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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時光迴轉到半世紀以前，如果你的家世是富甲一方，畢業於當時唯一的國立大學──台灣大學，和同校的脫俗才女結婚，嬌妻同樣出自富裕家庭，兩人相攜前往世界級名校留學，你會擁有什麼樣的人生？你會選擇怎樣的人生？當時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威權體制，如果你選擇向當權者靠攏，無虞榮華富貴；如果選擇向威權挑戰，你可能身首異處。 在歷經將近半世紀的異鄉歲月之後，風采依舊的才女寫了一篇文章〈從費城踏出的第一步〉，當中輕描淡寫的兩句話，道盡他們夫婦的一生，也道盡他們一夥同志的一生。她說：「台灣獨立運動一直是我們生活的中心，也是我們青春的寫照。」 1935年出生於嘉義的羅福全，父親在他兩歲時就過世，堅強的母親為了要讓兒子接受較好的教育，當他六歲時，就被母親帶往日本從幼稚園開始讀起，一直到戰爭結束羅福全讀小學四年級時，才舉家返台。 台大經濟系畢業後，由於顧及母親，身為獨子的羅福全並不想出國留學，所以立下興辦中學的志向，買進一塊七千多坪的校地，準備紮根台灣，當時還經常與好友侯榮邦在那裡讀書、喝酒。 然而身為知識份子的羅福全對時局頗為不滿，1959年匿名投書《自由中國》雜誌，反對蔣介石第三次連任總統；1960年6月19日更與蔡同榮、劉家順、張燦鍙、侯榮邦、陳榮成等四十三位知識青年，在關仔嶺包下整個靜樂旅社，舉行秘密聚會，進行聯誼結拜，後來人稱「關仔嶺會議」。 關仔嶺會議雖然沒有涉及政治性議題，但是四十多人的聚會當中沒有一人是國民黨員，在「三人以上不得秘密集會」的戒嚴體制下，當然是蠻大條的代誌。因此，羅福全在8月4日趕緊前往日本就讀早稻田大學，而原訂9月19日出國的劉家順，出境證在出國前一天被吊銷，隔日蔡同榮幸運得以依原訂行程出國，不幸的劉家順後來被捕判刑10年。 原本就對時局不滿的羅福全，到了日本之後又受到《台灣青年》的影響，就打定主意不回台灣，計畫移居美國。但是為了安排母親和家庭事務，他必須暫時隱埋自己的心志。 1963年取得早稻田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之後，羅福全隨即轉往美國長春藤名校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就讀。個性爽朗的他來到費城之後，馬上被選為費城台灣同鄉會會長，並結識當地台灣獨立聯盟（UFI）的主席陳以德。1964年2月29日，費城的台獨聯盟發起向駐華府的蔣政權大使館示威活動，羅福全和嬌妻毛清芬一起投身在抗議的三十多人當中，正式展開他們「青春寫照」的一生，邁向台灣獨立運動之路，永不回頭！即使自己在台灣的財產被蓋上「叛亂」戳記而遭凍結，也在所不惜。 自此以後，羅福全襄助陳以德，串聯全美各地台灣人社團和同志，是催化「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FAI）的功臣之一；他也首開風氣之先，從1966年3月開始，將原本英文版的Formosagram《台灣通訊》增加漢文版面，以便吸收新來的台灣留學生，擴大影響面。 身為獨盟元老的羅福全，長期擔任聯盟的中央委員、台灣公論報創刊發行人、FAPA中央委員，無論是籌組全球性「台灣獨立聯盟」（WUFI），或是創設《台灣公論報》（Taiwan Tribune）及「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他都擔負重任，從未缺席。 羅福全於1968年取得博士學位之後，為配合同志集中紐約的決定，就職於Consad公司，後來被公司調到匹茲堡。到了1973年，由於母親不慣美國生活的無聊，羅福全的大姊居住在日本，為了讓母親享受更愜意的生活和天倫之樂，他接受聯合國的職務聘約，前往日本名古屋聯合國地域開發中心（UNCRD）任職。到了1980年，由於孩子逐漸長大，必須準備返回美國讀大學，羅福全遂與夏威夷大學East-West Center簽訂教職合約。然而時值聯盟決定創辦報紙，無法推掉老戰友張燦鍙主席的請託，遂於1981年擔任《台灣公論報》的創刊發行人，羅福全也因而辭掉夏威夷大學的教職，搬到紐約去辦報。 草創初期的《台灣公論報》很簡陋，人手不足，連毛清芬也完全投入幫忙，上上下下，從頭做到尾。尤其是在每次的活動或是夏令營，毛清芬都會擺起《台灣公論報》的攤位招訂戶、賣報紙，結果得到一個響亮封號，就是「賣報紙的羅太太」；在筆者的諸多訪談資料中，據熟知詳情的前輩們表示，說毛清芬是當時報社內的「靈魂人物」也不為過。另外，當時一個禮拜出刊兩次的《台灣公論報》，羅福全前後寫了上百篇社論，初期的社論可說大多出自他的手筆。 《台灣公論報》的成立，並非依靠財團的力量，而是散居全美各地兩千多位基本訂戶所支撐的，有很強的草根力量。國民黨在台灣島內強力查禁黨外雜誌，在海外當然也想消滅為台灣人發聲的《台灣公論報》，因此故意提出「四腳仔」官司訴訟，要求450萬美金賠償金，企圖消滅《台灣公論報》，但是真理畢竟站在正義的一方，最後《台灣公論報》勝訴，才得以繼續經營到現在。 羅福全擔任公論報發行人是義務職，完全不支領薪水，必須自謀生計，所以在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和新澤西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Rutger, N.J.）擔任訪問學者兼任教授。然而兼任教授的收入畢竟不豐，難以支撐孩子們上大學的開銷，到了1984年，他婉謝周烒明醫師伉儷願意資助他孩子上大學的美意，前往馬來西亞吉隆坡的亞太開發中心（Asia-Pacific Development Center），擔任國際貿易及經濟合作研究主任。在1990年到2000年期間，轉往日本東京的聯合國大學服務，出任首席學術審議官，後來又兼任高等研究所副所長，退休後任名譽教授。這十六年間，羅福全在專業上如魚得水，專注聯合國的經濟開發、人口、環境、裁軍、大城市問題，足遍四十餘國，天涯為家，守家教子全由毛清芬一肩挑起，又獻身公論報重任，有段期間一家四口難得聚首。在筆者的訪談中，肩膀寬厚的羅福全難掩對牽手的內疚，也由衷感謝毛清芬為公為私的奉獻。 1983年11月9日，羅福全受邀在美國國會參議院為台灣前途作證，他的證詞列入國會紀錄，這是台灣人首度在美國國會表達「台灣前途應由台灣人決定」的自決意願。他的證詞也促使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迅速通過第74號『台灣前途決議案』，在美中外交關係確立一個原則，就是「台灣前途必須和平解決，其方式必須是免於強制，且為在台灣的住民所能接受。」這是FAPA在美國從事遊說外交的一個里程碑。 進入聯合國服務必須簽署一份文件，聯合國的職員不得對任何國家採取政治立場。因此，羅福全在1973年進入聯合國之後，就很少在公開場合以自己的名義發表言論，僅以實際行動奉獻聯盟，同時，毛清芬也積極投入人權會、婦女會，進行島內人權救援的工作。在1980年二二八當天，和林義雄的母親通最後一通電話的就是她，因為這是美麗島事件後第一次獲准探監的日子，毛清芬就打電話去表達關切並詢問狀況，林義雄的母親回答說，反正人被抓進去，就任由他們處置了。結果一個小時之後，他們祖孫三人就被殺害。 1987年接任聯盟主席的許世楷，在1988年初提出「島內獨立運動公開化、海外返鄉運動普遍化」的口號，世台會呼應這種主張，決定當年8月在新店召開第十五屆年會，這是世台會首度在台灣島內舉行年會。毛清芬意外「闖關」成功，當時由美國回台闖關的同志，有前主席張燦鍙的太太張丁蘭，以及聯盟中央委員蔡正隆的妻子葉明霞、幹部的妻子劉真真，還有聯盟中央委員莊秋雄、公論報社長吳信志等人，結果他們都「翻牆」成功，到新店楓橋會場參加世台會年會。會後由島內各界人士保護，到處參與大型集會和遊行。這群人的無畏精神，直接鼓舞海外台灣人突破返鄉黑名單的勇氣。 1991年12月7日，再度擔任主席的張燦鍙闖關回台，在機場不幸被捕。那年毛清芬代表日本本部，與歐洲本部的主席何康美、南美本部的主席周叔夜，已早一步提前闖關成功，12月10日的「人權之夜」，何康美和毛清芬在台北現身，周叔夜在高雄現身。他們以實際行動來證明台灣人為了返鄉不怕被捕被關，他們都是突破返鄉黑名單的大功臣。 他的一位摯友曾經形容羅福全是一個甘願自己出錢、自己做台獨運動的人，筆者在訪談中單刀直入地問他捐給聯盟多少錢，哈哈大笑之後他淡淡地說，在比較固定的部分，1973年到1980年在聯合國工作期間，每個月都捐給聯盟五百美元；後來從1990年在聯合國大學服務開始，一直到擔任駐日代表的十四年間，每個月都捐給聯盟一千美元。羅福全笑著說，反正我是「吃薪水的人」，沒辦法一次捐大錢。 毛清芬說：「台灣獨立運動一直是我們生活的中心，也是我們青春的寫照。」的確沒錯！這是他們夫婦的人生選擇，寧願放棄現成的優逸生活去追求理想。 在他們「從費城踏出的第一步」開始，一直到現在的四十多個年頭，生命的淬鍊難免在他們的臉上刻劃一些皺紋，頂上鬢髮也添染不少秋霜，然而這些都無法遮掩他們心志卓絕的精采人生。 他們的故事很少人知道，但是他們的故事很值得大家知道。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就好像一般美國人居家庭院的草坪，草長了，三不五時，就必須用割草機推一推，特別是在夏天，否則，是會招來鄰居抗議的，因此，週末的耳根難得清閒。同樣地，每隔一陣子，就會有民進黨員出來呼籲解散派系，理直氣壯，不過，也從來沒有人會認真當作一回事，只要風頭過了，派系本身如果無意自廢武功\，支持者也不會太在意，而選民更沒有置喙的餘地。 久而久之，就像拿破崙跨下的惡癬，百膏塗抹無效，然而，一旦沒有派系，民進黨諸公可能還會一時不知如何運作，特別是候選人的產生、以及黨主席的推舉。其實，就政黨政治而言，黨內派系未必就是只有百害而無一利，尤其是對於議會外起家的群眾式政黨而言，在強調黨員參與、以及內部民主的情況下，派系未嘗不是群眾與菁英聯繫的方便機制；即便是右派的內造政黨，派系之間的均勢平衡，多少也有抑制寡頭壟斷的作用。 民進黨從創黨開始，一直是派系傾軋不斷；如果說有任何模式可言，大致是新潮流與反新潮流之間的二元拮抗。由於新潮流派系紀律嚴明，只要談好條件，任何人都可以與之結盟，尤其是本身缺乏可以推上檯面的人選，他們也樂於暫時屈居老二。由台北市長到總統選舉，陳水扁與新潮流一拍即合，主要是利用他們當攔路虎，一路排除黨內提名的障礙，儼然是厄圖曼土耳其大君所豢養的金髮孤兒勇士，可以仰賴衝鋒陷陣。 然而，新潮流可非如同那些任人操弄的後宮閹人，一旦搶到地盤，即使再小的部會，也會使勁將人事、以及預算的掌控發揮到極致，有人說是宛如惡性總腫瘤，或許\，更像是生命旺盛的藤澤蘭，盤根錯節，伺機擴大派系勢力的發展。在民進黨執政以來，官僚體系升官的終南捷徑，若非總統府、就是行政院，然而，在閣揆變動頻繁之際，最穩當的途徑是投靠新潮流，連有為者亦若是的學者亦趨之若鶩；因此，即使新潮流前些日子與陳水扁齟齬而嚷嚷沒有幾位閣員，問題是，六年來，除了不用公務員資格的機要，有多少高級文官接受收編，大家心知肚明，更不用說蘇貞昌與蔡英文就是他們未來孤注一擲的籌碼。 新潮流成員的共同點是能言善辯，應該是在人才甄補之際有所篩選，才能如此步調一致，所以，其他派系即使心有不滿，卻不得不懾服其驍勇善戰。也因此，儘管批判派系的聲音不斷，說穿了，就是要新潮流自廢武功。問題是，果真政黨要求不能有派系運作，卻阻止不了新潮流轉入地下；在過去，新潮流採取秘密流員的方式滲透社運團體，有就是運用列寧式的共產黨組織方式，八爪章魚、無往不利，很多人吃了暗虧，大家記憶猶新，當然是視之為流氓而覺得「顧人怨」。 其實，最讓人百思不解的是新潮流歷年來在立場上的調整，可以由高舉台獨的旗手，一下子擺蕩到推動三通的先鋒，惟一的不變，就是不斷地在尋求派系永續經營的契機。即使權力至上、生存第一，可以用來合理解釋新潮流的行為，然而，當派系利益一再超越政黨立場、中南海蹤影的傳言不斷之際，怎麼不會令過去那些聽過甜言蜜語的支持者擔心，新潮流下回的滾動（New Movement），究竟何時會將派系利益凌駕國家利益之上？ 就像武俠小說中，正宗門派一再圍剿武功\高強的怪客，然而，只要武林盟主再三委以大任，派系就有存在的正當性，社會觀感似乎並不重要。不過，不要忘了，如果真的要根治香港腳，現在倒是已經有口服特效藥出現，就看民進黨的肝臟是否健康了。 (原載 《聯合報》2006/7/7)

本土社團聯合聲明 總統女婿涉嫌不法而遭羈押，吾等長年追求清廉公義的本土社團，無不痛徹心扉。我們理解社會各界對政府的質疑和批判，並支持檢調機關打擊不法；然而事態發展卻陷入事實與謊言糾纏不清的詭異情境，在野黨繼要求法辦趙建銘和撤換親信後，竟然無視證據之有無，一味窮追猛打，甚至企圖發動罷免案，迫使總統下台。 回顧台灣民主的發展歷程，破除特權，打擊貪贓枉法，追討國民黨的不義黨產，揪出戕害人權的獨裁幫兇，建立自由、公義、福祉的新社會，一直是民主運動的努力目標。不可諱言，政府六年來沒有兌現承諾，而今又爆發弊端，更令人失望。但是，我們仍必須指出，若非在野黨抱持玉石俱焚的惡質心態，蓄意阻撓政府施展抱負，民進黨不可能毫無作為！ 政黨輪替以來，在野黨即惡意抵制政府，2004年總統大選後更轉採焦土策略，先是誣指槍擊事件為「自導自演」，引發社會嚴重對立，繼而濫用國會多數，發動一連串非理性的杯葛，國政幾乎癱瘓。尤有甚者，國親新為了澈底摧毀政府威信，更堂而皇之絡驛於朝覲北京，甚至蔑視國法，私與中國簽訂矮化主權的協議，其惡行劣跡罄竹難書，人民忍無可忍，政府卻束手無策。 綜觀在野黨的毀滅性作為，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瓦解政府，奪取政權！作法則是鎖定打擊目標，集中火力予以摧毀，然後擴大打擊面，無限上綱至國家元首，非拉下總統絕不罷休。 誠然，面對第一家庭成員的弊案，我們的心情異常沉重，但台灣人沒有悲觀的權利，因為國家主權獨立的聲音還縈繞耳際，公義社會的理想猶待實踐；所以，我們必須站出來痛斥在野黨的毀滅心態，防止台灣陷入分崩離析的亂局。有鑒於此，特召集各大本土社團，表達以下看法： 一、總統恪遵法律規範和職務分際，國人應予高度肯定。 親人涉入弊案，總統當然必須支持檢調查察弊端和追訴犯罪。但離開公領域，總統仍是血肉之軀，任何人遭遇類似情境，即便窮濟管道營救其繫獄親屬，也是人情之常。然而，身為國家元首，即使面對愛女陷入心力交瘁的困境，以及外孫頓失依憑的失落感，就算心如刀割，仍須尊重法律。這種恪遵法律規範和職務分際的態度，顯示台灣的民主法治已臻成熟，國人應予高度肯定。 二、國家主權和未來發展的大政方針，民選的元首仍應負起最大責任。 總統於5月31日召集府院黨高層會議，作成「權力下放」的決定，顯示總統確有從善如流的誠意，總統既已正面回應社會期待，社會亦應予鼓勵。不過我們強調，總統固應尊重行政院的法定職權，但攸關國家主權和未來發展的大政方針，民選的國家元首仍應負起最大責任，要堅持國家主權獨立的大是大非。 三、民進黨各派系應放下私心，向國人表達虛心檢討的勇氣和誠意。 民進黨應痛切檢討，執政六年缺失不斷，近來的弊端更嚴重傷害支持者的感情。我們呼籲民進黨各派系謹記創黨理念與核心價值，切忌兄弟鬩牆，互相放話攻訐，而有意問鼎大位者，尤應放下私心，共同化解建黨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同時認真思索當年擘劃的執政藍圖與改革願景，對照當前的施政缺失，向國人表達虛心檢討的勇氣和誠意。 四、政府應施展斷然斬除弊端的決心，舉凡貪贓枉法，一律依法究辦。 唯有大破，才能大立！政府應施展斷然斬除弊端的決心，大刀闊斧破除沉痾，舉凡貪贓枉法，不論規模大小或層級高低，一律依法究辦，才能重拾人民的信賴。在檢討、反省之後，應以最謙卑的態度來要求自我，澈底落實改革理想。 五、媒體應盡查證事實和平衡報導的責任，遏止不負責任的「爆料」文化。 籲請媒體應善盡查證事實和平衡報導的責任，共同遏止不負責任、毫無根據的「爆料」文化。對於信口開河、誣蔑他人者，應發揮社會公器的監督力量，予以譴責；對於未涉弊端者之報導，尤應嚴守證據法則，絕不殃及無辜。 國內社團：手護台灣大聯盟 台灣李登輝之友會總會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 台灣教授協會 台灣教師聯盟 台北水噹噹姊妹聯盟 台灣21世紀婦女會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 台灣國家山岳協會 玉蘭花聯誼會 「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 台灣228關懷總會 台灣獨立安全基督徒促進會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 台灣北社 台灣中社 台灣東社 台灣南社 台灣228和平促進會 台灣建築行業職業工會全國聯合總工會 台灣的店有限公司 台灣新文化登山會 台北市扁擔會 台灣愛台愛鄉總會 台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 台灣人捍衛隊 台灣安全促進會 高雄打狗協會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鄭順娘文教公益基金會 原貌文化協會 海外團體：世界台灣人大會 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 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 全美台灣同鄉會 南美台灣人協會 全美台灣人權協會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 […]

劉重義 中國黨的上層幹部，以隨蔣介石逃到台灣的大陸族群中，忠貞的菁英份子與他們不悔改的後代子女為主，是不折不扣的「藍衣幫」，是惡名昭彰的「藍衣社」的延續。「藍衣幫」的族群優越感使他們無法融入台灣社會。「藍衣幫」壟斷統治權力和利益，與依附它的本土人士和地方派系，從驅使利用逐漸轉為相互依賴的演變，產生一種扭曲台灣社會的「共犯結構」。…無法再壟斷操弄國家機器的「藍衣幫」，開始「聯共制台」，自願賣命充當中共的「統戰僵屍」，立法院是「藍衣幫」顛覆台灣社會的山頭據點…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後一哩路並不平坦，一小撮蔣家外來政權的餘孽，正在全面反撲企圖復辟。… 前言 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前，台灣革命的本質是反殖民政權的民族革命鬥爭，有像文化協會一般的草根性啟蒙運動，更有許多像霧社事件轟轟烈烈的武裝起義。先民所灑的熱血灌溉台灣的田野，讓台灣民族意識在肥沃的土地生根發展。 二次世界大戰後，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命令蔣介石的中國軍隊進駐台灣。在當年的時空背景下，台灣人的領導者尚未認清獨立建國的必要性，不由自主地將「回歸祖國」視為可接受的安排。但是，現實的條件是當時的中國政治和社會情況，無論在軟、硬體各方面的建設都遠遠落後於台灣，若由落後的中國來統一進步的台灣，注定是個慘劇。蔣介石的軍隊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過程中，有計畫地屠殺了二萬台灣社會的領導菁英，使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中國黨」)日後能順利地強佔台灣的資產和政府及社會大部份公家機構的職位。台灣再度淪落在外來政權的壓迫、剝削統治下。 1949年中國共產黨推翻「中華民國」，二二八事件的元兇蔣介石帶領中國黨的軍隊逃到台灣，蔣家集團更赤裸裸地操控壟斷台灣的政治和社會。台灣人乃重新揭開民族革命運動的鬥爭，這個漫長的鬥爭思想和行動，先是漂泊海外再回歸島內，終於在2000年以民主人權運動為主軸，經由選舉和平移轉政權，由本土的民進黨執政。 然而，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後一哩路並不平坦，一小撮蔣家外來政權的餘孽，正在全面反撲企圖復辟。因此，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也因此，本章將以台灣人追求出頭天的奮鬥過程為個案，就台灣的現況情勢，探討民族民主革命的本質及主要矛盾，並勾勒革命運動的前景和應該掌握的方向。 革命運動的啟蒙環境 ─ 被「藍衣幫」扭曲的台灣社會 蔣家外來政權是被驅逐出母國的流亡政權，為了壟斷其統治地位，他們強迫台灣人奉「中華民國」為中國的正統，藉口維護法統而將隨著蔣介石逃出中國的國會代表，賜與不必改選的終身職加以籠絡，更以「反攻大陸」為藉口，實施戒嚴法和動員戡亂時期條例，以法西斯式的獨裁特務統治，壓制和剝奪台灣人的政治權力。 蔣家暴力統治集團是以中國黨為核心組織，深入台灣社會各階層來收編中、低級幹部，以賣身投靠中國黨的台奸和沉默的台灣技術人才為對象，這些人被譏稱為「台客」。中國黨的上層幹部，則以隨蔣介石逃到台灣的大陸族群中，忠貞的菁英份子與他們不悔改的後代子女為主，是不折不扣的「藍衣幫」，是惡名昭彰的「藍衣社」的延續。這種以族群歧視為基準的角色及利益分配，在所有黨政軍教以及其他由政府控制的組織和媒體都是如此。 陳師孟在2006年二月出版的「政治經濟 ─ 現代理論與台灣應用」一書中，在第二章對「國家、族群、與民族」做了嚴厲的批判，他指出「外省統治階層將國家統治權視為禁臠，尤其對最大的福佬族群更是傾軍政情特之力嚴以防範。為了扳平人數上的劣勢，外省統治階層以施小惠的方式籠絡客家與原住民族群，以扶植樣板人物的方式離間福佬族群。」 這個「藍衣幫」執行的族群歧視政策，隨著台灣社會的演進和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不得不作調整，他們逐漸晉用樣板「吹台青」以安撫民間不滿的情緒，但其維護中國黨內的「藍衣幫」的本質是不變的。根據吳祥輝在2002年出版的「吳祥輝選舉學」引述的資料顯示，台灣直到1988年，黨政軍媒各界的高階主管之中，「外省籍」仍是一面倒，佔有率仍在65%到93%之間。這些在少數「外省族群」之中佔極少數的「藍衣幫」，就是透過特務暴力和族群歧視來奪取國家權力和資源。大部份的「外省族群」和其他族群一樣，都是被壓迫者。 促成革命運動的團結 ─ 「藍衣幫」的恐怖暴力 一個靠特務暴力和族群歧視來維持的政權，是在為革命運動創造環境。把革命運動的理論應用到台灣，我們可以對歷史的脈絡做如下的診斷：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中國黨暴力統治的開始，而1980年的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軍法審判開始審閱，林義雄的老母和雙生幼女被殺手刺殺)是中國黨解體覆亡的開始。為了警告海外的台灣留學生，並製造校園職業學生無孔不入的恐怖氣氛，1981年七月二日，蔣家警總特工謀殺由卡內基美隆大學回台探親的陳文成教授。「藍衣幫」的暴力本質是基因遺傳的，是難以改變的。1949年九月「藍衣社」的特務在重慶，以利刃殺害楊虎城及其秘書全家，連幼兒也不放過，和殺害林義雄的老母和幼女，完全是同一暴行的翻版。 「藍衣幫」原以為藉著像二二八事件一樣殘酷的、血腥的恐怖暴力，他們可以再度安穩地騎在台灣人頭上三十年，事實証明他們大大地誤判情勢。當民眾看見八位優秀的新一代台灣菁英，為了人權日遊行而被捕、被刑求逼供、送上軍法審判，當民眾看見「藍衣幫」肆無忌憚的血腥暴行，台灣人民已經憤怒到忍無可忍的地步。統治集團的橫暴已經不可能再壓下人民的反抗意志，反而促成了島內外各階層的大團結。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就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於洛杉磯成立，專注遊說美國國會議員，以影響美國對中國黨的政策。在台灣民主化的鬥爭過程中，FAPA扮演了重要的外援角色。從1980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後，海外的獨立運動激發了更大的力量，島內的民主運動更是如野火燎原，中國黨政權被推翻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藍衣幫」的本質為黑道幫派，在2000年他們失去政權之後，仍然沒有洗心革面。2005年四月二十六日，當台灣人在中正機場抗議連戰到中國向中共投降之旅，「藍衣幫」教唆事先佈下的大群幫派流氓，於候機室內公然圍毆毒打手無寸鐵、毫無反抗能力的台灣老年人，企圖塑造過去的恐怖氣氛，壓制日益高漲的台灣主體意識。從革命理論對暴力的研究來推論，「藍衣幫」受到中共的外援之後，其暴力傾向必然會更昇高。 當權統治集團的弱化 ─ 中國黨的分裂 蔣家政權在台灣是靠著中國黨的組織、軍隊、特務和黑社會幫派來鎮壓異己，維繫內部的統治，對外則完全依賴美國的保護和援助來對抗中共的武力威脅。中國黨是缺乏母國支援的外來集團，「藍衣幫」的族群優越感使他們無法融入台灣社會，也就無法取得基礎群眾的擁護。因此，它必須給予甘願被利用的台灣人和地方派系某種權力或利益，以換取這些人對「藍衣幫」的效忠。然而，由於族群人數比例差距過大，「藍衣幫」的收買策略，隨著時間的拖延而日益變得昂貴。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外力的援助，「藍衣幫」所壟斷的統治權力和利益，將逐漸受到那些依附它的本土人士和地方派系的侵蝕，有人稱之為中國黨的「台灣化」。其實，這種從驅使利用逐漸轉為相互依賴的演變，所產生的是一種扭曲台灣社會的「共犯結構」，並不真正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正面意義。1980年代，蔣經國對黨外運動的處理態度上逐漸軟化，中國黨的弱化是可以觀察出來的。 李登輝在中國黨的勝出，是歷史的偶然性，是天佑台灣的結果。中國黨內的「藍衣幫」礙於島內和國際政治現實，尤其是來自美國要求民主化的壓力，在蔣經國去世後，只好讓台灣人副總統李登輝接任總統和黨主席之職。從此，李登輝展現了高度的智慧和毅力，順應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的改革要求，突破「藍衣幫」的阻撓，廢除戡亂時期條例，逼國會老賊退休，樹立直選總統，對台灣的民主化做了重大的貢獻。他鼓舞了台灣主體意識，為本土政權的崛起開闢空間，當然，也被「藍衣幫」恨之入骨而遭清算逐出中國黨。 在李登輝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中，中國黨有更明顯的「台灣化」傾向，也因此造成中國黨的嚴重分裂。一些極端抗拒「台灣化」的「藍衣幫」另組「新黨」，開始傾向中共求援，企圖擴大中共對台灣內部的影響力。到了2000年，中國黨再度分裂，由宋楚瑜等人另組「親民黨」。但中國黨驅逐了李登輝之後，許多過去出走的極端份子，又重新回歸「藍衣幫」隊伍，蓄勢待發。反革命勢力的整合，在馬英九出任中國黨主席之後更為成功。 革命環境的成熟 ─ 台灣主體意識的解放和發揚 台灣就其海島地理位置、人口、經濟規模、以及和中國的社會差距，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很自然孕育出愛鄉愛土的台灣意識。台灣獨立運動的理念與實踐方法是：發揚台灣主體意識，使台灣社會各族群發展生命共同體的民族情感，凝聚國家認同，把台灣建設成為民主自由的獨立國家，公平合理的幸福社會，永續發展的優質環境。 過去，蔣家外來政權自奉「中華民國」為中國的法統，強行對台灣人灌注無根的大中國意識，並打壓台灣本土意識、醜化台灣本土形象，造成了台灣社會的認同混亂，更糟的是，有部份的台灣人產生了族群自卑感。陳師孟在其書中也一針見血地指出，「外省統治階層」藉著控制下的教育與媒體，日積月累灌輸「大中國意識」與「中原優越感」，以營造他們長期壟斷國家機器的正當性。 「藍衣幫」從進佔台灣開始，經常散播謠言製造族群危機意識，譬如，散播台灣若獨立就會把「外省族群」統統推落台灣海峽淹死的謠言，又散播台灣人一旦執政即將報復二二八血債的謠言。操弄這些導致族群仇恨的謠言，為的是要使「外省族群」更加凝聚於「藍衣幫」的周圍供其驅使，也儘可能阻止台灣走向族群和諧的健康社會。 從李登輝主政之後，台灣意識的發展才逐漸被解放出來，不再受到政治力的打壓和醜化，台灣主體意識因此蓬勃成長。儘管「藍衣幫」加緊勾結中資媒體歌頌中國、唱衰台灣，然而，台灣意識究竟是來自現實生活環境的體驗，自然產生的，「藍衣幫」無法如過去般地施用行政暴力制度化地扭曲台灣社會，外來的中國意識注定要被本土的台灣意識沖垮。 陸委會在1992年九月的調查顯示，當時民眾還自認是中國人的比例佔44％，自認是台灣人的佔16.7％，自認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則佔38.5％。到了2004年底，由台灣智庫所進行的民調顯示，有76％民眾認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台灣人，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佔18％，認為自己就是中國人的只剩4％。台灣主體意識被解放而發揚光大。 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度愈高，台灣意識就愈強，贊成台獨的覺醒度就愈高，這是簡單的邏輯。如此，台灣革命運動的環境也就更趨成熟。 台灣獨立革命運動的政治目標 ─ 「中華民國」是權宜的過渡階段 台灣獨立革命運動的政治目標是追求台灣獨立建國，它的涵義是：(一)以台灣、澎湖及台灣人民所治理的鄰近島嶼為領土，(二)以生活在上述領域而且願意認同台灣作為獨立國家的住民為人民，(三)國家主權屬於全體台灣人民。這個政治目標不僅順應台灣歷史發展的趨勢，也為台灣人追求出頭天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樹立明確的方向，同時，也為國際社會提出了合理確保台海和平的方案。 就上述的涵義而言，很不幸地，台灣目前並不構成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為，台灣仍掛上「中華民國」，其「憲法」瘋狂地宣稱擁有二個聯合國的會員國，即蒙古和美國及大部份國際社會所承認的中國，那麼，很清楚地，台灣目前並不是獨立的國家，因為，「中華民國」不但被分割，而且不享有完整的「國家主權」。事實上，這就是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於2005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接受鳳凰電視所表達的。 「中華民國」是被中國人民所唾棄的腐敗政權，是不被美國及大部份國際社會承認的流亡集團，它是蔣介石及其「藍衣幫」用來欺騙和剝奪台灣人政治權利的的幌子，台灣人民更要唾棄它。只有堅持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理念，把「中華民國」當作權宜的過渡階段，它對台灣人民才有意義。否則，「中華民國在台灣」就是台灣人民的恥辱。 台灣從2000年五月開始由本土的民進黨執政，民進黨黨綱也明確主張：「依照台灣主權現實獨立建國，制定新憲，使法政體系符合台灣社會現實，並依據國際法之原則重返國際社會。」這個主張符合大多數台灣人民的意願。民進黨有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去執行「正名制憲」，將荒謬且非理性的「中華民國」劃上句點，讓台灣展現真實的台灣。 台灣新聞局在2005年五、六月間委託美國蓋洛普民調公司，進行「二○○五國際社會對台灣形象認知調查」，針對美、日、英、法、德五國各一千五百名民眾及二百位意見領袖進行大規模跨國民調，民調結果顯示，逾六成受訪者認為「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過半數的五國民眾對台灣具有好感，意見領袖好感度更高，其中又以日本的94%、美國的91%最高。足見台灣具有成為正常獨立國家的實質內涵以及有利於獨立建國的國際環境。 反作用的外援 ─ 「藍衣幫」賣命充當中共的「統戰僵屍」 繼續在台灣海峽製造緊張、煽動台、中仇恨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階級，而中國黨的「藍衣幫」則從旁為中共搖旗吶喊。他們的上一代曾長期兵戎相見，雙方結下「漢賊」不兩立的深仇大恨，跟台灣人民毫不相干。從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無法再壟斷操弄國家機器的「藍衣幫」，開始吸收泡沫化的「新黨」尋求中共的支持，「聯共制台」的大戲搬上舞台。 美國著名智庫「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國際政策分析家狄倫(Dana Robert Dillon)於2005年五月十日撰文「中國的僵屍國家」(China’s Zombie […]

陳德樺◎淡水組成員 4月28日，台南市長許添財於三老爺宮廟前立碑，紀念1661年鄭成功部隊攻打赤崁樓前，曾把兵力駐紮在此。 五年來，台南市不斷地投入大筆經費，大張旗鼓地舉辦鄭成功文化節，特意彰顯鄭成功「收復」與「開創」台灣的形象，塑造成台南市招攬觀光的象徵。 正當我們戮力地破除長久來中國正統的統治神話，竭力地建立台灣主體意識，台南市政府舉辦鄭成功文化節，不但罔顧歷史事實，更是價值觀倒置的嚴重錯誤。 歷史上短暫佔領台灣的鄭氏政權是如何「經營」台灣的？ 鄭成功的部隊擊退荷蘭，接收荷蘭的區域海權壟斷地位後，也同時接收荷蘭於台灣的統治制度。 這批流亡難民集團搶奪台灣原住民的土地與婦女，為了安頓大批流亡軍隊，沒收荷蘭的王田改為「官田」，所有土地均歸鄭氏所有，鄭氏部眾任意圈地為私田與文武官田，並向鄭氏納稅，難民集團搖身變為台灣最大的封建領主；鄭氏政權極盡所能地掠奪台灣的資源，一般人於官田耕種，稅賦竟比文武官田高五倍，苛稅雜捐更是不計其數，陳永華為鞏固統治，更引進互相監視的保甲制度，台灣自此被納入中國的封建體制中。 鄭氏外來政權統治台灣22年，這是不需抹滅的歷史事實，然而鄭氏政權對台灣的暴力掠奪卻也不容避而不談。 歷史解釋的選擇反映著史觀，台南市政府對鄭成功文化節的歷史詮釋，代表的是統治者的立場與價值，於台灣力求建立主體意識的此刻，不以反省與批判的態度來面對鄭氏集團統治台灣的這段歷史，反而歌功頌德地予以肯定，是不可忽視的嚴重諷刺！

盧千惠◎駐日代表許世楷夫人 東京正是草綠花濃的季節。官邸的庭院有好多初筍從土裏長出頭來，非常的可愛。我們駐日代表的外交官夫人們，在四月底這美好的時辰，第一次參加了亞洲婦人友好會–ALFS的慈善義賣會。 二月十五日，ALFS的理事長栗山昌子、理事井口捷子來官邸看我，並講起有關我們願意參加義賣會的事。栗山說，日本方面的理事不想排除台灣，只是因為有些國家的理事主張台灣不是一個國家，所以希望我們用別的名義參與在NGO的團體中。我說「那就用Formosa的名字如何？我們在名古屋的萬國博覽會是用Formosa」。她們兩個鬆了口氣，相互看了一下回答說「那，沒有問題」。 在現階段，我們只好如此選擇參加與不參加。因為我們的婦女協會會員，希望能突破「只買入場券不能擺攤」的不愉快現狀，就如此做決定。決定後，我們全體會員不論幹部與否，總幹事張懿文做軸心來準備義賣品和分工合作的事項。 去年，國際華道義賣會中我們賣鳳梨酥和茶。玉珍齋的千金黃一絢，一聽我們要訂貨，就即時答應免費贈送。我們的會員一再推辭不能白白接受這好意。但是她回信說：「讓我們玉珍齋能為台灣的外交盡一點義務吧」。她答應贈送七十盒鳳梨酥。另外，三月初旬有一位來日本觀光的朋友黃惠美，回台灣以前來相辭。在談話中我提起婦女會要參加義賣會的事。她聽了我們要賣茶葉，就慷慨說茶葉由她負責。什麼樣的品牌，多大的罐仔，袋仔又是要如何的呢？她問得很詳細。回去台灣後，不久就要托宅急便寄過來。剛好考試院姚嘉文院長要來訪日本，就勞駕他帶來給我們。還有，寶島新聲總經理賴靜嫻也送一箱苑里的草編民藝品充實貨色。我深深感覺台灣人是同心、是愛國的。 我們自己，則從台灣拿粽葉、油蔥、蝦米準備做肉粽。由證照組組長夫人張秀真掌廚，包辦買米、切豬肉、調味等工作。協調組組長夫人王秋蓮、文化組組長夫人許美雪、僑務組組長夫人玉珍、經濟組副組長夫人梁秀珠，其他各組秘書的太太邱慎、陳靜慧、王慧萍都來洗米、洗粽葉、洗大鍋、包肉粽…。總幹事張懿文，新聞組組長夫人，一手包辦燉六十個茶葉蛋。肉粽的品質管理非常嚴格，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有明角要…。做六條項鍊的老師是鄭秘書的太太湘玲。準備的過程，雖然辛苦，但是我們的笑聲洋溢官邸，是難得又是珍貴的時間。 當天早上七點，大家聚集在廚房，將冰凍好的肉粽三個一包裝在袋仔裏，並放進野外活動用的冰箱準備好一切貨品帶入車，直駛會場的全日空飯店。亞洲祭典義賣會今年的委員長駐日新加坡大使夫人、亞洲婦人友好會會長、理事長、多位理事和幹部，擔心第一次參加的我們有什麼不便，在百忙中抽空都來致意，順手買下義賣品。十點開場後，我們忙到忘記肚子餓。 三點結束前，在日台灣婦女會的總幹事張信惠，注意到還剩下一些東西，請同鄉再回來給捧場，我們再次感受到同胞愛。三點，我們已經整理好場所，向主辦單位道謝。然後我們高高興興地帶空箱子回來官邸。我們總共收入大約有25萬圓。除了向主辦單位交付15萬圓的負擔額外，剩餘的款項，我們決定捐給台灣島內勵馨社會扶助基金會。多謝捐助義賣品的島內朋友、來一起工作表示關心的同鄉、以及工作的婦女協會會員。

陳明裕◎前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 十七年前台灣建國烈士鄭南榕在他主持的《自由時代》雜誌刊載許世楷博士的『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被控涉嫌叛亂，他對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踐踏自由、侵害人權的邪惡，本著自由是一切人權的基礎的信念，拒絕拘提，他用最高層次的方式，為言論自由、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英勇自焚殉道。 鄭南榕烈士的殉道，喚醒了台灣人的自由意識，照明了台灣的自由之路，也印証了尊重民主與自由才是最正確的永久之路。 鄭南榕烈士用生命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精神，感動了無數日本人的心，因而於去年成立了「鄭南榕顯彰會」，在鄭烈士殉道十六週年的命日舉行追悼會與記念演講。 今年於四月一日在東京都文京區民中心舉行追悼會，並邀請著名文化人黃文雄先生主講「國士鄭南榕自焚所代表的意義」，宮崎正弘先生主講「三島由紀夫之歷史的意義」。 追悼會莊嚴肅穆，許世楷駐日大使於來賓致辭強調「鄭南榕烈士的自決使得海外與島內的台灣獨立運動公然結合為一体。」 日本李登輝之友會小田村四郎會長致開會辭表示「台灣是日本的生命線，台灣的獨立運動對日本的命運而言是具一貫性的，鄭氏的自決激發起爭自由反獨裁的火花繼而推進台灣民主運動。」 一生參與台灣獨立運動的日本「台灣青年」原編輯長宗像隆幸表示，「鄭南榕殉道的精神就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鄭南榕的自決與台灣必要廢除現在的憲法有關，這不合時空的憲法一天不廢除，台灣就無法成為真正獨立的國家」。制定一部合於台灣的憲法至今仍有那麼多阻力，可見在獨裁時代為了爭取言論自由，是多麼地悲壯。 祭文由日台交流教育會勝岡寬次副祕書長撰文並親自祭讀，而鄭南榕基金會邱晃泉理事長和李敏勇前理事長特地為鄭烈士所作的追思文及詩文分別由柚原正敬先生與薛格芳小姐代讀，接著全體參列者一一至祭壇上向烈士遺影獻花敬禮。 鄭烈士夫人葉菊蘭高雄市長因公務繁忙未能親自來日出席，以書面作遺族答禮： 「鄭南榕殉道的意義和精神得以在日本被闡釋被發揚，得力於大家的熱情和辛勞，很感謝且銘記在心。」 「十七年來，台灣的民主改革和國家重建有許多進步，但惡鄰的中國威脅阻礙台灣國家正常化，鄭南榕的殉道所顯彰的意義和精神特別值得重視。」 「如今全力於高雄市政，期待台灣在台灣人民和日本友人、國際友人的共同努力下更積極推動國家的正常化，並以此為南榕在天之靈祝禱。」 台灣研究論壇永山英樹會長致閉會辭說：「要突破國難時，先人的顯彰及慰靈是重要的，面對中國的軍備擴張，日本與台灣是運命共同体，日本人每年都要祭弔鄭烈士，也因追弔而加強支援台灣獨立的心志。」

鄭欽仁◎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台灣問題的緊迫性遠超過朝鮮問題、恐怖主義與中東問題 岡崎久彥在評估東亞情勢，甚至整體的世界情勢時，認為從中、長期的觀點看來，沒有比台灣問題更是重大的問題。 朝鮮問題雖然重要，但最壞的打算，將近100萬人生命受到威脅。但這祗不過是「局地的」，其紛爭不可能擴大到朝鮮半島以外的區域。如果可能的話，最壞的劇本就是北韓的飛彈攻擊美軍駐日的基地，或是攻擊日本本身。但是，如果有一發打到日本本土，而考慮到美國會有什麼反應，就會知道不可能再受到持續攻擊。 其次，恐怖主義與中東問題是目前世界上的大問題，但迄至目前為止，其他的大國或為了與美國維持友好關係而局部與美國合作，或是冷淡觀望，但沒有人打算以力阻擋。也就是說不論局勢如何轉變，沒有影響到有力國家的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 台灣戰略地位對全球的重要性 相對以上的情形，台灣問題的歸趨卻大大的影響全世界的勢力均衡。如果中國掠奪台灣成功的話，將會有什麼局面出現？ 一、 台灣的GNP(國民生產總額)目前與俄羅斯並列，為世界第十六位，是高度的技術國家；如果台灣被中國吞併，中國的國力必然會飛躍的增強。 二、 中國的周邊向來被淺海及列島線所圍繞，因此中國海軍的活動受阻，一旦中國攫有台灣，其海軍將向西太平洋開放。 三、 中國若吞併台灣，對日本來說，除了東北亞海上航線(sea-lane)之外，過去半世紀辛苦經營來的東南亞航線，甚至遠赴中近東產油國的航線都被中國扼住，在戰略上中國對日本將居於絕對優勢地位。 四、 掌控東南亞經濟的華僑，從來分作親中、親台和中立三個系；若台灣被中國兼併，這些華僑將被中國系所兼併，屆時以中國的力量為背景，勢必在當地強化政治上的發言力。 五、 不管是用什麼方式，中國併吞台灣成功的話，表示美國在東南亞地域的可信賴性(credibility)喪失，這意味著中國在該地域的影響力決定性的壯大。 中美衡突，象徵中國帝國的瓦解 以上是岡崎久彥論台灣戰略地位重要性的內容。另一方面岡崎又說，如果中美衝突而中國失敗，則表示自1949年以來經過半世紀之經營而大體將舊清帝國的版圖收為己有的中國，其崩潰象徵中國新帝國的崩潰。舉極端的例子來說，日本經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能夠擁有大帝國也只半個世紀而已。如果中美戰爭，中國失敗，新疆與西藏也就不保了。這無疑是在說明世界又一次勢力均衡的地殼變動。 * 參考岡崎久彥，「論台灣獨立問題－－東亞最大的國際問題不能視為禁忌而不討論」，載『Voice』(日文)，2005年2月。

陳國雄 秋天的楓葉染紅山林天邊，春天滿開的櫻花霎然飄落滿地，日本季節轉換的景色，輝映著武士死亡的美感，對一個外來的遊子而言，侯榮邦有著刻骨銘心的體驗。 1935年出生的嘉義人侯榮邦，和摯友林啟旭於1963年4月24日來到日本留學，人生地不熟的他們，先在少年死黨羅福全的住處待了一個月。在那裡，他們看到《台灣青年》，而且從第一期就有了，很齊全，這個羅福全還真不是蓋的。在大學時代就很喜歡閱讀《自由中國》和《人間世》的侯榮邦，血液中的熱情馬上受到《台灣青年》的鼓舞，於同年12月和林啟旭一起加入台獨聯盟的前身─「台灣青年會」，從此獻身獨立運動，迄今將近半世紀，目前還在擔任聯盟總部的財務長。 1960年6月19日在關子嶺召開的秘密會議，其實侯榮邦就是四十幾個參與者之一，並且負責保管名單以及聯絡工作，其他成員還包括羅福全、蔡同榮、張燦鍙、陳榮成等人。這些人分別留學美國、日本，也都很早加入台獨聯盟，由於關仔嶺會議的情誼和信任感，使他們可以在不同的地方進行組織的串連與擴張。 1964年8月，由於發生陳純真的洩密事件，已經公開身分的幹部全部都被關進監獄，為了使《台灣青年》繼續出版，侯榮邦和林啟旭義不容辭地跳出來承擔編務和組織工作，從此他們成為公開身分的盟員幹部。這表示，他們開始成為國民黨政權點油做記號的黑名單，他們在台灣的親人將會受到監視和騷擾。 到了1965年，辜寬敏擔任委員長，任命侯榮邦擔任組織部長，這是一個重要而且是要命的職務。因為除了公開的幹部之外，所有的盟員都是秘密盟員，組織部長負責保管所有盟員的資料。因此，組織部長當然是國民黨特務鎖定擒獵的對象，也是國民政府要求日本強制遣送的重要目標。 在那段期間，聯盟幹部的居留問題很不安定。原本他們是以留學名義取得留學生的簽證，畢業之後沒有學籍，就必須變更身分去申請簽證，否則居留資格會有問題。根據日本的法律規定，無法取得居留簽證的外國人應當被入國管理局收容，強制遣返本國。但是他們並沒有被收容，而是以繳納保證金的方式假釋在外，當時的保證人是辜寬敏，保證金也是他拿出來的，所以聯盟的幹部可以不被收容在入國管理局的收容所裡，能夠在外頭繼續活動。 但是居留簽證的問題並不安定，因為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於一九六七年訪台時，曾和國民政府達成密約，日方必須設法遣返六位台獨聯盟幹部，國民黨政府則同意接受遣送台灣籍的毒品犯回台，並且默認尖閣列島（釣魚台）屬於日本領土。 在1967年8月，林啟旭和張榮魁兩位盟員去入國管理局辦理延期居留簽證時，突然被收容並決定強制遣返台灣。當時林啟旭和張榮魁在收容所內展開絕食，有十位同志也在入國管理局前面展開無限期的絕食抗議，此舉引起輿論的普遍關切，對日本政府形成頗大壓力。在另一方面，根據「政治犯不得引渡」的國際慣例，聯盟也聘請律師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行政訴訟。 絕食抗議到第七天的時候，在收容所裡面的林啟旭和張榮魁被送醫救治，所以在外面陪同絕食的十位同志也解除絕食抗議的行動。當時雖然有強制遣送令，但是法律規定在訴訟期間應當暫停執行，因此在判決之前不得遣送，至少有拖延時間的作用。同時，由於聯盟的幹部都有居留問題，每個月必須去入國管理局辦理報到手續，為了防止突然被強制遣返，這些不法居留的聯盟幹部（包括柳文卿），全部都備妥訴狀，隨時可以提出訴訟，以免被立即遣送。 然而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廿六日的下午三、四點左右，柳文卿依例前往報到時，入國管理局突然出示法務省的強制遣送令，將他扣留在收容所，並故意拖延到五點下班以後，才以電話通知保證人辜寬敏。大家認為事態嚴重，立刻召集緊急中委會，也透過國會議員的關係得知，柳文卿將由隔天早上九點半的華航班機遣送回台。大家徹夜研究對策，決定兵分兩路：一路以三部車子追蹤運載柳文卿的警車，伺機製造交通事故，以便拖延時間；另一路由律師在開始上班的第一時間，向法院申請停止執行遣送的裁定書。但由於柳文卿在前一晚已經被押送羽田機場，因此由趕往機場的十位同志進行搶救，結果他們在機場一一被日本警察摔得鼻青臉腫。過程中雖然柳文卿也咬破舌頭、血流滿面，照樣被強行押上飛機遣送回台，在機場妨礙公務的十位盟員都當場被捕，並移送地方法院檢察處，關了兩天就被釋放。 自從柳文卿事件之後，侯榮邦開始擔心被強制遣送的後果。由於他擔任組織部長，掌握所有秘密盟員的資料，如果被押回台灣，問題會很嚴重，因為在嚴刑拷問之下，任何人都無法保證不會供出盟員的名單。這牽涉的不只是個人問題，而是整個組織的問題。 基於對組織的忠誠，以及為同志的安全負責，侯榮邦從此備妥兩樣工具，一個是用來爭取時間的小刀，一個是真正用來自盡的氰酸鉀粉。小刀的刀尖非常銳利，使用很韌的棉紗布纏住刀身，露出不會割到腸子的的刀尖部分，在必要時割傷自己的腹部，如此一定會造成大量流血，讓警方不得不送醫治療，以便爭取救援時間。如果這招行不通，他就服下預藏在長褲內襯夾層裏的氰酸鉀粉，立即結束自己的生命。 套一句侯榮邦的話，這是很舒服的死法，反正他絕對不容許自己被遣送回台，以免害了同志。氰酸鉀粉是他向吳枝鐘醫師索取的，用紅色的油紙包著，縫在長褲內襯的夾層裏，這件長褲只有在每個月去入國管理局報到時才穿，從來不洗。 每個月抱著沉重複雜的心情去報到，當核准下個月居留簽證的印章蓋下的那一刻，他就會對著自己說，至少還可以活一個月。這段期間維持了一年多，一直到居留簽證逐漸安定之後，才結束這一場惡夢。 在訪談結束的當晚，筆者和侯榮邦去料理店喝酒，亂彈彼此的天南地北。和這位可以為聯盟和同志付出性命的男子分手時，筆者目送的是一個並不高大的身影，在孤寂中邁著堅毅的步伐，就像他走了將近五十年的獨立之路，從頭挺到尾，每一步都是勇往直前，從不回頭。想起那件從來不洗的長褲，以及可以再活一個月的無奈歲月，筆者的臉頰在清風中突感涼意，眼角的濕潤並非來自飄雨。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這本書分為大中小三部分，各自大致是以時序編排。第一部分包括研討會論文、專題演講／講座、以及政策研究報告；第二部分包含雜誌文章、會議／座談會引言、以及訪問稿；第三部分以報紙、周刊評論為主，再加上公聽會引言、以及論文評論。與其說是單純的學術性著作，我把這些當作是理念的實踐。 記得在博士論文口試的時候，系上的國際政治經濟老師Brian Pollins問我：「畢業後的生涯規劃是甚麼？」乍聽之下，他的問題有點沒頭沒腦，因為，花了那麼多時間學習如何獨立做研究，如果不是為了研究作準備，又何必多此一舉？話又說回來，台灣的讀書人往往有「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想法，以為拿到博士就好像考上狀元，從此，一輩子要輝煌騰達，好像是如不當官、就未免對不起自己。也難怪，戰後台灣唸政治學的不少，不過，留在學術圈子的好像並不太多。 話說回來，我當時的回答是這樣子的：如果能到大學教書最好，才能繼續鑽研留學七年所學到的東西；再來，我希望能學以致用在台灣獨立運動；最後，我不能忘情的是出國前的一段短暫編譯經驗，因此，希望能再透過刊物進行解構霸權、以及啟蒙的工作。 原本，我答應江鵬堅（前民進黨主席），如果我能僥倖回到台灣，大概不會有學校敢用我，因此，會到台灣國際基金會。沒想到，竟然讓我在1991年進入淡江大學任教；當安全資料送到淡江之際，想必是嚇壞了不少管理階層的人。在回國將近十五年期間（好快！），我一直待在淡江，儘管自知不是純種的淡江人，也就是說，不是淡江大學部、或是研究所畢業的，有點像是所謂的「外省人」，既想要定下心來，卻又徬徨不知被當作是甚麼，點滴在心頭。原來，即使再堅強的人，仍然有認同／被認同的需求。因此，當張老闆（正確的說法是「張建邦創辦人」）在被提名為監察院長後而被泛藍立委修理之時，我義無反顧地在媒體辯護，多少也有一點是飲水思源的緣故。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原先要聘我為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的創所所長，最後，聽說是因為校長認為我太綠而作罷，不過，我還是感謝客家學界先進對我的提攜。同樣地，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也私下問我是否有意願到花蓮去；當然，能與熱情的原住民師生相處、又能回到母親的故鄉，應該是義不容辭的，不過，一想到台北的戰場，就不得不謝謝大家的好意了。近來，又有朋友提到中南部的類似出缺，我只能表示歉意。其實，我還有一個在心理上沒有辦法解釋的結，也就是當我一再跟學生說，私立學校未必比國立的差（我自己唸過台大），為何卻也要靠前往國立大學來肯定自己？ 在運動（movement）方面，由於自認為對於武場已經有太多人在作，因此，逐漸轉向文場，也就是說，希望能透過學術的網絡工作（networking），一方面將具有台灣意識的學者結合在一起，一方面進行相關論述的建構、以及傳播。在這樣的信念之下，我除了參與相關學會／協會的運作，甚至於積極推動平台的搭建。台灣人好像不太喜歡唸書（不是指考試），不過，在被槍斃之前，至少也要知道我們自己究竟是為何而死吧！ 除了學術期刊，我偶而也被報刊邀寫寫時事評論；不過，一年多來，我每週的例行工作增加了上電視台的扣應（call-in）節目。其實，從地下電台／民主電台出現十年（多一點）以來，我一直把這裡當作訓練思考的地方，同時，也多少也有相互學習的想法。照說，由於我的話並不太多、過於嚴肅、加上不喜歡爭鋒相對，並非這類節目所歡迎的人物。曾幾何時，開始有人在路上跟我寒喧，也不時有計程車司機兄弟鼓勵；有一次，一個婦人還特地停下摩托車來致意，等我回過神來、想到要靦腆的時候，她已經揚長而去。我想，我們的心是一樣的，純真、骨力、打拼，幾百年都沒有變，變的是沒有自信、或是投機的政客／讀冊郎。 偶而，人生也有一些錯愕的經驗。考試委員張正修在2005年找我當律師高考國文科的命題委員，沒想到，竟然會在媒體引起軒然大波。阿修的用意，既要有所開創，乾脆就不要國文先生、或是法律出身的人，我覺得有道理，也就當仁不讓了。佔了70分的作文題目是「律師性格與國家領導」，出發點相當單純，就是民進黨的現在領導者（陳水扁）、以及未來可能的總統候選人（謝長廷、蘇貞昌）都是律師出身，雖然適合對抗統治者，卻對於理念的堅持令人質疑，因此，有鞭策的意思。 有好一陣子，我一再婉拒報紙的邀稿，當然是因為被缺席審判而感到不舒坦。其實，圈內的運動朋友大概可以猜得出來，這樣的題目一定是對於民進黨諸公的作為有所不滿，只是不知哪一個仁兄幹的大快人心好事，哪裡會是要拍馬屁。其實，報紙本來就有自己的立場，除了用字淺辭值得斟酌以外，唯一可惜的是並沒有讓雙方有交換觀點的機會（一個小插曲是一名政大的法律教授竟然在尚未閱卷之前，公然在報上揭露自己是出題委員，這應該是違法的吧？）。 坦白說，我對於大學教育（包括法學）的結果相當訝異，也就是說，大部分的考生幾乎是在背答案作文，連起碼的說理也不會；我想林肯、甘地、或是曼德拉看到這樣的水準，恐怕是要擲筆而再三搖頭！有人說，不應該出這種要學生表態的題目，我想，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事實上，任何題目都有立場，端賴我們如何陳述自己的論點，如果連自己認為對的東西都不願意去辯護，那麼，這樣的社會是完全沒有救藥了！學生裡頭當然有藍綠之別，然而，除了謾罵阿諛，連起碼的平衡陳述也不會，要當堂堂正正的國民都有問題，更遑論維持社會正義的辯護士。 其實，我最難以茍同的是考試院、以及考選部的高官。面對媒體的攻訐、以及民代的預算壓力，這些政務官完全沒有辯護的擔當，言語中充滿首尾兩端的賠罪心態，無形中就貶抑出題、以及閱卷委員，甚至於不顧典試委員會議的決議，在院會強加修改遊戲規則、進行事後二閱（並非平行二閱）。令人難以忍受的是考選部的官員，除了未親自向閱卷委員耐心說明，還一再授意下屬向閱卷委員曉以大義（軟性施壓），以局部的每天分數分配表要求調整分數，這樣一來，除了是侮辱評分標準較高、分數較嚴（或許是比較不願意play safe）的教授，更是不利原本就寫得較好的考生，公平性令高度懷疑人。最可惡的是副院長吳容明，竟然在電話中對高聲質問的閱卷委員說：「我看你神經有問題」。原來，民進黨政府執政後所關心的並不是改革，斤斤計較的是好官自為之，無形中，只是強化對於中華民國體制的正當性罷了！ 朱約信問道：「na（如果）沒為台灣、博士bey（要）chong啥（有甚麼用）？」坦白說，我不敢說自己是稱職的政治學者。當然，就台灣目前的所謂「客觀的」評分標準，我當然是不夠格的，特別是既不申請國科會的計畫、沒有SSCI／TSSCI的論文、又老是寫那些「一個晚上就寫得出來」的文章。不過，對我來說，那些宛如科舉制度般的緊摳咒，是用來刺穿我們鼻孔的後殖民結構、是殺人不見血的文化性暴力；對於這些奢侈的東西，只要我們不自我欺騙，就可以大膽地不屑一顧。然而，光是這樣消極抗拒就夠了嗎？除了拒絕在學術審查之際當鄉愿以外，是否還主動地把任何政治課題當作學術研究的挑戰？顯然地，在步入中年以後，除了說力不從心以外（尤其是唸書的速度），而時間永遠是不夠地。 如果說我們的前輩在日本時代、以及國民黨時代分別奮鬥了五十年，那麼，以1995年為界，不知到2045年的時候（民進黨時代？），台灣能真正享有獨立建國嗎？如果說留日的黃昭堂、許世楷、侯榮邦等人可以用四十年的生命辦《台灣青年》，那麼，吾輩應該至少還要奉獻二十年以上。只能誠摯地寄望年輕的學者，能以天下為己任（聽來雖是陳腔濫調），將棒子接下去；當然，更企盼有更多的學子投入政治學的行列。 就知識份子而言，我可以自豪地說「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然而，就家庭而言，我一直是抬不起頭來。雖然家人並不因為我的社會參與而嫌惡，不過，相對之下，我必須坦承，並沒有很用心在他們／她們的身上。高舉「過門不入、公而忘私」，當然是很高尚的藉口。如果可以重新再來一遍，不知，他們／她們還會選擇要我這個兒子、翁婿、以及／或是爸爸？ 也許，等有一天，當台灣能像紐西蘭一般的樂土，再補償你們吧！

林央敏 反分裂 一句愛國的法號 為何透過MIC 喝出來 就會茲尼歹聲嗽 反分裂 一領掩護國土的衫 為何掛MIC 的牌子了後 就會包藏歹銃銃的心 原來，MIC 的反分裂 是賊仔製的侵略法 一綑催動野心的咒語 用來侵略台灣的發條 原來，MIC 侵略法 已經打扮做反分裂 咱著目睭擘互金，看諳 這部中國地圖飼肥法 十九世紀晉前 一筊MIC 的菜籃仔反分裂 加北爿的蒙古滿州收入肚 向南踏死吳越收除大理國 向西藉口幫助維吾爾平亂 煞將東土耳其斯坦挲來囥 二十世紀擱欺騙達賴喇嘛 將邊界徙到印度的頭殼頂 東爿拄著阻礙腳手的海湧 就為炸彈裝翅股 戰船變身做鯊魚 興趣趣欲加台灣吞落腹內 這就是賊仔侵略法 未來，MIC 反分裂法的增修法條 會罵外蒙古分裂國土 會罵交趾郡換名越南是分裂漢帝國 會罵露西亞分裂大元朝的欽察汗 會罵朝鮮分裂大唐的高句麗 會罵琉球被分裂做Okinawa 會罵日本分裂支那徐福的開拓 會罵黑龍江佮烏蘇里江連手分裂中國 擱欲進兵加外興安嶺押來北京團圓 擱欲教示新加坡昧使「數典忘祖」 然後看著歐羅巴是中國相黏的版圖 看著「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發現美洲人捌行入來詩經跳萬舞 證明美國是失落置西半球的地圖 所以最後欲擱MIC 一條反分裂法 「普天之下，地球之上，率皆中土」 這款大頭病若起痟 會暝日威脅自由的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