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鴻鈞
二：鍾肇政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文學史觀與外省人的中國文學論述
選擇獨立與自主的台灣文學
1969年，在台灣的中國政權漸漸在國際上失去代表正統中國的地位，故找余光中編一套巨人版《中國現代文學大系》，即表示希望在世界文壇上，在台灣的中國作家仍是代表中國的。在1989年余光中復又接續巨人版的文學大系，編輯1970年後在台灣的文學作品名稱亦為《中國現代文學大系》，此刻則以抹殺台灣文學的獨特性與獨立性成為余光中的在大系中總序的重點之一。由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的著名文章「狼來了」，可知余光中扮演的角色，此人代表的是統治者的打手。但是其卻也代表著外省人的意識型態，在中國文學史觀、中華民族論述上與鄉土文學論戰的另二方—–中國民族鄉土派與西化現代派—–的外省人一樣，都是中國人霸權論述的立場。台灣鄉土派永遠是渺小而卑微的。不過以上兩套大系，台灣人若不被編入，今日想想，那可是大笑話了。台灣作家在中國文壇的存在，可成為他們統治台灣的正當性啊！在台灣的代表中國的作家是否該要感謝台灣作家呢？
於1993年余光中發表〈藍墨水的下游〉說：
「這四十年裡，大陸陷入低潮或瀕於停頓，也為時不短。藍墨水的上游雖在汨羅江，但其下游卻有多股出海。然則所謂中原與邊緣，主流與支流，其意義也似乎應加重估了。」
文意裡充滿余光中遭遇到來自「真正的中國」的歧視，欲提高自己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的地位，真令筆者有今夕何夕之感慨。結語裡他又說：
「島，原來只是客觀的地理侷限，如果再加上主觀的心理閉塞，便是雙重的自囚了。但是反過來，大陸原是寬闊的空間，但是如果因自大而自閉，也會變成一個小島，用偏見、淺見之海將自己隔絕在世外。」
這段話真可謂太陽底下無新鮮事，很難期待在台灣的中國人能吐出象牙來，高高在上臭不可聞，台灣人的想法在他眼中，註定是狹隘閉塞的。也明顯表達其作為戒嚴體制下統治者的打手，在解嚴後面臨中國與台灣無處立身的困境，是否「希臘的天空」是其絕佳的去處。
回到正題，我們觀察1978年，在時間上，這是以上兩套大系編輯時間的中間點。鍾肇政受邀擔任外省人主導的《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之《小說第二集》的編輯，鍾肇政在導言說：
筆者一直堅信，台灣的文學，從歷史、地理背景及人文環境而言，有其不可移的特色，因而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是可以自成一個體系的。易言之，台灣文學有其獨特的地位，且又當然而然被包容在整個中國文學之中，構成相當有力的一個支脈。基於這種見地，我們也可以說，五十餘年來的台灣鄉土文學與夫中國文學，確有其不可分割的整體性。故此，編纂一套完整的，包含五十餘年來的每個階段的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的書，也就是筆者多年來懸為理想的工作。
這是件大工程，以目前而言，筆者祇能說應俟諸來日。
這一年恰是鄉土文學論戰之後，可以知道這個大系，是官方收編論戰的各派系的動作。鍾肇政說台灣的文學是「可以自成一個體系的」，「台灣文學有其獨特的地位」。我認為這部份是其真正要表達的。文中可看出，他有濃烈的鄉愁，他想編一套自己的《台灣作家全集》。而另外又強調說「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這部份，應是自我保護的說法。
我說「支脈」等言，這是鍾肇政採取的「保護」的說法。此時，台灣的政治越發敏感，自稱代表中國正統的國民黨政權似有被「黨外」推翻之勢，而第二年果然爆發美麗島事件，台灣人受到二二八以來的最大彈壓。鍾肇政此刻手握《台灣文藝》與《民眾日報》兩大刊物，極力培養台灣作家，堪為台灣文學界的龍頭。上述在導言中的說法，苦心昭然，極力的要凸顯台灣文學的地位，且又注意安全上的問題。
觀察一：目前學術上對這樣的言論，都肯定這僅僅是一種「台灣主體台灣本位」的論述，學術界依鍾肇政的語意上判斷其目的有1.提升台灣作家的地位，確立台灣文學的地位，使外省人與官方能肯定省籍作家。2.一種與外省人的競爭意識，希望能被肯定為中國文學、中文文學最重要的一支。3.進而進入世界文壇，提升台灣文學也就是中國文學的地位。那麼台灣文學當然是中國文學最光耀的一支。
觀察二：一個令人感到悲哀的「假設」，即鍾肇政強調了台灣文學自成一體系與獨特的地位，而其也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一般而言就不必再強調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不過他還是喊出這一部份。如此的宣告，真是顯示出台灣作家的苦楚，因為尚須中國人對台灣人忠誠度的考驗，必須不斷向中國的統治者表現一種「發自內心」的「忠誠」的狀態。這種尚須忠誠度考驗的「台灣人悲哀」，很難相信會發生在鍾肇政身上，或任何人身上，除非你「不碰」或「不懂得碰」台灣人命運的問題，你必須對此「考驗」問題作一個了斷，臣服或者是反抗或是妥協。
觀察三：假設他知道台灣文學的界定問題，是「可以自由的認同與建構」，他何以不選擇台灣文學不是中國文學的一支這樣的路線呢？而且解嚴後，他正式提出台灣文學的獨立宣言，鍾肇政若非早有認定台灣文學是獨立自主，不就是說，他有一個態度上的轉變，那麼他為何轉變呢？是「受政治情勢的影響？受新生一代的理論？受統獨的影響？」這些答案，都難以令人信服。也就是說，以上的反面論證，是難以理解本文敘述的「省籍意識」與鍾肇政標舉「台灣」的作法。
觀察四：我們可以深一層問，有什麼跡象，他在內心深處裡，知道台灣文學的界定是「選擇的問題」，一如「中國人」在他內心裡是「可選擇的認同問題」，而非「自然的本質的問題」。當他在講，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之時，這就是證據。因為所謂的「一支」這就是一個界定的問題，當年日據時代張我軍喊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這條他認為台灣文學應走的路線，也正表示張我軍知道，台灣文學還有其他路線可走。事實上日據時代的台灣作家就有其他路線的主張，自主獨立的，甚至後來也有「皇民」的。所以，我說不管鍾肇政是否選擇台灣文學獨立路線，至少他極懂得「保護」自己，懂得「選擇」。
觀察五：他心中是否會疑問，雖然台灣新文學的起源有受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也有用中文發表。在精神傳統上與祖國文學反封建反帝國的民族意識相通。但是日據後期台灣文學皆以日語發表。而在他個人的文學歷程而言，受中國五四白話文學與世界文學、日本文學各有多少影響？他如何衡量自己的文學屬於中國文學與否，又甘心於將被外省人打壓的台灣文學定位為中國文學的一支呢？就像詹宏志在1981年「不小心」脫口引用東年所說「這一切，在將來，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書評書目》93期），被同代台灣作家、評論家猛批猛打，可憐詹宏志變成台灣人的出氣筒。那麼，鍾肇政的出氣筒與尊嚴，可憐都只能藏在內心裡，還好他心臟很堅韌強壯、智慧深遠，才得以長久不發而長命百歲。他一直是有台灣文學的尊嚴，時間上並非1980年或1970年後吧！自1957年在《文友通訊》開展台灣文學運動，他開喊的就是台灣文學要在世界文壇佔有一席之地，還有喊出「我們是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志氣不輸任何人。
觀察六：在鍾肇政心中台灣文學倒底是否「選擇」獨立於中國之外與自主的路線，戒嚴時期或許只可能在葉石濤與鍾肇政往來的信件，才可能隱約透露出來吧！也因為第二代作家在1965年代，可能想都沒想過「台灣文學根源的問題與定位的問題」。葉石濤說：「高XX及X弦都是極狡猾的傢伙，就是因為這批人專橫跋扈，中國文學才無從發展。」雖然說是 1979年寫給鍾肇政的信，但是將中國文學的發展遲緩歸為外省編輯，而台灣文學在其信中自始就都獨立出現，且以台灣文學是否產生古典作品來定位，希望見到台灣作家爭取到諾貝爾獎與進入世界文壇。由上面來作比較，葉石濤的心中，中國文學就是指在台灣的外省人的文學罷了。葉石濤與鍾肇政怎麼會甘於認定「台灣文學」是外省人所建立的落後的「中國文學」的一支流呢？
觀察七：或許有人質疑，這些信件與發言都是1970年以後的事情，那麼鍾、葉便都是跟著台獨政治人物的尾巴跑，才體認到了台灣文學應走獨立與自主的路線嗎？下一章，鄙文將引用鍾肇政於1965年同樣的以中國文學的一支，作為掩飾的情況。1965年，我認為正是鍾肇政確立了台灣文學的一年，並與中國文學正式決裂的一年。
今日站在台灣為獨立國家的眼光，過去鍾肇政似乎在一個「前獨立國家、前獨立民族文化」的時代裡，那時候他的言論，今天若不深一層的想，是會令人感到模糊與迷惑。我們找不到鍾肇政過去有留下任何「證據」，表達同於「今日獨立國家時期下」的台灣文學獨立界定的論述，就是因為1.「前獨立國家時期」是充滿白色恐怖的壓迫。2.他無法向第二代作家說明白，更因為第二代作家覺醒時刻未到，他簡直是無能力對抗國民黨汲汲在台灣為建立合法統治，對台灣的下一代進行的中國意識教育。3.他是一個文學家，並非政治人物，會強硬灌輸台灣文學獨立自主的意識型態給第二代作家，他僅能希望每一個有志於文學的台灣作家都應該要有一部《台灣人》小說。4.「前獨立國家時期」完全沒有團體的溝通、辯論，沒有共識，以致於詞彙上不可避免有社會習慣性的同於中國論述者的表達。這並非是「台灣中國雙重意識」的表現，在台獨運動者也往往有相同的習慣性的表達。就像是說「這該是咱們中國人才能發明出來的最匪夷所思、最恐怖的刑具，可以傲視全球吧！」（《鍾肇政全集17》，p113）要注意到這句話是解嚴以後1992年在《台灣筆會月報》發表的，雖然自承是中國人，但是此刻無人會錯認他真正的想法。
以上，未免完全以「政治獨立」的眼光看其過去行止？這有政治運動者比文學家更來得「先進」之感，不過事實上卻非如此。有一個很弔詭的觀念，在日據時代的統治者日本人向台灣人陳述過「一個沒有獨立文學的民族，是沒有資格建立獨立的國家。」文學家鍾肇政在解嚴後，很討厭人家認為只有自己「覺醒」，自己才懂得「獨立」似的炫耀姿態，什麼要「勇敢的喊出獨立、加入獨立」，不無對獨立運動者的淺薄與台灣人內部的統獨爭議，表現有如混仗與兒戲吵鬧無異，內心中深深遺憾與可笑。文學家才是最高貴的，擁有一流的心靈。
鍾肇政於今日的省籍意識狀況
「外省人」認為「台灣文學」的名詞本質上就含有一種排他性與狹隘性，外省人這一點反倒是顯得「狹隘的與排他的」的認知真的很糟糕。尤其光復後對台灣存有日本遺毒的指控，漸漸也有「台灣」就是台獨的疑慮。一種殖民統治者的心態，要求在地人向中央盡心盡意表達忠誠。統治者說「同胞」喊得很好聽，實際是沒有平等與一視同仁。
外省人對中國的鄉愁是需要好幾代才能消解。政治上，因為文化認同的因素，除非是面對正統中國的對岸的威脅，極難與台灣人合作。演變到此，變成統獨政治混合著利益分配的問題，兩方久久無法化解歧見。 台灣人與在台的中國人的合作的例子，只發生在1960年雷震等自由派外省人政治家，因應台灣政權不能永久霸佔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並有由美國鼓吹而產生的「兩國論」情勢，本省人與外省人政治上曾經共同推動民主與自由（參閱附錄三，魏廷朝致鍾肇政信，可隱約見時代一端）。註定受到蔣介石嚴厲的壓制，「合作」案胎死腹中。後又因蔣介石「漢賊不兩立」的「妙想」，台灣政權自己退出聯合國，成為世界的孤兒。今天，蔣介石很荒謬的被共產黨政權「定位成」擁有台灣領土主權的「守護者、愛國者」。而後，台灣人要加入聯合國，演變成複雜的族群衝突，遺憾之至。
1990年後李登輝在政治上提出「新台灣人」，鍾肇政則認為「新台灣人」是台灣意識的倒退，可見政治人物畢竟與文學家是不一樣的，顯得較「心胸寬大」。或者是，鍾肇政另有感受？我們看到，政治上李登輝重新提出了1960年代就存在的「兩國論」，卻得不到外省人的贊同，真是怪事。是否族群利益現實利益的分配、統獨、文化認同糾葛成一團，需要進一步「解構」呢？才能回到1960年的共識基礎。鍾肇政這種批判「新台灣人」的想法，與「台灣文學」並不需要本土、鄉土的「加持」角色，顯出鍾肇政在拿捏「台灣、台灣人」的「過去與未來」，有其相當獨特與直觀的思惟。必須強調一點，並不是有「新台灣人」思維的，對於族群觀念的心胸就比較寬大的。
文學界於1999年發生外省人「搶奪」（鍾肇政語）「台灣文學」的解釋權，是否早為「狹隘的死抱省籍意識」的鍾肇政所預見呢？是的，有人既然不認同台灣文學，那麼怎麼會有被台灣文學排斥的說法呢？真的有所謂的「本土論述的暴力性與排他性」的事實嗎？這些都是外來殖民統治意識無法靠「新台灣人」融合的餘緒吧！「台灣文學的悲情」或者謂「台灣文學的歷史」「台灣文學的主體性」的精神傳統不就是台灣的人道主義精神嗎？相對的中國文學，或是外省人在台灣建立的文學形貌，是什麼？狹隘、荒謬、流離者不用談，雖有中國民族主義之流的主張，不過後來與世界霸權中國共產政權匯合，恐怖之至。
所以我想鍾肇政的意思是「認同斯土之民者就是台灣人，怎麼又需要新台灣人呢？」「台灣文學一直是血淚的文學、掙扎的文學」其實內涵仍是寬廣無比，當我們強調台灣文學的悲情，也正是謹記愛、容忍與和平的重要之時，但絕對記取歷史嚴酷的教訓。以上的討論是否早已超越討厭政治、自稱不懂政治的鍾肇政心靈世界呢？不過，小而美的、民主的國家確實是他的夢想。
至今，對於省籍問題，在1990年《台灣作家全集》總序中，鍾肇政講：
「戰後台灣文學，長久以來存在省籍界限，此為不由否認之事實。大約自七○年代起，由於戰後出生的一代逐漸長大，通婚、同學、同事的情形漸漸普遍，省籍歧見遂有漸趨淡薄的現像出現。在文學方面情形亦復如此。此無他，戰後一代已較少大陸情結，縱有上一代人及黨化教育之影響，長江黃河之思，畢竟是空幻的。尤其文學之構成，貴在獨立自主之思考。認同自己所生於斯長於斯的本土之寫作者，由偶一出現而至越來越多，實乃自然趨勢，無由遏止。迄八○年代，這種現像愈趨明顯。九○年代的台灣文學，省籍界限及地域成見之被一掃而光，應是可以預見之事。是則本土文學之益愈壯大，自是意料中事。筆者不願以此而即對未來抱過份樂觀的看法，然而在有心人努力之下，台灣文學應該有光明前途才是。」
大約可以知道，「台灣文學」在外省人的認同情況一如鍾肇政預期的，不敢太樂觀，還需要再觀察。三年前的閒聊中，鍾肇政向筆者提到龍潭地區見到許多老榮民一日復一日閒閒的坐著無聊。我以為鍾老要講這些老榮民的寂寞孤苦之處，我問鍾老會去寫他們的苦難嗎？鍾老說，他決不會去寫，是的，相對於下一代作家想盡辦法書寫，融合外省人為「新台灣人」，他是多麼的不同。「決不會去寫」語意似乎含有台灣人有更多的苦難，以及他筆下都是歌頌台灣人精神，還有千百年前的「台灣人原型」的建構，這些他都寫不完的意思。但是我知道他是鼓勵年輕一輩的多多挖掘幾十萬來台老榮民的本身身世，或與當地女性土著結合的真實故事。奇異的是外省後輩的作家，不大去觸及這方面的題材。鍾肇政之英年早逝的作家兒子鍾延豪，未能留下太多作品，卻寫了帶有重量性的以老榮民為主人翁的短篇，給予真實的人道記錄，「書寫立場」上充滿了「本省人與外省人融合後」的台灣人的正義感。來訪的外省新銳作家張大春問鍾肇政：
「您作品中的許多男主角都在現實和理想的衝突中得到『大地之母』般的女性照顧和啟發，這樣的愛往往在文學作品裡形成某種意味深長的象徵，喚起讀者對親情、友情、鄉里之情的廣泛聯想和感動。但是，用『土地』作譬喻的愛究竟有沒有地域或族群的限制呢？
鍾肇政回答：
很長的一段時間，我早晚牽著狗散步，每次都經過一座茶園，常常有一些老兵在那裡散步，如果我們深入去挖掘他們的生活，一定有很多動人的東西。我一直認為老兵的故事沒有人寫是「台灣文學」的缺陷，我個人對他們有一種很強烈的同情感，為什麼這些人被忽略了呢？
鍾肇政意思大概是暗示張大春而已，我卻強烈的感受到，鍾肇政似有很強的譴責外省青年作家未負起作家該有人道主義的社會意識關照。而鍾延豪絕對是延續了父親的台灣文學的精神。比照起張大春的訪問，以為「台灣的愛」就是有地域狹隘問題，未能去作自我實踐、尋求解答，而在狹隘意識裡以想像中的牢籠無法脫困，兩者形成一個極端諷刺的對照。
小結
本文表達的重點即在於「省籍意識與鍾肇政對台灣文學界定的關聯」。一般認為在1965年鍾肇政的意識狀態，僅僅是一種台灣文學的主體論述，但仍舊是位於中國文學之下。我覺得歷史不是這樣的，應該用「鍾肇政本來就認為台灣文學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的角度來看。會有這樣的選擇，正是因為「省籍意識」，例如，像外省人余光中以中國文學為主體來壓迫台灣文學的論述，是不會讓鍾肇政同意，鍾肇政認為台灣文學自有一個體系與獨特的地位。連1970年代後鍾肇政連政治上都主張獨立（我想這個時間點，讀者應該會同意吧），何況文學的定位呢？目前的學術研究論述總以為鍾肇政沒有政治獨立的觀念，所以就不會認為文學獨立。其實，文學要獨立的信念，要比政治獨立的選擇更困難，因為有同樣是中文、文化傳承的客觀存在這一層的思考上的困難。搞台獨運動是會死人的，這的確是蠻了不起的。但是搞台灣文學，雖可加以掩飾，但文學文化工程的艱辛，我們越來越明白，實不比政治運動容易輕鬆。在這充斥政治語言的時空，實在不得不在拙文中常常一併將文學與政治提出討論。
拙文認為，鍾肇政並沒有「脫中國文化」的概念，因為他的民族意識、漢民族意識不強，何況鍾肇政的認識裡，並不需要有政治獨立的概念，台灣文學才可獨立，鍾肇政認為文學本來就有獨立性，換言之，他就是主張在本質上台灣文學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