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美國總統川普競選時曾經揚言，倘若日本與韓國等亞太盟邦不願負擔更多自身的防務支出，將不惜自亞太區域完全撤軍，此舉令美國盟友信心動搖，擔心美國會改變對待亞太區域的策略；歐巴馬總統時期原先期望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來牽制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在眾多區域安全及經貿專家呼籲應繼續推動，以免波及美國的亞太區域利益下，川普總統甫上任即簽署命令退出該協議。川普總統至今仍難以捉摸的外交政策，無疑為亞太地區政經局勢投下一舉震撼彈。 川普曾公開表示，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逐漸上升且咄咄逼人，是美國在全球利益的最大威脅。為此，川普上任後旋即致電日、韓國兩國，保證美國會繼續支持兩國。隨後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出訪日韓，反映美國把亞太放於優先位置，並且重視對日韓的國防合作。無視中國強烈反對主張此舉「侵害中國正當權益，導致地區形勢複雜化，嚴重損害包括中國在內本地區國家的戰略安全利益和地區戰略平衡」，再次確認美國承諾協助韓國佈署導彈防禦系統「薩德（THAAD）」，由於「薩德」的雷達探測距離涵蓋中國，因此中國將之視為其直接威脅；在與日本首相的會談中重申，《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美國對日本的防衛義務，其重要性「和過去1年、5年一樣，在未來1年、10年內也不會改變。」美國將協助反對其他國家單方面侵害日本主權的行為，尤其是面臨中國不斷挑釁釣魚台列島主權的問題。 面對中國在南海海域及周邊海域持續建設軍事基地擴張其軍事布局，美國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於國會任命聽證時聲稱，中國在南海建設人工島嶼，進行軍事佈署，是非法行為，「應禁止中國進入南海人造島」，對中國在南海作為的表態立場強硬。美國會持續堅持在南海海域的航海與飛行自由，在國際法允許範圍內繼續飛行、航行與作業。若有事故發生，美國及其盟邦與夥伴要有能力限制中國接近並使用這些人工島嶼，以避免對美國及其盟邦和夥伴造成威脅。 2016年年初，蔡英文總統秉持「維持現狀」的立場贏得大選，更在就職演說中宣示兩岸關係是建構區域和平與集體安全的重要一環，期許在現有機制上，以對話和溝通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也反覆強調「建立具一致性、可預測、且可持續的兩岸關係，維持台灣民主以及台海和平的現狀，是新政府堅定不移的立場」，表明不會在壓力下屈服，也不會走回與中國對抗的老路，這是蔡英文政府在兩岸關係上「維持現狀」的基本態度。 面對台灣周邊的情勢，年初川普總統上任前親自接通來自「Taiwan President」的道賀電話，無疑直接挑動太平洋彼端中國的敏感神經，遭致眾多批評。川普總統更是明白且強硬表示不願意無條件接受所謂的一個中國政策，川普讓美國取得美中台關係論述主導權，撼動美國數十年來亞太戰略的既有基礎，也讓美、中兩國將如何在國際事務上進行角力，成為一個充滿疑慮的課題。面對此一不確定未來的局勢，台灣在此之下如何思考，台灣國家自身安全與和平，以及亞太區域和平安全與穩定發展，有待更進一步深入檢視與觀察。 本期安保通訊整理收錄研討會下半場的與談內容，及部份我們認為應該傳達給各位讀者的文章，礙於篇幅問題，其餘會議文章內容將收錄於下期安保通訊。最後，再度感謝各協辦單位與各界人士鼎力相助，讓此次國際研討會順利完成，在此一並致謝。 編輯部

【台獨聯盟聲明稿】 2017/10/07   數百年來不斷追求獨立的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地區，2017年10月1日舉辦了「你想要加泰隆尼亞以共和國形式成為獨立國家嗎？」的獨立公投。初步投票結果顯示，約有90%選民投下贊成票，僅8%民眾反對獨立，其餘則為廢票。期間，雖然西班牙憲法法庭宣告加泰隆尼亞的分裂主義公投違憲，西班牙政府派遣數千員警，進入加泰隆尼亞區封鎖投票所、收繳選票和投票櫃，甚至與民眾發生衝突，在警方的阻撓下，仍約有226萬人參與了公投。早在2014年11月，加泰隆尼亞人就曾舉行一次非正式的公投，據稱有8成的選民支持獨立，退出西班牙。這次，由分離派佔多數的加泰隆尼亞自治區議會，在今年9月通過法案，只要50%以上選民在公投中投下贊成票，自治區政府將在48小時內宣布獨立。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認為，住民自決原則，半世紀以來早已是國際普遍接受的普世價值，也被明文化於聯合國憲章以及政治權利兩公約之中。   國際法庭在2008年的塞爾維亞控訴科索沃的案件中，更以諮詢意見表明：只要是人民宣告獨立，不論該地區的國際法地位如何，都不違反國際法；肯認了人民有宣布獨立來實踐人民自決權的權利。審視此次加泰隆尼亞公投，即便公投的法源來自西班牙體制內的加泰隆尼亞議會，即便西班牙中央政府宣告公投為違憲，加泰隆尼亞的公投，仍是成功的宣告了加泰隆尼亞人的獨立意志。   由此回觀台灣的狀況，台灣的國際地位和主權狀態如何，固然眾說紛紜，但不論基於何種見解，只要台灣人能做出有效的獨立宣告，都可以達成獨立建國的目標，而這也就是台灣當前最大的障礙。   在台灣民主改革的過程中，何以李登輝總統的兩國論、陳水扁總統的一邊一國激起中國與統派的全力抹黑、攻訐?何以統派想方設法要攔阻各種公民投票?何以他們不斷逼迫台灣政府在各種官方說詞上，接受各式具有「一個中國」意涵的論調？何以中國要以「中華民國憲法」當作對蔡英文就職演說的底線?何以親中政治勢力，可以一面擁抱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面捍衛中華民國?無他，正如我們早前指出的，「中華民國」只是中國和親中統派用以阻撓台灣獨立建國的工具，一切都只是為了攔阻台灣人作出獨立的宣告。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認為，加泰隆尼亞，不論是作為一個與西班牙不同的民族，有自己的歷史與語言等歷史因素，或是加泰隆尼亞人因西班牙經濟不振感到遭中央政府剝奪，這些現時政治形勢，對於加泰隆尼亞的獨立來說，都不是重要的因素；就如同對台灣而言，台灣人是不是一個民族、台灣人的血源與語言來源，與台灣是否獨立建國，都無相干。真正重要的在於，台灣人如何能夠在具備國家條件的基礎上，凝聚眾志，宣告獨立，行使自決權，從而滿足獨立建國的國際法要件。   與加泰隆尼亞相比，台灣有更完善的條件成為一個新的國家，因為台灣事實上已以一個獨立國家的型態，存在多年，只待名實相符。現在，台灣本土政黨已經取得國會三分之二席次，獨立建國，縱然不是唾手可得，也絕非海市蜃樓。一切只待我們團結起來拋棄「中華民國是台灣」的幻夢，向世界宣告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意願與意志。

董思齊 臺灣東北亞學會副秘書長 臺灣智庫國際事務部主任   「基於臺灣在地緣戰略上的重要性，目前臺灣與美國的關係恐將無法完全定義與處理臺美實質互動的問題。事實上，不僅經濟議題，臺灣與美國在區域安全、全球反恐，以及人道救援等課題上亦是重要夥伴，因此未來臺美關係需要的可能不是個別的法案，而是必須有整體性架構的提出。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則必須要在思維上有所突破，亦需要臺美智庫之間持續不斷地共同思考與合作，在互相激盪的過程中，提供創新的思維與想法給臺美兩國政府，做為未來政策擬定的參考依據。」 一、前言： 2012年，美國政治風險與諮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總裁布瑞默（Ian Bremmer），在其著作Every Nation for Itself: Winners and Losers in a G-Zero World一書中提出了G-Zero的概念。他認為，當各國僅顧自身的短期利益無暇建立國際共識之時，將造成國際組織的僵化停滯。而這種全球事務的狀態則為G-Zero，在G-Zero世界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持久聯盟能面對全球領導統御力的挑戰；而一個缺乏領導人的世界，將無力解決面對的重大災禍。[1] 若觀察在該書出版之前的東亞地區秩序，由於美國因反恐的戰略構想，將重點放在歐洲、中東和阿富汗，而中國的「新型大國關係」亦並未成熟發展，因此東亞原本也許會如伊恩·佈雷默所預測的那樣，進入一個霸權國家缺位的權力真空（G-Zero）時代。然而，2011年11月前任美國總統歐巴馬於APEC提出「亞太再平衡」，加上約略差不多的時間點開始，中國將過去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逐漸拓展成為「新型大國關係」，這使得美、中兩國在區域以及全球間的競合關係，日益受到矚目。 而在近年來，東亞地區有四個熱點倍受國際所關注，從北到南分別是：韓半島、東海、兩岸與南海。姑且先不論兩岸議題，我們可以看到2013年底開始，東海出現了「防空識別區」的爭議；緊接著在南海議題上，2016年七月出現了「南海仲裁案」並引起廣泛地討論與爭辯；而自去年起一直到目前為止，北韓持續進行的核武試爆與長程飛彈試射，亦引發東北亞區域間極度地緊張與不安。在這幾個關鍵的區域議題之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毋庸置疑地，中國是亞太地區的一等強國，也被認為是崛起的大國。但我們卻也發現，當區域衝突升高需要中國協助管理與回應之時，或許因出於政治體制的回應方式，亦或是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中國的表現卻往往無法匹配上週邊國家對這個大國的期許。[2] 而與此同時，在美國仍表達「長期性將亞太事務列為優先」的戰略目標之下，「美中關係」的變化將更加影響到東亞安全環境。最明顯的是，將會影響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和合作夥伴對美國在此地區安全承諾的信心。本文將先分析近年來東亞安保情勢的結構性變化，接著探討近來北韓核武議題對臺灣所產生之影響，最後提出審視目前的東亞安保局勢，臺灣如何以重新定義「臺美關係」，做為回應變局的戰略依據。 二、東亞區域安保情勢的結構性變化 綜觀近年來東亞區域內國家的國內政治與區域間國際政治情勢的演變，李明峻指出目前在東亞區域，出現了以下六組「結構性」的變化：[3] 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島建設軍事基地，意圖將整個南海納為中國控制領域的新佈局，同時提出「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和創建亞投行，不同於過去「韜光養晦」的做法，已展現做為國際社會大國的態勢。但也改變過去的「睦鄰政策」，與東南亞各國一直存在矛盾，與日本也紛爭不斷甚至一度劍拔弩張，與韓國因薩德問題交惡，跟蒙古因達賴問題關係緊張，現在和印度又因領土問題爭執不休； 美國先前宣稱重返亞洲，提出「再平衡戰略（Rebalancing strategy）」，決定在2020年將在亞太區域的艦艇戰鬥力量由目前的50%提升為60%；在川普上台這半年多裡，美國海軍在南海不同地區進行多次「航行自由」行動，並與東亞盟國頻繁進行軍事演習，決意在南韓部署薩德系統，表現出對中國在西太平洋的勢力進出毫不退讓的立場，川普在韓半島也表現強硬態勢，美中兩國在多項議題上則呈現直接對峙的狀況； 日本自安倍首相上台以來，極力增強日本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先是於2014年宣佈對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解禁，接著在2015年通過『新安保法』，放寬日本自衛隊行使武力防衛日本國家安全的規定，並明白朝修改憲法方向努力； 2016年臺灣政權輪替，主張「一個中國」的馬英九政權敗退。雖然蔡英文總統主張兩岸「維持現狀」，對中國方面表現極大的善意，但因為不承認「九二共識」，使得中國對台採取強硬冷淡的策略，造成對亞太區域和平的新挑戰； 菲律賓角色變化，影響東南亞安全結構。菲律賓與中國原本因南海爭議陷入緊張，但2016年6月底杜特蒂就任菲律賓總統以來，雖然菲律賓在7月12日於國際仲裁法庭獲勝，而北京拒絕接受這項裁決，只是杜特蒂推崇習近平是偉大的領導人，還一再向美國爆粗口發難，使得北京願意改善中菲關係，讓今後的美菲關係充滿變數； 越南角色轉換，東南亞安全情勢調整。2016年4月，越南國會投票免除親美與改革派的阮晉勇總理職務，選出阮春福替任，越南共黨總書記阮富仲則留任，新任國家主席陳大光成為越南新一代領導人，代表越南有可能向中國接近。然而，越南亦想在中美日之間取得平衡，這顯示東南亞的形勢正在轉變。 在上述的分析之中，我們可以見到東亞區域之中，本地政治（domestic politics）的發揮作用，這使得各國政府開始出現有異於過往的對外外交戰略構想。然而，即便如此，東亞各處仍舊不免保有「美中角力」的痕跡。與此同時，日本亦在尋求彰顯其在區域中，掌握確保區域安全重要性的機會。是以，美國這個世界強權、中國這個崛起的世界大國與東亞區域強權，以及日本這個東亞區域強權，被視主導東亞區域的最重要的三個國家。不過，近來東亞安保情勢的變化中，卻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變化，那就是北韓長程導彈試射以及核子試驗的推進，所引發區域緊張局勢之升高。在北韓的長程彈道導彈以及核彈頭小型化與輕量化技術有著十足長進之下，北韓開始無視東亞區域中「美中」兩強對立的格局。而北韓執意以發展核武來獲得擁核大國地位的肯認，亦使得東亞的區域安全出現了新的變局。 三、北韓核武議題造成的東亞安全困境 在日益升高的北韓核武議題上，東亞安保議題上出現了一個異於過往的狀況。過去由美中所主導的區域競爭，出現了一個至少表面上不受兩國影響，並且敢於挑戰美、中兩國，甚至逼迫美、中兩國表態的國家：北韓。事實上北韓發展核武與長程彈道導彈的歷史已久，自舊蘇聯瓦解之後，北韓就希望能透過發展核武技術，來完成其自保的能力。因此在冷戰結束之後，北韓的外交政策一直在軟與硬的兩極擺蕩：當政權穩定時，北韓的外交政策就趨向軟性；當政權不穩，或是有特定外交戰略考量時，就會轉而趨於強硬的態度。而型塑北韓成為實際上擁有核武的「核政治」，則是其在冷戰之後長期以來具體的戰略目標。包括核彈、長程導彈，以及人造衛星在內的「兩彈一星」之發展，則是做為其強硬外交的最佳後盾。 外界好奇的是，北韓為何膽敢不顧來自國際社會，特別是不顧來自其「血盟之交」的中國制裁，一意孤行的發展核武。我們若以北韓的角度來思考，對於四周都是敵對國家的北韓來說，維持體制的穩定與國家安全才是第一要務。而與中國的外交關係的確至為重要，但發展核武器的主要目標對象乃是邪惡的美帝，因此對朝鮮來說這不是個衝突的選項。從歷史上來看，體制的不穩定性使得北韓在對外政策上選擇強硬態度的時間越來越長，而軟性態度的應用時機就顯得非常的功利主義了。   表一、冷戰結束後北韓外交政策的「柔軟/強硬」循環 時期 性質 內容 1989~1993 柔軟 與美國關係的改善，與日本關係正常化會談 展開與南韓高位者的會談，締結基本協議書 選定羅津、先鋒為自由貿易區域後推動開放 1993~1994 強硬 陷入體制崩潰危機 退出核不擴散體制宣言，準備開發核武器 與美國進行雙邊協商獲得有利成果 1994~1999 混合 克服體制崩潰危機（金日成1999.07.08死亡） 自美國與國際組織獲得解決經濟危機的援助 […]

顏建發 健行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   一、台海兩岸兩國處於「冷鬥」與「冷防」的僵局狀態 由於中國對民進黨提出必須堅持「一個中國」與「兩岸一家」的交往底線遭到拒絕，台海兩岸兩國的政府聯繫管道，甚至非政府管道亦受波及，兩國關係目前正處於一種中國對台「冷鬥」而台灣對中「冷防」的僵局狀態。正式交流前提既不為民進黨政府所接受，而民進黨政府也正藉由開展中國以外的外交與經貿關係進行突圍。解鈴還需繫鈴人，僵局何時突破，全看中國的下一步作為。以目前十九大前的氛圍看，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對外政策，包括對日、印、韓、東協的關係都在趨軟與趨緩當中，然對中國的對台政策並無太大的進展。是否北京仍在觀望台灣的分散政策是否奏效，抑或是北京要等十九大後再盤整而定調，不得而知。 向來，中國對台政策皆以軟硬兩手，恩威並施，交叉運用。軟的方面，透過經貿利益吸納，並以之分化台灣內部的族群與階級。硬的方面，透由軍事心理的恫嚇，弱化台灣內部反抗勢力的力道，從而注定釀成失敗主義氛圍的形成，而最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就是本文所謂的「冷鬥」。 (一)中國硬的一手 軍事上，近年來中國軍方聲勢上升，近日鷹派聲調上揚，又隨著中國共產黨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召開，不僅曾與印度升高邊界緊張，由6月延續至8月下旬，同時也在東海與台海出現不斷挑釁的軍事動作；7月2日，中國海軍艦艇通過津輕海峽；7月13日，中國空軍6架轟炸機當日飛越宮古海峽；7月15日中國空軍殲擊機、轟炸機、預警機等多型多架戰機，從多個機場起飛進行常態化遠海遠洋訓練，編隊飛越了巴士海峽和宮古海峽；同一天，一艘中國海警船駛入長崎縣對馬市西南方的日本領海，日本海上保安本部要求該船離開，該船隻約30分鐘後離開；7月17日2艘中國海警局船隻，在青森縣西部外海航行；7月22日中國兩架攜帶空對空導彈的戰機在東海上空攔截了一架美國海軍EP-3偵察機。一系列的動作很難被解讀成是個巧合。 外交上，中國持續挖取台灣邦交國，積極推動「三光政策」，有步驟地要把台灣的邦交國挖光、國際政治生路堵光、對等談判籌碼擠光。6月13日，中國宣佈與巴拿馬建交，台灣的國際空間進一步受壓，目前只剩下20個邦交國。不僅如此，6月14日外交部亞非司長陳俊賢表示，目前我駐外無邦交辦事處名稱，有5個國家用中華民國，一個用台灣，目前為止中國對其中5國有打壓，要求改名。 (二)中國軟的一手 自七月以來，一篇引述北京涉台系統的文章透露，習近平希望任內解決台灣問題。[1]無獨有偶，7月24日在太原舉行的第26屆兩岸關係研討會上，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前所長周志懷表示，北京應拿出兩岸統一的時間表。他認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完全統一是有機聯繫的，不能再迴避這個問題。從中共的統戰慣性思之，這應該都是統戰計謀的一環。 今（2017）年6月17-23日在廈門舉辦第9屆「海峽論壇」，是中國對台灣進行統戰的高層級論壇，也可從中一窺中國對台軟的一手的戰略藍圖之縮影。該論壇以「擴大民間交流、深化融合發展」為主題，關注兩岸青年和基層群體，議程上有論壇大會、青年交流、基層交流、經貿交流等四大板塊。論壇主調在於：堅持「九二共識」政治基礎和反對台獨，並批評，「民進黨當局始終不承認九二共識，不認同兩岸同屬一中，破壞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和去年「擴大民間交流、促進融合發展」相較，這一次論壇主題「擴大民間交流、深化融合發展」，只由「促進」變更為「深化」兩個字，而由於兩岸官方互動停滯的情況未變，故仍延續去年強調的「民間性」、「草根性」、「廣泛性」；依然是「捨官促民」的導向。而其中，青年是核心課題，體現在海峽青年論壇、新青年新世代第七期領袖特訓營、兩岸人才交流對接等活動。中方邀請台灣青年參加體驗式交流，並著眼於推出就業、實習崗位和創業席位，特別是台灣青年赴中國就業創業，包括納入「一帶一路」的構想之中。 預判，未來中國將採取類似「單邊作為」，持續鼓勵台灣青年和其他民眾到中國發展，而不再如以往一樣地強調兩岸雙方充分交流、互補互利。未來兩岸交流合作的主要平台，是在中國那一方，台灣這一方已經不重要了。而對待青年、基層與智庫看似「非政治」或「低政治」的交流，其背後卻有濃厚的政治內涵。而很明白地，習近平對待民進黨政府的原則，仍可能繼續採取「冷鬥」，並對民進黨之外的政黨以及一般民眾採取以利益來誘導從而分化台灣內部團結的單邊作為，以讓台灣長期處於惡鬥，而無力與之周旋。 大體上，北京仍不急於解決台灣問題，但它不會讓台灣一直處於維持現狀的狀態，偶爾會動一動台灣，如國際參與的打壓或挖走台灣的邦交國，以期讓台灣的生存空間與能力逐漸萎縮。戰略上，它會希望透過兩岸熱絡民間的交流以及不斷提及「九二共識」的施壓，讓台灣不至脫離一中軌道以及其核心內涵太遠，同時，透過區域經濟的觀點的利用，例如「一帶一路」，將台灣納入其社會經濟體系。既是如此，未來兩岸的代理者便變得相當重要，而洪秀柱等在此節骨眼參加北京所設計的統戰機制，其著眼點或許正是為此代理權的卡位而努力的。台灣倘如沒有跳脫此戰略陷阱、沒有內部團結，那麼，台灣的萎縮，進而向中國臣服，也是可能發生的事，差別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三)台灣的冷防與分散策略 面對中國藉「同屬一中」、「同屬一國」等概念對台灣所進行的「餵、養、套、殺」之柔性吞併的老計謀，台灣被迫採取逃脫中國市場的策略。以過去半年多川普的外交政策觀之，我們很清楚地看出，川普已技巧性地將其強硬的外交目標擺在朝鮮、敘利亞及伊斯蘭國，但川普還想利用中國，成為其解決問題的助力，尤其是朝鮮問題。而固然美中關係表面上看似較緩和、積極，但表面下潛在的矛盾卻不小。朝鮮是個棘手的問題。川普冀望透過中國逼朝鮮放棄發展核武。川普並不想獨攬解決朝鮮的負擔，他更重視美國的國內經濟；只是，中國既然愛管朝鮮議題，不妨順勢拉下水。然朝鮮的問題確實不易解決，對於中國而言更是為難，畢竟中國影響朝鮮的籌碼在大幅遞減中，而制裁與朝鮮發展核武有貿易往來的中資企業，也傷到中國自身利益與其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再者，當中國與韓美皆槍口一致對朝鮮，但朝鮮的壓力又不減時，勢將削弱中國反薩德的力道，習近平將很難對內交代。未來，美中難免再見矛盾與衝突。未來美中關係還將有一番纏鬥。 由於居處第一島鏈上的台灣還不會是美中首要決戰的議題，而蔡英文上台以來對中國的戰略也採取不挑釁，但也不熱情主動的淡然處之「冷防」策略。十九大前，習近平要面對內外交迫的困局，對台傾向戰略容忍；然推測，即使過了十九大以後，中國內外問題重重，且其首要面對是美國議題，恐亦無力處理台灣問題。準此，台灣只要維持現狀，心頭抓穩，持續積極發展與美日、東南亞與南亞等國的實質關係，使台灣成為重要的構成部分，並彰顯台灣在亞太戰略利益上的重要性，以及台灣追求自由與捍衛民主的強烈決心，理論上台灣的地位固如磐石。基於這種氛圍，從蔡英文選舉期間即以維持現狀、放緩兩岸關係而強化與中國之外的國家交往，尤其是強化對日關係與南向政策為主調的角度思之，其意圖極為明顯，就是要台灣在中國之外、繽紛的大千世界，去追求台灣的新價值與新定位。 二、亞太大氣候仍以美國為主導的格局 不管如何，在當前兩岸兩國「小氣候」的冷僵局面之外，美中台的大氣候氛圍看起來並無太大的變化。目前在川普與習近平的互動過程，台海議題一直沒有被高度凸顯在桌面上。不管大氣候或小氣候，目前看來，目前仍不致於有「結構性的」變化，但還沒有真正穏定下來，也是事實。在大氣候層次，美國的亞太政策，包含美國的對朝政策、對中政策還在變化當中。如果同時以「安全」和「經貿」觀之，而以「同心圓」做分析，那麼，在川普的亞太戰略座標中，台灣還是居內圈的核心地位，只是沒有被大聲説出來罷了。畢竟，從美日安全同盟的利害出發，如緊握台灣這顆棋，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尤其當日本對於美國的亞太軍事佈局與行動亦步亦趨時，強化台美或台日的連結乃是順理成章之事。在此同時，在經濟上，當川普推動「美國第一」從而逼迫安倍走向相對自立而推動與歐盟簽署EPA以及力圖「TPP 11」的維繫，自然地，這將一方面突出了台美自由貿易談判的重要性，而另方面則推高了台灣在日本亞太經貿戰略佈局的價值與重要性；即使這個劇情還未成為現實，至少有很大的潛能在。 (一)朝鮮是美國在亞太的首要對手 儘管以美國主導的聯合國對朝鮮祭出各種懲罰措施，金正恩對於外來的恫嚇卻毫無懼為，甚至戰鬥意志更強。他仍一方面不斷精進其洲際彈道飛彈（ICBM），另方面強烈回嗆並揚言要掀起核戰，還說要空襲關島和夏威夷，甚至是美國本土。今年8月5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限制朝鮮鐵礦、煤炭、海鮮和勞工出口，據估計，朝鮮一年少賺三分之一外匯，每年損失金額上看約三百億元台幣。同時，在聯合國安理會上，過去不願積極或認真配合的中國和俄國這次都表態支持，相信他們應該有所感，是出於對朝鮮局勢的判斷。固然，根據韓國央行公佈的統計資料，朝鮮雖在2016年遭遇兩次聯合國的制裁案，但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仍增長3.9%。此外，2016年朝鮮對外貿易額仍達到65.5億美元。[2] 不過上述的現象可能涉及資訊的真確性以及中國對朝鮮暗中放水所致。此一時，彼一時。除了經濟制裁外，8月21到31日，美韓執行一年一度的聯合軍演。朝鮮與美韓間的對峙又更進一步升級。8月26日，朝鮮發射了三枚短程導彈。8月29日，朝鮮清晨再次發射一枚彈道導彈，導彈飛越了日本上空。韓國和日本官方稱，導彈飛經日本北部的北海道上空。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稱該次發射使日本受到史無前例、嚴重、嚴峻的威脅。9月3日朝鮮中央電視台播報，朝鮮勞動黨當天上午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金正恩親自署名進行氫彈試驗的命令。與此前核試驗一樣，中國與美國測得由此產生的人工地震，強度為芮氏6.3級。中國、美國、俄羅斯、韓國和日本等紛紛嚴厲譴責朝鮮再次試驗核武器。[3] 而就朝鮮半島的戰略形式看來，表面上川普似乎已到黔驢技窮的地步而金正恩則得寸進尺，聲音越嗆越大。但如果同時從軟硬兩手以及圍堵的態勢看，美國可以掌握的態勢與資源看來在增加而非遞減。朝鮮已逐步陷入美韓的合圍之中。 (二)中國是川普次要卻是潛在的最強對手 相對地，中國在川普的「安全」和「經貿」戰略座標位置上，仍游移於第二圏和最外圏之間。在川普當選前以及選上但就職前，中國成為標靶，居於最外圈。川普上台後曾寄望藉由習近平的力量來解決朝鮮問題。川普先是説要和金正恩在會議桌上吃著漢堡，把事情搞定，一下子又在四月上旬的川習會的同時，下令轟炸敘利亞，示意想自己來，他似乎有意就朝鮮問題向習近平先打個招呼，也嚇嚇金正恩，測試他的底線，但很快地，川普卻又寄希望於習近平介入處理，於是有一段時期，大約四月到六月左右，川普與習近平關係進入蜜月期。 然而，到了六月初，川普發現習近平做得不到位，便毫不掩飾地對中國感到失望。不過今年7月8日，川普在德國會見習近平時，卻又當面感謝習近平對處理朝鮮問題所做的努力。8月4日，川普政府原計畫在4日宣布對中國展開「301條款」（301 Section）調查，也在3日緊急踩煞車。有人認為，緊急喊停是因受到農業州鐵桿支持者壓力，這些州剛獲得中國多達50億美元牛肉、大豆和玉米訂單，不希望美中兩國撕破臉；有人則認為，這是川普商人「交易藝術」的一部分，一旦達不到目的，他寧可先退一步，再迂迴前進。但如以8月5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一致通過被視為這個世代以來最嚴格的對朝鮮制裁案來看，或許，中國的支持讓川普收回調查。 依眼前看，以美韓為核心的「聯軍」已大致佈局就緖，而將朝鮮團團圍住的經貿封鎖戰已然開打了。美韓軍演是經濟制裁的下一波。換言之，美國的戰略是採取經濟和軍事對策雙管齊下，並且透過軍事演習，從事預防性的戰爭。其道理就如鬥牛士殺牛前，一定用劍刺牛，令其大量流血，等血流盡，牛的體力不支，鬥牛士便可輕取蠻牛的性命。 川普的能耐不能小看，金正恩的實力也毋須高估。而朝鮮半島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在提高。只不過，美國在這方面的經驗豐富，相信不會魯莽行事，必然會像鬥牛士一般，經濟與軍事雙管齊下，以經濟制裁為先而軍事行動在後的做法為之。同時，雖然我們表面上看到川普在言語上顛三倒四、搖擺不定，但美國軍事與外交系統鴨子划水所做的工夫，不宜小視。事實上我們看美國在韓國境內部署薩德導彈系統便可看出端倪；一旦啓動，就鮮有回頭路。美朝之間的對立會如何發展、戰術性的或戰略性的，是後續觀察的重點。畢竟，這會牽動「美中」關係，而「美日中」三角關係或「美日中台」四角關係也會跟著連動。 無論如何，當美朝關係趨緊時，中國在川普的「經貿」戰略座標位置將由最外圏往第二圈移動，美中關係就將趨緩，此時加上日本與中國雙方對經貿交流的需求，必然會趨動日中間的經貿交流以及連帶外交關係的緩和。不過，中國在川普的「安全」戰略位置應仍處於最外圏，只不過互動關係較趨缓和罷了。 三、合圍中國的美國大聯盟的出現 四月底以來，美中的經貿與戰略關係有積極的進展，川普對習近平吹捧有加，說雙方已建立了很好的個人關係，並感覺到習近平已盡全力在幫忙處理朝鮮問題。習近平則鎖定「穩美」的戰略不變。他深知川普重視實際利益的特性，還特別以所謂的「早期收獲」的經濟利益來討其歡心，以期緊緊栓住中美關係。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還謙卑地表示，中國無意向着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主的國家過渡，中美兩國應該共同努力，避免陷入美中必有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方的行為顯示其領導人已找了對美的戰略定位。作為馬拉松第二棒的老二，習近平對美國展開積極的交往戰略：抱緊著美國、溫柔地咬住美國，從而自美國身上吸取政經資源，以期最終取而代之。在美國霸權體系內，中國已顯然穩坐老二，它並利用美國奔波於區域衝突時，獲取外交與經濟的紅利。此外，中國還在美國霸權體系之外，積極建構另一個並行的秩序，以集結開發中國家的勢力來對它進行「鄉村包圍都市」。 不過，花無百日紅，不到兩個月，美中的齟齬再起。6月17日國務卿提勒森表示，美國無法抑制中國的經濟增長，需適應它，但是當這種經濟成長轉換成對美國國家安全勢力範圍的入侵時，將擾亂兩國過去五十年沒有衝突的景象。十八日《產經新聞》指出，面對朝鮮不斷發射導彈、且導彈技術能力明顯提高的嚴峻現實，美國已出現不耐，對朝制裁上似不再依賴中國，並考慮將制裁範圍擴大到中國，以強化對朝制裁的效力；美國已感到受騙於中國，並有報復的可能。 6月13日，中國與巴拿馬建交，台巴斷交，中國再前進美國後院的戰略樞紐巴拿馬，但美國竟事前一無所知。巴拿馬總統瓦雷拉早預訂於19日訪問白宮，行前卻隱瞞此事，以川普好勝好強的性格思之，不可能無動於衷。而中國此舉早已引來美國國會的譁然與憤怒，眾議院亞太小組於14日通過鼓勵美台高層互訪的《台灣旅行法》草案，並在尋求進一步立法成形，欲以牙還牙。美國在意中國對其後院的戰略威脅，溢於言表。 跡象顯示，自六月下旬起，美國對中態度已開始出現強硬的姿態，不一而足：6月27日美國將中國列為人口販賣問題最惡劣國家之一；6月29日美國財政部又對中國丹東銀行採取了制裁措施，理由是該銀行與朝鮮進行了非法的洗錢活動；同日，川普政府批准上台後首宗對台軍售案；接著，7月2日，美軍艦駛入西沙群島中建島十二海浬以內。由於十二海浬是一個國家的領海邊界，這個動作表示美國並不承認中國對該島嶼的領海聲索權。 而在東北亞與南亞，中國也陷入「美國大聯盟」的圍堵而陷入孤鳥情境。韓國新總統文在寅於訪美後，對外政策已由親中大幅轉向親美立場。印中邊界的錫金段，印度與中國的軍隊爆發了將近一個月的對峙。6月26日印度總理莫迪造訪白宮與川普會面，川普說：「美印關係從未如此堅實、美好。」又說：「美印兩軍每天都在強化合作，下個月(7月)我們兩軍將和日本海軍在廣大的印度洋上，舉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川普選邊站，十分明顯。美印雙方遏制中國擴張的意圖，再清楚不過。韓、日、印各自與中國的關係之發展，說明了在價值與安全上，一個類似美國大聯盟的格局在出現當中。 (一)對韓國 韓國新總統文在寅在7月6日他公開做了一個很令媒體震驚的宣示：「願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在任何時候或地方見面」。在朝鮮發射導彈而全球抨擊聲未止之際，文在寅未要求朝鮮棄核的綏靖言論，自然被視為偏離美日主流見解。然而，日美輿論的失望卻贏得中國極大的歡迎，就平衡術而言，文的謀略是成功的。 《產經新聞》的評價是:「文在寅的對朝政策，很可能給主張制裁朝鮮的日美韓聯盟帶來重大打擊。」這類觀點站在日本的立場或許是有道理的。文在寅對朝鮮的綏靖政策非安倍所樂見者。只是，人不自私，天誅地滅。韓中山水相連，而韓國經貿高度依賴中國，自然不能無視於中國的存在。 文在寅想在兩強之間周旋，又要改善韓中關係，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以他對朝鮮的綏靖政策來看，卻不能簡化成「疏美親中」之論。畢竟，在6月30日文在寅才與川普會過面的一週前，言猶在耳，文在寅在經貿、安全以及兩韓統一的議題上全面展現出對美傾斜的態勢。推測，非常可能的狀況是，他的作為有經過川普默許，否則要在一週間做出外交大逆轉，是不可思議的事。誠如韓國總統參選人洪準杓在選舉期間一句有趣的描述：「中韓關係只關乎韓民生活；而美韓關係則關乎生死存亡」。 就謀略而言，文在寅對朝鮮的綏靖舉措是主動出牌，把問題往外拋，並往後拖延，其做法相當聰明。畢竟，要金正恩棄核，連川普都做不到，又如何要求文在寅說出口。站在韓國利益至上的角度，他自然視對話為最重要的途徑。而某種意義，將此視為他與川普另一種的唱雙簧，也未嘗不可。 在另一個文在寅與習近平的會面中，文在寅表示：「今年中韓建交迎來25周年，希望以此契機，將韓中關係發展成為實際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而習近平則表示，「一段時間以來，中韓關係面臨困難，這是雙方不願看到的。中方重視韓國和中韓關係，致力於發展中韓友好的立場沒有變。」雙方尋求和解的心情躍然紙上。薩德議題雖未被指明，卻意在弦外。 只是，眾所皆知，此議題非韓方所能獨力處理。由於美國部署薩德心意已定立場，文在寅無力翻案，而習近平能做的充其量只是「死馬當活馬醫」以及「藉著對韓抱怨，掙點日後向文在寅要人情的籌碼」。而文在寅沒有把話說死，以「充分理解中方有關關切，願同中方進行深入溝通」避之，既沒有欠習近平人情，還給他保留顏面。 當然會讓習近平做此戰略選擇，仍有一些屬於外交生態的客觀因素，使得習近平不得不做此戰略選擇：(1)維穩是習近平年底十九大前最需要者，只要韓方能有個說法讓習近平能對內交代，那麼，即便不滿意，也暫時可以接受。(2)對韓國經濟報復已到強弩之末。最近中國對韓國之經濟報復已有緩和跡象，中國如再祭起經濟報復，其正當性越來越弱。就以韓國樂天集團因配合薩德部署以高爾夫球場和軍方換地而遭到中國的抵制行動，以至於有約新台幣80億元的虧損一事來看，韓國人的硬頸精神實非中國一時所能征服者。更何況，經濟報復常是「殺敵一萬，自損八千」，對中國而言不見得划算。(3)尤有甚者，中國的限韓令所激起南韓的民族情緒，將使韓人感到國防安全受到威脅，並催生年輕一代的仇中意識，而將韓國推向美日陣營。過去幾年，中國與周邊國家屢起齟齬，再對硬頸的韓國下重手，一旦屈服不了韓國，產生共鳴效應，反得不償失。 然而薩德議題終究不會自然蒸發，韓中關係仍有得磨。中國的政體與民族意識高度一元化，當它與外界起矛盾時往往失去緩衝或平衡的空間，而導致週邊鄰國的高度警惕，而也正是反中同盟得以存在的結構性理由。 (二)對日本 在日本方面，由於中國綜合國力的上昇，以及川普對亞太安全與經貿上不如歐巴馬的投入，這勢必激起日本更高的警覺與自立自強的意識與行動，而這連帶地會鼓勵日本不管在經貿上與安全上更積極於結盟，用以肆應中國的威脅，以填空川普留下的部分戰略縫隙。近年來中國軍方聲勢上升，而如同2012年十八大前夕，年底十九大召開前「政治正確」氛圍的驅使，讓鷹派聲調上揚，不僅曾與印度升高邊界緊張，6月延續至8月下旬，在東海與台海上空也出現不斷挑釁的動作。中國這一連串不友善的軍事動作，在日本看來，必須有積極的預防性作為，包括強化台日軍事情報與經驗交流和演練。日本對中國的戰略防禦，不致於因為經貿或外交關係緩和而懈怠，應該會鴨子划水般地進行。安倍執行時如此，即便明年日本國會選舉安倍敗陣下來，其他人取而代之，應該也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不可否認地，美國與中國也有自己的利益需要滿足，日本與中國之間也有自身發展互惠關係的需要。國與國之間有利益互惠的需求，也有利益衝突的時候。安倍在和習近平互動的過程中，自然也必須跟著在軟硬路線之間，彈性應變。而如前所述，川普上台後，最初是下足了馬威，而四月川習會後，川普明顯地公開表揚習近平，不管在處理朝鮮核武擴張議題或是美中貿易失衡的問題上，皆出現川普對中國的高度期待與支持，甚至，包括歐巴馬時期漠視的「一帶一路」，川普也公開支持。為止，安倍也在原本和中國改善關係的軌道上，也提出對「一帶一路」的支持。 固然在十九大前，要習近平對日本改採和解政策相當困難。不過，今年九月要紀念日中建交45周年，明年8月紀念日中和平與友好條約簽訂40周年。這兩個事件都有助於日中關係的正面走向。今明兩年日中關係是有轉好的動力。日中之間一定程度在政治關係上會有所促進,經濟關係也可能得到進一步恢復。當然若因此而過度高估日中關係的改善，也不切實際。畢竟，這是大戰略架構的氛圍，不會因低層的日中經貿關係的變動而遭受到大調整的壓力。 (三)對印度 長期以來，印度與中國同為人口大國。過去十幾年來，中國在經濟與外交上的卓越表現，儼然與美國並列世界兩強，早已不把印度放在眼裡。而中國感受到來自印度的潛在威脅雖然仍輕，但其民間對印度所存在的偏見卻根深蒂固，包括印度經濟與軍事皆落後於中國。基於這種對印度的刻版印象，中國最無法接受的是:有一天會被印度所取代。而由於雙方相讓不下，固然邊境對峙已一個多月，兩國輿論的駁火強勁，未見軟化。也難怪，中方有分析指出：印度這次在邊境問題上的強硬反應讓中國始料未及。 無論如何，中國不把印度放在眼裡，已成一種潛意識。7月21日，中國共產黨黨媒《環球網》刊載一篇《印度若拒絕撤軍，軍事鬥爭必將升級》的文章指出，印度軍力遠遠落後於中國，一旦事情走向軍事解決，印度必輸無疑；印度根本沒有與中國戰略攤牌的資本。[4]不過，從國際外在環境觀之，自今年六月上旬以來，美國對中國採取強硬的態度，同於此，又與印度的關係大幅提升；印日關係易然。相反地，中國經濟與財政情勢走下，習近平顢頇處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事件，早已在內部失盡民心，而在國際上聲名狼藉。不僅如此，中國高層內鬥，也日趨表面化。新一代未來可能接棒的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突然間被拉下馬，凸顯其內部鬥爭之慘烈。準此，習近平要期望一個穩定的政局以成就中國共產黨年底舉辦的第十九大全國黨代表大會，十分不易；而因為不易，習近平賠不起與印度的嚴重對抗，被迫放下身段，尋求桌面下的外交協商了事是必須的選擇。 外交講謀略固然受制於大環境，但在外交交鋒上，短期與立即的利害得失常被作為最重要的算計基礎。印度和中國這方面的處境相似；印度也需考慮和中國合作的利益。誠然，印度人對中國始終有「瑜亮情結」；1962年印度對中國的敗仗，令印度人感覺是奇恥大辱。近年來，中國西部大開發與青藏鐵路的建設，以及「一帶一路」大張旗鼓的倡議，同時又積極與和印度有嚴重齟齬的巴基斯坦與斯里蘭卡密切交往，乃嚴重地影響到印度的邊界安全。這些因素導致印度對中國由消極的防守，轉為積極的攻勢，甚至由過去不結盟轉為明顯向美日傾斜的立場。 […]

董立文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系教授 壹、前言 2017年的東亞局勢，隨著美國總統川普的上台，黃海、東海與南海磨擦的加劇，以及中共十九大的權力替換，整體形勢陷入高度的不確定性與複雜的境地；另一方面，兩岸關係正處於「冷和僵持、各行其是」的階段。整體而言，中共藉由收緊台灣的國際空間、拉攏台灣民間社會，在政治上打擊民進黨政府。一方面，中共是把民進黨與台灣（民間社會）區隔開來，大量公布對台人民的便利待遇，努力把兩岸關係內政化；另一方面，在國際對台緊縮，例如拒絕台灣參加世衛大會會議、要求我駐外使館遷館或關館、巴拿馬斷交等，簡言之，中共刻正實施「外緊內鬆」的策略。 本文將先概要的觀察今年以來兩岸關係的互動過程，然後討論東亞局勢變化對中國的影響，繼之分析中共十九大的問題，最後評估未來的兩岸關係。 貳、兩岸關係的僵持與互動 2017年1月20日召開的「2017年對台工作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的講話要點為：定調「2017年兩岸關係和台海局勢更加複雜嚴峻」，首次提出「習近平總書記對台工作重要思想」，以及擬定今年的對台工作重點是：「團結台灣所有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政黨、團體和組織，同兩岸同胞一道，維護『九二共識』政治基礎，持續推進兩岸民間各領域交流合作，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不斷擴大兩岸基層民眾和青年的參與度和獲益面。研究出台便利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就業、創業、生活的政策措施，積極支持台商台企在大陸更好發展，依法維護台胞權益」。 其後，中共對台官員的政策講話，大致不超出這個方向與範圍，3月4日至13日「兩會」期間，中國充斥「對台強硬」的宣傳，諸如「劉國深：未來大陸對台政策更具剛性」、「嚴峻：政府報告涉台內容口氣之重少見」、「陸學者：李克強報告凸顯反獨訊號強烈」等新聞，散布於兩岸媒體，其中，須注意的是「王毅：台灣與他國建交沒有正當性」這篇報導，王毅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不僅僅是一個歷史事實也是國際共識，更是由聯合國決議等一系列國際文書所確立的一條準則。」他表示，台灣與任何國家建立或保持外交關係，「都缺乏國際法依據，都沒有正當性，也必然是沒有前途的」。王毅的說法不僅是在威脅要搶我國邦交國，更攸關5月間我國能否出席世界衛生大會的首發訊號。 3月中旬，我陸委會表達善意說「兩岸關係就是兩岸關係」，兩岸協定不是「國際協定」，以及我外交部說兩岸關係不是「外交關係」之後，3月29日國台辦新聞發佈會有了正式回應，但其回答相當僵硬與死板，沒有善意回應。 蔡英文總統於4月27日接受路透社專訪，以及5月3日接受聯合報專訪，提出「新情勢、新問卷、新模式」的兩岸關係互動新主張。蔡總統強調，在這種變動中的情勢，台灣與中國大陸要共同來維持一個和平穩定的狀態，這是雙方需要努力的，而且需要有一些結構性的合作關係。再度對北京釋出善意，但中共仍堅持：「台灣當局只有承認九二共識、認同一個中國，才是化解當前兩岸關係僵局的唯一出路。」 5月24日全國台企聯成立十周年慶祝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賀信、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的講話與張志軍的講話，以及5月10日與25日國台辦記者會的內容。整體而言，近期中共對台政策的重點與趨勢有二項分別是：中共對我政府的表態；宣傳「便利台灣同胞政策措施」；顯然，在國台辦主任與國台辦發言人的層次，對我政府的發言口氣強硬批評嚴厲。但是，在總書記習近平那裡，卻語氣平和，甚至在給「台企聯成立十周年慶祝大會的賀信」中，只輕描淡寫的提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沒有談「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此外，在中共官方網站所公布的俞正聲講話中，提了一次「堅持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的這兩個堅持之外，其餘都在談關於台商的正面積極的話。而在台灣媒體廣為流傳的「變相台獨」此一說法，在中共官方網站所公布的俞正聲講話中並沒出現。 張志軍的講話重點，即便對我政府有諸多不實指控，但恐嚇之意不強，頂多只有「動盪不安」這句話帶有威嚇，意即中共對我政府的政治、外交、經濟與軍事施壓手段的確存在，但在政策上還沒到公開宣示的階段。 其次，張志軍詳細說明了關於「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和親情的承諾」的「八個方面的工作進展」，包括：(一)關於實現台灣居民與大陸居民、台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基本一致的待遇問題；(二)關於切實保障台商合法權益問題；(三)關於支援台資企業轉型升級問題；(四)關於解決台資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五)關於幫助台資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六)關於支持台資企業與大陸當地企業優勢互補、合作共贏；(七)關於支援台資企業拓寬發展領域，逐步打通內銷市場；(八)關於支持台灣青年來大陸發展問題。 最後，張志軍提出對台商的「五點希望」分別是：(一)堅定在大陸發展的信心；(二)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三)熱心服務台商台企；(四)關心幫助年輕一代；(五)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在國台辦發言人的層次，則無論是在「批判我政府」或在「講成績」的部分都有擴大與宣染。首先，針對蔡總統「新情勢、新問卷、新模式」的「三新」的兩岸互動主張，安峰山的回應是「兩個不會改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分裂的堅定決心和意志不會改變，同時堅定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造福兩岸同胞的誠意和善意也不會改變。其次，強調要想改變目前兩岸關係的狀況，只有明確回答兩岸關係的性質這個根本問題，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樣兩岸雙方才談得上良性互動，兩岸關係也才能持續健康發展。要打破目前這個僵局，解開這個結，關鍵就是重回兩岸同屬一中的共同政治基礎上來，除此別無他途。換言之，對我蔡總統的新主張，仍採取視若無睹、聽若罔聞的態度。 6月17日至23日中共舉辦第九屆海峽論壇堅持「民間性、草根性、廣泛性」定位，圍繞「擴大民間交流、深化融合發展」主題，精心籌畫和設計三十多項相關活動，體現出三大特點：圍繞工、青、婦「三大品牌」，姓氏宗親、同鄉社團、民間信仰、大陸配偶等「四大紐帶」，文化、教育、醫療、法律、工商等「五大領域」和農、漁、水利、鄉鎮村裡、社區協會、公益慈善等「六大基層組織」設計活動等。 在北京強調台北政府尚未完成「答卷」的階段，中共對台政策不僅在聽其言更會觀其行。此時，北京對台灣新政府尚未「定性」與「定調」，不僅領導人、涉台官員、主要官媒，尚未公開點名批判蔡英文總統，習近平在去年11月11日也強調，「台灣任何黨派、團體、個人，無論過去主張過什麼，只要承認『九二共識』，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其交往」。 十九大前後中共對台工作將繼續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徑。展望十九大，北京認為由於民進黨政府破壞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兩岸關係趨於複雜嚴峻，兩岸關係中的不確定因素和風險明顯增加。 對北京而言，對台政策不僅在對內展現「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而且對台展現「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台海和平穩定」。換言之，中共在兩岸關係上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大方向沒有改變，今後仍將以最大誠意、最大努力來保持台海地區的和平穩定。此乃習近平為自身歷史定位著眼於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家總體發展目標上的戰略決策，這也是盡力避免兩岸走向戰爭邊緣的務實展現。 最後，對北京而言，兩岸關係愈是複雜嚴峻，越是要加大推動兩岸民間各個領域交流合作的力度，以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為最終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築牢基礎。當前兩岸關係的複雜嚴峻，但並沒有動搖中共在對台工作上的戰略自信和戰略定力。因此，中共將持續拉攏廣大台灣同胞和所有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台灣黨派和團體。因為大陸方面堅信，兩岸關係的發展，根基在基層，動力在民間。台灣島內「台獨」分子越是企圖弱化和切割兩岸民眾聯繫，中共越是要與之進行堅持鬥爭。有關「推進兩岸經濟融合發展」的基礎上，增加了推進「兩岸社會融合」的新內容，這使兩岸的融合面大為擴展，不再僅僅侷限於經濟物質層面，而是擴展到包括文化思想、制度管理等內容在內的社會領域。 值得注意的是，總書記習近平在對台政策上表態不多，少數的幾次談話仍維持平和語調，沒有對蔡總統定性定調。俞正聲去年批判了「柔性台獨、文化台獨」，今年又提出了「變相台獨」，無論這是指誰，各種台獨越來越多，與中共宣傳對台政策成就總是矛盾的，可以確定的是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兩岸關係上，扮演黑臉，殆無疑義。 國台辦扮演強硬派角色，過去八個月來沒有任何變化，甚至我方學者赴陸參訪時，中共無論是官員或是學者第一句話均強調：中共對台政策沒有改變，無論在十九大之前或之後，然後也幾乎不約而同地提及「九二共識」及其「核心意涵」方是兩岸重新交流的政治基礎所在。 不過，大部分涉台學者表示他們目前觀察認為，蔡英文政府目前並沒意願改變當前的對陸政策，或改變當前的兩岸關係型態，言下之意是蔡英文政府滿意於現在的兩岸情勢。因此，大陸方面對此也不急或不相應，甚或「不理會」台灣（政府），一方面似乎肯定蔡英文總統對兩岸關係的拿捏分寸，但另一方面又將所有目前兩岸關係的官方中斷壓力置於她一人身上。因此，中共目前的對台策略是框住「蔡英文政府」不能「獨」，全力拉攏台灣的民間社會；但中共內部似有不同意見。無論是我方學者去大陸所聽所聞，或是大陸學者來台表態，普遍均表達擔憂兩岸關係越走越僵，似不太贊成國台辦全面緊縮與封殺民進黨的方式來應對未來。 叁、東亞局勢變化對中國的影響 大陸學者在判斷「中國的外交形勢」時，用「北穩、南和、東緊、西動」來形容之，意思是北方穩定，南方和緩，東方緊張，西方變化。但本文認為，其實應該是「北穩、南動、東急、西緊」，這是指北方的中、俄關係穩定；南方的中、印關係及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發生變化；東方的朝鮮半島緊張局勢正處於臨界點上；西方新疆與中亞國家的「三股邪惡勢力」的串連處於緊繃的狀態。 進一步的看，中國目前陷入四海動盪的格局中，這是指中國周邊沿海包括黃海、東海、台海與南海爭議等問題，或是談判的和平機制停擺及不順暢，而讓區域的穩定局勢陷入高度的不確性，例如六方會談停開、中日會談滯礙與兩岸制度化協商管道停擺；或是衝突升高而陷入軍備競賽的螺旋中，例如北韓的一再試射飛彈、美國在南韓部署「薩德」系統（THAAD，終端高空防禦飛彈）、釣魚台的武裝對峙與南海各國的軍事整備等。 更重要的是，中、印之間的陸界衝突浮上檯面，有一特殊的意涵，眾所周知，從1979年中共進行改革開放，與之並行的是，中共開始進行陸地疆界的談判，無論是用甚麼方法，持平的說，中共解決了陸地疆界的紛爭，進而保障了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發展。只要想想中共建國後，在週邊陸疆的韓戰、中蘇珍寶島戰爭、中印戰爭與中越戰爭，拖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代價，就知道陸疆的和平對中國有多重要。現在的情勢似乎改觀，中、印之間的陸界衝突不只是一個軍事對比的問題，而是發展的問題，何況後面還牽涉到全球的大國博弈。 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曾經說過：「對美外交是重中之重」，中共判斷，無論是中國的週邊情勢或全球情勢，背後都有美國因素，且是最重要的變數。因此，穩定中美關係的大局，應該是習近平的政策優先選項。2016年12月2日，美國當選總統川普與台灣總統蔡英文通話，打破了美國近四十年來的對台政策慣例，應該是「川蔡通話」開啟了中共的「川普震盪」，中共官方的回應開始全力的對川普「淡化爭議、管控分歧、表達期望」，連帶也試圖避免把中、美爭議帶進兩岸關係。從2月10日的「川習通電」開始，中共就在營造「中、美穩定；中、美友好與中、美合作的形象」。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期望：「中美關係不會走入『修昔底德陷阱』。當今世界事務已如此複雜多樣，不可能僅靠一個國家承擔提供所有國際公共產品的責任，唯有開展國際合作才是可行選擇，所以中美關係也不會面臨『金德爾伯格陷阱』。中方有信心通過與美方加強對話協作，避免重蹈歷史覆轍。」 無奈，事與願違，「川習會」後，第一次中美外交安全對話零成果慘澹收場，第一次中美經濟貿易對話不歡而散，緊接著的「川習二會」，相信是中國外交上的心頭大患。 美、中關係方方面面，簡單的說，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與中國崛起的趨勢，構成一對戰略性、結構性、利益性矛盾，集中體現為「七T二H」（Taiwan、Tibet、Trade、Tech、TMD、Terrorism、Treason、High Seas、Human Rights）的九大問題的衝突。今天只聚焦在中共對台政策中的美國因素問題，美國因素到底是中國統一的阻力？還是助力？這個問題一直是中共對台政策中最大的盲點。 傳統的中共對台政策把國家統一問題視為內政，當然不希望美國的干涉，1997年江澤民訪問美國時，改變了這個政策取向，轉而承認美國在兩岸關係中的影響力，並要求美國協助中國的統一。江澤民對美外交方針：「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2005年胡錦濤對美外交方針「加強對話，擴大共識，增進互信，深化合作，全面推進二十一世紀中美建設性合作關系」。 2009年「胡六點」重提久違的「統一是中國內部事務，不受任何外力干涉」，一改1997年之後中國「經美制台」的對台策略，甚至正式向美國喊話：「中國統一，不會損害任何國家的利益，只會促進亞太地區和世界繁榮穩定」。 2017年川習會，中共的定調重點是「互利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管控分歧」，但是，習近平的對美外交16字方針尚未出現。而習如何定位美國因素到底是中國統一的阻力或是助力？也不清楚。 例如，2013年09月21中國外長王毅訪美表示，「多年來，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中損害互信、干擾合作的一項負資產。如果美方能夠順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勢，切實理解和尊重中國反對分裂，致力於和平統一的努力，那麼台灣問題就會從中美關係的負資產變成正資產，從消極因素變成積極因素，就能為中美關係長期穩定發展提供保障，為中美開展全方位合作開闢前景。」 但須注意，2012年2月，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提出中美軍事三大障礙，「美國對台軍售、美國軍機就近偵察以及美國對中的歧視性法律」，這應該是習近平對美外交的目標。但是，對習近平而言，今年最重要的政治議程，是保證十九大的順利舉行，為此主動安排「川習會」並對美讓步，為了保證「川習會」的和諧，中共自己都不願意讓台灣議題影響到中美關係的大局。但即使中美關係回到既有架構，中共還是非常憂慮對台軍售與南海議題上，美國態度轉趨強硬。中共須應付川普帶來的新問題與不確定性。就兩岸關係的美國因素而言，未來中共關注重點將是美國的對台軍售、美台官方關係與軍事關係的發展。 肆、中共十九大的問題 中共的十九大即將召開，國內外都聚焦在總書記習進平是否能夠鞏固權力。目前看來，習近平的權力尚未鞏固，或是最低限度，尚未鞏固到習近平理想的狀態。關於習近平權力是否鞏固的問題，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第一個層面、從職務優勢來看，總書記握有政策、人事與意識型態的主導權，就此而言，如同學者所言，習掌控大局；第二個層面，如果權力鞏固指的是擁有一言九鼎、一錘定音的地位，那麼顯然，習近平尚未有此威權。無疑的，在中共黨史上，習近平是掌握最多權位的第一人，但這究竟意味著他的權力鞏固？還是權力脆弱？這是一種邏輯上的矛盾，若習全力鞏固，他為什麼還要從「習核心」追求「習思想」進而「習主席」？ 習近平上臺已經五年，面對中國大陸千頭萬緒的經濟與社會問題，然而習近平執政的主軸卻是「搞政治」（反腐敗）、樹立「習核心」，而習近平執政五年的主要政績即為完成「十三把刀」，這是指習自己史無前例的身兼了十三個職位：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之外，還自創並兼任中共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深化軍改領導小組、中央統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與軍委聯指總指揮、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主任。 個人認為，習近平權力布局的最大挑戰，來自於在中共目前的權力結構中，「習派」的人太少了。 首先，現任政治局委員中，按照年齡仍有資格入常，由小到大分別為：李源潮、許其亮（軍）、孫春蘭（女）、栗戰書、劉奇葆、張春賢、韓正、王滬寧、汪洋、孫政才、胡春華、趙樂際。亦即如要照年齡畫線，維持常委七人，就要從這十二人中選出五人，如果要考慮隔代接班，就必須納入年紀最小的胡、孫兩人，習近平只剩三個常委的選擇。此外，十八屆政治局將有十一人屆齡退休，未來須補缺十一人。 顯然，這十二個有資格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政治局委員，以及有機會進入政治局委員的現任中央委員裡，習近平所喜歡的人太少，或是只有栗戰書一人是「習派」，因此，習近平必須想方設法拉下某些政治局委員，讓習所喜歡的人能夠快點從中央委員升至政治局委員，甚至能夠入常，從這樣看，習近平的時間已經非常緊迫。扣掉孫政才，有資格進入常委會的還有十人，除了栗戰書之外，還有九個人不是「習派」，即便蔡奇、陳敏爾取代另兩人順利進入政治局，但要再跳上政治局常委的難度很高，更別提376名中共中央委員與候補委員中，「習派」的人更少。 其次，不是把人調進去，那個地方就算是你的地盤，中共的「條條與塊塊」，無論是中央部門或是地方省分，每一個政治地盤都是一種派系結構，下面還有一大堆的副部長、副市長、秘書長與副祕書長等等，一把手進去後，順利的話也要兩年才轉的動那個地盤。 更重要的是，由於習近平上任後才開始找自己的班底，因此所謂的「習派」是指舊識或同學同鄉、「閩江舊部」、「之江新軍」與「浦江舊部」，乃至於「神秘舊部」、「歸順」、「打進習朋友圈」、「被習賞識」的人等，都是從習近平個人在各地的從政經驗發展而來。問題就在，這些臨時湊合出來的團隊能否信任？ 例如，去年新上任的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據說被拔擢的理由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第一個公開將習近平稱為「習核心」的省委書記。這個理由也太廉價了。 習自己就曾親口說：「黨內存在野心家、陰謀家…『兩面人』的問題。很會偽裝，喜歡表演作秀，表裡不一、欺上瞞下，說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習說這段話的意思，就是指中共黨內有人表面是服從習近平，但所作所為都是「打著習近平名號反習近平」。 就十九大的政治局常委會而言，「習派」的人數不夠填補空缺，該怎麼辦？除了破格提拔之外，還有三種考慮方式：一是留任王岐山；二是減少常委會人數為五人（一與二可以同時並存）；三是廢除常委制，恢復黨主席制。第一，留任王岐山的機率不高，王論輩分與資歷，是習近平的盟友與長輩，不是「習派」。現在，中紀委已經是「第二個黨中央」「欽差大臣兼東廠總督」，再讓王歧山延任，無論擺在哪個位置，他肯定比周永康的政治能量還要大。何況還有郭文貴事件的衝擊。 第二，會不會減少常委會人數呢？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共黨史上是有五人的前例，但若是五人，則不會有培養第六代接班人的空間存在，這對習近平是好是壞，還很難說。就看這次北戴河會議，中共的領導階層如何決定，按照往例，北戴河會議將討論接班的規則，而不討論人選的問題，是「少進多出」降至五人，還是「少進少出」的留任若干人維持七名，或是「多進多出」五人下五人上維持七名？我們拭目以待！ 第三、廢除常委制，恢復黨主席制。對習近平而言，難度最高，可能性最低，因為這是推翻中共整體為了「撥亂反正」文化大革命所訂下的「祖宗家法」，換言之，就是推翻鄧小平第二代人的政治遺產。 預測中共高層政治人事，對每一個從是中國研究的人來說，本來就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再加上過去近五年習近平主政下，對中共政治運作所做的變革，事實上已經對研究中共人事變遷的學者造成更嚴苛的挑戰，過去的研究成果未來還能不能用、要如何用？是現在擺在學者面前的大課題。 伍、結論 從兩岸關係本身來看，今年3、4、5、6月份是最緊繃的時期，歷經李明哲事件、拒絕台灣參加世衛大會會議、要求我駐外使館遷館或關館、巴拿馬斷交等，但從7月至今，兩岸關係相對平穩，一方面蔡總統於8月8日遠景基金會舉辦的「2017亞太安全對話」致詞時，特別向中國喊話，強調政府維持兩岸現狀的決心，但這無法由單方做到，需要兩岸雙方共同努力，也表達台灣將持續積極協助維護亞太區域安全及和平的決心。另一方面，北京對台動作與表態也處於相對冷靜的階段，估計這是進入十九大的敏感與謹慎的反應。 其次，從東亞局勢來看，前述的四海動盪的格局不但沒有改變，隨著北韓第六度的核試爆，朝鮮半島的局勢正達到中國外交部所說的「臨界點」；而美國國防部已經公布今年對南海自由航行的時程表，顯示，南海緊張情勢也會升溫，而對中國來說，即將到來十一月份的「川習二會」，才是重大的外交挑戰，何況伴隨著APEC領袖會議的「安習會」，中、日關係也面臨轉折點。 […]

蔡東杰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摘要 自1950年代以來，兩岸之分裂分治不僅是當時國際結構下的產物，此後全球政治結構之變遷與演進，無論是冷戰乃至後冷戰時期來臨，亦持續成為兩岸關係重要之外部變數來源。在此，本文嘗試爬梳整理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結構演進之某些可見脈絡，同時據此觀察分析兩岸關係之發展路徑，在導入最新現狀特徵後，希望對客觀預測下一階段相關議題之未來，能提供具體之思考助益。 壹、全球宏觀結構變遷之脈絡 如同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指稱的，儘管國家對外關係依舊以落實與捍衛內部利益（inward interest）為核心，隨著國際關係日益緊密化，諸如體系特徵、國際權力分配、主要國家政策等外部變數（external variables）之影響，確實愈來愈無可忽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重視總體宏觀結構對體系內行為者（目前仍以國家單位為主）可能帶來之影響外，由於結構本身同時具備了動態性質，亦即其內涵並非一成不變的，這也讓追蹤並觀察結構變遷，成為提升政策分析與預測能力的關鍵之一。 當然，結構變遷不可能隨時發生；尤為重要的是，比起變遷本身，促使變遷發生之能量內涵同樣值得關注。以20世紀下半葉（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為例，則霸權政策及其興衰、資本主義結構深化、民主意識普及化等，或許是最值得關注之主要動能來源。以下便對此分別述之。 （1）美國霸權興衰 儘管目前論斷美國霸權的「絕對衰落」為時尚早，但它對國際關係影響力「相對比例」下降或為不爭事實（例如其GDP佔全球比例從1950年代近半成降至2015年的24%，國防開支佔全球比例也從1950年代近半成降至2016年約36%，目前雖仍為第一大經濟體，2013-15年曾一度被中國擠下成為第二大貿易國家）。如同眾所周知，即便以美國霸權地位看似無庸置疑的冷戰時期為例，由體系內涵從1950年代「緊密兩極」到1970年代所謂「鬆散兩極」的發展，便可一窺美國國際地位之某種線性演進。更重要的是，美國並非僅僅是客觀存在的善意霸權（benign hegemony），而是自Truman總統時期起便以建構者（constructer）角色積極介入全球秩序，由此，自然也讓其影響力升降與國際結構變遷呈現正相關；尤其在進入21世紀後，無論朝G2或更廣泛之G20讓渡，美國霸權地位之未來，絕對是觀察下一階段全球結構變遷與國際關係發展的重中之重。 （2）資本體系深化 現代資本主義體系雖源起15-16世紀間，從某個角度看來，透過19世紀新帝國主義擴張逐步建立的「核心－邊陲」（core-periphery）結構，亦確實推動並形塑了某種「垂直性全球化」，儘管如此，藉由1950-60年代第三世界的解殖民政治獨立浪潮，以及隨後以資本化與工業化為特徵之「現代化」（modernization through capita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成為這些新興國家共通發展目標，從而首先讓資本體系深化進而獲得「水平性全球化」支撐，其次則明顯地拉抬了經濟議題在國際關係中，與傳統政治議題並駕齊驅，甚至隱然出現重要性超前趨勢之發展。由此，一方面經濟世界的「非零和」特徵不斷衝擊傳統國際政治的「零和」邏輯，由於全球化所帶來的「互賴」現象，[1]在深化議題連結性（linkage）之餘，更讓決策者在面對挑戰時，必須從更複雜角度來思考可能之利益計算（近期美、中關係互動便是一例）。 （3）民主意識普及 民主意識在20世紀下半葉逐漸成為思想主流，甚至在1990年代後由於蘇聯集團瓦解還出現「概念統一化」（conceptual unifying）的走向，固然或為不爭事實，但究其背景，無論由於歐洲現代民族主義導致國家競爭激化（由此一方面提升政府對人民的依賴度，也帶來教育普及發展），抑或因前述資本主義體系深化導致自由化與個人主義意識上升，既無可忽視，也是強化民主意識作為結構變數的背景來源。無論如何，由於相關意識「制度化」程度隨著數波民主化浪潮不斷增強，加上新媒體（網路與社群軟體）日益發達，這些都提高了對決策之「由下而上」（bottom-up）壓力。 就在前面三股動能（霸權政策、資本體系、民主意識）交相激盪下，20世紀中期以來的全球結構，大致呈現以下幾個階段性發展特徵： （1）冷戰化（1950-70年代） 由美國所主導，但蘇聯同時努力配合演出的冷戰（Cold War），一方面承接了由歐洲奠基的全球貿易網路，以及兩次世界大戰之外溢影響，為「政治全球化」提供了結構基礎，另方面也讓環環相扣之聯繫政治（linkage politics）特徵成為國際關係常態。自此，不僅國際政治中「獨立個案」比例日益降低，「牽一髮而動全身」亦為屢見不鮮之現象。除此之外，同樣延續自歐洲國際政治遺緒的，則是以「零和對抗」（zero-sum confrontation）為主的互動思考出發點和以「競爭」為常態之環境特徵。 （2）自由化（1980-90年代） 儘管「競爭」乃冷戰初期主軸，但隨著美蘇之間的（核武）僵持為國際政治帶來了某種「凍結性」影響，以及第三世界獨立運動帶來之「發展」浪潮，更為關鍵的，或許是作為發展理論指引的資本主義邏輯，無論是解放（liberation）抑或自由化（liberalization），其本質既相去無幾也殊途同歸。除此之外，不論其政策背景，美國自1980年代以來以「自由化」作為對外戰略重心，亦不無推波助瀾之效；由此，「以接觸代替對抗」乃成為國際關係中心的互動主流，無論「和解」（detente）或美中「關係正常化」都是在此一新背景下的邏輯性產物。 （3）全球化（2000年代以來） 關於「全球化」之概念探討雖早自1970年代便開始，但真正有意義之全球化，還是要等到蘇聯瓦解導致冷戰終結才提供必要契機。非但國際思想主流無論政治或經濟都呈現「一言堂化」之發展，有助於從規範面提供彌合結構缺口的關鍵能量，全球網路（worldwide web）從技術面所提供無遠弗屆之可能性，更進一步強化了全球化的「真實」，由此，跨國互動既成為某種常態現實，從超越國家利益角度重新思考並處理國家間議題，乃成為決策者無可迴避之挑戰，全球已簽署FTA總數從2000年不及100個，至2016年已超過400個，便是一例。 （4）民粹化（2020年代-?） 弔詭的是，雖然有冷戰化與自由化分別從政治與經濟面提供支撐，從而奠下21世紀以來看似無庸置疑之全球化結構面貌，猶如牛頓第三作用力定律之暗示，近年來不僅「裂解」成為某種新現象，無論2011年「時代雜誌」將全球抗議者選為年度風雲人物，[2]抑或此起彼落的極右派言論讓Fukuyama不禁興起「民粹式族群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氾濫之嘆，[3]至少都引導出某種結構逐漸趨於動盪之可能方向。至於其緣由與內涵，個人會在後面篇幅進一步論述。 貳、兩岸關係回顧：從對抗到交流 起自1949年「分裂分治」現實的兩岸關係，既與前述全球結構內涵之階段性變遷同時並進，事實上也經常是其發展之依賴變數（dependent variable），何況兩岸處於N.J. Spykman所謂邊緣地帶（rimland）之關鍵地緣位置上，[4]更無法與結構切割。以下，便試圖先據此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兩岸關係互動之階段性演進 階段區分 1.0 2.0 3.0 4.0 時間斷代 1950-70年代 1980-90年代 2000-10年代 2020年代? 主軸內涵 冷戰化 自由化 […]

楊昊 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執行長 政治大學東亞所副教授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壹、前言 亞洲的崛起，是全球矚目的焦點，它不僅是製造業聚集的鉅型生產基地，更擁有超過40億消費人口的龐大市場，成為驅動世界前行的成長引擎。亞洲的發展經驗，是數百年前縱橫全球的歐陸殖民者難以想像的嶄新格局；早已習慣歐洲中心主義思維的政治菁英，更需重新認清全球發展重心正逐漸東移的政經現實。 位於亞洲東南沿海陸板塊的國家群，自1960年代末期開始興起區域主義浪潮，然而，相關國家囿於彼此猜忌，早期僅同意發展低度區域合作，欠缺整體串連的想像，更少見有效整合的成功政策經驗。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歷經五十年來發展，讓東南亞從互信破碎的敵視國家群，逐漸發展成具有整合議程的區域共同體。 隨著共同體發展計畫的逐漸成熟，6.5億人的生產基地與龐大市場等雙重優勢引起了亞洲主要大國的重視。中國、日本、韓國等亞洲主要大國紛紛強化對東南亞國家的合作關係，除了各自提出大型投資計畫、推進交通連結與基礎建設開發案，同時也藉由獨資或合資的方式經略新型態的產業園區。從東協加一、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 APT）、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到東協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推進，說明了小國集團與大國角力之間存在著互利多贏的共伴效應，正在協力提升亞洲於全球政經體系中的戰略權重。 隨著東南亞重要性日增，亞洲的主要國家近年來強化了積極經略區域國家與東協的力道，除了前述的中、日、韓，包括美國、俄羅斯、印度與台灣都期待能藉由與區域國家密切交往，運用各自特色及優勢，轉換成參與及領銜東協與亞洲整合的能量。 其中，自2013年開始醞釀並大幅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Belt & Road Initiative），就是中國試圖以「西進」為全球「帶路」的地緣政經舉措，而東南亞更是其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站。相較於一帶一路，台灣自2016年起全力深耕的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同樣以東南亞、南亞為關注，藉由台灣與「南向」周邊國家的資源共享與多元夥伴關係的建構，促成台灣融入以東協主導的區域整合進程。北京的西進與台灣的南向在規劃與實踐方面，分別呈現出不同國家對於亞洲發展的個別想像，同時也揭示了各自對區域合作與區域整合的各自定位。 本文將分為五個部份，第一部份是為前言；第二部份為北京的一帶一路倡議，探討其為世界帶路的思維與作為；第三部份則是關注台灣新南向政策的必要性與戰略意義；第四部份則是以中越雙公報為例，檢視一帶一路倡議可能對台灣造成的影響與衝擊；最後一個部份則是結語。 貳、中國的西進：北京為世界帶路的思維與作為 中國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了「一帶一路」的倡議，藉由海陸雙軸的西進前行，除了希望帶動周邊國家的交通基礎建設網絡與經濟發展，顯然也試圖解決中國內部產能過剩的潛在挑戰，將國內危機轉換成國際商機。以習近平所主導的中國西進，至少具有下列四個特徵。 (一)，這項大戰略的海陸雙軸，指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前者由中國西部前進中亞，一路延伸到歐陸，滿足了西部開發的需求以及對中亞能源及交通網絡的需要。後者則是由中國東南沿岸出海，以東南亞為首站，鞏固睦鄰邦誼，隨後連接主要海路後由西亞轉進歐洲。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的佈局的確超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四代領導人，是習近平為中國帶路的全球戰略，貫穿以歐亞大陸為主體的世界島，掌握世界政治心臟地帶的戰略意圖，清晰可見。 (二)，西進之舉，明確止於歐洲邊緣，可被視為是北京繞往地球的另一端來回應中、美之間的新型態大國關係未明情勢。藉著深入美國在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中的盟友，中國由東歐轉進，藉由金援與開發，具體強化自身在歐洲區域中的政經影響力。不可諱言地，北京對於交通基礎建設與經濟走廊的鉅資貢獻，提供了充沛的經濟資源，極有可能間接削弱了美國在亞洲盟邦與歐洲盟友中的影響力，甚至造成相關國家的戰略轉向。 (三)，中國不僅為世界帶路，它的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更清楚對焦東南亞。帶路佈局在東南亞的發展，係透過雙邊投資計畫建立合作基點，並且以交通運輸、能源基礎建設將「點」連結成「線」。所通過的東南亞國家中，尤以柬埔寨、寮國、緬甸、與馬來西亞最為支持，積極響應關於交通基礎建設、園區建設、旅遊合作、智庫合作、產業合作、經貿合作、銀行融資與智庫合作等領域（請參見表一）。有了周邊國家的響應，中國得以將交通與經濟走廊的多組支線擴展成「面」，形塑一個「迫切需要中國支援」、「善意容納中國崛起」的發展腹地。 表一 2017年中國與東協國家達成的一帶一路具體合作成果 印尼 雅萬高鐵項目融資協議；經貿合作協議；化工、冶金、石化等領域產能合作融資合作協議 汶萊 媒體交流合作諒解備忘錄；智庫合作促進計畫諒解備忘錄 柬埔寨 一帶一路政府間雙邊合作規劃；關於加強基礎設施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一帶一路交通運輸領域合作文件；關於建立中柬聯合海洋觀測站議定書；公路項目貸款協議；關於強化標準合作、助推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倡議；工業園、輸變電、風電、水壩、衛星、液壓器廠等項目貸款協議；旅遊合作備忘錄實施方案；媒體交流合作諒解備忘錄；智庫合作促進計畫諒解備忘錄；柬埔寨加華銀行開展融資、債券承銷等領域合作 泰國 政府間和平利用核能協定；泰國進出口銀行簽署授信額度框架協議，開展轉貸款、貿易融資等領域合作 馬來西亞 政府間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水資源領域諒解備忘錄；關於強化標準合作、助推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倡議；化工、冶金、石化等領域產能合作融資合作協議；馬來西亞馬來亞銀行開展融資、債券承銷等領域合作；馬來西亞進出口銀行簽署授信額度框架協議，開展轉貸款、貿易融資等領域合作 菲律賓 經貿合作協議；融資授信額度戰略合作框架協議；菲律賓首都銀行開展融資、債券承銷等領域合作 越南 輕軌項目貸款協議；經貿合作協議；電子商務合作諒解備忘錄 新加坡 政府間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 寮國 […]

郭育仁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壹、半島危機與大國博奕 從2017年3月6日北韓試射導彈到4月18日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確認應對北韓三原則的一個半月，可視為安倍主動外交的展現，也為日本第二波國家安全改革與凝聚修憲共識提供基礎。 金正恩上台至今無視國際壓力，逐步按照核武目標進行導彈試射與核試爆，五年多來共試射87枚導彈，2017年至今就已試射14次21枚導彈。從四次指標事件可歸納北韓威脅提升的四大階段：機動性發射包含潛射、長距離打擊、飽和攻擊、與可能的核打擊能力，大幅提高反導彈系統偵測與攔截難度，迫使美日必須調整外交與軍事因應策略。 2016年9月3日北韓進行第六次核試爆，威力至少有16萬噸黃色炸藥也是歷來最強。日本防衛研究所〈2017年東亞戰略概觀〉（東アジア戦略概観 2017）直指，北韓可能已具備核彈頭小型化技術。2016年8月24日北韓試射「北極星1號」（Pukkuksong-1, KN-11）潛射飛彈（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 SLBM），首次飛入日本防空識別區。日韓軍方皆研判KN-11使用固態燃料，若以正常角度發射，射程可達一千公里。 2017年2月12日北韓試射「北極星2號」（Pukguksong-2, KN-15）導彈落入日本海。日本研判KN-15採固態燃料，射程達三千公里可覆蓋日本全境，並由「車載發射架」（transporter erector launcher, TEL）發射，具高機動性。2017年7月4日北韓試射「火星14號」（Hwasong-14, KN-14）導彈落入距離日本海。日本防衛省研判此次KN-14以「高彈道」（lofted trajectory）發射，若以正常角度發射，射程可達美國阿拉斯加州。北韓中央電視臺也證實，此次KN-14飛行距離達到933公里，最大高度為2802公里。2017年3月6日北韓發射四枚「飛毛腿-ER」（Scud-ER），三枚落在日本「專屬經濟海域」（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能登半島周邊200公里至向北80公里位置，是距離日本本土最近的一次。並以多彈齊落方式試射，顯示北韓在飛彈控制與資訊傳輸有極大進步。 當天安倍在國會表示，北韓威脅已進入新階段，日本無法再坐視，史無前例一天召開三次緊急國安會，並致電川普商討應有的戰略作為。4月2日川普接受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專訪表示：「如果中國不解決北韓問題，美國會自己來」（Well if China is not going to solve North Korea, we will）。「如果中國願意配合，對中國將是非常好的事情，如果中國拒絕合作，對任何人都不好」（If they do, that will be very good for China, and if they don’t, it won’t be good for anyone）。不惜以動武姿態施壓即將到訪的習近平。朝鮮半島局勢再次躍升為牽動中美日俄大國博弈的主結構。   […]

  司徒文 台灣大學國際學院客座教授   有報導指出川普政府即將在今年秋天發表一系列外交政策立場的白皮書，其中包括整體的國家安全戰略規劃，然而川普政府截至目前為止在外交政策上充斥著矛盾與不一致的現象，這些問題恐怕並不會因此而得到改善。 川普總統的人格特質使得推測的工作困難重重 要正確評估川普政府亞洲政策的方向並不容易，以下是幾個主要的原因：川普本身帶有自我感覺良好、漫不經心與喜怒無常的人格特質，對於歷史資料、美國政策和世界局勢的最基本事實也渾然不知，而且顯然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多加傾聽和學習。這種以管窺豹到可憐地步的世界觀，反應出他含著金湯匙出生、用大半輩子投入不動產領域、將自己名字當成品牌經營、舉辦選美比賽以及擔任電視節目主持人的貧乏人生經驗。 這使得川普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三不五時就會陷入這種胡言亂語的窘境。三月的時候，川普對德國總理梅克爾表示，德國貿易談判代表的表現比美國的代表優秀許多，這句話讓梅克爾感到一頭霧水，因為美國和德國事實上從來沒有針對貿易協定進行過任何談判，川普還誣指德國欠美國「很大一筆錢」。四月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川普表示韓國「過去的確曾經是中國的一部份」，雖然川普隨即說這是習近平告訴他的，但是這可並不是事實。五月的時候，川普公開宣稱如果能見到北韓獨裁領導者金正恩，將會是「很榮幸」的一件事；對於被控打著反毒名義就隨意殘殺數千名毒販與嫌犯的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川普甚至表示歡迎對方前往白宮一遊。   這些明顯違背事實，或者說最起碼也是不重視細節的輕率言論，似乎也相當程度傳染給白宮的官員了。白宮於七月發表的一份聲明中，居然把習近平說成是「中華民國」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另外也誤將安倍晉三當成日本的總統而不是總理，甚至就連加拿大總理的名字賈斯汀（Justin Trudeau）都能叫錯成喬（Joe）了。 川普邀請金正恩和杜特蒂的舉動，象徵川普政府在外交政策導向上另一個最讓人感到傷腦筋的問題——他經常批評盟邦、朋友和鄰國，反之卻明顯對獨裁領導人流露出好感，特別是對普丁和習近平這兩個施政方針都有礙美國利益的國家領導人。 接二連三的謊言 我們也要小心應付川普扭曲事實和胡說八道的毛病，根據《華盛頓郵報》在八月25日的統計調查結果揭曉，川普總統自入主白宮這218天以來，就已經提出1,094則錯誤或具誤導性的說詞——平均一天五則。 《紐約時報》在七月21日也有一則類似的追蹤報導，指出川普自就任以來已經撒了116個謊，其中跟外交政策有關的不實陳述包括： 「造假媒體走開，說什麼『川普改變了對中國的立場』，我才沒有改變立場」（事實上，他就是改變了） 「在談到操弄匯率的時候，我的確曾經表示過，如果中國繼續執迷不悟的話，那我就會在上任後不久，指控他們是匯率操縱國。之後，我真的選上了總統，而他們——在一得知我勝選之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停止操弄」（中國其實早在2014年就已經放寬匯率的浮動空間了） 「中國將獲准再額外興建好幾百座火力發電廠，這個意思是說，如果依照（氣候變遷）協議執行的話，我們不能蓋電廠，但是他們可以。印度也是，他們到2020年為止，碳排放量還有增加一倍的空間」（該協議其實並未涉及准或不准設立火力發電廠的議題） 「和墨西哥的貿易赤字已經逼近700億美元，就連和加拿大之間也有著170億美元的貿易赤字」（事實上，美國在2016年對加拿大不但不是貿易赤字，反而還享有81億美元的貿易盈餘；而美國對墨西哥商品貿易赤字的金額也是644億美元） 「你們知道嗎，跟過去相比，我們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省下了好幾十億美元——這一切都是因為我的緣故」（美國早在2014年就已經針對要求北約國家提高經費負擔一事，進行協商了） 找不到人的川普政府仍舊分崩離析 另一個有礙美國將來政策走向的問題，出在川普政府在很多重要的高階職位上都還找不到派任人選，當中最嚴重的，莫過於國務院到現在居然還找不到專責處理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以及在面對北韓危機的當下居然派不出駐南韓大使。不僅如此，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打算大幅精簡國務院人力、刪減31%經費支出的計畫不但從來沒有停過，還打算從政府部門以外引進顧問公司進行國務院的組織再造。根據《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在七月31日的報導：「來意不善的白宮在刪減（國務院的）預算時毫不手軟，沒什麼淵源的領導人刪除了許多職位跟專案計畫，國務院的氣氛也從來沒有如此低迷過。」 更禍不單行的問題，則是川普政府的幕僚群對於政策走向一直陷入分裂與內鬥的窘境，對中政策就是一個相當明顯的例子。出身自美國投資銀行界的官員像是財政部部長梅努欽（Steve Mnuchin）、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孔恩（Gary Cohn）和副國家安全顧問鮑爾（Dina Powell）都比較傾向維持傳統美、中之間的關係，亦即就整體而言，維持雙邊關係的重要性優於計較零星的利益衝突——雖然這樣的衝突不勝枚舉。梅努欽、孔恩和鮑爾三人之前都曾任職於投資銀行高盛，而高盛其中一個主要的獲利來源就是中國，就連川普的女婿庫希納（Jared Kushner）也屬於這個陣營——他需要仰賴中國買主的青睞好延續家族經營的不動產事業，至於他的太太、川普自己的女兒伊凡卡（Ivanka Trump）所經營的自有品牌中，也是有許多商品是由中國所生產製造的。 相較之下，白宮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和甫離職的巴農（Steve Bannon）兩人對中國的態度就強硬了許多，商務部部長羅斯（Wilbur Ross）雖然也是投資銀行業者出身，但是從新聞報導不難看出其在對中貿易議題上也採取較強硬的主張，另外像是國安會亞太資深主任蒲亭杰（Matt Pottinger）基於過去多年擔任記者的工作經驗，也對中國有更深入透徹的認知。最重要的是，主張捍衛台灣的國防部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其態度之強硬，與中國相較也毫不遜色。報導指出，馬蒂斯在六月於新加坡所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談」（Shangri-La Dialogue）中挑明，儘管他很清楚美國不會更改一中政策，但是卻無礙於幫助台灣完成自我防衛，這一席公開承諾讓北京方面怒不可遏： 『國防部將堅定維持與台灣民選政府之間的合作，提供一切必要的防衛武器，信守美國在《台灣關係法》當中的義務，這都是因為我們支持以台灣海峽兩岸人民都能接受的和平方式，解決所有爭端。』 會議中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代表一如預期地反對馬蒂斯的說法，反對美國提供任何軍售給台灣，指責馬蒂斯居然無視美中簽署三公報的重要性。 馬蒂斯對於南海問題的看法也同樣讓北京方面火冒三丈： 『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中國在南海構築工事的規模和效應都與區域內的其他國家大不相同，這意味著軍事化的本質。中國不顧國際法的規範，藐視其他國家的利益，使得以非對抗性手段解決問題的方式變得困難重重。』 『我們反對任何國家將人工島礁軍事化以利提出專屬領海主權的行為，這種行為並不符合國際法的規範。我們不能、也不會接受單方面強行改變現狀的作法。無論是在什麼地方，只要是符合國際法的規範，我們都將繼續維持海運與空運的航行與相關作業，在南海及周邊區域以實地操作的方式，展現我們的決心。我們在這個區域的各種活動將展現我們的意志，捍衛我們受到國際法保障的利益和自由。』 美國軍方和情治系統通常是最在意中國對美國利益會造成威脅的兩大單位，自然也是對看好美、中關係發展這種論點最感到憂心忡忡的一群人。以中央情報局局長龐皮歐（Mike Pompeo）在七月26日接受《華盛頓自由燈塔》（Washington Free Beacon）記者葛茨（Bill Gertz）的專訪為例，他直言不諱指出中國就長期而言將會是美國最大的威脅來源： 『以中、長期來看的話…，相較於其他（國家）而言，中國擁有最足以對抗美國的實力，（中國快速成長的軍力）大量集中在如何對抗美國軍力投射的能力。所以不管是在南海或是在東海，在地球的另一端你都會看到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如果想要進一步取得更多資訊，他們就會試圖竊取我們的情資，或是加強反情報的工作，最常見的當然是雙管齊下。…這麼說吧，我們和中國有著各式各樣的關係，跟中國之間的商業往來也很密切，但是我還是認為，當他們思考自己在世界局勢中的定位時，他們用來界定自己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的方式，就是能夠和美國一對一，而不是和任何其他國家相互較量。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換一種方式來說的話，我想，當中國人站上國際舞台的時候，他們也會自認為是另一股帶有對抗色彩的強權國家，所以會試圖透過他們所認定的情報工作表現出他們也是強權國家的樣貌。所以說呢，就我們目前所知，有些人是受命於總參三部（3PLA），有些人則來自於其他更不可考的單位。不過不管他們來自於哪裡，他們都會竭盡所能取得情資，…他們的任務都帶有在美、中單獨對抗的關係中，削減美國相對優勢的目的，而達成任務的其中一種方式，就是透過這些層出不窮刺探工作，透過各種的間諜行為。』 葛茨身為《華盛頓自由燈塔》的編輯，他之前也採訪了中國備受爭議的鉅富郭文貴。郭文貴曾經躋身中國的菁英階級，據說跟中國的情報部門也有著密切的往來，由他公開爆料中國針對美國的間諜活動，無疑更強化了中情局局長對於中國威脅論的觀點。郭文貴指稱北京方面在過去五十多年來一直在美國境內發展間諜組織，當中包括將近25,000名情報系統的政府官員，還有超過15,000名受雇於中國的美國情報工作者，並且自2012年起積極擴展間諜活動的範圍。雖然這些數字可能有些誇大，但是中國間諜活動對美國造成的威脅卻是不爭的事實。 川普對待台、中的態度也搖擺不定 不只是美國軍方和情治單位的領導人，就連美國國會也密切關注來自於中國的威脅，而川普總統的態度雖然搖擺不定，但是大致上還是採取了比較偏重中國的立場。競選期間不時對中國提出強烈的批判，去年十二月2日還和台灣蔡英文總統在電話上互動愉快，想不到川普旋即改弦更張，回歸到美國比較老派作風的政策基調對待中國和台灣。十二月11日，川普在推特上發文表示「除非我們和中國之間達成交易，否則我不曉得為什麼我們自己要被一個中國政策給綁著…」——言外之意彷彿台灣只是在談判桌上的籌碼。 另一方面，國務卿提勒森在任命聽證會上特別向台灣再次保證：「台灣人民是美國的朋友，不應該被當成談判籌碼。美國對台灣不但負有法律上的承諾，同時帶有道德上的義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再次重申了「六大保證」，而其中之一就是美國不會改變對於台灣主權所秉持的立場。 然而川普總統在四月6、7兩日於海湖莊園（Mar-a-Lago）與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會面時，似乎又誤以為自己與習近平建立了一定的默契，以為習近平有辦法制住北韓，以為中國會開始逐步削減對美國的龐大貿易順差。雖然川普當時還沒有從習近平身上得到任何具體的承諾，但是卻已經迫不及待地歌頌自己在腦海中與中國領導人所建立的友誼：「我們之間的互動良好，對彼此都有好感。我蠻喜歡他的，他的夫人也很棒」，但是他也承認「到目前為止我還一無所獲，什麼都沒有」，接著還補了一句「但是我們已經搭起友誼的橋樑——我可以感受到這一點——而且我認為再多經過一些時間之後，我們會有非常、非常要好的關係，我真的非常期待這樣的結果。」 就算在北韓問題都還沒取得任何進展，川普總統還是一樣給與習近平高度評價。當中國遭受監禁的異議人士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七月13日過世的時候，川普還是——在巴黎與法國總統馬克宏一起舉行聯合記者會的時候——把習近平稱做朋友，而且是一位值得尊敬、了不起的領袖：「他是非常能幹的人，在我眼中，他是個很好的人，他熱愛中國，我可以跟你保證，他真的非常愛中國，希望能夠為中國做一些正確的事情。」 […]

長島昭久 日本眾議院議員、前防衛副大臣   本世紀最大的戰略課題是，如何管控「中國崛起」。換言之，應該如何將憑藉經濟實力與軍事力量不斷向外擴張的中國言行納入既有的國際秩序體系。在此意義下，中國的崛起是攸關本世紀國際秩序根本的最重要國際政治課題，同時也是亞太區域安全保障所面臨最嚴峻的挑戰。伴隨著作為原有國際秩序霸權國家的美國，影響力持續下降，在美國對亞太區域安全保障的承諾也蒙上一層氤氳的今日，面對中國的崛起更讓人想起「修昔底德陷阱」般的嚴峻戰略挑戰。 季辛吉博士（Henry Alfred Kissinge）將此一現狀評為:「現今國際秩序是二次大戰後最不穩定的狀態」。在其新著作《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中指出，「世界面臨最大的危機是國際秩序從一個體系轉向另一個體系」，並警告「倘若放任為所妄為不知自我節制」，「直到新秩序確立為止，混亂將一直持續下去」。 特別是在亞洲太平洋地區，以中國為首的「陸權國家」與以美國為首的「海權國家」之間，典型的地緣政治戰略上的兩強相互傾軋持續擴大。正如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以來反覆持續兩千多年般，即使到了今日仍然在大國競爭間，努力摸索尋求周旋在大國的國際權力均衡上的新平衡點。其中，目前緊張局勢最有可能一觸即發的最前線是朝鮮半島，以及今天的主要課題台灣海峽。 冷戰結束後歷經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至今仍然是戰爭的引爆點，其最主要的理由除半島與海峽作為地緣政治上陸權與海權國家間權力均勢的複雜緩衝地帶，別無其他。朝鮮半島與陸權國家中國相互比鄰（因此容易受到其直接影響），同時半島南端的南韓與海權國家的美國互結同盟關係部署軍事力量；另一方面，在台灣海峽，雖然台灣堅持與海權國家美國在共同價值為基礎下互為準同盟關係，然而中國堅持領土主權的完整性，主張武力統一的強硬姿態也絲毫未曾有所退縮。 就如同許多地緣政治戰略專家所擔心，倘若美國與中國之間發生「權力移轉」，台灣的未來走向將是決定性的指標。因此，無論是中國或美國，包含日本在內的此區域內國家都無從選擇，只能隨時提醒自己注意到這件事。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與《美中上海公報》），自毛澤東主席以來歷任中國國家領導人，都將「台灣統一」作為最終必須實現的願望，逐步推展所有實現願望的準備工作。台灣位處中國人民解放軍海空軍進入太平洋的重要地緣戰略要衝。自北京遠眺太平洋，那麼從日本九州途經日本西南諸島到台灣所形成的這條線（第一島鏈北端），正好以關閉太平洋進出口的形式覆蓋著。日本西南諸島與台灣相鄰，特別是分隔沖繩本島與宮古島的宮古海峽，以及分隔台灣與菲律賓的巴士海峽，分別作為遏抑中國潛艇進出太平洋的咽喉。因此，對想要挑戰美國霸權的中國而言，控制台灣是必要不可或缺的一步。此外，由於台灣位於東海與南海之間的交會點上，中國極盡所有可能想要控制台灣，如此一來，在東海，中國可以一舉突破日本對尖閣群島的有效控制，在南海，對於那些連領海或專屬經濟海域都無法主張的礁岩或暗礁周邊，中國也建造起龐大的人造島並在上面建立軍事基地將之串聯起來。 另一方面，從美國角度而言，台灣位處日本列島、西南諸島一路串聯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第一島鏈中心位置，牽制中國進出海洋，台灣「事實上的獨立」（維持現狀不受中國控制），可說是亞洲太平洋戰略上的關鍵點。因此，美國即使在與中華民國（台灣）斷絕邦交後，仍然制定《台灣關係法》，用以牽制中國，根據該法第二條二項第四款，「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的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第五款「提供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人民」、以及第六款「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而危及台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 美國和中國圍繞著台灣海峽，局勢緊繃衝突到達一觸即發的臨戰狀態，過去至今至少有過三次。第一次台海危機爆發於1954年9月（九三炮戰），朝鮮戰爭終於達成停火協議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對金門島的駐軍展開轟炸。隔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占據一江山島，因台灣方面棄守附近大陳島，使得緊張態勢趨緩獲得解決；第二次台海危機發生於1958年8月（八二三炮戰），同樣是對駐守金門島的台灣駐軍展開炮擊，總計四十四天的猛烈炮擊期間，落彈五十五萬發，台灣方面包含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在內死傷眾多。對此，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以「中國企圖侵略台灣」為由，提供台灣武器援助用以表達支持。10月，中國以「人道考量」為由，解除對金門、馬祖的封鎖，片面宣告停戰一周，正面迴避與美國爆發全面性戰爭危機。 第三次台海危機是發生在1995-96年。1995年7月到隔年3月為止，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朝台灣海峽在台灣周邊海域實施飛彈演習。1995年8月解放軍海軍實施海上軍事演練、11月擴大規模舉行兩棲登陸作戰操演。隔年1996年3月，舉行極具挑釁的第三波飛彈試射演習，飛彈落在基隆與高雄外海。因此，美國總統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Bill” Clinton）在3月8日，宣布將已經部署在西太平洋的獨立號航空母艦戰鬥群派遣至台灣周邊海域待命。隨著中國方面宣布繼續試射飛彈，緊急將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戰鬥群從波斯灣調派部屬在台灣海峽。雖然台灣海峽周邊緊張局勢持續升高維持數週，然而中國軍隊在無法有效掌握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所在位置，彼此作戰能力明顯落差下，自不得不撤銷飛彈演習。 第三次台海危機，中國遭致孫子兵法所言，「不戰而勝」的相反，「不戰而敗」的屈辱結果，其後以此為重大轉折契機，中國朝軍事現代化跟擴軍邁進。在此意義下，此次台海危機後中國軍備擴充，與美蘇冷戰時期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後，蘇聯海軍軍力增強可堪對比。亦即，蘇聯在1964年布里茲涅夫政權時，自1966年開始依據五年計畫，擴大核子戰略戰力能量的同時，開發、強化搭載SS-N8（有效射程8000km）、SS-N18（有效射程6500km）的德爾塔級彈道飛彈潛艦（667B型核潛艇），其顯著之進步讓美國嚴重感到威脅。此外，蘇聯也強化海軍綜合戰力，可在印度洋等國際海域展開部署以強化存在感等，古巴飛彈危機後約略七年的時間，蘇聯的綜和軍事力量幾乎已經追趕上美國。其結果是在1969年展開第一輪的美蘇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 I）。迫使美國不得不採取拳擊術語中的纏抱戰術。 另一方面，藉由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深刻體認與美國海軍實力差距的中國，為彌補差距隔年開始大幅擴大軍備。從1996年到2015年，中國國防開支在二十年間大幅增長620%。 無論如何，一般咸信當時中國海軍體悟到兩件事。分別是，中國本身近海防禦能力的脆弱性，以及為了克服美軍壓倒性的制海能力，有必要建構可以阻絕美軍制海能力的「非對稱作戰能力」（asymmetric force）。此舉促使飛彈有效射程與精準度提升，並朝向增強非對稱作戰的潛艇戰力發展，用來威脅以航空母艦為首的美國水面上艦艇。如此一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面性的對美國前進部署戰力構成威脅。1996年台海危機時，在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前，不得不偃旗息鼓的中國海軍新型驅逐艦及巡防艦總數為4至5艘，截至2016年一舉膨脹十倍以上達到52艘；並且以卓越靜音能力俄羅斯基洛級潛水艇為首，中國國產宋級、元級潛水艇，均裝備號稱世上最快速的反艦巡弋飛彈（ASCM）。商級核動力攻擊潛艇以及其改良型用以替代漢級核動力潛艇，甚至是配備潛射彈道飛彈（SLBM）的新世代晉級核動力戰略潛艇，用以確保核報復能力的穩定性。這些潛水艇戰力，也由1996年當時的3至4艘，2016年擴展到十倍以上的46艘。特別是中國潛水艇與後面將提及的空軍戰力，相較於最新型陸基東風-21D反艦飛彈對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的危害，具備更大的威脅能力。 空軍戰力也存在著相同的情形，與日本、美國第四代戰機（F-15、F-16、F-18）能力相當的殲-10（J-10）、殲-11（Su-27/ J -11）、蘇愷30（Su-30）、殲-15（J-15，2016年開始部署），總數由1996年的40架，逐步擴展至今日的810架，甚至凌駕日本航空自衛隊（F-15、F-2的293架）與駐防日本美國第七艦隊旗下第四、五代戰機（F-15、F-16、F-18、F-22、F-35等共約300架）之上。這些海空軍戰力與中國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所擁有的彈道飛彈級巡弋飛彈，一同建構起強大的區域阻絕/反介入（A2/AD）能力。尤其是，空射反艦飛彈在質量上顯著的提升，96年，強5（Q-5）攻擊機搭配鷹擊81反艦飛彈（YJ-81）合計射程僅有670km，然而現今殲-16戰鬥轟炸機配備鷹擊62反艦飛彈（YJ-62）合計射程擴大到1780km，對美國海軍水面艦艇構成極大威脅。 另外根據，今年六月美國國防部所公布的《年度國防報告書》指出，中國在南海礁岩所建造的七個人工島礁中的永暑礁、渚碧礁及美濟礁，分別建造了可容納24架戰機的機庫。這3座人工島礁都建有約3000公尺長的跑道、大型港口，並持續建設軍營及管理大樓、通訊設施等。將來一旦所有設施建造完成，可以在南海部署三個最大的戰鬥機部隊。連同已經完成的西沙群島設施，意味著中國可以在南海全部海域部署1-2艘航空母艦戰鬥群的作戰能力。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研究員伊斯坎德·雷曼分析指出，中國不顧國際社會抨擊聲浪，採取強硬姿態，其目的是想將南海作為中國核動力戰略潛艇可以自由活動的「聖域」。亦即，以海南島三亞作為基地的中國核動力戰略潛艇其部署水域可以從南海突破第一島鏈防線進入西太平洋，確保美國本土能夠涵蓋在中國長程彈道飛彈射程內的第二擊（報復）能力。如同冷戰時期，蘇聯戰略潛艇將巴倫支海或鄂霍茲克海視為聖域，虎視眈眈瞄準美國般。 如上所述中國急速擴軍的結果，倘若現在發生與1996年台海危機時相同的情況，美國政府能否像當時一樣毫無顧忌地將航空母艦戰鬥群部署在台灣海峽，相當令人存疑。這樣的情況不單是台灣所要面對的嚴峻現實，就日本安全保障而言同樣也是如此。 美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兩份最新報告，《美中軍力對比》（The 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 2015）及《與中國開戰，想不敢想之事》（War with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 2016），詳細研究分析「台灣衝突情景」，不僅可作為如何看待當前情勢，更是認真思考未來嚴峻情勢的重要參考資料。蘭德公司報告預想美中軍事衝突的四種情景分別是，①美中爆發全面性戰爭，②東海衝突（主要是日中衝突所引起），③台灣衝突，④南海衝突（南沙群島）。特別是圍繞在台灣衝突的情景，例如「中國的反艦作戰」、「美軍對中國陸上目標的航空作戰」等各種作戰演練項目，以計分形式分別評析美中軍事優劣之處。從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爆發開始，分別就2003年、2010年、2017年，每七年分析一次。 礙於時間有限，沒有辦法詳細說明蘭德公司的研究分析過程，但其分析結果，應仍然可以給我們許多反思。 美國的作戰遂行能力（阻止中國侵略台灣），由於中國解放軍的軍事力急遽提升相對降低。尤其是，中國加速更新至第四代戰機，增加美軍確保空中優勢的困難度。 對美軍而言，特別感到威脅的是，顯著強化的中國潛艇作戰能力。根據美國國防部今年六月所公布的年度中國軍力報告書，中國擁有常規柴油動力攻擊潛艇製54艘，加上商級核能攻擊潛艇以及裝載彈道飛彈（有效射程7400km）的晉級戰略核潛艇等，2020年前潛艇總數將達到69至78艘。 […]