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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朝億 媒體工作者 前言 北高選舉落幕，民進黨雖然沒有大敗，但是也說不上是贏。而總統陳水扁剩餘的任期也不到一年半。許多獨派及綠營的支持者心中不免要問，不管2008年後民進黨能否繼續執政與否，這一年半裡，民進黨政府還能做什麼？所謂的正名、制憲或是進一步說，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在後北高選舉或是後扁時期還能推的下去、有所進展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來看最近一條相當值得再三咀嚼的新聞。那就是泛藍打算在修改公投法時，把第十七條防衛性公投拿掉，並進一步規範公民投票不得與全國性選舉同一天舉辦等等。 也就是說，當台灣的公投法有全世界最高的提案門檻，有全世界最荒唐的審議委員會設置，有全世界最高的通過門檻時，國親還打算進一步讓這個公投制度破功，讓它無法跟總統大選或是立委選舉一起舉辦。可以說，國親的修正案若是過關，往後即使能提出社會支持度夠高的相關公投法案，也大概過不了投票門檻這一關了。 如果把公投法修正案一事，放在這二、三十年來台灣政治脈絡裡來看，不就是這麼一回事嗎？每次的政治改革與開放都是半套；增額立委名額一點一滴地增加，就是不給你國會全面改選。解嚴了，就來個國安法、集會遊行法與限制嚴苛的人團法等相關規範。每次都不乾不脆，從來就沒有真正看到威權統治者有還政於民的誠意。也許把時空拉的更遠一點來看，這就是既得利益者捍衛自己權利的把戲罷了。 從既得利益者遊戲看改革的困境 在這裡為什麼不用執政者而用既得利益者呢？第一、因為2000年後，民進黨的確執政了，而2004年陳水扁又再度連任。形式上，民進黨就是執政者，但是實質上，民進黨算不算是既得利益者，恐怕還有爭議。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從政經角度來看，把國親歸類於既得利益者的作法，還算合理。其次，從既得利益者的角度來看，才更能看得出他們到底在捍衛什麼？也更能理解整個社會的變遷及改革的進程。 一般來說，既得利益者大概掌握兩個優勢的地位：一、佔據社會的政經優勢地位，並透過這個優勢獲取較多的政經資源；二、透過決定政治遊戲規則方式，寡佔一個社會的政治地位。而事實上，後者的優勢地位一定程度上，不僅決定了要向社會汲取多少資源供養他們，也決定了到底多少人可以進入這個圈子跟他們分享這些養分。 同樣地，既然有維護既得利益的力量，就有個反作用力，姑且稱這股反作用力叫做改革罷。同時改革目標基本上也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重視平等價值，希望打破特定階級獲取較多社會資源的作法，要求資源的分配與再分配必須符合社會正義；第二類，則是專注在政治遊戲規則的修正上。如果這個要求修改的基準是所謂民主多數決，那麼這類的改革運動就可以稱之為民主運動了。 就如同之前所提到的，既然在這場改革與反改革的鬥爭中，遊戲規則的優先性超過了社會資源的分配，可以想像地為了既得利益者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力與權益，必然也會想出種種的方式阻擾或是化解改革力量的匯集。而事實上，如果沒有第三者（如民眾或是外國勢力）的介入，這場既得利益圈內與圈外的鬥爭，誰贏誰輸將會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要求推動改革的政治菁英，一般來講都會以高揭社會資源重分配的訴求，動員民眾支持遊戲規則與資源分配的改革運動。而從邏輯上來看，兩種改革同時進行或是哪一類改革先進行，也沒有絕對的必然關係。 在這裡，美國馬里蘭大學奧爾森（Mancur Olson）教授於「集體行動的邏輯」中，提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也就是如果社會資源是公共財。而公共財重分配後，是人人得而享之的話。一個理性的政治行動者基於利己的動機，想當然爾，應該會把遊戲規則修正的優先性排在資源再分配之上。這也是為什麼在民主運動過程中，常常看到改革者掌握權力後，不再奢言進一步的社會改革之故。 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優先於獨立建國之故 先回到台灣的實例，國會全面改選或是總統直選，就是屬於遊戲規則改革的範疇。而18%優惠利率、反核四或是獨立建國運動等等，則是屬於廣義的資源重分配範疇。而從這二、三十年來的政治發展來看，很清楚地，黨外、民進黨的菁英們雖然常常把社會資源重分配等議題掛在嘴上，但是，他們真正在意的、投入較多心意的，還是遊戲規則的修正以及如何透過新的選戰方式擠進權力核心之圈。而等到有一天，他們掌權了，或是成為權力一環的地位穩固時，自然而然的，他們當然就可能成為新的既得利益捍衛者。 從這角度看，就很容易看得清楚，為什麼陳水扁在第一任的總統任期內，把「全民總統」、「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等話語朗朗上口，甚至在2003年教師節前夕，還宣稱軍公教人員的18%優惠利率絕對不會改變。可是等到他快要尋求連任（或是避免敗選下台），才又把核四公投、獨立建國等制憲運動給找回來。也就是說，唯有當晉身權力核心的當權者發現，他們又可能被剔除於外時，他們才會回到群眾重新尋求新的政治資源。 也就是說，當以群眾為基礎，在分析改革運動的可能時，心中必須牢牢記住，這些打著改革口號的菁英一旦晉身為權力的一環時，他們之背叛，雖然不一定是必然，卻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當一個改革者、或是台獨運動推動者，一旦自詡將永遠與群眾站在一起時，他必須把以上的政治邏輯謹記在心，才可能推演出可能及有效的運動策略。 從這個角度省思，這幾年下來，台獨運動者的確犯了二項的錯誤： 一、 太過期待陳水扁總統個人：如果是為了政治結盟，「挺扁」是必要的；但是化身為「扁迷」，則是無謂的。甚至說，唯有「有條件的」、並要求陳水扁兌現承諾後的「挺扁」，才是符合運動的目的。 二、 群眾運動的策略與草根耕耘的貧瘠化：也就是說，一個台獨運動者，他固然不排斥跟菁英對話，但是他該記得的是，這是群眾跟菁英的對話，而不是菁英與菁英的對話。他應該是到群眾去，組織群眾，耕耘組織，並透過這個群眾的實力，回來向菁英喊話。太過重視一、二場的大規模群眾動員，反而可能虛耗、誤導組織的運動資源。 後扁時代的運動展望 不管北高選後，算不算已經進入了後扁時代，以時間為縱軸分析，至少可以區分為三個階段：2007年5~7月，民進黨推出總統候選人之前；2007年7月，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確定到2008年3月總統大選期間；以及2008年5月陳水扁卸下總統一職後。 未來獨派團體是否將介入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初選，是否跟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進行緊密的政治結盟，以及會在什麼條件下進行結盟，不僅一定程度上可以影響總統大選的結果，反之，也會影響近期內台獨運動的發展。此外，作為一個即將從政治權力核心退下的陳水扁，在他剩餘的一年半任期內，他又將期待完成哪一個短期的政治目標，替自己成就歷史定位呢？ 更重要的是，為了避免陷入「改革者的背叛」這種困境，獨派團體有必要認真思考發展自己的群眾運動路線。而這其中最具關鍵性的工具，當然是公民投票這個議題。也就是，不管是18%軍公教優惠利率的公投、公平賦稅公投、黨產公投或是制訂新憲法公投，甚或是核四公投促進會所推動的公投法補正運動等等，一定程度上都具有打破政治菁英壟斷政治議程的功能，並提供組織經營草根民眾的空間。更進一步說，如果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目標是為了全體台灣人民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祖國，那麼，運動過程中不僅必須揚棄菁英的心態，擺脫對於政治菁英的迷思，更重要的是必須時時刻刻檢討是否忽略或是背離群眾的危險。

蔡丁貴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台北與高雄兩市的選舉終於平和落幕，當然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有競爭當然就有勝敗。不過，在台灣看選舉，要有另一番的角度才能體會選舉結果的意義。在一次的國內政情座談會上，一位獨派的歷史學者指出「選舉建國」，他觀察到台灣人民是透過選舉來達到建國的目的。 回想台灣的近代發展，這個深具歷史眼光的看法非常符合社會的演變，或者至少可以說「台灣人民透過選舉來選擇台灣的前途」，目前的趨勢正朝著建立主權獨立國家的目標前進。 選舉對台灣人民來說是一個雙軸發展的檢驗活動，一個對外的議題，就是候選人及其政黨的「國家認同」，另一個是對內的議題，就是候選人及其團隊的「執政能力」，前者是要確保主權獨立，後者則是要提高國家競爭力。對候選人來說，這兩個軸線都要通過檢驗，支持者才會熱情出來投票。這次民進黨的得票率在北高兩市分別為41％及50％，都低於最近民調在中國干預之下仍然要支持台灣獨立的55％。台北市的選民結構約有30％認同中國的選民，今年的得票率較四年前的市長得票率成長5％，但仍低於四年以來的認同台灣選民的平均成長率10％；而高雄市上次市長選舉得票率就約為50％多一些，此次並未隨者台灣認同選民的成長而水漲船高，仍然絲毫沒有成長，應可歸咎於候選人及其團隊在對內「執政能力」的議題上，並未得到支持者的熱情支持，如果連對外「國家認同」的議題都受到支持者的懷疑，得票率就會更低。當然這兩個議題的影響比例如何區隔是一件困難的事，但大抵上可以看出，民進黨並沒有得到支持者熱情的回應。 這次選戰的結果，從民進黨及候選人所提出的政見主軸，可以看出支持者要的與領導人物做的與說的都有落差，這個趨勢從最近幾年的選舉中民進黨得到的支持應可以觀察判斷：主張台灣獨立的選民越來越多，而期待民進黨提出更有力的主張；選民已認識到「容忍是對不同政治主張的最大極限」，「和解共生」只是造成親痛仇快的傷害；堅持改革是支持者對民進黨承諾的檢驗，選舉得票率是檢驗的成績報告單；黨內派系必須以國家利益為上，壟斷政治利益會受到支持者的抵制。 市長的選舉顯現藍綠陣營確實出現「國家認同」兩極化的現象，雙方陣營若有第2候選人，不但第2候選人得票率極低，支持者還連帶懲罰該候選人所屬政黨的市議員候選人，親民黨與台聯黨的市議員敗選都是如此，而新黨市議員勝選更加印證這個現象，可以說雙方陣營都以「國家認同」鞏固了自己的基本盤。而「國家認同」議題的強度遠遠超過「執政能力」的檢驗，台北市民進黨在「執政能力」的成功經驗仍然只能讓投票率成長5％，而高雄市卻要靠「國家認同」才能維持平盤，都顯示民進黨在「國家認同」與「執政能力」的議題上無法得到支持者的強力認同。這樣的觀察結論雖尚無具體研究報告，民進黨的領導人物卻都對這些現象漫不經心。社會在進步，選民的需求與期待可能與當年他們自己在參選時的社會情境有所不同，這些民進黨的精英領導人還沒有從以往自己選戰的勝利中清醒過來，選民（不是民進黨）已經打敗了中國黨，我們要建立自己的國家，即使在城市的地方選舉中，選擇好的城市管理者就是好的國家建設者，選民的公民意識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不能回應選民的需求，選戰就只能靠運氣與福氣。 從台北市泛藍的得票率可以看到認同中國的支持人口的急速下降（約18萬），這也符合認同台灣人口的上升趨勢，投票率僅有6成4左右，支持者有明顯的保留。這顯示台灣社會透過政權輪替所提供的社會透明化、民主化與公平化，台灣人民對自己的社會更有信心，他們認為中國黨是他們用選票打敗的而不是民進黨打敗的。我好像聞到一股「民進黨北高都輸也不礙國家建立的大局」的味道，許多本土政黨的支持者並未出門投票，我可是沒有這樣的信心。只是經過這次選舉，民進黨的領導人是否能夠提出反省因應的對策，台灣人民的自主力量正在凝聚與成熟發展中。至於泛藍陣營自己認為是「清廉」打敗「貪腐」，讀者就把它當作笑話吧，在朝「貪腐」，變成在野時，也不會保證自然變成「清廉」。

李鴻典．林修卉 《新台灣周刊》記者 獨派、學者以及泛綠立院黨團，多希望陳總統在剩餘任期內，能依照元旦文告內容，帶領台灣人民，持續深化民主，為守護台灣打拚到底。 陳水扁總統二○○六年元旦文告以「民主台灣‧生生不息」為題，強調未來兩岸發展都必須符合「主權、民主、和平、對等」四大原則；為有效降低開放的風險，「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將是未來兩岸經貿政策的新思維與新作為。此外，陳總統也期許二○○六年民間版「台灣新憲法」草案能夠誕生，二○○七年舉辦「新憲公投」，二○○八年為台灣催生一部合時合身合用的新憲法。 對於陳總統元旦文告內容，獨派、學者以及泛綠立院黨團多半認為陳總統重新思考台灣核心價值，找回台灣主體性，且重新定位兩岸經貿關係，宣示改革決心，實應給予肯定；也希望陳總統在剩餘任期內，能依照元旦文告內容，帶領台灣人民，持續深化民主，為守護台灣打拚到底。以下是採訪內容： 黃昭堂：內容扎實盼成施政根本 對這次元旦文告，獨派觀感都十分正面，我個人則是認為，這是陳總統自從政黨輪替以來，最令人振奮，也非常好，完完全全展露出陳總統對於本土意識的堅持，是一次相當扎實的談話，獨派冀望陳總統的元旦文告，能夠成為最後任期內的施政根本。 陳總統表示未來兩岸將採「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我想重點是在積極管理，因為每一個國家的經濟基本問題，在外國投資經貿上，絕對不可過分依賴，因為一旦國外的依存度太高，相對的風險也會加高，這是有危險的，或許對於美國、日本，我們還可以不用太過擔心，但是對於中國這種存有侵略台灣野心的國家，當然不能過分依賴。而現在台灣在中國的投資超過六○％，依存度也將近四○％；以前政府對中國的經貿政策是隨便西進、無法管理，現在能夠回歸積極管理，是很好的做法。 至於憲改方面，陳總統這次並未對憲改有所限制，沒有提到修憲或是制憲，而是用憲改來涵蓋一切，我想總統是希望民眾能夠有熱情，參與憲改工程，看民眾的支持度能到何種程度，再來調整憲改的程度，所以也凸顯了民間力量在憲改工程上的重要性；不過，由於台灣民眾普遍對於憲法認識度不足，因此，政府還是要持續宣揚制憲的重要性。 而手護台灣大聯盟等獨派團體，近來也開始積極動作，支持總統，熱心推廣制憲運動；我也呼籲過去對於陳總統有所批評的人，能夠把批扁的熱量轉為支持，共同鞭策陳總統的剩餘施政。 *本文原載《新台灣周刊》第511期，2006年1月5日。

台灣人民若制定台灣國憲法，不但能夠確立台灣的民主制度，同時也能夠決定台灣的法律上地位。

十二月十日是世界人權日。 二十六年前的此日，仍處於戒嚴統治時期的台灣，以《美麗島雜誌》為名的黨外人士，在高雄市發起世界人權日大遊行。蔣經國採取鐵腕鎮壓，引發美麗島高雄事件。國民黨統治當局逮捕當時的黨外領導精英，甚至包括未參與遊行的人士，軍事法庭和一般法庭審判起訴監禁了威脅國民黨統治權力的精英們。 但監禁、迫害政治異議者，卻導致政治改革運動進逼國民黨壟控的政權。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先在替代出征中獲人民支持，繼而辯護律師群紛紛走上政治舞台，隨之美麗島事件受刑人也走出監獄而受人民擁戴。一九八○年代、一九九○年代的二十年，在解嚴、公職全面開放選舉的形勢中，更累積了阿扁當選總統、民進黨執國家大政的局面。 阿扁總統二連任，擔當台灣國家領導人已近六年。但美麗島高雄事件二十六年後的今天，做為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的他，卻必須與執政的民進黨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及家屬，這些替代國民黨的執政黨人一起面對一週前的台灣地方三合一選舉挫折。在台灣人民的心目中，民進黨和阿扁總統都陷入支持度的低潮，甚至面臨長期戒嚴獨裁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以「連結台灣」、「贏回台灣」為宣傳口號的挑戰。 民進黨執政 不見願景的追尋 何以至此？ 看看國民黨中央黨部高牆上的宣傳看板吧！從蔣渭水、羅福星、莫那魯道到李友邦，都被國民黨以「連結台灣」做為幌子，宣傳著不實在的連結論。而民進黨卻在接管承襲的政府體制裡，被不斷以弊案追擊的黑影壓得透不過氣。沒有好好結算國民黨統治的黑暗歷史，反而被黑暗歷史籠罩著。 沒有深刻的台灣歷史意識與連帶，接管國民黨政權的民進黨，像是國民黨的替罪者，疲於整頓概括承受的國民黨政權，忙於擦拭被抹黑的權力，願景的追尋不見了。執政但卻比未執政時缺乏積極進取意志，反而讓國民黨僭越改革的令旗。 國民黨是值得台灣人民期待的政黨嗎？至今仍冠以中國之名，藉進佔台灣而施行的長期戒嚴獨裁殖民體制宰制了五十年台灣，讓生活在這個島嶼的許\多人民心死了、心壞了。國家的條件也因固執於中國意理而破壞掉，現在只勉強在經濟體的形式維持統治權力運作。這樣的國民黨竟然在台灣存在著顛覆性力量，又為什麼呢？ 在公職選舉競逐權力的台灣政治人物們，不管在民進黨陣營或在國民黨陣營，似乎著重的都只是權力的位置。在國民黨裡的台灣政治人物，從前被殖民體制賦予經由選舉鞏固外來統治的在地條件。在只開放地方公職選舉到逐步開放全國公職選舉的歷程，國民黨裡的台灣政治人物被劃分派系相互競爭制衡，就彷彿國民黨培植扶持的體制內黨派。有錢選到敗家，無錢選到財產滿貫，就是從前台灣地方政治的寫照。 民進黨是蓄積美麗島事件的社會能量而茁壯的。從黨外時代，台灣人民對於反抗國民黨的政治人物競選公職，出錢出力，為的就是期待改變國民黨一黨宰制的殖民性、威權性。相對於國民黨裡台灣政治人物選舉時要傾家蕩產或藉公職牟利，民進黨裡的政治人物依靠的是信念和理想。在那長期的國民黨統治黑暗時代，每一次選舉都能從反體制的黨外，民進黨競選活動中感受動人的力量。 民進黨選舉 雇工取代了志工 「政見發表會上／他們暫時被允許\聚集一起／ 來自四面八方／他們緊靠著／在寒風中／用講台上激昂的宣言和誓語／取暖／…」 一九八四年我的一首詩(意念)的第一節行句，呈顯的就是寒冷冬天的選舉景況。那樣的動人景況蓄積了改變國民黨統治的社會力量，不是現在選舉時接管國民黨政權的中華民國體制並成了維護者的民進黨政治人物競選場合的華麗空洞可以相提並論。民進黨保守接管了中華民國體制後和在國民黨裡的台灣政治人物們成為五十步與一百步的差別，都被殖民體制裡邪惡的中國意識挾持。看看民進黨的選舉，雇工取代了志工，台灣人民的意志和感情不再傾力挹注。一樣要花大錢選舉，要怎麼讓政治人物在信念和理想中追尋呢？ 保守接管體制 無異於國民黨 美麗島事件以人權的信念和理想奠基了改變國民黨統治的條件。若回溯到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那是事件後台灣知識精英文化人大量被殺害，台灣經過長期壓抑、矮化、扭曲而重新站起來的走向，是在國民黨戒嚴統治時代心死了、心壞了的台灣人民重拾建構自己主體的轉機。許\多台灣人民義無反顧相挺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辯護律師，也支持他們在一九八○年代、一九九○年代在各種政治公職為台灣邁向正常國家奮鬥，包括在二○○○年、二○○四年支持阿扁成為總統，民進黨成為執政黨。台灣人民期待民進黨的不會只是保守、接管中華民國，成為國民黨體制的替代者，因為這與在國民黨內的台灣政治人物沒有絕對差別。台灣人民當然也不會想只看到民進黨裡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辯護律師之後，接續著尋覓權力的侍從和助理群。 國民黨連結台灣論 僭越歷史 國民黨虛假地張掛著「連結台灣」蔣渭水、羅福星、莫那魯道、李友邦頭像，正僭越台灣的歷史與文化詮釋位置。如果民進黨或任何以台灣為主體的政黨只會在選舉的權力競逐場繡花枕頭般把玩表面功\夫和浮世光影，台灣的不穩定民主就又會被國民黨以「贏回台灣」的口號破壞掉。不只隨國民黨移入台灣的新住民認同台灣、共同建構新國家之路更為不易，台灣走出歷史悲情的希望也會更渺茫。 在二○○五年的十二月十日，以人權紀念日的意涵反思台灣政治改革運動的進程，不禁讓我想起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的一首詩(他愛鳥)。這個「他」和張掛著「連結台灣」台灣歷史人物的國民黨是一樣的。在黑暗中的獵人觀察在亮處唱著歌的鳥，他不相信鳥單純，他丟有毒的米穀\和石頭刺激鳥，然後捕捉鳥。 「鳥看見站在亮處的他 鳥變成在黑暗裡 而他說 他愛鳥」。 （作者李敏勇為詩人，原載自由時報2005/12/11）

新購四艘近萬噸級的紀德艦，前兩艘「基隆號」和「蘇澳號」已經交艦抵台。原本台海軍事平衡將於明年開始向中國傾斜，但紀德艦成軍，使得台灣安全在七年之內得以確保。 根據崔佛杜比的戰力比評估，攻方實力如在守方的三倍以上，攻方攻勢將會獲得成功\；如果攻方實力為守方的一．五倍以下，守方將可順利防守；如果攻守雙方的戰力比達到二比一，攻方將付出慘重代價，但也未必得勝。 台灣獲得紀德艦後，據國防部整評室的評估，二○○六年到二○一二年的台海戰力比約為一．四六比一，在這段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沒有能力攻克台灣，台海安全得以在短期內紓解燃眉之急。 然而從中長期來講，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確獲得長足進展，如果三大軍購案未能執行，台灣的戰力無法提升，在二○一三到二○一九年的中期階段，敵我的戰力比為二．一八比一，勢將增強中國用兵台海的信心；在二○二○到二○三五年的長期階段，敵我戰力比為二．八七比一，屆時中國的勝算極高。 如果規劃中的三大軍購案得以適時執行，在二○一三到二○一九年的中期階段，敵我的戰力比為一．二四比一，中國用兵台海必敗；在二○二○到二○三五年的長期階段，敵我戰力比為一．六七比一，屆時中國的勝算極低，自然不敢輕舉妄動。因此，軍購案可說是維護台海和平的必要手段。畢竟「能戰才能和」，沒有實力，就沒有安全，也沒有和平，除非投降。 軍購並非支付現金即可取貨，訂購之後需有製造、整備及訓練等時程。根據規劃，如果軍購預算案於今年通過，九套愛國者三型飛彈可於二○一三年全數成軍；十二架反潛機將於二○一一年全部交機；八艘潛艦原本計畫在今年二月完成選商，首艘在二○一三年交艦，全案八艘在二○一九年完成建軍，如今眼看已經延誤一年。倘若軍購案得以順利執行，可確保台灣安全三十年，但阻撓軍購者卻故意胡扯軍購案緩不濟急，根本是顛倒黑白。 主導反軍購的國民黨，三合一選舉大勝，但軍購案繼續在立法院第四十次遭到封殺。如果國親沒有捍衛台灣的決心和共識，可以說紀德艦將只是台灣安全的短期止痛藥而已，還是無法治本。 （作者為台灣安保協會研究員，原載自由時報2005/12/11）

葉彥邦 公元2004年11月中旬，就在「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之一孫文(1866-1925)139歲生日的當天，所謂「誰是國父」、「國父是外國人」等的爭議，繼考試委員林玉体提倡「本國史地就是臺灣史地」、阿扁總統的「中國不是本國」論述、教育部長杜正勝宣布「高中歷史課程要還原臺灣史應有的地位和份量」之後，又被在臺的中國法統勢力集團乘隙炒作成攻擊「臺灣認同暨建國運動」的利器，再度鬧得滿城風雨。 其實，早在同年4月19日，《台灣日報》第8版「名家論壇」曾刊登一篇名為〈政治是算術也是藝術，欠感性與理性則無格〉的文章，姑且不論內容如何，其開場白就寫著「孫逸仙博士當年……」幾個字，頓時，一個存疑多年的老問題再度浮現於筆者腦海中：加諸在孫文名字前頭這個「Dr.」，到底是說他有「醫學博士」的頭銜(M.D., Medicinae Doctor ‘Doctor of Medicine’)？還是指他全心投入革命前所從事醫職的稱呼(醫生 medical man)？ 於是乎，不由得也想起2001年年底曾閱讀過旅日臺籍作家黃文雄所著《國父與阿Q》，書中寫道：「『國父孫中山先生』是臺灣對孫文的尊稱。但孫文到底從何時開始被尊稱為國父，一般人並不清楚。……當孫文以肝疾病卒北京之時，日本評論界已常見『支那革命之父』的稱呼。中國國民黨決定以孫文當『國父』，是1940年4月由重慶的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國民如此稱呼的，目的是為了對抗新成立的汪精衛南京政府。可是孫文到底自何時起成為『國父』，至今尚未見過學者考據的專著或論文，無法追根究底，甚為遺憾。」令人忍不住好奇，亟欲一窺究竟。 為此，筆者曾埋首於臺大圖書館，前後翻閱了近二十本以堪稱友善的態度來談論孫文生平事蹟的館藏，約略歸納出一個歷史輪廓──孫文於1892年年中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畢業後曾先後於澳門、廣州開設藥局兼懸壺(1892-1894)，但終因行醫資格不為英、葡殖民當局所承認而難以為繼。至於孫文的學歷問題則有若干不同的說法，僅僅在羅香林的《國父之大學時代》一書中就有學士說、碩士說，以及博士說三說並存。說法為何如此莫衷一是，究竟何者為真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頗值得深入探討。 在深入探查的過程中，筆者無意間還發現到一本不甚起眼的舊書，書名為《孫中山傳》，作者海法特(H. Herrfahrdt)是西德瑪爾堡(Marburg)大學「遠東各國政治學」教授。作者在該書「家庭與教育(1866-1892)」一章中，對孫文習醫經過也略有描述：「……於1884年進入香港書院(Queen College)，……後來他認識了一位美籍教會醫生克爾博士(Dr. Keer)，此人在廣東主持一個醫院，……孫中山在克爾博士那裡學醫一年以後，他又回到香港，因為那裡新設立一個醫學院，這個醫學院由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antlie)主持，……在香港，孫中山為第一個考授醫學博士的人(1892)，在考博士的頭一年他的哲嗣孫科出生(1891)，……」。不過，時間同樣是1892年，羅香林、Herrfahrdt二人對於孫文究竟取得哪一種學歷，看法似乎並不完全一致。 試問，孫文若只是一位執業醫師(doctor or medical practitioner)而非擁有博士學歷(degree of doctor)者，也未聞曾獲頒榮譽博士學位，何以中國國民黨人硬是要尊稱其為「孫逸仙博士」(Dr. Sun Yat-sen)？反之，果真獲有「醫學博士」學位，何以只修業五年且又同時出現有「學士」、「碩士」及「博士」三種迥異的版本？ 儘管羅香林曾於前揭書中以「惟西醫書院，至民國2年，香港大學成立，即被歸併，經過事蹟，原乏專書記錄。而自國父辭世後，請訓無由，此書院之性質與程度如何？ 國父在書院專治何學？……皆以資料缺乏，無能載述。即書院名稱，與國父在書院之時期，亦多未能為確實表白，如民國21年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所編《總理年譜長編初稿》，關於 國父在西醫書院事蹟，即以當時未得直接資料，未為精審記述。」為由試圖一語帶過，掩人耳目。筆者以為要扒梳出真相其實不難，只要能找出當年歐陸地區相同性質及位階的學校，比對渠等對該三種學位名稱的界定、修業內容年限與取得方式，即可一目瞭然，故筆者之問當屬合理的懷疑。 究竟是時空環境的緣故，對於學歷名稱的界定、使用乃至學位取得方式古今有別？還是又不外乎中國國民黨慣用「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手法──誠如黃文雄對「國父孫中山先生」一詞的看法，純屬一造神行徑，意在爭奪政權(先捧高孫文的身份與地位，再藉由攀附以自抬身價並辯稱是法統繼承者)的託辭，而與蔣介石的五星上將傳奇如出一轍？實為一富饒趣味的議題，唯筆者才疏學淺，僅能提出疑問，其餘則有賴熟悉19世紀末歐洲醫學教育制度者、專治晚清及近代中國醫學教育史或政治史的方家惠予協助解開謎底。 只不過是一項單純的學位稱呼竟能招惹來如此疑竇，到底是古人行事態度不若今日學術研究那般嚴謹所致？還是中國國民黨人有意的安排？令人費解。或許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就如2004年4月初，中國國民黨及親民黨結盟角逐臺灣總統及副總統選舉的候選人連戰和宋楚瑜兩人，選後不敢面對落敗的事實，反而硬以「對手作票」、「選舉不公」為由，聚眾於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上抗議滋事，並聲稱陳水扁與呂秀蓮的當選不算數，且接受許信良者流無厘頭似的「加冕」（許氏厚顏自詡代表臺灣人民宣布連、宋兩人當選）來自我慰藉一番。類此嚴重違反民主、法治、公義等普世價值的負面作為，儼然是一齣廿一世紀版的「國王的新衣」荒唐劇！更是中華「醬缸文化」中，虛偽、狡詐、造假、耍賴、和稀泥、寡廉鮮恥等本質或所謂「阿Q性格」又一次極致的展現！

李欣芳 《自由時報》記者 「台灣人民要覺醒！」鑑於軍購案在國會遭泛藍杯葛，手護台灣大聯盟執行召集人黃昭堂再也按捺不住如是說。 為抗議國會亂象，力挺軍購案，近幾年來在台灣本土運動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黃昭堂，這次決定「撩落去」，號召民眾參加「九二五手護台灣大遊行」，宣示保衛家園的決心。 黃昭堂所屬的手護台灣大聯盟由百餘本土社團組成，平時積極推動台灣正名與制憲運動，除肩負台灣建國的重任外，還要協調各社團的事務，他的角色因此深受聯盟總召李登輝倚重，儘管平日繁忙，他看起來總是氣定神閒，行事從容不迫，且談吐幽默。 一九九二年，名列黑名單的黃昭堂終於獲得解禁，自日本返台，回到他闊別三十四年的故鄉，民進黨的李俊毅在台南縣四處宣傳黃昭堂要在家鄉演講，由於台灣社會選舉掛帥，好奇的民眾不解地問：「演講人要選什麼？」 但黃昭堂回台後從未想過參選任何公職，民眾因此又問：「不參選，那為何要演講？」黃昭堂則四兩撥千斤地說：「我是來替你收驚的，中國不會攻台，不要怕！」 長期做為體制外的運動者，黃昭堂選擇將一生奉獻給台獨運動，他說：「台獨運動是我的天職」。 黃昭堂回憶，一九五○年代他就讀台大時期與同學討論台灣前途，即認為只有台獨才是台灣將來的唯一出路，但造化弄人，一九五八年他赴日留學深造，卻只因為文發表台獨言論，參加遊行，就被國民黨政府羅織黑名單，還被情治單位列舉叛亂份子、恐怖份子、暴力份子等三大「罪狀」。 儘管理念堅定，黃昭堂其實是務實的台獨主義者，他坦言「我的思想激進，但作風溫和」。 平日行事不冒進，做為一位和藹的革命長者，黃昭堂的作風沈穩，這也使他在本土運動圈輩份甚高，如今，他再度連任台獨聯盟主席，應是實至名歸。 本土社團成員稱黃昭堂是個「和事老」，近半年來，他又身兼修補扁李關係的重要任務。 今年五月任務型國代選舉時，扁李兩人激烈隔空交火，讓黃深感憂心，選後他居扁李之間傳話、協調，默默地企圖修補兩人關係。被詢及為何充當魯仲連，他說：「扁李兩人和好，才是台灣之福！」 儘管扁李關係迄今仍未完全解凍，但積極穿梭、協調的黃昭堂確實用心良苦。 面對中國不放棄攻打台灣，軍購案卻遲遲無法過關，讓長期研究國際政治與區域安全的黃昭堂甚感憂心。他表示，台灣要和平，中國卻揚言打仗，不排除武力攻台，對岸不斷加強軍事力量，兵力又多，我們總不能赤手空拳實踐和平吧！ 黃昭堂強調，台灣要自我防衛，靠國軍的保護，應該給國軍一流的武器，總不能用三流武器對抗軍人數目眾多的中國，不給國軍最現代化的武器，要如何防衛台灣？面對九二五大遊行，黃昭堂登高一呼，期盼藉遊行教育、宣導台灣民眾要重視國防，同時也讓國際社會了解，台灣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 當前的國會亂象頻仍，黃昭堂解讀這個亂象，別有一番見解，認為在野立委的亂象正是台灣的亂象，因為泛藍立委也是人民投票選出來的。 在黃昭堂眼中，國會的爭論不是來自族群問題，而是台灣派與中國派的對立，值此紛亂時刻，台灣人的覺醒，因此顯得格外重要。 本文原载《自由時報》，2005年9月25日。

屈慧麗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考古遺址是一座保存沒有文字記載以前人類生活情形的資料庫，考古學家經過田野調查與發掘，將遺物帶到實驗室內的整理、分類和研究，就可以推論和解釋這些資料所顯現當時人的文化與行為。真實的古物是最珍貴的，學者的責任是為古物發聲，向沉默的社會大眾說話。 經由琳瑯滿目出土的遺物，比較相關地區古物的製作技術與過程，進而解釋這些器物的由來。串聯過去與現在的關係，透過保留具有代表性的遺址讓人眼見為憑、印象深刻，近一步探討過去和現在社會的連續性。遺址是大眾的文化資產，適當的發揮其功能，可以使居住地的歷史更生動、有趣，甚至擴大社區人們對地方的感情。 遺址是需要大家的愛護才能保留下來的，現在到處都在開路和蓋房子，每天都可能有遺址被破壞，遺址一旦被毀掉，我們將永遠無法知道以前住在台中盆地的人是誰？他們怎麼生活的？「小來」是惠來遺址民國九十二年九月出現的第一座墓葬，其身高約99㎝，乳齒已長齊，推測其年齡應在6歲以下。小來葬姿為俯身，臉偏左側，雙手置於背後，腿部伸直朝南。陪葬品包括12粒魚脊椎骨珠串，以及1塊磨製石器。 科博館為「失落史前惠來人」舉辦特展活動時，請觀眾為台中市最資深的小市民命名，反應空前的熱烈，其中「小來」是票選最多的名字。推想觀眾是取「惠來里」的「來」字，事實上惠來是200多年前廣東潮州府惠來縣移民所落居之部落。小來的年代是美國貝它實驗室所做的碳十四測年1210±40（BETA－ 181395），亦即在距今一千三百多年，漢人還沒來之前，小來就和他的父母、親戚住在這台中目前地價最高的七期重劃區。 「小來」出土時透過媒體的報導，目前定居埔里拍瀑拉族張麗盆女士在文史工作者白棟樑先生陪同下來到遺址現場，表示平埔族群埋葬行為中有把手放到背後的習俗。根據目前的考古資料，「小來」與大甲、清水、沙鹿番仔園時期出土的墓葬一樣，都具有俯身埋葬的文化習俗。不過這群人到底是誰？他們從哪裡來？仍在考證當中，目前知道他們是生活在距今2000至400年前活躍在中台灣的原住民。 一千多年前，小來的生活環境是什麼樣子？在惠來里144號抵費地考古挖掘出土的動物標本，經科博館動物學者陳彥君鑑定出來有鳥、羊、兔、鹿、羌、野豬、狗獾、食蟹獴等，其中狗獾是目前台灣已絕跡的鼬科動物，這種頭頂有著一撮黑白相間美麗的毛的動物，在南台灣嘉義魚寮遺址、中台灣沙鹿鎮鹿寮遺址均有出現，是當時獵人的重要目標，後來是否因為過度捕殺而絕跡有待研究。狗獾之外還有食蟹獴，食蟹獴愛吃水中的螃蟹，有其出現的地方，顯示小來居住的地方離筏子溪流不遠。 植物方面也顯示史前台灣生物的多樣性，臺灣雲杉是個重要的發現，因為雲杉是生長在兩千公尺高海拔的植物，也是目前台中盆地沒有的，此外從文化層土壤中篩洗出的種子有圓果青剛櫟、碳化稻米、台灣楝樹、梅子等。碳化稻米數量不少顯示小來的親戚會種梗稻（中興大學鄧資新教授鑑定），是一種煮熟時略帶黏性的蓬萊米（Oryza sativa Japonica），溪流旁有密林，羌、兔穿梭間，爸爸、叔叔在台中盆地與大肚台地間捕獲獵物給孩子補充動物性蛋白質，偶而抓到野豬、鹿時更是可以享用大餐呢。此外也會採集石櫟、梅子換換口味，媽媽冬天時縫製鹿皮衣給小來禦寒，生活在那個污染不多的年代是不是有點幸福呢？ 這幾年來隨著經濟的起飛，物質建設大有斬獲，然而隨著建設而帶來的破壞卻很少評估過，有的遺址在下一代還沒來得及認識前就摧毀了。惠民段144號抵費地在市府支持下，已進行三年的考古挖掘，其中十九座墓葬的出土數度引起媒體的關注。不過正如台灣各處飽受開發威脅的遺址，惠來遺址似乎也難逃出搶救的命運，亦即考古工作人員在土地被銷售之前，必須與時間賽跑。 事實上威尼斯憲章中對國際古蹟保護和修復有明文規定，「遺址必須予以保存，並且應該採取必要措施，永久的保存和保護其所發現的物品」，因為這些埋藏文化財是屬於我們人類全體的。至於遺址呈現的方式，二十世紀七○年代即隨著地方生態博物館的興起，遺址公園在歐美受到國際文化資產保護和博物館界的普遍關注。相繼在拉丁美、非和亞洲等地蓬勃發展起來，迄今世界各地已有三百多處，它們在文化遺產維護和觀光方面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大家到英國、日本旅遊時處處可見刻意保留的史蹟公園及遺址，裡面有考古挖掘區、出土文物展示區、步道參觀區、現象復原區、教學區等。各鄉鎮文化單位經營的就是當地的史蹟與文化教育場所，讓居民散步其間時將生活經驗與歷史感自然的結合，進而衍生出愛護居住地的情懷。 「就地保存」和遺物「真實」的呈現，使得遺址博物館成為保護和利用文化遺產的一種新模式。它在承繼傳統博物館理念及方法的基礎上，賦予博物館在文化遺產保護和活化利用一種全新的方向，進而拓展了保護和利用方面的功能和範圍。我們深信緊握值得保存的根基，「擁有」並「經營」多元的文化傳統，未來才能站得越穩並展延出寬闊的遠景。 一個城市的考古遺址可以型塑這個都市的獨特性，成為當地史前文化的活教材。其實都市發展與遺址互生、共榮的實例在國外的作法有許多，只要專業團隊用心規劃設計。一千多年前小來和他的親戚居住在台中，若能將惠來遺址出土的資料適當的經營、規劃可以達到發展、尋根雙贏。它將會讓民眾對整個城市的文化有更久遠的體認，是大眾考古活生生的教材，也可以讓外國觀光客對台中歷史刮目相看，成為我們的驕傲。 文化資產可以是一個讓大家正確的認識史前史與滿足對考古好奇心的文化資源。層層相疊的陶罐埋藏著史前人的故事，百姓在遺址被破壞之前應有機會瞭解。每次站在認定工期就是金錢的七期重劃區業主面前，覺得說明為什麼要保護古物很無奈，因為多數人認為保護這些文化資產比不上眼前的利益重要。因此雖然一直強調城市歷史可與商業發展並存，提升文化觀光與吸引參觀人潮的商機，但如何讓民意代表、市民和商人願意投資可真是有點困難。 目前小學六年級有「鄉土教學」課程，孩子一天天長大，針對遺址的保護或許會期待大人作決策時考慮他們的需要。到底選擇哪個方式比較好？遺址土地被私人業主開發時，可不可以讓它在被怪手破壞之前事前防禦？是否市府標售七期重劃區抵費地立法提撥百分之一作為文化事業用途？是否透過建築容積率移轉取得144號土地作為遺址公園？進而規劃一個讓市民在住家附近就可以看到具有「原地、真實性」的歷史教室，如果寸土寸金的東京、大阪能，我們的城市為甚麼不能呢？ * 本文轉載自《台中市惠來遺址區一四四號抵費地遺址保存座談會學者意見書及座談會共識結論》會議手冊。

陳順孝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講師 上週五，帶輔大校園媒體記者進新聞局，專訪剛當局長不久的校友姚文智。當時是中午，姚文智剛開完會，招待我們在局長室吃便當，邊吃邊聊。學生記者問他大學生活、政治生涯和改革計畫，他有問必答，坦率幽默，不時逗得學生發笑。當學生問他：「對學弟妹有何期許」，他更是俏皮地答道：「我期許你們要獨立思考，不要期待別人的期許」。 我在旁作陪，聽他們對話，思緒常跟著飄回大學時代，重新看到那個愛打籃球、愛交朋友、愛上街頭、愛談文化的老同學姚文智。 姚文智，原本唸東吳企管系，當過籃球校隊，在我大二時轉學進輔大大傳系新聞組（現在的新聞傳播系），成為我的同學。他個性爽朗、瀟灑浪漫，很快就和同學打成一片。我會和他變熟，則是因為政治。 當時是一九八五年，黨外組黨浪潮風起雲湧、遊行示威此起彼落，他和我因為較早接觸黨外雜誌，不能忍受媒體的新聞封鎖和學校的黨化教育，因此常交流禁書，相約去聽黨外演講、參加遊行示威。但他比我積極、勇敢，幾乎無役不與，有一年五一九遊行，還被鎮暴警察圍困在國父紀念館整整一天，嚐過被噴水柱的滋味。 當時，我們不再相信從小讀到大的歷史教科書，急切著想要重建一套歷史知識和政治觀點。我們讀禁書、聽演講，也找老師討論。大三時，台灣第一位留德傳播博士翁秀琪老師擔任我們導師，她治學嚴謹、思想開放，姚文智和我最愛纏著她問東問西，有時，翁老師急著回家接小孩，就叫我們上她的車，一路從輔大聊到天母。 大四，學運蜂起，姚文智不是核心份子，但參與地下刊物的創辦。輔大早在我大一時就發生校刊《輔大新聞》遭查封事件，輔新成員隨即轉入地下，出版《改造》抗爭，成為台灣八○年代最早的學生地下刊物；大四，台大《自由之愛》、政大《野火》相繼出現，輔大學運青年再度集結，籌辦《野聲》。這份《野聲》的打字印刷工作，就由姚文智洽請親戚幫忙。我還記得，某個下午，參與籌辦《野聲》的學弟找我們到文友樓中庭樓梯上，一邊低聲討論此事，一邊留意有沒有人偷聽。 大學畢業後，我進《自由時報》當編輯，他先在《太平洋日報》當社會新聞記者，一年後考進政大政治研究所，並轉到《自由時報》當體育記者，成了我的同事。後來，他為了兼顧學業，轉任地方中心核稿，過著半工半讀的日子。一九九一年，聯合報記者徐瑞希因為報導新聞得罪老闆的朋友，慘遭開除，民生報記者江澤予參與跨報社連署聲援徐瑞希行動，也遭開除，姚文智不僅聲援他們，還出錢出力幫他們打官司、討公道。 一九九五年前後，姚文智拿到碩士學位，隨即離開報社，轉任謝長廷助理，開始政治生涯。當時，他拿的薪水只有報社一半，工作量卻倍增，從草擬質詢稿到寫輓聯、提皮箱都得一手包辦，但他甘之如飴。 他當助理時，謝長廷剛退出台北市長選舉不久，之後，謝長廷與彭明敏搭檔競選正副總統失利、辭去立法委員，又遭遇宋七力事件重擊，政治生命盪到谷底。很多朋友勸姚文智另投明主，或重回新聞界，但他堅持留在謝長廷身邊，不棄不離。還隨著謝長廷遠赴高雄，打一場沒有幾個人看好的市長選戰。直到一九九七年，謝長廷空手勸降陳進興成功，政治行情止跌回升，隔年又驚險當選高雄市長，姚文智才算熬出了頭。 姚文智先當新聞處長、後任副秘書長，主辦高雄燈會、籌備文化局，還兼愛河整治和景觀改造小組召集人，成為打造高雄經驗的靈魂人物。這段時期，每回同學聚會，他總愛談燈會如何喚起高雄人的光榮感、光雕如何營造高雄的城市美學。去年，他辭去公職，原本打算出國唸博士，後來留在台灣，出任台視董事、台視文化公司總經理、原住民電視台創台台長，忙得不亦樂乎，直到今年，謝長廷組閣，他重返謝團隊，接下新聞局長重任。 姚文智出任新聞局長，年僅三十九歲，媒體驚訝他的年輕、卻常忽略他的歷練。回顧歷任新聞局長，沒有人像姚文智這樣，從基層的記者、核稿當到媒體的董事、總經理、台長，從地方的新聞處長升任中央的新聞局長。完整的新聞實務和行政資歷，讓他足以勝任這項要職。但更可貴的是，在現實政治打滾這麼久，他還沒忘記學生時代的理想，還是不改浪漫、還是充滿使命感。 我最感動的，是他籌辦文化雜誌的精神。去年八月，他無職在身，有一天來找我，說想出版一本文化性雜誌，我直覺以為是要恢復謝長廷早年辦的《台灣新文化》，沒想到他說這雜誌與政治無關，而是希望呈現都會人的知性品味和感性娛樂，提供最完整的文化活動情報、最精彩的藝文影視評介、最貼身的都會生活報導。我直說這種雜誌賺不了錢，連生存都有問題，但他堅信台灣——至少台北——需要這樣的雜誌、也養得起這樣的雜誌。我們爭論著，我忽然覺得有點錯亂，怎麼一個浸淫官場的人在談理想、在大學教書的人反倒在談現實。 幾個月過去，我以為他已經放棄。沒想到去年十二月，他告訴我，這個雜誌確定要辦，而且財力無虞，因為他接任台視文化總經理，短短一兩個月讓公司業績成長三倍，他打算用賺的錢來支持文化雜誌，即使一年賠個幾百萬也挺得住。他說做就做，馬上招募人才、規劃內容、租辦公室，三月七日我去找他，雜誌試刊號已經就緒。三月八日，謝長廷宣布任命他擔任新聞局長，當晚我們和幾個老同學餐敘，他還強調要設法讓這個雜誌辦下去。 他看事情，喜歡從文化的角度切入。他上任前，我奉媒體改造學社之命，與他討論廣電媒體公共化問題，他明言支持建立公共廣電媒體集團，但覺得媒改社訴求「台視華視公共化」層次太低了，應該說明公共化的目的為何；在他看來，建立公共廣電集團的目的在於確保文化主體性，希望做出能夠反映在地特色和文化傳統，而且叫好叫座的新聞和節目，扭轉好萊塢和日劇韓劇氾濫的現象。他反覆強調：「我是個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的人」，正是這份使命感，讓他支持公共化，也讓他宣示一年要拍百部國片，既要捍衛文化主體性，又要帶動文化創意產業。 對於新聞亂象，姚文智也不願坐視。當媒體報導倪敏然自殺新聞，跑馬燈二十四小時在跑，連觀落陰都當成獨家時，他宴請媒體主管，拜託大家參照WHO自殺新聞報導原則，不報導自殺細節、勿將自殺英雄化、避免簡化自殺因素；黑道仲裁者蚊哥昨天出殯，姚文智擔心媒體將黑道英雄化、對青少年及社會風氣產生負面影響，早在上週五就發函呼籲媒體自律。但這些勸說、呼籲，宛如對牛彈琴，媒體依然故我。姚文智不死心，成立一個專案，想要扭轉收視率掛帥的亂象，他說能否成功還不知道，但一定要努力去做。 他也知道改革媒體不能靠官方，更要靠社會力量。專訪那天，他忍不住質問學生記者，既然不滿媒體，「為什麼不跳出來抗議」，「就算到新聞局來抗議都沒有關係」，他覺得需要有更多人發出怒吼，改革媒體的力量才能壯大。 作為新聞局長，姚文智難免捲入政治風暴，我覺得他到目前為止處理得相當得體，奈何經常遭到扭曲。以最近的成龍事件為例，成龍在國際場合批評台灣民主，宣稱四年內不來台灣，姚文智作為國家發言人，自然必須有所回應，他指責成龍傷害台灣人民感情，但強調台灣是個自由的國家，成龍來不來是他個人自由，我們不會在意。這個回應，既表明我們的立場，也尊重成龍的自由。沒想到中國時報竟發表社論「振興台灣電影比罵成龍重要多了！」，一面放大成龍，說他舉足輕重，我們應該拉攏他，一面縮小成龍，說他的話傷不了台灣，我們不該反駁；聯合報還刊出讀者投書，指摘姚文智把成龍「打入黑名單」、「這與威權時代有何差別」，真是莫名其妙。 我比較失望的，是他沒有斷然取消置入性新聞陋規。當五二○前後，我看到中國時報登出「政策觀察站系列」、自由時報連載「綠色執政、台灣心情系列報導」、台灣日報推出「活力台灣、邁步向前系列報導」，心想這種置入性新聞實在不是記者出身的姚文智所該做的。我猜上任未久的他，是在執行原有計畫，也未必有權取消計畫，但無論如何，他是局長，就有義務改革這種陋習。所幸，他在二十五日宣示將調整置入性行銷作法，讓我覺得還值得期待。 姚文智是個真實的人，他不會擺架子，也不會塑造虛假的形象。他累了就打哈欠、有不滿就說出來，從不掩飾，甚至自曝內幕，說自己在開會時打瞌睡。 姚文智更是個溫暖的人。他對朋友總是推心置腹，總是願意分享所有，總是把朋友看得比自己重要。有回我到政大考試，他把宿舍讓給我住。今年三月七日，我到台視文化找他聊了一下午，臨別，他說隔天沒事，就拿起電話，約了幾個老同學晚餐；沒想到隔天早上，謝長廷在答覆立委質詢時宣布任命他當新聞局長，當晚，同學們都以為姚文智沒空來了，沒想到他不但出席，還跟我們聊到十二點，散會時，他才透露隔天早上九點有個記者會，他要和新聞界進行第一次對話，得回家熬夜準備。 上週五的訪問也是，我看局長桌上公文層層疊疊超過一公尺，問他有多少時間受訪，他說一小時吧，結果一聊將近兩小時，聊完，看他回去和那堆公文奮戰，我有點抱歉、有點不捨，還有更多的感動。 這就是我的同學姚文智，一個浪漫、率真、有情有義、有理想又有行動力的人。 *本文轉載自阿孝札記http://ashaw.typepad.com/editor/2005/05/post_3.html。

黃天麟 國策顧問 具有濃厚本土意識的電視政論節目「台灣心聲」，將於十二月三日播出最後一集後結束，消息一出，引起許多關心台灣本土的觀眾議論。由於公司高層僅發出關閉節目的指令，但並未告知原因，所以停播的幕後因素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是被香港人「幹掉」，有人即歸咎於最近節目收視率之下滑。但筆者認為，真正原因應在於政黨取向之偏差及錯誤的立法，說一句「自投羅網」亦不為過。茲說明如下： 第一，大膽西進政策對國家認同造成傷害。「積極開放」是大膽西進的同義語，「積極開放」對經濟面之衝擊，股市動能減退、高失業率、低工資薪金增加率等姑且不談，它對台灣社會、政治、人文面亦造成了下列傷害： （一）最大的傷害是「西進資敵」行為的正當化與公德化。它在國人社會造成「中國非敵國」，甚至是「施惠國」的偏差概念，這也是連、宋的聯中制台引不起國人強烈譴責的主要原因。當「拚經濟」與「結合中國」畫上等號時，台灣主體論述就顯得欠缺說服力。 （二）它使泛藍選民增加。企業西進的結果，在中國之台幹人員躍登百萬，往返中國年達三八○萬人次，日久生情，心態上逐漸靠近泛藍，「本土化」、「正名」、「制憲」等自然引不起他們興趣，甚至反感。此種傾向以中間選民為多。亦就是經濟上越與中國結合，中間選民越會傾向泛藍的「一中」主張，「台灣心聲」的收視率自然下降。 （三）它使支持本土性節目之企業越來越少。以ＧＤＰ區區三千億美元的經濟規模，台灣卻佔去了中國所接受之國外投資之一半（約二千八百億美元），致國內西進的企業在專制中國的制約下，在台再也不敢資助本土性節目，廣告節目都轉移至統派媒體，以示對中國之忠誠，本土節目無法獲得應有之經濟資助。 第二，迂迴讓港資、中資控制台灣媒體之立法本就是統派的伏筆。統派鼓吹西進，目的是營造「以經促統」的政經環境，同理，他們在制定「衛星廣播電視法」時，以「引進外資可帶動產業及技術提升」為掩護，採取對外資開放之立法，目的同樣就是有意讓港資、中資來控制本土廣電事業。當時的新聞局長同具此心。 第三，「港資非中資」政策，敞開了木馬屠城的大門。一九九七年以前說港資不是中資，或許還有一些道理，但一九九七年中國取回香港之後，港資就已是中資之一部分。但奇妙的是，我們的官員又再一次以「為不影響目前的經濟運作」為由，將港、澳地區自中國切開，「港資非中資」的政策思維與上述制定衛廣法時，以「提升國內廣電事業」為由，讓港、中資控制台灣媒體之政策思維如出一轍，目的就是統一。 經半個多月紛擾，新聞局針對Ｔ案（ＴＶＢＳ股權問題）裁定罰款新台幣一百萬元，此種無關痛癢的輕罰，對ＴＶＢＳ言等於繳了一筆小稅而已。過去經濟部對偷跑投資中國的台商同樣都以罰新台幣一百萬元或二百萬元草草結案（如宏力等偷跑罰鍰僅二百萬元），形同鼓勵偷跑，也促進大膽西進之大功告成。政府政策如此，環環相扣，惡性循環，本土聲音焉能不式微。 希望熱愛台灣的國人，當為「台灣心聲」之消音而沮喪之餘，多了解其背後真正的原因，作出正確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