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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ane Corcuff 高格孚◎法國La Rochelle大學中國暨台灣政治助理教授 危機、適應、多元化 在國外報刊的小角落，我們偶爾可以讀到，日本駐台代表處前，臺灣民眾對近來釣魚台事件的 立場做出了反應──燒毀日本國旗。同時，兩岸三地(中、港、台)也對此事件表達了措詞嚴厲的聲明。這種乍看之下的「共識」是否表示了台、中之間在政治立場 上的衝突與角力，在這一刻已一筆勾消？ 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軍炮轟之後，也曾引發一些台灣民眾的投蛋抗議，而見諸國外報刊一隅。這是否也意味在此情況下，台灣人的中國意識隨之復甦，進而展現對所謂「被西方人壓抑下的中國」表示支持？ 也許吧！但是，我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這些撰稿的外國記者，不見得實地去採訪這些示威者的想法，或根本沒有深入探究其本身省籍的問題。而他們真的是「台灣人」嗎？緊接著，我可能必須追問，什麼是「台灣人」？ 平心而論，示威群眾心中的「中國民族主義」與「日本民族主義」和「美國民族主義」是無法 並論的。在群眾組成上，他們絕大部分是台灣人所謂的「外省人」。對這些「中國統一聯盟」與「勞工黨」的一小撮人來說，中國的壯大是其終生的宏願，也深以身 為中國人為榮。但是對台灣本土的居民卻也因此造成了越來越多的疑慮。觀念上的鴻溝，似乎也越來越深。 上述兩例，是我要申論「國家認同」的楔子。 近五十年來，台灣許多改革與爭議都與「國家認同」有極密切的關係。張維邦教授曾經以法文 寫了一封信給我。文中，他精要的解釋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今在台灣所發生的國家變遷現象：一個想像的國家（失去大陸統治權之國民黨的國家）→另一個 悄悄萌芽的國家（在台灣出生、成長下台灣人的國家）這兩股思潮在近五十年來彼此角力，相互影響。 戰後渡海遷台的外省人自然不可能與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對這塊土地有相同的情感。但是，外省人與台灣人的想法，卻一直都在彼此互動之下「相互影響」(interaction) 。我特意用「相互影響」這個詞，是因為這個概念對二十世紀的科學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四大族群 目前，台灣學者將台灣的人口構成分成「四大族群」：原住民、鶴佬人(河洛人)、客家人與外省人。 基本上，名稱的「定名」是很有影響力的選擇，也是意味定名者對被稱呼者最直接的想法。這 四大族群的名稱，並非一直以來就是如此。國民黨政府以前使用的名稱(閩南人、山地同胞…)正逐漸被知識份子重新正名，這可能是因為受到美國「政治正名運 動」(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影響。也是九○年代台灣知識份子跳脫制式框架，以較遠觀的角度，對過去的概念重新反省。 「外省人」這個名稱也同樣受到台灣建國運動變遷的影響，因此，在外省人遷台五十年後，這個「外省人」的稱號，也可能變得不再適用。 這份研究報告的目的是解釋： 1.「外省人」這個名詞源起與發展的政治意義。 2. 了解外省人的思想邏輯與國家認同的多元化情感。 3. 瞻望「外省人」這個族群與名稱。 在1989年時，外省人佔台灣人口13﹪，鶴佬人73.3﹪，客家人12﹪，原住民1.7﹪。再根據1990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外省人口佔12.74﹪。 事實上，很難確定在台灣有多少外省人。因為，要介定誰是外省人不是那麼容易。此外，在1945-1955年間，自大陸及離島遷台的外省人數目，因為眾多的複雜原因，所以詳細數字我們難以知道。在我的博士論文的開端，我會針對這些問題，加以分析。 台灣的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執政期間(自1988年1月~2000年5月)發生了前人難以預料的一系列改革。台灣，這個歷史上被視為漢族邊緣文化的蕞爾小島，如今卻蛻變成一個萌芽的新興國度，讓「外省人」有很錐心刺骨的「認同危機」。 但是，外省人在台灣並非是沒有政治權力的族群。在李登輝執政十二年後，外省人的政治權力 開高走低，但在行政系統內仍然保有不容輕視的影響力。所以，他們的認同危機一直含有很濃厚的「政治糾葛」。其中最重要的例子：在危急的情況下，外省人會支 持一個越來越強調台灣認同的「中華民國」到什麼程度？ 這個問題，深藏在許多人心中，但誰會說出來？外省人這個族群的國家忠誠是不是一個問號？這是外省人國家認同危機最重要的糾葛。 2000年，唐飛將軍不支持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但他還是接受了行政院長的任命，這位外省人睿智的選擇，能夠提供我們答案嗎？ 為了尋求解答，我們不得不做一個非常仔細，中立而不激情的一篇研究。 我在臺灣的生活經驗 第一次赴台做專題研究是在1992年春天，1993年春天又去了一次，但直到1994年8月才有幸在台灣做長期的研究。翌年（1995年）我報名巴黎政治學院政治學博士班。 1994-1999年，我在台灣同時進行我的中文學習、工作與研究。（而對台灣來說，這段時期正是政治的轉捩點）雖然這種三頭馬車式的工作方式，給我很大的壓力，但在過程中，我卻逐步發現，這三項同時進行的工作對我從事的研究有「相輔相成」的助益。 我的工作，不見得和我進行的研究有關，但利用工作之便，使我有各式各樣的機會和形形色色的台灣人溝通、交流，進一步了解台灣認同的多元複雜情況。 因此，對我個人而言，這份研究報告的結論最重要的來源，是我在台灣五年實際生活經驗的點點滴滴累積而來的。 首先，我在法國在台協會從事基層政治分析員的工作。隨後轉至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新成立的台北分部做研究員。合約期滿後，為了繼續我尚未完成的研究，留在台灣，我先後在不同的機構及學校教授法文。之後，我在法國在台協會從事新聞組組長的工作。 至此，我已收集了包羅萬象的豐富資料，我想，也該是我暫時歇腳，打道回國的時刻，以開始我博士論文整理為文的工作。 幾個月後，我重返台灣，再續未完成的研究與教書工作，同時專研我的中文。 在這五年間，台灣人的熱情好客讓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我認識了形形色色的人：學生、老師、教授、阿兵哥、職業軍人、退伍老兵，計程車司機、小吃攤老闆、博物館職工、記者、作家、藝術家，各政黨的擁護者、市府官員、外交人員、立委，及總統幕僚等等。 這五年間，我更在台灣許多不同的角落生活過，甚至包括了眷村。在眷村的居住經驗，豐富了 我的研究，也是我五年台灣經驗中，極為重要的收穫。這個與台灣民眾實際接觸與實地居留的在地經驗，讓我吸收到許多與官方說法不同的言論。而這也是我許多外 國朋友的共同想法，而且欣然有不同的言論可資比較，讓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了解台灣。而這種文化的自由，讓我們衷心覺得，過去為民主運動流血流汗的先驅 們的犧牲是值得的。 雖然一到台灣，外國人可以很快，很容易的看到台灣社會的多元現象﹔但其背後，對國家認同 […]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2001年12月19日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於2001年12月9日舉辦「台灣正名：台灣人民的基本權利」研討會，會中、會後經與會學者專家熱烈詳盡討論之後，達成數項結論。我們堅信，要將台灣建設為國際社會名實合一的正常化國家，必須由「正名」開始，以「台灣」的名份參與國際組織及其他國際社會的活動，以「台灣」的自我命名定位，凝固台灣的國家認同。 壹、我們的主張 （一）政府對外稱呼台灣，使用的名稱雜亂，在國際上造成很多的困擾與不便，我們必須勇敢面對事實，擺脫過時的教條觀念，肯定台灣正名的必要性、正當性、與急迫性。 （二）「正名」不是「改名」，正名運動是找回本來就專屬台灣人民獨有的名稱。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無法有效向國際社會表達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不屬於中國的事實。 （三）本於「誠實至上」的原則，為落實「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排除「一個中國原則」的威脅與困擾，我們政府與人民必須為我們的海洋國家台灣正名。 貳、我們的要求與期待 （一）短程：即刻成立國家層級的功能性組織–「正名委員會」，就我國對內、對外的稱呼進行全盤檢討，開始在主要媒體及教育機構進行正名理念的推廣，使國人瞭解台灣正名的緣由、意義與迫切性。同時，只要是政府單位或是國營企業如「中油」、「中鋼」、「中船」、「中央銀行（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都要立即去掉名稱上涉及中華、中國或China的字眼，展現政府貫徹正名運動的決心。另外，除在護照上註明台灣（Taiwan）以外，我國所有駐外單位、國家代表團隊、參與各類國際學術會議或是在國際期刊的學術論文，名稱上有中華、中國或China者全部以台灣（Taiwan）取代之。回國入境排隊時所看到的「Chinese Passport」的標記必須立即改為「Taiwan Passport」，以避免使國人發生似乎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回國入境的困惑，也可使持外國護照來訪的人士知道他們是來到Taiwan，而不是China。 （二）中程：透過教育勸說及國內所有團體更名程序的簡化，增強各類民間團體或公司行號變更涉及「中華」或「中國」名稱的意願。同時，在台灣對外貿易或是民間非政府組織與世界各團體的綿密互動過程中，積極尋求各國友好人士對台灣正名運動的支持，打響台灣的國際知名度。 （三）長程：擴大全民參與正名運動的公共討論空間，凝聚國人對於台灣名稱的認同及國家意識，配合將來「公民投票法」通過的時程，以期在2004年的總統選舉時舉行公投，並隨後進行正式的修憲或制憲，選擇一個名符其實的國號，去除台灣國格的精神分裂症，使台灣成為國際社會名實合一的正常化國家。 參、說明 長期以來，居住在台灣的人民，聽過政府對外參與國際活動所使用的很多名稱，包括「中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中華台北」、「台北」、「台澎金馬獨立關稅領域」等等。如今，台灣早已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這塊土地上政治的民主化以及經濟的自由化，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稱讚，一個現代化國家形成的要件，台灣都具備了。假使這個國家的名稱不是叫台灣，又有哪一個名稱是名符其實最能代表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民？ 事實上，令我們感到困惑的是台灣的體育代表隊在國內或國外，參加任何比賽所用的名稱是「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務實外交強調「中華民國在台灣」，我們最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名稱是「台澎金馬獨立關稅領域（TPKM）」而不是台灣，駐在很多國家的經濟文化代表處用「台北」而不是「台灣」的稱呼。另外，眾所皆知的國營事業，包括「中華航空公司（China Airlines）」、「中國石油公司（Chinese Petroleum Corporation）」、「中國鋼鐵公司（China Steel Corporation）」、「中國造船公司（China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甚至主導國內金融事務的龍頭「中央銀行（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仍然使用「中國」的稱呼，真容易使人誤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下的公司、銀行。台灣每年出國旅行的人數眾多，攜帶「中華民國」的護照，時常被外國官員誤認為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受到很多的困擾、折磨、與不便，使台灣人民受到沒有必要的侮辱與傷害。為什麼要等這麼多年，政府才決定要在護照上加註「Taiwan」的標記？ 台灣明明是養育我們的母親，但是，政府過去借「彈性外交」之名，用種種奇奇怪怪的名自稱，而刻意避免最自然也最為國際所知道的稱呼–台灣。為什麼？是外來政權的壓迫？先天的自卑感？或是後天的恐懼症？ 台灣就是台灣，絕對不是中國；中國就是中國，也絕對不是台灣。自聯合國大會於一九七一年通過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驅逐蔣介石政權的代表之後，「中華民國」在國際上就失去了合法與正當的地位。台灣所使用的名稱只要含有China或Chinese的字眼，國際一般的認知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誤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Republic of China（ROC）這個招牌在國際上已經行不通，常常被譏諷為「Republic of Confusion（錯亂民國）」。台灣被扭曲為「中國的一部分」之錯誤認知，不可再延續。政府與人民必須透過正名運動，重申台灣主權獨立的國際人格，釐清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我們不能為了參與國際組織，在名稱上一再妥協，「委曲求全」，喪失台灣的尊嚴與國格。 要將台灣建設為世界第一流名符其實的國家，首先必須從「正名」開始。每一個國家與個人一樣，都有自己的名字，這是基本權利；所有國家的名稱要如何決定，通常取決於國民自我認知以及國際人士的瞭解。「台灣正名」運動的意義，在於凝聚所有台灣居民認同這塊土地的共識。多年來，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台灣社會由戒嚴威權統治，走向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總統直選及政黨輪替等歷程，獲得國際廣泛的讚賞。台灣主權獨立是一個不可抹滅的事實，但在法理上，還沒有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造成台灣真像是一個國家，又不像是一個國家的窘境，不但使台灣住民的國家認同錯亂，也使國際社會誤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如何解決這個國家定位的問題，主要就是看我們是否具備足夠的勇氣、智慧、與決心，有效區隔「台灣」與「中國」的不同。「台灣」與「中國」是二個不同的國家，各自擁有獨立的主權，各有其政府，統治管轄不同的人民與領土，中國的主權與治權不及於台灣，台灣的主權與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而不及於中國大陸及外蒙古。不論是對內或對外，不論是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制度，台灣與中國截然不同。重新建構以台灣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學 等脈絡為主體的台灣國族，強化台灣自我的尊嚴與信心，是今後我們參與國際社會的基礎與動力。

吳行健◎OPEN雜誌記者 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李應元有位同學又同床逾24年的頭家牽手，她就是黃月桂教授。 「爸爸 ，阿嬸打電話找你」，「有沒有說是哪個阿嬸?」「有，就是那個建國阿嬸」。李應元的弟弟、曾任行政院僑委會國會聯絡人的李宗明，回憶10多年前，他的小女兒接到李應元太太黃月桂從美國打回來的越洋電話，那時候李宗明的三哥李應元還沒競選立委，還沒闖關返台，還記得黃月桂向李宗明的稚女回了一句話:「乖，我不是建國阿嬸，我是獨立阿嬸，請你爸爸來聽電話。」 李宗明現在三哥李應元台北市長競選總部幫忙，他解釋這段回憶之所以深刻的原因，在三嫂黃月桂平實、理性但擁有獨立自我的學者個性，從那句「獨立阿嬸」的話，顯露無遺。 李應元出生於雲林縣崙背鄉崙前村，父親李謀見在虎尾糖廠工作，李家一共育有四男三女，大哥李宗仁在清大物理系教職退休，二哥李宗德為台北市大同區戶政事務所主任，老三就是李應元，老四為李宗明，另外還有三位姐姐。嫁入李家這樣的大家庭，台語俗諺說:「三叔公、九嬸婆」，難怪黃月桂打電話給小叔家，接電話的小孩要問是哪位嬸嬸? 不過，在長庚大學教書10多年的黃月桂，可不是典型夫唱婦隨的政治人物太太，她自稱是獨立阿嬸，除了有和先生李應元一樣的主張台灣獨立的理念以外，其實更意味著現代女性獨立自主的一面。「我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所謂『官夫人』，我還是擁有自我」黃月桂接受本刊專訪時強調。提到台北市長選舉，民進黨徵召的李應元現正陷入苦戰，因為他的對手、現任市長馬英九得到的民調高支持度不易挑戰，而且擁有廣大婦女票源的馬英九，背後同樣有一位不愛曝光的馬太太周美青，默默的照顧好家庭，讓馬市長沒有後顧之憂。 的確，從20多位加入李應元青年軍的大專學生義工，在長庚大學醫管系的師生們的眼中，中等身材，捲髮中分，圓臉大眼，一幅賢妻良母模樣的黃月桂，從頭到腳絕對是「黃教授」的角色大於「李夫人」，為什麼會有這種印象?早年的黃家家庭背景，可能對黃月桂的個性有著很大的影響。 種煙葉的農事 養成黃月桂耐心個性 黃月桂出生於1953年，家住台中市北屯區的軍功里，父親黃登玉是小學老師，家裡七分地的薄田種值煙葉，從小她就要到田裡和煙寮幫忙農事，從栽種煙苗，挖一個個的洞，一株株的植入土裡，再掩土育苗，等到煙草發芽，就要捻掉芽稱為「轉蕊」，約莫2個月後，一旦煙葉成熟發黃，就要一株株的摘煙葉，送進煙寮，把煙葉一捲捲的纏在木桿子上，升火烤煙，等烤乾煙葉後，再依據品質好壞分類，捆成一箱箱的送進儲藏室，等著發酵。 參與這麼多的繁複生產過程，黃月桂養成了細心與堅忍不拔的韌性，她英著形容:「種煙葉很煩瑣，就是台語說的『厚工』」，她一向是大人的最好幫手──端點心到田裡的小幫手。大概因為從小就目睹一件農事的完成至少要歷經10多道手續的關係，等到日後黃月桂嫁給李應元，因為李應元在海外辦台灣人社團的刊物而被列入黑名單滯留美國，她一路看著先生為爭取人權和返鄉自由的理想闖關返台，歷經被捕、獲釋、投入廢除刑法第100條社運、爭取民進黨雲林縣長初選失利、參選台北縣立委等過程，起起伏伏，黃月桂都甘之若飴，黃月桂說:「夫妻不是互相綁在一起或是互相牽制就能成功的，這樣反而無法持久，若相綁在一起，兩人的力量會抵消掉，總要給對方有點空間，一加一不能小於二、一加一要大於二，當然啦，我有時候也希望這個先生能夠平凡一點，像別人的先生一樣找個穩定的工作，有固定收入，可是後來我發現李應元好像不是位平凡的先生，往往就被他給說服了，因為他比我的口才好。」 姐姐早逝影響她投入公衛領域 說著說著，黃月桂就很開心的英出聲音來。她上有4位哥哥，本來還有位姐姐，但不幸因病早逝，卻也種下她矢志獻身公共衛生醫學領域的職志。黃月桂陷入往事中，聲音不覺低沈下來，姐姐從小就成續優秀，考高中聯考當天，姐姐在考場中突然眼痛不能視物，看不到考卷，監考老師權宜之下為姐姐口述題目，姐姐聽了就手抄在答案卷上，結果還考上台中女中。黃月桂說:「我姐姐真的好厲害，人家形容眼睛閉閉也能考上，就是在講我姐姐的案例。」後來，姐姐治療多年仍是群醫束手無策而過世，黃月桂總覺得可能姐姐罹患了腦瘤，卻也因此注下了她對醫療特別的有感觸。 黃月桂在台中女中畢業後，大學聯考第一志願填寫台大公共衛生系，第二志願填寫護理系，她說:「我的分數可以上北醫醫學系，但當醫生每次只能救一個人，但做好公共衛生一次卻可以救好多人。」黃月桂在台大公衛系與同班同學、雲林子弟李應元的感情故事，在李應元日前發表的自傳《人生的驚嘆號》一書中，寫得很清楚，她補充一段書中沒有的小故事，印象最深的是和李應元到自助餐廳共叫一盤菜餚;你儂我儂的、你一口我一口的「逗陣呷朋(一起吃飯)」。 後來，兩人結婚，一起到哈佛大學讀醫療管理碩士，又一起到台獨的「黃埔軍校」北卡大學念醫療經濟學博士，說起來，同窗同學又同床共枕至今也超過24年，夫妻生活有沒有衝突過呢?黃月桂說，在海外時，看到新聞播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還有周清玉、許榮淑的先生因為美麗島事件被捕，她和李應元就想凡是做個有良心的人，不能置之不理，其實，李應元每次做一些重大的事情，她也會有些意見，但她不是那種很固執的太太，兩人講到最後，李應元每次都會先讓步說:「好，好，我聽妳的，誰叫妳是我的頭家！」於是兩人就達成Agree to disagree(各自表述)，否則要是還各吵各的，「人生短短的，太浪費時間了吧！」黃月桂英著說，她覺得她和李應元其實和其他的民進黨政治人物夫妻一樣，就是很實在、很平淡的過生活，平常兩人都很忙，但彼此都有默契。 黃月桂曾因李應元一年多擔任駐美副代表及五個月擔任行政院秘書長，讓一向是教授身份的她披上「官夫人」的頭銜，她搖搖頭說，在華盛頓時，她還常穿條短褲去購物中心買東西，她也從不覺得名牌服飾有什麼要緊的，讓其他的國內派駐華府外交官夫人覺得不可思議，李應元奉調返國前，她們還聯名寫卡片說他是「另類夫人」。她補充說，無論如何，她還是要保有自己的生活，她會看情形同時扮演好當李應元太太的角色，但她不會因此就完全拋棄自我，她會維持目前每週在長庚大學授課9小時的教職，因為政壇上的官職會有下台的時候，她才不會跟著先生上上下下的。

李心怡◎Taiwan News雜誌記者 日前，哈佛大學病毒學權威李敦厚在李應元「哈佛校友後援會」成立時，脫口指控馬英九為職業學生之後，馬英九立刻反控對手「人身攻擊」，他沒有針對問題提出反證，而是以「沒有必要去打一場沒有格調的選舉」作回應。 不過，到了哈佛校友陳重信拿出當年馬英九在遊行中蒐證被反拍的照片之後，馬英九便默不吭聲。而答案，也就很清楚了。 圖片說話 馬英九啞口無言 儘管四年前台北市長選舉時，擔任桃園縣長的呂秀蓮也曾經出面指控馬英九為職業學生，但其實，這次「李應元哈佛校友後援會」成員再度跳出來指控馬英九，卻是個意外。 首先出面指控馬英九的李敦厚，日前是因為恰巧回台灣參加一場公衛研討會，而順便出席後援會的成立。當李敦厚正談論他早年認識的李應元時，一旁的李應元競選總部發言人彭天豪提到海外黑名單，便讓李敦厚激動地講起當年馬英九當校園間諜的行徑，遂一發不可收拾。 數日後，同樣也是哈佛校友的陳重信也因為帶領哈佛划船隊來台，而接續引爆馬英九擔任職業學生的話題。這次，陳重信更是有備而來，他帶了當年馬英九在遊行中照相蒐證而被反拍的照片，讓馬英九啞口無言。 自色恐佈 馬英九打小報告 馬英九到底有沒有當過國民黨的海外職業學生的問題，答案透過照片表示地非常清楚。 一九七八年一月，天氣非常地冷，約三、四十位台灣留學生來到台灣駐波士頓代表處抗議前一年發生的中壢事件。這些留學生雖然人在自由的美國，卻仍然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校園內充斥著國民黨培養的職業學生，隨時向台灣打小報告。 李敦厚回憶道，為了避免曝光，這些參與遊行抗議活動的台灣學生都戴著面具，而冰天雪地之下，馬英九拿著相機，出現在距離哈佛大學有一段距離的遊行現場，便引來注意。抗議的學生們知道馬英九是國民黨出名的「愛國學生」，便追打地將他趕走。 不料，遊行結束之後，當抗議學生拿下面具之後，馬英九仍在附近徘徊照相，才有人拿起相機照了這一張馬英九當校園間諜照相蒐證的照片。而副總統呂秀蓮當天也在示威學生隊伍當中。 歸鄉無望 馬英九不明苦楚 陳重信的妻子李美芳回憶當年，也還記憶猶新。她說，過去對於職業學生，是又憤怒又恐懼。被職業學生盯上的人，多數成為海外黑名單，從此回不了家。而挑戰馬英九的李應元，當年便是黑名單的受害者之一。 關於黑名單的苦楚，國策顧問金美齡也回憶道，早年她從事台獨運動尚未曝光前，最後一次回到台灣從事秘密工作，便向父親暗示從此無法回到台灣，父親也只能默默地送她上船，並交代如果他過世了，金美齡不用回來。 果然，當金美齡的父親過世時，她不但無法回台灣看最後一眼，連繼承權都必須放棄。而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在他相依為命的母親過世時，不但見不到最後一面，國民黨政府還不准他母親下葬，除非黃昭堂寫悔過書放棄台獨回到台灣。 這些白色恐怖，成為曾留學海外的異議分子揮之不去的共同記憶。李敦厚指出，在戒嚴時期，馬英九等人便以「波士頓通訊」、「中華青年聯誼會」之類的機構為基礎，擔任國民黨監控留學生的工作。而最近幫馬英九脫罪的關中，當時便是當地職業學生的地下領導人物，也是馬英九的上級。 有文為證 馬英九反對解嚴 李敦厚表示，當年波士頓地區對國民黨而言是「淪陷區」，哈佛大學出了許多異議分子，而《波士頓通訊》也是國民黨職業學生的大本營。過去，馬英九不但曾擔任該通訊主編，寫過許多反民主的文章，一九七九年馬英九便在其中反對解嚴。 李敦厚批評道，從過去以來，馬英九便一直是站在時代潮流的最後面，自稱是國民黨內的自由開明派，卻長期反對民主。他不但早年反對解嚴，也曾大力擁護國民黨非主流派並反對總統民選。九一年「行動一○○聯盟」代表李鎮源、陳師孟、張忠棟、林山田等與國民黨官方代表宋楚瑜、馬英九、洪玉欽等在來來飯店十六樓進行秘密協商，時任陸委會副主委的馬英九也反對廢除刑法一百條。 不過，馬英九反對民主的過往似乎很容易便煙消雲散。前幾年五一八「用腳愛台灣」遊行，當時無官一身輕的馬英九也曾軋了一腳，並順理成章成為若干媒體聚光的焦點。長期以來，馬英九更被部分台灣媒體大力塑造成「英雄」、「正義的化身」與「道德的典範」。 但事實終究會浮出。只是，許多人的疑惑也如同李敦厚的疑惑，「現在時代不同了，為何不敢承認？」

林又新◎世界台灣人大會秘書長 十一年前的九月二日，由美潛回台灣的李應元，在與情治人員「捉迷藏」長達十四個月後，終於被捕。當時，一群台獨聯盟的同志正在加州洛杉磯開會，應元的太太黃月桂教授也在場。得知消息後的她，雖然紅著眼眶，卻依然堅強地向大家說，今後至少知道他人在那裡，應向誰討回公道，不必再為他的安危憂慮。那時的洛杉磯，滿地的豔麗陽光，但是大家心頭難以抹去的陰霾，乃是應元恐被以所謂的「叛亂」罪名加身，不知漫漫黑牢何時才得重見天日？ 十一年後，當年被重賞通緝的要犯，如今卻由國會立委、外交使節、內閣要員，而被執政黨提名參選首都的市長，這確是一個奇妙的人生轉折，也是台灣民主的禮讚。在一個雨歇轉晴的假日下午，我偕陳文成的二姊，來到李應元新書《人生的驚嘆號》發表會，表示我們對他競選台北市長的衷心支持與祝福。(陳文成博士與我台大同屆，二十一年前的七月，被國民黨的情治單位刑死棄屍於台大校園，至今冤屈仍然未得舒解。) 其實，我來前已將此書詳加細讀。雖然這是本為選舉出版的書，但是內容的樸實，卻絲毫聞不出選舉的誇張，可說是相當精確地描繪出李應元的行事風格–認真負責、正直誠懇、愛國愛家。他可以堅持原則但不與人衝突，他答應的事就一定全力以赴，絕不敷衍推拖，他抱著「盡人事聽天命，成名不必在我」的人生哲學，對任何職位均是不忮不求。這一次他參選台北市長，如眾所周知，也是在所屬政黨徵召下才披掛上陣。 我認識李應元將近二十年，對他的印象一直就是如此。在他新書中，他提到「入閣的因緣」，乃是游院長對他於1999年毫無保留、全力為民進黨候選人在雲林輔選印象深刻所致。這一點，我是完全同意游院長的觀察。 李應元與兩次參選雲林縣長的機會均擦身而過，但他毫不引以為意，仍然將輔選當作自己在競選一樣，盡心盡力為人抬轎。那時，我正好擔任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為九二一地震賑災之事回台，借居在他台北住處；而他台北雲林兩地奔波，幾乎見不到人影。由於時差，猶記得我有夜凌晨三時仍未入睡，聽到應元開門回來，並沒出房和他打招呼，心想天亮後再說還來得及。沒料到我七點起床，他已不見蹤影。月桂告訴我應元已於清晨六點出門回雲林，我說，來回起碼四小時，在家停留不過三小時，為人輔選須要如此拼命？月桂回應說，他就是這麼「神經」，只要回家看看孩子熟睡的模樣，再辛苦他都覺得值得。我看月桂一方面替他心疼，一方面也是以有此一位忠人之事與顧家愛子的先生為傲。 在年底台北市長的這場選戰，李應元面對的一位長期被媒體呵護的寵兒；但是，這位被國民黨刻意栽培的大老後裔，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尤其當他在海外留學時，是扮演何種角色？而他這一任內慢跑的政績是否能拿在陽光下檢驗？納莉水患對台北市所造成的重創，豈是以天災就可掩飾人誤？最近，身負治安重責的警察頻頻出錯，難道在上位者能以懲罰基層就能搪塞？ 相對地，李應元出身平凡，一路走來腳踏實地，都是全憑自己的努力打拚。就如同美國總統甘乃迪所言，他只問能為這塊土地與人民做什麼？而不是問黨國能給他什麼好處。或許，李應元沒有亮麗的外表和媒體聚光的優勢；但是，他人生的歷程，就像一本攤開的好書，不僅毫無遮掩可以讓人任意翻閱研讀，更是章節高潮迭起充滿驚嘆號。以他的能力與歷練，我相信他必能為台北市創建更美好的未來。

比恕依‧西浪◎公共電視記者 「 扁柏」與「紅檜」合稱「檜木」，全世界只有幾個區域有檜木的生長，如北美洲的東海岸、西海岸、日本，以及台灣，而台灣是檜木生長的最南界，也是唯一亞熱帶氣候卻能擁有檜木生長的國家。 今年九月，公共電視環境新聞採訪小組與台灣山林文化工作室負責人賴春標，深入雪山山脈的北段主脊山脈，兩次歷經共十五天，強渡野溪激流、攀爬崩崖、餐風露宿，終於拍攝到傳說中的扁柏神殿之第一手影像畫面。過去大家所熟知的棲蘭山檜木，大多為林道附近散生的群落。九月三十日，公視新聞部將在「我們的島」節目播出這次採訪小組的初探歷程，這是目前所知的最大一片千年扁柏林，在電子媒體上首次曝光。 根據賴春標表示，目前北台灣的主檜木林帶，主要分布在雪山山脈的北段主脊山脈兩側山谷，海拔約在1800公尺到2500公尺間，面積粗估約有一萬五千公頃左右。賴春標歷經兩年、十餘次的實地田野調查，終於在大漢溪及蘭陽溪上游水系的檜木林區之中，發現最寶貴的成熟扁柏族群，其胸高直徑約一到三公尺，樹齡大多在一到二千年之間，部份散生群落甚至接近三千年的巨木，泰雅族人傳說中的扁柏神殿，確實存在。 置身在檜木林中的感覺，就像一個小人物進入參天古木中，是帶著一種敬畏崇拜的心情，讚嘆台灣高山峻嶺中竟然有這樣一個環境存在，而扁柏林就這樣安靜無聲的生長了上千年。隨著冰河時期南遷到台灣避難的檜木林，已經在這裡演化台灣的特有種，成為台灣島上最古老的「活化石樹」之外，也是最最道地的「原住民」。 但矛盾的是，這是在六十幾年的砍伐之後，因為民國64年葛樂禮颱風在石門水庫上游造成大量崩塌，這裡才劃設成保安林，逃過了被「開發」的命運，而我們才能有幸的看到僅存的巨大檜木林相。而在脫離了「拼經濟的勞工台灣經濟奇蹟時代」之後，我們才回過頭看到這一片檜木林，是全世界珍貴稀少的檜木林，除了應該了解之外，更應該積極的保護它。 ＊請參考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網址http://www.pts.org.tw/php/html/island/list_main.php

許極燉◎任教於明治大學 台灣語(福佬話)學界的泰斗王育?博士生前的著作(中文版)全集於7月中旬，由台北的前衛出版社出版發行。王教授的才氣?溢，?獵的學術領域廣泛而深遠。全集所涵蓋的範圍不限於語言學，而踏越到?史學、文學、政治評論、劇本、小?、社?評論、時評等。這些林林總總的著述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圍繞台灣，而著作的核心厥為他的母語台灣福佬語研究。易言之，台語的著述是整個《王育?全集》的金字塔，其中他的博土論文《閩音系研究》(日文版出版的書名是《台灣語音的?史研究》)可以?是金字塔上的「天守閣」，是現今世界上閩台語的最高權威之作。 王育?先生是台灣台南市人，19?(1943年)考入戰前的東京帝國大學支那哲文學科，翌年因空襲返回台灣。又翌(1945)年終戰後?任台南一中教員，因熱衷於新文化建設，而一邊從事台灣新戲劇運動。不久「二二八事變」(1947)發生，王先生的胞兄王育霖(戰前東京帝大法科畢業)被?殺，也感到自己身邊危險，乃於1949年潛往香港再偷渡日本。他抵日後，再度進入東京大學復學(1950)，跟隨中國語學界的權威學者倉石武四郎、藤堂明保博士學習。他的博士論文是《台語表現形態試論》，可見王先生很早就有志於研究台語了。實際上直到他因心筋梗塞猝然逝世(1985)的前?所發表的生前最後一篇論文〈台灣語記述研究的發展情形〉(收錄在全集第8冊)，前後35年之久，他的學問研究一直以台語為主要領域。 在進入新制研究所後，他的碩士論文是《拉丁化新文字的台語初級課本草案》(1955)。接?進入博士班繼續研究閩台語。在研究所，除了受到中文系的傑出學者的指導，更在日本語言學界耆宿服部四郎博士的?陶之下，習得了科學的記述言語學(descriptive linguistics)的方法。在東大博士班努力下14年之後，終於以《閩音系研究》獲得頒授文學博士學位(1969)。這本論文在王先生過世2年後以《台灣語音的?史研究》正式出版。論文的主審服部教授在序文裡引用當時的評語?，「本論文的記述研究極為正確，比較研究非常精密。….特別是文言音的?史和現狀，由於著者的努力，可以?好像看到了他的整個容貌。…本論文的業績整個地看起來，超過了先人在這方面的成果。」 王先生的一生所做的學問全都是針對台灣，而且為了熱愛他的祖國台灣，他更貢獻他的一切從事拯救台灣的獨立運動，而犧牲以至於鞠躬盡瘁。他在讀博士班的1960年，組織「台灣青年社」，發行《台灣青年》誌鼓吹台灣獨立運動。這個雜誌到今年6月剛好發行第500期，完成了時代性的任務而終刊。 台灣在戒嚴時代，他的文章著作沒能在台灣出現，而解嚴後他已過世。再加上他的著述全是用日文寫的，所以能夠受到他的教益的同胞畢竟非常少。筆者於36年前來日本繼續研習日本學，20年前開始步入語言學的領域，開始從事研習台語學。在台語學的領域摸索的階段，跟王先生「接觸」數年，拜讀他的著作以及他贈送的他的論文抽印本，使筆者得到很多的啟發。例如筆者致力研究的台語的歷史，得力於王先生的論文，諸如〈台灣語講座〉（全集第3冊），〈關於「十五音」〉、〈泉州方言的音韻體系〉、〈福建的開發與福建語的形式〉（以上全集第9冊）。雖然王先生不是筆者的老師，但是對筆者而言這種學恩有甚於恩師。所以王先生過世時，筆者即撰寫了一篇近兩萬字的〈王育德先生研究台灣話的貢獻〉（原載1986年1月6日~9日美國台灣公論報，後來收錄於拙著《台灣話流浪記》,1988）。 王先生對台灣的熱愛，不僅表現在對台語、台灣史、台灣文學的研究論述，對台灣獨立建國的貢獻犧牲，更展現在替台灣人原日本兵向日本政府爭取補償的長期抗爭運動。台灣籍原日本兵約21萬人的傷亡補償問題，國府一直不聞不問。1975年「二二八」時，王博士在他的篤交日本友人學者教授支援下，成立了一個組織，自任事務局長，向日本政府陳情、抗議、示威，甚至告日本政府到最高法院，獲得超黨派國會議員組織的同情與支持，才贏得每位傷亡兵200萬丹的弔慰金(1987)，然而王先生為此苦戰了十年，已經在前此二年前過世了。 王育德先生過世17年了。他對台灣的愛情，從語言、歷史、文學、政治的諸多論述，以及領導獨立運動的犧牲、奉獻，替同胞爭取權利、補償而不惜告日本政府。這一切莫不從王育德精神投射出來閃熾燦爛，同時都蘊藏在《王育德全集》裡面。今天台灣正迎向獨立建國的重要時期，台灣人的精神文化、民族的原點，非語言莫屬。台灣人的母語被禁錮達半世紀以上，目前母語教育剛在試步，台灣意識、本土文化的建設、充實可謂刻不容緩。《王育德全集》（中文版）的出版發行，適是因應時代的需要。雖然這一部5千5百頁的全集（15冊）不便說它是建國的經典，但是作為科學的學術著述，作為台灣人精神文化的食糧，無疑地充當是營養滿分的。

侯榮邦◎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委員 前天(九月一日)筆者好不容易與闊別三十三年的老友也是同志會面。三十三年絕不是短暫的時光，為什麼那麼長久沒見過面？原因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是蔣家政權白色恐怖統治下使然。 老友陳中統醫師高雄醫學院畢業後赴日深造，就讀岡山大學醫學院研究所專攻癌症的治療和血液學。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接到從台灣拍來的電報，只有五個字：「父病危速回。」為盡孝道，他接到這一通急電，立刻簡裝返台，從此一去不復返。 筆者為參加八月一日在東京舉行的台獨聯盟世界中委會年會和第二十九屆世界台灣同鄉會，待在東京迄八月中旬才返台，同月下旬，在朋友的公司偶然有一位職員，告訴說他看過昔日政治犯陳中統醫師的著作，書中有提起你的事。不禁令筆者驚奇，因為已經很久沒有聽過「陳中統」這個名字了。頓時迫不及待地拜託他儘速借給我看一下，兩天後我就收到書，一口氣把它看完，讓筆者百感交集，感慨萬千。 筆者於一九六七年在東京經秘密盟員李宗藩（已故前民進黨台南縣長候選人高票落選，後來當選國大代表，不久患肝癌去世）的介紹始認識陳中統醫師，當時筆者是「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前身）組織部負責人，經過幾次的交往和觀察，獲知他是一位豪爽開朗、樂觀進取、富有正義感的優秀青年，正是從事組織工作者求之不得的吸收對象。陳中統雖然學醫卻具有政治意識和知識份子的使命感，因此很快的宣誓成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秘密盟員。他在「生命的關懷」著作中，謙虛的描寫自己對獨立運動幾乎沒有貢獻，其實在筆者的記憶裡，他在秘密盟員中是難得的積極想要做事，且也有能力做事的優秀盟員。他曾經以其靈活的腦筋與機智，做過難能可貴的事蹟，他也曾經與我計劃做一件很重要的秘密工作，並且勇敢地答應我說他有自信完成這個任務，可惜他就是一去不復返。茲將書中印象較深刻的一部份記下來以饗讀者。 一九六九年元月七日，陳中統醫師經其姨母的介紹認識了台大醫學院醫技系畢業的蔡憲子小姐。陳醫師形容她落落大方，端莊清秀，談吐優雅，由於兩人學的都是相關醫科專業，一談之下，極為投契，大有相逢恨晚之慨。難怪經過幾次約會便墜落愛河，一個月後，閃電式地決定在二月六日完婚。 三天歸寧後，開始環島蜜月旅行，順道看些住在各地的親朋好友。沿途陳醫師發現令人忐忑不安的事，即不論搭乘公路局金馬班車，或是火車，以及計程車，總覺得有些人士在跟蹤，大多數穿著便衣。二月二十一日向老同學們告辭返回中和市住家。時已午夜，家人已入睡，憲子發現茶几上留有一張紙條寫著：「中統兒：十時左右中和派出所主管，撥電話來，要與你面談。父留」。剛看完留言，中和派出所主管來電說：「半夜三更真對不起陳醫師，希望您馬上過來，這是上級交辦的。」一進派出所，已有號稱孫組長的警總保處人員在場，旋即被套上一付眼罩，兩名特務人員挾持我坐在軍用吉普車的後座，似乎向台北市的方向駛去，大約不到半小時行程，直覺到一個門禁森嚴的地方，隨後將我眼罩拿下來，接著就是所謂的「疲勞審問」。 兩夜三天的疲勞審問是由三組輪流，每組成員三名，第一組組長為孫上校、第二組組長為崔上校、第三組組長為梁中校。 第一組孫組長首先第一句就問：「陳中統！你在日本這幾年，有沒有認識侯榮邦？」「見過兩次面，是經同學介紹。」我才明白是為了我曾參加「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這件事。「你有沒有參加他們的偽組織？」他問。「沒有」我回答。… 第二組進來後便開門見山的說：「我是崔組長，這位是石少校，這位顧中尉。」「好了啦！好了啦！這裡有十幾張紙，你先將自己的身世寫一遍。」…我只想打瞌腄哪裡能寫字，但不得不寫，不過我不記得到底寫什麼。 第三組的偵查員，也可說是審問員，進來後，中校組長自我介紹：「我姓梁，這位是林少校，這位是鐘上尉。」「剛剛崔組長要你寫的『供詞』，寫好了嗎？」「崔組長沒叫我寫供詞，只是要我寫身世啊？」「胡說！供詞就是身世，身世就是供詞！」… 到最後一次偵查黃上校說「陳先生！我與崔組長、孫組長、及其他幾位校官，是偵訊你參加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小組。」我加強語調回答說：「假如我真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不待在日本，還要回到台灣來？」「事實上在你的住家，我們搜索到你從日本帶回來的獨立宣言，那是台獨份子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三人聯名撰寫的反動宣言。」孫上校厲聲的斥責。「同時你在日本經常與侯榮邦來往，是不是事實？」崔上校接口問。「我已講過，只是偶而見過幾次面。」 我被羈押將近四個月，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終於接到「台灣警備總司令軍事檢察官起訴書」，竟然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之罪嫌起訴，若依照起訴判刑是唯一死刑，不幸中之大幸，結果是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一九七五年，蔣介石死亡，由嚴家淦繼任總統，頒布特赦令而減刑三分之一，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出獄為止坐了足足十年的冤獄。 陳中統醫師在書中頻頻提起在判決後第二年就被派服外役，因他具醫師專業故被安排在景美看守所醫務室看病，坐十年牢獄有九年服外役，當然比一般服刑者來得輕鬆和自由，以他待人接物修養和健談幽默談吐，自然會很快的與獄吏和周圍的人們融合在一起。加上他醫術高明，因而時有外出為獄吏家屬往診的機會，才使他異例的在獄中卻能生育一男一女。更有幸的是上天賜他一位秀麗的賢妻良母，兒女都去美國學醫，兒子畢業後在大學醫院服務，女兒現就讀於史丹福大學醫學院。 長久以來筆者心想雖陳中統醫師是基於其思想信念加入台獨聯盟，惟若沒筆者勸進，或許他不致去坐十年的黑牢，而耿耿於懷。如今獲知他事業有成，又擁有美滿的家庭，終於稍能寬解內心的歉疚。 如同上述筆者在偶然的機會看到陳中統醫師的著作「生命的關懷」後，恨不得馬上和他見面，書中開頭有幾張相片，還有立法委員賴勁麟先生為他寫序文，也知道他當中和扶輪社長，因此很快的查到他的診所電話，立刻撥電話給他並約在九月一日會面。 當天陳中統醫師帶著夫人依約在國賓飯店會面，這是闊別三十三年後第一次戲劇性的重逢。怎麼能不使我興奮呢？他帶了幾本「生命的關懷」著作送給我，我也帶了幾本有關台獨聯盟活動的書籍送給他。 戲劇性的重逢，我們兩個人莫不興奮而語無倫次，大談而特談。陳醫師依然故我，樂觀、開朗、健談。旁邊的陳夫人頻頻默默露出微笑，有時向陳醫師輕聲反應她的想法，頗令筆者羡慕這對夫婦的恩愛。 陳醫師表示這本書完全是記載他獄中生活片段，多年後將這些資料整理成冊出書，目的不是為了報復，也不是有恨存在，是為了留下歷史見證。他也說當年為贊成台灣獨立而入獄，至今仍不覺得後悔。他希望為動亂的時代留下一點記錄，提醒世人用關懷和愛，為台灣的未來努力。 大約三個小時的交談中，讓筆者再次深刻感受陳中統醫師對台灣這片土地的熱愛！

郭來富◎女畫家/台灣心會、文化總會會員 「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法國大文豪思想家盧梭(J.J. Rousseau 1712-1778年)說：「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教育成為『人』」。然要把「人」教育成為「人」，就必須要透過良善的「人文思想」教育，才能逐步地修身養性而成為「人」，使人能過著真正是「人」的生活，亦是說要有人性、人道、人文、人權…等的良善優質「人格」教育思想，才能實現作為一個真正是「人」的人，而不是成為「動物人」。 人類為了追求更民主更自由更尊嚴的生活，就必須要實踐「人格教育」先於「事業教育」的思想理念。只有有人格、有德性的人（L’homme Vertueux），才能壓制自己的慾望貪念，也唯有這種人才能服從理性（reason）與良心（concience），也唯有這種人才能真正做自己的「主人」而不被奴隸，拒絕「奴化」教育才能成為「人」，否則將成為沒有人性的「物化」工具，而不是真正的「人」。人類的「理性」抑制我們，不該奢求「不正當」的事物，然「良心」禁止我們不應向任何「不道德」的誘惑低頭，人類的生命價值不只是滿足「物質生活」而已，「精神生活」的滿足才能使人格更良善、更健全，亦使您的專業更加的富有與成功，要「富」容易要「貴」難，人類為了追求「富貴」，鬥爭的頭破血流，猶如現在的台灣社會亂象一樣，中國「紅衛兵」式的「鬥爭文化」在台灣社會不斷的重演，色情暴力、亂倫叛逆，害人匪淺的中國三十六計陰險文化，毀滅式的「美人計」更活生生地在台灣社會侵蝕腐化，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及禮義廉恥，均盪然無存，優質文化喪失，劣質文化興起，如台灣的八卦新聞、惡質選舉文化、檳榔小姐、鋼管小姐等等色情暴力文化，均必須「脫衣解帶」來表示刺激「免本錢」的經濟發展，這是台灣之恥，這種劣質錯亂價值文化，應以立法規範，然這亦是「奴隸文化」的本質，非理性無良心的惡劣行為，實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內在」禍源，台灣沒有羞恥的人太多，只有「動物」才不知臉紅，竟然以破害人家家庭來合理化自己的私慾，說男女兩人「相愛」沒有罪，然「相害」別人沒有罪嗎?還有為了爭財產，可以把親生母親推傷告訴，這些種種道不盡的逆倫亂倫病態社會，已經負面影響到社會善良風氣將危害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安全，沒有「道德人性」的「自律」行為，自由是假的，但變成危害「自由」的元兇。 台灣長期來的殖民「奴化」教育，使台灣人民變的貪心無知、唯利是圖、自私害人、奸詐陰險，不會當「主人」，沒有台灣「主體精神」的優質文化，不會思想，不敢思想，不肯思想，當然無法成為「主人」，如沒有台灣「現代」人文思想的「本土國際化」教育發展，台灣國格將不受尊敬，然這次呂秀蓮副總統的外交印尼行，是展現作為「主人文化」走自己的的路之優質表現，作為領袖「愛國」的偉大情操，值得敬佩，贏得國際尊敬，是全民的驕傲。然像台灣有某些「共匪式」的媒體，政府可參考歐洲某些國家有一機構（C.S.A.,Centre de Supruision d’Audio Viruel）「視聽法規監督中心」，來監督不法行為，給予依法制裁，使「媒體」能「自律」越多「自由」越多。 台灣要加入聯合國，必須先建立台灣人民的健全良益「人格」，讓全世界尊敬台灣人，才能擁有「國格」的尊敬，唯有以「良知道德」作為「國家教育文化政策」的基本方針。台灣自然會被世界各國歡迎與尊敬。甘地說：「沒有『人性』的科技，將毀滅自己、社會與國家」。如同美國九一一恐怖事件，多美的建築大樓，都會被無人性的人所摧毀，這種教訓是在警告人類不要成為物質科技，貪心慾望的「奴隸」，為了更文明， 人類必須接受良善優質的「人格社會」，自愛愛人，自救救人的博愛精神，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說：「愛別人比愛自己更多才能得到永久的幸福」。如果你有兩碗飯，就分一碗給別人享用，這是作為一個「人」的義務與責任，即使您擁有天下的江山與美人，也是貧窮短命的，唯有萬古留芳的「偉大奉獻」情操，才是人類能富貴長命的普世價值，盡一份做「人」的責任吧!台灣人。

曾道雄◎師大音樂研究所教授 德國後期浪漫的樂劇大師華格納（Richard Wagner 1813-1883），在其著名的「尼貝龍指環」連篇樂劇的最後一部，以「諸神的黃昏」為終曲，訴說諸神因棄絕崇高的神性，滋生人世的貪婪與慾念，而導致整體神界的崩潰。 在現實的生活中，我們找不到神界，但若論足以讓凡世昇華，並且啟發人類良知，維繫生命價值，拓展未來知識與視野者，則大學雖非現世的神界，至少也應是一塊淨土。 然而，台灣的大學因嚴重的世俗化，在政經和權力的衝擊下，人們步入此莊嚴的學術上庠之門已不大能感受到智慧殿堂的嚮往，也不大可能喚發起良知的覺醒。大學精神的淪喪與價值的崩壞，其來有自。主要是教授們治校之後，權傾一時，少數更是矯矜不求自習，在世代交替、知識爆炸的年代，學術技能已瞠乎學子之後而不自覺，一些公立大學的教授，更是捧著鐵飯碗，渾然不知「諸神黃昏」的來臨。 大學教授的權益太受保障，缺乏制衡與評鑑，是大學質變最根本的問題。在我們尊師重道的國度裡，學生明知教授不行，又不用功，也少有人提出批判，反正你給我學分，大家得過且過，這是功利主義的惡性循環，也是大學集體的墮落。教授每週授課八小時，副教授十小時，除了部分兼行政工作，大部分只要不出大錯，學校不曾因教授不做研究、不寫論文、不做學術或展演活動，而不予續聘的。教授缺乏制衡與評鑑之外，還有層層的教師法和申訴委員會可以保護，要想動一位不稱職的教授工作，難如登天。 大學民主、校長無為，也是肇因之一。過去大學校長由官方指派，政治色彩濃厚，除少數真正學人之外，沒什麼學術權威可言，現在校長由教授們票選產生，則既無學術權威，也沒行政尊嚴。社會上所有選舉的弊病，大學選舉都幾乎難免，一到校長或院長級的選舉，拜訪、拉票和黑函、攻訐，習以為常。為不得罪「選民」，大學「民主」之後，校長可無為，教授們則氣燄高張，很多校務會議的發言，看來很像立法院。南部有一所公立科技學院，曾為要徵聘一位藝文科通識課程的專任講師，邀我做面試的客席甄選委員，場外有近二十名由網路公告後篩選過的國內外博士學位應徵者等候進場以電腦軟體做輔助報告，但場內兩派校方教授卻爭論不休，後來反對的一方竟不惜要退席讓評選會癱瘓流產，校長進來緩頰，有一兩名教授依然把身子斜靠椅背，態度惡劣，即使工友進來倒茶，也不應如此對待。我不知這是特殊案例或是常態，當時我只感到一陣深沈的悲哀。 「布袋蓮效應」也是教授素質低落的原因 。教育鬆綁、大學自主之後，不同大學，教師升等難易懸殊很大，尤其十幾所學校升等自審，教育部便加以承認，有的學校頗能潔身自愛，但也有學校獲得這種特權後，大量近親繁殖，不加節制，我們翻開一些大學的通訊錄，你可能會發現，一個系裡有五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都是教授。其內在的主因是國家沒規定一個系所裡教授所佔的名額比例，卻反而准以四到五位教授就可增加一位教授，這種「本金加利息」的複率計算，教授乃年年增多。大學教師升等雖分三級，但校評尊重院評，院評又尊重系評（號稱專業評審），所以往往系評一過，幾乎可直達教育部的認證。大學本來如一泓清淨的湖泊，但教授快速繁殖，有如布袋蓮衍生，大學當然很快就變成一潭死水。現在台灣的教授滿街走，廣告板不小心掉下來都會打到一兩個，據說在公共場合叫一聲「教授」，至少有三、四個人會回頭回應你。如果量多而質不提昇，有天「教授」的名望將比推銷員的名片和江湖醫生的錦旗更不值錢了。 雖然如此，國內真正全心全力從事教學與研究的教授也不在少數，現今的大學大概也只靠這些人在維持程度。義大利古諺說：「勇者上陣，疏懶者坐食」，真正在學術領域開天闢地者有之，但疏懶坐食者亦不少，其中還有很多權充政黨的打手，成天在電視的政治鬥雞場耍嘴皮，談八卦新聞。還有些官海浮沉的失意政客，來大學濫竽充數當起教授來的，筆者願在此提示一點：ＷＴＯ之後，不只意味著農產品的交流和關稅的解除，學術的國際交流也將會淘汰掉一些學校，不論私立和國立大學都會受到考驗，敬告那些在大學伸懶腰，飯酒作樂，備受呵護的「諸神」：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林健次◎淡江大學國際企業經營系副教授 李前總統最近說，財政部整頓農漁會信用部是「要消滅農漁會」。因為事實認知與語言習慣的不同，這句話對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理效果。有不同的心理感受，就會有不同的政策選擇。而有建設性、理性的討論，並達成可行的改革共識，釐清農民、農會、農業、農會信用部等四個互相關聯而又不同的概念，應該是必要的。 農民與農業 我們自己即使不是農民，也是農民的兄弟姊妹、親戚朋友、同胞百姓。農民的福利一定是大家所關心的，尤其是農民處於弱勢的時候。農民所從事的行業就是農業。一般說來，農民的福利與農業的發展是有正向關係的。這可以美國為例，大體而言，美國農業發達而農民生活優裕，美國農業同時也提供價廉物美的農產品。不過農民福利與農業的關係有時並不全是正面的，日本就是這樣。日本農民福利的提高，得自剝削消費者多、得自農業進步者少。這種從業人員的福利與其本業的榮枯背道而馳的現象並不奇怪。一個軍人待遇與福利特高的國家，可能有一支不堪一擊的國防部隊。從業老闆及員工享受高度保護的產業，也常是落後的產業。純就經濟利益而言，全國民眾的利益與農業發展息息相關。一般民眾即使可以不關心農民，但是不能不關心農業的發展與政策。 農會與農民 農會是農民的結社，是農民互助、合作，維護農民利益的團體。因此，農會代表農民去爭取權益與利益是當然的。不過，真正能代表農民的農會，必須是農民自由結社產生的，而不是統治者為了容易控制農民而設立的。這就衍生了一個農民結社權是否已經解嚴、現存農會是否能代表農民利益的問題了。在國民黨戒嚴時期，為了控制全國各行各業，嚴格執行一行業、一地區、一公會的制度，並由中央黨部派出職業黨工為總幹事。解嚴以後，集會結社權開放，不同利益、不同產業的工商團體，自由組織各種或不同、或類似、甚至互相重疊、競爭的公會，逐漸有百花齊放之勢。唯獨農民團體仍保持一地區、一農會，與統治區域平行的制度。 解嚴以後，雖陸續有人發起自主性農會，但都沒有成功。究其原因，不外戒嚴時期留下來的農會，享受太多的資源、擁有太多的保障、甚至行使太多的準公權力所致。農民在脫離現有農會必須犧牲資源的情形下，與既存農會平行或競爭的自主農會不易成長是必然的。這和國民黨享有太多的黨產，不利民主政治的競爭與成長的道理是相通的。因此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是，戒嚴體制殘存下來的農會，是不是最能代表農民、照顧農民的民間團體？是不是有很多潛在的、有活力的農民自主團體，在還沒有萌芽以前，就被現存的、具有龐大資源的農會擠壓而死了。因此現存農會是不是扼殺農民自主力量的劊子手，現存農會的利益與真正的農民利益是否有正面的關係，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 農會與農會信用部 農民或農業是否需要特殊的金融體系，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假如真的需要一個特殊的農業或農民的金融體系，也不表示一個農會必須設立一個信用部、開一家銀行。說一個農會必須開個信用部，就像一個同業公會必須開一家銀行一樣荒謬可笑。農會可以是農民利益團體，也可以是農民合作組織。農民可以透過農會，施行生產、行銷、推廣的合作。合作產銷與推廣，當然有需要融資的時候，但這與開銀行是截然不同的﹔有專業從事農業與服務農民的金融機構、滿足農業與農民的融資需要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用台灣農政、農會人士說要參考的美國農業金融體系為例。美國有形形色色的、難以數計的農民合作社。但從來就沒有一個農民合作社底下有信用部或銀行的。不錯，美國有獨立的農業金融體系，叫做農業信用體系（Farm Credit System）。在這個體系之內，現在有八家農業銀行及約二百家農業融資機構。這些銀行、融資機構都是股金制或由私人集資成立的，與農民合作社或農會沒有隸屬關係。這就像台灣的產業同業公會的會員，可以各自選擇往來銀行、各自投資不同的銀行一樣。更重要的是這些農業金融機構不能吸收存款。他們的資金必須到資本市場以債券或各 種不同形式的票券去募集。貪污腐化、管理浮濫是不容易募到錢的。 台灣銀行界今日壞帳龐大的主因 ，來自於財團對於銀行的直接控制，把銀行當成私人財團的金庫。但是，私人財團至少在法律上與銀行有所區隔，而農會與農會所控制的信用部，甚至連法律的區隔都沒有﹔難怪農會信用部會變成農會或農會幹部的私人金庫了。事實上，主導農會運作的農政人員認為為整理農會信用部等於消滅農會，並非言過其實。既存的農會之所以成為地方上排他性的農民團體，除了受託政府許多業務以外，靠的就是農會信用部這座產權不明的金庫。既存農會喪失了金庫，資源失去大半之後，地方農民自主組織與團體更有成長茁壯的機會，甚至取代既存農會 。這就難怪既存農會的主導者要憂心忡忡了。 農民福利與農業發展才是目的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農會信用部是農會幹部離開農民利益更遠的誘因與金融亂源，更是農民自主組織成長的絆腳石。在農民、農會、農業、農會信用部四者之中，農民福利與農業發展是目的，農會與農會信用部只是工具。只要農民福利的提昇與農業發展的目的，可以經由其他途徑達成，則現行農會與其信用部的被「消滅」 並不足惜，甚至值得慶幸。假如我們有一套符合農民自主需要、讓農民自由發展組織的法律機制與誘因機制，讓「不排他」的農民團體與合作社可以成長茁壯，誰說我們還需要現在的「行政區域式」的、「排他式」的、統治式的農會呢？假如我們能設計一套，比現行的農會信用部更能服務農民的農業金融體系，誰說我們還需要現在人謀不臧的農漁會信用部呢？ 從現實面去看，台灣的農會已由非農民所控制，謀的也不必然是農民的福利。看看農政人員的背景，看看農民「代表」與地方政客與黑道的關係，看看選舉時由農會信用部運出的一袋袋鈔票，你還能相信既有的農會與農會信用部會對農民的福利與農業發展有貢獻嗎？ 沒有人相信財政部整頓農漁會信用部是要消滅既存的農漁會﹔財政部沒有那種眼光與能耐。但是假如因此得以重新思考並建立台灣農業金融的新架構，並使台灣農民的自主力量與組織得到生機，那麼消滅戒嚴時期留下來的農會體制不就是必然的結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