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雄
秋天的楓葉染紅山林天邊，春天滿開的櫻花霎然飄落滿地，日本季節轉換的景色，輝映著武士死亡的美感，對一個外來的遊子而言，侯榮邦有著刻骨銘心的體驗。
1935年出生的嘉義人侯榮邦，和摯友林啟旭於1963年4月24日來到日本留學，人生地不熟的他們，先在少年死黨羅福全的住處待了一個月。在那裡，他們看到《台灣青年》，而且從第一期就有了，很齊全，這個羅福全還真不是蓋的。在大學時代就很喜歡閱讀《自由中國》和《人間世》的侯榮邦，血液中的熱情馬上受到《台灣青年》的鼓舞，於同年12月和林啟旭一起加入台獨聯盟的前身─「台灣青年會」，從此獻身獨立運動，迄今將近半世紀，目前還在擔任聯盟總部的財務長。
1960年6月19日在關子嶺召開的秘密會議，其實侯榮邦就是四十幾個參與者之一，並且負責保管名單以及聯絡工作，其他成員還包括羅福全、蔡同榮、張燦鍙、陳榮成等人。這些人分別留學美國、日本，也都很早加入台獨聯盟，由於關仔嶺會議的情誼和信任感，使他們可以在不同的地方進行組織的串連與擴張。
1964年8月，由於發生陳純真的洩密事件，已經公開身分的幹部全部都被關進監獄，為了使《台灣青年》繼續出版，侯榮邦和林啟旭義不容辭地跳出來承擔編務和組織工作，從此他們成為公開身分的盟員幹部。這表示，他們開始成為國民黨政權點油做記號的黑名單，他們在台灣的親人將會受到監視和騷擾。
到了1965年，辜寬敏擔任委員長，任命侯榮邦擔任組織部長，這是一個重要而且是要命的職務。因為除了公開的幹部之外，所有的盟員都是秘密盟員，組織部長負責保管所有盟員的資料。因此，組織部長當然是國民黨特務鎖定擒獵的對象，也是國民政府要求日本強制遣送的重要目標。
在那段期間，聯盟幹部的居留問題很不安定。原本他們是以留學名義取得留學生的簽證，畢業之後沒有學籍，就必須變更身分去申請簽證，否則居留資格會有問題。根據日本的法律規定，無法取得居留簽證的外國人應當被入國管理局收容，強制遣返本國。但是他們並沒有被收容，而是以繳納保證金的方式假釋在外，當時的保證人是辜寬敏，保證金也是他拿出來的，所以聯盟的幹部可以不被收容在入國管理局的收容所裡，能夠在外頭繼續活動。
但是居留簽證的問題並不安定，因為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於一九六七年訪台時，曾和國民政府達成密約，日方必須設法遣返六位台獨聯盟幹部，國民黨政府則同意接受遣送台灣籍的毒品犯回台，並且默認尖閣列島（釣魚台）屬於日本領土。
在1967年8月，林啟旭和張榮魁兩位盟員去入國管理局辦理延期居留簽證時，突然被收容並決定強制遣返台灣。當時林啟旭和張榮魁在收容所內展開絕食，有十位同志也在入國管理局前面展開無限期的絕食抗議，此舉引起輿論的普遍關切，對日本政府形成頗大壓力。在另一方面，根據「政治犯不得引渡」的國際慣例，聯盟也聘請律師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行政訴訟。
絕食抗議到第七天的時候，在收容所裡面的林啟旭和張榮魁被送醫救治，所以在外面陪同絕食的十位同志也解除絕食抗議的行動。當時雖然有強制遣送令，但是法律規定在訴訟期間應當暫停執行，因此在判決之前不得遣送，至少有拖延時間的作用。同時，由於聯盟的幹部都有居留問題，每個月必須去入國管理局辦理報到手續，為了防止突然被強制遣返，這些不法居留的聯盟幹部（包括柳文卿），全部都備妥訴狀，隨時可以提出訴訟，以免被立即遣送。
然而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廿六日的下午三、四點左右，柳文卿依例前往報到時，入國管理局突然出示法務省的強制遣送令，將他扣留在收容所，並故意拖延到五點下班以後，才以電話通知保證人辜寬敏。大家認為事態嚴重，立刻召集緊急中委會，也透過國會議員的關係得知，柳文卿將由隔天早上九點半的華航班機遣送回台。大家徹夜研究對策，決定兵分兩路：一路以三部車子追蹤運載柳文卿的警車，伺機製造交通事故，以便拖延時間；另一路由律師在開始上班的第一時間，向法院申請停止執行遣送的裁定書。但由於柳文卿在前一晚已經被押送羽田機場，因此由趕往機場的十位同志進行搶救，結果他們在機場一一被日本警察摔得鼻青臉腫。過程中雖然柳文卿也咬破舌頭、血流滿面，照樣被強行押上飛機遣送回台，在機場妨礙公務的十位盟員都當場被捕，並移送地方法院檢察處，關了兩天就被釋放。
自從柳文卿事件之後，侯榮邦開始擔心被強制遣送的後果。由於他擔任組織部長，掌握所有秘密盟員的資料，如果被押回台灣，問題會很嚴重，因為在嚴刑拷問之下，任何人都無法保證不會供出盟員的名單。這牽涉的不只是個人問題，而是整個組織的問題。
基於對組織的忠誠，以及為同志的安全負責，侯榮邦從此備妥兩樣工具，一個是用來爭取時間的小刀，一個是真正用來自盡的氰酸鉀粉。小刀的刀尖非常銳利，使用很韌的棉紗布纏住刀身，露出不會割到腸子的的刀尖部分，在必要時割傷自己的腹部，如此一定會造成大量流血，讓警方不得不送醫治療，以便爭取救援時間。如果這招行不通，他就服下預藏在長褲內襯夾層裏的氰酸鉀粉，立即結束自己的生命。
套一句侯榮邦的話，這是很舒服的死法，反正他絕對不容許自己被遣送回台，以免害了同志。氰酸鉀粉是他向吳枝鐘醫師索取的，用紅色的油紙包著，縫在長褲內襯的夾層裏，這件長褲只有在每個月去入國管理局報到時才穿，從來不洗。
每個月抱著沉重複雜的心情去報到，當核准下個月居留簽證的印章蓋下的那一刻，他就會對著自己說，至少還可以活一個月。這段期間維持了一年多，一直到居留簽證逐漸安定之後，才結束這一場惡夢。
在訪談結束的當晚，筆者和侯榮邦去料理店喝酒，亂彈彼此的天南地北。和這位可以為聯盟和同志付出性命的男子分手時，筆者目送的是一個並不高大的身影，在孤寂中邁著堅毅的步伐，就像他走了將近五十年的獨立之路，從頭挺到尾，每一步都是勇往直前，從不回頭。想起那件從來不洗的長褲，以及可以再活一個月的無奈歲月，筆者的臉頰在清風中突感涼意，眼角的濕潤並非來自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