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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混淆的民族思想 黃文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大漢民族主義的浪潮 民國成立以前，不只是孫文，幾乎所有的革命派皆是「排滿」的「大漢民族主義者」。 孫黨的興中會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目標，一九○五年成立的同盟會仍然是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政治綱領。當中尤以光復會系革命黨人的漢民族意識最強。 中國人自春秋戰國以來，即有強烈的「華夷之防」或「華東之別」的意識。西元一○○年出版的最古老字典《說文解字》，將四周的夷狄解說為「西戎是羊種、南蠻是蛇、北狄是犬、東夷是貂」。魯迅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中國人從來不將人當人。」但中國人向來將四周的「非我族類」看成禽獸也是史實。到了中唐韓愈的時代，在他的《原人》中，雖也將夷狄歸類於禽獸，與人有所區分，但夷狄已勉強成為「半人半獸」。這種夷狄意識與佛教的「眾生」意識全然相反。 然而，自從鴉片戰爭之後，西方的威脅日大，中國的知識份子開始產生了「亡國滅種」的危機感。影響革命派漢民族意識最強的，首推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王主張天下之大防在於辨別華夏與夷狄、君子與小人，並認為華東之別來自於「所生之地異，地異則氣異，氣異則俗異，俗異則知行亦異」。 漢人先天文化優越，夷狄則族性低劣，因此漢人能當統治者，狄夷則只能被統治。漢人生於中原而資質高，夷狄生於邊境而資質低，因此贊成漢人征服異族。 這當然是一種荒謬的種族優越說。王夫之又主張信義是人對人之道，夷狄是禽獸，因此不適用信義。 到了雍正時代的呂留良、曾靜時，兩人的排滿思想更加偏激，呂留良認為，中華之外，四方皆夷狄，近中土者，還有幾分人樣，離中土愈遠，則愈近乎禽獸。 曾靜的民族思想更極端，認為華東之界是人與物之界，夷狄是禽獸，可殺、可斬、不可寬恕，簡直超越了人種差別主義而到達人獸差別主義的境界了。 大漢民族主義與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對立，可說是革命派與改革派對於民族觀的最大爭論點之一。康有為、梁啟超是中華民族論者；孫文、章炳麟是激烈的大漢民族主義者。章太炎的大漢民族主義則比孫文更加偏激。 一九○二年春，《國民報》編輯秦力山和章炳麟到橫濱拜訪孫文，力邀孫文參加四月廿六日在東京由留學生舉辦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由於此次集會的名稱太過激烈了，東京警察當局應清政府駐日公使的要求，下令禁止。同月，孫文逐與橫濱華僑轉移陣地，改在橫濱舉行「亡國二四二年紀念會」。 革命黨人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下產生的民族主義思想，雖然有強烈的排滿興漢色彩，可是歷經《民報》與《新民叢報》的立憲–革命的論爭之後，在民族主義上，革命派並沒有戰勝力主維新、立憲的保皇派，孫文甚至放棄了「驅逐韃虜」的大漢民族主義。 康有為反對革命派所主張的「排滿興漢」，他認為世上沒有純粹的種族，當然也沒有純種的漢族或純種的滿族。中國人數千年來由於各民族間的交流同化，早已成為混種民族，滿人也是黃帝的子孫，因此不須要區分漢滿。 按康的主張，在易姓革命的中國，五千年文明的禮樂文章、世俗教化一直被保存，唯一改變的僅是姓氏和王朝的更替而已，各朝代雖有與有亡，但中國卻從未亡國。因此，滿人也非異類，若倡導民族革命，主張光復漢土，根本毫無意義。 這是康梁的大中華民族論。 孫文終於改崇大中華民族主義 在孫文等革命派眼中，滿人是統治中國的少數民族，中國國內的革命問題是反異族支配的種族革命問題。 因此，孫文在一九○六年十二月的《民報》創刊週年紀念大會的演講中，仍然主張排除少數異族統治，由漢族奪取政權，樹立漢族國家。（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三二四~五頁，中華書局） 然而，辛亥革命以後，革命派實際上並未取得革命的主導權，四周以立憲派人馬居多。 當孫文回到中國時，國號早已被定為「中華民國」，「五族共和」也已議定。孫文既被選為臨時大總統，不得不放棄他的種族革命論調，改尊康梁的大中華民族主義。 孫文在他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三講中指出：回顧革命以前，主張反革命的言論都是反民族主義的。數百年以來，中國的民族思想可說是完全不存在，在中國的書籍中，幾乎看不到民族主義一詞，有的僅是對滿人的歌功頌德。 孫並指出，保皇派中沒有一位是滿人，全部都是漢人，支持保皇黨人的，大都是海外華僑，直到革命之風盛行以後，華僑才改變初衷，贊成革命。 同樣在「民族主義」第三講中，孫文又指出：放眼海外其它國家，國亡而民族主義不亡，而中國二度亡國，民族思想幾乎消滅。其最大的理由是因為中國在亡國之前，民族主義早已變成世界主義，中國人已不區分華夏和夷狄。 民國以後，孫文雖然由漠族主義改尊大中華民族主義，可是中華民族主義實質上是漢化主義，是一種以漢文化來教化周邊民族的同化主義，是比大漢民族主義更偏激的超級大漠族主義。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文對「五族共和」開始起了懷疑，主張要將中華民族融合為如「美國民族」一般兼容並蓄的民族。 一九二○年十一月，孫文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演講時指出，「五族共和」名不符貿，中國並非只有五族，必須將中國國內眾多民族融合為一個民族。 一九二一年三月六日的演說又指出：滿族追隨日本，蒙族、回族追隨蘇聯，藏族追隨英國，滿蒙回藏四族沒有自衛的能力，所以要以漢族為中心來同化國內各民族。同時以美國民族為榜樣，改「漢族」為「中華民族」，創造一個完全的民族國家，與美國成為東西兩半球的兩大民族國家。（同全集第五卷四七四頁） 漢族必須同化並融合其他民族的理由是：少數民族頂多只有一千萬人，四億的中國人大多數是漢人。（同全集第五卷一八八頁） 孫文的「民族主義」既不是漢民族主義，也不是「漢滿蒙回藏」的「五族共和」主義。他於「軍人之精神教育」（一九二二年一月）講話中曾經提到，所謂五族共和，其實是欺人之辭。蓋藏、蒙、回、滿皆無能力自衛，漢族應該發揚民族主義，將藏、蒙、回、滿同化，方能建設中國為最大的民族國家。如果今日不發奮圖強，月後終將成為他國的奴隸。 孫文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實質上是併吞和同化少數民族的漢化主義，不允許少數民族有自決權或自治權，只有大中華民族對外才有民族自決的權利。這樣的主張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時才有改變，宣示革命成功後，國內各民族將擁有是否參加中華民國組織的自決權。 孫文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寫給犬養毅的書簡中，甚至自傲自誇、一廂情願地吹噓:「中國如果革命成功，安南、緬甸、尼泊爾、不丹等國必定自動歸復中國，成為屏藩。」由此可見孫文「民族主義」的本色。

民族的區分不在血統而在精神 台灣獨立派夫妻所聞的日台「兩個祖國」 金美齡 周英明◎台獨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周：去年，隔了四十年再度踏上故鄉台灣的土地，拜訪了思念的母校高雄中學，正巧是下課時間，學生陸續地走出校門。仔細一瞧，怎麼有女生呢？ 我在校當時是男子學校，所以令我吃一驚。我們的時代沒有男女共校，實在可惜。（一笑） 金：我的母校還是女子學校。（一笑） 周：因為妳的母校是台灣首屈一指的名門女子學校嘛……。 當我看見後進的學弟學妹整齊地穿看白襯衫、黑褲子或黑裙子的制服，提著黑色書包踏實地走過來時，望著他們的表情，令我激動地想到：「這些孩子就是五十年前的我啊。」 瞧瞧穿著變樣的制服而傍徨在?谷的日本高中生，男孩女孩都是一副懶散的樣子。比較之下，我的學弟學妹們雖土氣些，卻都有凜凜風姿。台灣的年輕人都還紮實，實在可喜啊。 金：我也於兩年前訪問過母校，還記得令我感懷激動的事。 當我在校園參觀軍樂隊的練習時，突然下起雷陣雨。可是，她們沒把下個不停的雨當一回事，仍一絲不亂地繼續練習。待指揮的女學生登上升旗台，一聲口令：「練習暫停，往室內體育館移動。」大家才停止練習往體育館衝去。團體行動的規律與秩序，在台灣還保留看呢。 周：我也感覺到台灣還保留看傳統的價值觀與教育觀。 努力用功考進好大學。考進好大學再繼續努力，爭取獎學金留學外國。透過教育培養能力，再將能力發揮於社會，認真工作。即使現在，我也認為這樣的價值觀是正確的。 不過，二次大戰後的日本卻視為陳腐而排除它。 在日本要是努力用功讀書，只會被說成「死讀書」或「拿分數的讀書蟲」，不會被說什麼好話的。況且還誇大其詞說什麼「升學戰爭」或「升學地獄」。我不認為日本的高中生有那麼用功的。 金：你在考日本的公費留學時，真的是猛讀書。考上榜首可不容易呀。 周：五百人參加考試，錄取四名，是徹底的「窄門」。某專攻醫學的考生於考試前，拜託精神科的友人對他施催眠：「這次考試若沒通過，你這一輩子就完蛋了。」（一笑）而且成績前四名不一定就是合格的。把筆試成績前十二名的名單送往日本大使館，由日本那邊選出其中四名。 對外公開是說由於法學、工學、醫學等各式各樣專攻的學生都來報考，若依順序錄取的話，會偏向某專攻領域。但我認為實際上是另有內情的。 金：你考上的那一年，第二名的人被刷下來了吧？那個人於前一年是第三名，也被刷下，捲土重來，好不容易考上第二名，還是落榜。 他的專攻是物理，而拿第一名的你是工學，即所謂領域上的重複。可是，末尾第十二名的合格者是醫學部的，而藥學系的人也一起上榜了，實在是前言不搭後語。由於那名醫學部的考生的恩師與日本大使有交情，而藥學系的那名考生的岳父是有權勢者。結果就是這麼一回事。 周：我既無門路，也不是有權勢者的兒子，所以無論如何非考上策一名不可，而拚死拚活的猛讀書。不管怎麼說，也沒聽說過第一名落榜的。 其中要考一科專門科目，其他是政治科目及日語。政治科目考中國近代史與蘇俄侵華史及三民主義。所幸日語成績所佔比率較高，我才能考上策一名。不管怎麼說，我是在九州出生九州長大的，戰後十二歲才回到台灣的「歸國子弟」，所以在考生中，我的日語是最強的。 考題中出了中國的成語，要轉譯成類似的日文成語，這樣的題目竟出了十道題。例如「旁觀者清」之類的。 金：旁觀者可以非常冷靜地判斷事物，所以答案是「傍目八目」 周：答對了！那麼「瞎貓碰老鼠」呢？ 金：「犬も歩けば棒にあたる。」（一笑） 不過，能出這樣的問題，表示那個時候在台灣已有相當多懂日文的人吧。 無後盾者能戰鬥嗎？ 周：由於我和妳都於留學中參加了台灣獨立運動，被列入國民黨的黑名單，使我們成了無家可歸的人。就連雙親的過世，也無法親眼看到他們最後一面。 不過，我想那時候即使可以歸國，我也不會回去。一九九二年，李登輝總統的改革使海外獨立運動者可以歸國，感覺敏銳、腳步又快的妳立刻下定歸國的決心（一笑），而我總是遲遲無法下決心。 當年我在台灣準備升學考試時，由於目睹國民黨政府屠殺台灣人–二二八事件至今記憶猶新，是個閉塞而連喘氣都困難的空間。「在這裏（台灣），我將無人生可言」的領悟，使得我在沒有冷氣的時代裏，能夠在圖書館汗流挾背的猛讀書。 因而，在日本一邊投入獨立運動，一邊期待著台灣的轉變。 這次歸國，訪問李登輝前總統時，我一開口就說：「託李登輝總統有勇氣實行民主自由的改革之福，使我在有生之年能夠回到台灣。」這是我對台灣的轉變表示由衷的喜悅。 在與妳共著的《日本啊！台灣啊！》（扶桑社）中，寫著「在那裏，漂流著與日本同樣的柔和的空氣」，對於台灣的轉變實在令我高興啊。 可是對於戰前日本與台灣共有的價值觀，反而是日本方面改變了。 金：日本與台灣絕對不同之處，是台灣缺少福利制度，老年人讓國家照顧的天真想法是不破允許的。而且在僅占百分之十幾的中國人控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台灣人的社會裏，若沒實力，是無法與中國人競爭而生存下來的。 台灣人以留學生之名逃亡海外，可是，台灣宛如國際孤兒一般地存在，即使是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也是不被承認的。在此情況下，為了生存下去，沒有充分的力量是不行的。沒有後盾的戰鬥是需要真正的實力的。 戰後的日本，形成了光說漂亮話就能生存下去的社會。而且若是遇到困難，就說國家不好或社會不好，而等著國家為自己做些什麼。所以現在正面臨全球化、國際化的衝擊而坐立不安。 周：在國際化的社會裏，必須一對一地與外國人一決勝負。 美國人也是在所謂的訴訟社會的戰場中培養出實力。 可是說到中國人，他們天生就是頑強的談判者，那種惡劣的手段是四千年來長期積累的經驗。日本人也好、台灣人也好，就像嬰兒的手被扭著似地，一開始就不是中國人的對手。 金：中國人嚇唬人的功夫很好。 周：套用作家林秀彥先生的話：在歐美的社會裏，說到賭博就是打撲克牌，既要會唬人也要會裝出面無表情，從這當中學會臨機應變的戰略。而日本代表性的賭博是擲雙單數的骰子，勝負僅靠偶然與當時的運氣罷了。 台灣人與中國人 金：我們理所當然地將台灣人與中國人分別而論。可是在日本人當中，就有人無法理解了。 所謂的台灣人，除了高砂族的先住民以外，其他都是從中國過來的，究其根源，不都是漢民族嗎？不同的只是政治立場吧？有人如此草率輕言。 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內戰戰敗而逃至台灣的人叫「外省人」，在此之前就住在台灣的人叫「本省人」，如此區分亦是打從內心認為是同一民族。可是，現實上卻不是那麼一回事。 周：去年在「文藝春秋」每年出版的《日本の論點》中，妳和橫濱市立大學名譽教授矢吹晉先生針對台灣議論了一番，矢吹先生的意見就是那種典型的想法。 他認為台灣獨立運動是由於二二八事件以及在那之後的白色恐怖導致被鎮壓的台灣人的仇恨，而造成的後遺症。換句話說，他把它當成兄弟吵架了。 但是，光這樣是不可能掀起獨立運動的。想想日本的戊辰戰爭就能明白。 在長州、山口的人攻下會津若松之時，發生了日本罕見的虐殺婦女兒童的殘暴事件。會津市的人對此怨恨之深，至今對於山口市的青年會議所提議的捐棄前嫌、締結姊妹市一事，一直是頑固地拒絕著。 另一方面，會津藩的子弟們內心也深怕成為叛逆、國賊，而到昭和三（一九二八）年會津藩主的子孫松平勢津子被選為秩父宮妃時，總算洗雪了國賊的污名，大大地提燈遊行一番。 若是兄弟吵架，其怨恨也頂多如此，不會變成革命運動或獨立運動。 金：原本在中國的歷史上，到處都有屠殺事件。 […]

黃文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　譯者／侯榮邦 譯者按： 日本最具權威的政論月刊誌《文藝春秋》十月號揭載「中國、這個麻煩的鄰人」特集，內容長達100頁，是邀請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國學者專家、作家、評論家執筆而成。台灣旅日知名作家黃文雄先生也被列為邀稿的對象。黃文雄先生於一九三八年生於高雄縣岡山，他對中國歷史有深博的研究，有關中國史的著作等身，迄今日文著作四十餘部，是繼陳舜臣，邱永漢之後，當今活躍於日本的暢銷作家。漢文著作和譯本有《台灣國家的條件》、《台灣國家的理想》、《台灣人的價值觀》、《中國沙豚日本狗台灣牛》、《中國食人史》、《中國的沒落》、《國父與阿Ｑ》等二十餘部。曾獲巫永福評論獎與台灣筆會獎。 鄰國之間結合為非常友好關係的國家並不多，善鄰關係實在很不容易。中國有「吳越同舟」的故事，這正表現了不裝模為善鄰關係不可的悲哀。「遠交近攻」可說是要建立善鄰關係的困難度而產生的國家存亡的戰略。 中國與韓國懷有很討厭日本的感情，日常存在著反抗、輕視日本的感情。相反的日本也萌生討厭中國與韓國的感情。不管如何地強調「友好關係」，愈強調愈感到「善鄰」關係的困難度。 其實中國，不僅被日本，也被其他近鄰諸國所討厭。越南人、印度人、俄羅斯人、西藏人也都懷有很討厭中國的感情，像中國境內回族的回教徒因歷史上發生激烈的文化摩擦，所以比較其他國家對漢族懷有強烈的嫌惡感。鄰國之間的反感，其原因不止於國家之間的利害關係，尤其僅就中國來說，其因素大都由於這個國家的國民的性格而來的。 約在一百年前，身為傳教士在中國山東省三十數年間不斷地傳道，詳細觀察中國社會的A．H．斯密斯的不朽名著『支那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對其所描寫的內容，我請教過居住在台灣的中國文壇最長老柏楊氏（『醜陋的中國人』作者，這本書改變了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刻版印象）關於A．H．斯密斯所分析比較起來，現在的中國人有否改變。 柏楊氏的答案是否定的。雖然受了西歐文明的東漸而近代化，中國人的國民性幾乎沒有改變。現在世界的企業在中國展開事業，海外經驗的中國人也為數不少。雖然如此的對外開放，中國人的保守性傾向可以說是日益增強。 中國被討厭的理由，與其說是基於近鄰相嫌的原理，毋寧說是來自不變的國民性較為妥當。本論想要徹底探討其國民性。 自己以外不是人 一、　自我中心 也許沒有喜歡自我中心的人。中國人正可以說具有自我中心的國民性格。而將其擴大到國家規模時則成為自國中心主義。自稱為「中國」是其最有力的證據。 客觀的來看，這圓形的地球應該沒有成為中心的地點。意味著天下（世界）中心的「中國」，並非地理上的中心點而是精神上的中心點。簡單的說，即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文化的中心的強烈的想法。從這個精神上的中心意識產生的即是中國文明至上主義。也就是說中國文化是最優秀的，傳到其他周圍的國家施予恩惠的一種同心圓的觀念就是中華思想的精神構造，並鞏固了無法動搖的優越意識。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蔑視近鄰諸國。這種蔑視觀念強烈到視不同文化的人們不是人。其優越意識超過南非的種族隔離主義。其最好的證據是華人以外都是禽獸，將其民族的名稱使用獸邊或虫邊的漢字描寫。盛唐時代的代表性的知識分子韓愈在其著作『原人』一書中，評定夷狄為「半人半獸」，是由禽獸進化而來的。作家的魯迅則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格說「中國人不把人看做人」。 像這樣的中國人的人種差別意識因為日本人試與其對抗，所以遭受中國人的討厭。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變時，伊藤博文曾經接受維新派的康有為等人聘請為政治顧問到過北京。因為清國維新評價明治維新的成果，期盼請益維新的秘訣。那個時候伊藤忠告維新派說「最先不要把外國人叫做夷狄」。 西歐諸國對清國要求通商時，最不能忍耐的是會被要求屈辱性的「三跪九叩」之禮。鴉片戰爭終結後的一八四二年，對把外國人待為夷狄的清國，英國在南京條約第17條特別規定不得稱英國為「英夷」。因為中國仍然不遵守規定，終於在一八五八年的阿羅號事件後，締結天津條約時，將不得稱為「夷狄」再度明文化。 清末與中國人接觸的外國人幾乎都無法忍受其傲慢的態度，被派來北京的英國通商特使馬卡特尼反而稱中國人為「半野蠻人」。英國公使兼香港總督J．F．麗美斯視中國文明為「半文明」，至於初代總稅務司的N．禮伊則輕蔑的稱為「亞洲的野蠻人」。這樣一來，竟成為中國人與英國人的「自我中心」的較勁了。 二、　都合主義（善變） 自我中心是以自己的都合從事行動。因此都合主義自然就普遍化了。對他人的都合與其說排在二、三順位，毋寧說最初就被排除在外。 觀諸中國的政治流向，在一九五○年代可以說「向蘇一面倒」，正是與蘇聯的蜜月時期。進入六○年，不料突然高喊「反對蘇聯修正主義」、「打倒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口號。六○年代唱導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美國帝國主義，並與舊日本社會黨發表共同聲明。進入七○年代，不知不覺突然急速地變為贊成日美安保條約，反蘇親美。 這個時候的日本舊社會黨員與所謂開明進步的文化人無不感到困惑。不止於日本，禮贊文化大革命的世界文化人於文革終結同時反而評價文化大革命本身為「動亂的十年」而成為中國的敵人。可見要追隨中國的都合主義是很不簡單的。 戰後日本的輿論相信「中國人是重視原則的民族」的神話。這或許是中國政府時常強調「和平五原則」「周恩來四原則」「日中三原則」，即開口就是「原則」，終於使日本人產生幻想。其實這並非原則而是將偏見、頑固、拘泥、解讀成為「重視原則」。 自我中心的中國，真是會很巧妙地將原則與本意區分使用，日本人對這一點完全無法解讀。因為日本人是屬於很會體貼他人的民族，所以只想順從對方的意願，有時甚至會迎合對方。自己中心的中國人與善於順從對方意願的日本人相處在一起，絕對沒有比這更理想的一對。 但是這就要看日本人是否能夠長久相處下去。人治國家的中國，雖然有法律的規定，通常不是利用於自己的都合，就是勿視它的存在。朝令暮改，違反契約等頻繁地發生，許多日本人被中國人的獨斷所擺佈，最後有人因而患了神經衰弱症狀。 壞的都歸罪他人 三、　固執己見 佛教與儒教是從中國經由朝鮮而傳入日本。因有共同的宗教，一般都認為具有共同的文化，其實最根本的生死觀就完全不同。日本人相信「死成神」，即「死者皆成佛」，死後就不聞不問其生前的利害與怨恨。但是中國卻具有強烈的勸善懲惡的意識，對自己的敵人，在死後也要掘墓鞭屍，連靈魂也想毀滅掉，所以人死後也不能得到安息。而且沒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在國內被認定邪教者則徹底加以彈壓，連日本總理大臣要參拜靖國神社也被內政干涉。 中國對日本的內政干涉不止於靖國神社問題，對歷史教科書、政府高官的發言、南京事件的評價、屬於日本生存問題的日美安保條約、憲法修改的議論，達賴喇嘛與李登輝前台灣總統的訪日、航空公司的機場使用，大飯店設置國旗等無不加以干涉，意圖當做外交問題處理。 過去朝日電視台的「時事站」（News station）節目中，主播久米宏氏關於西藏的發言內容被中國施加壓力，翌日即播出對中國謝罪的畫面。同樣的，各電視公司的中國特別節目，雖然與中國協力製作的東西，播送後受中國片面的抗議而公開謝罪的例子也不少。 中國的固執己見並強制對方接受的情形不僅對日本，可以說遍及世界各地。例如舊西德與丹麥在議會提起西藏的侵害人權問題時，中國即施加壓力，並恫喝如果通過決議要加以報復。又江澤民主席過去在瑞士曾經遭遇到示威抗議的隊伍時，對前來迎接的瑞士首相說，對自己的國家也無法管理嗎？顯然是有失國際禮儀的語言。 對美國也是同樣的干涉。李登輝總統任職中，曾經為了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而申請訪美。雖然美國上下兩院決定接受李氏訪美，中國則指責這個決議是「錯誤的決議」而要求美國反省。 中國是一黨獨裁、全體主義的國家，美國建國的理念是議會制度的民主主義。議會代表民意，任何決議都屬於民意的反映，議會的決定連總統也不能勿視，對議會民主主義的原理，江澤民是無知的。對美國的議會要求反省，可以說是中華思想露骨的表現。若是日本也許會立即反省謝罪，美國則持忽視的態度。 四、　推卸責任 「壞的都是他人，成果都是自己的施惠」這種推卸責任與絕對無訛的固執己見意識就是中華思想的真髓。 筆者是在台灣生長的，小中學所受的教育指出近代中國貧窮、落後是因為列強的侵略、清朝的腐敗與軍閥內戰的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將其全部的責任推給國民黨政府。 又文化大革命終結，「動亂的十年」的責任推給四人幫，絕不觸及毛澤東的過錯，那麼大的社會混亂的責任完全推給四個政治領導者的作法正是中國人無廉恥的無責任意識的功夫。 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因為急激的經濟開放，被稱為「六害」「七害」的強盜殺人、賭博、販賣麻藥、買春賣春、詐欺、迷信等凶惡犯罪橫行。這也意味著當然的結果。這樣的無秩序是中國原來的真面目，只不過是百年不變的國民性格的復活而已。但是中國卻死不承認，反而一口咬定這是被資本主義精神污染的結果，並每在黨代表大會呼籲與決議要「創造社會主義新文明」。其實要追隨資本主義的模型已沒餘力，無論什麼主義，豈有創造新文明的能力。 西歐文明對東亞有莫大的影響，之後，中國人將其不幸與落後全部歸罪於西歐。中國近代的沒落從鴨片戰爭以後都歸罪列強侵略的結果，無論中國本身有何問題都不願面對現實。這種推卸責任的心態，正表現了中國人對中國文明的優越性的固執。過於自信自己的正當性而固執己見，尤其對於像日本那種自虐性的國民則不斷地要求反省與謝罪。明朝末期，被稱為異端的儒學者李卓吾在其著作『藏書』中指摘中國人謂「對如何禮贊自己會下很大的苦心，對批判自己卻完全不關心」。 最近駐在中國的日本人公司的關係者對中國人的氣質加以調查，整理出如下的中國人的形像。 「絕對不承認自己的錯誤。這與其說中國人不知道責任感的意義，不如說具有將自己的失敗歸罪於他人的習性。本來中國就是競爭熾烈的社會，到了必須負起責任的階段，若不儘量避免落在自己身上無法生存」。 不可兩個人一起窺井 五、　不信任人 中國人不但不信任國家，也不信任社會與人。也不信任妻子，因妻子本來就屬於他人，連有血緣的親生子兄弟姊妹也不能信任。毛澤東的極左政策時代流行著「毛主席比父母更親密」的語言，當時可以說是中國社會之砦的家族也被視為階級之敵，兒子告發父親的事頻繁發生。劉少奇與林彪並非被政敵而是被兒子所密告的，一人死於獄中，另一人則在逃亡中死亡。 中國的諺語有「不可一個人進入廟裡，不可兩個人一起窺井」。單獨一個人進入廟裡恐怕遇到可惡的廟公而被利用甚至被搶奪殺害也不一定。兩個人一起窺井，有被對方推落井底的危險。 在這種互不信任的社會，要生存要在競爭中獲得勝利，兵法自然發達了。孫子說「兵為詭道」，即戰爭是詐欺之道。中國人的氣質最大的特色也是「詐」，也有人說中國人是「詐之民」。父親日常嚴格的教育兒子「不要受騙」。 戰後，日本人看了中國人的詐欺行為而感到驚愕。偽遺留孤兒、偽難民、偽裝結婚、偽造護照、偽造畢業證書、偽造電話卡……。為自己的利益任何東西都輕易偽造，的確使日本人無法想像。 今日世界上成為一大問題的是中國的偽商標製品。盜用知識財產權另當別論，就是藥、煙、酒、食品等有害健康，甚至使人致死的也無所顧忌不斷的模仿製造。中國政府雖然發動「打假運動」的宣傳活動企圖革除偽商標製品卻完全沒效果。現在的中國，侵占公款、賄賂橫行、誠為貪污的天下，偽物的天國。無疑的，今日，中國也正在某地方製造偽商標品散發於世界各地。 以謊言鞏固的互不信任的社會中，中國人由上至下相互欺騙。政府透過輿論欺騙民眾，民眾面從腹背，偽裝良民，將國家當做獵物。這樣的中國人社會裡，詐欺者暗躍，偽物氾濫是極為當然的事。 六、　土匪國家 罪者半數以上是中國人，新式的犯罪手段，即竊盜突變為強盜殺人的犯罪幾乎出自中國人的手。東京都知事（市長）石原慎太郎也在報紙上指摘其為史無前例的凶惡犯罪，某自衛隊關係者感嘆供給拘留在警察署的中國人的餐費比自衛官的餐費還要貴呢。 不僅日本，世界許多大都市都為了中國人偷渡入境的問題而傷透腦筋。令人難於相信的是一年中，中國人偷渡入境西伯利亞的人數高達五十萬人。蛇頭一年間的收入總金額早就超過世界販賣麻藥所得的金額了。 中國人流出海外，被流入的社會均會發生大的變化。台灣生活環境的變化是其代表性的一例子。台灣在戰時中，因疏開而離家從來不會發生東西被偷的事。在台的四十萬日本人被迫遷回日本，代之有二百萬的中國人從中國大陸流入，台灣忽然化為盜賊的國家。竊盜多到什麼程度試看連高樓大廈的上層也裝置鐵窗就一清二楚了。那種特異的建築群的景觀是由盜賊對策而成的。台灣有部分父母教育孩子說「看到中國人要把他當做盜賊看」。 一九九四年，在中國浙江省的千島湖載有二十四人台灣觀光客的遊覽船在湖上遇到強盜，發生全部在船室內被燒殺的慘案。這是轟動台灣的大事件。當時的中國政府故意隱蔽其為強盜殺人事件。李登輝激怒的非難中國為「土匪國家」。 […]

「舊金山對日和約五十週年」學術研討會 由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台灣安保協會、台灣關懷文教基金會與國際文化基金會於公元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共同舉辦的「舊金山對日和約五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會中與會後經與會學者專家熱烈詳盡討論之後，達成數項結論。 我們明確主張，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在此公開聲明，要求台灣人民及台灣政府採取必要行動，以確保台灣的國際地位。 一、我們的主張 １. 台灣是國際社會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屬於任何國家，更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２. 台灣政府目前使用中華民國名稱，在國際上造成很多困擾與不便，甚至傷害台灣的地位與利益，必須調整改變。 二、我們的要求 １. 政府與台灣人民應重視「舊金山對日和約」給予台灣主權的歷史事實。 ２. 要求政府應將「舊金山對日和約」的歷史事實編入國民教育的教材，特別應對外交部及涉外人員加強「舊金山對日和約」的事實與意義的教育。 ３. 總統及各級政府官員，應運用各種國內國際場合，不斷重申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三、說明 １. 根據舊金山對日和約，台灣主權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和約生效之後即不屬於日本，也不屬於中國，而是屬於全體台灣人民。 一九五一年九月簽署的舊金山對日和約是決定第二次大戰後台灣主權歸屬的最重要法律依據，其效力與重要性完全取代開羅宣言及菠茨坦宣言。 開羅宣言及菠茨坦宣言都是戰時盟國之間的政治與軍事性宣言，其目的在團結盟國，共同打擊對抗侵略者，而不是長遠規劃戰後的國際法秩序。這兩個宣言的性質，只是表達盟國未來政策目標與意圖的政治性宣言，並不具法律拘束力。關於這點（開羅宣言及菠茨坦宣言並不具法律拘束力），不僅早已是絕大多數國際法學者的共同看法，也是英美兩國政府的官方立場。 依據向來國際法實踐及學理，都是以正式和約來決定戰後的領土變動。因此，有關台灣主權在第二次大戰之後的變動，自應以一九五一年九月簽署，一九五二年四月生效的舊金山對日和約為有權威的法律依據。依據舊金山對日和約，日本是直到一九五二年四月才正式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主權。在此之前，任何其他國家，包括中國，自不可能合法取得台灣、澎湖的主權。 反之，日本既然已經在簽署舊金山對日和約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主權，在此之後日本自然也無權再處分台灣、澎湖的主權。因此，不論是日本在一九五二年與台北「中華民國」政府締結的和約，或一九七二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的建交聲明，或一九七八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的友好條約，都因為是簽署於舊金山對日和約之後，這些國際協議自不可能再對台灣、澎湖主權及地位產生任何法律上變動。 不論是從法理或現實來說，任何人援引開羅宣言及菠茨坦宣言而主張台灣主權，反而是在呼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主權的霸權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西元兩千年二月所發表的「台灣問題白皮書」中，也僅能以開羅宣言與菠茨坦宣言作為其主張享有台灣主權的依據。我國政府的外交部門如果再延續過去的錯誤立場，繼續主張開羅宣言及菠茨坦宣言，並排斥舊金山對日和約，其效果無異是法律上的自殺。 以今日的處境來說，我國政府更應該以舊金山對日和約為基礎，來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領土主權的霸權主張，並確立「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一部分」的基本立場。事實上，也唯有以舊金山對日和約為法律依據，才能在國際法上有效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 ２. 歷經過去一、二十年的民主化與台灣化，如今台灣地位更為明確，早已是主權獨立國家。 雖然說中華民國政府軍隊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奉命接收台灣，但這項接收是根據當時盟軍司令的指令，代表全體盟國對台灣所實施的軍事占領，台灣主權並不因為此項軍事接收與佔領就當然移轉給中華民國。至於在一九五二年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則是在盟國的默許之下繼續其占有，也不因此就當然取得台灣主權。 依據當代國際法原則，在第二次大戰後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民當然享有自主決定其政治地位的自決權，此項自決權的範圍包含對於改變台灣主權現狀的主動選擇權以及被動同意權。 在一九八○年代之前，台灣人民受制於當時的高壓威權統治，並沒有機會行使這項自決權，但也沒有喪失自決的權利。 台灣自一九八○年代末期開始一連串的自由化、民主化與台灣化的改革，從一九八六年九月民進黨成立、一九八七年七月解除戒嚴、一九九一年四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同年底舉行國民大會的全面改選、一九九二年底的立法院全面改選、一九九四年年底的省市長民選、直到一九九六年三月的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二○○○年五月的政黨輪替，之間更有多次的憲政改革，將中央政府的權力基礎徹底台灣化；對外更放棄宣稱代表中國，轉而爭取並維護台灣代表權，逐漸創造一有別於中國，而屬於台灣自己的國際人格。這個過程不僅已經使台灣的政府從外來的流亡政府質變為本土的民主政府，而成為在國際上足以代表台灣及其人民的合法政府，更是台灣人民共同實踐其國際法上自決權的具體表現。透過這一、二十年來的民主化與台灣化，全體台灣人民早已一步一腳印、一點一滴地實踐其人民自決權，創造屬於台灣人民全體所有的新興國家，使台灣做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法律地位更為明確。

李喬◎總統府國策顧問 六月中旬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時，有人向總統建議：以後國宴時不妨來一次「客家菜國宴」。總統欣然允諾。七月十六日尼加拉瓜總統伉儷來訪，於是就在新竹「某飯店」實現了總統的諾言。 總統與總統府實踐了「政見」，地方政府主官也曾就菜單跟店方有所商榷｜｜就像許多政府的執行單位，把上級政府的構想主旨給全扭曲了。不知道為什麼？ 坦白說，那一場八菜盛宴，嚴格說來沒有一道是道地的客家菜。一盤「寶島鮮水果」是唯一名副其實的吧。 「客家三寶」名稱是飯店自創的，其中兩小塊冷凍雞肉、香腸兩片、炸肉丸一粒：哪一種有客味？「竹笙貢丸湯」，貢丸是新竹道地，罷了；為什麼要配客家地區十分陌生的竹笙呢？哪裡來的？「客式翡翠餃」更是獨創名與實；台灣客家根本無「餃」，遑論「翡翠」。「豆醬龍蝦」、「封牛小排」，這是「台灣式西餐食品」，很好吃，但絕無客味。「風城花圃」，風城米粉，沾了一點邊，可是不能「原諒」的是；用小蒸籠蒸米粉！幹嗎？「炒米粉」是清苦年代客家人的美食，客婦也以善炒米粉自傲。現在富裕了，炒式不變，可以加上許多肉類佐料呀！何以非蒸不可？「烏豆海鱺」跟「豆醬龍蝦」相似，一道跟客家無關的佳餚。 問題之一，傳統的客家菜，是否不能登大雅之堂？如果是，筆者建議，只擇一、二或二、三道客菜「參加」就好，不必也不宜以「客家菜」號召，以免「互壞名聲」。 「客家菜」在台灣是可以占一席之地的。據筆者多年默查，「福食」似乎往精美小食方面發展，以「全餐全桌」的構思，似乎停留在某一階段。「福食」成為成熟而系統完備而又擁有獨特風格的，大概只有「府城美食」一類。就精美言，「客食」遜色多矣！可惜「府城食」未能擴散全境，卻也是它的福氣，不會像客菜流竄各地而原味盡失。 既然以「客菜」號召，怎麼可以沒有「白斬雞」、「蘿蔔絲炒蛋」、「炒肉」、「封肉」等傳統名菜呢？大廚也許會笑說：原始粗俗，然則請問：不能夠「精緻化」嗎？國宴的最後一道菜是「粄粽、蘿蔔絲酥餅」，評曰：粄粽的餡完全走樣，酥餅而餃子形，坦白說，客家人沒這種吃法｜｜蘿蔔絲揉著油膩味的酥餅，實在太難吃，難下嚥！ 以上單談食物，其實飲食作為文化議題，其內容豐富，意義深奧，是十二分迷人的。客家菜講究原味，不予扭曲「自然天成」；主張「主佐就位」｜｜即佐料不越位，是為「菜主」服務，襯托其美好而已。客菜要求新鮮衛生，做法簡單不費時。凡此，都反映了「原裝客家」的文化價值取向。現在都市的大宴席上的菜餚：一、盤特大，菜特少（中華民國在台灣），二、主佐越位（執政黨執不了政，在野黨撒野而不肯在野），三、佐料混淆，不論豬牛羊魚，一律加辣，使用同一種重味配料佐料（政黨、利益團體掩蓋了主人–人民）。實際上，飲食文化中，可反映或象徵當地的生存實況呢！

錢鴻鈞 二：鍾肇政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文學史觀與外省人的中國文學論述 選擇獨立與自主的台灣文學 1969年，在台灣的中國政權漸漸在國際上失去代表正統中國的地位，故找余光中編一套巨人版《中國現代文學大系》，即表示希望在世界文壇上，在台灣的中國作家仍是代表中國的。在1989年余光中復又接續巨人版的文學大系，編輯1970年後在台灣的文學作品名稱亦為《中國現代文學大系》，此刻則以抹殺台灣文學的獨特性與獨立性成為余光中的在大系中總序的重點之一。由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的著名文章「狼來了」，可知余光中扮演的角色，此人代表的是統治者的打手。但是其卻也代表著外省人的意識型態，在中國文學史觀、中華民族論述上與鄉土文學論戰的另二方—–中國民族鄉土派與西化現代派—–的外省人一樣，都是中國人霸權論述的立場。台灣鄉土派永遠是渺小而卑微的。不過以上兩套大系，台灣人若不被編入，今日想想，那可是大笑話了。台灣作家在中國文壇的存在，可成為他們統治台灣的正當性啊！在台灣的代表中國的作家是否該要感謝台灣作家呢？ 於1993年余光中發表〈藍墨水的下游〉說： 「這四十年裡，大陸陷入低潮或瀕於停頓，也為時不短。藍墨水的上游雖在汨羅江，但其下游卻有多股出海。然則所謂中原與邊緣，主流與支流，其意義也似乎應加重估了。」 文意裡充滿余光中遭遇到來自「真正的中國」的歧視，欲提高自己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的地位，真令筆者有今夕何夕之感慨。結語裡他又說： 「島，原來只是客觀的地理侷限，如果再加上主觀的心理閉塞，便是雙重的自囚了。但是反過來，大陸原是寬闊的空間，但是如果因自大而自閉，也會變成一個小島，用偏見、淺見之海將自己隔絕在世外。」 這段話真可謂太陽底下無新鮮事，很難期待在台灣的中國人能吐出象牙來，高高在上臭不可聞，台灣人的想法在他眼中，註定是狹隘閉塞的。也明顯表達其作為戒嚴體制下統治者的打手，在解嚴後面臨中國與台灣無處立身的困境，是否「希臘的天空」是其絕佳的去處。 回到正題，我們觀察1978年，在時間上，這是以上兩套大系編輯時間的中間點。鍾肇政受邀擔任外省人主導的《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之《小說第二集》的編輯，鍾肇政在導言說： 筆者一直堅信，台灣的文學，從歷史、地理背景及人文環境而言，有其不可移的特色，因而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是可以自成一個體系的。易言之，台灣文學有其獨特的地位，且又當然而然被包容在整個中國文學之中，構成相當有力的一個支脈。基於這種見地，我們也可以說，五十餘年來的台灣鄉土文學與夫中國文學，確有其不可分割的整體性。故此，編纂一套完整的，包含五十餘年來的每個階段的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的書，也就是筆者多年來懸為理想的工作。 這是件大工程，以目前而言，筆者祇能說應俟諸來日。 這一年恰是鄉土文學論戰之後，可以知道這個大系，是官方收編論戰的各派系的動作。鍾肇政說台灣的文學是「可以自成一個體系的」，「台灣文學有其獨特的地位」。我認為這部份是其真正要表達的。文中可看出，他有濃烈的鄉愁，他想編一套自己的《台灣作家全集》。而另外又強調說「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這部份，應是自我保護的說法。 我說「支脈」等言，這是鍾肇政採取的「保護」的說法。此時，台灣的政治越發敏感，自稱代表中國正統的國民黨政權似有被「黨外」推翻之勢，而第二年果然爆發美麗島事件，台灣人受到二二八以來的最大彈壓。鍾肇政此刻手握《台灣文藝》與《民眾日報》兩大刊物，極力培養台灣作家，堪為台灣文學界的龍頭。上述在導言中的說法，苦心昭然，極力的要凸顯台灣文學的地位，且又注意安全上的問題。 觀察一：目前學術上對這樣的言論，都肯定這僅僅是一種「台灣主體台灣本位」的論述，學術界依鍾肇政的語意上判斷其目的有1.提升台灣作家的地位，確立台灣文學的地位，使外省人與官方能肯定省籍作家。2.一種與外省人的競爭意識，希望能被肯定為中國文學、中文文學最重要的一支。3.進而進入世界文壇，提升台灣文學也就是中國文學的地位。那麼台灣文學當然是中國文學最光耀的一支。 觀察二：一個令人感到悲哀的「假設」，即鍾肇政強調了台灣文學自成一體系與獨特的地位，而其也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一般而言就不必再強調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不過他還是喊出這一部份。如此的宣告，真是顯示出台灣作家的苦楚，因為尚須中國人對台灣人忠誠度的考驗，必須不斷向中國的統治者表現一種「發自內心」的「忠誠」的狀態。這種尚須忠誠度考驗的「台灣人悲哀」，很難相信會發生在鍾肇政身上，或任何人身上，除非你「不碰」或「不懂得碰」台灣人命運的問題，你必須對此「考驗」問題作一個了斷，臣服或者是反抗或是妥協。 觀察三：假設他知道台灣文學的界定問題，是「可以自由的認同與建構」，他何以不選擇台灣文學不是中國文學的一支這樣的路線呢？而且解嚴後，他正式提出台灣文學的獨立宣言，鍾肇政若非早有認定台灣文學是獨立自主，不就是說，他有一個態度上的轉變，那麼他為何轉變呢？是「受政治情勢的影響？受新生一代的理論？受統獨的影響？」這些答案，都難以令人信服。也就是說，以上的反面論證，是難以理解本文敘述的「省籍意識」與鍾肇政標舉「台灣」的作法。 觀察四：我們可以深一層問，有什麼跡象，他在內心深處裡，知道台灣文學的界定是「選擇的問題」，一如「中國人」在他內心裡是「可選擇的認同問題」，而非「自然的本質的問題」。當他在講，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之時，這就是證據。因為所謂的「一支」這就是一個界定的問題，當年日據時代張我軍喊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這條他認為台灣文學應走的路線，也正表示張我軍知道，台灣文學還有其他路線可走。事實上日據時代的台灣作家就有其他路線的主張，自主獨立的，甚至後來也有「皇民」的。所以，我說不管鍾肇政是否選擇台灣文學獨立路線，至少他極懂得「保護」自己，懂得「選擇」。 觀察五：他心中是否會疑問，雖然台灣新文學的起源有受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也有用中文發表。在精神傳統上與祖國文學反封建反帝國的民族意識相通。但是日據後期台灣文學皆以日語發表。而在他個人的文學歷程而言，受中國五四白話文學與世界文學、日本文學各有多少影響？他如何衡量自己的文學屬於中國文學與否，又甘心於將被外省人打壓的台灣文學定位為中國文學的一支呢？就像詹宏志在1981年「不小心」脫口引用東年所說「這一切，在將來，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書評書目》93期），被同代台灣作家、評論家猛批猛打，可憐詹宏志變成台灣人的出氣筒。那麼，鍾肇政的出氣筒與尊嚴，可憐都只能藏在內心裡，還好他心臟很堅韌強壯、智慧深遠，才得以長久不發而長命百歲。他一直是有台灣文學的尊嚴，時間上並非1980年或1970年後吧！自1957年在《文友通訊》開展台灣文學運動，他開喊的就是台灣文學要在世界文壇佔有一席之地，還有喊出「我們是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志氣不輸任何人。 觀察六：在鍾肇政心中台灣文學倒底是否「選擇」獨立於中國之外與自主的路線，戒嚴時期或許只可能在葉石濤與鍾肇政往來的信件，才可能隱約透露出來吧！也因為第二代作家在1965年代，可能想都沒想過「台灣文學根源的問題與定位的問題」。葉石濤說：「高XX及X弦都是極狡猾的傢伙，就是因為這批人專橫跋扈，中國文學才無從發展。」雖然說是 1979年寫給鍾肇政的信，但是將中國文學的發展遲緩歸為外省編輯，而台灣文學在其信中自始就都獨立出現，且以台灣文學是否產生古典作品來定位，希望見到台灣作家爭取到諾貝爾獎與進入世界文壇。由上面來作比較，葉石濤的心中，中國文學就是指在台灣的外省人的文學罷了。葉石濤與鍾肇政怎麼會甘於認定「台灣文學」是外省人所建立的落後的「中國文學」的一支流呢？ 觀察七：或許有人質疑，這些信件與發言都是1970年以後的事情，那麼鍾、葉便都是跟著台獨政治人物的尾巴跑，才體認到了台灣文學應走獨立與自主的路線嗎？下一章，鄙文將引用鍾肇政於1965年同樣的以中國文學的一支，作為掩飾的情況。1965年，我認為正是鍾肇政確立了台灣文學的一年，並與中國文學正式決裂的一年。 今日站在台灣為獨立國家的眼光，過去鍾肇政似乎在一個「前獨立國家、前獨立民族文化」的時代裡，那時候他的言論，今天若不深一層的想，是會令人感到模糊與迷惑。我們找不到鍾肇政過去有留下任何「證據」，表達同於「今日獨立國家時期下」的台灣文學獨立界定的論述，就是因為1.「前獨立國家時期」是充滿白色恐怖的壓迫。2.他無法向第二代作家說明白，更因為第二代作家覺醒時刻未到，他簡直是無能力對抗國民黨汲汲在台灣為建立合法統治，對台灣的下一代進行的中國意識教育。3.他是一個文學家，並非政治人物，會強硬灌輸台灣文學獨立自主的意識型態給第二代作家，他僅能希望每一個有志於文學的台灣作家都應該要有一部《台灣人》小說。4.「前獨立國家時期」完全沒有團體的溝通、辯論，沒有共識，以致於詞彙上不可避免有社會習慣性的同於中國論述者的表達。這並非是「台灣中國雙重意識」的表現，在台獨運動者也往往有相同的習慣性的表達。就像是說「這該是咱們中國人才能發明出來的最匪夷所思、最恐怖的刑具，可以傲視全球吧！」（《鍾肇政全集17》，p113）要注意到這句話是解嚴以後1992年在《台灣筆會月報》發表的，雖然自承是中國人，但是此刻無人會錯認他真正的想法。 以上，未免完全以「政治獨立」的眼光看其過去行止？這有政治運動者比文學家更來得「先進」之感，不過事實上卻非如此。有一個很弔詭的觀念，在日據時代的統治者日本人向台灣人陳述過「一個沒有獨立文學的民族，是沒有資格建立獨立的國家。」文學家鍾肇政在解嚴後，很討厭人家認為只有自己「覺醒」，自己才懂得「獨立」似的炫耀姿態，什麼要「勇敢的喊出獨立、加入獨立」，不無對獨立運動者的淺薄與台灣人內部的統獨爭議，表現有如混仗與兒戲吵鬧無異，內心中深深遺憾與可笑。文學家才是最高貴的，擁有一流的心靈。 鍾肇政於今日的省籍意識狀況 「外省人」認為「台灣文學」的名詞本質上就含有一種排他性與狹隘性，外省人這一點反倒是顯得「狹隘的與排他的」的認知真的很糟糕。尤其光復後對台灣存有日本遺毒的指控，漸漸也有「台灣」就是台獨的疑慮。一種殖民統治者的心態，要求在地人向中央盡心盡意表達忠誠。統治者說「同胞」喊得很好聽，實際是沒有平等與一視同仁。 外省人對中國的鄉愁是需要好幾代才能消解。政治上，因為文化認同的因素，除非是面對正統中國的對岸的威脅，極難與台灣人合作。演變到此，變成統獨政治混合著利益分配的問題，兩方久久無法化解歧見。 台灣人與在台的中國人的合作的例子，只發生在1960年雷震等自由派外省人政治家，因應台灣政權不能永久霸佔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並有由美國鼓吹而產生的「兩國論」情勢，本省人與外省人政治上曾經共同推動民主與自由（參閱附錄三，魏廷朝致鍾肇政信，可隱約見時代一端）。註定受到蔣介石嚴厲的壓制，「合作」案胎死腹中。後又因蔣介石「漢賊不兩立」的「妙想」，台灣政權自己退出聯合國，成為世界的孤兒。今天，蔣介石很荒謬的被共產黨政權「定位成」擁有台灣領土主權的「守護者、愛國者」。而後，台灣人要加入聯合國，演變成複雜的族群衝突，遺憾之至。 1990年後李登輝在政治上提出「新台灣人」，鍾肇政則認為「新台灣人」是台灣意識的倒退，可見政治人物畢竟與文學家是不一樣的，顯得較「心胸寬大」。或者是，鍾肇政另有感受？我們看到，政治上李登輝重新提出了1960年代就存在的「兩國論」，卻得不到外省人的贊同，真是怪事。是否族群利益現實利益的分配、統獨、文化認同糾葛成一團，需要進一步「解構」呢？才能回到1960年的共識基礎。鍾肇政這種批判「新台灣人」的想法，與「台灣文學」並不需要本土、鄉土的「加持」角色，顯出鍾肇政在拿捏「台灣、台灣人」的「過去與未來」，有其相當獨特與直觀的思惟。必須強調一點，並不是有「新台灣人」思維的，對於族群觀念的心胸就比較寬大的。 文學界於1999年發生外省人「搶奪」（鍾肇政語）「台灣文學」的解釋權，是否早為「狹隘的死抱省籍意識」的鍾肇政所預見呢？是的，有人既然不認同台灣文學，那麼怎麼會有被台灣文學排斥的說法呢？真的有所謂的「本土論述的暴力性與排他性」的事實嗎？這些都是外來殖民統治意識無法靠「新台灣人」融合的餘緒吧！「台灣文學的悲情」或者謂「台灣文學的歷史」「台灣文學的主體性」的精神傳統不就是台灣的人道主義精神嗎？相對的中國文學，或是外省人在台灣建立的文學形貌，是什麼？狹隘、荒謬、流離者不用談，雖有中國民族主義之流的主張，不過後來與世界霸權中國共產政權匯合，恐怖之至。 所以我想鍾肇政的意思是「認同斯土之民者就是台灣人，怎麼又需要新台灣人呢？」「台灣文學一直是血淚的文學、掙扎的文學」其實內涵仍是寬廣無比，當我們強調台灣文學的悲情，也正是謹記愛、容忍與和平的重要之時，但絕對記取歷史嚴酷的教訓。以上的討論是否早已超越討厭政治、自稱不懂政治的鍾肇政心靈世界呢？不過，小而美的、民主的國家確實是他的夢想。 至今，對於省籍問題，在1990年《台灣作家全集》總序中，鍾肇政講： 「戰後台灣文學，長久以來存在省籍界限，此為不由否認之事實。大約自七○年代起，由於戰後出生的一代逐漸長大，通婚、同學、同事的情形漸漸普遍，省籍歧見遂有漸趨淡薄的現像出現。在文學方面情形亦復如此。此無他，戰後一代已較少大陸情結，縱有上一代人及黨化教育之影響，長江黃河之思，畢竟是空幻的。尤其文學之構成，貴在獨立自主之思考。認同自己所生於斯長於斯的本土之寫作者，由偶一出現而至越來越多，實乃自然趨勢，無由遏止。迄八○年代，這種現像愈趨明顯。九○年代的台灣文學，省籍界限及地域成見之被一掃而光，應是可以預見之事。是則本土文學之益愈壯大，自是意料中事。筆者不願以此而即對未來抱過份樂觀的看法，然而在有心人努力之下，台灣文學應該有光明前途才是。」 大約可以知道，「台灣文學」在外省人的認同情況一如鍾肇政預期的，不敢太樂觀，還需要再觀察。三年前的閒聊中，鍾肇政向筆者提到龍潭地區見到許多老榮民一日復一日閒閒的坐著無聊。我以為鍾老要講這些老榮民的寂寞孤苦之處，我問鍾老會去寫他們的苦難嗎？鍾老說，他決不會去寫，是的，相對於下一代作家想盡辦法書寫，融合外省人為「新台灣人」，他是多麼的不同。「決不會去寫」語意似乎含有台灣人有更多的苦難，以及他筆下都是歌頌台灣人精神，還有千百年前的「台灣人原型」的建構，這些他都寫不完的意思。但是我知道他是鼓勵年輕一輩的多多挖掘幾十萬來台老榮民的本身身世，或與當地女性土著結合的真實故事。奇異的是外省後輩的作家，不大去觸及這方面的題材。鍾肇政之英年早逝的作家兒子鍾延豪，未能留下太多作品，卻寫了帶有重量性的以老榮民為主人翁的短篇，給予真實的人道記錄，「書寫立場」上充滿了「本省人與外省人融合後」的台灣人的正義感。來訪的外省新銳作家張大春問鍾肇政： 「您作品中的許多男主角都在現實和理想的衝突中得到『大地之母』般的女性照顧和啟發，這樣的愛往往在文學作品裡形成某種意味深長的象徵，喚起讀者對親情、友情、鄉里之情的廣泛聯想和感動。但是，用『土地』作譬喻的愛究竟有沒有地域或族群的限制呢？ 鍾肇政回答： 很長的一段時間，我早晚牽著狗散步，每次都經過一座茶園，常常有一些老兵在那裡散步，如果我們深入去挖掘他們的生活，一定有很多動人的東西。我一直認為老兵的故事沒有人寫是「台灣文學」的缺陷，我個人對他們有一種很強烈的同情感，為什麼這些人被忽略了呢？ 鍾肇政意思大概是暗示張大春而已，我卻強烈的感受到，鍾肇政似有很強的譴責外省青年作家未負起作家該有人道主義的社會意識關照。而鍾延豪絕對是延續了父親的台灣文學的精神。比照起張大春的訪問，以為「台灣的愛」就是有地域狹隘問題，未能去作自我實踐、尋求解答，而在狹隘意識裡以想像中的牢籠無法脫困，兩者形成一個極端諷刺的對照。 小結 本文表達的重點即在於「省籍意識與鍾肇政對台灣文學界定的關聯」。一般認為在1965年鍾肇政的意識狀態，僅僅是一種台灣文學的主體論述，但仍舊是位於中國文學之下。我覺得歷史不是這樣的，應該用「鍾肇政本來就認為台灣文學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的角度來看。會有這樣的選擇，正是因為「省籍意識」，例如，像外省人余光中以中國文學為主體來壓迫台灣文學的論述，是不會讓鍾肇政同意，鍾肇政認為台灣文學自有一個體系與獨特的地位。連1970年代後鍾肇政連政治上都主張獨立（我想這個時間點，讀者應該會同意吧），何況文學的定位呢？目前的學術研究論述總以為鍾肇政沒有政治獨立的觀念，所以就不會認為文學獨立。其實，文學要獨立的信念，要比政治獨立的選擇更困難，因為有同樣是中文、文化傳承的客觀存在這一層的思考上的困難。搞台獨運動是會死人的，這的確是蠻了不起的。但是搞台灣文學，雖可加以掩飾，但文學文化工程的艱辛，我們越來越明白，實不比政治運動容易輕鬆。在這充斥政治語言的時空，實在不得不在拙文中常常一併將文學與政治提出討論。 拙文認為，鍾肇政並沒有「脫中國文化」的概念，因為他的民族意識、漢民族意識不強，何況鍾肇政的認識裡，並不需要有政治獨立的概念，台灣文學才可獨立，鍾肇政認為文學本來就有獨立性，換言之，他就是主張在本質上台灣文學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 （待續……）

伊藤潔、林建良 八月二十三日朝日新聞、產經新聞等日本各大報報導，陳水扁總統在與日華教育協會日方人士見面時，對日本最近的新教科書提出批判，強調日本不該歪曲事實竄改歷史，也教訓日本該顧及鄰近諸國感情。此論調完全與中國的對日觀點毫無兩樣，基本上是站在中國的立場來看日本。 不知道阿扁是否看過日本扶桑社新編的教科書，他所謂的歪曲與竄改的史實部分到底是指那一段記載？如果阿扁只是隨著中國的步調批判日本的教科書的話，那麼他的見識令人懷疑。目前日本中學使用之歷史教科書共有八家出版社發行，其中舊有的七種對台灣的描述僅提及國民黨敗逃至台灣而已。而阿扁所批判的扶桑社新教科書是唯一站在台灣人觀點提起蔣介石的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中殺害了三萬台灣人。 在台灣的中國人以仇恨心理批判日本的新教科書還多少可以理解，台灣的總統也跟著中國人批判最親台灣的教科書，其輕率與膚淺實讓人不得不搖頭。筆者難以理解，阿扁是代表台灣還是代表中國向親台灣的日本人及日本教科書抗議的。 此次訪台的日華教育協會成員在日本屬保守陣營的言論大老級人物，訪問團團長、拓殖大學總長的小田村四郎先生更是被日本尊為保守派的精神領袖。小田村總長的祖父是當年來台灣的教育者，為殉難於芝山岩的「六先生」之一。 也因此小田村總長對台灣有著相當深厚的感情，在日本常為台灣發出正義之聲。在中國及國內統一派之前如此軟弱的阿扁，在親台的日本友人之前擺如此高的姿態，真不知阿扁是否分得清楚敵我。 在日台灣同胞國籍被日本政府記載為「中國」，我們多次向總統府陳情卻不見阿扁向日本政府抗議或向來台灣訪問的日本政治人物表示關切。 有這種只照顧中國人心情無視台灣人尊嚴被踐踏的台灣總統，也難怪被中國看得扁扁。 此外，阿扁順著經發會的意見要解除戒急用忍政策，有不少日本的政治學者向筆者表示疑惑，何以關乎國家安全如此重大的政策修正會由一個違章建築的臨時性會議來決定？何以阿扁選擇在此時向企業及統派勢力妥協，向中國傾斜接近？阿扁到底是捍衛台灣安全的「台灣之子」還是引狼入室的敗家子？在日本學者的眼中看來，阿扁所謂的「解除戒急用忍可以展現台灣信心」的說法，無異於擁盜匪入室來展示自信一樣的幼稚。 日本在最近發表其「防衛計畫大綱」，提及日本將把其防衛重點往南移動，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乃是中國的擴武政策及日漸露出的領土擴張野心。日本為了在台海有事時能因應美軍共同協防台灣海峽，因而將其防衛重點南移。在日美軍的存在對中國妄想侵略台灣的野心有極大的嚇阻作用，有事時，日本的後勤補給也關係著美軍戰役的勝敗。 因此日本的態度對美國是否出兵與使用何種規模的戰力，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力。為了台灣的安全，我們不只有必要與美國保持緊密的聯繫，也有必要爭取日本的支持共同維持台灣海峽的安全與和平。 這個簡單明瞭的利害關係何以阿扁看不出來，反而往台灣最大的敵人中國接近，解除自己的經濟武裝與狼共舞。 阿扁這種敵我不分的草率而幼稚的政策決定過程也許才是台灣最大的危機

戴寶村◎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一九七一年十月，聯合國大會以二七五八號決議文，驅逐（expell）蔣介石的代表，同時接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會員國，所謂的「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至今適滿三十年。 經過民主化的修憲、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的歷程，台灣日益朝向成為一個名實相符的主權獨立國家，在此具有反省的年代，應深刻思考台灣的外交處境，政府與民間如何以具體的行動合作，讓台灣能在國際社會獲得應有的角色與地位。 聯合國是世界最重要的國際組織，目前有一八九會員國，除極少數如瑞士為保持中立國傳統而不加入，被「蒙藏委員會」管轄的蒙古共和國早在一九六一年就已加入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後努力廿年也進入聯合國，世上想加入聯合國卻未能加入的國家可能只有台灣。 聯合國與一個國家之國際關係的重要性由七○年代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演變即可看出，一九七○年與中華民國有邦交的國家為六十六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國為四十九國，一九七一年豬羊變色為五十四比六十六，一九七八年降至最低的廿一比一一六，政府要台灣人在「莊敬路」和「自強隧道」唱「中華民國頌」，實則台灣無法參與各種國際組織，連基本的國情資料都無從登錄，台灣形同世界的孤兒、棄兒。相較於「ＲＯＣ寸步難行」，台灣人長期勤奮努力拓展工商經貿，各種產品行銷世界，才使得「ＭＩＴ縱橫四海」，台灣國土在世界各國中排名第一三一、人口第四十三、國民所得第廿五、入出口貿易總量第十四、第七大對外投資國、外匯存底第三；台灣人出國人次與國家人口比例居世界之冠。台灣擁有如此國家實力，然而與中華民國有邦交的國家卻只有廿八國，竟是恰和台灣的國民所得的排行接近。 台灣人憑經濟實力得以遊走世界各國，似已對台灣的國際外交處境麻木不覺，有人以全球化的趨勢來超越台灣的國家建構，也有人將台灣外交關係全歸諸中國的外交封鎖孤立，甚或想仰中國鼻息來獲取垂憐，此無異緣木求魚，自立自強、自助人助才是立國與外交的基本道理。 一九九一年中華民國政府開始進行「重返」聯合國的工作，轉眼十年過去毫無進展，今年新政府在聯合國開會前夕也進行參加聯合國的行動，並逐漸調整不堅持「重返」，或是推翻二七五八號決議文的「排中納我」的政策，也試著用「中華民國在台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名義；這種作法雖稍有進步，但仍難有突破性的進展，聯合國的會員國是以國家為單位，台灣就土地、人民、政府、主權等國家要件都已具備，不過若稱作「中華民國在台灣」則形同「活馬綁死樹」，世界上也沒有國家稱作「美國在夏威夷」、「日本在北海道」，因此台灣必須正名為一名實相符的主權獨立國家，讓台灣發聲：「台灣就是台灣」，台灣有條件、也有強烈意願爭取國際間的平等對待。 「台灣全國站起來運動聯盟」於九月八日上午十點在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中心舉行以「TAIWAN」名稱加入聯合國的登山健行活動，台灣國家山岳協會支持此一活動而參與聯合主辦，希望鼓舞大家發揮登山者腳踏實地的精神為台灣向前行，就像電視廣告中的演員、足球員一樣，堅毅地「Keep Walking」追求成功，大家一起來健行，支持台灣邁向聯合國。

李筱峰◎世新大學教授 8月9日上午，讓我們一起來爬陽明山，幹嘛？這是由「台灣全國站起來」運動邀集台灣北社、中社、南社、台灣教授協會、水噹噹…許許多多社運團體共襄盛舉的一次登山健行活動。 這次活動的主要訴求，是要呼籲台灣全國人民共同支持以「台灣」名稱加入聯合國。 為什麼選在九月八日舉行呢？因為今年的九月八日，正是與台灣地位關係密切的舊金山和約簽約五十週年。 五十年前的舊金山和約與台灣地位何干？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四十八個二次大戰中的盟國代表，在舊金山與日本代表簽署對日和約，其中第二條規定：「日本應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群島的權利、權限及請求權。」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十八國當中沒有包括中華民國，也沒有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此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逃離了原來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的絕大部分國境，而正流亡在地位未定的台澎。台澎並非與日本作戰的地區或國家，而是終戰前日本的領土，因此台澎不可能產生一個統治政府出來參與交戰雙方的和約問題。 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剛成立不到兩年，國際支持度尚低，尤其正在「抗美援朝」，與美國嚴重對立，因此美國主導的舊金山和約，自然就沒有北京的代表參加。 「舊金山和約」對台灣的最大意義，在於此和約中沒有說明日本放棄台澎之後，將之交給誰承接。 當然這是根據前一年（一九五○年六月廿七日）韓戰爆發後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聲明所作的巧妙安排，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不到國際法上的權利義務來接管台灣。這個巧妙的安排，固然起因於韓戰的爆發改變美國的亞洲政策，但其背景卻是在終戰之初對於台灣的接管即已埋下伏筆。按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命令中國戰區內的日軍向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將軍投降，蔣介石命何應欽，何應欽再命陳儀，到台灣受降。 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台北公會堂（中山堂）受降典禮上面掛著聯合國大旗，以及中、美、英、蘇等國的國旗及首領的相片，正說明著這是聯合國盟軍接受日本投降，雖是由中華民國的陳儀將軍代表受降（且當時的國際默契仍相信最後會將台灣歸屬中華民國），但其本質仍只是暫時的軍事接管，真正的領土承轉，仍有待具有國際法效力的國際條約來決定。 詎料，中華民國還來不及簽定對日和約，就因共產革命而敗亡，一九四九年底其流亡政府逃退到有待國際條約來解決地位問題的台灣。美國此時對於腐敗的國民黨政權已失去信心，並已發表對華白皮書，不擬再支持蔣政權。偏偏退守台灣的蔣政權在半年後，因為韓戰爆發，使得美國重新考慮台灣的戰略地位，杜魯門總統發表聲明，除命令第七艦隊協防台海，防止雙方衝突之外，更提出「台灣將來的地位，必須等到太平洋的安全恢復，及對日本的和平條約成立後，或者聯合國予以考慮，才能確定。 有了這個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後，遂有翌年舊金山和約的巧妙安排。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中正式放棄台澎之後，才在次年（一九五二年）四月派代表來台北與流亡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簽訂「日華和平條約」（即中日和約）。 為了明確條約的適用範圍，雙方言明「本條約各款關於中華民國之一方，應適用於現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於是，流亡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以「中華民國」的名號，繼續在台灣發揮其控制力。 在五○、六○年代的國際冷戰局面下，蔣介石政權躲在美國的保護傘內，高枕無憂，對內厲行白色恐怖統治，對外則以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自居，掛著「中華民國」名號的台灣，也獲國際社會的支持，在聯合國享受代表中國的席位。其實，自韓戰以來，美國即有「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想法，試圖說服在台灣的蔣介石接受，但是迷信「漢賊不兩立」的蔣介石執拗不悟，在冷戰未解的情況下，美國只好繼續支持反共的蔣政權在聯合國的席次。 然而，隨著一九七○年下半年，國際情勢的轉變，使美國對中國政策開始有了調整。尼克森政府準備與中國北京方面改善關係，因此，國際上接納北京政權的考慮，也開始多起來。蔣政權在聯合國的地位，也逐漸動搖。終於在一九七一年十月，被迫退出聯合國。 長期以來﹐我們常習慣說「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其實，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因為被逐出聯合國的，並不是中華民國，而是蔣介石政權的代表。我們來看看當年聯合國這份逐出蔣政權代表的「二七五八號決議案」的決議文內容，便可明白：「…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它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的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聯合國的二七五八號決議案，已經確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國且繼承「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 但這個決議，是決定中國代表權問題，不是決定台灣的主權問題。 對國際社會而言，不論名稱叫「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 或是在前面加個「人民的」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都是中國(China)。兩個名詞幾乎是同義詞。 所以直到目前，聯合國憲章還保留「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的名號，例如聯合國憲章第廿三條有關安全理事會的成員中，仍用「The Republic of China」﹔憲章第一百一十條也一樣保留「The Republic of China」的國名，沒有改變。 職是之故，台灣如果真正有意要進入聯合國，就不可能再使用「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進入，因為「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在聯合國裡面已經有了，且已經被北京政權所繼承與代表。 這個道理就好像我們要開一個食品公司，不可能用「義美」或「郭元益」去申請營業登記一樣，因為名稱與別人重複，不可能申請得出來。 國民黨政府自一九九三年起，每年委請友邦向聯合國提案，要求成立「特別委員會」，審議「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國際體系中的特殊情況，甚至還要求重新審議二七五八號決議案。看來這是白費力氣的，有國際常識的人都知道，我們要「重返」聯合國是不可能（因為必須把北京代表逐出），台灣只有以新的國家，用名副其實的「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才有可能被考慮。 我們知道，阿扁新政府在有限的民意及舊勢力的無端干擾下，恐怕也不敢立刻以「台灣」名義向聯合國秘書處直接領表申請加入聯合國。因此，我們發起這項全民覺醒運動，讓我們洗刷過去舊勢力對台灣的污名化，光明正大的認同台灣的正名，做為新政府的後盾。 掛名叫中華民國的台灣，既然已經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則民主國家本身應該有能力以民主的程序，改變其本身的制度及名號，這是天經地義之事。為了我們台灣的永續發展，我們要名正言順以台灣名稱加入聯合國。 　

謹以此文悼念參加世台會在巴西罹難的海外同鄉 盧千惠◎任教於台灣文化學院 日本和歌中被頌讚的名勝古地叫做＜歌枕之地＞。日本人老來嚮往站在歌枕勝地一邊欣賞風景一邊讀抒情詩歌，追求內在的富裕和感動。不只是日本人，很多歐洲的詩人、作家都做如此的巡禮。我，十四歲時看了＜翠堤春曉＞的電影後，一直想要到維也納的森林公園中、藍色的多瑙河畔輕唱約翰．史特勞司的華爾滋。過了五十年，這暑假，乘夫婿受邀參加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的機會，做了長久以來憧憬的、屬於我的＜枕＞之旅。站在深綠色的維也納森林公園，看到樹枝上跳渡的兩隻小鳥，＜維也納華爾滋＞起頭的短促音符自然地出現在我的舌齒之間；走在淺藍色的多瑙河畔，雖然沒有洗衣女，但是滔滔流水般的旋律蕩漾在我的腦海。那感動和喜悅是無可形容的。次日，懇求朋友帶我到中央墓地，讓我向帶給人間美妙樂曲的約翰．史特勞斯獻上一束鮮花，圓了長久以來的＜少女的願望＞。 歸途乘電車，寂靜中突然聽到老婦人的叱責聲。順著眾人的視線看到一個女孩紅著臉，趕緊將放在旁邊空位的東西收拾到她的膝蓋上。相信是老婦人在教訓女孩不應該一個人佔據兩個位置。過了幾站，一位老人上車，已經沒有座位。他走近年輕人從背後輕拍肩膀。年輕人回頭看，面帶著笑容馬上站起來讓位。我發覺奧國的老人受到尊敬並有權威。這情景，比起站在「尊老座」前而向裝睡的年輕人嘆息的日本老人令我清爽。 訪問電影＜真善美＞的舞台──莎士堡的途中，朋友先轉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納粹軍隊奴役猶太人建造的毛討玄集中營紀念館。想像著數千骨瘦如柴的猶太人，從山下被迫背大塊石頭爬上斷崖樓梯，建造自身的刑場──監獄、瓦斯室、解剖室… 禁不住有要嘔吐的感覺。在這些建築物中，也有納粹軍官專用的游泳池和娛樂場。人可以殘忍到邊看數千在飢餓、恐懼中的人而在旁跳舞做樂。這紀念館警惕世人，只要被放入如納粹的組織，大多數的人會變得麻木不仁，失去良知。感到欣慰的是有不少德國的大學生乘暑假，來這裡做修繕窗戶整頓庭院的義工。我想到長期摧殘無數台灣精英歲月的綠島監獄，應該留著做人權教育的教室。可惜當局為隱蔽愚行早已把它破壞無遺。 今年的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第三十屆年會，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在意大利北部的米蘭市召開。聯合會理事長盧榮杰主持開幕典禮，接著，由從台灣受邀請的彭明敏、姚嘉文、張富美、許世楷、林世嘉做幾場基於學識、經驗、格調，而且與大會主題「台灣向前看」有關的演說。赴會的同鄉抱著「君自故鄉來 應知故鄉事」的心情，以成熟的民主風度傾聽發表。晚上， 駐意大利代表林基正歡宴從各地來參加的台灣人。他不像台灣的政客、官僚，匆匆露面匆匆離開，從頭到尾坐在第一排聽講並關照在場的僑胞盡地主之誼。第二天台灣之夜晚會，看到金髮碧眼的眾多意大利小女孩，在舞蹈老師方麗芬教導之下唱並跳台灣民謠＜丟丟銅＞，大家都樂壞了。第三天，從美國趕來的駐美副代表李應元和世界台灣同鄉會會長郭重國各自分析「對美外交」與「如何替台灣打拚」。 閉幕典禮前的兩個鐘頭座談會，要發言的人不斷，讓主持這場的外交部研考會副主委楊黃美幸忙得不可開交。離開故鄉久者四十多年，短者幾年，一百多位與會同鄉關心故鄉之情洋溢，都想著要幫忙讓台灣加入國際組織，要知道能替台灣做甚麼，要台灣的政府理清國家的認同問題。 開會後三日的文化之旅由籌備會執行長莊振澤帶領，遊水都威尼斯、文藝復興之都佛羅倫斯，比薩斜塔。不僅吃、住、行，參加者還享受了眼福與耳福。只是渡船到威尼斯去看由台北市文化局主辦、市長馬英九揭幕的「藝術雙年展──台灣館」時，有不少人對它的展覽品感到失望。因為除了被鐵鏈鍊住的龍發堂精神病患，看不到「台灣」在這「人類的舞台」上。巨大的相片明顯地、赤裸地照映病人的臉與表情。有人為「台灣館」辯護「藝術是主觀的，超越國境、時間…」。但是這說法在此有「國王的新衣」的虛偽。更何況在高度重視人權的歐洲，假借藝術侵犯病人的人權是否會損及台灣之名呢？多人抱了疑問。 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閉幕前發表了下列聲明： 1.肯定台灣人民以和平的方式進行政權交接。 2.呼籲台灣政府致力於軍隊國家化之外，應加速確立文官體制的中立化。 3.深盼政府革除舊官僚氣息，以改革之心建立新政，而非以參政之欲因循苟且。 4.鄭重呼籲國會停止政爭，以民生政經議題為上，以人民利益為先。 5.儘速從事教育改革，屏除中國意識，加強台灣本土的認知，建立下一代對台灣的國家認同。 6.熱切支持台灣政府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WHO，ICAO等國際組織，在適當時間地點配合世界各地舉行說明會，或遊行示威，爭取陳總統十一月到丹麥參加自由和平獎的頒獎典禮。 從這聲明可以看出，旅歐同鄉沒為自己要求甚麼，只有他們對故鄉的深情。 最後，我想以醫師鄭智仁的歌”獵鳶”，送給為追尋自由被迫離開故鄉，但是還在海外關心台灣，不時地回頭望的同鄉。「傳說中　佇山的彼邊　有住著一巢獵鳶　人在講彼邊四季如春　山翠溪清…。人的慾望　使彼所在變做山不山流水濁　傷心的所在　獵鳶　伊漸漸愈飛愈高　不時地回頭望　獵鳶　伊漸漸愈飛愈遠　不知何時返轉來　獵鳶　你何時返轉來？擱再乎阮來疼惜？」

李友禮 媽媽說她生友義仔時難產，友義仔來這個世界時，全身黑黝黝、沒有氣息。但老天有眼，知道苦難的台灣，需要他這種笑口常開、腳踏實地、默默耕耘、不怨天尤人、力求上進，造福親友、…的人，而給他賜生。但沒想到，六十三年後，老天瞎了眼，在他爐火純青、能把一生的心血奉獻給他熱愛的故鄉時，奪走了他的生命。 友義仔大我一歲(實算十八個月)，和他一起長大，好簡單好容易。穿他留下的娃娃裝、學他的牙牙語、用他的尿布、…我小時和友義仔像雙胞胎，蠻逗人喜歡的。大了一點，我開始查覺：友義仔只大我一歲，但比我聰明懂事，我只要跟著他，就不會挨打挨罵和弄巧成拙。有基本求生慾望和小聰明（Wit,not Smart）的我，就跟著他：唸二重國校（已搬到三重埔)、第一名畢業、考上建中、留美，搞同鄉會、幹台獨、上黑名單、疼某大丈夫、孝順父母、手足情深、…包括最近幾年來的參加世合會。 記憶裡，我們沒吵過架。媽媽老是說：友義仔好乖、你好壞；他老是讓你。雖然如此，媽還說：三、四歲時，有一次兩兄弟吵起架來，你不知從何處抓了一把小鐵鎚，把友義仔的頭敲了一個小洞。我不相信，直到友義仔給我看他頭上的小瘡疤。他脫髮神速說是我敲出來的。我說：那一敲，他才混沌大開、聰明「絕頂」（沒毛的意思）。總之，那一次「教訓」後，他再世不跟我吵架了。 國民黨來台後，我家家道中落。家母為了幫助家計，毅然加入工作行列。在父母早出晚歸的情況下，友義仔放學回家都會自動自發地幫忙晚餐的準備工作。他十五、六歲就會煮飯（那時還沒有電鍋）和炒簡單的大鍋菜。那時寄人井下，友義仔會利用飯後沒人用井的時間，拖大妹和我去洗衣服。過年做甜糕時，我們輪流下米和搖轉石磨。友義仔做很多家事，還能保持良好成績，怪不得他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友義仔高一時，台海發生戰役，「太平艦」被炸沉。國民黨藉機搞出一個『建艦復國』的學生運動。高中生集合在台北中山堂開會(職業學生作秀)，有計劃地把這個會搞到「血書總統、自願從軍」的狂熱。那是友義仔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盲目衝動替國民黨流的一滴血。要非他才高一，國民黨早就抓他去「不自願」從軍了。自從那次盲從後，友義仔在碰到國民黨時，一定敬鬼神而遠之，以免受騙。以他「自願從軍、思想純正」的紀錄，國民黨的職業學生和教官導師三番五次地都無法邀他入黨。 1957以他的聯考成績，可以考進成大的電機系。但因家貧，我們兄弟都心裡有數，台北以外的大學免填。他就去工專唸電機。翌年，聯考不分組，我第一次，他重孝。他希望考進台大工學院。他並不休學而兩管齊下。如果他休學一年好好K書，一定給他考上的。 事實証明，為了唸台大而遲一年是沒必要的。他後來出國留學，拿到博士學位，不再因沒考上台大而心有戚戚焉。那年我考上台大經濟系，他鼓勵我去唸，多選會計，出來容易找工作。因為我們都差一點去唸五年制的北商(如果沒考上建中時)。就在一起準備聯考，因天熱每晚在門外門燈下K書到一、二點時，看巷尾兩個失學下海、坐三輪車回來的夜歸人，我們慶幸二個家貧失學的妹妹不必如此淪落。但我們都知道她們的犧牲是我們的學位無法彌補的。這年我們兄弟也因一起K書而更加接近。 唸工的，一般都是不解風情的。但友義仔是個例外。當我上大學「大學」跳舞時，友義仔也有興趣。我們互相交換舞步和心得。只要是能夠帶人（一般帶女伴沒問題，但帶「游擊手」不受歡喜）的舞會，我都帶友義仔去。後來我們還一起去追小學老師。結果雙雙捕空。我現在還在用的「恰-恰-恰」和「扭扭舞」的基本步，就是友義仔傳授的。來美後，發現會三步七仔的很吃香，友義仔應該有他的好時光(Good Time)吧。 友義仔Kansas State唸書時，一群熱愛台灣的留學生、聯合Wisconsin大學、和Philadelphia的台灣學生，成立了『台獨聯盟』。友義仔應該是『聯盟』的原始盟員。他那時為了一封信給我，很詳盡地告訴我：家父在國民黨入台後，落魄的情形。我一直以為友義仔是個乖乖牌的孩子，他不會搞革命的。1970年家父母來美探親，受到國民黨百般的折磨和侮辱。我以為是我在芝加哥搞出來的麻煩。父母一來後，才知道是友義仔惹的禍。我一直不敢去想像：如果是我一個人的話，爸媽會如何處置我？爸媽那次是「受國民黨之託」，出來「教訓」我們兄弟的。等我單槍匹馬到Oklahoma去帶父母時，友義仔已說服他們了。就父母來說，友義仔永遠是正的、對的、言行一致的。就『台獨』。來說，友義仔也永遠是正的、對的、堅毅一致的。 90年代初，友義仔致力於「黑名單」的打破。他曾應台灣媒體的邀請，公開出面作證。這本文獻被大妹的女兒凱玲在固書館翻到，借出來給大家看，還頻頻說：大舅好厲害、好偉大噢！ 破除「黑名單」後，友義仔因工作上的關係，得以回饋台灣的空防設施和年老多病的父母。他專親至孝又有神通，能在父母最需要的晚年回去照料。在巴西世台會時，我們談了一下。友義仔打算九月回台長住到明年退休。 退休後，他會把他那套台灣空防所需的專門技術奉獻出來。沒想到，在那遙遠的巴西、在那彎曲的陡坡，你失去了神通、你失去了知覺；我們失去了你、台灣也失去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