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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駐日代表不到一年　突破封鎖讓李踏上日本張茂森◎自由時報駐日特派記者 前總統李登輝這次訪日的兩位「男配角」，一位是台灣運送機械公司董事長彭榮次，另一位則是我國駐日代表羅福全。 在推動李登輝到日本就醫的整個過程上，彭榮次所扮演是台前的角色，而羅福全則因官方的身份而站在幕後。 過去幾任駐日代表的最重要工作之一是「把李登輝送到日本」，但都沒有成功，而羅福全上任不到一年就讓李登輝到日本心導管手術，這當然有台日中三邊關係發生變化的要素在內，但是不可否認的，羅福全駐日一年來所展現的「打破傳統」的外交手法也發生了相當的效果。 羅福全是八任駐日代表之中唯一「純血」的學者從政，他本身的履歷也非常突出，台大經濟系畢業後，在日本名門學校早稻田大學拿到經濟學碩士，最後在美國賓州大學拿到經濟博士學位，八四年到八九年擔任馬來西亞亞太發展研究中心的主任，九○年任職聯合國大學首席學術審議官，八二年至八三年在「世界名人錄」（Who’s who in the world）上榜，另一方面，他在台灣威權時代，也曾在「黑名單人名錄」上榜。 在政治活動上，六四年羅福全加入台獨聯盟，七八年就任國際特赦組織日本支部理事，八一年到八八年為美國「台灣公論報」發行人，八三年曾出席為美國國會參院外交委員會台灣前途聽證會的證人，現在仍然是台獨聯盟中央委員，他說，「我的個人政治信念與駐日代表是分開的」。 在羅福全被陳水扁政府任命為駐日代表以前，幾乎沒有人知道羅福全為何許人物，當然也不知道台灣還有這樣優秀的人才。 他在去年五月三十日上任以後，最大的一個動作是到美國大使館申請放棄美國籍，有人說他還有日本籍，這僅止於一種推測。 羅福全不喜歡駐日代表處每年花數千萬日幣在大飯店舉辦酒會，然後請一些政治家來說一些台灣喜歡聽的話，他希望今年能用隆重而莊嚴的音樂會取代，即將到來的五二○阿扁就職一周年紀念當天，駐日代表處已決定不在大飯店「大吃大喝」，而在代表官邸舉辦「阿扁一周年政績照片展」同時介紹台灣的飲茶文化，這種講求效益並且有實際意義的務實作風，其實也直接影響到李登輝訪日。 羅福全是嘉義富商羅章程之子，他的夫人毛清芬則出身於台南烏山頭的富裕家庭，現在也是獨盟中央委員，羅福全除了學術、外交方面以外，在繪畫上與書法上也有相當的造詣，當本報記者問他為李前總統訪日奔走有怎麼樣的感受時，羅福全在官邸的書齋當場寫下「台日論壇十二回、松本秋高群英會、萬山欲止三芝客、芭蕉幽徑可徘徊」，以表示他感受到日本去年十一月阻止李登輝出席第十二屆亞洲公開論壇的心情。

除了日本輿論一面倒支持李登輝外，也有一百多個議員公開簽署支持，這些現象都是空前的，甚至有一位九十幾歲的老奶奶看到李登輝來，還掉下眼淚。 李心怡◎新台灣新聞週刊記者 儘管李登輝已經順利完成「醫療之旅」，回到台灣，但日本政府在發簽證的過程中，卻曾一再地傳出協調不順的消息。究竟，這中間有什麼樣的影響因素？未來李登輝是否能再次訪日？ 以下是專訪內容 日、美政治運作不同 問：這次前總統李登輝終於順利到日本就醫，但過程中卻讓人覺得一波三折，您可不可以談一下這中間的轉折？ 答：一開始，因為是私人訪問，所以是由彭榮次董事長幫李登輝個人來申請。日本方面本來是說他們沒有受理，但在簽證申請的文件中，李前總統還有提出四月二十四日要見醫生，並附上醫生的信。所以，我們當天就對外發布了的確有申請的消息。 一波三折這個問題，有人說是中國的壓力，中國大使館也開記者會，說這不是醫病，而是有政治目的。但是，官房長官福田康夫就直接說，這不是外國能管的事情。 日本的政治型態跟美國不一樣，各派的意見，大家都要問清楚，所以時間上拖了比較長，這是因為，李登輝的簽證，外務省最後必須提報給森首相批。也因為政治層次比較高，所以過程中，當然有正反兩邊不同的意見。但是他們基本的態度是，一定要趕上四月二十四日，讓李登輝去見醫生。所以，雖然拖來拖去，他們還是趕上李登輝原來申請的時間。 另一方面，李登輝也是退休的國家元首，所以這次在日本，他也是受到退休元首的禮遇。日本決定發簽證後，他們也以接待退休元首的方式，安排了許多體遇，他從大阪到岡山就動員了上千人，還派了直升機維護整個行程的安全。表面上，是個人來看病，實際上，該有的禮遇，日本政府都有做到。 問：可是這中間是不是也曾傳說，日本不打算發出簽證？ 答：因為外務省裡面也有不同的意見，日本政界也有不同的意見，但是五、六位內閣閣員都是認為應該發，輿論支持後，看法比較保守的人，也慢慢改變看法。其實，日本政治是互相尊重對方的意見的，它一定要溝通，不能說森首相贊成就趕快把簽證發揮。因為日本也沒有拒絕的理由，所以它才會說沒有受理，來拖時間。 年輕議員還與中國理論 問：所以您是一直都認為，日本一定會發簽證嗎？ 答：我是看到，日本社會現在是輿論走在前面，有些政治家跟不上，而民眾的聲音都是贊成的。所以，這次對日本社會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年輕一輩的議員，也是走在前面。年輕的議員，起初有三十個人出來，後來六十個、九十個，最後有一百一十二位出來，簽署贊成李登輝到日本的文件。 這是空前的。外國元首、退休元首，都沒有人曾經造成這樣的力量。 問：在過程中，駐日代表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答：起先有些議員，會做種種的解釋，我們對於比較友好的議員，就去跟他們溝通，讓他們了解，這是一個醫療的行程，不是政治行程。而且他是私人申請，不是我們政府申請的。李登輝也自己召開記者會，講的很清楚。 所以，後來很多跟我們相當友好的議員，都站出來講話。有七位大臣，新的總理小泉也替我們講話。我們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只有交流協會，我們也透過後藤理事長，表達我們的立場。 問：就您的了解，有哪些人士，在這件事上面有幫上忙？ 答：日華懇談會有兩百七十位跨黨派的議員，裡面有很多位都在當大臣，有七位幫我們講話，像平沼赳夫、麻生太郎、鹽川正十郎等。還有一百一十二位年輕議員，他們還到中國大使館去跟中國理論。 許多在政界有影響力的人，都幫我們講話。首相森喜朗、官房長官福田康夫、副官房長官安倍晉三、外相河野洋平、副大臣衛藤征士郎、外務次官川島裕等人，也幫了很多忙。 問：是不是有很多民間的人士、李登輝的朋友也幫了很多忙？ 答：很多人在報章上為了很多文章，支持李登輝來。這些人都是跟李登輝有個人的關係，像女作家上板冬子在李登輝回去的時候，她出版了一本書，寫李登輝的故事。很多敬重李登輝的日本學者，也都在報紙上寫文章，像東京外語大學的中島校長。 每天，日本的報紙上都有很多支持李登輝的文章。一方面，他們是贊成李登輝去；另一方面，他們認為日本應該要堅持自己國家主權的立場，這是最重要的。 台、日關係 邁入新境界 問：新的首相、外務大臣上任之後，未來，李登輝要再去日本，會不會有困難？ 答：我是很樂觀。這次內閣形象很好，很像我們陳總統的全民政府，所以有80%到85%的人民支持。小泉很注重日美關係，但是田中剛上任，很多發言比較謹慎。我想，未來李登輝再度到日本，也不是一個外務大臣就可以決定的，應該整個局勢是走向一個比較好的方向。 有一個日本人寫信來，他九十二歲的奶奶，看到李登輝來，還留下眼淚。民意是這樣走，政治家是不能改變方向的。 問：未來台灣跟日本的關係，會不會有什麼變化？ 答：我上任之後，我就講了，今後的日美關係，關係到我們在日本活動的空間。日本一方面要幫忙中國經濟發展、使它門戶開放，一方面，也感覺到中國在擴充武器，他們援助中國，中國也不會道謝。 台日關係必須放在日美關係中思考。新的日美關係提升的話，新的台日關係，也會提升。

盧千惠◎任教於台灣文化學院 居住日本一久能感受日本媒體「真龜毛」，說好聽一點就是謹慎而不容易隨興起舞。就如霧社事件七十週年時，我曾寫一篇文章到日本的『朝日新聞』。編輯打越洋電話問我，是不是可以將文章中「總督府派遣的討伐隊，使用大炮、機關鎗、毒瓦斯等近代武器，剿滅反抗的賽德克族人…」的「毒瓦斯」改成催淚瓦斯，因為他尋找資料找不出討伐隊用過毒瓦斯。我從原住民的共同記憶──討伐隊的毒氣使皮膚糜爛的事實，以及日本陸軍科學研究所在兩年前開始生產毒瓦斯的客觀事實，反對編輯的說法。後來他提出使用折衷的「特殊瓦斯」一詞。我一方面驚訝於日本媒體謹慎的態度以及為保護自己國家歷史清譽的努力。 這一次看到日本全部媒體，和過去不一樣，不論左派、右派，大幅報導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的訪問，內容又極親切好意，感到非常高興。一般日本人對六十年前侵略中國的戰爭，抱有深沈的內疚，所以當他們成為經濟大國之後，開始幫忙中國的建設。中國當政者知道日本人愧歉之情，於是遇事不得逞，就搖晃著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強行他們的所要。其實，五十年日本的台灣殖民統治，也給與台灣人數不盡的創痛。只是台灣人不像中國人，願意挪開過去的怨恨，將那些歷史變換成人類共同的資產──不再犯過錯的借鏡。經過如此心靈上的掙扎後，台灣人希望和日本人能平起平坐地成為真實的朋友。日本人開始厭煩中國無底的索求，而對台灣人的寬弘表示敬意。 因著蔣介石錯誤的「漢賊不兩立」政策，使台灣在外交上走著非常辛苦的路。這一次破冰之旅的成功，當然首應該歸功於李前總統的魅力，然而，我們得記住長久以來默默耕耘台日外交的許多老前輩。這次浮上台面的彭榮次是其中之一。楊基銓、蔡焜燦、許文龍、金美齡、黃昭堂、羅福全以及無數從心底喜歡日本，了解日本文化的台灣人，誠摯地希望台灣能與日本成為好鄰居。為了台灣的前途，花自己的錢和時間，無私心地招待代表日本的人物，如司馬遼太郎、石原慎太郎、阿川弘之、宮崎繁之等，在各界具有影響力的人更親近台灣。他們並非如統派的政客說的「受日本奴化教育的遺毒」，而是從心底擔心著台灣的前途。 六十七、八歲以上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實在是台灣人的寶貝。一般說來，他們奉公守法，知道真正的禮義廉恥，視保衛台灣為己任。並且精通日語，能讀、能寫日文，有的甚至能詩。他們是台灣與日本民間外交的精兵，他們可以翻譯有關台灣歷史的日語資料，也可將台灣的作品翻譯到國外。學校教育要培養出一個能理解外語的人才，何等地困難。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好好地活用這些台灣人的寶貝。我們敬愛的李老總統抱病出擊，希冀拓展台灣的外交環境。我誠摯地希望台灣人的老前輩們效法他，為台灣再接再勵。

李筱峰◎世新大學教授 前天我在「台灣史」的課上，和學生談到澎湖在歷史上與台灣的微妙關係。當澎湖早在元朝時，就被併入中華帝國的版圖，而台灣到了明朝時，還是中華帝國心目中的化外之地。但是，澎湖在歷史上，卻經常受台灣之累而遭殃，過去幾乎每一個外來統治者或外來勢力要進入台灣之前，都會先佔領澎湖——荷蘭人進入台灣之前，先佔領澎湖；鄭成功攻打台灣之前，也是先攻佔澎湖；日本人來接收台灣的時候，也派兵入澎湖。澎湖首當其衝，何其「衰」哉！ 有一個來自澎湖的同學憂心忡忡提一個問題問我：萬一中國北京當局要出兵攻打台灣的話，會不會也先攻佔澎湖？ 我把問題拋給全班同學討論，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見，不一而足。有人說，澎湖比台灣本島好攻，攻下澎湖，會使民心瓦解，所以還是有可能先攻澎湖；有人說，如果這樣，金馬地區的許多離島更好攻，一樣可以瓦解民心，所以可能會先攻金馬離島；也有人說，現代的武器與戰爭型態已經完全改觀，根本無須先佔領外島。 大家談不出一個結論，同學問我的看法，我半開玩笑回答說：「中國哪裡都不會先攻，他們會先攻佔的地方，應該是立法院。當呼應北京的『一個中國』的聲音充斥在立法院的時候，北京連出兵都不必要，台灣就自然投降了，所以中國一定會先攻佔台灣的立法院。」 這個玩笑其實是很嚴肅的。澎湖、金馬都不是台灣的最前線，台灣國家的最前線是在立法院，全體真正愛台灣的人，在年底選舉的時候，請一起來保衛立法院，千萬不要讓立法院被中國北京當局的馬前卒給攻佔了！

柳金財◎臺灣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候選人 本年二月二十二日，陳水扁總統在接見歐洲議會自由黨團暨社會黨團訪問團時延續其在元旦祝詞中所提到「政治統合論」，強調兩岸可從經貿與文化的統合開始著手，逐步建立信任、尋求永久和平與政治統合的新架構，不論是邦聯、聯邦、國協或歐盟模式都有值得借鏡之處。他特別指出，歐盟形成的歷史與統合模式一開始也是由經貿開始，在邁向政治統合。可見從兩岸經濟交流整合著眼來鬆解緊張的兩岸政治關係，應是臺灣新主政者的兩岸政策思維。不過據瞭解，日前美國智庫亞洲基金會在準備向布希政府提出的兩岸報告中就指出，美不應期望兩岸經濟互動必然會改善兩岸關係，雖然經濟整合有助於建立兩岸新架構，但也可能使臺灣更易受到大陸的經濟脅迫。 上述的評估觀點正好凸顯了今日臺灣大陸政策的機會與困境，恰是擺盪在新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機會是循新自由主義的思維邏輯，兩岸經濟整合有可能產生一個令人不滿意但卻可接受的新架構；困境則是在現實主義思維的導引下兩岸經濟整合可能釀成臺灣無法承受的損害，包括對國家安全的危害與主權的喪失。 不管是兩岸「整合論」、「統合論」的提出，幾乎都獲得目前臺灣許多政黨、政治人物歡迎，例如國民黨主席連戰的「邦聯」構想、副主席蕭萬長提出的「兩岸共同市場論」、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標榜的「歐盟模式」、前民進黨二位主席施明德的「大華國協」及林義雄倡議的「共同市場」、「關稅同盟」說，甚至陳水扁總統的「統合論」，都是有意整合「台灣主體意識」與「中華民族情感」兩大歷史脈絡；並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分階段依序發展兩岸合作基礎。事實上，以整合論模式來構思兩岸關係架構，長期以來，國內學界與政治工作者對此早有爭議。論者以為，這種整合模式其立意精神甚佳，唯帶有若干「自由主義」色彩的迷思。 關於是否援引歐盟整合模式到兩岸架構設計的爭議，最早源自於民進黨內的兩大派系「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系」。早期美系提出以移植「歐洲共同體」的整合經驗來設計兩岸關係的發展，但新系反對。其反對的論據主要為：首先，在「一國兩制」下，中共仍視臺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政府，但參與共同體的各國必須皆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其次，歐洲國家間的政治、經濟條件近似，兩岸則差異太大。再者，整合須具有區域利益及安全誘因，但兩岸並無整合的利益。這種整合與其說是企圖從「建立一個經濟共同體，進而形成政治共同體」，毋寧說這只是各主權國家為保障自身的經濟利益、減少疆界紛爭所作努力。基本上，新系的看法表達了國際政治學上現實主義學派對於國家主權與安全的重視，不認為兩岸能藉單純的經貿關係就可以緩和政治對立的氛圍。 誠然歐盟的整合模式其理論基礎之一即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學派從經濟角度看待國際關係，認為整個世界終將成為單一市場、無國界市場。強調貿易為促進國際間和平的力量，自由市場對國際間的政治衝突具有良好影響。深信市場力量兼具良性、理性以及無可抗拒的力量，對不理性的「政治考量」格外感到無法容忍。長期而言，經濟力量必壓過政治力量，人類終將共組世界聯邦政府以便共同面臨經濟問題。 自由主義者相信貿易與經濟交流是兩岸和平關係的一個淵源，此乃因兩岸間的貿易以及擴大的相互依存關係的互惠互利，將有益於彼此間的合作關係。隨著互惠互利的紐帶建立，一個自由主義的兩岸經濟將對兩岸政治關係施加溫和影響(Moderating Influence)，且對兩岸現狀(Status Quo)的維持提供保證。 國內不少有智之識主張，運用兩岸經濟依存來解決雙方的政治對抗，基本上呈現自由主義關於經濟與政治關係的觀點，因而贊成援引「歐洲共同體」模式於兩岸關係架構的設計，暫時擱置主權之爭議。其深信市場的力量將撼動政治關係的解凍，進而營造兩岸間的和平、安定的環境。然即使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自由主義觀點仍帶有侷限性、片面性的思維盲點。 首先，自由主義的觀點或可說明部份經驗現象，但經濟決定政治的推論則帶有「經濟決定論」的色彩。兩岸經貿整合雖滿足「中華民族主義」，卻可能傷害「台灣的主體性」；況且經濟相互依存關係絕非對稱的，儘管從絕對意義上說兩岸都可獲益，但「相對獲益」比「相互獲益」更重要。市場機制雖趨於聚集財富，卻在兩岸大小經濟實體間建立一種依附的或強權的政治關係。 其次，自由主義認定經貿交流是促成兩岸和平力量，該理論適用範圍是基於「國與國」關係。但兩岸定位是否為「國與國」的關係不無爭議，不論是「國與國的特殊關係」（陳水扁）、「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李登輝）、抑或是「準國際關係」（宋楚瑜），中共都一再宣稱中華民國已經死亡，在此種情況下，兩岸經貿交流為遂行國家統一的政策工具，絕非為單純的經濟客觀規律所能解釋。 論者以為，儘管在全球化大潮流下，國家主權雖受制約，但仍是國際關係的主體與經濟發展的工具。國際體系是國家所組合、而非市場組合，那麼經濟是需受政府制訂法律規範加以節制，兩岸經貿的專業化、分工和日益相互依存可能使臺灣國家主權喪失(The Los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單從理論來看，兩岸間的經濟整合可能使得雙方政治關係更具易傷性(Vulnerability)及脆弱性。換言之，以整合論方式來構思兩岸關係存有理論先天上的若干迷失。亞洲基金基金會的報告觀點正是突顯出在目前國內一再高喊揚棄「戒急用忍」、瀰漫「整合論」論述觀點的另類思維。

連根藤◎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委員 台灣人的歷史認識隨時代而轉變。察其理由，台灣的歷史記載是隨統治者而變之故也。也就是台灣的歷史都是依統治者的史觀記載的。由台灣人自己的手所寫的台灣史，可說是李登輝政權之間才開始。今日的台灣史可說是以國中的歷史課本『認識台灣』為基準。但是該書是依過渡期的移民史觀而寫成，與台灣的歷史事實不符，理由是移民史觀主張台灣是移民國家、台灣人是中國移民的子孫、台灣人是漢人為主體之故也。 但是事實上台灣人並不是移民的子孫。一六二四年以後的三八年間，統治台南一角的荷蘭時代，台灣原住民約四○到五○萬，其中平埔族約三○萬人。荷蘭為了與江戶幕府在長崎貿易，從唐山引進男性勞工從事工作。根據近年的研究，部分唐山勞工與平埔族女性結婚生下來的子孫，即是今日的台灣人。古時台灣是瘴癘之國，霍亂、赤痢猖行，在那種嚴酷的生存環境下，只有原住民的母親生下來的兒子才能存活下來。平埔族的俗語說：「有台灣媽，無台灣公」，理由是部分台灣公放下妻子回唐山去了。台灣人只有第一代才有遺傳唐山公的漢人的血統，近年的DNA調查所得的結果是，平均的台灣人約含94%的原住民的血統。清國二一三年的殖民統治，以苛刻的稅制差別，強制將生番化為熟番；再將熟番漢化，以致平埔祖先被消滅殆盡！這些都有斑斑史料可查。由此可知台灣人不是以漢人為主體的移民的子孫，而是原住民和少數漢人的混血民族。因此，過渡期的漢人主體移民史觀應該改為本土史觀，重新導正台灣人的認同問題。

台灣的閩南人及客家人也就是所謂的「台灣人」(以下均以括弧的「台灣人」代表閩南人及客家人)，是近幾世紀以來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移民的後代，在基因上經族群系統發生樹( phylogenetic tree )及族群相關分析(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　研究計算後，發現閩南人及客家人是屬於南亞洲人種，這剛好配合民族史的記載，認為「台灣人」是大陸東南沿海原住民「越族」的後代。A33-B58-DRB1*03 ( 即A33-Cw10-B58-DRB1*03-DQB1*02 )是「台灣人」最常見的組織抗原(HLA)半套體，頻率為6.3%，而這半套體在新加坡華人及泰國華人也算是最常見，顯示這是被完整保留下來的古代越族的基因。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整合與統合 在台灣，不論是學者、還是政治人物，對於相關用詞尚未有約定俗成，譬如說陳水扁提出「統合論」之際，一般人無法直接由漢字的字面意義，去體會其背後想要傳達的真正訊息，只好轉而退而求其次，嘗試著間接由官方說帖、或英文報紙的用字，回頭來作拼圖式的揣摩。不過，更令人擔心的是，如果學界盲人摸象，就很怪罪政治人物人云己云、或是信口開河。 不管是早期的「整合」、或是後期的「統合」，這兩個名詞大致是被委婉地當作「統一」的同義詞，猶如在戒嚴時期，黨外／民進黨人士只能以程序上的「自決」權利，來暗示實質上的「獨立」目標。 在政治學裡，「【國內】整合」是指是在一個面對社會分歧的國度裡，包括族群齟齬、意識型態之爭、城鄉差距、或是菁英與百姓間的歧異，公民如何取得對於政治行為規範的共識，尤其是開發中的國家為是。這是在比較政治學裡頭，有關政治發展或民主化學者所關心的課題。 國際關係學者大體同意「【國際】整合」是指國與國之間的某種「結合」，它可以指一種正在進行的「過程」，也可以代表一種已經達成的「境界」。前者隱含著有其序列般的進程，要朝著某種光譜循序漸進，譬如說「由文化交流、經濟整合、到政治結合」般的線性「廣化」過程，或是「由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到共同市場」的漣漪擴散式「深化」過程；後者是指獲致的狀態、結果、或終點。 在這裡，為了方便解讀／了解學術對話、政治論述、或是政策宣示，我們暫且將廣義的、鬆散的整合約略分為國內政治的「整合」、以及國際政治的「統合」。如果說統合既是手段（過程）、也是目的（境界），我們不如說前者為「統合」、後者為「統合體」。 一般人把統合分為文化、經濟、以及政治三個面向，我們主張以安全共同體來取代文化統合。首先，如果「經濟統合」是要追求經規模、以及效率，而「政治統合」是要確保自主以及民主的話，「文化統合」的迫切性並不清楚。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以傳統「本質論」的方式來定義文化，統合的基礎是要建立在共同的血緣、語言、宗教、或生活方式上面，文化統合是命定式的「為統合而統合」；相反地，經濟、政治統合先有明確的目標，再來指定整合的方式。如果以「建構論」的方式來理解文化，統合則要追求共同的集體認同，也就是「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 的凝聚，其終極的指標則為彼此是否願意生活在同一個國度，如此一來，就最終的目標而言，文化統合與政治統合是高度相互聚合的。我們以為，Adler與Barnett (1998) 所提的「安全共同體」，也就是兩國之間不再有戰爭的擔憂，才是不同的統合概念。當我們以安全共同體取代文化統合後，經濟、政治、以及安全面向的統合，可以使用三個垂直的軸線來呈現。 經濟統合是指透過經濟上的安排，來作國與國之間經濟事務的合作，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區域主義」。我們大致根據 Belassa (1962)，以光譜的方式將經濟統合呈現如下： 經濟圈──以文化或地緣作初步的經濟協調，譬如「亞太經合會」(APEC)、「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或日本倡議的「蓬萊經濟圈」； 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成員國的財貨（產品）自由流通、不課稅，譬如「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 關稅同盟 (Custom Union)──自由貿易區＋統一成員國對非成員國的關稅，譬如「南美洲共同市場」(MERCOSUR)、過去的「日爾曼關稅同盟」(Zollverein)； 共同市場 (Common Market)──關稅同盟＋成員國的資本、勞力自由流動，譬如早期的「歐洲共同市場」； 經濟聯盟 (Economic Union)──共同市場＋共同經濟政策，譬如原先的「歐洲共同體」(EC)、後來的「歐洲聯盟」(EU)。 政治統合是指國與國之間透過政治安排來進行結合，在過程中主權逐漸讓渡出去，終於合併 (Merge) 成為一個國家，甚至於達到世界政府的境界。我們以光譜的方式，由分離到統一，簡述如下（見圖1）：     國協 (Commonwealth)──主權獨立國家之間有特殊的歷史、文化關係，彼此的鬆散組織，譬如「大英國協」、「獨立國協」(CIS)； 邦聯 (Confederation)──國與國之間透過協定所作的的有條件政治結合，針對特定議題同進退，譬如德國的前身「北日爾曼邦聯」、瑞士的前身「瑞士邦聯」，總之，是為彼此的進一步的合併作準備。目前的波斯尼亞是由克羅艾－回教聯邦、以及塞爾維亞共和國所組成，勉強算是邦聯，土耳其裔賽普路斯人提議與希臘裔賽人合組邦聯，兩德在統一之前，也有人提議進行邦聯式的結合即止，可以說是不得以的結合。也有人提議波羅的海三國與烏克蘭、以及白俄羅斯共同組成反俄羅斯的「黑海－波羅的海邦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美洲大陸邦聯」，成員因為有共同敵人所作的結盟。有人提議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印尼合組邦聯，也有人建議將聯合國提升為邦聯架構，更有人視歐盟為一種邦聯型式（或應該往邦聯調整），有其功能整合的考量。 聯邦 (Federation)──是國家體制中最鬆散的一種，透過憲法的規範，聯邦政府與組成單位（邦、州、或省）作權力的分配，譬如美國、澳洲、加拿大、德國、以及瑞士。 除了上述「正牌」(Ideal Type) 的政治統合體外，彼此之間還有不同的混合型態。首先，比國協還鬆散的結合，我們還可以加上「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譬如美國與英國、美國與加拿大、美國與以色列、美國與日本、以及俄羅斯與塞爾維亞；李登輝所提的「兩國論」，本質上是「國與國的特殊關係」。另外，郭正亮所提的「聯立」、張亞中的「共同體」、或「兩岸共同體」、魏鏞的「民族內共同體」，觀其精神，也都算是特殊關係。 其次，介於國協與邦聯之間，也有變體的統合體；翁松燃乾脆稱之為的「歐盟」模式。最後，介於邦聯與聯邦之間，也有各種統合體的思考，譬如石之瑜新造所謂「內邦外聯」的「中華合邦」、嚴家其的「邦聯式聯邦」。 安全共同體 (Security Community)是指當兩個國家有共同的利益、或是共同的認同感時，主動透過結構性、或程序性的中介變數來進行合作，彼此在友好往來間逐漸培養出互信、以及認同感；由孕育（譬如波理會）、發展（譬如東協）、到成型（譬如北美、西歐、以及美國與以色列），彼此相信終將會以和平手段來解決紛爭，不再有戰爭的擔憂。在這裡，彼此可以保有自己的主權，並不要求在制度上正式合併。 我們將上述三個面向的統合整理為圖2，大三角為目前歐盟統合的境界，小三角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我們未來與中國的關係應如何定位？政治人物要將台灣帶往何處去？（見圖二）     統合的理論 我們根據分析層級，可以將解釋統合的變數分為個人、國家／社會、以及體系三種。個人因素包括推動者追求和平的理想，民族統一的使命感，或是領導者的人個特質、或決策風格，譬如說機會主義式的政治考量，為了連任而討好聲音較大的統合推動者，因此刻意擘畫統合的制度，以製造追求和平、或是鞏固權力的空間。國家／社會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的理念、制度、以及利益，譬如說擴張性民族主義高漲，政黨間的橫縱連橫、國內利益團體的壓力、或是經濟不景氣，譬如台商、或是統派（媒體或學者），決策者自然而然、或不得不朝統合的走向調整。體系因素算是統合產生的背景，譬如說面對全球化的壓力、或是現有的統合體的「擴充」，只好加入、或是另起爐灶。 我們可以看出，經濟上的考量只不過是諸多統合的動機之一。我們根據統合的動機，將統合的動力分為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認同、以及追求和平三大類。共同的利益包括經濟上的好處、企圖對外擴張、或是對抗共同的敵人；共同的認同則可能來自共同的血緣、文化、歷史記憶、或地理比鄰。我們以為，要找出有效的解釋因素，可以嚐試去了解國家為何不願進行統合，也就是說，加入統合體要付出何種代價，譬如說國家主權、自主性、或是文化特色。 台灣的統合論述 […]

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一、台灣、中國各自的演變 　　中國與台灣是否會透過和談進而和平共存或合併，或者會發生武力衝突，甚至戰爭？能夠寫答案的是中國。由於實力懸殊，台灣總得處於被動的地位。 台灣自1989年 Lee Teng-hui 就任總統以後，加速民主化的速度、修憲6次、逐漸將Republic of China (ROC)台灣本土化。這是符合台灣現實的做法，也符合歷史的法則。現在ROC的名稱雖然還沒改為Taiwan，仍然繼續使用之，但主權在民的思想幾乎已在台灣生根。維護台海和平是台灣人一致的願望。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由Deng Xiao-ping執政以後，邁向經濟改革，創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革命性新制度，之後的江澤民政權也繼承之，使中國經濟有大幅度的進展。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軍事預算的增加，中國的武力日益強大。 　　Soviet Union的解體，呈現冷戰的結束，美蘇的對立，大部分似乎已經解消。 到底冷戰就此結束，或者後起之秀的PRC會崛起與美國爭霸，這還需觀察。但是台海的情勢，可能是一顆不定時的炸彈。這個炸彈是由PRC企圖佔有台灣而造成的。 　　二、台灣領土問題與各國的態度 　　PRC認為台灣是中國固有的領土，而必須加以收回。由於PRC是一個超大國，世界大部分國家不但與這個在UN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擁有veto power的國家建立邦交，而且對其發言與行為十分尊重。PRC對台灣領土權的主張雖然未必被承認，但是很多國家未必敢採取反對的態度。美國Clinton總統於1998年訪問中國之時，他刻意不在與PRC領導人會面之時，避重就輕地選擇在一個普通的民眾聚會說「三不」，也難免給世人一種印象，美國顧慮到PRC對台領土權的主張。 　　所謂三不是美國不支持 (1) Taiwan Independence, (2) one China, one Taiwan policy(3) 台灣加入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 不支持並不等於反對。但是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按照現在的國際情勢，台灣要達成這三項的任何一項都是非常困難的。但是美國在國際上不願支持的事情多得很，何必特別指出不支持台灣做什麼，做甚麼…….的呢？尤其是向中國或中國人說出這些話，這樣的發言，難免使世人認為中國對台灣擁有某種程度的主權。 有巨大影響力的政治家總會大談闊論，每在遇到重要微妙的事情，總會細心的選擇用語有如官僚、法律家的謹慎。但是政治家的speech，聽眾僅會摘其大略的意思，並沒有那麼多的智慧與耐心注意到他們婉轉發出的意涵。 　　比如說有幾個大國與PRC建立邦交之際，對中國主張台灣是 a part of China，對這個中國的立場，United Kingdom (1954)、France (1964) 、West Germany (1972) 均不加以回應，Canada (1970) 是僅加以 take-note，日本 (1972) 是加以「充分理解，尊重中國的立場」，美國 […]

黑名單解禁後，倒數第三名返台，現任台獨聯盟主席。一生歲月，幾乎都貢獻給了台灣獨立。 李心怡◎新台灣新聞週刊記者 「我是倒數第三名啦！」黑名單解禁之後，現任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是最後一批解禁的海外流亡人士，在他之後分別是陳南天跟黃文雄，當時，他們這些人被認為是危險的暴力分子。 一九三二年，黃昭堂出生於被稱為鹽分地帶的台南縣七股，在台大經濟系畢業、當完兵之後，於五八年底到日本東京大學唸研究所，從此成為流亡日本的海外黑名單，一直到九二年才回到台灣。 疼某大丈夫　揚名台灣論 在小林書紀的《台灣論》裡面，黃昭堂被小林描寫為一個相當疼老婆的人，黃昭堂卻認為疼老婆是應該的，沒什麼特別的。 被小林這麼一畫之後，朋友常拿來取笑他，他就經常忙著解釋道，「那天大家要拍合照，我老婆去洗手間，我說等她回來再一起拍，就是這樣啦！」 談起老婆，黃昭堂說因為她是一個很安靜內向的人，而且已經結婚四十三年了，所有的話都講完了，現在兩個人反而不太講話。黃昭堂和妻子謝蓮治是在出國前結婚的，不過因為當時規定夫妻不能同時出國留學，所以他們並沒有入戶口。謝蓮治畢業於台大外文系，本來也在東京大學唸文學，但到日本的第一年，大兒子就出生了，所以她唸了一年半，就辦了退學，專心當家庭主婦。 黃昭堂和謝蓮治認識的日子，相當難忘。一九五三年的某天，台北觀音山下雪，三十幾個台大的學生一起去爬山，因為路滑，所有的女生都被男生牽著下山，黃昭堂看到最後有一個女生沒人牽，就牽著她下山，於是謝蓮治就成了他的「牽手」。 黃昭堂在日本東京大學，拿到國際政治學碩士與社會學博士學位之後，成為東京大學講師、昭和大學政治學教授。黃昭堂笑說，「我本來就不是那麼愛讀書的人，因為護照被國民黨沒收，只好一直留在學校，才不會被遣返。」 早期那段留學生生活，黃昭堂說「很苦」。那時候，他就開始專心從事獨立運動，日子過得很忙，不但沒時間唸書，也根本沒時間去打工，只能靠著當家教維持生計。他也自認為不是一個好學生，不太認真唸書，後來去唸博士，是為了留在日本才唸的。 為黨外助選　初嚐政治味 不過，對政治的興趣，是早在唸台大時就產生的。黃昭堂說，大學的時候，他就常翹課去幫許多黨外人士助選，大三的時候，不但跑回台南縣為郭秋煌助選，還把自己家借給郭秋煌當競選事務所。因為那時候學生被禁止參加政治活動，他就躲在自己家裡，用廣播對外演講。 郭秋煌當選省議員之後，隔年，黃昭堂也支持當過台北市水道局長的黃千里參選台南縣長，並答應黃千里把家裡借給他當競選總部。不過，後來因為黃昭堂的家人被國民黨的人恐嚇，說如果不把黃千里趕出去，就要來放火燒房子，他們只好請黃千里搬出去。黃昭堂也得意地說，他第一次投票就是投給高玉樹，在成為黑名單之前，他也只投過那一次票。 許多朋友，也一直引導著黃昭堂，走向獨立運動的路。黃昭堂回憶道，「大四的時候，我住在郭秋煌家裡，有一位也來自台南縣的前輩，經常跑來我住的地方，問我台灣的前途應該如何走？獨立怎麼樣？這類的問題。到日本之後，我們住同一個宿舍，他常在我的枕頭邊，放台獨的報紙，希望我看。」 那時候，王育德亡命到了日本，黃昭堂也常去找他討論台灣前途問題。一九五九年，一群以台南一中校友為主的日本留學生，以王育德為首，開始募款、籌畫發行「台灣青年」雜誌，六○年「台灣青年社」正式成立，黃昭堂也參與其中。 黃昭堂笑稱自己募款「討錢」的經驗豐富，就從那時候開始。「那時候大家都沒錢，必須向外面募款，台灣人在日本大多經營料理店跟小鋼珠店，這些人很有錢，我們就跑去跟他們說，要做獨立運動、要辦雜誌，請捐錢。國民黨的特務遍佈全世界啊，一開始，大家也會怕，久了之後，也有一些固定會捐錢的人。」 留日搞台獨　有家歸不得 本來秘密在從事台獨運動的黃昭堂，後來還是被國民黨政府發現了。一九六二年，黃昭堂去申請護照延期，結果護照就當場被沒收了。後來，黃昭堂向日本政府申請延長簽證，跟日本政府說明護照被沒收，日本人還不相信，以為黃昭堂在騙人，而打電話到中華民國大使館去求證。一九六四年，台灣青年社的成員發現被滲透，發生戴天昭誤刺間諜陳純真的事件，黃昭堂與許世楷等亡人也一起被日本警視聽逮捕，當時黃昭堂是台灣青年會的委員長。雖然後來大家都獲得緩刑，但黃昭堂也因此每一個月要申請一次居留證，多年後，才慢慢變成三個月申請一次、半年一次，最後恢復一年一次。也由於當時日記被沒收，使得黃昭堂從此不寫日記了。 一九六○年成立的「台灣青年社」，於六二年變成「台灣青年會」、後來變成「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台灣獨立聯盟」，最後成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隨著「青年」兩字的消失，黃昭堂也一步一步離開他的青年時期。而他的歲月，幾乎全都貢獻給了「台灣獨立」。 問他當初有沒有害怕過，黃昭堂只是淡淡地說，「應該也是會怕，不過現在也已經忘了」。過去的那一段黑名單的日子，對黃昭堂來說，都已經過去了，他現在最關心的，是台灣的族群問題。他說，「族群問題一定要解決，統獨問題絕對不等於族群問題，不然，台灣早就獨立了」。

鄭欽仁◎社團法人台灣安保協會監事 〔問題一〕地球村與主權獨立國家 台灣目前所面臨的是國家認同危機與價值觀混亂，其由來常常是出於認不夠，不論是政界、文化人、媒体或一般大眾，經常是內心浮躁、人云亦云，而造成認同的危 機。譬如說提到「地球村」便輕易的認為可以取代現行的主權國家概念﹔又如聽「歐盟」的出現，便主張用歐盟的方式可以解決兩岸問題。更可笑的是2000年總 統選舉期間，連戰主張「邦聯制」，後來怕影響選票，一時偃旗息鼓﹔選後又大倡邦聯制，好似高明的策略。但話講多了，加上國民黨的人又連袂赴中國，儼然以此 為該黨政鋼，經江澤民潑以冷水，只好沒趣的收場。 首先筆者所要提的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問題。 所謂「全球化」是超越現存的國家或地域的界線，以為地球有成為「一個單元」發生變動的趨勢。 原來globe是指當作球体的地球﹔對於人的社會全体，通常用「世界」、「人類」稱之。十九世紀後半以降，由於資訊通訊技術的發達，意識到地球空間的縮 小，有一天地球可能由一個資訊網而結合在一起。到廿世紀中葉有「地球村」的用語出現﹔全体人類社會可以以資訊通信以及媒体為媒介而一体化，在這個意義下因 此有「資訊全球化」的用語。 一九七Ｏ年代前半起「global」的用語取代「世界」、「人類」而廣泛的使用，特別是在國際上意識到地球環境問題是人類共同的課題。 冷戰時代將地球分成東、西，為超越這種觀點而以人類的觀點提倡global，配合這個觀點而有「地球市民」（global citizen）的觀念，提出「以地球為考量，以地方（local）著手行動」的標語。 在經濟上，七十年代出現「金融全球化」等情形﹔尤其在冷戰結束後，市場經濟朝世界性的擴展、以及生產方面朝國際化方向推進，資金、人、資源、技術、市場、甚至服務業超越國境移動，貿易大大的成長，此等情形都是屬於全球化。 但是全球化也帶來許多難題，因資本主義以世界的規模貫徹的結果，發生（一）多國籍企業相互酷烈的競爭，有合作、也有兼併，造成「大競爭時代」的來臨。 （二）猶如東亞的通貨危機，地球的一個地方發生經濟破綻，相繼發生全球的通貨與金融的不安定，使通貨危機與世界同時不景氣等災禍全球化。（三）各國政府對 資金的管制力弱化，對短期資金的流動以及外國投機匯兌交易的統治能力低下。（四）國民經濟被迫急速調整結構，破產與失業情形擴大。如此，強烈意識到地規模 的貧富差距。 經濟上的全球化對大國有利，對小國來說也有類似「殖民地化」的現象發生。全球化不只是經濟問題，甚至環境、資源、貧困、飢餓、人口問題、南北差距、人權侵害、擴武、戰爭等等問題，成為「地球的問題群」﹔嚴重的全球問題，要靠世界性的合作纔有濟於事。 但「全球化」、「地球村」並不是基於古典時代的「世界」「人類」的理念，憧憬人類如同一家，「世界大同」，而能放棄近現代既存的「主權獨立國家体制」。當前各國與各地域還是認真的在保護自己的利益，甚至將對方「殖民地化」、「從屬化」。 如果目前的世界，可以放棄「主權獨立國家体制」，那麼台灣加入聯合國、即國際社會己經不成問題﹔換一句話說，不是被「國際社會」排斥的一員。又，如果目前 的世界已是烏托邦的「地球村」而可以放棄「主權獨立國家体制」，則目前台‧中關係沒有主權、人民與領土歸屬問題的爭議。 總之，「全球化」已經來臨，但在政治上要能立足國際社會，空唱地球村而不主張「主權獨立國家体制」，不但不能獲得國家安全保障，更是造成觀念混亂而妨害變 革，拖延改革的「時間表」並且帶來危機。在全球化到來之前，本應完成的國家体制未能完成而面臨全球化，也是危機，這就是目前台灣的困境。所以台灣目前所迫 切需要的，唯有在國際關係上、國際法上被認定是國家，才能獲得國家安全保障。這是主張地球村所不能獲得的。 ﹝問題二﹞台、中問題能以「歐盟」的模式解決？ 有人主張台、中之間以「歐盟」方式解決，這種解決方式是基於「中國統一」的基本構想為出發點，在其諸模式中找出來的一種模式，故令人費解。因此這種主張是基於以下各種前提之一而設定的國家目的： 一、基於華夏觀念，或強調同血緣、或強調同文化必須以某種形式聯合為一体，視歐盟模式為「國家類型」的一種。這種同文同種的觀念是出自對「前近代」「中國」的想像，故不能成立，何況近代中同共產文化與台灣既非同文，亦非同種。 二、基於台灣是中國固有領土的主張﹔這種主張早已被駁斥而不能成立，不在此贅述。 三、基於過去國共關係﹔但國共關係已經結束，台灣不再是國民黨政府（外來政權），故終止延續過去之糾纏，重新釐定台‧中之國家間的關係。 四、基於中國問題難纏，急於解決中國問題的心態。以上粗略的指出主張以歐盟模式解決台、中問題者之基本想法或觀念。 歐盟模式不能用在台、中關係，從雙方之政治体制不同、社會体制不同、以及老百姓之成為「國民」的成熟度不同便可暸解﹔此其一。 歐盟的形成自NATO成立以來歷經長久的時間，故非一蹴可及﹔此其二。 第三，據德國駐日大使法朗克‧維爾貝（Frank‧Elbe）著「面臨歷史抉擇的歐洲之將來」（原文，「歷史的局面を迎える歐洲の發展」，載1999年3 月29日《朝日新聞》）指出：歐洲的成立不可能是國民國家的解体，而以「地方」做為構成要素；的確地方是歐洲誕生的重要要素，但歐洲的國民國家發揮了強韌 的生命力。國民國家提供人們「居住的場所」，在文化、社會、歷史以及政治方面是「我的家」。沒有這個「家」，不可能有超越國民國家的歐盟，即使有全球 （global）市場的提供，也是無濟於事。國民國家在將來扮演的政治角色和美國的州完全不同，而是遠為強而有力。 將來世界面臨的是全球化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要有更大的國際機構，但必須是以國民國家的身分參與。中國的霸權主義，不承認台灣是國民國家（national state），如何能和中國以「歐盟」的模式出現？ 國民國家是主權獨立國家，這一前提在與中國交涉時不能忘記，更是不允放棄追求的目的。 〔問題三〕中國的信心危機與台灣：歷史意識與歷史解釋建立在過時與錯誤的傳統觀念上 Tsuji Kogo有一篇文章「黃河情結：中華世界的危機」（刊載Sinica，2001年1月）指出中國人的黃河情結，以為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搖籃，創造黃河文明的 華夏民族征服長江文明的諸族，例如最近所看到的三星堆遺跡、河姆渡遺跡；黃土與黃河的「黃」成為華夏民族自己的代表顏色，他們的始祖神稱作黃帝。其實，我 在十多年前的作品已經提到。 （一）Tsuji氏指出中國大陸有兩次精神危機，一次是在八十年代後半，一次是在九十年代後半。第一次是由於農民對「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抵抗，一九七八年 十一期三中全會不能不採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政策，因此一方面對近代化抱著希望，另一方面由於近代化的結果而社會主義体制崩潰，害怕「傳統的大一統世界」也隨 之崩潰，對於改革開放的潮流悉加抵抗而不時發生葛藤，而這糾葛一直到目前還是存在。 這時候在中國掀起兩次黃河風潮，最初是由於ＮＨＫ與中國中央電視局共同製作「大黃河」（三十回），引起中國人的哀愁，也剌激中國電視界紛紛以黃河為題材製 作節目。因此傳統「黃河情結」輿八十年代間的精神危機結合在一起。另外在電影界方面有陳凱歌的「黃河大地」引起國際上的稱讚，同時在其國內，黃河也成為討 論的對象。 「改革開放」使海外情形、海外文化如怒濤洶湧的流入，引起許多中國人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發生懷疑，知識分子在精神上開始徬徨，近代化政策即使成功，相 對的傳統的流失意味著幻想的「古時候美好的時代」因時代變化而流失，包括社會主義時代在內的二千多年之以皇帝、領袖為頂點的「大一統世界」從此訣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