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移民史觀到本土史觀

柳金財◎臺灣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候選人 本年二月二十二日，陳水扁總統在接見歐洲議會自由黨團暨社會黨團訪問團時延續其在元旦祝詞中所提到「政治統合論」，強調兩岸可從經貿與文化的統合開始著手，逐步建立信任、尋求永久和平與政治統合的新架構，不論是邦聯、聯邦、國協或歐盟模式都有值得借鏡之處。他特別指出，歐盟形成的歷史與統合模式一開始也是由經貿開始，在邁向政治統合。可見從兩岸經濟交流整合著眼來鬆解緊張的兩岸政治關係，應是臺灣新主政者的兩岸政策思維。不過據瞭解，日前美國智庫亞洲基金會在準備向布希政府提出的兩岸報告中就指出，美不應期望兩岸經濟互動必然會改善兩岸關係，雖然經濟整合有助於建立兩岸新架構，但也可能使臺灣更易受到大陸的經濟脅迫。 上述的評估觀點正好凸顯了今日臺灣大陸政策的機會與困境，恰是擺盪在新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機會是循新自由主義的思維邏輯，兩岸經濟整合有可能產生一個令人不滿意但卻可接受的新架構；困境則是在現實主義思維的導引下兩岸經濟整合可能釀成臺灣無法承受的損害，包括對國家安全的危害與主權的喪失。 不管是兩岸「整合論」、「統合論」的提出，幾乎都獲得目前臺灣許多政黨、政治人物歡迎，例如國民黨主席連戰的「邦聯」構想、副主席蕭萬長提出的「兩岸共同市場論」、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標榜的「歐盟模式」、前民進黨二位主席施明德的「大華國協」及林義雄倡議的「共同市場」、「關稅同盟」說，甚至陳水扁總統的「統合論」，都是有意整合「台灣主體意識」與「中華民族情感」兩大歷史脈絡；並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分階段依序發展兩岸合作基礎。事實上，以整合論模式來構思兩岸關係架構，長期以來，國內學界與政治工作者對此早有爭議。論者以為，這種整合模式其立意精神甚佳，唯帶有若干「自由主義」色彩的迷思。 關於是否援引歐盟整合模式到兩岸架構設計的爭議，最早源自於民進黨內的兩大派系「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系」。早期美系提出以移植「歐洲共同體」的整合經驗來設計兩岸關係的發展，但新系反對。其反對的論據主要為：首先，在「一國兩制」下，中共仍視臺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政府，但參與共同體的各國必須皆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其次，歐洲國家間的政治、經濟條件近似，兩岸則差異太大。再者，整合須具有區域利益及安全誘因，但兩岸並無整合的利益。這種整合與其說是企圖從「建立一個經濟共同體，進而形成政治共同體」，毋寧說這只是各主權國家為保障自身的經濟利益、減少疆界紛爭所作努力。基本上，新系的看法表達了國際政治學上現實主義學派對於國家主權與安全的重視，不認為兩岸能藉單純的經貿關係就可以緩和政治對立的氛圍。 誠然歐盟的整合模式其理論基礎之一即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學派從經濟角度看待國際關係，認為整個世界終將成為單一市場、無國界市場。強調貿易為促進國際間和平的力量，自由市場對國際間的政治衝突具有良好影響。深信市場力量兼具良性、理性以及無可抗拒的力量，對不理性的「政治考量」格外感到無法容忍。長期而言，經濟力量必壓過政治力量，人類終將共組世界聯邦政府以便共同面臨經濟問題。 自由主義者相信貿易與經濟交流是兩岸和平關係的一個淵源，此乃因兩岸間的貿易以及擴大的相互依存關係的互惠互利，將有益於彼此間的合作關係。隨著互惠互利的紐帶建立，一個自由主義的兩岸經濟將對兩岸政治關係施加溫和影響(Moderating Influence)，且對兩岸現狀(Status Quo)的維持提供保證。 國內不少有智之識主張，運用兩岸經濟依存來解決雙方的政治對抗，基本上呈現自由主義關於經濟與政治關係的觀點，因而贊成援引「歐洲共同體」模式於兩岸關係架構的設計，暫時擱置主權之爭議。其深信市場的力量將撼動政治關係的解凍，進而營造兩岸間的和平、安定的環境。然即使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自由主義觀點仍帶有侷限性、片面性的思維盲點。 首先，自由主義的觀點或可說明部份經驗現象，但經濟決定政治的推論則帶有「經濟決定論」的色彩。兩岸經貿整合雖滿足「中華民族主義」，卻可能傷害「台灣的主體性」；況且經濟相互依存關係絕非對稱的，儘管從絕對意義上說兩岸都可獲益，但「相對獲益」比「相互獲益」更重要。市場機制雖趨於聚集財富，卻在兩岸大小經濟實體間建立一種依附的或強權的政治關係。 其次，自由主義認定經貿交流是促成兩岸和平力量，該理論適用範圍是基於「國與國」關係。但兩岸定位是否為「國與國」的關係不無爭議，不論是「國與國的特殊關係」（陳水扁）、「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李登輝）、抑或是「準國際關係」（宋楚瑜），中共都一再宣稱中華民國已經死亡，在此種情況下，兩岸經貿交流為遂行國家統一的政策工具，絕非為單純的經濟客觀規律所能解釋。 論者以為，儘管在全球化大潮流下，國家主權雖受制約，但仍是國際關係的主體與經濟發展的工具。國際體系是國家所組合、而非市場組合，那麼經濟是需受政府制訂法律規範加以節制，兩岸經貿的專業化、分工和日益相互依存可能使臺灣國家主權喪失(The Los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單從理論來看，兩岸間的經濟整合可能使得雙方政治關係更具易傷性(Vulnerability)及脆弱性。換言之，以整合論方式來構思兩岸關係存有理論先天上的若干迷失。亞洲基金基金會的報告觀點正是突顯出在目前國內一再高喊揚棄「戒急用忍」、瀰漫「整合論」論述觀點的另類思維。

台灣的閩南人及客家人也就是所謂的「台灣人」(以下均以括弧的「台灣人」代表閩南人及客家人)，是近幾世紀以來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移民的後代，在基因上經族群系統發生樹( phylogenetic tree )及族群相關分析(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　研究計算後，發現閩南人及客家人是屬於南亞洲人種，這剛好配合民族史的記載，認為「台灣人」是大陸東南沿海原住民「越族」的後代。A33-B58-DRB1*03 ( 即A33-Cw10-B58-DRB1*03-DQB1*02 )是「台灣人」最常見的組織抗原(HLA)半套體，頻率為6.3%，而這半套體在新加坡華人及泰國華人也算是最常見，顯示這是被完整保留下來的古代越族的基因。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整合與統合 在台灣，不論是學者、還是政治人物，對於相關用詞尚未有約定俗成，譬如說陳水扁提出「統合論」之際，一般人無法直接由漢字的字面意義，去體會其背後想要傳達的真正訊息，只好轉而退而求其次，嘗試著間接由官方說帖、或英文報紙的用字，回頭來作拼圖式的揣摩。不過，更令人擔心的是，如果學界盲人摸象，就很怪罪政治人物人云己云、或是信口開河。 不管是早期的「整合」、或是後期的「統合」，這兩個名詞大致是被委婉地當作「統一」的同義詞，猶如在戒嚴時期，黨外／民進黨人士只能以程序上的「自決」權利，來暗示實質上的「獨立」目標。 在政治學裡，「【國內】整合」是指是在一個面對社會分歧的國度裡，包括族群齟齬、意識型態之爭、城鄉差距、或是菁英與百姓間的歧異，公民如何取得對於政治行為規範的共識，尤其是開發中的國家為是。這是在比較政治學裡頭，有關政治發展或民主化學者所關心的課題。 國際關係學者大體同意「【國際】整合」是指國與國之間的某種「結合」，它可以指一種正在進行的「過程」，也可以代表一種已經達成的「境界」。前者隱含著有其序列般的進程，要朝著某種光譜循序漸進，譬如說「由文化交流、經濟整合、到政治結合」般的線性「廣化」過程，或是「由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到共同市場」的漣漪擴散式「深化」過程；後者是指獲致的狀態、結果、或終點。 在這裡，為了方便解讀／了解學術對話、政治論述、或是政策宣示，我們暫且將廣義的、鬆散的整合約略分為國內政治的「整合」、以及國際政治的「統合」。如果說統合既是手段（過程）、也是目的（境界），我們不如說前者為「統合」、後者為「統合體」。 一般人把統合分為文化、經濟、以及政治三個面向，我們主張以安全共同體來取代文化統合。首先，如果「經濟統合」是要追求經規模、以及效率，而「政治統合」是要確保自主以及民主的話，「文化統合」的迫切性並不清楚。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以傳統「本質論」的方式來定義文化，統合的基礎是要建立在共同的血緣、語言、宗教、或生活方式上面，文化統合是命定式的「為統合而統合」；相反地，經濟、政治統合先有明確的目標，再來指定整合的方式。如果以「建構論」的方式來理解文化，統合則要追求共同的集體認同，也就是「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 的凝聚，其終極的指標則為彼此是否願意生活在同一個國度，如此一來，就最終的目標而言，文化統合與政治統合是高度相互聚合的。我們以為，Adler與Barnett (1998) 所提的「安全共同體」，也就是兩國之間不再有戰爭的擔憂，才是不同的統合概念。當我們以安全共同體取代文化統合後，經濟、政治、以及安全面向的統合，可以使用三個垂直的軸線來呈現。 經濟統合是指透過經濟上的安排，來作國與國之間經濟事務的合作，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區域主義」。我們大致根據 Belassa (1962)，以光譜的方式將經濟統合呈現如下： 經濟圈──以文化或地緣作初步的經濟協調，譬如「亞太經合會」(APEC)、「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或日本倡議的「蓬萊經濟圈」； 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成員國的財貨（產品）自由流通、不課稅，譬如「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 關稅同盟 (Custom Union)──自由貿易區＋統一成員國對非成員國的關稅，譬如「南美洲共同市場」(MERCOSUR)、過去的「日爾曼關稅同盟」(Zollverein)； 共同市場 (Common Market)──關稅同盟＋成員國的資本、勞力自由流動，譬如早期的「歐洲共同市場」； 經濟聯盟 (Economic Union)──共同市場＋共同經濟政策，譬如原先的「歐洲共同體」(EC)、後來的「歐洲聯盟」(EU)。 政治統合是指國與國之間透過政治安排來進行結合，在過程中主權逐漸讓渡出去，終於合併 (Merge) 成為一個國家，甚至於達到世界政府的境界。我們以光譜的方式，由分離到統一，簡述如下（見圖1）：     國協 (Commonwealth)──主權獨立國家之間有特殊的歷史、文化關係，彼此的鬆散組織，譬如「大英國協」、「獨立國協」(CIS)； 邦聯 (Confederation)──國與國之間透過協定所作的的有條件政治結合，針對特定議題同進退，譬如德國的前身「北日爾曼邦聯」、瑞士的前身「瑞士邦聯」，總之，是為彼此的進一步的合併作準備。目前的波斯尼亞是由克羅艾－回教聯邦、以及塞爾維亞共和國所組成，勉強算是邦聯，土耳其裔賽普路斯人提議與希臘裔賽人合組邦聯，兩德在統一之前，也有人提議進行邦聯式的結合即止，可以說是不得以的結合。也有人提議波羅的海三國與烏克蘭、以及白俄羅斯共同組成反俄羅斯的「黑海－波羅的海邦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美洲大陸邦聯」，成員因為有共同敵人所作的結盟。有人提議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印尼合組邦聯，也有人建議將聯合國提升為邦聯架構，更有人視歐盟為一種邦聯型式（或應該往邦聯調整），有其功能整合的考量。 聯邦 (Federation)──是國家體制中最鬆散的一種，透過憲法的規範，聯邦政府與組成單位（邦、州、或省）作權力的分配，譬如美國、澳洲、加拿大、德國、以及瑞士。 除了上述「正牌」(Ideal Type) 的政治統合體外，彼此之間還有不同的混合型態。首先，比國協還鬆散的結合，我們還可以加上「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譬如美國與英國、美國與加拿大、美國與以色列、美國與日本、以及俄羅斯與塞爾維亞；李登輝所提的「兩國論」，本質上是「國與國的特殊關係」。另外，郭正亮所提的「聯立」、張亞中的「共同體」、或「兩岸共同體」、魏鏞的「民族內共同體」，觀其精神，也都算是特殊關係。 其次，介於國協與邦聯之間，也有變體的統合體；翁松燃乾脆稱之為的「歐盟」模式。最後，介於邦聯與聯邦之間，也有各種統合體的思考，譬如石之瑜新造所謂「內邦外聯」的「中華合邦」、嚴家其的「邦聯式聯邦」。 安全共同體 (Security Community)是指當兩個國家有共同的利益、或是共同的認同感時，主動透過結構性、或程序性的中介變數來進行合作，彼此在友好往來間逐漸培養出互信、以及認同感；由孕育（譬如波理會）、發展（譬如東協）、到成型（譬如北美、西歐、以及美國與以色列），彼此相信終將會以和平手段來解決紛爭，不再有戰爭的擔憂。在這裡，彼此可以保有自己的主權，並不要求在制度上正式合併。 我們將上述三個面向的統合整理為圖2，大三角為目前歐盟統合的境界，小三角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我們未來與中國的關係應如何定位？政治人物要將台灣帶往何處去？（見圖二）     統合的理論 我們根據分析層級，可以將解釋統合的變數分為個人、國家／社會、以及體系三種。個人因素包括推動者追求和平的理想，民族統一的使命感，或是領導者的人個特質、或決策風格，譬如說機會主義式的政治考量，為了連任而討好聲音較大的統合推動者，因此刻意擘畫統合的制度，以製造追求和平、或是鞏固權力的空間。國家／社會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的理念、制度、以及利益，譬如說擴張性民族主義高漲，政黨間的橫縱連橫、國內利益團體的壓力、或是經濟不景氣，譬如台商、或是統派（媒體或學者），決策者自然而然、或不得不朝統合的走向調整。體系因素算是統合產生的背景，譬如說面對全球化的壓力、或是現有的統合體的「擴充」，只好加入、或是另起爐灶。 我們可以看出，經濟上的考量只不過是諸多統合的動機之一。我們根據統合的動機，將統合的動力分為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認同、以及追求和平三大類。共同的利益包括經濟上的好處、企圖對外擴張、或是對抗共同的敵人；共同的認同則可能來自共同的血緣、文化、歷史記憶、或地理比鄰。我們以為，要找出有效的解釋因素，可以嚐試去了解國家為何不願進行統合，也就是說，加入統合體要付出何種代價，譬如說國家主權、自主性、或是文化特色。 台灣的統合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