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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像隆幸◎台獨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戴嘉玲◎譯 　　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季辛吉於1999年10月25日《讀賣新聞》發表了一篇關於美國的中國、台灣政策的論文，題為〈迴避戰爭之道〉。其內容簡單說，就是以為令台灣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便可迴避美、中戰爭的危機，使中國能對台灣統一延期。 　　這篇論文的主旨酷似前美國國務次官約瑟夫‧奈於1998年3月8日發表於《華盛頓郵報》的〈環繞台灣的政治交易〉一文，即所謂的「奈氏提案」。奈氏的提案是，令台灣誓約不做正式的獨立宣言，另一方面要求中國把施行於香港的「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 　　 奈氏提案也好，此次的季辛吉提案也好，實際上都不是對中國的要求。兩人所稱的對中國要求，其實就是現在中國對台政策。他們的共通處是為了迴避美、中交戰而犧牲台灣的想法。這不僅是完全無視台灣人民的人權，且拖延台灣問題的解決，反而提升了台灣海峽戰爭的可能性。 ■季辛吉提案正是導向戰爭之路 　　 此篇季辛吉論文中，一句話也沒有提到台灣人民。也毫無顧慮台灣人民希望什麼及其未來。 　　 最近，大西洋公約的機構（ＮＡＴＯ）介入科索夫紛爭，聯合國介入東帝汶紛爭，阻止了對住民大規模的人權侵害。科索夫因而似乎可從南斯拉夫脫離而獨立起來；東帝汶的獨立也得到印尼的承認了。 　　 然而台灣現在並未被外國所統治，因此也沒必要從什麼國家脫離而獨立。台灣以獨立國家存在的事實，誰也無法否定。而且台灣是科索夫、東帝汶無法相比的大國。就算與全世界一百九十幾個國家相比，即使台灣不是大國，可也不是小國。 　　 台灣人口大約二千二百萬人，居世界的第四十三位。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1998年台灣的國民總生產額是六百零九億美元，居世界第十九位；而平均國民所德是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二美元，居世界第二十三位。與中國相比之下，雖然台灣人口是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的六十分之一，而國民總生產額是中國的百分之三十，但是台灣一個國民的所得卻是中國的十六倍。 　　 台灣人在蔣介石與其兒子蔣經國兩代的恐怖政治下，奮鬥了四十多年，總算於1991、92年首次由國民直接以民主的選舉方式選出國大代表以及立法委員；而於1996年首次由國民以民主的選舉方式選出國家元首，完成了台灣基本的民主化。 　　 如果按照季辛吉博士的主張，台灣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之主張的話，中國併吞台灣即可正當化，而總有一天中國也許會以武力侵犯台灣。這樣的情形一旦發生的話，台灣人會放棄苦鬥了半個世紀而得到的自由與繁榮，輕率地隸屬於中國嗎？根據民意調查，如果中國攻過來的話，有78.35%的台灣人主張：「作戰！」；僅12.14%的人主張：「不作戰！」 　　 假設台灣被中國併吞的話，恐怕東南亞諸國以及韓國亦很難避免為中國所併吞吧?!而日、美安保條約及美、韓安保條約的信用就會喪失，屆時日本就會變成東亞的孤兒，則美國會失去在東亞的影響力。從日、美同盟以及美、韓同盟的立場來看，台灣海峽一戰將有可能發展成東亞自由主義諸國與中國之間的大戰。 ■現在的中國無法攻擊台灣 　　 果真如季辛吉博士所言，台灣海峽一戰的危機逼近了嗎？他敘述如下： 　　 「今年的美、中關係自1971年外交復活以來，情勢變得很緊張。……在如此的政治氣氛裡，台灣突然針對中、台關係既定的政治理解事項上做了單方面的挑戰。中國方面對此行為解釋成是美國要分裂中國之陰謀，並警告可能以武力來解決。於此，使我連想到1950年朝鮮戰爭之際，中國軍介入的事前通知之嚴重性。」 　　 「如今台灣總統似乎是在要求美國公然承認台灣的獨立地位。如果台灣達成願望的話，勢必發展成某種軍事衝突的狀態。」 　　 季辛吉博士所言之「單方面的挑戰」，應該指的是李登輝於1999年7月9日在德國的對外公共電台「德國之聲」所發表的談話： 　　 「1991年台灣的憲法修改以來，兩岸關係即已定位在國家與國家之同等地位上，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絕不是所謂的合法政府與叛亂集團，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 　　 中國針對李登輝的這段發言指責說：「否定一個中國，台灣企圖獨立。」之後又透過中國與香港的媒體傳出似乎即將對台灣行使武力攻擊之情報。緊接著於7月15日，中國政府發表：「已開發出中性子核彈的設計技術以及核子武器小型化的技術。」同時，中國的官營軍事雜誌上說明：「毀滅地面上的敵機與海軍基地的艦艇之最好戰術就是使用核子武器。」「要攻擊台灣，既不造成建築物的損害又能大量地殺害士兵，則使用中性子核彈是最有效的。」明顯地暗示將以核子武器攻擊台灣。 　　 如果台灣人民相信了中國這樣的情報，勢必引起台灣恐慌。但是台灣人民都很鎮靜，一如往常地平靜。因為最了解中國人的台灣人，看穿這只是一種恐嚇的心理戰術。如冷靜地判斷的話，就算不是台灣人也應該明白這個道理。 　　 中國軍方所以暗示要使用核子武器，即表示不使用核子武器的話，現在的中國就沒有攻擊台灣的軍力。但是，若使用核子武器的話，中國將會成為世界人類之敵，走上滅亡一途。那麼，若使用常規武器攻擊台灣的話，將會怎麼樣呢？當然會給台灣帶來相當大的損害，但是蒙及更大的損害的應該是中國吧。即使美國沒有以軍事武力介入，中國也會受到自由主義諸國的經濟封鎖之制裁。如此一來，好不容易依靠外國的資本與技術而建立起來的中國經濟將會毀於一旦，而使中國陷入混亂之中，甚至無法守住共產黨政權，這是誰都可以預想而知的。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對外戰爭多次，但都是在精打細算之下而行動的。這一點，過去的許多研究已證實了。中國人是很會打算盤的。 ■台灣聲明：「尊重中國的領土與主權。」有何不可？ 　　 季辛吉博士說：「台灣突然對中、台關係既定之政治理解事項上，做了單方面的挑戰。」這裡指的是台灣放棄「一個中國」之主張的事吧。那麼，台灣放棄「一個中國」之主張，到底是什麼樣的主張呢？ 李登輝總統說：「我國於1991年修改憲法，將憲法所及的地理範圍修改為僅限於台灣，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大陸統治之合法性。」 　　 與中國共產黨發生內戰而敗北逃往台灣的蔣政權堅持自己是中國的正統政府，並主張要奪回中國大陸。蔣介石提倡「反攻大陸」；蔣經國也未改變奪回中國大陸的方針，只是放棄以武力反攻而採取和平的手段。這些都是獨裁者擅自決定出來的國家基本方針。然而，現在的台灣已是個民主的國家了。 　　 跟著蔣政權一起來台的大陸人也許還很關心著中國的領土，但是佔台灣總人口87%的台灣人對中國的領土一點興趣也沒有。國民大會代表了絕大數國民的意思而修改憲法，使憲法的適用範圍僅限於台灣也是理所當然的。代表國家與國民的國家元首的總統，代表了絕大多數國民的意思，表明對中國的領土沒有野心更是理所當然的事。 　　 李總統所言之意是指台灣放棄蔣政權的奪回中國之政策。這又有何不可之處呢？中國應該感謝台灣而沒有反對的理由才是。該國的主權與領土受到尊重而憤怒，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身為中國友人的季辛吉博士，不但不勸告中國，反而責難台灣，實在是令人費解。 　　 季辛吉博士又說：「如今台灣總統似乎要求美國公然承認台灣獨立的地位。」由於蔣政權主張自己是中國的正統政府而導致台灣被逐出聯合國，因而失去所有有勢力的國家之邦交，使台灣孤立於國際社會。蔣政權也曾明言：「中華民國是獨立的主權國家。」但是，國際社會是不可能承認台灣代表「中國的正統政府」之主張的。如今，台灣已放棄了這樣的虛構。表明對中國的領土不存野心的台灣，要求國際社會承認台灣是獨立的主權國家，不是理所當然的嗎？二千二百萬的台灣人民深深感到已無法再忍耐目前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所遭遇到不合理的疏離之現狀了。 　　 李總統這回的發言「台灣與中國是個別獨立的主權國家」，並不是第一次。早在1997年11月8日於《華盛頓郵報》報導了李總統的聲明：「台灣象徵著美國的理想主義，亦即台灣是自由、民主主義、人權的象徵。……台灣就是台灣。……我們台灣是獨立的主權國家。」 　　 並且於同年11月10日於《紐約時報》也報導著李總統之聲明：「台灣與英國、法國一樣，都是獨立的國家。」 […]

1962年11月我初次離台去日本，當天來接機的戴天昭先生，他是我高中同學，是厝邊又是親戚，阿昭早我半年到日本，自從伊到日本後，叫我趕緊離開台灣去日本，否則會趕不上尾班車，經不起他再三催促，我加緊辦手續，匆忙拚過日本。日期是11月16日。 在電車內伊講最近很忙，無時間替我找厝，叫我暫時跟伊住做伙，不過現在伊住的所在是台灣青年會的辦公室，一段時間最好不可乎人知影，下車後兩人要保持10公尺以上的距離，以免被察覺。我們在下北次下車，伊行頭前，我隨後壁，十數分鐘抵達目的地，當晚阮二人講甲三更半暝。 不久天就光，我張開眼睛，決定轉換我的人生跑道，加入建國行列，心內暗爽，生對時間，有此建國行業來乎咱選，親像美國已經建國，現在要做也沒機會，我有相當覺悟與理解，可能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不能回去故鄉台灣，不能跟父母兄弟姐妹見面，但這統統是小事，我決心「寮落去」。 不久，有留日同學會的選舉，青年會和大使館對立，都有推出候選人，選舉當日，我也在會場跟阿昭走來走出，我認為在此處很可能被職業學生點油做記號。 1963年夏天發生陳純真事件，所謂陳事件是當年五月青年會改選中央委員，名單揭曉後，將中選人的姓名、票數、依名次一一寫在辦公室的黑版（陳純真也是27位中委之一）數日後，所有留學生接到一張註明愛國黨的傳單，傳單所列出27位中委的姓名排列順序跟辦公室黑板所寫的完全相同，內容大概是寫這27個留學生是大歹人，今後不可與之為伍等。 青年會知奸細出自內部，數日後，查出陳是提供情報的間諜，時間距留學生暑假返國迫近，最怕返台秘密會員被加害，因之非立刻問個水落石出不可。 一天晚上，請陳來辦公室，由黃昭堂主問，許世楷、廖春榮為副，戴天昭、王天德、宋重陽和我共7人。 起先，昭堂開口向陳說明今晚請伊來的原因……認為陳可能有不得已的苦楚，無為大使館做間諜不可的無奈……昭堂講未完，陳就向桌上一拍，大聲說：「我是台灣人，我絕對無做這款代誌，否認做奸細一事。」（他就讀早稻田大學，專攻演戲，演技非常迫真），突然坐在對面的戴天昭起腳踢中陳胸部，順勢手握小刃向陳刺去，瞬間陳的頭部流出鮮血，陳大驚失色，始知這是玩真的，非玩笑。淚流滿面，就地向大家道歉，講出被大使館利用做奸細的經過。 陳血流不止，恐驚發生命案，由我送往醫院急診室止血，完後再返辦公室繼續做再一步的交代。 結論，大家默契今夜之事沒有發生，陳仍舊做大使館的間諜，青年會三不五時提供情報讓陳有所交代。 經過一個多月，有一天透早，刑警7人把我捉到警視廳（可能同一時間捉阮參予陳事件的7人），同日在警視廳我也曾看過幾位同志，有一天無意中在檢察官桌上玻璃下，看到阮7人的姓名及被監禁的警察局。 我們被關27日，最後數日，刑警向我透露，檢察官是否起訴我正在傷腦筋，我對刑警講，同對的一件代誌，假使只是我一個人不起訴，我感覺很見笑，待偵察時我悄微修改口氣，一定會取得起訴資格，刑警說：罪名會隨你一世人，你的一生何必要增添污點，我也笑而不答，他怎會知影我的心聲。 檢察官問：當時你看陳流血，你一點點的同情心都沒有嗎？ 我答：這是正義的一刀，那無這一刀的教訓，不知陳還要害多少人，我看陳流血，完全無感覺。可能是為這句話，全員起訴，罪名是監禁、殺人未遂。 裁判之日，最後裁判長問有什麼話要說？戴天昭說：我們在貴國接收貴國的判決，我們無話講，今後假使我們能力，我們一定重新再判決一次。 本來我是秘密會員，自陳事件以後，一切破功，欲蓋也蓋不住，從此變成公開的普通會員。 1968年3月26日下午四點，我去入國管理局報到，凡護照過期，每個月都愛去管理局辦報到手續，手續很簡單，只蓋一個章即可，這次我感覺跟往常異樣，通常都是在櫃台外蓋章就好勢，這次卻請我入去裡面坐，並說接到命令暫時要將我收容，今晚送我到橫濱收容所，我知情形不妙，要求打電話，被拒絕，說他們會自動聯絡我的保證人（辜寬敏先生）。 五點外，用五人坐的公務車帶我過去橫濱收容所，到收容所我一直要求打電話，都被拒絕，然後帶我到一間有一張床的房間，說：「你剛來對這裡的環境不熟悉，你先在此過一夜，明天就會將你送到橫土跟你的國人住在一起。」並要我把褲帶交出（一個月前有呂姓台灣人在此吊死）。 我躺在床上，一面養神，一面想對策，對方雖然對我無講實話，但我知很快就會被送返台灣，明早我除要求往第三個，我想車行到高速公路某一所在（視情況而定），衝出阻礙方向盤，看能否將車衝出護牆，或跟後車相碰，最好大家同日做忌，同歸於盡的策略不知不覺我竟入睡。 透早天未光，被叫醒帶進一間辦公室，已經有七、八人在裡面，坐在大位的官員對我說：剛才接到命令，今日要將我送回台灣，我要往第三國，他說免驚回去，絕對安全，我講生命只有一條，閣下保證靠不住，我要求打電話，他說何必浪費錢，我說我什麼都沒有，口袋裡只有錢，他禁不起我的要求，答應我離開日本以前一定會讓我打一次電話。 天漸光，我認為要求無望，也無必要太歹看相，不久，說要出發，將我帶出外面已停一輛載犯人巴士，我立知計劃落空，因巴士的駕駛座有鐵絲網與外界隔開，根本無法下手。 因而我不得不再做第二計劃，當時我想只有二個機會，第一是打電話時，第二是巴士到飛機場時，我認為第二巧有成功希望，因此我選第二。 不久，巴士抵達羽田機場，停在鐵牆外面，我跟護送人員問，是否能讓我打電話，剛才你們老大曾經答應過，大家在車內一段時間，他們看我穿拖鞋，就問我為何穿拖鞋？我答腳痛之故，其實我是想讓他們減少警戒心，我一再提起打電話，他們終於答應，不過有條件，除講日本話以外，假使滲雜其他語言，隨時都會將電話掛斷。 本我想打給太太，因我住三鷹市，是屬市外電話比較不方便，因此我就打到許世楷家，接電話是許太太（千惠）她用很快的速度講，現在分三隊人馬去救你，一隊去收容所，一隊去機場，一隊去法院，問我是否好勢好勢，叫我加油，聽後我信心大增，我很好勢，我一定加油。 不久，圍牆鐵門打開，巴士駛入，停在距中華班機四、五十公尺處，我提足精神，看看四周地勢，當我的腳一落土應向那一角度衝比較有成功的可能，時間一秒一分迫近，我的腦中只想向人多的所在衝，眼睛一直注視車門動靜。 當車門一開，我的腳剛著地即將衝出的剎那，好友阿昭不知從何處衝出大喊一聲「柳」衝上抱住我，護送人員想不到有這一招，立即捉住我的人（一人一手），瞬間衝出十來個同志，欲硬把我拉開，抓住我雙手的警察絕對無放手，被幾個人壓在地面，他們也從沒放過手，場面親像橄欖球比賽，突然聽昭堂大叫「咬舌，咬舌」，因我自細漢齒質就很差，咬了幾次都咬不破，到尾仔可能是我被壓在地面，上面有人強壓住我的頭部，順勢跛舌尖，嘴裡流出鮮血，他們視而不見，無動於衷，後來他們陸續增加人員，四人抬一人，兩人抓手，兩人抬腳，後來搶救的同志，一人又一人抬離現場，最後剩下我，也用同樣方法抬上飛機。 機上左右、前排三人、後排三人都是他們的人，勤快拿紙巾替我擦傷口，送茶送點心，非常客氣，並說令尊堂在機場接我，安慰我安心等等，降落時雙親果然在機場，本來預定開記者會，想大大宣傳誤入歧途柳文卿棄邪歸正，返台和家族團圓的白賊話，由於我的堅持不合作，終於作罷。 我提出要求，希望今夜能夠跟雙親同宿，沒有被接受，他們說你很快就可回家，何必急於一時。 在台北警總約二星期，全身疼痛，每日問東問西、寫報告，記得頭一晚，一位自稱是副處長的人見面就說：憑你三字柳文卿怕你的很多，想跟你親近的人也不少，你要好好交代你的代誌，是在國外發生，比較不嚴重，如果是在國內或是共產黨，你就無好吃睏，這裡十八般刑具件件皆有，可能把你刑甲死來昏去。 他們最不滿意的是我寫的報告，毫無價值，常說你是中央委員兼情報部長為何了解的代誌這麼少，我說，我接情報部長尚未交接好勢，就被日本警察捉去，現在被你們捉來，親像這樣，捉來捉去，當然我無法度了解太多。 以上所談的是我個人跟外界隔離情形下所知的範圍，有關外面發生的種種，經過十多年後才得知，在此我想利用這個機會感謝當時為我搶救出力的每一個人，雖然有巧慢，但我一向心存感激的心，無因為時間的減少。

參加台灣獨立運動凡四十年，我們的心境是否與孫中山先生的遺囑「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革命尚未成功……」略有相同。他的遺囑的確是個很沉重的留言。國民革命一句話來說就是：國民每個人能具有自我覺醒，自己負責感，而去實現以此國民為主人公的社會、國家。我們看，他死後七十五年的現代中國，國民革命成功了沒有？ 　　我們的台灣獨立革命，目的可分為二。一為打倒蔣家獨裁恐怖統治的國民黨外來政權，二為實現台灣人為主人公的完全獨立國家。現在的台灣，國民黨外來政權自我融解，刪除獨裁體制，開始本土化，台灣走進議會民主主議體制。但一般台灣國民大眾卻日日 陶醉於經濟繁榮的生活，接到中共政權日益強勢的侵台威脅，致使反應出「維持現狀」的心態，表現甘心滿足於現今不三不四的國家定位。可知我們的獨立革命，僅只成就一半，今後如不成就，台灣定會被中共侵吞，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為要完成後半的獨立革命，建立廿一世紀新台灣獨立革命策略是個緊急重要任務。其基本無非是如何去提昇台灣國民大眾對台灣的危機感，打破其「維持現狀」心態，去對抗、消滅中共的侵台強勢。 　　還活著的同志們，是不是我們很不希望將來有一天輪到我們臨終時，「余致力台灣獨立革命凡○○年，革命尚未成功……」而不能瞑目。我們只有，尚須努力吧！

在日本有一個「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是長期以來由中華民國大使館文化參事處所控制操縱，其主席、幹部都由文化參事處事先核定。一年辦一次回國訪問團，來回機票有打折，還可以享受一些機關的招待；一年更舉辦一兩次免費餐會，留學生蜂擁上桌一掃而空，很難看。1960年《台灣青年》出現以來，在日台灣留學生意識明顯提高，自主性增強，在1961年末該同學會改選時，有一股新力量興起要競選委員，文化參事處一再拖延改選，到1962年1月底才實行選舉。2月委員會召開，選出謝南強（早稻田大學商學研究所）、許世楷（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為正副主席。這一個結果是由方仁惠（早稻田大學商學部）、王義郎（東京大學法學政治學研究所）、許世楷等所導演，方仁惠等標榜留學生的自主性，更有「台灣青年社」組織性協助所致使。 新同學會舉行委員會異於過去，如為了維持自主性不讓文化參事處人員參加等，頗受一般同學歡迎，在3月29日所舉行的郊遊，就有207名會員參加。 除此，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早稻田大學留學生會、台灣大學留日校友會也相繼改選，東京的留學生活動頻繁起來，台獨、國民黨的對立以外，台獨、共產黨的對立也漸漸提昇。 9月，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主席謝南強轉留學美國，由副主席許世楷接任，但是國民黨職業學生的委員黃清林等主張改選，委員會意見分裂。黃自行選舉，自任主席另成立同學會，同學會遂分裂。 至1963年1月，在文化參事處和職業學生黃清林的策動下，分裂同學會親國民黨的一方著手改選，江丙坤（東京大學農學研究所、現經建會主委）、馮欣伯（東京大學法學政治學研究所）為正副主席。許世楷這一邊也招兵買馬，6日成立在日台灣學生聯誼會，總幹事為張榮魁（國立立樂大學研究所），成立時丘念台（國民黨中常委）、林以文（華僑總會聯合會會長）也出席祝賀，參加者約有700多人。 9月，學生聯誼會發給獎學金，每月一萬圓，對象二十人。引起對留學生的服務戰爭。江丙坤的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也決定發給獎學金，每月六千圓，但是對象一百人。學生聯誼會幹部多數是台灣青年會會員，是青年會的外圍團體，在學生運動中發揮很大力量，至1966年1月發行《台灣學生聯誼會會報》，簡稱《台生報》，至今仍由連根藤繼承發行中。

羅清芬（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副秘書長） 　　一九六三年夏，外子福全完成早稻田政經學系碩士學位後，斷斷續續聽聞他參與的一九六○年關仔嶺集會後已有人受牢獄之災。國內風聲鶴唳，福全改變原本回台工作的計劃。為了繼續學業，我倆先後於一九六三年秋抵達美國獨立聖地──費拉德拉費亞簡稱費城，也是早期台灣獨立運動的大本營。 　　六十年代，莘莘學子離鄉背井，即使在美國自由天地，台灣的白色恐怖、政治陰霾一樣濃厚的籠罩著校園和台灣人社團。我們從參加同鄉會敘鄉情到由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秘密地討論台灣的獨裁專制政治與台灣的將來。抵達美國短短不到半年，還在摸索如何紮根新天地的時候，我們以為當仁不讓，毅然參加一九六四年二月廿八日在華盛頓向中華民國大使館控訴國民黨二二八暴行的示威遊行。 　　當時留美學生人數有限，能夠挺身亮相的確實不多。當天，參加遊行的人數在三十人左右。抵達華盛頓後，先在楊肇嘉先生的公子Kenneth Young的家裡聚集，每個人的表情不像室外氣溫攝氏零下的冰冷。沒有一個人稱名道姓，大家心情雖然沈重，但是滿懷決心。ＵＦＩ(UNITED FOR INDEPENDENCE)的主席也是遊行總指揮的陳以德交待如果萬一被襲擊打倒，吩付福全撐旗繼續示威，不要退散。遊行中，大多數戴起黑色眼鏡，有的在頭部罩著褐色紙袋掩飾真面目、有的互相交換大外套仍擔心會被認出來。由於蔣家特務在埸照相，瞥見逼近咫尺的相機真令人忍不住低下頭來。一位向我借用白枕套，剪下兩個洞套在頭上的公費留學生最受媒體和特務的注目，被形容儼然三Ｋ黨，他的照片登上紐約時報，成為台灣白色恐怖的象徵。回憶第一次的示威遊行正是此生難忘的一頁。從此，我們放棄護照，成為無國籍居民。 　　隨著日月的推移，這群有心的費城同鄉在一九六六年促成全美台灣獨立聯盟的成立。在美國除了台獨聯盟外，擴大台灣同鄉會組織，先後又有人權會、婦女會、台灣公共事務會等的設立。七十年代台灣民主運動的蓬勃發展，使一九八一年一份屬於海外台灣人的報紙──《台灣公論報》創刊。未料，一九八四年國民黨試圖利用毀謗罪即四腳仔官司逼使台灣公論報關門時際，擔任發行人的福全和我都曾出庭作證。公論報的勝訴再度向國際社會揭露國民黨的醜形，鼓舞了多海外台灣人對故鄉的關懷。在聯盟決定遷回台灣的時候，沒有台灣的護照如何返鄉？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何康美和我突破黑名單，成功地由海外闖關潛入台灣，出現在數萬人的民眾大會，聯盟的旗幟編成一片旗海，鄉情橫溢是我一生最難忘的一夜。 　　千禧年春，我們結束將近四十年的海外生活。四十年來，無論居住在美國或日本期間，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一直是我們生活的中心，也是我們青春的寫照。 　　俗稱近鄉情怯，此刻我們的心情與其說是葉落歸根，倒不如說鮭魚回歸、重建家園的一顆心更為貼切。

黃爾璇◎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副主席、立法委員 歷經十年的民主化與本土化，民意調查贊成台灣獨立的比例已大見增加，但是，台灣要成為真正主權獨立的國家，則尚待努力。因為在進入公元二千年之際，台灣現狀仍呈現下列狀況： (1)台灣是一個危機社會，在國民黨政府長期執政之下，依然未脫離這種危機國家的困境，舉凡對重大災變及國防危機都尚未建立完善的危機處理機制。尤其國家定位不明，造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覬覦台灣的野心，此項問題不解決，危機很難卸除。 (2)執政黨的國家定位觀念仍然曖昧不明，即使1999年7年9日李登輝提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論調，仍然未超越過去「一個中國」或「兩個中國」的窠臼，依然阻礙著建國運動的發展。 (3)台灣國民性傾向個己化，私利化，缺乏公共心，政黨趨於黨利黨略，對於總體而重大的公共事務，反而漠不關心。這種國民意識，必須加以改造，始能承擔獨立建國的使命。 (4)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資訊化現象日趨明顯，出現無國境、超國境現象，國家主權似乎不若過去受到重視。這種情形，會被誤認為「國家主權無用」，對於必須先確立國家主權獨立的台灣來說，構成不少的阻礙，使「國家定位模糊論」莫明其妙的橫行下去。 基於以上認知，我們認為： 一、台灣這個政治共同體，為了防止外國侵犯和確保全民福祉，應配合現代世界整合與尊重民族自決獨立並行的潮流，務須排除「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之錯誤觀念，先建立成為一個主權獨立自主的國家，然後再類似歐盟那樣與其他友善之鄰國謀求整合之路。台灣獨立建國是我們不可讓步的權利。 二、獨立運動團體應致力於台獨理念的整合與創新，並賦予獨立運動新內涵，以建構新國家的理想境界。我們應因勢利導民間社會反對中國統治的集體心理，宣傳獨立運動乃強化台灣現狀的最有力憑藉，以化解部份民眾因誤解台獨內涵而產生的恐懼。 三、善用參與體制內運作之機會，積極制衡和改革舊體制遺留的弊病，研習和準備建構新國家的法制和運作方法。尤應注意制憲與建國實為獨立運動的一體兩面，修憲只能視為策略運用的手段，要達到建國的目標，唯有重塑制憲運動的風潮，才能真正斬斷與中國法統藕斷絲連的曖昧關係。 四、獨立運動不應以固守現有的台獨民意支持度自滿，舉凡有利於拓展台獨意識的途徑，皆應成為我們積極參與的對象，未來獨立運動的推展應鎖定各政黨、各社團、各階層、各族群，全面強化獨立建國意識的穿透力。 五、選舉活動是傳播獨立建國意識的最佳場域，然而總統候選人因基於爭取更廣泛選票票源的考慮，難以突出台灣獨立建國的訴求，不過獨立運動團體及個人，仍應在這次總統選舉時，支持理念較接近台灣獨立建國目標之候選人，而且運用各種機會，深入影響各階層民眾，宣揚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成為凝聚新國民意識的觸媒。

黃爾璇◎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副主席、立法委員 歷經十年的民主化與本土化，民意調查贊成台灣獨立的比例已大見增加，但是，台灣要成為真正主權獨立的國家，則尚待努力。因為在進入公元二千年之際，台灣現狀仍呈現下列狀況： (1)台灣是一個危機社會，在國民黨政府長期執政之下，依然未脫離這種危機國家的困境，舉凡對重大災變及國防危機都尚未建立完善的危機處理機制。尤其國家定位不明，造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覬覦台灣的野心，此項問題不解決，危機很難卸除。 (2)執政黨的國家定位觀念仍然曖昧不明，即使1999年7年9日李登輝提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論調，仍然未超越過去「一個中國」或「兩個中國」的窠臼，依然阻礙著建國運動的發展。 (3)台灣國民性傾向個己化，私利化，缺乏公共心，政黨趨於黨利黨略，對於總體而重大的公共事務，反而漠不關心。這種國民意識，必須加以改造，始能承擔獨立建國的使命。 (4)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資訊化現象日趨明顯，出現無國境、超國境現象，國家主權似乎不若過去受到重視。這種情形，會被誤認為「國家主權無用」，對於必須先確立國家主權獨立的台灣來說，構成不少的阻礙，使「國家定位模糊論」莫明其妙的橫行下去。 基於以上認知，我們認為： 一、台灣這個政治共同體，為了防止外國侵犯和確保全民福祉，應配合現代世界整合與尊重民族自決獨立並行的潮流，務須排除「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之錯誤觀念，先建立成為一個主權獨立自主的國家，然後再類似歐盟那樣與其他友善之鄰國謀求整合之路。台灣獨立建國是我們不可讓步的權利。 二、獨立運動團體應致力於台獨理念的整合與創新，並賦予獨立運動新內涵，以建構新國家的理想境界。我們應因勢利導民間社會反對中國統治的集體心理，宣傳獨立運動乃強化台灣現狀的最有力憑藉，以化解部份民眾因誤解台獨內涵而產生的恐懼。 三、善用參與體制內運作之機會，積極制衡和改革舊體制遺留的弊病，研習和準備建構新國家的法制和運作方法。尤應注意制憲與建國實為獨立運動的一體兩面，修憲只能視為策略運用的手段，要達到建國的目標，唯有重塑制憲運動的風潮，才能真正斬斷與中國法統藕斷絲連的曖昧關係。 四、獨立運動不應以固守現有的台獨民意支持度自滿，舉凡有利於拓展台獨意識的途徑，皆應成為我們積極參與的對象，未來獨立運動的推展應鎖定各政黨、各社團、各階層、各族群，全面強化獨立建國意識的穿透力。 五、選舉活動是傳播獨立建國意識的最佳場域，然而總統候選人因基於爭取更廣泛選票票源的考慮，難以突出台灣獨立建國的訴求，不過獨立運動團體及個人，仍應在這次總統選舉時，支持理念較接近台灣獨立建國目標之候選人，而且運用各種機會，深入影響各階層民眾，宣揚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成為凝聚新國民意識的觸媒。

少數台獨理念的推動卻流於狹隘的族群主義、粗糙的語言排他主義、甚或血緣至上的種族主義式，在這建構過程中被邊陲化的外省族群，對於原本被朝野污名化的獨立建國運動當然裹足不前。一般傾向於否認族群區別的存在、將族群競爭提高為國家認同矇蔽、甚或將之等同於(conflation)國家定位的作法，只會硬將兩個原本不同軸線的分歧聚合而使其相互強化。

企鵝先生 由於工作的關係，本人有幸能在過去 10 年所居住與南極素有地理及歷史淵緣的紐西蘭國，涉入南極事務；加上因激起的興趣，進一步投入，而完成了圖文並茂的第一本中文之南極綜合介紹書籍《前進南極── 從南極看台灣》回來出版。本人試圖透過南極事務之探討以回顧台灣並提出建言，期待或能在跨世紀的前夕提供國人對台灣前途作另類思維之參考。 西方人在 500 年前即開始從事遠洋的南極海上探險，在 100 多年前就已登上南極大陸，隨即展開至今未停歇的各種陸上探險，並早已跨入太空探險：由南極科學研究活動中之高空大氣研究，導致的人造衛星發射，進而的登月成功到今年正好是 30 週年 ……，火星已在 1 年多前被登陸，第 1 代的太空站已運作十多年，而第 2 代的太空站研究計劃亦已展開。 即連遠自北極圈內的國家如俄羅斯、瑞典與挪威都有很活躍的南極活動，前者在近 180 年前領先發現南極大陸，而挪威之現在人口才 434 萬卻一直有傑出的表現；另海岸線極短的比利時也剛在 2 年前完成其南極探險 100 週年慶。 西方人約在 11 世紀中葉方開始使用羅盤，但他們很快地發現磁針所顯示的南北方向與正南北向有出入。這除了促成他們進行地磁學的研究，更實地去從事遠洋海上探索而導致發現「南／北磁點」及其他許多「南／北極」的地理發現。而漢人雖然發明了指南針，且其居住的陸地有「臨世界最大海洋之漫長的海岸線」，但至今傳承其「添福壽、保平安、積功德、天命及恭喜升官發財 …… 等」特殊文化的子民，顯然將它用在「看風水」比做海陸大自然活動之指向定位還多。 同樣是帝制時代，西方有民間學術組織及其所引領的活躍之各種大自然探險活動，而自古中國大陸之各朝代即統一學術思想、陸封內鬥、海禁鎖國及限制科學發明研究 …… 等，甚至後朝拼命清除前朝之建樹。相反的，原係東方鎖國帝制的日本，經明治維新後，在沒有今日快速的資訊傳播之下，其南極陸上探險隊竟能在 1911 年西方人已花了數百年的海上探險、才正由挪威與英國進行南極點陸上探險決戰之際，知道並能首度做長程海上航行經紐、澳前往，讓在南極海岸等待其已完成人類首度征服南極點之探險隊歸來的挪威船隻驚遇他們，並於後續的活動中，在今日的南極大陸地圖上留下有「難得的由東方國家所命的地名」。 在西方之南極事務中有許多極具啟示意義的，尤其可以看到今日人口才 5800 萬之英國在過去更少的人力資源之下如何於群雄之中異軍突起。除發展成日不落國，更將其語言及文化推促成今日世界最強勢者之點滴的痕跡。 在本世紀初，英國替其兄弟國 ── 紐西蘭及澳洲，在其就近的方位所宣佈而瓜分的南極領地面積約有整個南極大陸的一半，僅管早年包括美國、德國、日本、挪威及法國等均曾在那些地區做過開發探險活動。 雖然不是最早開始從事海上探險活動，英國卻由政府、民間公司與教會很積極「有組織地」往他國所先發現的新大陸做海外「殖民」。儘管在一場熬戰 7 年 ( 1776～1783 年 ) 「領土不可分割的聖仗 ( 美國獨立戰爭 ) […]

陳鴻達◎台灣憲政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車臣在其七千年的民族歷史中，歷經數次強權侵略而綿延不斷，其中最為嚴厲的威脅就是這兩百多年來俄羅斯的吞併企圖。從十八世紀開始，信仰東正教的北極熊俄羅斯，開始向北高加索地區擴張勢力。世居於北高加索，信仰回教，自認為野狼傳人的車臣人，直到1859年才被俄羅斯征服。爾後雖然在俄羅斯共產革命時，車臣曾經宣布獨立，但還是被紅軍壓制住。然而因為車臣有其獨特的語言與文化，因此在1934年俄羅斯讓其成立自治共和國，為俄羅斯十一個自治共和國之一。 雖然表面上車臣被俄羅斯征服，但車臣的游擊戰卻不曾中斷，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立臨時政府，並對德國放話：只要德國承認車臣的獨立，車臣將熱烈歡迎德軍的到來。當德軍進攻接近到北高加索地區但還未到車臣勢力範圍時，有些車臣的人民就開始與德軍合作，結果觸怒莫斯科。蘇聯紅軍不但屠殺車臣村落，還將百萬的車臣人放逐到中亞，將車臣人的財產送給蘇聯人，車臣的歷史文物古蹟破壞，企圖將車臣人的認同從根拔起。這種民族的血海深仇就是車臣人追求獨立的根本原因。 在追求獨立的過程，車臣也曾經成為俄羅斯內政鬥爭的工具。在1991年的俄羅斯總統大選中，葉爾辛為了爭取一些沒有俄羅斯人的自治共和國的選票，在政見中表示要儘可能的賦予這些少數民族最大的自治權，結果葉爾辛在車臣得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選票。同時戈巴契夫為了與葉爾辛對抗，認為俄羅斯內分離主義活動可用來牽制葉爾辛。在兩巨頭的對抗下，車臣獲得短暫的春天。 1991年蘇聯解體，空軍退役將領杜達耶夫領軍推翻共黨，並宣布獨立，隨後當選為總統。莫斯科不肯承認車臣的獨立，於1994年派兵鎮壓，杜達耶夫陣亡。1996年六月，莫斯科與車臣達成停火協議，俄羅斯同意撤軍，但協議未被遵守，衝突不斷。八月雙方又協議停火，但難以執行。直到九月底雙方終於簽訂車臣自治地位的和平協定，並將車臣自治問題延到西元兩千零一年底再行協商。 1996年十一月，葉爾辛將俄羅斯軍隊撤出車臣，以和平解決車臣問題。1997年一月，車臣舉行一場在國際監督下的民主選舉，選出新國會與總統，並將首都的名稱從俄文的葛羅尼Grozny改為車臣文的狄哈爾Djohar。主張獨立的的領袖馬沙度夫以百分之六十五的選票當選總統。1997年五月葉爾辛與馬沙度夫在克里姆林宮簽署新約，以期結束數百年來的衝突，然而該條約並沒有說明俄羅斯是否同意車臣獨立。 之後莫斯科發生三起爆炸案，俄羅斯將之歸咎於是車臣獨立人士所為，並一口咬定車臣政府是回教民兵的幕後主使者。莫斯科又要求車臣派兵達吉司坦鎮壓回教民兵，車臣政府斷然拒絕，於是俄羅斯開始空襲車臣的通訊設施，並且大舉進軍車臣。 雖然車臣的生死存亡再次面臨嚴厲的考驗，但相信一旦北極熊進入高加索山區，終必付出昂貴的代價。北極熊可以侵略、壓迫高加索之狼，但永遠無法消滅高加索之狼。

陳少廷◎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已正式宣布，東帝汶人在聯合國主持的前途公投中，以百分之七十八．五的壓倒性多數拒絕在印尼管轄下自治，明確地選擇邁向獨立建國之大道。 東帝汶人經過二十四年的艱苦奮鬥，終於實現了獨立建國的美夢，這項偉大的勝利，應歸功於三位傑出的領袖──古斯毛、霍塔及貝婁主教。古斯毛被譽為「亞洲曼德拉」。他曾在叢林及不毛荒山中奮戰十七年以爭取東帝汶的自由，這次公投他僅被允許在其遭軟禁的雅加達參與。在公投前夕，他發表聲明說：「今日在國際社會面前，我們將決定我們的命運、我們的未來、我們的自由、我們的獨立。我們切勿害怕。東帝汶全賴我們今天展現出的勇氣與信念。」這位游擊的老將同時鼓吹寬恕與容忍，承諾東帝汶成為自由國家後將赦免所有的政治罪行。永不屈服的精神和對數人寬恕的美德，贏得印尼當局對他的尊敬。一般咸認，古斯毛將是這個新興國家的首任總統。 同獲一九九六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霍塔教授及貝婁主教，在公投前夕呼籲飽受暴力脅迫的民眾鼓起勇氣，踴躍投票掌握東帝汶的未來。長年流亡雪梨的人權鬥士霍塔說：「我呼籲東帝汶的同胞面對這項危險，如同我們廿四年所做的努力，不論威脅或恐嚇，我們應該去投票，投下我們的決心與良知！」 貝婁主教則在狄力大教堂的一場彌撒中，呼籲東帝汶民眾說：「我要求各位不要畏懼，勇敢地參與這項歷史性的公投，選擇東帝汶的未來！」 在這三位領袖的鼓舞下，東帝汶人創下高達百分之九十八的投票率，奠定了公投獨立成功的基礎。 而東帝汶的獨立同時也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的殖民地，除了台灣之外，現在統統都獨立了。他們都能，為何只有台灣不能？ 與東帝汶比較，台灣獨立的條件優越很多。然我們所缺乏的，是一位傑出的領袖。台灣也有被稱為「台灣曼德拉」的台獨「先知」，可惜這位「先知」在取得公職後就忘了「台獨」，說什麼台灣在一九四九年就已經獨立，將來民進黨執政，「不會也不必宣布獨立」。世界上有一個獨立的國家在其政式獨立建國成功之時不向國際宣布的嗎？不向國際宣布獨立，教國際社會如何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東帝汶公投獨立成功，聯合國的支援是關鍵性的因素。其實，國際環境並不是一開始就對東帝汶有利，剛剛相反，當二十四年前，葡萄牙的一個左翼政權突然宣布放棄一切海外殖民地時，東帝汶立刻就被印尼派兵佔領。在冷戰意識形態下，當時美國對印尼十分縱容，唯恐東帝汶的左翼解放運動派上台執政後，東帝汶會成為「東南亞的古巴」。東帝汶也因此淪落到比殖民地還不如的悲慘境地，忍受了印尼二十多年的血腥鎮壓，二十多萬人被殺害。 然而，在人權鬥士霍塔與貝婁主教不斷地向國防發出「東帝汶人的心聲」之後，東帝汶問題始受到國防的關注。冷戰的結束，印尼政局的改變，終於使聯合國介入東帝汶的公投。原來縱容印尼的美國，態度大變，成為支持國際正義的最大力量。這告訴我們：如果台灣人民自己不發出獨立的聲音，如何教國際社會支持台灣呢？ 以公民投票決定國家前途，乃是基本人權，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及一九六六年的兩項國際人權憲章（「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文化、社會、經濟權利國際公約」）都將「民族自決」列為人權的第一義。台灣的領導人雖口口聲聲說「主權在民」，卻不讓公投入憲，不讓人民以公投決定台灣前途，這教台灣如何獨立呢？ 從上述的分析，吾人日以瞭解，台灣之所以為法成為獨立國家，主要的障礙在於台灣本身。台灣的領導人缺乏以性命保護台灣的偉大情懷，沒有歷史的遠見，也沒有爭取國際支援的能力，只熱衷於搞權謀、爭權奪利，置國家前途於不顧。公元二千年，台灣將選出新的國家領導人，台灣人民能否選出一位能帶領台灣邁向獨立建國的領導人，正考驗著台灣人民的良知與決心！

張葆源◎台灣憲政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東帝汶，這個充滿苦難的地方最近再度躍登世界舞台，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它位於帝汶島的東半部，面積近一萬九千平方公里，人口僅九十萬，早年盛產檀香木，在西方殖民主義興起的大航海時代淪為葡萄牙的殖民地，就這樣被搾取了四百多年；二次大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它卻未能趕上這股風潮，繼續被葡萄牙統治了三十年。1974年，葡萄牙「救國委員會」武裝政變成功，左翼新政府突然宣布放棄東帝汶殖民地，此一突如其來的舉動不僅沒有解放東帝汶，反而把它推入另一個更痛苦的深淵。 ■歷史的弔詭 我們把視角拉回七○年代，當時全球的政治情勢處於劍拔孥張的冷戰對峙局面，由美、蘇兩大超級強權所構築的兩極(bipolar)權力體系主宰全球的戰略思維，包括印尼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雖然標舉擺脫強權操控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 ned Movement)，但仍不免淪為兩大集團角逐權力的場域；當時，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積極將觸角伸進亞、非、拉丁美洲，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則採取美國外交官肯楠(George Kennan)所提出的圍堵(Containment)策略，企圖封鎖蘇聯集團的擴張。 值此歷史背景，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情演變自然會牽動美、蘇兩強的國際戰略佈局，印尼的蘇卡諾政權在1960年開始左傾。「印尼共產黨」在蘇卡諾的扶植下迅速成長，並與軍方互奪政權，軍方在蘇哈托的帶領下終於遏阻共黨勢力。 站在美國的立場，蘇哈托政權配合圍堵共產勢力擴張的政策，至少符合西方世界的利益，加上當時東帝汶也出現共黨活動，所以蘇哈托在1975年揮軍東帝汶事實上已經取得西方世界某種程度的「默許」，後來不僅澳洲給予事實上的承認，連美國也一度有意給予承認。 雖然印尼染指東帝汶的舉動並沒有引起西方世界的強烈反彈，不過聯合國倒是從未承認印尼對東帝汶的主權。聯合國安理會除了在1975年譴責印尼的入侵行為外，翌年更決議通過「再確認東帝汶人民自決和獨立是不可放棄之權利」。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兩國對該案是採取棄權的態度，顯見蘇哈托兼併東帝汶並非冒進之舉。 歷史的偶然給東帝汶人民帶來不幸，國際局勢的演變又讓東帝汶的地位絕處逢生。冷戰時期，國家利益是強權考量外交決策的重要依據；後冷戰時代，人權則一躍成為談判桌上的籌碼，「東帝汶人權」不再只是獨立運動領導人奔走呼喊的口號，而是國際社會決定介入與否的判準。 1998年5月21日，蘇哈托下台，接任總統的哈比比隨即在六月宣布賦予東帝汶自治權，東帝汶的情勢因而急轉直下，聯合國派出特使展開斡旋，唯一承認印尼擁有東帝汶主權的澳洲也表示支持東帝汶自決。今年三月，印尼與葡萄牙達成讓東帝汶舉行公投的決議，8月30日，正式舉行公民投票，東帝汶人民在統派民兵的威脅下仍然以98.6%的高投票率向世人展現獨立意志，開票結果證明78.5%的人反對自治，東帝汶與印尼分道揚鑣終成定局。 ■坎苛的建國路 聯合國於九月四日公布東帝汶公投結果後，親印尼的統派民兵拒絕接受東帝汶人民傾向獨立的決定，因而片面撕毀與獨派組織間的停火協議，到處濫殺無辜，包括聯合國派遣的東帝汶支援團(UNAMET)人員都成為統派民兵的攻擊目標。目前為止，究竟有多少人喪命於統派民兵之手，各方說詞不一，不過東帝汶人民為了追求獨立確實已付出極為慘痛的代價。 國際間對於當年葡萄牙放棄東帝汶的舉動多半以「遺棄」視之，雖然當時葡萄牙已允許東帝汶出現政黨活動，卻無視於虎視眈眈的印尼，冒然撤離東帝汶，正由於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從而燃起蘇哈托政權覬覦的野心。 當時東帝汶有兩個政黨較具影響力，一為主張延續葡萄牙屬地地位、遂行自治的「帝汶民主同盟」(Uniao Democratica Timortnse)，另一為主張完全獨立的「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FRETILIN)。1975年11月28日，葡萄牙駐軍完全撤離，「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發表獨立宣言，成立「東帝汶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East Timor)，然而12月7日印尼當局派兵佔領東帝汶，東帝汶人民群起反抗，二十萬人在血腥陣壓中死亡，FRETILIN轉入山區打游擊，這個共和國只存在了十天便告亡國。 印尼的國會─人民協商會議─於1976年7月17日決議將東帝汶納為印尼的第二十七省，東帝汶被殖民的悲運再度延續了二十幾年。這段期間，衝突與虐殺事件層出不窮，較著名的殺戮罪行應屬發生於1991年11月12日的「聖塔克魯斯虐殺事件」，當時獨立派計畫在東帝汶首府狄力發動示威遊行，三千多名獨立派人士由貝洛主教住處遊行到被印軍屠殺的東帝汶烈士墳墓，他們手持標語，高喊「東帝汶萬歲」，印尼軍警卻突然向群眾掃射，被殺者達三百多人。 至於FRETILIN反抗軍則是前仆後繼、奮戰不懈，該組織前領袖羅巴托於1978年被殺，古斯莫繼起成為領導人，但於1992年被印尼當局逮捕入獄，直到今年九月七日才獲得釋放。 這種斑斑血淚的歷史本來應該在公投之後劃下句點，不過歷史卻似乎有意捉弄東帝汶人民，他們的噩夢依然持續上演著。親印尼的統派民兵賭輸翻臉，開始執行一連串的屠戮行動，種種跡象顯示，統派民兵之所以如此囂張，全然是印尼軍方在背後撐腰所致。聯合國發言人凱利指出，印尼當局眼見其原先盼望的自治方案不為東帝汶人民所接受，遂由統派民兵執行所謂的「Ｂ計畫」（「種族清洗計畫」之代號）；印尼政府擬藉由統派民兵恣意屠殺人民，並計畫遷走二十到三十萬東帝汶人民。事後大批難民逃離家園的事實亦可證明這種推測並非空穴來風。 ■戲劇化的轉折 印尼總統哈比比曾說：東帝汶是一個「除了岩石，什麼都沒有的地方」。然而，當年蘇哈托為何又想併吞這個缺乏資源的葡萄牙棄土呢？他祭出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東帝汶可能成為東南亞的古巴」。不過，東帝汶非但沒有機會成為「東南亞的古巴」，且其悲運更遠勝於柯索沃與科威特的總和。 事實證明，印尼統治東帝汶的過程並不平順，儘管印尼本身也歷經「去殖民化」(de-colonialization)的奮鬥過程，卻不曾認真思索被殖民的感受。當它遭逢強烈抵抗後，仍然採取軍事威壓的統治手段，恣意濫殺無辜，終於肇致東帝汶人民前仆後繼、武裝抗爭的結果。 東帝汶的宗教（天主教）、種族（西部馬來人與巴布亞紐幾內亞人的後裔）與印尼不同，不過印尼內部的種族、宗教、語言本來就很複雜，所以東帝汶主張分離獨立的原因除了宗教與民族的差異外，反殖民、反高壓統治或許才是真正的主軸，因為印尼對東帝汶的統治手段採取典型的外來殖民模式，它大量遷入印尼人，企圖稀釋東帝汶人的比例，這些印尼人正是今天統獨對立的主要勢力。 如果蘇哈托現仍掌權，則東帝汶自決公投可能還遙遙無期。若說一場撼動東亞各國政經秩序的金融風爆是東帝汶命運的轉折點，似乎並不為過。接任蘇哈托成為總統的哈比比出身技術官僚，他不像蘇哈托擁有軍方的強力奧援，也許他意識到自己或將成為弱勢的過渡元首，所以亟思在任內有所表現，因此從他上任以來對東帝汶問題的談話可以發現，東帝汶獨立確實已經出現轉機。 只是印尼內部的反彈聲浪太大，不少人擔心東帝汶一旦獨立將引發伊利安省、亞齊省要求獨立的「巴爾幹效應」，加以近來印尼的民族情緒高亢，從哈比比的顧問黛薇女士呼籲國際社會不要逼印尼太甚看來，哈比比確實面臨相當嚴峻的國內外壓力，因此決定讓東帝汶自決對哈比比而言，其實也是一場充滿冒險性的政治賭注。 當然，哈比比對於國際觀瞻確實比蘇哈托來得在意，然而他和蘇哈托一樣，都拉不下臉來承認侵略東帝汶的事實。當年蘇哈托分明就是採取武力兼併，卻發動東帝汶四個政黨發表「巴利博宣言」，刻意營造出東帝汶人民自己要求合併的氣氛，而今哈比比即使讓東帝汶自決公投，卻又表示公投結果須經印尼人民協商會議通過，始能「釋放」東帝汶。 10月12日，雅加達當局又表示，人民協商會議可能延後批准東帝汶獨立，其理由是葡萄牙憲法依然宣稱東帝汶為其領地，印尼若於此時「釋放」東帝汶，豈不是把它交回葡萄牙手上？因此主張須俟葡萄牙修憲後，印尼人民協商會議才能批准。由此可見，印尼當局對於東帝汶獨立是百般不願的。 即使面對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準備進駐東帝汶，印尼當局的態度依然踟躇再三。儘管印尼司法部長慕拉迪早在9月2日即已宣稱獨立派一旦獲勝，印尼將會接受PKO（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但隨後包括印尼外長阿拉塔斯和慕拉迪自己卻一再拒絕聯合國的維和計畫，直到9月11日武裝部隊總司令威蘭多表示，他將建議在東帝汶「加速部署國際維持和平部隊」，翌日哈比比才正式宣布同意維和部隊進駐。 這一連串充滿戲劇化的發展，充分顯示出哈比比政權的不穩定性，如果他具有蘇哈托般的威權領導地位，又何須等到威蘭多開口才同意多國部隊進駐？不過，這一切已經無足輕重了，不管哈比比是為了建立自己的開明形象，或是有意藉此爭取國際對印尼的援助，畢竟他已經成就一件大功德，就是讓東帝汶在他任內走向獨立。 ■冷熱有別的國際態度 印尼甫於去年經歷一場金融風暴，統治該國長達三十二年之久的蘇哈托因此黯然下台，不過它的政局卻一直動盪不安。這個國家不僅存在內部民主化的問題，還有治絲愈棼的宗教、種族、貧富差距和分離運動等問題，它的安定與否在在牽動著亞洲地區的情勢。 公投結果公布後，東帝汶隨即陷入一片腥風血雨，國際強權的態度卻顯得相當曖昧，雖然國際間要求制裁印尼的聲浪不絕於耳，但美、日這些有實力制裁印尼的國家若非遲遲不願表態，就是揀選毫無殺傷力的抵制措施，顯見東帝汶的人權固然值得同情；惟若與區域安定的利益相比較，他們的態度恐怕是瞻前顧後的。 即使人權已經成為當代國際政治的重要議題，但不容否認的，國家利益對於一國外交政策之取向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霍斯蒂(Holsti)指出，決策者對於國家自身價值、利益與威脅的感受程度將影響它的外交決策。 我們若將東帝汶受侵害的影響層面與制裁印尼可能引發的風暴作一比較，即可窺知美、日等國之所以不願對印尼採取強烈制裁，或與其顧慮引發更強烈的政經風暴不無關係。綜觀公投前後國際社會對東帝汶的態度，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類： Ａ‧積極干預 聯合國：二十多年來，聯合國一直是支持東帝汶的有力支柱，去年其態度益趨積極，居間斡旋印尼與葡萄牙的談判事宜。公投結束後，安理會更決議派遣維和部隊，力促雅加達當局採取行動阻止統派民兵滋事。 澳洲：澳洲是唯一承認印尼擁有東帝汶主權的國家，而今逆轉為主導多國維 和部隊進駐東帝汶，其態度業已引發印尼國內的強烈反彈，雅加達當局因此片面撕毀其與澳洲之安全協定，以示不滿。 紐西蘭：紐西蘭外長馬金農於九月二日呼籲美、日、澳等國，即使沒有安理會的決議，各國仍應介入，該國部隊則與澳洲同時進入待命狀態。 葡萄牙：葡萄牙作為東帝汶的前宗主國，舉國上下對於東帝汶人民的苦難深感愧疚，其國家實力雖無法主導國際態度，但支持行動幾乎已經達到全國總動員的地步，包括總統桑派歐、總理古特瑞斯、國會及國內外人民均透過各種管道表達對東帝汶的堅定支持。 英國：外相庫克強烈抨擊印尼政府為維護東帝汶秩序而宣布戒嚴，並於公投結果公布後立即下令驅逐艦待命，英國另依聯合國憲章第七條，草擬一項議案，要求聯合國容許使用武力恢復東帝汶秩序。 泰國：總理乃川強烈譴責統派民兵屠殺東帝汶人民是「野蠻的行為」，並派兵參與聯合國維和部隊，但對於澳洲主導維和部隊多所不滿。 Ｂ‧消極配合 美國：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雖然在公投結果發表後祝賀東帝汶人民，稱此一結果為「邁向一個新國家誕生的一大步」，但美國對於統派民兵的殺戮行徑卻一直沒有採取強烈態度的意願，柯林頓在提供運輸、通訊等後勤支援外，只願意派遣兩百名人員參與維和部隊，這種應景式的參與態度實在無法和強力主導柯索沃的行動相提並論。 日本：日本對於監督公投活動的「聯合國東帝汶支援團」(UNAMET)只派出三名警官。事後日本外相高村正彥發表聲明，表示「日本將密切意注意東帝汶情勢，並進一步呼籲印尼政府維持東帝汶安全。」甚至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表決調查東帝汶人權案時，日本還是棄權，該國的保守態度與其國際地位極不相稱。 中國：統獨問題對中國而言是敏感的，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仍發表評論，表示「尊重東帝汶人民的選擇」，對於聯合國的維持和平行動，中國象徵性地派出文官警察；此外，中國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決定調查東帝汶人權一案是採取反對態度。 Ｃ‧態度冷默 以地緣關係來說，亞洲各國多半顧忌與印尼的關係，導致態度較為保守，除了泰國之外，印尼的鄰近國家多半表現冷淡。例如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不但強烈抨擊東帝汶獨立是美、澳等國慫恿的結果，對於蘇哈托則是大為推崇，充分顯露出欲與西方價值抗衡的亞洲觀點。菲律賓對於東帝汶獨立的態度向來保持沉默，然而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表決調查東帝汶人權狀況一案時，菲律賓選擇與印尼、中國站在統一陣線，投下反對票。 至於台灣政府對於東帝汶問題總是眛於情勢，去年甚至將霍塔列為不受歡迎人物，拒絕他入境，而今公投結果已確立東帝汶的未來地位，外交部只表示將觀察情勢演變，再採取援助行動，由此可見其心態之敷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