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就在十月二十七日，南非的約翰尼斯堡國際機場正式改名為OR Tambo International Airport，以已逝之前非洲民族議會（ＡＮＣ）主席奧立佛．譚波（Oliver Tambo）為名，以紀念其對於南非解放運動的貢獻。如果，我們一一列舉反對約堡機場改名的主張，跟反對桃園中正機場改名的說法，其實相差不遠。甚至如前新潮流大老洪奇昌本週日發表的「華航正名應理性考量 」鴻文，主張「貿然行事的結果，可能嚴重損及華航以及廣大乘客的權益」，也並未超越南非反對改名人士的論述。 跟台灣一樣，同為移民國家的南非，也充斥著許多外來者的名字。以約翰尼斯堡為例，就是當年兩個殖民官員Johannes Meyer和Johannes Rissik兩人為了表彰自己的功\勳而命名。同樣地，約堡機場在一九五二年剛成立時，也是以曾兩度擔任南非總理、支持種族隔離政策的詹斯姆滋為名的。一九九四年，曼德拉當選首任黑人總統後，下令改為約翰尼斯堡國際機場這個中性名字。當時政府還宣布，往後的機場命名，不會再以政治人物為名。可以想像地，這次當政府打破了自己先前承諾後，白人族群會怎麼看。 一般白人大都不贊成機場改名，他們的說法也跟反對中正機場改名的講法類似：浪費公帑及操弄政治。白人的學校也不贊成將已享有盛譽的校名改掉，讓他們失去歸屬和榮譽感。南非商業航空協會總裁Oliver Stratford更指出：依國際行業規則，國際機場的名字應該與該城市名字相同，約堡機場改名後，將給各航空公司和旅客帶來不利的影響。 但支持改名者如依庫蘭尼市長所說的，「大家不要被這個改革的代價所困擾；因為這是國家走向進步所必須要付出的代價。」中央政府更是主張，南非實施種族隔離制度時期，曾使用政治人物的名字為街道、學校和建築物的名稱，現在若繼續，將對當年受害黑人有所冒犯。 可以想像地，當台灣各地充斥著中山與中正街名、建築物或是「中國」某某公司之際，如果推動比中正機場更深層的正名運動，民進黨勢必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當台灣「七一五學者」喜歡以南非的「真相調查及和解委員會」來檢驗民進黨政府實踐轉型正義時，我們卻發現，弔詭的是，他們一方面批評民進黨政府不處理轉型正義，卻又一方面指控陳水扁挑起族群衝突。也許透過檢驗南非政府的作為，可以讓民進黨再度找回執政的價值。如果因為害怕面對衝突，就不敢展開公民辯論或是改革時，恐怕不僅無法找回真誠的自我，也將沒有勇氣面對未來。

臺灣國內近年來對修改現行選舉制度、改採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二票制、嚴格防止不正當選舉等主張者日多，而且倡導「聯合內閣」、「聯合共治」之聲也時有所聞。日本三年來的經驗和這次以改革相關法制對過去作一番整理的大選，頗值借鏡。

鄭欽仁◎台灣安保協會常務監事 引言：帝國主義者眼中的肥羊 張戎及其夫婿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之漢文版，幾經波折，終於在今年(二○○六年)九月出版。有許多人一提起中國或中國史，好像天生下來就已經知道，或是能口誦「論語」的幾句「子日」便是懂得中國文化，尤其在台灣自稱是「中國人」的更是如此。 張戎的書不能不讀，台灣兩千三百萬人若要在自由民主主義下生存，不能不瞭解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想法。毛澤東是一個澈澈底底的帝國主義者，張戎引用毛澤東的話說：「我認為，這個世界是能夠統一的。」又說：「再過五年，我們的國家就有條件了。」毛要征服世界，既然認為「這個世界需要統一」，台灣當然不在話下，是在掠奪的範圍。 今年五月，由三十五人組成的日本．讀賣新聞中國取材團出版了一本新書「澎脹中國」，該書記載：中國海軍的創設是在一九五○年四月，即毛澤東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宣言的半年後，當時，甚至今日中國海軍最大的任務不變，即「解放台灣」。中國步步為營，六十年來積蓄能量就是為了掠奪台灣。問題是兩千三百萬人中有許多「阿斗」，想當「安樂公」。以一般來說，國際上強國突然發動侵略，引起國際社會失去「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就會引起劇烈反彈，但對於一個國家長期擴充軍事力，蓄勢待發而不是即時發動戰爭，常會掩人耳目，或因國際上的姑息主義使侵略者瞞天過海。但一旦發動侵略戰爭，國際上即使援助，常緩不濟急：台灣目前就是處在這樣的「轉變期」，但國內政客卻熱衷權力鬥爭，不關心整軍經武，軍購廢弛。古時秦國的商鞅變法，使秦人「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日前我們的情形竟然是「勇於私鬥而怯於公戰」，每一個政客從政都在向中國獻媚，迷失方向。 中國發展核武、導彈 美國曾助紂為虐 張戎的書指出毛澤東的野心在發展核武的飛彈。毛不惜一切代價，也不顧核武試驗失敗會殃及中國人民，一九六六年十月在中國本土進行攜帶核彈頭的導彈試驗；一九六七年六月試爆氫彈成功；一九八○年發射洲際導彈成功。 中國的成功背後有季辛吉的助紂為虐，一九七六年李辛吉告訴毛的使節黃鎮，已經商量好由英國提供軍用航空引擎，張戎描述說，「這項決定解決了中國軍用飛機的『心臟病』問題」。不僅如比，導彈工業也是由勞斯萊斯公司提供，季某還「暗地裡鼓勵英國、法國把嚴格禁運的核反應堆技術賣給中國。」加上嗣後三十多年的軍備發展，中國的核武投射能力已經具備，正威脅著台灣、亞洲，甚至美國及全世界的安全。 台灣在防衛上的疏漏 台灣的國家安全，具體而言，並不受世界列強(國家)之威脅，唯有中國的侵略。尤其是中國核武搭配飛彈的能力增強，一旦有事，美國等國家能否馳援，實是堪虞。 回溯一九九五、九六年的「台海危機」，中國向台灣周邊發射飛彈，用意不止是以演習做為威脅，中國仍伺機侵略，逼得美國派遣兩艘航空母艦艦隊馳援。中國的計畫不得逞，事後更積極發展潛艦、核武與洲際飛彈，目前確實已威脅到美國本土與航空母艦戰鬥群。 美、日之間有同盟，目前日本輿論界擔心日本或台灣一旦「有事」，在核武威脅下美國是否會馳援，尤其是台灣受到攻擊，在第一時間若有「猶豫」後果不堪設想。 日本是沒有核武的國家，過去是依靠美國的「核傘下」，九月二十六日安倍晉三的內閣成立，輿論預先期待安倍能發揮領導(leadership)，不因核武威脅而畏怯。京都大學的中西輝政教授指出，中國在福建省與浙江省每年增加一百枚以上的中距離彈道飛彈，目前已達八百枚以上的配備。一旦中國侵台，美軍從日本的沖繩基地馳援，中國若以短中距離飛彈如雨淋攻擊基地，應考慮各種因應對策云云。(參考二○○六年十月的Voice)當然，台灣也應有自己的構想。 台灣的民間，甚至各政黨與政府都欠缺危機意識，也從不針對國家安全與民防的問題討論；對中國問題僅以狹隘眼光討論如何開放三通與經濟，商人的利得優先而忽略國家前途。 台灣必須加強潛艦實力 對於中國的侵略，筆者擬提出兩項政策加以討論，一是加強潛艦的實力，其次是如強防空措施。首先談到前者。 在中國入侵時，台灣希望美國的航空母艦戰鬥群的支援；但美國在美日安保同盟之下需要日本的合作。日本必須加強飛彈防衛體制之外，比美國還要提早出動掃雷艇及潛艦以保護航空母艦戰鬥群。 中國的政策為了對付「航母」以及美國的支援台灣，積極增加潛艦數量，根據岡崎研究所所長岡崎久彥的說法，中國潛艦的數量預計要達到美國的三至五倍的目標。(參考上引Voice)目前中國的潛艦有七十艘，其中六艘是核子動力潛艦；日本潛艦計十六艘(見二○○六年九月六日的Sapio)；台灣只有四艘(參考日本防衛廳編『日本的防衛』，二○○六年八月一日出版。) 台灣四周環海，有太平洋、東海、台灣海峽、南海及巴士海峽，尤其後兩者關係台灣的生命線(石油航運)，而巴士海峽是容易潛伏而難纏的海域，台灣本身要防衛以及因應「航母」的馳援必須大量增加潛艦以應急需。據專家說法，通常潛艦的三分之一在執勤，維修與訓練也各佔三分之一，有謂目前台灣需要增加三十艘，恐還不夠，如何要與中國預計增加的潛艦數目取得平衡，應重新評估該有的數目。 加強空防，刻不容緩 其次，關於空防問題。中國的急速軍備，十八年來軍事預算以兩位數增加，台灣的防空能力和制空權、加上美國的兩個航母機動部隊，能夠維持優勢到什麼時候，據岡崎久彥的說法已經成為嚴重的問題。 回想「反共抗俄」時代，中國難於取得制空權，台灣沒有空襲之虞，如今與飛彈對峙，防空設備廢弛，過去曾一時在學校挖防空洞也是徒具形式，未能為用，反觀日治時代，小學一年級學生都已知道如何穿防空衣、做好躲防動作，而戰後教有一無所有，這都是親身經歷的事情。 政府機構的防範措施也極重要，美國「九一一」恐怖事件後，對於防禦工程也有新的看法。然以中國來說，北京自取得政權後一直為對抗美國的核武，早已具備防禦設施，這是應該警覺的。 結語:「國民保護法」的借鑑 綜合以上論述，無疑地指出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即走向帝國主義，不但要侵吞台灣，更有「統一世界」的幻想。中國人的本位主義(Sinocentric)常活在自己的價值觀裡，而且以其價值觀要支配別人，我們不幸有此惡鄰。但以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為對抗「大陸國家」的擴張主義，應有自己的戰略觀，即海洋國家與海洋國家聯合，共同對抗侵略。 但不幸的，不僅是要面對中國的侵略，也要面對美國霸權國家的干預，致使在目前的憲法架構下未能成為國際法上所稱的「主權獨立國家」，一方面與中國的糾葛未能排除，一方面未能在國家群成立的「國際社會」、以「正常國家」的身分參與。在美國阻擋台灣成為普遍國家，使台灣要運用外交以達成「國家安全保障」，幾乎不可能；但美國的布希政府固執己見，將使台灣的防衛日愈困難。也就是說，國防與外交的雙翼，台灣已失去一翼(外交)在飛翔。 美國以其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維持與台灣的關係，但美國的亞洲政策十年一變，親中路線的抬頭不是不可能，而目前已有徵候。布希政府抑制台灣從憲政上改變而成為獨立國家，但布希政府無法保證下一任美國的總統是出於共和黨，即使是出於共和黨也無法保證政策上能「蕭規曹隨」，這是台灣朝野應該思考的問題，不要只勇於內部鬥爭，誤了國家前途。 又以上所提潛艦與空防措施是關係到國家與社會安全。有關後者，日本政府早在多年前不厭其詳的朝野共議，並聽取專家與專門機構的意見，在二○○四年公布「國民保護法」，並立即付諸實施。同年又由該國的總務省、國際室長礒崎陽輔撰成「國民保護法的讀法」供各方參考，台灣的各級政府與國會應該有這樣的「問題意識」知道自己責任所在，並勇於負起應有的責任。

發起社團: 台灣母語教師協會、搶救白話文聯盟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於9月29日正式通過「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簡稱台羅)，我們在此予以表示肯定和支持。至於近日來「通用拼音」支持人士於媒體上發表攻擊性、似是而非的言論，我們也在此予以嚴正駁斥並聲明如下： 第一， 我們支持教育部多年來試圖整合台語音標以建立台語教學基礎的用心。在教育部用心良苦的整合下，傳統教羅與TLPA均已放棄成見而逐漸形成「台羅」方案。相形之下，主張使用通用拼音的人士卻自始至終一意孤行、堅持不協商整合。如此獨尊通用的野蠻做法，不僅將妨礙台灣母語教育的推行，更將成為台灣歷史的罪人！ 第二， 所謂 “第一線母語教師均使用通用拼音” 並非事實。參與連署的社團譬如台灣母語教師協會、台灣羅馬字協會等會員及各大學台語專業學系學生，若不是使用「傳統教羅」(白話字)就是「TLPA」，並非如通用所宣稱均使用通用音標！ 第三， 台語與華語通用拼音本身就不一致，如何通用？通用拼音常誤導民眾說只要一套通用就可以拼全台灣的語言。事實上，通用拼音的符號與語音的選用就不一致。譬如同樣一個e符號，在華語裡讀成ㄜ，但在台語裡卻讀成ㄝ。又，即使同一套台語通用裡頭，p有時讀成ㄆ (譬如pa)、有時讀成ㄅ(譬如ap)，如此將造成學生學習上的困擾。 第四， 通用拼音聯合漢語拼音打擊台灣語言！華語通用拼音乃根據中國漢語拼音修改而成，因此通用和漢語拼音的相似度達85%。客語及台語通用的由來乃是在華語通用的架構下將剩餘的符號丟給本土語言使用。由於這些殘缺的符號無法有系統地表現台語原有的清、濁、送氣等語音特色，因此將增加學生學習上的困難。 第五， 通用拼音只通中國，不通國際！通用拼音支持者經常宣稱和英語發音較相近，事實卻不然。譬如，在台語通用裡，「賊」拼成cat，試問英語的cat (貓)是讀成「賊」嗎？事實上，台羅拼音系統源自早期傳教士的設計。那些傳教士均是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士，難道他們會笨到設計出一套與英語衝突的音素文字嗎？ 第六，台羅不僅通全台，更通全世界！通用拼音使用者批評台羅僅能拼寫台語乃無知的表現。事實上，不論教羅、TLPA或整合後的台羅，均可以用來書寫原住民語、客語及台語。不僅如此，台羅系統和當今全世界均在使用的國際音標(IPA)相似度達九成上。相形之下，通用拼音卻是和國際音標背道而馳！使用台羅系統不僅可以確立台灣主體性，還可以和國際相通、預留學生學習正確的外語發音，何樂而不為？

何康美 《鄉訊》於1971年8月創刊於比利時，同年的十一月成為全歐台灣同鄉會的月刊。一直到1983年第136期後，每年僅發行一次，於1995年11月完全停刊。在這二十四年間《鄉訊》發揮了聯繫散居各地同鄉的心聲，連絡彼此的感情。除了在異鄉充實自己外，並各盡己力貢獻故鄉。停刊十一年後的今天，又由比利時的新生代留學生正準備復刊《鄉訊》，他們的熱情令人激動，更引發了無限的美好回憶。借此機會整理《鄉訊》及其相關資料做一記錄。 60年代開始由台灣來歐洲的留學生漸漸增加，尤其在法、比、德、奧等各國的名大學有20~30名台灣留學生。當時最重要的歷史事件，莫過於1968年在法國的「5月革命」，這個影響最大的學運，衝擊著世界各地(台灣除外)。當時要求政治、社會改革之聲處處皆是。當時身在比利時魯汶大學的我們，也匯集志同道合的同學們，討論故鄉的種種問題。不過即使在國外民主的環境中，校園裡還是遍佈著國民黨可怕的職業學生 。因此，我們的聚會幾乎都以較秘密的方式進行。為了避免防不甚防的「小報告」，而且也希望更多台灣同學的參與：關心故鄉、關心台灣的處境。因此於1970年10月創辦了「魯汶中國同學會經濟研討會」，學術氣氛盛況一時，筆者在此感謝童志諴公使對我們的支持，以政府官員的身份，力主台灣改革的必要性。在1971年3月出版了一本討論會文集結束此會之後，比利時的同學們，接著就公開組織同鄉會並籌辦《鄉訊》的創刊了。 一、鄉訊的創刊 首先，1971年4月24日成立了「比利時台灣同鄉互助會」，為全歐第一個台灣同鄉會，並於1971年8月創刊了《鄉訊》(Courrier des Formosans )月刊。我們開始熱情地收集世界各地同鄉的地址，免費寄送大家所撰寫的文稿，並得到的熱烈回應，更鼓舞了大家的工作士氣。當時影印價格高昂，又沒有中文打字機，更談不上電腦的使用，只好以成本最低的刻鋼版方式，買了一台印刷機。出刊的日子，大家分工合作刻鋼版、油印、貼郵票寄送，工作氣氛有如開同樂會。當時比較活耀的人包括盧修一、吳榮義、施光、陳秉璋、洪育銘以及本人。《鄉訊》初期的資金，完全靠大家打工的收入及善心人士的小額捐款。 70年代初在歐洲台灣的資訊來源缺乏，我們的資訊主要靠書信的往來、免費的中央日報以及外文報刊。《鄉訊》的內容主要以專欄新聞報導與分析、介紹歐洲各地的制度、台灣的鄉土文物，尤以「鄉友動態」部分，更是無形拉近了歐洲各地同鄉間的距離。 在「比利時同鄉會」成立及《鄉訊》創辦後，在1971年間陸續成立了法、奧、瑞、德各區的同鄉會。由於各國同鄉會的串連，於1971年10月3日在法蘭克福近郊的Kronberg，正式成立「全歐台灣同鄉聯合會」及「全德台灣同鄉會」，參加人數共176名。其中：比利時17名、瑞士7名、法國6名、奧地利5名、意大利1名，其餘則為德國同鄉。第一屆全歐理事會理事長兼秘書長：吳修團(德國)、內務：施光(比利時)、外交：陳嘉哲(法國)、財務：楊飛龍(瑞士)、學術：吳尊和(奧地利)。《鄉訊》由第四期1971年11月起，改由「歐洲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發行，但仍然由比利時編發。1972年第十六期由德國陳建福同鄉接手發行，法國編輯並改成影印小冊子。1973年4月每期發行700份，開始收費平寄11美金一年，航空20美金一年。編輯發行的工作由各地同鄉會輪流執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奧國的胡炳三同鄉全家於1976年3月開始擔負起郵寄的工作未曾中斷，一直到1983年9月精神可嘉。 1977年2月第67期開始使用打字出刊，但由於還不熟悉運作，仍然以手抄及打字並用。1973年起《鄉訊》及同鄉會的運作自此已穩定成熟，與世界各地的同鄉接軌了。 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後文章增多而且更政治化，並由「歐台會」積極地摧生了「世台會」。來自全歐、日本、美國、加拿大等世界各地的同鄉於1974年六月匯聚一堂，熱烈討論故鄉的前途，更凝聚了為台灣的民主運動打拼的決心，大會充滿了熱情、溫馨、士氣十分高昂。唯一的遺憾、更是令人傷感的是：最努力籌備的吳修團同鄉，因癌疾於1973年9月於世台會籌備期間逝世。 《鄉訊》為同鄉會的靈魂，同鄉們可發言吐心聲，並獲得信息，增加對台灣的關懷。因為1975年代表台灣民主化聲音的《台灣政論》遭停刊 ，加上1976白雅燦被判無期徒刑的事件 ，同年的5月《鄉訊》第58期發動了對政府採取「三不運動」：1.不再相信蔣經國所說的話。2.不再參加任何由國民黨主辦或資助的活動。3.不再理睬國民黨的官員及其工作的人。 經過這些事件，1976年開始在台灣的民主運動也開始公開化了，除了白雅燦事件外，尚有郭雨新事件 、楊金海、顏明聖被捕 ，謝東閔被炸等政治事件，日日增加。,從此《鄉訊》登載台灣的消息大幅增加，也成了台灣紀事錄了。1983年9月第136期中止了刊行，1987年至1990年每年的全歐會出刊一號，之後又停刊一直到1994年10月由德國北區再出刊了1995年10月號及11月號，就完全停刊了。 二、同鄉會與鄉訊 同鄉會與《鄉訊》息息相關，60年代的留學生大部份都必須經過留學考試，取得獎學金者，是台灣的菁英，年紀以在三十歲以下居多數。當時的台灣整體經濟尚處於「未開發國家」，留學生除了領獎學金外，還必須打工賺外快，甚至寄錢回家補濟家庭或還清出國費用等等。 台灣的留學生從一個戒嚴，白色恐怖又封閉的台灣，來到一個完全自由的國家，受到無以倫比的衝擊。同鄉會的成立反應了大家心聲，共同的命運感，共同的需要，出錢出力在海外建立一個溫暖的大家庭。目標在於加強同鄉間團結自保，促進鄉誼，為同鄉解決困難、謀求福利。 自從台灣不再具有「中國代表權」，被驅逐出聯合國之後 ，國民黨政府在外交節節敗退 ，無暇為鄉親服務，國民黨政府與僑民之間的距離相去日遠，同鄉會的成立其實無形中分擔了政府護僑保民之責；在故鄉危急存亡之秋，消除鄉友們自掃門前雪的冷漠感、激發鄉友們對故鄉國事之參與討論，進而以行動表現對台灣前途的關切與愛護之決心。 國民黨政府對各地台灣同鄉會的正當態度應該是感激、鼓勵、贊助或支援，但事實上，卻是只有嚴重打壓，滲透同鄉會及利用學生，以各種打「小報告」的方式恐嚇同鄉。因此更激發了大家對國民黨政府的反感。同鄉們這時更加團結，自動自發，不靠任何團體的補助、不受大使館的利誘、反抗一些鬼鬼祟祟的威脅，並以光明磊落地活動。《鄉訊》是同鄉們的共同園地，以容納各種不同相對的真理思想，為最明確的立場，已因此部份的積極鄉親被「特別關注」或列入「黑名單」。 70年代及80年初同鄉們的精神：樸實、誠懇、無私、正義、愛心、熱情、積極、團結、責任感、使命感、榮譽感，以任何一句形容詞來說明，決非言過其實。會長及幹事雖全經過選舉產生，但以輪流的制度，沒有惡性競爭的局面；鄉務完全是義務的。每年一次的全歐大會，分別在各國輪流主辦，但以在德國的次數最多，因為德國是鄉親最眾多的地方。每年為期三天二夜的聚會都利用最廉價的青年會館，住宿在八人一間上下舖，可想像夜間的鼾聲大起，此起彼落的「交響樂」，但大家仍然在隔天精神奕奕的參與大會。《鄉訊》所擔任的任務，除了報導大會的實況，並公佈大會及各地分會詳細的收支帳目，可看出當時大家對公共事務執行的負責精神。 留學生的變遷甚多，學成歸國或遷移他國， 因為在歐洲就職機會少，長期居留者不多；即使留在歐洲的人，大都以自行開業為主。1975年成立了「意大利台灣人招待所」免費招待「願身為台灣人的真正台灣人」。(筆者曾與葉菊蘭及魏耀乾二家人接受陳主加一家人的熱情招待)；同時，在奧國一群成業的鄉親成立了「奧地利台灣人基金會」， 不論是獎勵學術活動，還是積極從事台灣民主運動等，它們慷慨地支助同鄉的需要，實在令人感佩。 80年代以後來歐洲的留學生增多，台灣已進入「錢多淹腳目」的時代，一般的學生生活較為富裕，氣氛有重大的改變，尤其對公共事務的冷漠。同鄉會的運作遭遇種種困境，尤以世代的代溝為最。魯汶的學生幾乎沒人參加同鄉會，加上其他因素，比利時同鄉會也因而停頓一時。其他地區也有同樣狀況。最令人興奮的是於1994年4月27日「留法台灣同學會」的成立，創會會員20多名(鄭麗君即為其中一人)，會刊《台灣賦格》並活躍一時。隨著大部份成員的回國等，此刊物也因而曇花一現地結束了。但是值得一書的是，1995年元月第一次成立「英國台灣僑民協會」，為歐台會添加了生力軍。 《鄉訊》1995年3月號登載德國林本添同鄉的文章〈論名正言順成立台灣協會之必要〉引起共鳴。1996年開始正式使用「全歐台灣協會聯合會」簡稱「歐台會」，名國只於台協會加上當地國國名。雖然遊說歐洲以外的國家改用同名，但沒成功。不過「歐台會」仍以此新名稱參加「世台會」，一直使用到現在。《鄉訊》雖然在1994年10月號已進入現代化的電腦作業運行，但很遺憾地，卻在1995年11月號完全停刊了！從此也失去了同鄉們的論壇天地，也因此失去與各地鄉友的動態消息。 《鄉訊》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時代在改變、同鄉會的成員結構也變了，加上當時旅歐各地關於台灣資訊來源的獲得，已經可以由台灣的各種黨外雜誌、美國的《公論報》、《太平洋時報》及《美麗島》的復刊。大大地影響《鄉訊》內容的「新鮮」感以及時限等問題。 E世代的今天，大部分學生物質生活較富裕，具有手機電腦，加上訊息取得便利，有更好結合在一起的工具，在《鄉訊》復刊的前夕，深深期待這一群具有理想、熱誠的青年學子，發揮各自所長。我們以真誠、感激的心情，祝福全體有心人士抱著堅忍、不屈不饒的精神，實踐新時代的願景。

張學謙◎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民進黨政府自稱是本土政權，又號稱是人權立國，不過，對於族群語言權利的維護卻漫不經心，令人失望。據報載，九月七日行政院長蘇貞昌在行政院會表示反對以公權力推動語言，也不贊成語言獎賞制度的建立，看來『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制定大概遙遙無期，陳總統的競選支票又要跳票了。 蘇院長顯然不了解現代語言人權的發展，忽略了政府在語言復興的過程當中，可以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人口、政經勢力和制度性的支持是影響族群語言的延續力的三大因素。弱勢族群人口單薄，缺乏政經勢力，只能依靠政府提供的制度性支持，進行語言復興的工作。 政府能提供的制度性支持最重要的是語言權利的保障和獎賞制度的建立。這些都是『國家語言發展法』應當處理的事項。蘇院長認為推動語言不須公權力，就表明了民進黨政府不打算積極的促進語言權利、維護本土語言生存。 語言權利和語言保存息息相關。這也是為什麼面對母語流失，先進國家常透過賦予弱勢族群語言權利以確保族群語言活力。弱勢語言缺乏強勢族群語言所享有的語言權利，無法在公共場合使用，造成族群語言活力不足，弱勢族群常被迫放棄母語，轉向強勢語言。語言的流失或死亡實在是語言不公平的結果。要是無法保障弱勢族群的語言人權，使之得到公平的對待，弱勢語言終將滅亡。 加分優待等語言獎賞制度也有其必要性。缺乏實用價值常常是弱勢語言流失的主因。一個語言要是欠缺尊嚴、財富和法律權力，常會讓人瞧不起，其語言使用者一有機會就會放棄母語，轉用能帶來實質利益的強勢語言。換句話說，要促進母語保存就得提供能提升語言工具性價值的語言獎賞系統。母語需要成為個人的資源，才能促進母語保存。原委會前主委尤哈尼曾主張要「以功利的箭復興母語」就是這個道理。建立語言獎賞制度，讓母語學習成為學生的資源，可以促進語言保存，也可以糾正母語沒有用的偏見。

鄭欽仁◎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日．中問題一籮筐 北京政權與日本的糾紛不斷，有教科書問題，歷史認識問題，日本對中援助問題（ODA）、釣魚台領土問題以及靖國神社問題。中國強迫日本政要（特別是首相）不得參拜祠有A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但神社之參拜與日本傳統的信仰以及與皇室有密切不可分割的關係。外交家常引用一個詞彙守faux pas（法文），意思是走錯一步，整個脫線，目前的中國即是如此；但其霸權心態，用自己的觀點支配別人，鬥爭別人的習性難改，但其鬥爭的行為確實達到某種效果，使日本國內「懼中派」、「中國派」想以妥協的手段求饒，使日本國內的輿情分裂為二，中國也自以為得逞。可是日本國民對中國反感者日增，中國擔心日本停止經濟援助（ODA）。 台灣與中國不同；對過去發生的不幸事件常常是事過境遷，也就不再計較，故對蔣家的暴政與其家族的胡作非為也不太計較，這一點與中國擴大渲染中日戰爭的情形大為不同。話說回來，台灣與東京的距離很短，雖然只有三小時的飛程，但對不同文化的特徵也應該有所瞭解，以增進彼此的關係。 日本對戰歿者的態度與奉祀中國兵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國際上開創未曾有的新例，審判戰敗者的戰犯，日本的東條英機等被列為「A級戰犯」處以絞首刑。有些國家的媒體誤以為死者埋在「靖國神社」；但神社是不埋葬死者的。 A級戰犯的七名骨灰並沒有交給遺族，聯軍（GHQ）在火葬場未儘拿走而僅存的一壼份骨灰，由一位律師祕密拿出來，現在葬在熱海伊豆山的「興亞觀音」園內的「七士之碑」之下，這慰靈碑是吉田茂寫的。 興亞觀音不只祭祀日本的將兵；由於松井石根大將的緣故，「七七事變」戰鬥死亡的中國人也奉祀在那裡。 另外，在大阪有重願寺，其中有供養塔，供奉因太平洋戰爭與日本爭戰而死亡的澳洲、英國將兵，每年有一次的法會。 以上的情形關係到日本人的宗教觀。上智大學名譽教授渡部昇一認為，日本對於為戰爭而死，不論是敵我，反正都是死了，所以不論敵我的將兵都加以祭祀。日本外務大臣麻生太郎認為對死者的感覺「皆佛樣」；從來也不會挖人墳墓、曝其屍。我們讀中國史，幾千年來常有曝其屍之類的事發生；就說二二八事件罷：無故被槍決的人，竟放幾天不容收屍，讓其暴露，風吹雨打。 古文明中有神話信仰，但後來因各種世界性的宗教興起而中斷，但日本的皇室與古代神話結合在一起，這是日本特有的神道，故神道的神社奉祀皇室關係者，也祭祀對國家有功者。神道有祖先崇拜，祖先即是神。當然，神道之外佛教對日本的影響甚深，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什麼是「A級戰犯」 第二次大戰日本投降，國際上成立「遠東國際軍事裁判」，一般稱作「東京裁判」，審判戰犯。為了裁判必須制定「規則書」（the rule book），該規則書即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制定的『遠東國際軍事裁判所條例』，條例第五條規定戰爭犯罪種類，法律條約必須諸條列舉，以英文之慣例，依A、B、C等字母為表記順序：A是「對和平之罪」，B是「通常的戰爭犯罪」，C是「對人道之罪」。 但是世間多誤解，以為A級最惡，B、C等而次之，而且這種印象已普遍化，成為中國不時揭日本瘡疤，棒打日本的藉口。 如果論及那一級的罪狀最可惡，應該是C級。納粹德國的戰爭犯罪最被嚴厲彈劾的是對猶太人、吉普賽人的非人道行為，以及以人種的理由之迫害行為，故東京裁判被列為C級戰爭罪犯。 有佐藤優（Sato Masaru）者，曾經著有「日美開戰的真實－解讀大川周明著『美英東亞侵略史』」一書（小學館出版），他在一篇文章裡認為東京裁判是「勝者的制裁」，只不過是藉裁判形式行報仇之實而已。 他又認為這是對戰敗國的指導都要求其負政治責任；戰爭爆發當時，國際法並沒有明記「對和平之罪」要受制裁的規定。故A級戰犯被追究的，歸根就底只是政治責任。 毛．鄧．江．胡與靖國神社 中國政府批判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參拜有「合祀」A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但這些「A級戰犯」沒有一個人被列為C級，也就是沒有被列為「對人道之罪」的罪犯。 諷刺的是許多國家領導人是劊子手，卻崇祀於忠烈祠。蔣介石、蔣經國的二二八事件的屠殺案與白色恐怖，應被列為C級。 北京的紅色中國王朝，自毛澤東到胡錦濤的赤色恐怖，都應被列入戰犯。毛澤東參加韓戰是A級、金門砲戰是B級、屠殺中國人列為C級；鄧小平侵越是A級、對台武嚇是B級、天安門事件是C級；江澤民對台與天安門事件是B、C級；胡錦濤擴充武備、以飛戰瞄準台灣是屬於戰爭的B級。但在西藏的屠殺屬於C級。 台灣受中國的武力威脅，但看聯合國的『人權宣言』與A公約、B公約只是一張無用的廢紙，聯合國的秘書長安南祇不過是一位貪饞污吏，對八百枚飛戰對準台灣的侵略行為不曾置一詞。聯合國成為中國侵略者的舞台，台灣人應該有所警惕。 曰本人的不滿 最後附帶在此一提的是日本人對東京裁判的不滿與國際正義問題。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原子彈投下廣島，九日投下長崎。但蘇聯在八月八日對日宣戰，當時日蘇訂有中立條約，蘇聯竟然背信對日宣戰。但在東京裁判時，蘇聯是「原告」。 佐藤優不滿的說：英、美明知日、蘇之間訂有條約，竟然「教唆」蘇聯對日戰爭，所以英、美、蘇應是共犯。蘇聯應該屬於A級的「對和平之罪」而坐在被告席上，同時英、美也應該同列。 結語 從以上所論，無非告訴我們，歷史知道太少是可怕的，對於是非的辨明在無知之下容易被誤導；台灣人不應該隨著中國人為靖國神社問題起舞。 台灣人在喪失本土意識與主體意識的現階段，敵人以錙銖之利作為利誘，在台灣國內塑造買辦的剝削「新階級」，台灣人的「新三腳仔」開始出現，對內部顛覆，戰爭的悲劇似乎難於避免，台灣人除了自清與武備之外還有什麼可選擇的？

宗像隆幸 著 侯榮邦 翻譯 採訪註解：去年(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黃昭堂)與由我任幹事的亞洲安保論壇在台北市共同主辦以「美國的軍事改革與亞洲安保體制」為主題之國際演講會。在此集會李登輝前台灣總統也以一聽眾身份出席，並發表其意見。藉此機會我懇求李先生惠賜採訪機會時，輕鬆地接受說「好啊」，所以我將自己的想法與想要請教李先生的問題以書面交給他。 今年二月六日李登輝先生答應與我會面，所以我與家內一起全程訪台，黃昭堂先生也撥空同行，到淡水的綜合研究院訪問。我們被安排在客廳稍候片刻李先生就前來招呼並引導我們到隔壁的資料室。李先生從排著許\多厚厚的書類中抽出一冊。說「這是總統時代秘書所紀錄的我的日誌」，而翻開讓我看。那不僅是日誌，剪下來的有關新聞記事等也合在一起。拿此日誌給我看的理由，之後在傾聽李先生的話之間獲得理解。回到客廳，隨即開始採肪。 李登輝：今天採訪的目的是什麼。 宗像：這數年來我所寫有關台灣問題的文章想整理成一本書，若能夠加上先生的採訪記事是最好不過的。 李：(李先生拿著我之前交給他的文書)你寫的東西我已看過了，用這個做基礎來談好了。但是，我做了什麼你幾乎沒有寫。 宗像：那是我想由先生來說明比較好。 李：為什麼我說這些話，理由是民進黨雖然取得政權，卻不知道如何營造政治。不知道的理由是沒有學習過去施政過程與經驗。所以不知道何種做法始得實現台灣的種種政策。有時急於做此事卻僅列口號，當然不會有結果。 最近，說出廢止國家統一委員會與國家統一綱領(註．一九九一年二月通過。台灣與中國在對等的立場上，基於民主．自由．均富的原則而統一，可說只是非現實性的前提的綱領。對此中國批判這是中國的「和平演變」＝以和平的手段顛覆中國共產黨政權為目的)。要廢止可以。問題在之前沒有十分理解統一委員會成立的經緯。總統突然說出那樣的事，所以什麼都不知情的人們喊贊成或反對而鬧翻。這就是現在的狀態。 宗像：應該事前認清問題的本質。充分準備後提議才對。 李：對，為什麼那個時期必須設立國家統一委員會。為促成台灣民主化，無論如何須要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雖然我身為總統，萬年國代仍然支配著國會的情形下，不可能民主化(註．中華民國憲法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施行，但是國民黨政權以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內戰激烈為理由，翌年五月將此臨時條款公佈實施。由於該臨時條款的施行中華民國憲法實質上被凍結。內戰敗後，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逃亡到台灣後，在中國選出的國代未曾改選，被稱為萬年國代，他們只有服從蔣介石、蔣經國的命令制定法律，繼續施行專制獨裁政治)。 然而國民黨內部為確保既得權益，認為中國共產黨叛亂份子支配中國大陸期限內是內戰的延續，所以到中國統一為止，不能放棄國是的「反攻大陸」政策之意見為主流。因為如此，為了廢止臨時條款終結內戰，須要具備名分以明示並非放棄統一的目標。故一九九一年四月底廢止臨時條款，始得於同年四月底令萬年國代辭職，舉行國會全面改選。 台灣的民主化，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但是民主化，民主化僅止於口號現實的民主化並沒有進展。 「二月革命」 李：你有寫這樣的東西，(拿著我給他的書面)讓我念一下。「真失禮，我們稱李總統為傀儡總統。但是，因為台灣的人們熱烈支持李總統，所以一九九○年的總統改選，國民黨不得不再推舉李總統」。 那樣說似乎很簡單，但是，現實上不是那麼容易。其間國民黨內部有所謂「二月政變」的陰謀等，種種事態。一九八八年一月，蔣經國逝世，由副總統的我繼任，實在是傀儡總統。我不具任何權力。連自己坐的椅子也不能好好地坐。首先需要知道我處於這樣的狀態。像那樣的狀況中，若不知道我做了什麼就不能理解現實的情形。經過種種努力，自己需要亦趨亦步，穩定自己的地位。蔣經國去世以後，國民黨的元老們掌握政治實權。要如何與他們共事，如何對應軍隊或情報機關，警察。當然可能的範圍內也須要回應一般國民的期待。從繼承蔣經國到一九九○年三月被選為總統為止的二年二個月的時間，完全花費在這些工作上。 從蔣經國去世到舉行葬式為止，我每早八時赴安置他遺體的面前行禮拜。蔣經國去世後，由不具任何實力的我繼承，所以今後將如何演變非常不安。為使大家安心，我很想明白表示自己將確實繼承蔣經國路線，所以要大家安心。(註．一九七五年，蔣介石總統去世由嚴家淦副總統繼位，當時實權已由蔣經國完全掌握，所以不會發生混亂。蔣經國去世時，權力分散於國民黨的實力者，所以預料將發生混亂)。為避免發生混亂不得不與國民黨元老與實力者協調運營政治，如何去接近軍隊也是一大問題。 宗像：為掌握軍隊，一定很辛苦吧。 李：為掌握軍隊，需要想盡方法使掌握軍隊的人離開其職位。當時，郝伯村已任參謀總長八年，他對軍隊的權力達於頂峰。普通，參謀總長任期為二年，各一年延長二回則四年是最長的，因此想任命他為國防部長(國防省)。然而郝伯村去拜託宋美齡(蔣介石夫人)，想繼續留任參謀總長。我與家內被召喚。宋美齡為基督徒，最初說些有關教徒關係的話。然後說她有些像片、信件，電報等重要東西留在總統府，要還給她。最後，她說要郝伯村從參謀總長調任他職不大好，因此我只好給她說明。即，參謀總長幹了八年已違反制度，參謀總長以下，因為無法升級，故優秀的軍人不得不相繼退休。這使國家很大的損失，台灣海峽若發生戰爭，一個人無法對應，為使眾多優秀的人材能夠協力對應，需要調任郝伯村。結果宋美齡說「Please please listen to me」因此我說請把她所說的話寫成信件，她真的寫成信件給我。很可惜的是我要退休時，我的主任秘書將這信件燒掉了。不只這信件，我放在金庫的東西全部都燒掉了。金庫內有種種重要的東西。例如，與大陸的密使關係，雖然不是我命令去的密使，但是他們與大陸那邊的人對話的錄音與他們所寫的記錄也放在裡面，這些東西也全部被燒掉。 宗像：這是誰命令去做的。 李：主任秘書未得允許做的，實在亂來，這樣的情形在中國的政治上是常有的事。因此主任秘書以下全部換了新人，而且宋美齡的那封信件也消失了。 宗像：是否宋美齡命令去做的。 李：那我就不知道了。憑宋美齡的信件，我任命郝伯村為國防部長而換了參謀總長。國防部長沒有軍隊指揮權，但是能夠編列預算。所以僅止於國防部長還不能剝奪他在軍隊內的勢力。因此晉升他為行政院長(註．軍人首相遭受強烈反對，抗議示威等相繼而來)。給郝伯村做了兩年半的行政院長，待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立法院全面改選後，令他下台。那個時候，郝伯村來到我處說，為什麼要他辭去行政院長。我向他說明，立法委員由新人擔任，所以行政院長也應該由年青優秀的人來擔任。可是他不斷表示不滿，所以我忍不住大聲怒罵。家內以我為倆在吵架。 宗像：郝伯村任國防部長期間，在自宅召集軍中幹部秘密地在策劃什麼曾經成了問題。 李：那叫做「二月政變」，李煥(註：在黨組織內具有實績的國民黨實力者)為行政院長，郝伯村為國防部長的時期。在臨時中央委員會(一九九○年二月十一日)，要決定總統候選人時，企圖變更總統候選人。 宗像：國民黨的中央常任委員會已決定推舉李總統為總統候選人，可是他們企圖以軍隊與黨組織的力量為後盾，在中央委員會中變更總統候選人嗎。 李：對。郝伯村以軍隊的力量為背景，或許\自己想要當總統。我會說這種話是當了總統以後，取得政權後就認為什麼都能夠做的話，那才犯了大錯呢。民進黨就是沒有學習這種東西。 我知道那陰謀是中央委員會的前日。若事前不知道的話，或許\會被搞掉。這是高雄市國民黨部的鄭先生告訴我的。因此才在那天晚上研定對策。會議預定翌日早上九時在陽明山的中山樓舉行，所以我命幾個人從七時起在大門入口待機。我大概知道誰是反對者，那些人到達時，由待機者告訴他們說「主席叫你去，有話要說」。那些人一來，我就直接了當地說「總統候選人你要投票給我，副總統候選人我會決定」。這樣一來這些反對者無不露出「啊！破局了」的表情。雖破局並非全部變更，不過事實上有許\多人依照我的指示而變更。故我順利被推舉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這就是所謂「二月政變」。我提名李元簇為副總統候選人，他曾任政治大學校長與教育部長，不會強烈主張自己的意見，也沒有政治野心，但是敬業且盡忠職守。 國民黨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雖然決定了，但是國民大會又發生一大波浪。(註．當時，總統、副總統是由國民大會選出，但是七五二人國民代表中大部分在中國選出的萬年代表)。過去的總統選舉，國民黨的候選人一旦決定就等於決定了，但是這個時候有推舉林洋港(註．台灣人有力政治家，一九九六年公民直選的總統選舉時曾經出馬，排列第三位)與蔣緯國(註．蔣介石之子，蔣經國之弟)為總統、副總統等的動作。新聞等媒體因過去常被國民黨的實力者所壓制，所以他們都有好的情報報導，對我只有負面的報導。 宗像：先生有否與國民代表會面。 李：有，我到每個人的家裡訪問，並贈送他們我對於經濟發展與農業政策等的三本著作。這種事情剛才給你看的日誌也有記載。要理解現實的政治，那一候選人如何，這樣只知道結果也沒有用處。所以這種事情也非記載不可。民進黨所以遭受挫折，其原因在於不知道如何營造政治。像現在的情形若繼續下去，國家的政治實在不堪設想。 被逮捕一個禮拜，接受調查 李：我曾對陳水扁大學時代的老師李鴻禧說，政治要做不連續的連續。從一個黨的政權移轉到另一個政黨時雖然不連續，但是，國家的政治具有連續性。要改變政治的重要事項時，除了在連續之中改變下去，以外別無他途。若無視這個做法隨心所欲，則將不利政治的發展。後來我發現他們似乎沒有這樣做。如果發生政權交替，也能夠連續地運營政治，我準備總統選舉前就要全部轉移給民進黨。 宗像：換一個話題好嗎，李先生當總統時，曾經聽過您親信的人說過這樣的話。「李先生若當總統就好像成為海賊船的船長。所以李總統就將海賊個個拋棄海中，以確立總統的權力。 李：怎麼能開這種玩笑呢。很多事情不能隨便說的呀！一九七三年我能夠當政務委員，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即蔣介石自有其想法。一九五六年留學美國回來在寫著作時，只見過蔣介石一次。我雖然不認識李煥與王昇，可是似乎這兩人給我推薦的呢。當時國民黨面臨沒有適當的人才的困境，所以無論如何想找出新人材。 然而事情發生於一九六九年，某日早晨有人到家裡將我帶走。到達地方就是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關在那裡一個禮拜，對我過去做了什麼調查許\多事項。主要被審問兩件事，一為參加共產黨在讀書會期間做些什麼事。參加讀書會是事實，加入共產黨卻非事實。一為美國留學時代做些什麼事。而留美時代則無關緊要，這是從他們口中說出來的。 宗像：讀書會那件事，是戰後不久的事吧。 李：對、對。那是在二、二八事件後，我還是大學生時代。 宗像：當時還是國共合作時代，中國共產黨員為了感化台灣的青年人，頻繁地在大學與高等學校等舉辦讀書會的時代，所以他們以為李先生或許\與共產黨有連繫而調查的吧。 李：可以這麼說。這是中國慣用手法，應該是蔣經國下令做的。若蔣經國起用我的話，各種人也許\會批判李登輝是這種人，曾經做過這種事情。對此，大家會說有關李登輝的事，蔣經國一定詳細調查過，不用擔心。 宗像：那麼李先生被關於警備總司令部一個禮拜是出自善意的吧。 李：李先生邊笑邊說，其實可以這麼說，我被釋放時，姓周的安全局長暴言「像你這種傢伙，除蔣經國之外沒有人敢起用你」。 宗像：李先生曾與台灣獨立運動主要領導者之一的王先生會面一事若洩漏的話，實在令人擔心其後果不堪設想。 李：沒有，我未曾擔心過，接受調查時，也沒有提起那些事情。 我任政務委員時，最熱心推薦我給蔣經國的是王作榮。他的太太是大法官，而他只是大學的老師。他對我說「你要任政府要職，沒有加入國民黨不能參與重要會議」。他代我填寫入黨申請書，我只蓋\上印章就完成入黨手續。這也是中國人常做的一種好意。我加入國民黨，逐漸高昇對他有好處，所以我決定加入國民黨。我被配屬於中央黨部第一黨部。最後王作榮也高昇到監察院長。 當了六年的政務委員，這可以說是我學習政治的時期。我說自己是蔣經國學校的畢業生是指這六年間而言的。蔣經國比誰都重視我，這是感到不可思議的地方。任何事情大概都會跟我說。蔣經國要到金門，馬祖乃至鄉村時，都會帶我一起去，這在不知不覺中成了習慣。蔣經國對做為政治家必須注意的事很詳細地教練我。例如他說「要選擇人時，首先要看那個人的太太，調查其屬於什麼類型，過去做過什麼事的女性」。我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一環。這年春節看過漢武帝的DVD。景帝的太太是很溫順而淑惠的女性，從來不跟人理論。但是景帝死後，兒子武帝繼位，她突然開始發威，甚至為其所欲為。中國這種類型的女性不在少數。官廷的權力者非常腐敗，貪污盛行，且誰都不負責任，皇帝即位後，無不為此沖昏了頭。就是現在的中國政府也是很類似。國民黨政權也是這樣，所以身為總統者的確很傷腦筋。 宗像：現在的國民黨比李先生當主席的時期完全變樣，讓人感覺又倒退到昔日的國民黨。 李：不錯。尤其是連戰的時代，就有這樣的感覺。新主席馬英九大體稍有改變。尤其他認為國民黨非改革不可，但是，舊勢力不斷地扯後退，要改革國民黨非常困艱。 […]

黃昭堂◎台獨聯盟主席 一、 戰爭型態的多樣化 所謂戰爭的世紀20世紀接近終了時美蘇冷戰終結，人人無不期待即將來臨的是和平的21世紀。美國開始摸索「世界新秩序」，不久，在「全球化」云云之中，也出現揶揄的議論，即是否以剩下的唯一超大國的美國來主導世界「美國化」。不管如何，新世紀的來臨，讓人人興奮不已。 但是，新世紀來臨了，在「危機的弧」之威脅持續下，任何人都無法想像的9·11恐怖攻擊使人喪心落膽。吸入二機巨霸的二棟超高層大樓一瞬間熔化而陷落。這個畫面超越人人的想像之外，「新形態的戰爭」，即與恐怖攻擊的鬥爭或許將為新世紀掛採的不吉徵兆。過去的戰爭是「看得到的戰爭」。但是不特定的恐怖集團，其存在難於確認，而其描準的標的之預測也困難，所以可說是「看不到的戰爭」。最近的將來不用說，甚至將來的新世紀末，地球規模的貧富落差應仍無法解決，民族間的對立，超越國家境界線的不同宗教引起的「看不到的戰爭」或許將繼續使人類困惑與煩惱。不幸的是，這種「新形態的戰爭」連富有的國家中也可能發生，所以難於對應。任何國家，都難免自危。因為那可能是對外的戰爭，也可能是對內戰爭的情形。很緊張的神經戰，也可能使美國逐漸崩潰。美國除了對應戰鬥行為，或且通常戰爭以外，對可能性不大的核子、生物化學戰爭也非準備不可。現在又加上了「看不到的戰爭」。這個「百忙」的美國大家能夠持續多久對她的依靠，不無疑問。現今盼望具共有價值觀的諸國能更加互助，尤其期待日本能負起更大的責任。 二、 台灣的角色與其缺陷 台灣對東亞的和平，安定與進步一直有所貢獻。台灣以「寧靜的革命」的民主改革方式終結恣威數十年之久的獨裁政權，除確立以自由民主主義與人權為基礎的政治體制外，台灣對中國表示和平的善意，並對中國的經濟建設也有所貢獻。不止於亞洲，對大洋洲、非洲、中南美的開發中國家也有相當程度的經濟援助。而且，不論有否外交關係，對災害等的人道上的支援也不落人後。台灣從來未曾以軍事威脅近鄰諸國，並一直保持維護和平的姿態。台灣只有和平始得保持其獨立地位，故台灣熱愛和平比任何國家強。但是，中國卻不斷以武力恫嚇這樣的台灣。 聯合國是維持和平的機構，著重會員國的世界普遍性，完全具備會員國條件（憲章第4條＝有履行聯合國義務的能力及意志的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台灣卻一直不得其門而入。台灣的人口為2300萬，這個數目比聯合國人口小國46個國家加起來的總數還大。這麼多的人們，不能得到聯合國憲章的保護，連對聯合國提供協力之道也被阻塞。 台灣為了自衛，一直投入其所需要的國防預算。歷年來其總額與奔走於阿拉伯紛爭的以色列或面績大國巴西完全同金額。雖然如此，企圖併吞台灣的中國的軍事力量強大，所以台灣實有需要更新軍備，然而無法獲得非理性政權鬥爭的在野黨的贊同而停滯，誠為一大遺憾。 三、 台灣的重要性 台灣雖然是愛好和平的國家，卻不能僅此就得以確保自國的安全。這對日本來說也是沒有兩樣。僅自衛還不夠，不得不依靠集體自衛的情形不少，試以台灣來思考一下。 面臨核子飛彈時代，部分識者認為台灣的戰略上，地政學上的價值大幅下降，實際上如何呢。假設台灣已經成為中國的領土： 台灣的人力、經濟力不用說，台灣的軍事力量也全部被編入為中國解放軍的一部分。台灣海峽則僅剩下一點兒中間海域為公海，但是，加上鄰接海域（contiguous zone 由領海外緣基線算起12浬，可防止犯罪、並加以鎮壓）的概念，對中國來說，如同其內海一般。這種狀況自然連結到南海。又，巴士海峽的彼方為弱體的菲律賓，因此巴士海峽也成為中國的內海。日本進口的石油的80﹪，貿易貨物的25﹪都經過台灣周邊的巴士海峽、台灣海峽，日本必會傷腦筋。 中國的領海當然從台灣的東岸突出太平洋，中國航空識別圈（由領土基線起算30浬）也將大幅擴大。就台灣海峽而言，整個海峽上空都是中國的航空識別圈。台灣本身成為中國的海軍基地，所以中國的潛水艦更能無顧忌地在太平洋堂堂出沒。美軍依靠空母機動艦隊在遠東展開，因此不但其行動受限制，甚至遭受莫大的威脅。對日本來說也是非常困擾的問題。 而且，中國的領土台灣將圍繞沖繩最南端。已經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台灣軍事力量對沖繩是一大威脅。本來是日本友軍的台灣軍，整個變成日本的敵人，對日本是加倍的損失。可知中國對台灣的武力行為也是對日本的威脅。我們慶幸美日兩國的外交、國防２＋２會議已經公開宣稱台灣海峽的和平是美日的共同戰略目標。 四、 確立台灣認同，切勿妨害 協防台灣也就是日本的利益。 阻止中國併吞台灣最有力的武器無疑是對獨立台灣的認同。不幸的是歷經半世紀的中國式教育的破壞，台灣認同的確立還在半途中。李登輝總統以後的民主化過程，對台灣的認同有顯著的貢獻，大約超過50﹪，而接近60﹪，但還有流動性的一面。 台灣認同的確立必須改革具有中國要素的制度，但是，那常被扭曲為違反「維持現狀」。這種扭曲必須修正。 現在的台灣，尚有不合時宜的種種制度： 憲法是在中國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以後雖經幾次的修改，但仍然停留在「國家統一(與中國地域的統一)前」的暫定憲法的階段。領土則兩分為中國地域與台灣地域，台灣當局主張僅支配其中的台灣地域。憲法解釋上則是整個領土主權屬於「一個中國」。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則還殘存著解釋蒙古國也是其領土的條款。 連現今在台灣使用的國歌仍然援用中國國民黨的黨歌，國旗則為國共合作時期採用的旗幟。那是將中國共產黨的紅旗與中國國民黨的黨旗「青天白日」合成的東西。國語則為俗稱「北京語」的語言。有這些因素，怎能確立對台灣的認同呢？ 本來，所謂「現狀」即台灣海峽兩岸，事實上互相獨立的狀況而已，而兩岸各自的制度沒有不能改革的理由。難道中國不得廢止共產主義制度嗎？ 中國軍事費用異常的膨張，不能說是違反「維持現狀」嗎？將武力攻台合法化的「反國家分裂法」不就是違反「維持現狀」嗎？ 1950年6月，韓戰勃發二日後，美國曾發表所謂「台灣『中立』化聲明」。這是為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攻台灣，另一方面，也禁止蔣介石軍反攻大陸，所以其內容是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這正是台灣海峽維持現狀的本來的形態。 美國忙於處理「危機之弧」的苦惱，我們能充分理解。但是，對台灣的改革未免太神經過敏。防衛台灣須要充實武器之外，台灣認同更加重要。 台灣正在摸索「國家的正常化」，台灣正名為台灣，台灣應有一本合身、合時的憲法，敬請日本的朋友們支持台灣國家正常化的種種努力。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For the supporters of parliamentarism, the bad news is that no existing presidential system has ever changed to a parliamentary system, while several have made the reverse move. Shugart & Carey（1992: 3） 壹、前言 不管是從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建立、還是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角度來看，台灣目前所面對的課題有三，也就是國家肇建（state-making）、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以及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國家肇建涉及如何確立國家主權（state sovereignty）的獨立，民族塑造關心如何凝聚住民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而國家打造所進行的是政治制度的擘建。一般而言，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包含憲政體制、政黨體系、以及選舉制度；除了說政黨體系大致會反映社會結構以外，憲政體制、以及選舉制度是比較可以直接透過社會工程的方式來建構 。憲政體制主要分為中央政府體制、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定位 ，而中央政府體制又可以分為總統制（presidential system）、內閣制（parliamentary system）、以及所謂的雙首長制三大類別 ；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憲政體制，就是政治人物所謂的中央政府體制。 『中華民國憲法』是中國國民黨政權於戰後移入台灣所帶來的，並非台灣人自己加以選擇的。在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台灣先後進行六次憲改 ，重點在如何從事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特別是國會的全面改選（1991）、以及總統直接選舉（1992），真正牽涉到中央政府體制調整的部份，是將憲法文本中的內閣制特色逐一割除，包括取消閣揆（行政院長）對於總統人事令的副署權（1994）、以及廢除立法院對於閣揆的人事同意權（1997）（施正鋒，1999）。不過，由於目前的「九七修憲體制」仍有尚未割除的盲腸，也就是沒有民意基礎、由總統所任命的行政院長必須「對立法院負責」，造成民選的總統不能享有充分的權力、卻必須負所有的政治責任，有違民主政治所強調的「權責相當／課責」的精神。 不管是制定新憲（constitutional making）、還是憲政改造（constitutional change），暫且不提國號、領土、以及人權等議題，朝野政黨對於目前憲政體制／中央政府體制的定位，一直有相當程度的歧見；譬如國民黨堅持目前的憲政體制類似法國第五共何國的「換軌制」，也就是執政黨如果不能擁有國會的優勢，必須由掌控國會的在野黨出面組閣，然而，陳水扁總統並未茍同這樣的詮釋。面對如此的分歧，即使大家同意有必要加以釐清，不過，究竟對於未來的憲政體制應該如何調整，仍然有待尋求共識。 到目前為止，除了台灣團結聯盟（台聯黨）已外，執政的民進黨、以及民間的21世紀憲改聯盟，也分頭著手憲改方案的草擬，大致是採取總統制、以及內閣制兩案並陳的方式來呈現。此外，手護台灣大聯盟出版了《制憲運動手冊》（張葆源，2006）、總統府憲改小組有《憲政改造問答集》（n.d.）、以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6）編了一本《憲改方向盤》，同樣地，也沒有採取特定的憲政體制選擇偏好。 我們在此，先將介紹三種主要的憲政體制的特色；接著，我們整理有關民主化文獻對於憲政體制的評價，特別是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優缺點；再來，我們會回顧台灣人歷年制憲運動所提出的制度選擇；最後，提出簡單的結語。 貳、憲政體制的分類 總統制與內閣制的最大差別，在於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究竟是分（separation of powers）、還是合（fusion of […]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透過台灣本土社團所發動的「手護民主、手護台灣」活動，總算讓隱忍許\久的五顏六色民眾宣洩胸中的鬱卒。由於民進黨高層政治人物刻意淡化，即使遭到自己人惡言相向也要委曲求全，以免落人「當家者鬧事」的口實、或是外力趁機介入，再加上警方進行隔離奏效，紅與非紅雙邊並未發生嚴重肢體扭打，暫時化解令人擔心可能一觸即發的大規模衝突。 其實，用不著民進黨中央登高一呼，各地公職服務處自從「倒扁」行動以來，一直面臨支持者請纓的壓力，「不能再沉默不語、以免被人瞧不起」的說法不斷蔓延，也就顧不得先前所作的自我約束。如果由男歌手在演講台上所唱的「天光」引起的共鳴來看，未嘗不能說是不少人對於當前的政治紛爭視為「暗夜的惡夢」，仰天長嘯，長夜綿綿，不知何時才能天亮？ 由參與的綠營群眾來看，大致上可以分為搭乘遊覽車北上、以及大台北都會區兩大主力。坦承而言，不管是從藍綠政黨認同、或是族群人口分布而言，難免可以看出彼此在城鄉、職業、以及社會經濟條件的差距，當然就有政治參與模式的差異，更不用說集體動員上的交通考量，因此，只要沒有接受傳統地方派系所發的「走路工」，都可以視為自動自發的行為。 自從民進黨上台以來，除了選舉造勢場以外，對於社會運動意態闌珊，尤其是與選舉無關的活動，會刻意保持距離，以免給予本無淵源的企業帶來負面印象，因此，民間社會稍有自主發展的空間。然而，在中南部縣市，即使民進黨得以執政，並且嘗試努力社區發展，卻一直對於國民黨透過地方派系的宰制一愁莫展，如何讓基層支持者形成水平式的另類結社，不再完全倚賴政治人物的動員，恐怕是更基本的課題。 令人擔憂的是，在以鐵絲網、以及拒馬所構成楚河漢界兩邊，連台鐵在台北車站的動線都要涇渭分明，以免彼此因為看不順眼而動口角、甚至於鬥毆，連原本彼此可以共享的公共空間都要做謹慎的切割，此時，如果企盼建構一個可以凝聚共識的公共論壇，豈不是緣木求魚？當一邊口口聲聲「人民」之際，另一邊則強調「老百姓」，不禁令人懷疑，大家都是同一個生命共同體的成員嗎？所謂的「親綠學者」，除了口誅筆伐以外，請告訴大家，公民社會從何而來？ 比較遺憾的是，有兩家電子媒體轉播台被憤怒的群眾佔領，在現場的主播甚至於踉蹌離場。對於任何的暴力行為，應該是民主社會所不容，或許\，在下回的類似場合，主辦單位還必須對於享有崇高地位的第四權提供特別的保護。然而，除了有意無意暗示反扁人士比較理性以外，媒體本身也要反躬自省，為何自己會特別招致嫌惡、甚至於唾棄呢？ 其實，不論是從秒數、所出動現場轉播車數、場景選擇、取景角度、報導方式、還是主播的表情，都可以看出媒體工作者本身、或是新聞台的立場，究竟是否公平，觀眾心中自有一把無言的尺。當媒體競相播報倒扁的溫馨面，卻刻意誇大非紅的粗鄙面，當媒體強調忠孝東路一路通暢，又對照鄰近中山南路阻塞不便，卻不明說這是警局隔離線所致，又如何讓身歷其境的第三者信服？當政治媒介儼然變身為行動者、甚至於挑撥者之際，本身已經構成另外一種文化性的暴力，這才是台灣民主鞏固最大的挑戰。 對於不少本土人士而言，缺乏語言表達、對談論述的能力，恐怕是一輩子最大的痛處；噤聲無言，除了因為長期殖民的內化，也有母語缺乏在公領域表達的無奈。然而，即使在高唱入雲的「包容」口號聲中，如果不願意承認對方長期在結構上的劣勢，只願意以刻板印象來強化自己的優越感，譬如說，「南部人比較沒有水準」，當然也就沒有辦法作真正的相互了解，更不可能作有意義的公民互動。 當群眾場的叫囂透過媒體，蔓延到日常生活肆無忌憚的不寬容，我們彷彿看到另一個北愛爾蘭蟄伏而出，究竟，誰來負責？ (中國時報，2006/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