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吳大使、Waldron教授、在座各位貴賓，大家好。首先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也讓我可以事先拜讀林霨教授的這篇文章。其實聆聽過林霨教授的報告和吳釗燮大使的補充之後，我能提出不同看法的意見並不多，由於時間和篇幅有限的關係，可能有很多議題在林霨教授的文章中沒有被特別提到，也沒有辦法進一步衍伸和討論，所以我就利用這個機會來做一些補充。 在不久以前，有一位AIT的官員私下問我一個問題，過去幾年來美、台關係的最大轉變是什麼？我回答說：不是政策，不是人事，甚至不是軍力，我說是一個“Paradigm shift”。換言之，美台關係、甚至是美國與台灣這個國家的關係，最大的轉變是“Paradigm shift”，也就是「典範的轉變」，無論是看事情的方式、處理的方法、思考的邏輯，都在改變。從台灣的角度來說，就是“mentality shift”（心態的改變），也就是腦袋裡面裝的東西已經不一樣了。可能他不清楚我的意思，所以我就進一步補充說，如果四、五年前你問所有的台灣人，在台灣的對外關係當中，哪一個是對台灣最重要的國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會說是「美國」，可是四、五年後的今天你再問同樣的問題，即便是獨派的或是綠營的人士，大家的答案是「中國」，中國是台灣必須去面對的國家。今天研討會的主題是「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如果題目改成「美國重返亞洲政策與亞太區域安全」，這個“mentality”會不一樣。換句話說，中國崛起或是中國客觀存在的現實，已經衝擊到所有相關國家看問題的方式和角度，那麼我們能怪台灣用這種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嗎？ 第二個我要丟出來的問題是，在林霨教授的論文裡面，美國的對台政策提到很多觀點，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是，為什麼這一、兩年突然之間會發生轉變。2010年之後美國的對台政策突然發生轉變，尤其是美台關係有很不錯的進展，他認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台灣國內政治的關係，台灣變得更民主、更自由了，似乎是貝德（Jeffrey A. Bader）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台灣變得更民主、更自由，坎貝爾（Kurt Campbell）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台灣變得更民主、更自由。不是的，台灣從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自由民主已經成為一個“way of life”（生活的一部份）。所以如果把美國對台政策的因素，完全歸納成是因為台灣民主政治的轉變或是台灣國內政治的轉變，我覺得稍嫌過於簡化。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美國對台政策的轉變，是美國自己亞太政策轉變之下的產物。所以當美國總統歐巴馬說要“return to Asia”（重返亞洲），這時候台灣的重要性才會凸顯出來。簡單來講，當歐巴馬說要「重返亞洲」的時候，其實美國有一陣子是“return from Asia”（從亞洲離開）；他們現在是“back to Asia”（回來亞洲），證明以前是“gone away from Asia”（離開亞洲）。因此，雖然台灣的國內政治是影響到美國的對台政策沒錯，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塊，可能是因為篇幅的限制，所以林霨教授沒有特別提的，到底在美國的亞洲政策甚至是全球“grand strategy”（大戰略）之下，台灣被擺放的“perspective”（展望）是什麼？有時候台灣的國內政治不完全是可以影響美國的政策，反而是美國的政策影響到台灣的政策。這一點包括我們吳釗燮大使剛剛也提到，甚至陳博志博士也都提到，美國是逼台灣去跟中國“engage”（交往），包括三通和政治對話的問題。換句話說，“U. S. Asia policy is a function of Taiwan’s domestic politics. Y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Taiwan’s cross strait policy is a function of U. S. Taiwan policy and U. S. Asia policy. ”所以是互相影響的，換句話說，台灣不必為了美國的重返亞洲或來去亞洲背負所有的責任，可是台灣必須面對美國在亞太區域的新布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