其他盤中菜，貪婪之喻也）「貪財、怕死、好面子」是首任治台總督回日述職向天皇稟告的治台心得。認為以軍隊治台是殺雞用牛刀。主張以警察治理，巧妙利用台人劣根性，使出以台制台的計策即可。撒出蠅頭小利，讓台民分化爭鬥，則可將台民玩弄於掌中。果不其然被總督料到，事實也證明到了國民黨統治時代，總督的看法是相信正確的。 其實這三項劣根性加來就是「自私自利」。「不干己，不利己」的事情，是大多數台民所不願意做的。無利可圖的仗義直言或拔刀相助，在我們社會，永遠被認為可能惹禍上身。做了，不得好報，也沒回報。去年，筆者曾以策展228紀念美展的策展論述在台中美術館一場研討會上發表，引發與會中國派人士圍剿，炮火猛烈，連筆者身旁的講評人也與台下人士一齊對付筆者。可嘆的是會場中的台灣派人士噤若寒蟬，像活死人般，竟然無一人為筆者助陣發言﹗ 昔日台民勤儉溫馴，刻苦耐勞，「被坑了也不敢吭」的性格，故常被比喻為台灣耕牛—意即可供人使喚，予取予求之意思。如今威權解構，社會開放，耕牛所象徵的特性已漸漸消失。政治力的束縛解除後，耕牛變成野牛、金牛。野性十足，卻毫無戰鬥力或抵禦外來侵略的力量。筆者常把懦弱，缺乏團結精神的台民與電視探索頻道經常播放的野牛群作聯想。那些兇猛的獅子，除了殘暴之外還很懂得用心機。牠們擅長運用包圍戰術，前後呼應。專挑落單大牛。每每四、五頭獅子便能合力咬死一頭碩大的蠻牛。令人鼻酸的畫面是多頭惡獅咬住野牛，野牛鮮血淋漓，其他大群野牛同類，只會四處逃竄，再不然也像活死牛一樣，就只站在一旁觀望。與台灣人性格十分接近。 從林爽文抗清二百年以來，這種野牛觀望同類遭獅擊的事件層出不窮。筆者童年時家住鹿港龍山寺附近，龍山寺後方，早年有池塘，記得鄰居長老常說，日本時代，有許多土匪，被英勇的日本軍隊擊斃，屍體丟入該池塘，從此附近便不太乾淨了。我長大後才知鄉先輩口中的「土匪」，以今標準來看，其實就是抗日英雄。實在是台灣人的悲哀。 許多台民因為歷史被蒙蔽，而成了沒有歷史記憶及判斷的族群，無法從歷史法則上獲取教訓而增長智慧。因此出現了一個負面特質。 3.好騙、難教（教勿會乖） 台灣人是健忘的民族，痛定忘痛。台灣人的辭典裡一定沒有「殷鑑不遠 前車之鑑」這類成語。這跟「台灣固無史也」的歷史扭曲事實有關。 統派候選人只要假裝說兩句台語，台灣人便樂得團團轉而把票給了他，盡管當選後一句本地人的話也不屑講。本地人也沒半人起來計較。這是選舉金光黨。社會上金光黨事件比起彼落，永無完結篇。一套極簡單的騙術，走遍濁水溪南北，無往不利。台灣人好騙得很，騙也騙不完。而政治金光黨的行徑、招術更為駭人。一張抹黑的文宣廣告，一夜之間成功地分化了屏東縣民與勤政愛民的蘇縣長；迄今仍然有人堅信曾文惠女士真的手提八千萬美元現鈔入境美國；也有人相信阿扁收了江澤民五百萬美元；更多人相信興票案的主角的勤政廉潔的……。這些不辨曲直，是非不分的「教勿會乖」族群在第一次省長選舉，毫不留情地當掉了陳定南；保外就醫的貪污罪犯等等……都輕易地選上了公職或立委﹗諸多怪現象，印證了台灣社會誠乃「歹心的戴王帽 好心的躺著餓。」的叢林世界。 作家李喬曾說︰「台灣人追求前途時，喜歡東張西望。」這句話在形容台灣人無定見、無灼見、人云亦云。卻有不少的成見、邊見、偏見及看不見。 4.打自家小孩給別人看 「賣瓷者自己用破碗」為了安撫外強，消彌壓力，台灣人常採取犧牲自己人以討好他人的策略。這是奴性心態，是自虐以悅人的求饒行為模式。「別人請上桌 家人擺一邊」正是台灣人傳統的生計哲學。把自己人或「死忠兼換帖」的道友擺一邊，甚或犧牲掉，是「狡免死 走狗烹」的劉邦用人哲學；也是奴性潛意識的不經意流露。 筆者童年時，孩童吵架，大人帶著被打哭的小孩子前往凱旋歸來的勝利者家去「ㄉㄠˇ」（申訴也）。勝利者家長經常不分對、錯、青紅皂白即當眾大打勝利者。然後賓主得以盡歡而散。這個畫面迄今記憶猶新。 可是，有一次我們幾位小孩，因類似事件而結伴到鄰居眷村去「ㄉㄠˇ」，結果那勝利者的家長不但不會打兒子給我們看，反而撲向我們，嚇得我們作鳥獸散。本土人士的機構或主政的機關，反而不太願意重用本土精英。因為擔心「非本土人士會生氣」。然而「非台灣派」的人士主政時，大大方方用起「非台灣派精英」。絕對不管本土人士會不會生氣﹗ 君不見，在台灣許多本土屬性的單位，其重要操方向盤者，往往是中國派、大統派人士﹗ ＊待續……

侯榮邦◎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委員 1974年12月26日，台灣原住民中村輝夫(五十五歲。台灣名李光輝)於終戰三十年後，在印尼摩露泰島的原始林中被發現而救出。他雖然是台灣人卻是被日本徵召赴南洋參戰的日本兵。按理應該依照從前發現救出的日本兵的往例，迅速送還日本，安排住病院做精細的健康檢查，然後發給慰撫金與養老年金。但是，日本政府不做此，決定急速送還台灣。日本政府對台灣人舊日本兵如此冷酷的待遇，被日本文化界與輿論群起譴責。同年12月31日，台獨聯盟日本本部召開緊急記者會，發表嚴厲的抗議聲明指出日本政府不給中村輝夫身心的休養迅速決定送還台灣，誠屬無人道的措施。並且明確表示以此問題為契機，今後將為全面解決台灣人舊日本兵補僵問題，積極展開運動。 台獨聯盟日本本部為有效展開補償請求運動，推選中央委員王育德為負責人。結合學界、文化界等知名人士，於1975年2月成立「台灣人舊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為推行運動的母體。宮崎繁樹（日本明治大學國際法教授、後來任總長）被推選為「思考會」的首席代表，王育德被推選為事務局長（秘書長）。而台獨聯盟則結合在日台灣同鄉會長郭榮桔成五「台灣人舊日本兵補償請求委員會」在幕後全力配合開始展開運動。「思考會」的主要活動有二：一為對日本政府與國會的請願及陳情，一為宣傳啟蒙。經過半年的運動效果不彰，經重新檢討的結論，認為解決此問題必須具備新的立法措施。「思考會」為促進新立法於1976年8月，以台灣來的台籍日兵鄧盛等為原告，秋元英夫為律師團長，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補償請求訴訟。同時「思考會」為探討立法的途徑，於1977年6月促使「台灣人舊日本兵補償問題等議員懇談會」的成立，由有馬元治眾議員擔任會長。 1982年2月，東京地方法院對補償請求下了駁回的判決。真主要理由為：對原告的請求沒有能夠適用的法律。輿論譁然，無不同情原告的立場，並主張應該依立法實現補償。1985年8月，高等法院維持第一審的判決，駁回上訴。唯裁判長(庭長)在判決中異例附言：「期待國政關與者克服外交上、財政上、法技術上的困難……以為提高國際信用而盡力。」日本輿論更加高揚，「議員懇談會」也乘勢強力督促政府早曰實現補償。 1987年9目，依據議員立法「關於對台灣人舊日本兵軍屬的戰死耆遺族及重傷者與遺族的弔慰金支持法律」，在國會全體一致通過而成立。自從「思考會」成立開始運動以來，前後其消耗十三年，終於獲得一分可觀的成果。迄1991年年底，約二萬八干人，每人一律接受弔慰金二百萬圓的支付，因此日本政府總共付出五百六十億圓。但是，這只不過是對台籍日本兵的弔慰金而非正式的補償金。然而推動台籍日兵補償運動不遺餘力的聯盟元老王育德博士，卻不幸於1985年病逝，原告鄧盛、秋元律師團長也都病逝，看不到這份成果。誠屬遺憾！ 正如最高法院在判決理由中指出，正式的補償必須依國家間的交涉。因此只好等待台灣獨立建國後，台灣人有自己的政府時，始得與日本從事國與國之間的交涉，以討回公道。 選自《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 2000年 前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